第一篇：我國數控機床產業發展現狀及未來展望

中國機床工業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逐步發展起來，到現在已經走過60年的發展歷程。中國的數控機床在近30年中，獲得了技術和產量上的迅猛發展，并運用到各行業用戶中。國內產品還爭相出口，并在世界四大國際機床展覽會上都有亮相，成績顯著。

“十一五”期間，隨著一系列關鍵技術的突破和自主生產能力的形成，我國開始突出“外國制造”的“重圍”，進入世界高速數控機床和高精度數控機床生產國的行列。

從產量來看。2010年我國機床工具行業實現工業總產值5536.8億元，同比增長40.6%；數控機床產量達到23.6萬臺，同比增長62.2%；2010年我國機床產值和數控機床產量均列世界第一位。整個“十一五”期間，在需求的拉動下，我國數控機床產量保持高速增長，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37.4%。2010年的增長數據意味著數控機床的發展已經步入新階段。從技術發展水平來看。隨著“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裝備重大專項”重點任務陸續完成，我國國產機床數控化率由“十五”末的35.5%提高到“十一五”末的51.9%。我國在數控系統方面已經開發出多軸多通道、總線式高檔數控裝置產品。武漢華中數控股份有限公司、沈陽高精數控技術有限公司等單位已完成50多套開放式全數字高檔數控裝置的生產。國產數控機床產品覆蓋超重型機床、高精度機床、特種加工機床、鍛壓設備、前沿高技術機床等領域。特別是在五軸聯動數控機床、數控超重型機床、立式臥式加工中心、數控車床、數控齒輪加工機床領域，部分技術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國產五軸聯動數控機床品種日趨增多，五軸聯動加工中心、五軸數控銑床、五軸龍門銑床、五軸落地銑鏜床等均在國內研制成功，改變了國際強手對數控機床產業的壟斷局面，加速了我國從機床生產大國走向機床制造強國的進程。

從市場需求情況來看。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數控機床進口國和消費國，2010年，中國機床消費同比增長43%，達到284.8億美元，進口約為94億美元，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機床消費國。雖然“十一五”期間機床行業實現了較快發展，但高檔數控機床產值僅約占金屬加工機床行業產值的10～15%，面對巨大的消費市場，國內機床生產企業的生產能力無法滿足迅速膨脹的市場需求，多數高檔數控機床產品仍需大量從國外進口。

雖然我國數控機床制造水平有所提升，但對外貿易狀況仍令人擔憂。一方面是數控機床出口單價的持續下滑，下降幅度較大的有臥式加工中心、龍門加工中心、數控磨床、數控沖床等。除人民幣升值外，企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競相壓價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高檔數控機床的進口份額不降反增，2010年高檔機床的進口額占中國金屬切削機床總消費額的36%，同比增長高達60%，進口產品擠壓了國內企業的生存空間，加之國內產品的同質化競爭威脅，國內多數機床企業高檔數控機床毛利率出現下降態勢。

展望“十二五”，我國數控機床的發展將努力解決主機大而不強、數控系統和功能部件發展滯后、高檔數控機床關鍵技術差距大、產品質量穩定性不高、行業整體經濟效益差等問題，將培育核心競爭力、自主創新、量化融合以及品牌建設等方面提升到戰略高度，實現工業總產值8000億元的目標。并力爭通過10～15年的時間，實現由機床工具生產大國向機床工具強國轉變，實現國產中高檔數控機床在國內市場占有主導地位等一系列中長期目標。

第二篇：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現狀及未來發展展望

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現狀及未來發展展望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中國走過了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光輝歷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我國糧食行業完成了從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變，糧食企業在改革中不斷壯大，糧食購銷市場體系不斷完善，糧食儲備及安全體系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以及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讓我們心潮澎湃；展望糧食企業以及糧食安全體系建設的未來，讓我們深感任重而道遠。

一、糧食流通體制的形成與演變

（一）糧食統購統銷體制的建立及成就。我國在社會主義改造順利完成后，從1953年起，國家正式進入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從事非農工作的人口以及工業加工用糧等對商品糧的需求日益增長，雖然1952年糧食產量達到3278億斤，比1949年增長了44.8%，但是人均占有糧食水平仍然處于很低水平，特別是從舊中國長期處于饑餓和半饑餓狀態，過著糠菜半年糧生活中走過來占總人口80%農民，在逐步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需要消費更多的糧食。這便是國家承擔的社會糧食供應量越來越大，中國糧食的產需矛盾加大，同時，由于當時糧食自由市場存在，社會上一些糧食投機商利用尖銳的糧食產需矛盾，與國營糧食部門爭奪市場，搶購糧食，有的甚至攔路搶購糧食，國家糧食計劃無法完成，供需矛盾更加尖銳，許多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作出了《關于實行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其主要內容是：

1、對農村余糧戶實行糧食統購政策；

2、對城市人民和農村缺糧人口實行統銷政策；

3、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實行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的政策；

4、實行在中央統一管理下，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管理政策。國家統購政策的實施，1953年當年睢寧縣收購糧食2918．5萬公斤，有力地保證了社會的穩定發展。糧食統購統銷體制建立的成果主要表現在：

1、緩和了糧食產需矛盾；

2、保證了社會各方面正常的糧食需要；

3、保證了糧食價格的基本穩定；

4、促進了資本主義糧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二）計劃經濟時期糧食流通體制歷史性演變。國家糧食統購統銷體制的建立后在實施過程中經過了數次的調整與變革，1955年8月，實行“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1958年，糧食收購取消三定，實行大購大銷，所產糧食全部收購，再按需返銷；1959年到1961年睢寧糧食大幅度減產，收不抵支，出現奇缺。1965年糧食實行征購“一定五年不變”的政策，1971年改為“一定五年”的政策，同時規定在完成訂購的基礎上加價30%，1979年國家再調高訂購價的基礎上，超購價格在新訂購價的基礎上調高50%,1983年后糧食征購實行包干制，以村委會為基礎，包產包銷。1985年，糧食取消了統購統銷，改為合同訂購，真正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從此拉開序幕。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由于繼續對糧食仍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國有糧食企業嚴格按照國家糧食購銷政策對糧食進行獨家壟斷經營，即計劃收購，計劃供應。經營糧食發生的虧損，由國家給予財政補貼。

1985年以后，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多渠道經營糧食的局面逐步形成，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必然性已經確定。

二、糧食流通體制的改革

國有糧食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一）1985至1992年——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要求，改革企業經營管理體制

1985年，根據糧食總量收支平衡有余的新形勢，為解決農民“賣糧難”問題，國務院決定糧食流通體制實行“雙軌制”，即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定購，合同定購以外的糧食，由市場調節供求，實行議購議銷。在“雙軌制”推動下，國有糧食企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要求開展多種經營，既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又搞活了糧食流通，促進了國有糧食企業較快發展。同時，職工人數也發生了膨脹式的增長，全縣糧食職工在1956年工資改革時315人，到1979

年二十多年間才增加到899人，而從1980年到1986年短短六年時間增加了1000余人，達到1706人。全國國有糧食職工在1986年的總數也達到了252.5萬人。

在實行“雙軌制”過程中，為了逐步把政府行為與企業行為分開，鼓勵企業改善經營管理，調動企業和職工經營積極性，各地從實際出發，探索了許多改革模式和經驗，其主要做法是：對政策性糧食實行統一經營，虧損集中管理，將糧食政策性虧損同企業正常經營盈虧劃分開來，使基層國有糧食企業卸掉長期虧損的包袱，強化企業內部考核，增強職工勤儉節約、增收節支的責任感，為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參與市場競爭創造了一個寬松的環境。

（二）1992年至2001年——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加快企業經營機制轉換

1992年，為擴大市場調節范圍，國家對糧食統購統銷進行了改革，即放開糧食銷售價格和銷售市場，對糧食流通環節的補貼改為對消費者的直接補貼，國有糧食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對過有糧食購銷企業來講叫做“基本斷奶”。

1994年，為加強糧食宏觀調控，更好地發揮財政補貼作用，保證政策性收購資金不被商業性經營業務所占用，糧食部門實行“兩條線運行”改革，即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經營分開，建立兩條線運行機制。國有糧食企業承擔的政策性業務實行財務分開、核算分開。通過分開核算，嚴格劃分政策性業務費用和商業性業務費用，防止互相擠占也就是講的“徹底斷奶”。

1998年，針對當時糧食流通體制仍然存在政企不分，國有糧食企業經營管理粗放、富余人員較多，同時又擠占挪用糧食收購資金，形成大量經營虧損和財務掛賬，增加國家財政負擔等問題，國家實行了以“四分開一完善”為重點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即實行政企分開、中央與地方責任分開、儲備與經營分開、新老財務賬目分開，完善糧食價格機制。重點推進了“三項政策，一項改革”，即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加快國有糧食企業自身改革。在推進國有糧食企業改革中，重點是實行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的主營業務與附營業務分開以及富余職工下崗分流。

（三）2001年至今——按照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要求，全面推進國有糧食企業改革和發展

