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區域二元金融和諧發展之探索

區域二元金融和諧發展之探索 區域金融從空間差異的角度看，可區分為發達地區金融與欠發達地區金融，亦即二元金融；通過區域二元金融之間的互補互動，實現區域金融的和諧發展，對于農村合作金融體系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省級聯社在促進農村合作金融和諧發展中應有所作為。在充分維護省農合機構組織體系完整的前提下，一方面通過發達或相對發達地區農商行、農信社與欠發達地區農信社的互補互動，切實解決欠發達地區農信社解困和發展問題；另一方面要做實省聯社，充分發揮省聯社的行業職能作用，促進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健康可持續發展。>>更多最新相關資訊請點擊合時代進行瀏覽…

區域二元金融客觀存在與現實表現

區域二元金融是客觀存在的，區域金融的空間差異即表現為二元金融。區域二元金融，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金融資源與運行在空間上的分布狀態存在明顯差異的結構。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金融，實際就是二元金融從空間差異的視角進行劃分的。區域二元金融空間差異長期客觀存在，形成的原因包括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地理環境、貨幣化程度、市場化程度、信息條件、金融人格、金融努力水平、金融政策、法規及制度等等。區域金融研究不同于傳統金融研究，它將空間差異、空間過程和空間相互作用引入研究范圍，充分考慮具有廣闊內涵的區域差異，并結合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等研究方法進行全方位的研究，進一步拓寬了金融研究的視角。

以廣東省為例，珠三角與非珠三角地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金融特征截然不同，表現為較明顯的區域二元金融。珠三角地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主要面向企業與城鎮居民，客戶規模相對較大，金融交易活躍，具備集聚效益和外部規模效益，城市金融特征明顯；而非珠三角地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主要面向農村、農業、農戶以及規模較低的企業，客戶數量較多，金融需求小而散，缺乏規模經濟，傳統農村金融的特征明顯。一是業務規模與盈利能力差異，廣東省80%的規模與效益是由珠三角地區創造的。截至2011年末，珠三角地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存款余額、貸款余額、賬面利潤和凈利潤分別占廣東省的71%、70%、81%和80%。二是資本狀況與抵御風險的差異，廣東省80%的資本聚集在珠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股本、資本凈額、凈資產分別占廣東省的67%、82%和72%。三是歷史包袱和資產質量差異，廣東省80%的包袱和不良資產均在非珠三角地區。

區域二元金融和諧發展的路徑選擇

區域二元金融的客觀存在需要我們選擇促進其和諧發展的路徑，不是被動地坐視其存在，而是要主動地進行制度安排。

首先，需要明確政府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對政府在金融市場中作用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政府干預會阻礙金融和經濟的健康發展，要減少政府對金融業的干預，培育一個競爭性的金融體系，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另一種觀點則強調政府應在金融市場中積極發揮作用，以促進金融和經濟的發展。我認為，對于二元金融差異較大，欠發達地區金融發展嚴重滯后的現象，在政府立足構建和諧社會的這一背景下，政府不僅有條件而且有責任采取有效的政策促進欠發達地區的金融發展。、其次，是如何進行制度安排的問題。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自由經濟不能有效地增進長期效率。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供給主導型的金融更能積極地促進工業化與經濟增長。但政府的干預僅僅是對市場的有益補充，絕不是取代市場。因此，政府干預金融市場的目的應是保障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或者說使金融市場更有效地運作。我認為，針對二元金融的制度安排，在政策上要區別對待，有松有緊，有寬有嚴，其中包括利率政策、存款準備金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等。同時，在補償方式上也應有多種選擇。比如，對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進行核銷，對生活困難、面臨破產的家庭的借款允許破產免債等；在區域金融合作上，政府應積極引導和支持，促進區域之間金融資源、金融信息和金融技術的流動，優化其配置，從而使參與合作的主體實現“共贏”。同時，在金融制度的安排上不能“一刀切”、“齊步走”，比如要承認經濟落后地區、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性，不能不顧條件地推行市場化，按商業模式運作。

與國有商業銀行不同，單個合作金融機構存在規模小、風險大、隨時面臨倒閉等問題，同時，合作金融機構具有同質性且都存在規模不經濟導致經營成本過高等問題。因此，在促進區域二元金融和諧發展的路徑選擇上有其特殊性。從廣東的情況，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工作開展以來，通過中央、地方政府的各項政策扶持，社會各界對農合機構增資擴股的支持以及農合機構自身的努力，廣東省農合機構從2002年底資不抵債870億元到2011年底實現資能抵債870億元，整體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目前廣東省已有13家農商行掛牌，達到農商行準入條件正在改制的也達到了12家；與此同時還有20家農合機構有歷年掛虧，且都集中在非珠三角地區。從未來農信社的扶持政策看，央行進一步的票據支持已經不太現實，而稅收優惠效果甚微，杯水車薪。在這種情況下，農合機構之間必須通過抱團取暖，通過省聯社、發達地區農合機構與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的互補互動，最終促進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

