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金融自由化及啟示

案例七：日本金融自由化與啟示

二戰后至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對金融業的市場準入、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金融業的價格與非價格競爭、資本國際流動等實行嚴格的管制。此后,日本金融自由化開始逐步展開,具有高度穩定性的日本金融體系逐漸演變成了存在諸多嚴重問題、危機四伏的金融體系。目前,國內外學術界認為金融自由化是促成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經濟嚴重化和金融風險不斷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問題是,當時日本能否通過拒絕金融自由化的方式進行金融風險控制,為什么在泡沫經濟破滅后的嚴重金融動蕩中日本又進一步推進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進行深入研究,不僅可以回答上述問題,而且對分析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制度變遷路徑也提供一個典型實例。

一、9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展開

自7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日本政府放松對金融業管制的國內與國際因素不斷涌現,日本金融業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一)大企業資金需求減少對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的影響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著日本經濟增長率降低而發生的企業資金需求減少,對戰后日本傳統的金融體制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一,促進了證券回購市場的發展,并由此引發了銀行業與證券業之間的競爭。自70年中期開始,日本證券回購市場的交易規模迅速膨脹,1978年已經超過4萬億日元,從而成為當時在日本具有重要影響的自由利率金融市場。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企業出現了“余裕”資金,為提高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率,企業把其大量投入到了自由利率的證券回購市場。證券公司所進行的具有資金借貸性質的證券回購業務的迅速發展,“破壞”了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之下證券業與銀行業之間的均衡關系,而這又招致以都市銀行為代表的大銀行的反擊行為。1979年5月由都市銀行所推出的可轉讓存單(ＣＤ)就是銀行業回擊證券業的一個重要舉措。盡管當時發行的ＣＤ面額很大,時間期限規定也較嚴格(面額5億日元以上、期限為3～6個月),它還不是一種主流金融商品,但畢竟與證券回購交易一起打開了突破日本金融商品價格管制的缺口。

第二,加速了銀行同質化的進程,并從而引發了銀行業內部的激烈競爭。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大企業由于采取了“減量經營”的經營方針,致使其對外部資金的需求不斷減少。并且隨著融資方式的日趨多元化,大企業對銀行借款的依賴程度不斷降低。這樣就造成了各種銀行在貸款對象選擇方面向中小企業加速集中的趨勢。另外,都市銀行、地方銀行這類傳統以短期周轉資金借貸為核心業務的銀行,也開始逐步擴大了設備投資貸款等長期借貸業務。1970年都市銀行的對外貸款總額當中,設備投資貸款所占的比例僅為12.0%,而1981年便上升到了21.4%,1991年則達到了40.1%。上述3個時期地方銀行的設備投資貸款占其對外貸款總額的比重分別為15.7%、27.0%和37.1%。上述情況表明,80年代日本銀行業日趨同質化,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之下所確定的銀行業分業經營原則已被新的經濟環境逐步打破。

(二)赤字國債大量發行對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的沖擊

以1975財政年度發行2.3萬億日元的赤字國債為開端,日本走上了大量發行赤字國債之路。國債的大量發行使日本傳統的國債定價、發行和消化方式已無法維持。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大藏省開始實施國債的“流動化”和利率“彈性化”政策,即允許銀行將持有的已發行1年以上的國債在市場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開始采用公募拍賣方式來發行國債。這樣,國債作為一種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開始出現于日本金融市場。

國債大量發行的最重要影響,并不在于出現了一種規模巨大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而在于由此而引發了銀行業與證券業的相互滲透以及銀行業與證券業在開發以國債為基礎的新型金融商品等方面的激烈競爭。由于自1975年度起發行的國債多為10年期國債,其償還期在80年代中期開始,這意味著在80年代初日本金融市場上會出現規模巨大的“期近”國債(即在兩三年之內就將到期的國債)。由于這些國債是一種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因而其收益率一般都高于被政府所管制的銀行存款利率。如果證券公司大量出售“期近”國債回收資金,勢必將極大地影響銀行業的吸收存款能力。面對這一嚴峻局面,日本銀行業強烈要求政府允許其從事國債交易業務。這種努力盡管遭到了證券業的激烈反對,但1981年通過的新“銀行法”還是滿足了銀行業的要求,允許其從1983年4月開始從事國債交易業務。

