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調查報告

未成年人沉迷于網絡～、暴力等不良網絡信息，已成為日益突出的社會難題，誘發了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當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新課題。從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犯罪人數看：1986年為99人；1996年上升至231人，增長了1.3倍；2001年達歷史最高，判處380人；2003年因受非典影響，判處的未成年犯人數有較大幅度下降（但實際發案沒有大的變化）。為進一步摸清網絡～、暴力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配合下，隨機向在押的100名未成年犯發放了調查問卷（當時在押未成年犯370人）。網絡～、暴力污染嚴重在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經常看～內容書刊、音像制品并受影響的占61％；經常進入歌舞廳的占38％，偶爾進入的占32％；經常進入錄像廳的占49％，偶爾進入的占41％。經常進入電子游藝廳的占66％，偶爾進入的占28％；經常進入電腦網吧的占39％，每天兩小時以上的占28％，每天10小時以上的占７％。有關方面統計過，北京有171萬中小學生，有30萬學生在網吧上過網，有10萬學生經常光顧網吧。網絡～暴力內容的泛濫，加劇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狀況，使犯罪種類、手段、及后果不斷變化。20世紀８０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多表現為一般盜竊、打架斗毆、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到90年代末，未成年人犯罪向結伙搶劫、重大盜竊、殺人等方面發展，甚至出現持刀殺人、持械搶劫、報復放火等嚴重犯罪，犯罪性質明顯惡化。據統計，1999年以來，搶劫罪已代替盜竊罪上升為第一位，主動攻擊性突出，暴力傾向明顯。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犯搶劫罪的占71％，經常看含暴力內容的音像制品并受影響的占75％。強奸、傷害等犯罪則分別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另外兩類主要犯罪形式。由于未成年人長期玩飆車、砍殺、爆破、槍戰等以“攻擊、打斗、暴力、～”為主要內容的暴力游戲，接觸火爆刺激的內容，很容易使他們模糊道德認知，淡化游戲虛擬與現實生活的差異，誤認為這種通過傷害他人而達到目的的方式是合理的。一旦形成這種錯誤觀點，他們便會不擇手段地模仿欺詐、偷盜，甚至模仿對他人施暴的行為，不但會在網上，甚至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此外，據犯罪心理學分析，少年性機能漸漸發育成熟，但往往性道德觀念的形成卻落后于性機能發育的成熟，～文化的污染最容易使這個時期的少年放肆地追求性刺激，再加上少年本身喜歡模仿，好奇心強，易受暗示，在外界強烈刺激的作用下，很容易產生犯罪動機，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文化污染，是導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直接誘因。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的一名15歲的少年犯，因伙同另外兩名少年輪奸少女，被依法判處重刑。追根溯源，是他10歲就開始看有～內容的圖書，看～內容的音像制品已成為他的嗜好。近年來，黑網吧等不適宜未成年人進入的場所，誘發了許多刑事案件，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有關部門應出臺整頓、治理、監督網吧和電子游藝廳的嚴格管理條例，并制定有效的監督辦法和懲罰措施，嚴令執行。未成年人癡迷網絡的原因家庭、學校、社會是未成年人成長影響因素的三個不同層面。每個“網絡少年”從好奇到接觸、沉迷網絡～暴力等不健康信息，大都受到了不良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環境及社會環境的影響。不良的家庭環境，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是他們走進并沉迷網絡～暴力的首要原因。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家庭中，家庭成員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相應的是未成年犯本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其中小學6人，初中76人，高中5人，職高13人）。在這些家庭成員中曾被拘留、～、判刑的占23％。我們分析，以下4種有缺陷的家庭環境容易導致未成年人陷入網絡～暴力中不能自拔：第一種是溺愛型家庭。此類家庭在被調查者中占半數以上。家庭條件優越，對孩子過分溺愛，使他們從小養成了任性、自私、蠻橫的個性，極易發展形成不良的偏好，使之逐漸滑向違法犯罪的偏激之路。第二種是失和型家庭。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父母離異的有29％，繼親家庭7％，合計36％。與此相關，2003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受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來自單親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26.4％，來自繼親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6.3％，來自婚姻動蕩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25.2％，三者相加為57.9％。我們經常讀到一些未成年犯家長寫來的信，這些痛苦不堪的父母追悔莫及，如果他們能給予孩子和睦幸福的家庭環境，教孩子從小心存善良，就絕不會等到孩子邁入鐵窗才痛心疾首。第三種是打罵型家庭。在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家庭教育方式采取打罵體罰的竟然占23％。由疼愛變成打罵好比一張紙的表和里，使父母對孩子的愛變成了對孩子的恨，可能造成孩子心理的畸形發展。從長遠來看，對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極為不利，往往會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后爆發出來。第四種是放任型家庭。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監護單獨居住。但是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的占９％。大多數的少年雖與父母（或其中一方）共同生活，但父母對他們思想上的變化并不了解，有的家長對孩子只養不教，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對不良行為視而不見，忽視和孩子心靈上的溝通與交流，缺乏家庭溫暖的孩子們很容易被網絡的花花世界所誘惑，最終蛻變為“問題少年”，被誘惑犯罪。學校教育失衡是導致在校學生犯罪的客觀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大量學生網民的重要原因。此次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在校學生占56％。此前，海淀法院2002年也做過一個統計，在校學生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總數的42％。從某種意義來說，中、小學教育存在重智育輕德育、法制教育薄弱等問題，如有極個別學校及教師，對品行有缺點、學習成績差的學生，采取歧視性措施，不尊重未成年學生受教育的權利，將有缺點的學生哄出校門。被逼到社會游蕩的學生，只能把游戲廳、網吧、歌舞廳等場所作為最后的歸宿。某搶劫案的兩個未成年犯，均16歲，是本市某職業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因不好好學習，功課經常不及格，以致影響班級的整體成績，老師決定對他們進行罰款：主科不及格，罰人民幣300元；副科不及格，罰款人民幣200元。兩人均有主科和副科不及格的課程，又不敢將此事告訴家長，他們思來想去，終于想出一個弄錢的辦法，就是深夜到大賓館附近去搶劫賣淫小