2001年，國務院決定在八個糧食主銷區省份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1〕28號）。隨后，原國家計委、國家糧食局等八部門又下發了《關于加快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意見》（計綜合〔2002〕677號），江蘇省在2002年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快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蘇政辦〔2002〕5號）文件，江蘇省國有糧食企業的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才正式拉開序幕，對企業的三老問題，真正開始處理，睢寧縣國有糧食企業共裁減職工3709人，歷史財務負擔得到進一步剝離，但是，按照文件要求的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各地進展不一。對全國總的來講這一段時間解決了一下幾個重點問題：一是糧食主銷區省（市）在解決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歷史包袱的基礎上，加快企業戰略性改組，合理調整企業布局和結構。二是糧食主產區省（區）把實行政企分開、減員增效和加快企業組織形式創新作為改革重點，積極推進企業經營機制轉換和管理體制創新。三是中央和地方儲備糧企業積極推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特別是2004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國發〔2004〕17號），決定全面放開糧食收購價格和收購市場，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為了適應改革需要，國家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的政策措施。國家發改委、國家糧食局等五部門下發了《關于印發進一步深化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的通知》（國糧財〔2004〕125號），提出了企業改革的重點是，妥善解決企業歷史包袱，推進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大力開展糧食產業化經營，繼續發揮國有糧食購銷企業主渠道作用。

2006年，為進一步完善糧食流通體制、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央和國務院先后下發了《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發〔2006〕1號）和《國務院關于完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見》（國發〔2006〕16號）。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糧食局等六部門也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國有糧食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意見》（國糧財〔2006〕123號），對繼續加快國有糧食企業改革、促進企業發展、更好地發揮國有糧食企業主渠道作用、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出了明確的意見和要求。

三、糧食流通體制與糧食安全

我國糧食流通體制的建立、完善、演變與改革，時刻圍繞著國家糧食安全這一主題，在建國初期，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大潮剛剛興起的時候，國家糧食安全嚴重影響了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時候，國家統購統銷政策的的出臺，有力保證了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起步與發展。在上個世紀國際冷戰時期，為保證應對全球戰略危機，果斷提出了“深挖洞、廣積糧”戰略儲備政策，在新一輪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大潮中，國家惠農政策的實施和儲備糧體系的建設，有力保證了新時期國家糧食安全。

（一）、在統購統銷即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糧食儲備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包括：①“甲子糧”目的是為了“應付災荒和各種意外”。②“506糧”。這是一種以備戰為目的的軍用糧，屬于戰略儲備。③商品庫存，即為了保證城鎮居民的口糧供應以及完成糧食計劃調撥而由糧食部門建立的儲備。商品庫存實際上是周轉儲備，以上三大儲備體系雖與現代意義上的糧食儲備結構有所不同，但是長期以來，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糧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1990年，國家建立了糧食專項儲備制度，專項儲備制度的建立，使中國糧食儲備體系中第一次包括了專門用于調節市場供求和平抑年際間糧食波動的后備儲備，這標志著中國糧食儲備體系朝著現代儲備制度邁出了決定性和上步。現階段除以國家儲備外

第三篇：我國產業聯盟的發展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

我國產業聯盟的發展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

進入21世紀，產業技術發展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引發了產業競爭格局的重新“洗牌”，當今世界知名企業,無不推崇產業技術聯盟（以下簡稱“產業聯盟”）作為新時代的重要競爭手段，稱之為“20世紀末最重要的組織創新”。我國的企業通過參與和創建各類產業聯盟，充分融入全球化浪潮中，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合作，圍繞企業的需求組建了一批產業技術標準聯盟、產業鏈聯盟、市場聯盟、研發合作聯盟和中小企業聯盟等。但由于運作時間短，缺少經驗，大部分產業聯盟層次不高，還停留在共同開發市場階段，以生產聯盟和營銷聯盟為主，并且很多聯盟通過行政的力量建立，整體效率不高，因而成員企業分享的利益也有限，使得聯盟無法持續發展下去。本文主要通過對我國產業聯盟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發展趨勢的研究，提出促進我國產業聯盟發展的一些建議。

一、產業聯盟發展現狀

我國產業聯盟大部分集中在高新技術領域，尤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等產業最多，作為一種新型的產業組織形式，聯盟對產業發展、企業成長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的快速成長具有重要意義。如：1998年，中國企業聯合會數字電視產業聯盟成立，2002年成立的TD-SCDMA產業聯盟等，此外，在高新技術產業聯盟迅猛發展的同時，一些傳統產業也紛紛成立產業聯盟，如：2005年11月成立的“天竹”纖維產業聯盟就屬于傳統的紡織行業，其宗旨是聯盟企業共同開發、經營“天竹”纖維及其下游產品。2006年4月在寧波成立的中國家居產業聯盟，它是一個包括家居產業生產商、采購商、各大行業協會、廣大媒體和知名中介機構在內的聯盟組織，目的是構建更為完整的產業鏈。

據統計，我國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其占全國工業產值和實現利稅的比例分別為60%和40%左右,提供約75%的就業機會，近年來，各地也在積極探索通過中小企業聯盟的模式來推進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拓展生存空間、實現可持續發展。1.技術標準產業聯盟

技術標準聯盟的目標是制定產業技術標準，通過制定競爭性技術標 1 準，有利于新技術應用，有利于整個產業的發展，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利益。2003年6月，國內電子信息龍頭企業聯想、TCL、海信、康佳、長城、長虹、創維等領導成立了閃聯技術標準產業聯盟，制定了閃聯技術標準，并領導閃聯技術標準的發展升級。2.產業鏈產業聯盟

創新產品的產業鏈往往難以依靠市場機制快速形成，它的市場競爭力依賴于整個產業鏈的競爭力，產業鏈聯盟通過企業間合作促進創新產品上下游的配套，盡快形成有競爭力的產業鏈。我國企業提出了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標準TD-SCDMA之后，2002年10月，由大唐電信、聯想、普天、華為等八家單位發起成立TD-SCDMA產業聯盟，有力促進了TD-SCDMA創新的商業化和產業化進程，目的是使整個系統，諸如芯片、系統設備、終端、應用、測試設備等同步推進。3.研發合作產業聯盟

競爭的全球化要求企業不斷縮短技術研發的周期，通過產品先發獲得市場先機，研發聯盟的目標是解決產業共性技術問題，集中產業力量加快成員企業進入市場的速度。2003年7月，由聯想移動攜同手機技術平臺研發商、PDA芯片、模塊設計等產業鏈環節的16家手機技術研發企業組成中關村手機產業聯盟，旨在逐步形成中國手機產業的技術研發中心，從而加強北京地區手機廠商的競爭力。4.市場合作產業聯盟

市場合作聯盟的目標是共同開發市場，通過聯合開拓創新產品的用戶市場、聯合采購降低產品成本、共用基礎設施降低創新成本和通過網絡互聯實現需求方規模經濟。如2002年10月，由航天長峰、時代集團等多家中關村醫療器械企業成立中關村醫療器械行業市場聯盟，目的是采取代理銷售或捆綁銷售等手段促進企業產品銷量。2005年3月，包括聯想、方正、同方、紫光等21家知名IT企業成立了中關村IT服務業聯盟，是中國第一個把IT服務業推向產業化的“服務航母”。5.中小企業產業聯盟

中小企業聯盟通過“動態聯盟”的運作模式聚集社會各種資源，以解決現實問題為前提，通過分享合作者的資源,利用已有的社會資源,快速響 2 應市場,分散風險,提升企業創造力和競爭力，完成超過其本身能力范圍的工作，對中小企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2003年11月由中關村國際環保產業促進中心牽頭，聯合中國建筑材料科學研究院、（國家）建筑材料行業生產力促進中心、中國農業科學研究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等9家擁有技術研發、應用與推廣實力的單位，在北京共同發起成立了“中關村城市污泥無害化產業聯盟”。聯盟通過技術整合、優勢互補，完成污泥無害化技術的聯合攻關，形成適于中國特點的以城市污泥處理技術研發、產品生產、應用、推廣為一體的產業鏈發展模式

二、產業聯盟發展的問題

我國產業聯盟的合作層次普遍較低，除了少數幾個產業聯盟致力于推動技術標準的產業化以外，大部分產業聯盟還停留在共同開發市場階段，以生產聯盟和營銷聯盟為主，并且很多聯盟通過行政力量建立，整體效率不高，因而成員企業分享的利益也有限。此外，由于產業聯盟起步較晚，又缺乏相應的理論指導，造成我國聯盟管理水平普遍較低，使得聯盟無法持續發展下去。

1.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技術標準

由于運作時間短，缺少經驗，因此目前除了TD-SCDMA、AVS等少數幾個產業技術聯盟致力于推動技術標準的產業化以外，許多產業聯盟還停留在共同開發市場階段，缺乏深層次的研發合作。另外，我國不少企業雖然對技術創新越來越重視，但多數企業研發投入低，沒有自己的研發機構，缺乏自主的核心技術，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與歐美等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

2.產權明晰度不夠,創新效率較低

產業聯盟不是通過法律程序注冊的經濟實體,不具有法人資格,它有別于實體研究機構,原有《公司法》、《知識產權保護法》等法律在許多方面可能無法解決非實體組織產生的一些問題。由于在合作研發過程中形成的知識產權歸屬問題比較復雜,產權的模糊性大,極易產生糾紛,使得創業創新的效率低下。