從國外合作金融百年的發展歷程看，單個合作金融機構之間可通過自發結成合作金融體系及體系內的互補互動，解決了單個機構規模小、風險大而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如自發結成合作金融機構體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帝加鼎集團，在體系內部的互補互動上有四個主要特點。一是資源共享。包括集團為基層機構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如集體采購降低成本；對流動性、風險和利率的管理；通過設立的各專業性公司為基層提供保險、信托、證券等金融產品；借記卡和信用卡服務、運鈔和其他商業服務；培訓和選擇管理人員和董事，同時參與基層合作金融機構班子的管理。二是系統的標準化。包括操作系統、政策和規范以及產品的標準化，統一的機構形象和品牌。三是整體的穩定性。即通過內部各種協議和章程形成一個穩定的組織機構，以免受外界不利因素的影響，如建立突發安全基金、保險基金和保證基金來解決系統出現的問題；同時，集團作為一家主要銀行，負責管理基層機構的流動性以及在資本市場籌措資金。四是建立內

部的規章和戰略來完善強化治理結構。包括民主收集基層意見，形成決策，集團通過提供專家型服務來促進基層的競爭力；建立了直接對集團總裁負責的獨立監管機構，建立嚴格的監管標準，并授予了對違約和困難合作金融機構監管的權利。

借鑒國外經驗，要解決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我認為，關鍵是要做到以省級聯社為代表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與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的互補互動。互補互動，是指優勢補充、共同參與和互相推動，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之間通過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來實現優勢互補和相互作用并形成良性循環這一過程。如發達地區農合機構相對于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在機制、內控和管理上有著明顯的優勢，而后者則在農村網點設置、地域分布和農村客戶資源上有優勢，可以通過合作實現互補；同時，農合機構之間通過互動，實現質量、規模和效益的提升。從互補互動的層次上看，我認為，目前農合機構互補互動至少有兩個層次：一是省級聯社與農合機構（包括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的互補互動，如省級聯社為基層農合機構提供信息科技、資金運用、產品研發和業務拓展等服務，幫助其降低經營成本，增強盈利能力；二是發達地區農合機構與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互補互動，如發達地區農合機構與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在股權、管理、資金等方面開展的合作，實現雙贏，縮小差距。因此，建立省聯社與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的互補互動，是促進農合機構共同發展的一條現實的路徑選擇。

立足促進區域金融和諧發展的省聯社改革取向

省級聯社產生的初衷是中央把農村信用社的管理權下放到省級地方政府，省級地方政府寄希望省聯社的管理平臺能夠促進轄內農合機構健康可持續發展。經過幾年的改革試點，各省農合機構從整體破產的困境實現了整體經營上的可持續，省聯社也從成立初期的倚重管理轉變為目前強化服務職能。未來的改革取向，應該針對農合機構業務發展差異擴大的趨勢，將省級聯社改制為省級農村合作（聯合）銀行，為基層農合機構提供全方位的業務發展支持，在省級農村合作（聯合）銀行與農合機構之間建立互補互動的機制，促進區域農合機構的協調發展。

將省聯社改制為立足服務農合機構的省級合作（聯合）銀行

面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二元金融現象，作為省政府履行對省農信社的行業管理、服務、指導和協調的平臺和載體，在促進農合機構的和諧發展上應該有所作為，并應根據各省的實際情況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國外合作金融機構聯盟總部可以同時具有多種功能，既是一家全能銀行，其業務范圍甚至包括信托、保險、經紀商等，又為轄內的機構提供各種業務服務，如國際業務、投資業務、產品研發、數據、結算，培訓等等，有的還兼具管理機構、監督機關的功能。我國各省的省聯社實際相當于國外合作金融機構聯盟總部，如借鑒國外經驗，將省聯社重組成為省級農村合作銀行，就可以為基層機構提供全方位的業務服務。

國外合作金融機構都走過了從單個分散獨立的合作金融組織聯合成立合作金融體系的過程，而作為成熟的合作金融體系的標志，都是以總部為銀行出現的，如德國的德意志中央合作銀行、法國的中央農業信

貸銀行、荷蘭的中央合作銀行、加拿大的帝加鼎金融集團等。從荷蘭合作銀行的發展歷程看，初期全國有3000多家法人機構，之后逐步整合到目前的139家。1898年荷蘭北部的6家合作銀行及南部22家合作銀行聯合組建了兩家合作銀行。1972年兩家合作銀行合并組建了荷蘭合作銀行。再從德國合作金融機構發展歷程看，自19世紀中葉舒爾茨和雷發巽分別成立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以來，經歷了長達100多年的發展歷史，合作金融體系以及它們的中央銀行、地區銀行和國家審計聯盟、互助保險協會、抵押和住房儲蓄銀行等形成了德國合作金融完整的系統。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還建立了一整套有關合作銀行的法律體系，如德國的合作銀行是在德國銀行法下注冊的全能銀行，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并與其他商業銀行和社區銀行開展全面的競爭。再如法國農業信貸銀行戰略聯盟，代表地區性的農業信貸互助銀行并保護它們的共同權益和利益，對所屬機構實施管理、通過技術和財務手段進行控制，并采用各種必要的方法來評價每個信貸互助銀行操作的正確性，特別是成立新的互助銀行和互助銀行之間的破產和合并。由于合作金融體系的中央銀行對基層合作金融機構的情況相對監管部門來說更為了解，信息收集的成本更低，同時，出于聯盟本身對基層合作金融機構監督的需要，一些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對聯盟授予了輔助監管（auxiliary supervision）和授權監管（delegated supervision）等做法，提高了監管的效率。國外合作金融發展，為省聯社的改革取向提供了一條可借鑒的道路。