姐。他們第一次就搶得人民幣數千元和一部手機，以后連續多次行搶，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學習成績優良的有5人，中等的有21人，成績較差的是多數，有74人。問卷顯示，當這些學生學習成績不好或有違紀行為時，認為老師能夠耐心教育的僅有48人，不管不問的13人，當眾羞辱的13人，勸其退學的26人。某搶劫案的被告人李某，14歲，是某中學初二學生。一天上數學課時，因不遵守課堂紀律并頂撞數學老師，該數學老師將李某～主任處理，班主任又將李某交學校校長處理，校長對李某進行批評教育后，班主任將李某送回家，責令停學，還叫同學帶話讓其在家改正缺點，什么時候改好了再回來上學。其后幾天，李某及其家長曾多次找到學校，要求返校學習，但都被學校拒絕，以致李某整日在外游蕩，無所事事。不久，李某便在電子游戲廳結識了不良少年，學會了吸煙、酗酒，后在他人的唆使下，結伙參與搶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社會關注不夠也是未成年人癡迷網絡的原因之一。隨著未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日趨早熟，而相應的基礎教育卻相對滯后，尤其是對未成年人性知識、人生價值觀教育不夠、不當，使未成年人總是充滿性神秘感和對武俠英雄的盲目崇拜。網站經營者社會責任太弱，導致網絡不良風氣的蔓延，更使未成年人過早的陷入網絡～、暴力等不良信息所編織的無形陷阱中，邁出了違法犯罪前的第一步。消除和抵御網絡“毒品”消除毒害未成年人的網絡～及暴力，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幸福和安寧，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一環，需要舉全社會之力，共同構筑未成年人的良好成長環境。一是確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宣傳日。建議確定6月28日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宣傳日（又稱少年法制宣傳日）。將未成年人的網絡權益保護納入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律中，強調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護，讓家庭、學校和社會各自明確自己的職責和法律責任，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發生。二是將“未成年犯管教所”建成法制教育基地。我們曾多次到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深入調查，每當走進那座高墻，每當看到失足少年形形色色復雜的目光，每當懷著沉重的心情與失足少年交談，都萌發一個愿望，應該讓更多的家長、學生、教育工作者，像我們一樣走進這里，未成年犯管教所無疑是最形象的法制教育基地。將未成年犯管教所建成法制教育基地，有組織地讓學生、家長、教師“走進來”，讓未成年犯感覺到社會各界對他們的關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對少年犯進行教育，使其深刻認識犯罪行為給社會、給他人、給自己造成的危害，從而告別過去，走向新生。三是凈化社會環境，建立綠色網吧。應當強化《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的落實，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不得進入營業性網吧，中小學校周圍200米內不得設置網吧的規定。青少年上網吧進入不健康網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他們喜聞樂見的網站內容可以吸引他們，建議啟用更多的綠色網站過濾那些不健康的內容，并在教育資源的軟件開發上下功夫，將一些精彩的青少年電視節目搬到網上。在內容上留住青少年，比單純的“堵”、“禁”更為治本。利用網絡學習知識是一件好事，學校也應該提供更健康、更便利的網絡環境，為青少年創建更多的、健康的綠色網吧。四是改革教育，強化學校和教師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責任，抵制網絡不良信息的侵蝕。改進教育質量評價制度，讓所有的中小學校都將學校的法制教育成果與校長的工作業績掛鉤。強化教師的職業道德意識，鼓勵教師關心和幫助“問題少年”，培養先進典型，開展正面宣傳。讓法律知識進課本，聘請法制校長。向未成年犯發放的100張問卷中，在“你對大家的忠告是什么？”這一問題上，絕大多數少年回答的是：學法知法，遵紀守法。據管教人員介紹，絕大多數未成年犯是緣于法制觀念淡薄而犯罪的，他們希望學校能設置法制教育課，將法律知識深入淺出融入課堂教學中，建立學分制，并對學生進行考核。建議中小學校應當聘請法制工作者，擔任學校專職或者兼職法制校長，并制定法制校長的職責，法制校長有責任將學校教育和社會法制教育結合起來，逐漸探索一條適合未成年人特點的法制教育制度。五是建立全市統一的家長學校，強化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有效監護。父母必須有效承擔起對子女的監護責任。對孩子的監護、教育，既要著重從生活上加強，也要根據孩子的個性、智力等不同情況，因人而異，有針對性地、科學地進行，要做到這一點，就離不開對孩子的深入觀察和了解，對容易產生違法犯罪的問題予以有效地控制并及時消除，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以求取得良好的監護效果。不能對子女放任不管，杜絕讓未成年子女單獨居住的現象。現階段未成年人的父母大都成長在～時期，其對孩子的成長規律和科學教子的方法還跟不上，重智育、輕德育等問題還普遍存在。現在各地成立了各種家長學校，在普及家教經驗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涌現出了許多教子成功的父母。如何整合社會資源，聯合各口的家長學校，在全市成立統一的家長學校（可設在市婦聯），利用廣播、電視等各種宣傳媒體，開展系統化、制度化的家庭教育，根據孩子的生理、心理的成長規律，傳授如何進行道德教育、情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等科學教子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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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對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調查報告