3.內部聯系松散，合作管理水平低

大多數產業聯盟的內部聯系過于松散，聯盟內部的信息、知識資源缺 3 乏整合，協同效應遠未發揮。最突出的表現是產學研之間缺乏協調，合作效果不明顯，產業聯盟的發展需要企業、大學、科研院所通力合作，但是我國目前產學研結合機制還不夠完善，存在校企雙方價值取向不一致等問題，雙方未能找到很好的結合點，這直接影響了合作的效果。此外，產業聯盟合作的管理水平低，在與國外高新技術企業建立的戰略聯盟中，我國企業也往往缺乏“戰略學習”的意識。4.忽視無形資產的利益分配

在產業聯盟運營過程中,除了聯盟的利潤可以分配之外,無形資產也是重要的利益分配來源。可供分配的無形資產是指技術創新聯盟在原有無形資產的基礎上進行改造而形成的無形資產以及全新創造的無形資產,如專利權、技術訣竅、商譽等。聯盟利益分配機制一般都不會著重考慮無形資產的量化分配，因而應及時地予以調整。聯盟利益分配機制只有綜合考慮了產業聯盟各成員在創造無形資產過程中所做的貢獻,合理地確定各成員的分配數額,才能確保聯盟的持續發展。5.跨國聯盟數量少、效益低

國內現有產業聯盟更多地停留在如何通過競爭，保護與發展民族工業上，這與當今國際通行的企業戰略聯盟理念相比有很大差距，而且跨國聯盟總量仍然較少，而且合作層次較低。國內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的戰略聯盟基本上是被動參與，即使是研發工作，也主要是針對我國市場的產品研發，而較高層次的戰略聯盟如企業技術聯盟、虛擬企業聯盟等形式則比較少見，因而無法參與標準的制訂和技術的研發，因此通過聯盟分享的利益有限。國外高新技術企業主要是以利潤最大化和占領中國市場為戰略目標，因此有意地控制了關鍵技術的擴散和轉移，限制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學習。

三、產業聯盟發展對策建議

推動我國產業聯盟發展對促進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因此要通過組建各種適合各地區主導產業發展的產業技術聯盟，集成產學研各方優勢，并支持企業參與和成立跨國的產業技術聯盟、與國外企業建立“動態聯盟”等方式開展國際技術創新合作，針對國家戰略產業發展的緊迫需求和技術瓶頸，實現產業核心技術的重大突破，加快技術創新成果的商業 4 化運用。另外，還應加強對中小企業聯盟的支持，學習借鑒歐美的成功經驗，在資金、信息等方面給予中小企業更多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措施。1.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

各地區應根據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及發展目標,制定企業聯盟的有效范圍,主動促進和組建產業聯盟的發展，使不同產業、不同項目的企業聯盟享有不同的各種優惠政策。充分發揮政府的調控協調能力強和主要行業已形成了配合緊密的企業群體優勢,對地方現有大中型國有企業的重組和實施戰略聯盟起到組織協調與指導作用。在國家產業政策的指導下,按照戰略聯盟的思想,以合適的聯盟方式優化組合成大集團,這樣既可增強企業的活力,又能更好地發揮規模經濟的作用,提高企業的整體國際競爭能力。

2.組建國內多企業協作式技術標準聯盟

鑒于我國企業普遍缺乏核心專利的現狀,應鼓勵組建多企業協作式技術標準聯盟，使標準成員之間應該在技術上互相鼓勵,在次核心專利上,盡快發展出足夠的覆蓋性,提升與國外核心專利擁有者的談判能力,應對外國跨國企業的咄咄攻勢,在世界市場上贏得主動。積極促進我國技術標準聯盟成員企業通過統一營銷策略甚至是發展戰略,積極吸引具有市場相當規模、具有重要品牌的協作伙伴,積累大規模“安裝基礎”,推進我國自主技術標準在國內得到充分使用,從而提高國內企業的產業地位和國際地位,影響國際技術標準的制定。

3.積極鼓勵我國企業參與跨國多企業協作式技術標準聯盟 鼓勵企業參與跨國多企業協作式技術標準聯盟，創造條件,沖破西歐、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掌握國際標準制定的壟斷局面,把我國企業的一些意見和要求,充分反映到國際標準中去,學習和借鑒國外大企業在技術標準制定、管理和全球范圍內推廣的經驗,選取一些具備實力的高技術項目,由我國主導制定技術標準。

4.整合人力、物力、財力，共享聯盟核心能力

在產業聯盟中,要解決聯盟的人、財、物問題,首當其沖要解決的就是聯盟CEO的問題，他必須是獨立的,并且能熟練地從原來企業的管理角色中轉變過來，并且要著手組建一支有開拓精神的、團結的、能力結構合理 5 的經理隊伍和技術研究隊伍。值得注意的是,聯盟必須相對獨立于各聯盟方,聯盟中的成員,從CEO到經理、研究人員、普通員工,從他們進入聯盟起，就是獨立于各聯盟方的,也就是說,聯盟要有其自己的一套運行、考核、激勵、協調等機制,避免因受原企業的控制而出現出工不出勤等現象,從而提高技術創新的成功率。

5.優化法制環境,幫助企業改善條件,實現聯盟技術擴散 進一步完善國內有關產業聯盟的法律，協調產業聯盟各方的關系，保護各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各方的行為，創造出一個更加有利于聯盟運行的法制環境。同時各地區還應盡可能地提高技術水平,促進聯盟技術擴散的效果,要從強大的技術基礎,大量的人力資本,較高的努力程度,有效的組織能力,強大的信息技術系統和靈活的學習傾向等6個方面入手,幫助企業改善條件,優化環境,創造吸收的能力,實現聯盟技術擴散溢出效應的最大化。

產業聯盟的關鍵

目前構建聯盟要走出一個誤區，其目的應從分擔風險、降低成本逐步轉向提升創新力。產業聯盟無疑是企業分擔技術創新風險、降低研發成本的一條有效途徑，但若僅從這一角度考慮聯盟，合作結束后各方自身的創新能力可能仍未提高。應通過構建產業聯盟，使企業間的資源進行水平式雙向或多向流動，進而提高合作方的創新力。尤其是在目前產業分工越來越細的情況下，全球產業結構變化的重要趨勢呈現為產業的全球布局和產業集群現象日益顯著，單個企業的單一產品及業務應用等很難在市場上取得成功，要創新就必須打造產業鏈。

然而僅僅依靠市場機制難以快速形成新型產業鏈，產業鏈聯盟則可以通過合作較快地促進產業鏈的演進與形成，通過構建多渠道、多層次、多角度網絡式聯盟，實現由小范圍聯盟向網絡化的產業鏈聯盟轉變。以TD-SCDMA為例，在標準提出之后，其商業化過程面臨產業鏈的協調發展問題，要求整個系統同步推進，芯片、系統設備、終端、應用、測試設備等任何一個環節的滯后都會阻礙商業化步伐。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國內企業組建了TD-SCDMA產業聯盟，有力地促進了TD-SCDMA創新的商業化進程。

與此同時，產業聯盟的戰略目標也應由區域化轉向全球化。這里所指的全球化不僅意味著把區域性的技術合作推向全球性的技術聯盟，而且意味著使合作后的產品由僅滿足區域內消費者的需求，轉向滿足全球消費者的需求，即把市場推向全球化。從長遠觀點看，只有與區域外具有較強互補性或較強實力的企業進行聯合，才可以爭取同質產品在時間上的優勢，從而進一步占據全球消費市場。

以全球電信業發展中最為成功的 GSM技術標準化聯盟為例，其技術標準的開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這一聯盟的競爭優勢。與GSM相比，當時更具技術競爭優勢的CDMA因為開放度低，最終在市場拓展方面處于落后。通過戰略聯盟內部的技術共享、技術標準的較高開放度及技術創新激勵政策，GSM技術標準化聯盟很好地解決了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標準化這一對矛盾，在國際競爭中成功地獲得了世界移動通信市場的優勢，在世界移動通信市場占居主導地位。

政府鼓勵政策和產業聯盟聯系十分緊密，尤其追趕型國家政府更需要重視產業聯盟。例如，20世紀80年代末，在韓國移動通信技術發展初期，韓國的信息和通信部不顧國內部分電信運營商和設備供應商的反對，把CD－MA作為韓國的移動通信標準，并主持建立了由三星、LG及政府研究機構等組成的CDMA技術發展戰略聯盟，進而使韓國由電信技術落后國家迅速成為移動通信技術領先者。這為我們信息通信業今后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同時更對政府如何準確把握市場及技術發展趨勢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為當前企業增強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與企業聯合發展的重要組織方式，產業聯盟借助企業的聯合能在某一領域形成較大的合力和影響力，不但能為成員企業帶來新的客戶、市場和信息，也有助于企業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產業聯盟將在全球范圍內得以充分發展，并將繼續顯示出其強勁的生命力。產業聯盟的理論分析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協調生產的主要資源配臵方式。在企業內部，生產依靠行政管理來協調。在企業外部，市場價格調節生產，生產的協調通過市場交易完成。實踐中，市場上存在大量的企業間組織，產業聯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型。市場上為什么會出現產業聯盟這種組織形式而不是通過企業或市場來解決問題呢？一些理論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產業聯盟形成的原因。