具體設想是，維持目前自下而上參股模式不變，將省聯社改制為省級農村合作（聯合）銀行，為互補互動的實施提供體制上和財力上的保障。第一，省級農村合作（聯合）銀行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轉型，為全方位的互補互動打下體制基礎。省級農村合作（聯合）銀行除了構建統一的數據信息系統、風險管理系統、銀行卡系統、產品研發系統等，解決部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想干干不了或者干不好的事情，可以通過開展全方位的業務如批發業務、資金調劑、銀團貸款、銀證銀保合作等業務滿足基礎法人機構的業務需求，增強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整體競爭力。第二，省級農村合作（聯合）銀行通過做實和做強為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解困提供財力上支持。在做實做強省級合作（聯合）銀行的基礎上，全面取消管理費，減輕基層機構財務負擔，同時，還可以直接對欠發達地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特別是高風險機構參股或者控股，通過高“溢價”的方式剝離困難機構的歷年掛虧和不良貸款，甚至可以給欠發達地區農合機構直接注資,為解決其歷史包袱創造條件。

維護農合金融體系的完整是互補互動的前提

目前，已經成立的農村商業銀行都有脫離農合金融機構體系的想法，各省在對農商行的管理上也采取了區別于農信社的做法。由農村商業銀行和農信社通過入股加入省聯社組成農合體系（聯盟）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區別僅僅在于這種體系緊密程度、類型和內部結構上。在體系的緊密程度上，如有的僅僅有內部信息交流等比較松散的體系；有的則有共同目標、標識以及一致的行為準則等結合緊密的體系。在體系的類型上，一種是自發結成的，如加拿大帝加鼎集團；一種是依法結成的，如法國的農業信貸銀行；另

一種是政府牽頭實施的，如目前我國各省以基層信用社入股成立的省聯社。在體系的內部結構上，有的是兩層結構（基層合作金融機構—總部），還有的是三層結構（合作金融機構—地區性總部—總部）；從基層的合作金融機構的產權形式來看，有的是采用信用合作社模式，有的則是采取銀行模式（服務范圍已經超出了服務社員的范圍，并與其他商業銀行展開了市場競爭）；從體系本身來看，有的以銀行的整體形象在本國和國際市場上開展業務，如德國、荷蘭，有的甚至以金融集團的形象提供信貸、保險、信托等諸多產品和服務，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帝加鼎集團。

國外合作金融機構結成緊密的戰略體系，實質上就是通過聯盟內的互補互動，實現合作金融機構的做大做強，解決了單個合作金融機構存在規模小，風險大以及規模不經濟導致經營成本過高等等問題。世界銀行在一個跨國調查的基礎上研究了合作金融體系的整合程度以及表現，通過分析也得出結論：緊密型體系的效率明顯高于松散型。也正是因為如此，許多國家在法律上規定單個合作金融機構必須加入合作金融體系。如法國的法律就規定，每個信貸互助銀行必須加入一個地區性的聯盟，并且每個地區性的聯盟必須加入法國農業信貸銀行戰略聯盟。我國的農合機構（包括農村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規模小，產品少、服務層次和抗風險能力低的問題，結成合作金融體系，通過體系內的互補互動如戰略規劃、技術和業務支持、參股和控股等，完全可以克服單個合作金融機構的缺陷，增強了其市場競爭力。我認為，只有維護農合金融體系的完整，才能通過統籌整合廣東省優勢資源，幫助、支持和帶動欠發達地區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快速發展，以強帶弱、以強補弱，實現整體解困、區域協調、共同發展。

第二篇：區域和諧發展挑戰和應對

“消費與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研討會發言提綱

區域和諧發展的挑戰和應對措施

世界經濟進入重要的轉型期并影響全球的每個地方，地區和諧發展面臨重大的挑戰。四大挑戰：

1.經濟、政治和技術的全球化進程加速；

過去，省、市或地區的居民為生活期望保存其工商業的特色；明天也會很像今天；今天，地方的居民已經知道，變化而非穩定是惟一的“不變”。跨國公司將在外造出更多代表本地特色的產品。