在“新銀行法”出臺前后,日本銀行業與證券業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相互滲透日趨加深。這最集中地反映在證券業以國債等公共債券為基礎,陸續開發出了具有存款性質的中期國債基金、利息基金、零利債券、證券互換、長期國債基金等金融商品,銀行業則相繼開發出了指定日期存款、大額貸付信托、國債定期賬戶、國債信托賬戶等具有證券特點的金融商品。

(三)強大的國際壓力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動作用

70年代末以后,日本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國際壓力。這種國際壓力極大地促進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進程。

第一,嚴峻的國際競爭壓力與日本企業債券發行管制放松。7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及由8家主要銀行組成的企業債券發行協會,對企業發行債券采取了種種抑制性的政策措施,致使日本企業很難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在國內金融市場籌集到低成本的資金。另外,由于日本的外匯法禁止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這又使得日本企業無法自由地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1980年日本對實施多年的外匯法進行了重大修改,確定了外匯交易“原則自由”的政策原則。隨著日本對國際間資本流動管制的放松,日本企業在海外資本市場通過發行企業債券所獲得的資金規模不斷擴大,海外資本市場對日本國內資本市場構成了極大的競爭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得不放松了對企業債券市場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調整了長期實施的企業債券發行“有擔保原則”這一行業慣例,降低了債券發行企業的資格標準;另一方面降低了銀行所收取的擔保物品管理手續費。自80年代開始,日本企業基本改變了擔保物品管理手續費價格接受者的地位,其費率一般都由銀行與企業協商來確定。

另外,在企業債券市場管制不斷放松之際,日本企業正在爭取實現ＣＰ(商業票據)發行合法化。然而,由于銀行業及其后盾大藏省的阻撓,這一行動遲遲未果,最后雙方的交涉過程演變成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斗爭,企業界于1987年終于獲得了這場斗爭的勝利。此后,日本企業的ＣＰ發行規模迅速膨脹,到1990年末其余額達到了15.7萬億日元。

第二,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施壓與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隨著美元升值對美國出口產業及就業打擊不斷深刻化,美國政府逐漸矯正了美元升值是“強大美國”的象征這一膚淺認識,轉而要求有關國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出臺的“索羅門報告”認為,造成日元貶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實行“人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資家不愿投資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實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剛剛成立不久的“美國—日本美元日元委員會”提出了“美國—日本美元日元委員會報告”,與此同時日本大藏省也發表了題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的報告。此二報告一般被合稱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宣言”。在“宣言”發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開始加快,在都市銀行、長期信用銀行、信托銀行、地方銀行、相互銀行(1989年2月大部分轉化為普通銀行,被稱為“第二地方銀行”)、信用金庫等6類銀行型金融機構的存款總額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其中都市銀行的存款利率自由化程度最高,從15.9%上升到了34.7%。

二、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措施

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進程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90年代前半期謹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階段;二是9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的最終完成階段。

(一)90年代前半期日本自由化的進展

90年代前半期,盡管日本金融業已經陷入到不良貸款嚴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縮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沒有打算從根本上改革傳統的金融管制體制,并以此實現金融結構調整和金融秩序重建,而僅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規劃的金融自由化目標實施了如下兩項措施:

第一,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不足1000萬日元的小額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唯一進展,就是于1989年6月引入了限額為300萬日元的ＭＭＣ(浮動利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仍然沒有任何松動。90年代上半期,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獲得了重大進展。首先,逐步實現了小額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0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額從300萬日元調低到了100萬日元,1991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額進一步降低到了50萬日元,同年11月實現了300萬日元以上的小額定期存款(3個月～3年)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廢除了關于ＭＭＣ最低限額的規定,1993年6月為期1個月至3年的小額定期存款利率實現了完全自由化,1993年10月,開始引入最長期限為3年的浮動利率存款和最長期限為4年的固定利率存款(中長期存款),1994年10月實現了定期儲蓄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引入了最長期限為5年的固定利率存款。其次,短期內迅速實現了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引入了新型儲蓄存款(金額為40萬或20萬日元,與大額定期存款的利率進行聯動),1993年10月出臺了新型儲蓄存款的進一步自由化措施,1994年10月除了結算帳戶存款以外的所有活期存款利率都實現了自由化。這樣,經過十幾年的改革歷程,日本對銀行業所進行的價格競爭管制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第二,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的初步發展。80年代,盡管銀行業已經開始涉足國債等公共債券的交易活動,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開發出了大量的滲透到對方經營領域的金融商品,但真正的金融業務兼營化卻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日本通過了《金融制度改革法》,該法案的主要內容就是確定了銀行、證券、信托3種業態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設立子公司的形式實現業務的兼營化。另外,生命保險公司與財產保險公司也可以通過設立子公司的形式進入到對方的經營領域。

(二)9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自由化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債權等嚴重問題困擾的日本金融業發生了空前的危機,許多巨型金融機構陷于經營危機狀態,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事件頻繁發生。金融危機及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使日本政府面臨著嚴峻的民眾信任危機。在這種大背景下上臺執政的橋本內閣于1996年發表了題為《金融體系改革———面向2001年東京市場的新生》的報告,確定了日本金融體制改革的構想。此后,日本政府陸續出臺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對戰后傳統的金融體制進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自1998年3月開始實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在日本可以組建金融控股公司。所謂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指以某一金融業態的金融機構為母體,通過50%以上控股的形式把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子公司化的金融組織形態。戰后日本的禁止壟斷法一直禁止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此番對禁止壟斷法的修改,一方面是為了通過金融機構業務多元化來實現金融業的“范圍經濟”,另一方面是為金融機構的順利重組提供條件。

第二,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的進一步發展。1997年2月,日本銀行業被允許設立專供信托投資公司出售信托產品的柜臺。這一舉措表明,信托交易開始進入銀行。自1998年12月起,日本銀行業被允許在窗口出售信托投資產品。另外,在此期間日本開始允許銀行系證券公司從事股票交易。在放寬對銀行及銀行系證券公司業務限制的同時,日本也擴大了證券公司的業務范圍。自1997年開始日本的證券公司被允許開設“證券綜合帳戶”。所謂“證券綜合帳戶”,即指在證券公司給客戶開設的交易帳戶之上附加上支付與結算功能。這表明證券公司開始涉足長期以來一直被銀行業所壟斷的管理結算帳戶業務領域。

第三,對金融機構開業及價格與非價格競爭管制的進一步放松。首先,證券公司與信托投資公司的開業管制由以前的許可制改為注冊制。在注冊制之下,有關機構只要滿足一些必備的條件,就可以很容易地獲得營業資格或退出某一經營領域,從而降低了證券業與信托業的進入與退出壁壘。其次,股票交易手續費的自由化。泡沫經濟破滅以后,隨著證券公司向客戶提供“損失補貼”事件的不斷被暴光,日本各界人士對股票交易手續費管制的批判之聲日趨高漲。人們普遍認為固定制的手續費標準是產生損失補貼問題的溫床。1998年4月,日本政府終于決定對5000萬日元以上的股票交易實行自由手續費率。

第四,國際間金融交易的徹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實施的日本新《外匯法》規定:實行內外資本交易自由化,放開資本項目下外匯業務的許可證制或事先申報制;外匯業務完全自由化,廢除外匯銀行制、指定證券公司制和兌換商制;放開個人和企業在國外金融機構開戶存款;放開企業間外匯債權與債務的軋差清算以及境內居民外幣計價結算。另外,日本政府為使企業更容易地通過發行債券融資,還進一步放松了對