外部性理論認為產業聯盟是產業共性問題內部化的組織。市場上存在大量的產業共性問題，產業聯盟是外部性內部化的一種方式。在單個企業看來，產業共性問題是外部問題。隨著企業對產業共性問題的重視，企業自覺建立產業聯盟，產業共性問題就成為產業聯盟的內部問題。當前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是政府政策與產業聯盟的結合。外部性問題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標，政府通過制定支持產業聯盟的政策解決產業共性問題常常可以取得較好效果。產業聯盟是企業主導、市場導向組織，政府通過支持產業聯盟來解決外部性問題往往比直接干預生產活動更加有效。

交易費用理論認為產業聯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節省成本。科斯(Ronald.H.Coase)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兩種可以互相替代的資源配臵方式，兩種方式的運行都是有成本的，市場方式需要支付市場交易費用，企業方式需要支付企業組織費用。合理的企業邊界處于“邊際組織費用=邊際交易費用”的均衡點。威廉姆森認為交易費用主要由交易過程的不確定性、資產的專用性、交易的經常性三個因素形成。產業聯盟是介于企業和市場之間的一種資源配臵手段。在某些情況下，產業聯盟可以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也可以節省企業組織費用。例如，產業鏈合作產業聯盟可以減少市場交易中專用性資產的不確定性，同時企業專業化分工可以避免公司內部投資帶來的組織費用過大問題。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產業聯盟是企業獲取外部資源的重要手段。企業本質上是資源的集合體，企業的資源具有“異質性”和“非完全流動性”兩個重要特性，因而企業擁有稀有、獨特、難以模仿的資源和能力，這是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來源。當企業遇到行業共性問題時，單個企業往往不具備解決問題的足夠資源，包括：技術、市場、資本、知識產權、品牌、公共關系等等。產業聯盟是企業共同投入資源解決產業共性問題的有效工具。

規模經濟理論和范圍經濟理論認為產業聯盟有助于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企業在有些情況下特別是在成長過程中，難以單獨依靠自身力量達到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產業聯盟可以幫助聯盟內企業共同實現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如聯盟成員通過聯合采購、聯合銷售、聯合開發或者共同投資基礎設備等達到規模經濟。產業聯盟形成的規模經濟或范圍經濟還具有一些特殊優勢：企業可以集中在核心業務上，可以避免規模擴張帶來的大企業病，可以保持多方面的靈活性等。

組織學習理論認為產業聯盟是企業共同學習的平臺。由于企業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越來越高，企業必須不斷學習，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企業通過學習掌握新的知識和技能以謀求競爭優勢。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競爭日益激烈。一國之內的企業在外部壓力下開始尋求合作以提高競爭力。企業參加產業聯盟的一個重要動因就是學習，包括聯盟企業間的互相學習和聯盟企業共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

全球產業聯盟興起的原因

從上世紀中期開始，全球產業聯盟呈快速發展趨勢。產業聯盟快速發展有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

(一)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推動全球經濟結構變化

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是推動全球經濟結構變化的兩大引擎。全球經濟結構變化表現出如下趨勢特點：

市場層面的變化趨勢。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市場競爭出現兩個重要特點。一是本地市場競爭的全球化，即本地市場上本土企業要和全球跨國公司直接競爭。二是企業市場的全球化，即原來只在本土市場生存的企業越來越重視國際化經營，以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提高企業競爭力。

產業層面的變化趨勢。區域產業集群現象日益突出，推動了產業的全球分工布局；產業鏈越來越長，產業分工越來越細，產業內部的合作越來越緊密；許多高新技術產業表現出技術和資本密集的特點，創新的投入大、風險高；技術的融合推動產業間的融合，即產業間出現技術共享、業務交叉、產品融合的趨勢；技術標準對產業發展和企業競爭的影響越來越大。

企業層面的變化趨勢。企業為應對全球化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在戰略上越來越專注于核心競爭力，在業務上不斷重組以提高公司的效率；企業的專業化發展趨勢使得企業日益依賴整個產業的發展環境，企業在戰略上表現出越來越強的外部化特征。

科技創新層面的變化趨勢。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品研究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而且相互之間的轉換周期越來越短，產、學、研之間的合作日益重要；發達國家推動建立全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知識產權的競爭成為企業競爭乃至國家競爭的重要內容。

(二)經濟結構變化導致產業共性問題日益突出

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產業共性問題日益突出，即單個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整個產業的發展水平和產業的發展環境。產業共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共性技術的研發。全球化促使企業和政府重視聯合研發共性技術。市場開放前，國內企業在共性技術上的競爭有利于產業技術進步。市場開放后，國內企業在共性技術上的重復投入可能降低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國際競爭促使各國開始重視聯合研發共性技術。一些國家將共性技術研發作為產業政策(技術政策)的重要內容。另外，技術進步的加快也促使企業重視聯合研發共性技術以降低創新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技術標準的制定。根據國際化標準(ISO)的定義，技術標準指“一種或一系列具有強制性要求或指導性功能，內容含有細節性技術要求和有關技術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讓相關的產品或者服務達到一定的安全標準或者進入市場的要求。”技術標準本身是公共產品，但是部分技術標準特別是信息產業的技術標準包含了大量知識產權，成為產業競爭的重要武器。技術標準涉及到復雜的利益關系，其形成過程中需要經過利益相關者的充分協商(依據國際標準化組織與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在1991年聯合發布的第二號指南(ISO/IEC Guide 2 1991)之《標準化和有關領域的通用術語及其定義》：“標準是為了所有有關方面的利益，特別是為了實現最佳的經濟性，并適當考慮產品的使用條件與安全要求，在所有有關方面的協作下，進行有秩序的活動所制定并實施標準的過程”。

產業鏈配套。產業鏈配套指產業內企業通過產品上下游合作共同為用戶提供產品或服務。由于產業分工越來越細，專業技術越來越深，技術投資越來越大，單個企業沒有力量完成整個產業鏈投資。產業鏈配套是發展中國家產業追趕過程中的常見問題，因為發達國家已經主導了產業鏈的發展，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創新產品必須與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競爭，產品鏈相關企業投資的信心常常不足。

中小企業的市場門檻。中小企業的市場門檻指中小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獲得生存的基本條件，包括企業是否達到必要的經濟規模以完成規模采購或實現規模經濟的生產或服務，企業是否具有必要的市場能力等等。本地市場競爭的全球化壓縮了本地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境外市場的潛力也為本土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應對挑戰和 11 機遇的關鍵是中小企業是否能跨越起碼的市場門檻。新技術產業相關的社會規則。產業發展的社會規則指新技術產業發展相關的社會規則，包括法律、法規和政府政策等。這些社會規則阻礙或促進產品的市場需求，是產業發展的基礎條件。如一國只有制定了環境保護方面的法規或政策，社會組織和個人才會增加環境保護方面的投資，環境保護產業才能夠發展起來。

產業共性問題對產業聯盟產生了客觀需求。由于單個企業缺乏解決產業共性問題的積極性或能力，產業共性問題只能由政府出面解決，或者由企業組成產業聯盟來解決。政府政策與產業聯盟相結合是重要發展趨勢，即政府通過支持產業聯盟的發展來促進產業創新。產業聯盟是市場導向的組織，其效率比政府直接干預要高。

(三)政府政策的調整促進了產業聯盟的興起

在全球化背景下，許多國家政府對產業聯盟產生了新的認識：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弱化了政府對市場壟斷的擔憂。由于全球產業競爭的加劇，政府開始重新認定市場壟斷中“相關市場”的范圍，市場范圍的擴大促使政府放松了對合作創新的壟斷管制，產業聯盟的發展限制條件大幅減少。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促使政府更加關注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政府從提高本國產業競爭力的角度出發重視支持產業聯盟，以解決產業發展的共性問題，特別是產業創新中的共性問題。

以美國為例。美國存在嚴格的反壟斷法律體系，對產業聯盟存在很大的限制作用。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和國際競爭的加劇，美國認識到企業合作創新對提高美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性，并開始借鑒日本合作研發的經驗。美國于1984年通過了《國家合作研究法》(NCRA)，允許企業進行競爭前技術的合作研發。1993年又通過了《國家合作研究和生產法案》(NCRPA)，實際是對前面法律進行修正并將范圍擴展到生產領域。美國于2004年又增補了《標準開發組織促進法》(SDOAA)，放松了對技術標準制定組織的反托拉斯限制。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對部分研發合作產業聯盟進行了大力支持。如美國政府對半導體技術研發合作產業聯盟(SEMATECH)給予了大量資助，并將該合作模式作為政府資助合作研發的模板。

當前我國產業聯盟發展現狀

上傳時間：2007-10-19

上世紀90年代起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產業聯盟發展迅猛，各種產業聯盟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在中華大地。縱觀近年來我國產業聯盟的發展狀況，主要呈現如下特點：

一、高新技術產業聯盟發展迅猛

有關調查（鐘書華，2000）顯示，在我國企業技術聯盟中，高新技術領域的開發占了63.4%，尤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等產業最多。