全球產業的地理位置在不斷變化。可遷移的公司受到地方更低的成本或更好的技能和（或）一定的生活質量的吸引。而難解的問題是：什么樣的工商業適合于那些曾經棄其而去的地區？

本地企業遷移不只尋求低成本，也因市場需求所迫。曾經占有市場的地方企業現在面臨正在侵入的、支配更多資源、提供更好更低價格產品的跨國公司的嚴峻挑戰。

產業轉移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交流、交通和信息系統的不斷進步；這些又促使貨品、服務、技術和資本的遷移越出國界，并使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感相應地縮小。地方也不能期望保留他們所有的重要工商業。他們必須準備放棄那些正在萎縮和缺乏競爭力的部份，用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代替。

在舊經濟時代，貨品在某些地方制造是因為其最低成本的優勢。他們有過明顯的國家特征，甚至是特別的地方特性。而在新經濟里，貨物可以在幾處制造、各地裝配。

同樣，服務業者也可從多地收集信息，在他地處理、解讀和分析信息，再在別地傳送信息。開始，公司將總部機構從城市移到城郊，然后又遷到低成本地區。現在，越來越多的大公司外購其內部信息系統以從那些地域遍及國內外的特別廠商和技術處獲取價值。

進一步，地方受重大的政治發展影響。全球勢力的整體平衡正在發生改變。亞洲地區在興起，隨時準備步入日本和西方已取得的工業化水平。

冷戰后的一個主要特征是資本短缺。大多數國家、地區和城市都有債務負擔，不能籌集足夠的內部或外部資金進行必要的投資以獲取競爭優勢、滿足人民的消費需要。發展中國家快速的城市化造成了公共部份有限資源的緊張。

而基本點是外在力量變快且常常出乎意料，進而轉變了地方的命運。加上產業周期、貿易政策及相應的國家匯率變動，一個動蕩的外部環境下的地方變動就可以理解了。

2.地區演進和城市盛衰使得地方風險增加；

通常情況，地方先從農村變成城鎮，而后發展為城市和都市圈。近現代，城市從貿易中心轉為產業中心，進而又變為提供服務。當污染、犯罪、擁擠、交通堵塞、教育和服務質量下降和高額稅收等問題增加時，城市便向郊區擴展。起初人們坐車到城里工作，而后工作和就業的機會就逐步移到郊區，這種情形幾乎在美國的所有大都市圈都發生過。

當人們離棄窮人增多、服務成本增高而又不能從上級政府部門補足資源時，城市卻必須靠其財政資源過活，減少服務、維持固定運營。城市基礎設施惡化、服務差距擴大、衰敗延伸呈螺旋式發生。與此同時，都市繼續從內圈郊區向外圍遠郊增大。工廠和辦事處也遷到更遠處。不久，圍繞核心城市的新的功能良好的邊界城市出現。核心城市則與一個導致生活質量下降的衰退中的經濟和就業基礎“爭斗”。

上個世紀以來，新技術并不一定的出在城區而更多出現于能在經濟活動中應用的任何地方——衛星通信、微處理器、機器人、激光、光纖、微機和集成電路。30多年前，城市經濟學之父

Wilbur Thompson曾指出，因城市過快的周期性衰落不能承載老化的城市資產和產業及人口減少，使其趕不及下一穩定或增長期的出現。在人們認同需要加快對變化的反應時，對為何有些都市增長快于其他地方、有些甚至并不增長的原因解釋卻相去甚遠。而我們知道地區衰落的成因遠遠多于與有關增長的快速變化的因素。

3.增多的競爭對手拼力爭奪稀缺資源；

面對增加的問題，地方相應地通過增多的經濟發展機構以針對突出的——規劃、金融、市場營銷、旅游和出口——有關地方提升的所有任務。這些機構用公有資金在本地和海外做廣告、派遣推銷使者。但不久他們就會發現，其他地方也在同樣的努力并做得相當老到。

4.地方對本地資源過度依賴。

地區十大應對措施：

1.要確立應對挑戰的戰略愿景；

2.需要建立市場導向、策略性的規劃流程；

3.必須采用一種真正的針對地方產品和本地客戶的市場方法；

4.一定要確立與其他地區競爭的本地項目和服務的質量水平；

5.需要具備區域有效交流和促進競爭優勢的技能；

6.要實行地區經濟支柱產業的多元化和發展靈活應變的運行機制；

7.必須發展和培育本地企業家精神和特質；

8.必須更多依靠私營成分對本地的貢獻度；

9.在地區的文化、政治、經濟和領導的變化進程的差別中，各地需要發展自己獨特的變化過程；

10.地方必須發展有組織的、程序化的機制，以維持地方發展，把握每一發展機遇。

影響世界變局的全球競爭、技術加速和政體分合迫使地區選擇一條策略的、開創性的道路 以應對未來。

上海經濟學會會員張惠俊

二○○五年十一月

第三篇：長三角與京津冀區域發展之比較

區域規劃作業

長三角與京津冀區域發展之比較

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個較為成熟、規模較大的都市經濟區。三大都市圈的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高，集聚趨勢表現尤其明顯，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帶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領頭羊”。三大經濟圈的發展也不平衡，相對于長三角和珠三角而言，京津冀經濟圈的表現尚不盡如人意。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形勢下，特別是面對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刻影響，積極探索城市聯動發展的新路子，共同推進城市間深度整合，既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和必然趨勢，也是提高區域整體抗風險能力、同心協力共渡難關的現實選擇。