未成年人沉迷于網絡色情、暴力等不良網絡信息，已成為日益突出的社會難題，誘發了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當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新課題。從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犯罪人數看：1986年為99人；1996年上升至231人，增長了1.3倍；2001年達歷史最高，判處380人；2003年因受非典影響，判處的未成年犯人數有較大幅度下降（但實際發案沒有大的變化）。為進一步摸清網絡色情、暴力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配合下，隨機向在押的100名未成年犯發放了調查問卷（當時在押未成年犯370人）。網絡色情、暴力污染嚴重在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經常看色情內容書刊、音像制品并受影響的占61％；經常進入歌舞廳的占38％，偶爾進入的占32％；經常進入錄像廳的占49％，偶爾進入的占41％。經常進入電子游藝廳的占66％，偶爾進入的占28％；經常進入電腦網吧的占39％，每天兩小時以上的占28％，每天10小時以上的占７％。有關方面統計過，北京有171萬中小學生，有30萬學生在網吧上過網，有10萬學生經常光顧網吧。網絡色情暴力內容的泛濫，加劇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狀況，使犯罪種類、手段、及后果不斷變化。20世紀８０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多表現為一般盜竊、打架斗毆、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到90年代末，未成年人犯罪向結伙搶劫、重大盜竊、殺人等方面發展，甚至出現持刀殺人、持械搶劫、報復放火等嚴重犯罪，犯罪性質明顯惡化。據統計，1999年以來，搶劫罪已代替盜竊罪上升為第一位，主動攻擊性突出，暴力傾向明顯。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犯搶劫罪的占71％，經常看含暴力內容的音像制品并受影響的占75％。強奸、傷害等犯罪則分別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另外兩類主要犯罪形式。由于未成年人長期玩飆車、砍殺、爆破、槍戰等以“攻擊、打斗、暴力、色情”為主要內容的暴力游戲，接觸火爆刺激的內容，很容易使他們模糊道德認知，淡化游戲虛擬與現實生活的差異，誤認為這種通過傷害他人而達到目的的方式是合理的。一旦形成這種錯誤觀點，他們便會不擇手段地模仿欺詐、偷盜，甚至模仿對他人施暴的行為，不但會在網上，甚至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此外，據犯罪心理學分析，少年性機能漸漸發育成熟，但往往性道德觀念的形成卻落后于性機能發育的成熟，色情文化的污染最容易使這個時期的少年放肆地追求性刺激，再加上少年本身喜歡模仿，好奇心強，易受暗示，在外界強烈刺激的作用下，很容易產生犯罪動機，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色情文化污染，是導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直接誘因。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的一名15歲的少年犯，因伙同另外兩名少年輪奸少女，被依法判處重刑。追根溯源，是他10歲就開始看有色情內容的圖書，看色情內容的音像制品已成為他的嗜好。近年來，黑網吧等不適宜未成年人進入的場所，誘發了許多刑事案件，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有關部門應出臺整頓、治理、監督網吧和電子游藝廳的嚴格管理條例，并制定有效的監督辦法和懲罰措施，嚴令執行。未成年人癡迷網絡的原因家庭、學校、社會是未成年人成長影響因素的三個不同層面。每個“網絡少年”從好奇到接觸、沉迷網絡色情暴力等不健康信息，大都受到了不良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環境及社會環境的影響。不良的家庭環境，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是他們走進并沉迷網絡色情暴力的首要原因。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家庭中，家庭成員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相應的是未成年犯本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其中小學6人，初中76人，高中5人，職高13人）。在這些家庭成員中曾被拘留、勞教、判刑的占23％。我們分析，以下4種有缺陷的家庭環境容易導致未成年人陷入網絡色情暴力中不能自拔：第一種是溺愛型家庭。此類家庭在被調查者中占半數以上。家庭條件優越，對孩子過分溺愛，使他們從小養成了任性、自私、蠻橫的個性，極易發展形成不良的偏好，使之逐漸滑向違法犯罪的偏激之路。第二種是失和型家庭。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父母離異的有29％，繼親家庭7％，合計36％。與此相關，2003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受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來自單親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26.4％，來自繼親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6.3％，來自婚姻動蕩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25.2％，三者相加為57.9％。我們經常讀到一些未成年犯家長寫來的信，這些痛苦不堪的父母追悔莫及，如果他們能給予孩子和睦幸福的家庭環境，教孩子從小心存善良，就絕不會等到孩子邁入鐵窗才痛心疾首。第三種是打罵型家庭。在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家庭教育方式采取打罵體罰的竟然占23％。由疼愛變成打罵好比一張紙的表和里，使父母對孩子的愛變成了對孩子的恨，可能造成孩子心理的畸形發展。從長遠來看，對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極為不利，往往會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后爆發出來。第四種是放任型家庭。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監護單獨居住。但是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的占９％。大多數的少年雖與父母（或其中一方）共同生活，但父母對他們思想上的變化并不了解，有的家長對孩子只養不教，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對不良行為視而不見，忽視和孩子心靈上的溝通與交流，缺乏家庭溫暖的孩子們很容易被網絡的花花世界所誘惑，最終蛻變為“問題少年”，被誘惑犯罪。學校教育失衡是導致在校學生犯罪的客觀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大量學生網民的重要原因。此次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在校學生占56％。此前，海淀法院2002年也