2005年5月10日，在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品管理司的指導下，由信息產業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中心（CSIP）發起的中國Linux產業戰略聯盟在京正式成立。首批加入聯盟的企業包括中科紅旗、中標軟件、新華科技、共創開源、拓林思、沖浪平臺等Linux操作系統發行商以及方正、同方、神州龍芯、天融信、用友、金山、神州數碼、東方通、武漢華工達夢、南昌先鋒、全國政協機關等共計60余家企業或單位，涵蓋了從硬件、操作系統、中間件、數據庫、信息安全、應用軟件提供商、用戶、培訓機構和媒體等產業鏈上的各重要環節的企業。中國Linux產業戰略聯盟成立目的，一方面是聯合包括操作系統廠商、應用軟件提供商、硬件設備提供商在內的各方，來推動Linux在中國的應用；另一方面是團結和協調各方力量，推動Linux參考平臺的發展，建立完整的Linux產業鏈。聯盟的成立將為Linux產業的相關企業提供一個溝通和合作的廣闊平臺，從而推動核心領域的技術攻關，促進Linux產品的推廣和應用，加速產業發展模式的升級；聯盟的成立可以讓各界更多了解中國Linux產業，可以增進Linux產業與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的溝通，可以吸引更多的企業參與到Linux產品的開發、應用和推廣中來。

2005年11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國RFID產業聯盟（中國信息產業商會射頻識別與電子標簽應用分會）——是在國家信息產業部電子信息產品管理司的指導和中國信息產業商會的組織下，由實華開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及300家中外IT企業聯合發起成立的民間社團組織。目標是推動技術的推廣及應用，并消除RFID應用的三重主要障礙：成本障礙，標準障礙，技術障礙，進而提升行業的競爭優勢和國家的競爭優勢，爭取在市場 13 規模、技術水平、成本結構上趕超歐美、日韓等國家，塑造最具有發言權及影響力的，代表中國RFID行業的組織。與此同時，新材料、生物醫藥等行業產業聯盟也在加速發展。

高新技術聯盟發展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高新區涌現出大量產業聯盟。以中關村為例，近年來多家高新技術企業圍繞原始創新的技術標準成立技術—產業聯盟，已經成為中關村的一種新型產業組織形式。

2002年10月，TD-SCDMA產業聯盟——由大唐電信、聯想、普天、華為等八家單位發起成立，目前成員已發展到26家。目的是為了更快地推進TD-SCDMA的產業化進程，早日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和多廠家供貨環境，并把企業平穩順利地領進第三代移動通信市場。

2002年10月，中關村醫療器械行業市場聯盟——由航天長峰、時代集團等十多家中關村醫療器械企業組成，目的是采取代理銷售或捆綁銷售等手段促進企業產品銷量。

2002年12月，龍芯產業聯盟——由中科院計算所、海爾集團、長城集團長軟公司、中軟股份、中科紅旗、曙光集團、神州龍芯等國內七大廠商及科研機構發起成立，旨在推進龍芯技術的產業化。

2003年6月，閃聯工作組——由聯想集團、TCL集團、海信集團、長城集團、康佳集團等5家企業發起成立，目前已有23家成員單位，核心目標是制定出IGRS（信息設備資源共享協同服務）的標準協議。

2003年7月，中關村手機產業聯盟——由聯想移動攜同手機技術平臺研發商、PDA芯片、模塊設計等產業鏈環節的16家手機技術研發企業組成，旨在逐步形成中國手機產業的技術研發中心從而加強北京地區手機廠商的競爭力。

2003年8月，新材料產業聯盟——由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協會和北京新材料發展中心牽頭成立，目的是讓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并成為推動新材料產業發展的主導力量。

2004年8月，SCDMA產業聯盟——由信威通信、大唐科技等11家單位發起成立，旨在推進SCDMA技術的產業化。

2004年9月，中關村清新空氣產業聯盟——由中關村國際環保產業促進中心牽頭成立，目的是推進清新空氣產業技術應用和發展、增強全民對室內空氣健康的意識。

2005年2月，中關村下一代互聯網產業聯盟——由天地互連、清華比威、網通、長城戰略咨詢等11家企業發起成立，目的是推進中關村下一代互聯網產業化進程，搶占下一代互聯網市場先機。

2005年3月，中關村IT服務業聯盟——包括聯想、方正、同方、紫光等二十一家知名的IT企業，是中國第一個把IT服務業推向產業化的“服務航母”。

2005年4月，長風軟件聯盟——包括平臺軟件廠商、應用集成商以及第三方機構共20多家單位，旨在攜國產軟件企業打開以政府采購為首要目標的市場。

2005年5月，中關村創意產業聯盟——包括中關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騰訊等70多家企業，目的是推動以科技和文化結合為基礎的創意產業在中關村地發展，打造創意產業基地。

由上面時間表可見，自2002年底中關村首個產業聯盟——TD-SCDMA產業聯盟成立以來3年多的時間，中關村已經涌現出十多家產業聯盟，分布在新材料、IT、環保等多個產業領域。這也反映出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聯盟的迅猛發展。

二、行業分布逐漸多元化

在高新技術產業聯盟迅猛發展的同時，一些傳統產業也紛紛成立產業聯盟。例如：2005年11月成立的“天竹”纖維產業聯盟就屬于傳統的紡織行業。其宗旨是聯盟企業共同開發、經營“天竹”纖維及其下游產品，以達到聯盟企業間的優勢資源互補，促進聯盟成員的自身發展及相關產業的繁榮。聯盟的目標是以聯盟企業為核心，聯合國內相關產業及科研院所共同開發“天竹”纖維及其下游產品，達到共同推動整體市場不斷增大，有效擴大聯盟成員在產業鏈上不同層次的市場份額、行業用戶的有效規模化應用以及保持產品的高附加值，延長其生命周期，做大、做強、做優“天竹”纖維產業。

再如2006年4月在寧波成立的中國家居產業聯盟，它是一個包括家居產業生產商、采購商、各大行業協會、廣大媒體和知名中介機構在內的聯盟組織。該聯盟的成立對實現資源、資本、資訊的共享，構建更為完整的產業鏈有著深層次的意義，它將為中國家居產業的發展搭建廣闊平臺，成為中國家居產業服務機構的代表，進一步完善我國家居產業鏈，進而有力地促進中國家居產業的發展。

目前，我國產業聯盟已涉及通信、電子材料、生物技術、石油化工、汽車制造、食品制造等多個行業，并且在不斷地擴展。行業分布多元化將成為我國產業聯盟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跨國聯盟逐步增多

目前我國不少產業聯盟已經開始放眼世界，積極與外國企業開展合作，成立跨國產業聯盟，謀求在全球范圍內實行資源配臵和戰略規劃。

第四篇：我國電力發展未來十年展望

我國電力發展未來十年展望

關于2020年的電力規劃，首先應對電力需求、建設規模、電力結構及其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深人的研究。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到2020年要使我國國民經濟再翻兩番這一目標，是我們電力發展規劃的依據，也是目標。電力的發展及其供應，要確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順利進行，要為國民經濟翻兩番提供電力的可靠保證。關于到2020年的電力電量需求預測及供應的規劃工作，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例如全面小康社會對于電力的需求分析就涉及到社會各行各業各部門各單位，需要做大量的調查研究，進行地區和國際的比較，及歷史資料的分析對比研究工作，并做定性、定量的分析，其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需要進一步組織力量進行研究。但是對于2020年或更遠的電力長期需求和供應的分析工作，在90年代以來政府部門、研究單位和學校以及一些公司，國內與國際組織都陸續的開展了研究工作，進行了預測分析，并且已取得相當重要的研究成果，留下大量的研究資料。

根據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資料分析，預計到2020年全國需要的發電量為4.3萬億kWh，相應的裝機容量為9.5億kW左右。這與今后20年GDP平均增長速度為7.2%基本上是相適應的。電力增長速度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關系，根據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的統計，其電力彈性系數約為0.82，也是基本吻合的。而且這一預測值也基本上在以前各種預測值的范圍內。

到2020年全國達到4.3萬億kWh的電量，相當于全國人均占有電量約為2900kWh(按預測2020年全國人口數為14.7億人)，這只比2000年世界人均電量2500kWh略高，相當于美國50年代初，英國60年代初的水平，且比西班牙1982年人均占有電量(3100kWh)還低。而西班牙的用電水平是作為我國電力水平國際比較的參照量之一。

考慮到預測時期內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對2020年的發電量預計值，可取在3.8萬億、4.3萬億、4.7萬億kWh的高、中、低3個方案，相應發電裝機容量將在8.5億、9.5億、10.5億kW之間，而把4.3萬億kWh的發電量和9.5億kW的裝機容量，作為達到全面小康社會所需要和保證20年內GDP再翻兩番的基本方案。

根據上述預測，今后20年內，中國電力發展的任務將是十分艱巨的。從2000年起到2020年的20年內需要增加裝機容量將在6.3億kW，平均每年要新增裝機容量3000多萬kW，如再考慮期間還有大量壽命期已到需要更新改造的設備，其建設規模將更為巨大。如何保證中國電力的可持續發展將是一個非常重要與迫切問題，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對其能源供應、電源結構、電網結構技術進步、環境保護等進行全面研究。