企業債券發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廢除了此前長期實行的企業“適合發債基準”,規定無論何種企業,只要獲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級評定公司的信用等級評定,就可以發行企業債券。

三、關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展開過程的幾點啟示

通過前文對日本金融自由化展開過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經濟運行環境的演變是推動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強大動力。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必然會產生諸多新的經濟問題,從而要求政府進行金融體制改革以滿足金融機構調整其業務內容的需要。具體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實例來說,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堀內義的總結是非常確切的,他認為,日本“金融自由化并非是高速經濟增長的一個原因,而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在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對金融業實行了極為嚴格的管制措施。甚至有人據此認為,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不是在市場機制占主導地位之下實現的。驕人的經濟發展成績使日本政府對傳統的金融管制體系非常滿意,甚至從沒有考慮對其系統進行改革。但自70年代中后期開始,大企業資金需求減少與融資手段逐步多元化、赤字國債的大量發行等新現象的出現,不斷迫使日本政府進行金融制度改革,推進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半期日本進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則是經濟、金融危機的必然結果。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加深與金融機構及金融主管當局———大藏省丑聞的不斷曝光,人們日益懷疑日本政府的執政能力,公眾輿論對政府行動和政策制約作用也日趨增強。面對嚴峻的危機,不出臺符合公眾利益、贏得公眾信心的重大舉措,執政集團必將承擔巨大的政治成本。在其社會聲譽降到最低點的情況下,日本政府被迫對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與組織結構進行徹底改革,以便獲得自身的政治利益。

第二,漸進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規避金融風險。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漸進地展開的。正是在這種漸進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日本的金融風險也在不斷加劇。以銀行業為例,在日本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之下享受著多種巨額“經濟租”的銀行業,在管制放松過程中不僅“經濟租”不斷減少,而且其原有的“勢力范圍”不斷受到迅速崛起的證券業和企業直接融資的侵蝕。這樣,銀行業不僅面臨著確保存款穩定增長的難題,甚至在尋求合理、可靠的貸款對象方面也面臨諸多困難。在此期間,日本銀行業的存貸期限結構風險、融資對象風險、融資內容風險不斷擴大,違規、違法經營現象不斷滋生蔓延。這種現象的發生盡管有銀行內部對經營風險控制弱化單方面的原因,但在吸收存款和尋求合理、可靠的貸款對象都面臨著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銀行業的經營風險就很難通過內部控制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控制金融風險的最重要手段是出臺促進金融結構調整的政策體系,通過謹慎的監管措施穩固金融業的經營基礎和抗風險能力,加強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通過適當的途徑實現金融業的業務兼營化,是促進金融機構調整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步伐。第三,金融自由化作為一種管制制度改革的過程,必然存在利益格局重建問題,所以,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斗爭不可避免。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必須避免被有關的利益主體所“俘獲”。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中,證券業與銀行業之間圍繞國債業務問題發生了尖銳的對立,一般產業企業則與銀行業圍繞ＣＰ發行合法化問題展開了激烈斗爭。在各方利益主體的斗爭中,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被傳統金融管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銀行業所俘獲,盡力維護銀行業利益的傾向。因為一般說來銀行業的要求,例如從事國債等公共債券交易業務等,基本上都能夠得到及時解決,而證券業與一般產業企業的要求,都需要費盡周折才能夠得到滿足。在一定程度上照

顧既得利益獲得者的利益,對平穩地推進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義,但卻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顧既得利益獲得者的利益, 否則改革就會偏離正確方向.第四,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因素是推動經濟體制變革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我們在討論制度選擇問題時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即應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制度選擇和制度設計。但實際情況卻是我們在許多情況下無法完全根據自身的意愿和情況來進行制度選擇和制度設計。國際因素的影響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就為此提供了一個最充分的例證。國際競爭壓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革其國內企業債券市場的管制制度,而此項改革則進一步加深了大企業“脫離銀行”的趨勢。美國政府的施壓則極大地加快了日本利率自由化進程。可以肯定地講,經濟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制度選擇空間被不斷縮小的時代。