第三篇：對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調查報告

未成年人沉迷于網絡色情、暴力等不良網絡信息，已成為日益突出的社會難題，誘發了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當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新課題。從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犯罪人數看：1986年為99人；1996年上升至231人，增長了1.3倍；2001年達歷史最高，判處380人；2003年因受非典影響，判處的未成年犯人數有較大幅度下降（但實際發案沒有大的變化）。為進一步摸清網絡色情、暴力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配合下，隨機向在押的100名未成年犯發放了調查問卷（當時在押未成年犯370人）。

網絡色情、暴力污染嚴重

在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經常看色情內容書刊、音像制品并受影響的占61％；經常進入歌舞廳的占38％，偶爾進入的占32％；經常進入錄像廳的占49％，偶爾進入的占41％。經常進入電子游藝廳的占66％，偶爾進入的占28％；經常進入電腦網吧的占39％，每天兩小時以上的占28％，每天10小時以上的占７％。有關方面統計過，北京有171萬中小學生，有30萬學生在網吧上過網，有10萬學生經常光顧網吧。

網絡色情暴力內容的泛濫，加劇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狀況，使犯罪種類、手段、及后果不斷變化。20世紀８０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多表現為一般盜竊、打架斗毆、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到90年代末，未成年人犯罪向結伙搶劫、重大盜竊、殺人等方面發展，甚至出現持刀殺人、持械搶劫、報復放火等嚴重犯罪，犯罪性質明顯惡化。據統計，1999年以來，搶劫罪已代替盜竊罪上升為第一位，主動攻擊性突出，暴力傾向明顯。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犯搶劫罪的占71％，經常看含暴力內容的音像制品并受影響的占75％。q####j、傷害等犯罪則分別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另外兩類主要犯罪形式。

由于未成年人長期玩飆車、砍殺、爆破、槍戰等以“攻擊、打斗、暴力、色情”為主要內容的暴力游戲，接觸火爆刺激的內容，很容易使他們模糊道德認知，淡化游戲虛擬與現實生活的差異，誤認為這種通過傷害他人而達到目的的方式是合理的。一旦形成這種錯誤觀點，他們便會不擇手段地模仿欺詐、偷盜，甚至模仿對他人施暴的行為，不但會在網上，甚至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此外，據犯罪心理學分析，少年性機能漸漸發育成熟，但往往性道德觀念的形成卻落后于性機能發育的成熟，色情文化的污染最容易使這個時期的少年放肆地追求性刺激，再加上少年本身喜歡模仿，好奇心強，易受暗示，在外界強烈刺激的作用下，很容易產生犯罪動機，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色情文化污染，是導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直接誘因。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的一名15歲的少年犯，因伙同另外兩名少年L##J少女，被依法判處重刑。追根溯源，是他10歲就開始看有色情內容的圖書，看色情內容的音像制品已成為他的嗜好。近年來，黑網吧等不適宜未成年人進入的場所，誘發了許多刑事案件，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有關部門應出臺整頓、治理、監督網吧和電子游藝廳的嚴格管理條例，并制定有效的監督辦法和懲罰措施，嚴令執行。

未成年人癡迷網絡的原因

家庭、學校、社會是未成年人成長影響因素的三個不同層面。每個“網絡少年”從好奇到接觸、沉迷網絡色情暴力等不健康信息，大都受到了不良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環境及社會環境的影響。

不良的家庭環境，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是他們走進并沉迷網絡色情暴力的首要原因。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家庭中，家庭成員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相應的是未成年犯本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其中小學6人，初中76人，高中5人，職高13人）。在這些家庭成員中曾被拘留、勞教、判刑的占23％。我們分析，以下4種有缺陷的家庭環境容易導致未成年人陷入網絡色情暴力中不能自拔：第一種是溺愛型家庭。此類家庭在被調查者中占半數以上。家庭條件優越，對孩子過分溺愛，使他們從小養成了任性、自私、蠻橫的個性，極易發展形成不良的偏好，使之逐漸滑向違法犯罪的偏激之路。第二種是失和型家庭。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父母離異的有29％，繼親家庭7％，合計36％。與此相關，2003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受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來自單親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26.4％，來自繼親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6.3％，來自婚姻動蕩家庭占少年犯總數的25.2％，三者相加為57.9％。我們經常讀到一些未成年犯家長寫來的信，這些痛苦不堪的父母追悔莫及，如果他們能給予孩子和睦幸福的家庭環境，教孩子從小心存善良，就絕不會等到孩子邁入鐵窗才痛心疾首。第三種是打罵型家庭。在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家庭教育方式采取打罵體罰的竟然占23％。由疼愛變成打罵好比一張紙的表和里，使父母對孩子的愛變成了對孩子的恨，可能造成孩子心理的畸形發展。從長遠來看，對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極為不利，往往會在孩子進入青春期后爆發出來。第四種是放任型家庭。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不得讓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監護單獨居住。但是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的占９％。大多數的少年雖與父母（或其中一方）共同生活，但父母對他們思想上的變化并不了解，有的家長對孩子只養不教，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對不良行為視而不見，忽視和孩子心靈上的溝通與交流，缺乏家庭溫暖的孩子們很容易被網絡的花花世界所誘惑，最終蛻變為“問題少年”，被誘惑犯罪。