關于電力可持續發展的展望

實現電力可持續發展，目的在于擴大可靠的和能支付得起的電力供應，同時減少負面的健康與環境影響，重點在于優化電源結構、擴大供應范圍、激勵提高效率、加速再生能源的利用。推廣先進技術的應用等方面。

我國的電力結構將包括電源結構、電網結構、電力的產業結構和電力技術結構。而電源結構則更大程度決定于能源結構，電網結構決定于電源布局與負荷分布，產業結構則決定于企業發展戰略，技術結構則隨科技進步、裝備水平等而變動。

---------------

目前，從總體上說，我國平均的電力供應水平低，到1999年我國人均發電量979kWh，只為世界平均水平2479kWh的39%，為OECD發達國家8348kWh的12%；我國民用電比例更低，2000年我國人均生活用電為132kWh，只占總消費電量的13.7%，而發達國家達30%以上，按此推算，則相差近20倍；從電力占終端能源消費比例來看，1999年我國占10.9%，而OECD國家為19.2%，相差近1倍。從上述人均占有電量，人均生活電量和電力占終端能源消費比例3個指標，可以明顯看出我國電氣化處于較低水平。而電力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橋梁，電氣化水平低也就意味著社會總體的能源轉換效率低，也是造成森林砍伐、水土流失，生態破壞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為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加快電力的發展，提高電氣化程度是一個重要的途徑。

而在發展電力的同時，必須重視電力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為此，要重視電力自身結構的調整。目前我國電力自身結構中突出的問題:

①電源與電網相比較而言，電網相對落后于電源的建設，電網結構薄弱損耗大。

②在電源結構中，水電及新能源發電比重較低，水電開發程度低，到2000年水電容量開發率為20%，電量開發率僅12%，遠低于世界平均水電開發率20%；核電和新能源比重極小，特別是核電到2000年僅為210萬kW，僅為總裝機容量的0.66%,電量的1.2%，而世界平均占到16%左右，從能源投人量來看，中國核能投人只占電源的1.3%，而世界平均水平為20.2%(1999年)。

③發電設備技術結構不合理，調峰能力弱；技術經濟指標差。在火電機組中，燃氣輪機比例低，3億kW多的機組中，燃機只有70。多萬kW,燃機最大機組只有E級水平、單機17萬kW。在電力能源結構中，1999年天然氣只占0.4%,而世界平均水平為18.8%(1999年)；我國煤電的比重大，且機組技術裝備水平較低，特別是超臨界大機組，我國到2001年底只有780萬kW，約占電力工業宏觀管理火電機組容量的3%，加上在建容量也不到5%，而日本、俄羅斯等國超臨界大機組比重大，如日本占到60%左右。至于調峰能力弱，主要由于火電機組的調節性能差，燃氣輪機容量少，特別是抽水蓄能機組比例低。我國2000年統計抽水蓄能電站容量只有550萬kW，占全國機組容量的1.8%，而世界平均水平達到3%左右。以上這些問題，都需要在今后20年內，根據我國能源結構及分布特點，要予以調整，并要按實現電力可持續發展目標做好相應的規劃工作。

2020年我國電源結構規劃設想

根據我國能源結構的狀況，我國電源結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直到2020年都將以煤電為主，這是難以改變的。但為了努力減少電力對大氣的CO2排放及，必須要盡可能降低煤電的比例，盡可能的早開發、多開發水電，并盡快增加核電、天然氣及可再生新能源發電的比例。根據世界電力發展規律并結合中國的資源和技術供應情況，對2020年的電源結構的規劃設想是:在9.5億kW中，煤電為6億kW，占63%(電量3萬億kWh，占4.3萬億kWh的70%)；水電2億kW，占21.1%(電量為7000億kWh，占16%)；另有抽水蓄能電站2500萬W，占2.6%；核電4000萬kW，占4.2%(電量2600億kWh，占6%)；氣電7000萬kW，占7.3%(電量3000億kWh，占7%)；新能源1500萬kW，占1.5%(電量400億kWh，占1%)。

(1)、煤電發展。

到2020年約為6億kW，占總裝機9.5億kW的63.1%，發電址3億kWh，占總電量的70%，比2000年火電裝機的74.4%和電量的81%下降1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相應的發電量約3億kWh需耗原煤約14億t，占2020年原煤預計產旦20～22億t的64%～70%左右。

這種電源結構是由我國的能源結構決定的。在世界化石燃料中，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以及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其結構不斷發生變化，其中煤炭比重在下降，油氣比重在上升，世界平均從50年代初的煤占60%下降到90年代的初的30%，到1998年世界第一次出現全球天然氣消耗占能源的比例超過了煤炭的比皿，到1999年煤下降到24.95%，而氣上升到26%。但我國卻不然，我國在化石燃料資源中，氣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得多，因此我國能源一直以煤為基礎，煤在能源中的比重一直踞高難下，1949年我國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為100%，隨后逐年下降，但速度緩慢，到1990年煤仍占76.2%，直到2000年仍為67%，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0多個百分點。根據初步分析，即使到2020年，我國煤在能源中的比重也在55%以上，而煤主要用于發電，因此在2020年煤電在全部發電量中占70%的預計也是難以再有大幅度下降的。

由于煤電的比重大，所以在進行電源規劃時，特別是進行燃媒電站規劃時，必須同時做好煤炭發展和運輸的規劃，將煤、電、運和環境保護的規劃統一起來。協調發展。為了減輕電煤對運輸的壓力，因此要高度重視煤炭基地的煤電聯合開發和外送電網的建設。特別是山西、陜西、寧夏、內蒙、貴州、東四盟等煤電基地的開發，要努力實現開發體制上的創新。這幾個煤電基地可裝機容量在1.5億kW以上，如山西煤藏豐富，1997年的保有儲量是2600多億t，占全國的1/4，根據其水量可建2000萬kW以上，蒙西根據其水量，規劃可建6000萬kW，東四盟可建2500萬kW,陜北基地可建1000萬kW，寧夏1000萬kW,貴州規劃3000萬kW等等。煤電基地的電站建設規模，主要受水的制約，因此，我們要大力發展空冷機組，以節約電廠用水，現在我們已掌握20萬kW空冷機組的制造技術，30萬kW的空冷機組正準備實施，60萬kW的空冷機組要盡快掌握，并在煤電基地推廣應用。

在大規模的燃煤發電站建設中，一定要高度重視技術裝備的科技進步，要積極推廣高效、經濟、清潔、可靠并具有較好調節性能的裝備的應用。要積極推廣使用超臨界和超超臨界的發電設備，首先要在東部沿海的港口、路口電廠中推廣應用，并要努力加快發電設備制造供應上的國產化、本地化。使發電熱效率由目前一般亞臨界機組的37%左右提高到45%左右，并要使火電設備的調峰能力達到50%以上,此外要高度重視燃煤電廠的環保問題與清潔燃燒。我國現有火電廠的單位發電量的CO2、SO2、NO2,的排放量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我國火電廠每發1kWh電的SO2排放比日本高出6.678,NO2高3.82g,CO2高0.93g。這涉及到發電熱效率和脫硫、除氮等電力環保以及煤的清

潔燃燒等技術裝備的推廣應用問題。目前我國火電廠中裝有脫硫設備的只有500多萬kW，不到火電容量的2%,而發達國家的火電廠一般都裝有脫硫裝置，因此今后必須嚴格按國家規定，對含硫量超逐步推廣循環流化床(CFBC)和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IGCC)等清潔煤燃燒技術，這對于我國大規模建設燃煤電廠來說更為迫切。因此必須抓緊“十·五”期間的白馬30萬kW的CFBC和山東煙臺的30～40萬kW的IGCC的示范工程試點，盡快總結經驗，并實施國產化。

上述高效、清潔、節水、經濟的電力技術裝備的國產化和充足的供應，這是實現我國電

力的可持續發展和保障電力的可靠經濟供應的基礎與前提。

(2)水電發展。

到2020年水電要達到2億kw,占總裝機容量的21.1%，電盤7000億kWh，占總電量的16%；抽水蓄能電站裝機達到2500萬kW，占到總裝機容量的2.6%，比2000年裝機比重的24.9%下降了1個百分點，電量比重的17.8%下降1.8個百分點。但水電開發率已由2000年裝機開發率的21%提高到2020的53%，電量開發率相當由12.6%提高到36%，都超過目前世界平均水平。

我國水電開發速度比較慢，從1910年開始，經過90多年的開發，到2000年水電開發率只有12.6%，只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點，因此優先并加快開發水電，仍然是我國電力發展的基本方針，也是西部開發、西電東送的主要內容。爭取在20年內將中部水電基本開發完，西部的大型水電也得到較大程度的開發，即到2020年東部地區、中部的湘西、長江中游、紅水河以及西部的烏江、瀾搶江中下游和金沙江下游段、黃河上游基本開發完畢，容量在1.2億kW左右，其中包括如紅水河的龍灘、大藤峽，烏江的構皮灘、彭水，清江的水布婭，沉水的三板溪、金沙江的溪洛渡、向家壩，大渡河的瀑布溝，雅碧江的錦屏一、二級，瀾滄江的小灣、糯扎渡、景洪，黃河上游的公伯峽、拉西瓦、黑山峽以及烏東德、白鶴灘、獨松等等，另外還有一批中型水電站將在20多年內建成。