下面對其中長三角、京津冀區域發展分別從總體水平、體制機制、產業結構、中心城市輻射能力、前景展望等五個方面進行對比分析。

關鍵詞：長三角、京津冀、經濟水平、區域一體化、中心輻射能力

一、總體水平

（一）、經濟水平

目前兩大經濟圈的經濟發展水平都遠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上，但各經濟圈的發展呈現明顯的差異。

相比之下，京津冀經濟圈雖有變化但變化不大，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經濟地位出現弱化趨勢。尤其是相對經濟水平，與長三角存在不小的差距。正在長三角快速積聚的國際資本和民間資本，不僅規模越來越大，而且以其特有的活力強有力地推動著這一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長三角人均和地均GDP分別是京津冀的1.43倍和2.19倍。無論按人口平均，還是按土地面積平均，長三角經濟圈都是經濟產出效率或集約化程度最高的區域，京津冀經濟圈居后。

（二）、市場化、國際化水平

京津冀經濟圈相對經濟水平較低，突出表現在市場化程度和國際化程度比之長三角經濟圈還有一段距離。

在經濟外向度方面，從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實際利用外資等指標看，長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國外向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京津冀的現實發展程度則相差較遠。長三角對外貿易和實際利用外資在規模上均已超過珠三角。外資投資的熱點正從珠三角向長三角和京津冀地區轉移，珠三角外向型經濟的優勢正在弱化，長三角將逐漸取代珠三角成為外商投資的熱土。

“長三角”一體化是入世后中國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縮影。大量外企的存在，使得“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國際化程度大幅度提升，整個“長三角”正在成為“世界工廠”，“中國制造”的產品源源不斷地從這里走向世界。長江三角洲是我國對外開放的最大地區，該 1

地區工業基礎雄厚、商品經濟發達，水陸交通方便，是全國最大的外貿出口基地。

二、體制機制

體制機制仍需進一步完善。京津冀都市圈的國家區域規劃指導和政府間高層對話機制尚未形成，區域合作組織作用未能充分發揮，行業合作網絡體系建設不完備；合作機構缺乏應有的權威性。區域市場化進程滯后，民營經濟發展不夠活躍，有利于企業主體作用發揮的制度環境仍需進一步健全；有利于企業發展的要素市場環境仍需進一步完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等等。

（一）、京津冀區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缺乏市場響應的政府推動

在區域合作中，與企業行為、民間資本力量相比，京津冀地區地方政府明顯處于強勢地位。在資源配置、項目選擇、資源整合、產業鏈形成等方面，政府干預過多，沒能充分發揮市場自發配置資源的作用。“大市場”、“小政府”的目標，與這一地區現狀相距較遠。因此，通過加強市場作用，改變政府的過多干預與限制是當務之急。

（二）、長三角區域合作中政府的作用：市場主導，政府疏導

在當前轉型社會時期，市場和政府兩股推動力量，應該是相輔相成，并形成合力共同推動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但最終還是要依賴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能力，由市場來引導區域內產業發展與合作。而政府應該是完善市場體系，制定各行業市場規則，引導市場準入，縮小區域差異，構筑大區域化的基礎設施網絡和共同保護環境，政府部門的作用有的地方要加強，有的地方要弱化，政府是否能夠準確定位非常重要。長三角區域合作中，政府職能

三、產業結構

（一）、京津冀地區產業結構重疊、缺乏分工協作

京津冀區域內部，產業配套水平相對較低，產業融合度不高，合作范圍局限于產業鏈的低收益環節，很多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零配件在區域內沒有形成配套，科研成果也難以近距離擴散。除北京呈現“三二一”產業結構，津、冀兩省市服務業發展滯后，沒有形成產業梯度轉移、對接合作的有效模式。

從全國來看，京津冀地區在總體實力上處于較低層次，在發展上處于后發層次，無論從目前的總量還是從對經濟發展的投入上都與長三角有較為明顯的差距。京津冀區域內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大，地區間協調聯系也是比較松懈的，京津冀并沒有明顯地體現出區域整體性運作、協作聯系的特征，北京和天津并沒有很好地發揮區域中心城市的作用，從而造成了產業結構重疊、資源配置低效、市場建設無序等一系列問題。

（二）、長三角地區以上海為龍頭的經濟一體化已經形成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實力最強勁的地區之一。目前，已有16座城市被列入“長三角”都市圈。長三角經濟圈產業門類齊全，輕重工業發達，是中國最大的綜合性工業區，不僅傳統工業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以微電子、光纖通訊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也比較