學校教育失衡是導致在校學生犯罪的客觀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大量學生網民的重要原因。此次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在校學生占56％。此前，海淀法院2002年也做過一個統計，在校學生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總數的42％。從某種意義來說，中、小學教育存在重智育輕德育、法制教育薄弱等問題，如有極個別學校及教師，對品行有缺點、學習成績差的學生，采取歧視性措施，不尊重未成年學生受教育的權利，將有缺點的學生哄出校門。被逼到社會游蕩的學生，只能把游戲廳、網吧、歌舞廳等場所作為最后的歸宿。某搶劫案的兩個未成年犯，均16歲，是本市某職業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因不好好學習，功課經常不及格，以致影響班級的整體成績，老師決定對他們進行罰款：主科不及格，罰人民幣300元；副科不及格，罰款人民幣200元。兩人均有主科和副科不及格的課程，又不敢將此事告訴家長，他們思來想去，終于想出一個弄錢的辦法，就是深夜到大賓館附近去搶劫賣淫小姐。他們第一次就搶得人民幣數千元和一部手機，以后連續多次行搶，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學習成績優良的有5人，中等的有21人，成績較差的是多數，有74人。問卷顯示，當這些學生學習成績不好或有違紀行為時，認為老師能夠耐心教育的僅有48人，不管不問的13人，當眾羞辱的13人，勸其退學的26人。某搶劫案的被告人李某，14歲，是某中學初二學生。一天上數學課時，因不遵守課堂紀律并頂撞數學老師，該數學老師將李某交班主任處理，班主任又將李某交學校校長處理，校長對李某進行批評教育后，班主任將李某送回家，責令停學，還叫同學帶話讓其在家改正缺點，什么時候改好了再回來上學。其后幾天，李某及其家長曾多次找到學校，要求返校學習，但都被學校拒絕，以致李某整日在外游蕩，無所事事。不久，李某便在電子游戲廳結識了不良少年，學會了吸煙、酗酒，后在他人的唆使下，結伙參與搶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社會關注不夠也是未成年人癡迷網絡的原因之一。隨著未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日趨早熟，而相應的基礎教育卻相對滯后，尤其是對未成年人性知識、人生價值觀教育不夠、不當，使未成年人總是充滿性神秘感和對武俠英雄的盲目崇拜。網站經營者社會責任太弱，導致網絡不良風氣的蔓延，更使未成年人過早的陷入網絡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所編織的無形陷阱中，邁出了違法犯罪前的第一步。

消除和抵御網絡“毒品”

消除毒害未成年人的網絡色情及暴力，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幸福和安寧，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一環，需要舉全社會之力，共同構筑未成年人的良好成長環境。

一是確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宣傳日。建議確定6月28日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宣傳日（又稱少年法制宣傳日）。將未成年人的網絡權益保護納入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律中，強調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護，讓家庭、學校和社會各自明確自己的職責和法律責任，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發生。

二是將“未成年犯管教所”建成法制教育基地。我們曾多次到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深入調查，每當走進那座高墻，每當看到失足少年形形色色復雜的目光，每當懷著沉重的心情與失足少年交談，都萌發一個愿望，應該讓更多的家長、學生、教育工作者，像我們一樣走進這里，未成年犯管教所無疑是最形象的法制教育基地。將未成年犯管教所建成法制教育基地，有組織地讓學生、家長、教師“走進來”，讓未成年犯感覺到社會各界對他們的關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對少年犯進行教育，使其深刻認識犯罪行為給社會、給他人、給自己造成的危害，從而告別過去，走向新生。

三是凈化社會環境，建立綠色網吧。應當強化《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的落實，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不得進入營業性網吧，中小學校周圍200米內不得設置網吧的規定。青少年上網吧進入不健康網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他們喜聞樂見的網站內容可以吸引他們，建議啟用更多的綠色網站過濾那些不健康的內容，并在教育資源的軟件開發上下功夫，將一些精彩的青少年電視節目搬到網上。在內容上留住青少年，比單純的“堵”、“禁”更為治本。利用網絡學習知識是一件好事，學校也應該提供更健康、更便利的網絡環境，為青少年創建更多的、健康的綠色網吧。

四是改革教育，強化學校和教師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責任，抵制網絡不良信息的侵蝕。改進教育質量評價制度，讓所有的中小學校都將學校的法制教育成果與校長的工作業績掛鉤。強化教師的職業道德意識，鼓勵教師關心和幫助“問題少年”，培養先進典型，開展正面宣傳。讓法律知識進課本，聘請法制校長。向未成年犯發放的100張問卷中，在“你對大家的忠告是什么？”這一問題上，絕大多數少年回答的是：學法知法，遵紀守法。據管教人員介紹，絕大多數未成年犯是緣于法制觀念淡薄而犯罪的，他們希望學校能設置法制教育課，將法律知識深入淺出融入課堂教學中，建立學分制，并對學生進行考核。建議中小學校應當聘請法制工作者，擔任學校專職或者兼職法制校長，并制定法制校長的職責，法制校長有責任將學校教育和社會法制教育結合起來，逐漸探索一條適合未成年人特點的法制教育制度。