另外為了適應系統調峰要求，我們還要建設相當規模的抽水蓄能電站。比照世界平均抽水蓄能電站占總容量的測算，我國抽水蓄能電站到2020年應達到。2500萬kW以上。這就要求20年內建設抽水蓄能機組約2000萬kW,約需上百臺的20萬kW級的抽水蓄能機組，因此水頭在200.左右，20萬kW級大型蓄能機組成套設備要抓緊研究并實現國產化。

(3)核電發展。

到2020年，規劃核電容量約為4000萬kW，占總裝機的4.2%，發電量的6%，比2000年

1.2%上升約5個百分點，使電源結構有所改善。

我國核電起步不晚，發展緩慢。2000年只有210萬kW，到2002年末為370萬kW，加上現在在建規模也只有870萬kW。在“十·五”期間內計劃開工600～800萬kW規模的核電，已過去2年，至今一個也沒有批準開工。

然而，核電是一個“安全、可靠、高效、經濟、清潔”的電力，是實施電力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方面。這也是全世界438座核電站運行近一萬堆年的實踐所證明了的。核能是目前世界電力技術發展水平下，技術上成熟、可以大規模用以替代礦物燃料電站。

并能有效地作為減少向大氣排放CO2的根本措施。我國政府已承諾了控制的CO2排放的“京都協定書”，因此今后20年內必須高度重視我國核電的發展。特別在沿海能源短缺、環境容量有限的地方，更應積極加速核電發展。現在我們，己選核電廠址在4000萬kW左右，從現在開始抓緊到2020年使我國核電達到4000萬kW是有可能的，但任務十分艱巨。而在進人21世紀后的世界核電復年興的浪潮，應當是一個有力的促進。

首先是要在思想認識上，上下左右要統一。同時要加快核電成套設備的國產化和設計自主化的步伐，使核電設備制造盡快實現國產化和本土化，以大大降低核電造價，并確保安全可靠性，提高運行的負荷因子，大幅度降低核電上網電價，使之具有與煤電同等的競爭力。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現在的廣東嶺澳電廠和秦山二期60萬kW核電我們看到了希望。

在2020年以內建設的4000萬kW核電站，在技術路線上建議原則上仍堅持以原定的100萬級壓水堆的路線，并充分吸取國際上的技術進步和改造的經驗。具體堆型可在明確安全、經濟及國產化率的條件下，通過國際標準來確定，并用以批量建設100萬級核電站。這是充分發揮現有核電制造能力和建設、管理方面的經驗，盡快實現核電設備供應和建設、管理上的國產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是使我國核電”既安全，又經濟”的可行路線。與此同時，還要在核電技術上加強開發研究，跟蹤國際的先進技術，努力發展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一代堆型的核電，爭取在20年內建設示范堆型，為20年后批量過渡到新一代堆型做好技術供應的準備。

(4)氣電發展。

規劃到2020年燃氣發電的容量達7000萬kW,占總裝機容量的7.3%，電量約3000億kWh，占總電量的7%。這將使20年內燃氣輪機組的比重提高6個百分點多，使電源結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由于我國天然氣資源相對貧乏，再加燃氣輪機制造技術落后，所以在世界各國燃氣輪機快速發展，在電力比例中很快上升時，我國仍處于很低水平。隨著我國“西部開發”“西氣東輸”及海洋氣和進口天然氣的計劃的啟動，在“十·五”期間，國家計劃安排建設10個電站23臺燃氣輪機聯合循環機組，約800萬kW，并擬打捆招標，實現技術轉讓，引進國外先進的F型35萬KW級的燃氣聯合循環機組的制造技術，這可為今后我國氣電的發展打下基礎。

根據石化部門規劃，到2020年全國天然氣用量約2000億澎，其中進口約600億矽。根據建設部的能源密度最大的能貴，核電是預測到2020年全國天然氣用于民用的約937億m3，即約1000多億m3可用于工業與發電，先初步按800億m3用于發電能源系統，即其中700億m3用于常規發電，100億m3用于分布式發電系統，一共約可建7000萬kW左右的電站。

燃氣輪機能否很快發展、達到預期的目標，關鍵在于天然氣和燃氣輪機設備供應的保證與天然氣價格問題。我們規劃中希望天然氣發電比重的進一步提高，這也是電力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但同時也要理順能源價格體系，?使天然氣發電能與其他煤電、核電等電力相比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使氣電成為可支付得起的電力，這同樣也是電力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5)新能源發電。

規劃到2020年達到1500萬kW，占總裝機的1.5%，發電量400億kWh，占1%。新能源發電主要包括風力發電、潮汐發電和太陽能發電，也包括地熱發電和垃圾、生物質能發電等。

人類保護環境的較好出路是大力發展再生能源的利用，而再生能源利用的最好形式是通

過發電系統，將新能源轉化為電能。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能源發電是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新領域，雖然目前新能源只占總能源的2%左右，猶如一百年前的石油工業也只占商品能源的2%(1912年)。在新能源發電中，近20年內重點抓好風力發電。我國風力發電1986年起步，到1990年為0.41萬kW,2000年為34.7萬kW.10年間平均每年遞增55%，其發展速度是很快的。從2000--2020年，按年增20%左右來安排，則到2020年風力發電可達1500萬kW左右。

風電場的發展，關鍵在于風電設備國產化和規模化，增大單機容量到2000kW左右，形成規模經濟，從而將風電場造價降下來。目前國內正在生產600kW和660kW的風機，同時正在引進生產1300kW的風機。正如歐洲的風機由20世紀70年代的100kW提高到現在的2000kW，風力發電成本由1970年的16美分/(kWh)下降到1999年的6美分/(kWh).再加政府政策的支持，風力發電有可能成為具有一定競爭力的電能。

其他新能源發電是太陽能發電，目前和今后20年內主要用于解決邊遠無電地區居民的供電。我國光伏電池產量和安裝容址僅為世界的1%左右，我國目前初步統計太陽能單晶硅電池和非晶硅電池產旦在5MW，而世界光伏電池裝機容量已達1500MW，光伏電他的能源轉換效率已達16%～17%，且其造價和電價也大幅度降低。我國“十·五”規劃高效晶硅太陽電池工業化生產達到年30MW的生產能力，發電容量達到5.3萬kW；并規劃開發5座3～5MW的屋頂并網發電系統和2座10～20MW的大型并網系統電站；以及開發薄膜太陽電池生產技術，建立0.5MW的實驗生產線。這些都預示著到2020年我國太陽能電池發電會有一個大的發展，對于解決邊遠無電地區的電網所未及的用電問題，將會起重要作用。

關于地熱發電，我國已探明地熱可用于發電的為150萬kW(現已開發3.2萬kW),“十·五”規劃中，要建立KW級高溫地熱發電示范工程以及促進熱泵技術的開發及產業化，以進一步充分用好地熱資源。

關于海洋能源我國也有很豐富的資源。據統計為4.6億kW，其中潮汐能1.1億kW(技術可開發2000多kW),溫差、波浪和潮能等約2.4億kW(技術可開發約為1.6億kW)。現在我國潮汐發電裝機已有1.1萬kW，十五期間擬開發萬千瓦級潮汐電站示范工程，并完成波浪發電示范裝置。海洋能的使用也有廣闊前景，特別對解決海島地區的供電供水等具有重要意義。

生物質能潛力巨大。據農業部評估，我國生物質能資源約為7億t標煤。沼氣等生物質能氣化發電，十五期間擬建立3～5MW級的發電示范工程；生物質液體燃料技術，也擬在十五期間建立規模為100t/年的液體燃料示范工程；此外還有城市垃圾焚燒發電等。使多種生物質資源得到充分利用，既可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又可增加能源的供應，是電力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一環，預計在今后20年內都會得到很快的發展，并成為電力供應的補充。

第五篇：中國物聯網產業發展現狀及展望

賽迪顧問通信產業研究中心 余周軍

2009年8月7日下午，溫家寶總理在中科院無錫高新微納傳感網工程技術研發中心考察時指出要大力發展傳感網，掌握核心技術，并指出“把傳感系統和3G中的TD技術結合起來”。在11月3日《讓科技引領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講話中，溫家寶總理再次提出“要著力突破傳感網、物聯網關鍵技術，及早部署后IP時代相關技術研發，使信息網絡產業成為推動產業升級、邁向信息社會的?發動機?”。11月13日，國務院批復同意《關于支持無錫建設國家傳感網創新示范區（國家傳感信息中心）情況的報告》，標志著“感知中國”已正式上升至國家層面并進入戰略實施階段，中國物聯網產業發展面臨著巨大機遇。

1、物聯網產業定位

隨著信息采集與智能計算技術的迅速發展、互聯網與移動通信網的廣泛應用以及與傳感網結合的不斷深入，大規模發展物聯網的時機日趨成熟。在全球應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拋出與物聯網相關的信息化戰略，加大對物聯網的投入，力圖占據領先位置，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預見，繼計算機、互聯網與移動通信網之后，物聯網將帶來信息產業新一輪的發展浪潮，更是一場世界性的新技術革命，必將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深遠影響。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物聯網技術和產業，也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一是發展新興戰略性產業，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從世界經濟發展經驗看，新興戰略性產業能夠有效拉動經濟的持續增長。與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網相比，物聯網產業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也是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切實推進兩化融合的迫切需要。大力推動物聯網技術在傳統產業中的應用，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提高工業信息化水平、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手段，對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推進兩化融合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是引領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提升創新水平的迫切需要。物聯網涉及半導體、計算機、現代通信、新材料等諸多前沿技術，關聯度高、輻射力強，對帶動相關領域技術創新具有明顯促進作用，對我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信息產業新一輪發展的制高點意義重大。