突出。呈現“二三一”的產業結構

適應國際產業轉移和國內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形勢變化，長三角經濟圈適時將“先進制造業”作為區域產業發展的重點目標：上海提出要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物流業，浙江要建設先進制造業基地，江蘇則要打造國際制造業基地。這些戰略有效地促進了長三角經濟圈的產業結構升級。

四、區域中心城市輻射能力

從經濟學考察，大都市經濟圈是最有效率的空間組織形態。通常，在這種經濟圈內有一個經濟首位度大的中心城市，它與周邊城市區域存在密切的經濟聯系或分工合作的關系，并且同時具有“極化”和“輻射擴散”兩種效應。

主導型的合作共生、協同發展是經濟合作的重要類型。上海充分發揮了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帶動周圍城市協作、共生發展，已經成為長三角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核心推動力；與此相比，京津兩大毗鄰的中心城市，在進一步整合優勢、發揮區域增長極帶動作用方面，表現得并不突出，沒能形成區域城市間的合作共生機制，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京津冀區域的進一步發展。

（一）、京津冀地區經濟首位度比較接近

1、“雙頭龍”現象

此經濟圈的經濟首位度不高，原因在于經濟圈內都有兩個經濟實力相當的城市——北京、天津。京津冀經濟圈受行政區劃嚴重，北京和天津同屬中央直轄市，產業結構類似，競爭動機強烈。這些年京津之間圍繞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之爭，圍繞汽車、重化工等制造業之爭，圍繞北方產權交易中心等平臺選擇之爭，圍繞生態環境、水資源之爭，造成了資源、效率的巨大浪費，而且使得京津與河北之間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異常突出。因此，有效打破行政分割，促進京津冀合理分工、協調融合發展，是該經濟圈做大做強，向世界級大都市圈邁進，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歷史課題。

2、北京對周邊地區的經濟輻射能力：“空吸”現象

雖然京津冀區域經濟合作的概念已經提出很久，但是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京津冀三地都是在相對獨立發展，北京對兩者的輻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時候是聚集效應大于輻射效應，形成了“空吸”現象——人才、資源逐漸向北京集中，造成周邊地區經濟發展相對遲緩，甚至在河北省內還存在著很多貧困縣和貧困村，這些地區形成了“環京津貧困帶”。

（二）、上海對周邊地區的經濟輻射能力：龍頭效應

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的龍頭城市，一方面上海對周邊城市的優質要素資源產生巨大吸附力，一些優秀的企業、研發中心、以及優良金融資產和高素質人才紛紛向上海聚集；同時，上海的大發展也對周邊城市區域產生較強的輻射拉動作用，其快速發展帶動了相鄰的江蘇、浙江等相關地區的快速發展，其周邊各個主要城市也主動和上海接軌、協調，主動接受上海的輻射和帶動。特別是，在推動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各城市形成既競爭有合作的良性互動格局。“長三角”在上海的帶動下，蓬勃發展。

五、區域交通狀況

可進入性、可暢通性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設施基礎。京津冀交通問題主要體現在城際交通網絡不夠發達，難以充分滿足發展過程中的迅速、便利、安全、經濟的要求。長三角也存在此類問題，但行動比較積極，正在大力發展地區現代化公路、水路交通暢通等工程。

（一）、京津冀地區對外交通發達，內部交通不暢

綜合運輸網絡以北京為主中心（陸路與空路）、天津為副中心（水路）。京津冀地區一直是國家交通建設的重點地區，經過50年的大力建設，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初步形成，是我國陸路交通網絡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但城際交通網絡不夠發達，城市之間的交通網絡與聯系是綜合交通體系的一部分但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目前許多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系線路大都不能充分滿足發展過程中的迅速、便利、安全、經濟的要求。大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系方式單一，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不高，客貨運輸缺乏選擇與必要的競爭，這集中體現在北京同河北省城市間的交通及河北省內交通的問題。這是制約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長三角地區已經形成發達的現代交通體系

長江三角洲已初步形成公路、水運、鐵路、航空等多種運輸方式共同發展的綜合運輸體系。以上海為龍頭的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為建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制造業基地奠定了基礎，推動了長江三角洲更廣泛地融入全球經濟活動。陸路：滬寧線、滬杭線、杭甬線構成了這一交通體系的核心；水路：有世界第一跨海大橋——杭州灣大橋；空路：有便捷的飛機，可以使人們在短時間內到達。2004年，有交通部牽頭，江浙滬兩省一市聯合編制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現代化公路水路交通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長三角區域公路網總里程將有11.8萬公里達到30萬公里左右，公路密度大體上接近歐洲發達國家水平。而高速公路也作為區域路網的骨架。這充分表明長三角發展區域路網的決心，將成為促進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因素。