五是建立全市統一的家長學校，強化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有效監護。父母必須有效承擔起對子女的監護責任。對孩子的監護、教育，既要著重從生活上加強，也要根據孩子的個性、智力等不同情況，因人而異，有針對性地、科學地進行，要做到這一點，就離不開對孩子的深入觀察和了解，對容易產生違法犯罪的問題予以有效地控制并及時消除，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以求取得良好的監護效果。不能對子女放任不管，杜絕讓未成年子女單獨居住的現象。現階段未成年人的父母大都成長在文革時期，其對孩子的成長規律和科學教子的方法還跟不上，重智育、輕德育等問題還普遍存在。現在各地成立了各種家長學校，在普及家教經驗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涌現出了許多教子成功的父母。如何整合社會資源，聯合各口的家長學校，在全市成立統一的家長學校（可設在市婦聯），利用廣播、電視等各種宣傳媒體，開展系統化、制度化的家庭教育，根據孩子的生理、心理的成長規律，傳授如何進行道德教育、情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等科學教子的經驗。

第四篇：對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調查報告

未成年人沉迷于網絡*、暴力等不良網絡信息，已成為日益突出的社會難題，誘發了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當前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新課題。從北京市海淀區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犯罪人數看：1986年為99人；1996年上升至231人，增長了1.3倍；2001年達歷史最高，判處380人；2003年因受非典影響，判處的未成年犯人數有較大幅度下降（但實際發案沒有大的變化）。為進一步摸清網絡*、暴力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配合下，隨機向在押的100名未成年犯發放了調查問卷（當時在押未成年犯370人）。

網絡*、暴力污染嚴重

在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經常看*內容書刊、音像制品并受影響的占61％；經常進入歌舞廳的占38％，偶爾進入的占32％；經常進入錄像廳的占49％，偶爾進入的占41％。經常進入電子游藝廳的占66％，偶爾進入的占28％；經常進入電腦網吧的占39％，每天兩小時以上的占28％，每天10小時以上的占７％。有關方面統計過，北京有171萬中小學生，有30萬學生在網吧上過網，有10萬學生經常光顧網吧。

網絡*暴力內容的泛濫，加劇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狀況，使犯罪種類、手段、及后果不斷變化。20世紀８０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多表現為一般盜竊、打架斗毆、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到90年代末，未成年人犯罪向結伙搶劫、重大盜竊、*等方面發展，甚至出現持刀*、持械搶劫、報復放火等嚴重犯罪，犯罪性質明顯惡化。據統計，1999年以來，搶劫罪已代替盜竊罪上升為第一位，主動攻擊性突出，暴力傾向明顯。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中，犯搶劫罪的占71％，經常看含暴力內容的音像制品并受影響的占75％。強奸、傷害等犯罪則分別為未成年人犯罪的另外兩類主要犯罪形式。

由于未成年人長期玩飆車、砍殺、爆破、槍戰等以“攻擊、打斗、暴力、*”為主要內容的暴力游戲，接觸火爆刺激的內容，很容易使他們模糊道德認知，淡化游戲虛擬與現實生活的差異，誤認為這種通過傷害他人而達到目的的方式是合理的。一旦形成這種錯誤觀點，他們便會不擇手段地模仿欺詐、偷盜，甚至模仿對他人施暴的行為，不但會在網上，甚至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此外，據犯罪心理學分析，少年性機能漸漸發育成熟，但往往性道德觀念的形成卻落后于性機能發育的成熟，*文化的污染最容易使這個時期的少年放肆地追求性刺激，再加上少年本身喜歡模仿，好奇心強，易受暗示，在外界強烈刺激的作用下，很容易產生犯罪動機，從而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文化污染，是導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的直接誘因。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關押的一名15歲的少年犯，因伙同另外兩名少年輪奸少女，被依法判處重刑。追根溯源，是他10歲就開始看有*內容的圖書，看*內容的音像制品已成為他的嗜好。近年來，黑網吧等不適宜未成年人進入的場所，誘發了許多刑事案件，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有關部門應出臺整頓、治理、監督網吧和電子游藝廳的嚴格管理條例，并制定有效的監督辦法和懲罰措施，嚴令執行。

未成年人癡迷網絡的原因

家庭、學校、社會是未成年人成長影響因素的三個不同層面。每個“網絡少年”從好奇到接觸、沉迷網絡*暴力等不健康信息，大都受到了不良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環境及社會環境的影響。

不良的家庭環境，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是他們走進并沉迷網絡*暴力的首要原因。在被調查的100名未成年犯家庭中，家庭成員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相應的是未成年犯本人文化程度也不高（其中小學6人，初中76人，高中5人，職高13人）。在這些家庭成員中曾被拘留、勞社會關注不夠也是未成年人癡迷網絡的原因之一。隨著未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日趨早熟，而相應的基礎教育卻相對滯后，尤其是對未成年人性知識、人生價值觀教育不夠、不當，使未成年人總是充滿性神秘感和對武俠英雄的盲目崇拜。網站經營者社會責任太弱，導致網絡不良風氣的蔓延，更使未成年人過早的陷入網絡*、暴力等不良信息所編織的無形陷阱中，邁出了違法犯罪前的第一步。

消除和抵御網絡“毒品”

消除毒害未成年人的網絡*及暴力，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幸福和安寧，是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一環，需要舉全社會之力，共同構筑未成年人的良好成長環境。

一是確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宣傳日。建議確定6月28日為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宣傳日（又稱少年法制宣傳日）。將未成年人的網絡權益保護納入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法律中，強調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護，讓家庭、學校和社會各自明確自己的職責和法律責任，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發生。