2、全球物聯網產業發展現狀

物聯網產業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帶來龐大的產業集群效應。據保守估計，傳感技術在智能交通、公共安全、重要區域防入侵、環保、電力安全、平安家居、健康監測等諸多領域的市場規模均超過百億甚至千億。權威機構預測，到2020年，物物互聯業務與現有人人互聯業務之比將達到30: 1，物聯網產業將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萬億級的產業。美國《福布斯》雜志評論未來的物聯網將比現有的Internet大得多，市場前景將遠遠超過計算機、互聯網、移動通信等市場。

總體而言，全球物聯網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但已具備較好的基礎。未來幾年，全球物聯網市場規模將出現快速增長，據相關分析報告，2007年全球市場規模達到700億美元，2008年達到780億美元，2012年將超過1400億美元，年增長率接近20%。其中，微加速度計、壓力傳感器、微鏡、氣體傳感器、微陀螺等器件也已在汽車、手機、電子游戲、生物醫療、傳感網絡等消費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大量成熟技術和產品的誕生為物聯網大規模應用奠定了基礎。

國際范圍內物聯網知識產權的進展也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物聯網產業發展仍處于導入期。截至到2008年年底，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專利數據庫和德溫特世界專利數據庫資料的統計，國外關于傳感網的專利數1126件。從專利分布情況來看，在申報的1126項專利中，基礎和核心專利分別只有15項和503項，分別占整個比重的1%和45%，而外圍專利達到了608項，占整個比重的54%，基礎專利和核心專利所占比重較小，其基本狀況符合物聯網是新興的通信應用網絡以及物聯網產業化還處于剛剛興起的階段這一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對物聯網高度重視，并將其作為未來發展的重要內容。美國將微納傳感技術列為在經濟繁榮和國防安全兩方面至關重要的技術，以物聯網應用為核心的“智慧地球”計劃也得到了奧巴馬政府的積極回應和支持，其經濟刺激方案將投資110億美元用于智能電網及相關項目；歐盟2009年6月制定并公布了涵蓋標準化、研究項目、試點工程、管理機制和國際對話在內的十四點行動計劃。日本的U-Japan 計劃將物聯網作為四項重點戰略之一。韓國的 IT839戰略將泛在物聯網USN作為三大基礎建設之一，其中的 U-Life計劃的目標更是要在2014年建成松島泛在城市，投資約250億美元。同時還有新加坡的“下一代I-Hub”計劃、臺灣的U-Taiwan 計劃等都將物聯網作為當前發展的重要戰略目標。

3、我國物聯網產業發展現狀

我國在物聯網發展方面起步較早，技術和標準發展與國際基本同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63”、“973”等都對物聯網產業給予了較多的支持，《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在重大專項、優先主題、前沿技術三個層面均列入傳感網的內容，正在實施的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也將無線傳感網作為主要方向之一，對若干關鍵技術領域與重要應用領域給予支持。國內先后有近百單位開展了傳感研究和應用，并建立起了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電子十三所、北京大學等研發和生產基地，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國內部分地區已采取措施，著力推動物聯網產業發展，如浙江杭州舉辦了“2008國內無線傳感網產業發展高峰論壇”，并成立“中國無線傳感網產業發展聯盟”；浙江嘉興制定了 “50畝研發中心+500畝推廣中心+3000畝產業園”的產業規劃，并給予資金和政策配套等支持，努力打造一個超千億元產值的無線傳感網產業。

我國在傳感器、通信、網絡等方面擁有眾多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和專利，與國外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在十年多的時間里，獲得“無線傳感網”、“微型傳感器”、“芯片設計”等許多重大創新科技成果。在傳感網的盲源分離、多目標協同識別、跟蹤定位等領域的部分關鍵技術居世界先進水平，在機場防入侵系統、智能交通等領域已有若干成功案例。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還牽頭組建了傳感網產學研上海聯盟，另外，我國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郵電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天津大學和國防科技大學等高校在國內也較早開展了傳感網及物聯網的研究，華為技術、中興通訊、普天通信、中電集團、中電科技等大型企業也加入了研究行列。

總體看來，我國物聯網研究沒有盲目跟從國外，而是面向國家重大戰略和應用需求，開展物聯網基礎標準體系、關鍵技術、應用開發、系統集成和測試評估技術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以應用為牽引的特色發展路線，在技術、標準、產業及應用與服務等方面，接近國際水平，使我國在該領域占領價值鏈高端成為可能。

在標準方面，2007年，我國領先于國際啟動傳感網標準化制定工作。2008年，首屆ISO/IEC國際傳感網標準化大會在我國舉辦。第2次會議上，我國代表ISO/IEC傳感網標準化工作組向上級做總體報告，提出了傳感網體系架構、標準體系、演進路線、協同架構等代表傳感網發展方向的頂層設計，并獲得了標準組成員國的認可。我國已成為國際傳感網標準化的四大主導國（中國、美國、韓國、德國）之一，在制定國際標準中享有重要話語權。

在專利方面，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專利數據庫和德溫特世界專利數據庫資料的統計，截至2008年底，國內申請的關于傳感網的專利數是378件，基礎和核心專利分別是10項和211項，分別占整

個比重的2.6%和55.8%，而外圍專利為157項，占整個比重的41.5%。我國物聯網領域的專利分布狀況與國外情況類似。為了提高我國物聯網研究的核心競爭力，避免知識產權問題成為傳感網、物聯網研究發展的瓶頸，標準、核心技術及產品開發迫在眉睫。

在技術方面，自1999年起，中國科學院相關研究所、高校和部分企業在傳感網、物聯網的許多技術領域已開展科學研究、產業化攻關，支持了從傳感器、信號傳輸、信息處理、系統集成和示范應用等多方面的研發和產業化工作，在一些關鍵技術上實現了突破。

在應用發展方面，物聯網已在我國公共安全、民航、交通、環境監測、智能電網、農業等行業得到初步規模性應用，部分產品已打入國際市場，如智能交通中的磁敏傳感節點已布設在美國舊金山的公路上；中高速圖傳傳感網設備銷往歐洲，并已安裝于警用直升機；周界防入侵系統水平處于國際領先地位。智能家居、智能醫療等面向個人用戶的應用已初步展開，如中科院與中移動集團已率先開展緊密合作，圍繞物聯網與3G的TD蜂窩系統兩網融合的三步走路線，積極推動物物互聯的新業務，尋求3G業務的全新突破。

我國物聯網產業發展有一定進展，但也存在許多問題。一是企業規模偏小。目前有眾多企業開始涉足物聯網領域，但企業規模普遍偏小，缺乏龍頭企業帶動形成產業集群，產業聯動效應不足。特別是在應用領域缺乏大型企業，難以支撐以應用為牽引帶動產業的發展路線。運營與服務環節中，運營商也是初步進入該領域，市場仍處于探索階段，拉動效應不明顯。二是技術標準缺乏。我國在傳感網國際標準制定中具備一定話語權，處于較為領先的位置。但總的來說，標準發展仍相當滯后于應用發展。“共性平臺+應用子集”的標準架構下，共性技術發展不夠成熟，應用子集也不夠豐富，特別是行業標準規范的缺失，大大制約了物聯網產品的產業化與應用的工程化。三是創新體系不完善。我國有眾多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展開了物聯網技術研究，然而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尚未建立，產學研合作不夠緊密，科技成果產業化進程較慢。四是應用數量層次偏低。全國范圍內已經出現了一些物聯網應用，但總的來說，現有應用數量仍不足以帶動產業發展。部分領域應用技術水平與工程化程度較低，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市場風險仍然較大，難以實現規模化發展。

4、發展展望

中國大力發展物聯網產業的環境已經初步形成。在政府層面，在江蘇無錫以外，北京、上海、廣東、福建、山東、浙江等信息產業較為發達的區域已經著手制定規劃，部分大企業也開始進行市場進

入研究。物聯網產業發展需要應用牽引與技術創新雙輪驅動，即物聯網產業的突破不僅僅在技術上，更在應用上。未來可能的幾個突破口主要有：

一是政府資金投入的方向。2010年仍將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考慮到物聯網應用中有相當多政府公共管理與服務的領域，在交通、電力、環保、城市信息化等領域，物聯網應用將有較快發展，將引發市場快速啟動；

二是公眾領域的相對成熟的應用方向。智能家居、感知醫護等概念已經獲得了長期的市場教育，隨著產品與技術的進一步成熟，市場需求將得到進一步的激發。選擇適當的細分領域切入將催生出新興業態。

三是傳統企業的應用方向。物聯網應用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對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部分傳統企業將物聯網應用集成至自身的產品中，以實現產品升級，提升附加值與市場競爭力，企業自發的發展將產生更多物聯網產業相關的延伸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