六、前景展望

由以上分析可知，京津冀地區的各項指標大多居于長三角之后，但也可以說其正處于蓄勢待發、正在崛起的時期。

（一）、京津冀區域發展對策

京津冀經濟圈區位條件獨特、人文環境優越、創新資源豐富、經濟基礎雄厚，又面臨著諸多有利的因素和環境，抓好新的戰略機遇期，京津冀經濟圈則有可能后來居上。

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了的奧運會，這次盛世不僅帶動了城市基礎設施、城市環境建設，也對一大批相關產業的發展，包括建筑、建材、房地產、旅游、廣告、媒體等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北京作為我國的政治、文化、國際交往中心，賦予京津冀經濟圈獨特的優勢。通過合理引導，這一優勢將持續不斷地轉化為經濟優勢，促使這一地區形成具有“首

都圈”特色的核心競爭力。

但同時也應注意協調與周圍城市的關系，統一規劃京津冀區域，以避免重復建設、低水平競爭、經濟發展緩慢的現象出現。“核心城市無序的過度集中”的空間結構嚴重限制了發展，因此應通過調整區域空間結構來加快發展，包括實施核心城市即北京、天津，特別是北京的“有機疏散”與區域的“重新集中”，實施雙核心多中心都市圈戰略，實現從以北京為核心的“單中心放射式”向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雙中心網絡式”轉變，重組發展空間。

外資北上步伐加快。近年來，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流向不斷由南部沿海向中部沿海和北部沿海轉移，尤其是日韓及歐美等跨國公司紛紛在京設立研發機構，京津冀經濟圈對外開放呈現加快勢頭。隨著外資大量進入和國際貿易的拓展，必將對京津冀經濟產生類似于南方開放前沿的拉動效應，而且引資質量和外貿效益會更好。

（二）、長三角區域發展對策

相比珠三角和京津冀，長三角的區域經濟結構更為清晰，關鍵是其中心定位比較明確。長三角對上海龍頭地位普遍認同。區域內“中心——次中心——腹地”的結構一直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上海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之一，帶動著“長三角”地區和整個長江流域的發展。

雖在各方面比較而言，長三角區域的整體水平高于京津冀區域，但是從諸多方面上，長三角經濟圈出現整體增速滑落的現象。這不難看出雖然長三角一體化的呼聲迭起、進程加快，一體化的范圍不斷擴展、層次不斷提高，但是由于以各級地方政府為代表的諸多利益主體的存在，長三角目前仍舊是一種以行政區經濟為主體的發展模式。長三角城市間的戰略聯盟目前還沒有達成，很多基礎設施還處于分割狀態，尚未形成行業布局協調、經濟能量集聚、產業結構合理的理想范型。

2010年世博會花落上海，從各方面給上海帶來了良機，上海正努力成為“世界城市”。上海強大的輻射力及其周邊“近水樓臺”城市的飛速發展，已經使蘇、浙兩省的所有城市都意識到了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在資金、信息、人才、商品的流動中找到城市繼續發展的機遇。以承辦“世博會”為契機，加快長江三角洲城市聯合發展。一是以現有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為依托，聯合成立世博會工作機構，協調推動世博經濟發展；二是根據世博會規劃和各個城市發展規劃，進一步加強交流協調，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三是整合現有交通資源，完善區域內高速公路網建設；四是聯合制定區域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合作計劃；五是圍繞世博會，共建長江三角洲信息平臺，實現世博會信息資源互通共享。

可以樂觀地預測：如果能夠切實把一體化進程不斷推向深入，未來的長三角應當是中國及亞太地區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區域，也是中國參與世界經濟競爭的中心區域。

第四篇：區域發展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豐城市發展有著重要的引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范圍包括南昌、景德鎮、鷹潭以及九江、新余、撫州、宜春、上饒、吉安市的部分縣（市），面積為5.12萬平方公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結合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的戰略需要，根據自然生態系統的不同特征和經濟地域上內在聯系，提出“兩區一帶”的功能分區，即湖體核心保護區、濱湖控制發展帶和高效集約發展區。

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針對不同的區域提出相應的功能要求，對于湖體核心保護區強調生態功能，禁止開發建設；對于濱湖控制發展帶，提出構建生態屏障，嚴格控制開發；對于高校集約發展區提出集聚經濟人口，高效集約發展。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功能定位，直接反映和決定它在國家區域戰略全局和長遠發展中的地位，著力構建“三區一平臺”，即全國大湖流域綜合開發示范區、長江中下游生態安全保障區、加快中部崛起重要帶動區和國際生態經濟合作重要平臺。圍繞“三區一平臺”的總體定位，著力構建“四大支撐體系”，重點打造“十大產業基地”，即著力構建安全可靠的生態環境保護體系、調配有效的水利保障體系、清潔安全的能源供應體系、高效便捷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重點建設區域性優質農產品生產基地，生態旅游基地，光電、新能源、生物及航空產業基地，改造提升銅、鋼鐵、化工、汽車等傳統產業基地。