二是將“未成年犯管教所”建成法制教育基地。我們曾多次到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深入調查，每當走進那座高墻，每當看到失足少年形形色色復雜的目光，每當懷著沉重的心情與失足少年交談，都萌發一個愿望，應該讓更多的家長、學生、教育工作者，像我們一樣走進這里，未成年犯管教所無疑是最形象的法制教育基地。將未成年犯管教所建成法制教育基地，有組織地讓學生、家長、教師“走進來”，讓未成年犯感覺到社會各界對他們的關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對少年犯進行教育，使其深刻認識犯罪行為給社會、給他人、給自己造成的危害，從而告別過去，走向新生。

三是凈化社會環境，建立綠色網吧。應當強化《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的落實，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不得進入營業*吧，中小學校周圍200米內不得設置網吧的規定。青少年上網吧進入不健康網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他們喜聞樂見的網站內容可以吸引他們，建議啟用更多的綠色網站過濾那些不健康的內容，并在教育資源的軟件開發上下功夫，將一些精彩的青少年電視節目搬到網上。在內容上留住青少年，比單純的“堵”、“禁”更為治本。利用網絡學習知識是一件好事，學校也應該提供更健康、更便利的網絡環境，為青少年創建更多的、健康的綠色網吧。

四是改革教育，強化學校和教師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責任，抵制網絡不良信息的侵蝕。改進教育質量評價制度，讓所有的中小學校都將學校的法制教育成果與校長的工作業績掛鉤。強化教師的職業道德意識，鼓勵教師關心和幫助“問題少年”，培養先進典型，開展正面宣傳。讓法律知識進課本，聘請法制校長。向未成年犯發放的100張問卷中，在“你對大家的忠告是什么？”這一問題上，絕大多數少年回答的是：學法知法，遵紀守法。據管教人員介紹，絕大多數未成年犯是緣于法制觀念淡薄而犯罪的，他們希望學校能設置法制教育課，將法律知識深入淺出融入課堂教學中，建立學分制，并對學生進行考核。建議中小學校應當聘請法制工作者，擔任學校專職或者兼職法制校長，并制定法制校長的職責，法制校長有責任將學校教育和社會法制教育結合起來，逐漸探索一條適合未成年人特點的法制教育制度。

五是建立全市統一的家長學校，強化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有效監護。父母必須有效承擔起對子女的監護責任。對孩子的監護、教育，既要著重從生活上加強，也要根據孩子的個性、智力等不同情況，因人而異，有針對性地、科學地進行，要做到這一點，就離不開對孩子的深入觀察和了解，對容易產生違法犯罪的問題予以有效地控制并及時消除，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以求取得良好的監護效果。不能對子女放任不管，杜絕讓未成年子女單獨居住的現象。現階段

未成年人的父母大都成長在文革時期，其對孩子的成長規律和科學教子的方法還跟不上，重智育、輕德育等問題還普遍存在。現在各地成立了各種家長學校，在普及家教經驗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涌現出了許多教子成功的父母。如何整合社會資源，聯合各口的家長學校，在全市成立統一的家長學校（可設在市婦聯），利用廣播、電視等各種宣傳媒體，開展系統化、制度化的家庭教育，根據孩子的生理、心理的成長規律，傳授如何進行道德教育、情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等科學教子的經驗。

第五篇：對未成年犯執行社區矯正的幾點思考

對未成年犯執行社區矯正的幾點思考

韋鳳珍?

【內容摘要】社區矯正是我國自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實施后，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正式實行的一項刑罰執行制度。社區矯正對促進被判處緩刑、管制的輕型罪犯及被裁定暫予監外執行、假釋等罪犯的改造和回歸社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成長和回歸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國社區建設相對不夠完善，社區工作人員緊缺，社區矯正經驗不足等原因，在部分未成年犯的社區矯正方面仍然存在監管不到位、矯正方式簡單化、矯正效果不理想等問題。本文立足于防城港市未成年犯社區矯正的現狀，提出強化部門聯動、改進矯正方式、構建行為矯正平臺等建議，以強化未成年犯社區矯正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讓失足未成年人更好地回歸社會，奉獻社會。

引子

2012年以來，防城港市因犯罪被判處緩刑、管制在各個社區執行社區矯正的未成年犯共有31名。為挽救失足犯罪的未成年人，幫助執行社區矯正的未成年犯成長、成才，早日回歸社會，防城港市檢察機關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辦公室的檢察官們經常通過電話回訪、當面談話或與社區、司法人員聯系等方式，對未成年犯的社區矯正執行進行監督和幫 ? 作者為防城港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

一、未成年犯執行社區矯正的法律依據

社區矯正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臵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刑事判決、裁定或決定的服刑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方式。《刑法修正案八》明確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這一規定標志著我國社區矯正法律制度的確立，為完善我國刑罰執行制度，特別是非監禁刑的執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規定了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社區矯正是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適用范圍主要包括被判處管制、被宣告緩刑、被暫予監外執行、被裁定假釋、以及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五種罪犯。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對于罪行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犯……應當作為重點對象，適用非監禁措施，實施社區矯正。《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并公開予以宣告。”這些規定明確了未

程序是否合法，適用對象是否符合社區矯正的條件，同時還要對社區矯正的方式和過程進行監督。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于2013年1月1日實施后，為貫徹執行其中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特別程序，各地檢察機關均設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辦公室，并開拓實行捕、訴、監、防一體化工作機制，與監所檢察部門共同參與監督未成年犯刑罰執行工作，幫助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被人民法院裁定執行社區矯正的未成年犯由于犯罪情節輕微、悔罪態度良好、社會危險性較小，成為檢察機關參與教育和挽救的重點對象。