豐城市作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西南部的重要縣級市，要加大力度融入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首先，要加快基礎設施與周邊區域的銜接，打造成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內重要的交通樞紐。其次，打造生態品牌，探索出豐城特色的生態低碳高效的發展路徑。加強“中國生態硒谷”的品牌，發展以富硒資源為特色的生態旅游，休閑體驗等。第三，要加快重要產業基地建設，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中的“十大產業基地”相對接。豐城市處于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內的高效集約發展區，具有大力發展相關產業基地的資源條件，充分發揮豐城的能源優勢，加快產業基地建設，形成完善的產業發展結構。

1.1.1.銜接南昌都市圈

豐城市距離南昌60公里，僅1小時車程，豐城市成為省會城市南昌的1小時交通圈的范圍。南昌都市圈范圍包括南昌及周邊九江市、永修縣、都昌縣、余干縣、東鄉縣、撫州市、豐城市、高安市、奉新縣等縣市，是江西省贛中地區的重要城市群。豐城未來在與南昌的一體化發展，要加強對接融入南昌城市經濟圈。進一步加大與南昌經濟合作，加快與南昌經濟聯系。做好豐城與南昌的對接體現在交通設施上，重點建設“三路一區”(豐昌大道、新105國道改線、昌吉贛城際鐵路)建設，縮小與南昌的時間距離，實現“同城化”發展。同時，在產業結構上形成相互協作與分工，承接南昌經濟輻射，發揮自身優勢，強化產業基地建設，形成自身特色的產業結構。

1.1.2.打造豐樟高城市群

豐城、樟樹和高安市是宜春市東部地區重要的城市群，是宜春經濟發展的高地，對宜春經濟發展起著領頭牽動作用，“豐樟高“城市群總人口、區域面積分別占到宜春市的49.7%

和35.2%，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分別占宜春市的55.8%和52.8%。豐城市經濟總量在三個縣級市中居首，成為“豐樟高”城市群中重要的經濟中心和產業集聚區。豐城城市產業重點發展以能源、新材料為特色的，樟樹城市產業以化工、醫藥為特色，高安城市產業以陶瓷、汽運產業為主，共同形成宜春市東部地區經濟增長極。

戰略三：加強區域合作，協調區域經濟發展

與成渝經濟區協調發展：抓住西部大開發、成渝經濟區大發展契機，積極融入成渝經濟區；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和區位特色，主動尋求對接點和聯結點；借力成渝經濟區的強大經濟實力，大力發展配套物流配送、交通運輸、商貿流通、休閑旅游等現代服務業。

與黔北地區協調發展：在產業發展、文化交流、經貿、旅游等方面聯合遵義和貴陽，加快優化產業結構，重點發展白酒產業，構建黔北地區特色經濟高地。

與赤水河谷和四川酒業重地協調發展：協調與習水、赤水等赤水河谷釀酒城市的發展，聯合打造黔北赤水河谷特色經濟區；協調與瀘州、宜賓四川酒業重地的發展，加強區域合作，促進西南地區名酒基地的建設。

第五篇：互聯網金融之p2p發展之瓶頸

互聯網金融之p2p發展之瓶頸

互聯網金融在高速發展的道路上，正在行駛在一個“交叉路口”，而征信體系的缺失，使得P2P很難健康發展。很多公司都走向了間接融資的誤區，只有具備征信能力的公司，才能最終走向正確的方向。鼓勵民間建立征信公司，有利于促進直接融資的發展，央行已經準備發放這方面的牌照，網絡公司掌握著眾多的（信用）信息、有大數據處理的能力，我們應該利用這些能力和信息，來建立民間的征信公司，幫助金融業更健康地發展。

現如今，細看那些做得比較好的P2P公司普遍遇到了擔保方式對自身發展的制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的開始借助第三方擔保，有的則通過提取風險準備金來保證投資人的本金安全，而這兩種模式都有其局限性。

在中國征信體系缺失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借款人的資信進行比較好地分析，我們國家也缺少財產登記制度，對出借人的資產情況和他的風險承受能力難以作出準確判斷。這是制約P2P行業發展的兩大瓶頸。投融貸P2P平臺相關負責人也表示，由于央行的征信系統尚未對P2P行業開放，每家公司都需要去完善自己的信用評價體系，這為其帶來了很大的成本負擔，同時，也給P2P公司業務地發展增加了許多隱形風險。

近來，國務院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這是我國首部國家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規劃。其中提出“加快征信系統建設”和“推動金融業統一征信平臺建設。”

現在大家都在呼吁，希望央行的信貸登記系統能夠對社會開放，能夠對P2P小貸公司開放。不過，央行的信貸登記系統如果向P2P小貸公司全面放開，將面臨非常高的運營成本。因此，我們更要著力于建立民間的征信系統。央行已經開始在準備發放這方面的牌照，網絡公司掌握著眾多的（信用）信息、有大數據處理的能力，我們應該利用這些能力和信息，在建立民間的征信公司，幫助金融業更健康地發展。，如果基于電商平臺的網上借貸能夠建立獨立的征信體系，那么P2P平臺就能夠實現比較健康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