三、防城港市未成年犯社區矯正存在的主要問題 防城港市地處中國大陸最南端，是一座總人口不足100萬的邊境小城市。由于地處邊陲，經濟發展、教育培訓、社會綜合管理水平與大城市相比還有差距，對社區矯正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有限，導致未成年犯社區矯正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矯正人員的缺乏導致監督管理不到位

防城港市共有兩個城區、一個縣級市和一個縣，下轄24個鄉鎮和2個街道辦事處，基層司法行政機關的設臵是四個司法局，26個司法所。《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規定，司法行政機關負責指導管理、組織實施社區矯正工作。該26個司

教育的方向和目的，導致部分未成年犯既不能在社區矯正過程中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反省自己的行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知識和技能的培訓，甚至使部分未成年人產生犯罪了也沒有什么大不了，只不過在家老實呆上一段時間就又可以恢復原樣，不會有什么對自己不利后果的錯誤觀念，達不到改造的目的。

（三）過度偏向“教育”忽略“懲罰”導致未成年人對罪責刑的認識有偏差

一直以來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執行的刑事政策為“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由于各種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相繼出臺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成長、權益保護呼聲愈高，導致在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上，更多地偏向了教育而忽略了懲罰，在執行過程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如在對未成年人執行社區矯正的時候，矯正工作人員往往只重視在思想予以勸解和教導，在行動上只要不違反規定即不再詳細過問。這種重思想教育輕行為改造讓未成年犯對既往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實施犯罪的緣由不能深刻反思，更無法認識到勞動對于改造自身、服務社會的重要性。當前，青少年犯罪中以搶劫、盜竊等侵財性犯罪居多，多數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源于單親家庭、家庭暴力、輟學、迷戀網絡、父母無暇照顧等一種或多種因素，為了滿足其上網、交友或生存的需要，便通過這種不勞而獲的手段一步步走向犯罪。如果社

成熟，知識、技能、閱歷等相對于成人來說較為欠缺，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均缺乏理性的定位。由于心理、家庭、環境等因素走上犯罪道路，經過偵查、起訴、審判等司法程序，他們大多數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具有良好的悔過之心，但也有一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確看待自己的罪責刑，容易走極端。因此，對于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改造，不能大而化之，簡單設臵流水作業式的矯正方法對特殊個體效果難免差強人意。而全面考慮未成年犯的身心特點、環境差異、個體需求等因素，構建司法行政機關、檢察機關、社區、學校等相關部門共同幫扶矯正的聯動工作機制，才能促使未成年犯有效回歸社會。

（一）加強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建設，充實社區矯正力量 基層司法機行政關是對未成年犯進行社區矯正的直接責任者，要全面開展社區矯正工作，一方面需加強司法行政機關的軟硬件設施建設，完善心理治療、閱讀、交際溝通等矯正措施的設臵和空間、硬件的配備。另一方面，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同時招募有相關心理疏導、親情彌補、公關交際等專門知識的志愿者充實到社區矯正的人員當中。這些人員可以跨區域志愿服務，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讓未成年人在社區矯正時能夠得到有效的心理輔導，彌補殘缺家庭對未成年人造成的缺憾，培養其融入社會、相互溝通交流的技能，幫助他們正確看待既往及規劃人生目標。

下達“社會服務令”，推薦到社會公益性機構，由檢察機關聘用的輔導員對其進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規定時間內從事有益的無薪工作，對社會作出一定補償，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歸社會。①

在未成年犯執行社區矯正時推行社會服務令，一是有利于增強未成年人的服務社會意識，培養勞動技能，形成正確的勞動觀念和自律意識，促使其重新融入社會；二是有利于實現管制、緩刑等刑罰制度的懲罰性，促使未成年人反思自己的犯罪行為，對今后的人生起到警示作用；三是有利于糾正當前重視教育忽略懲罰的矯正局面，促使未成年人自覺糾正違法無代價的錯誤意識；四是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利用社區公益機構對未成年人執行社會服務令，加強對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感化，減輕了司法機關的壓力，降低矯正的成本，促進未成年人更好地認識社會、服務社會。

（四）積極創建行為矯正平臺，為未成年人的成長提供知識、技能保障

如前所述，未成年犯的安臵是社區矯正的一大難題，思想上的教育、疏導相對抽象，結合行為上的矯正和學習、工作上的引導才能真正促進未成年人身心的回歸。司法行政機關和社區、學校、社會經濟組織可以聯合創建未成年人學習、技能和工作平臺，讓未成年人在一個輕松的監管狀態下實現 ① 陳馨：《對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會服務令制度”的思考》，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1月第31卷第1期。

1幸福、所處社區和學校的正常秩序，乃至于一國長遠的發展和繁榮，小家不安則大家易亂，“少年強則國強”。當然，未成年人社區矯正軟硬件設施的配備，聯合矯正平臺的搭建，離不開政府、團委和各維護未成年人權益團體的支持。因此，舉社會之合力，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消除未成年違法犯罪引起反向蝴蝶效應，安定、繁榮、和諧的社會秩序才能逐步實現。

參考文獻

[1] 葛炳瑤:《社區矯正導論》[M]，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2] 秦平:《保護：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指導原則》,《法制日報》[N]，2004-9-16。

[3] 王偉、閆鵬:《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區矯正研究》.《行政與法》[J]，2011年04期。

[4] 陳馨：《對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會服務令制度”的思考》，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J]，2012年1月第3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