第二篇：日本財險市場自由化考察報告

日本財險市場自由化考察報告

一、日本財產保險市場自由化的背景

（一）日本泡沫經濟的突然崩潰。自90年代初開始，日本經濟從高峰滑落，其在經濟、金融領域的具體表現：一是房地產經濟的泡沫崩潰，地產出現萎縮；二是銀行由此引起大量的不良債權；三是銀行利率的迅速走低，經濟退縮的惡性循環導致整個經濟嚴重萎縮與蕭條。在經濟大蕭條環境下，銀行、保險業為了緩解不良債權帶來的經濟負擔，極力尋求新的業務增長點。此為日本保險市場自由化的主要經濟背景。

（二）來自國際上的政治壓力。當時，aig牽頭主導了一場要求日本政府放松保險市場管制的變革運動，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遵守wto有關保險承諾，日本與美國政府于1994年10月簽訂了《日美保險協議》，該協議對日本產險市場自由化具有三方面的直接影響：一是廢除費率管制，要求費率自由化；二是保險業務經營由認可制改為申報制；三是改革日本保險銷售制度，引進經紀人公司制度。其目的是使在日本經營的美國公司更加有利。

（三）保險市場經營環境的惡化。10年間，由于利差損原因，日本近7家壽險公司倒閉，雖然產險業未出現壽險業的情況，但由于整個經濟環境的影響，產險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特別是與銀行利率相關的房屋按揭業務和儲蓄型財產險業務由于利率走低，出現了一系列難題。這些都成為日本產險自由化的契機和導火索。

二、日本財產保險市場自由化進程及政策變化

《日美保險協議》的簽訂無疑成為日本產險自由化的契機。然而，日本財產險自由化真正開始的標志是1996年新保險業法的實施。其政策變化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二）算定會費率使用義務的停止。1998年算定會費率使用義務的結束標志著費率自由化的開始。在此之前，日本財產險費率為保險監管重要內容，由算定會統一制定，并嚴格執行。

《損害保險費率算出團體法》于1999年12月22日作了最新修改，保險公司強制使用算出機構費率的義務終止。從此，就有了算出機構提供的純費率和公司自訂的附加費率之分，純費率成為各公司的參考費率，除機動車法定賠償責任險之外，各公司在參考費率的基礎上，可根據自身的費用率制定自己的費率標準，但一般講來，上下浮動幅度不超過12.5％。

按照《損害保險費率算出團體法》第3條規定，費率算出團體可以計算的保險種類有5種：火災保險、意外保險、車輛保險、醫療費用保險及護理費用保險。但到目前為止，在日本仍未有醫療費用保險參考費率。

（四）允許產、壽子公司相互進入對方市場。新保險業法明確規定，從1996年開始，允許產、壽險公司以子公司形式相互進入對方市場，同年壽險公司設立了6家產險公司，產險公司設立了11家壽險公司。2000年8月，代理銷售其他保險公司產品的認可明確化。壽險公司開始重新評估其財產險戰略，認為子公司模式將來沒有大發展，從而轉向與產險公司合作，即代理產險業務。考慮到與人有關的保險的可成長性，產險公司也積極響應。因此，更多呈現的是產、壽險公司的相互代理。

（六）中介手續費制度的引進。中介手續費制度雖于1996年4月引進，但1998年之前，日本產險業執行的是費率算定機構制定的統一的費率標準，同時金融廳還規定了行業共同的代理類別、合同格式及手續費執行標準，且手續費體系必須向金融廳申報，獲得許可后方可執行。隨著產險自由化的出現，費率自由化導致保險產品多樣化，原手續費體系已無法執行。從2001年3月開始到2003年4月，代理店手續費體系由需要金融廳許可變為不需獲得，促進了中介手續費體系的多樣化。保險公司開始注重代理店的經營績效，對其進行挑選、停業、合并，并根據其資質、業務量大小，再區分不同的保險類別，實行更細化的手續費體系。

（八）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的引進。隨著日本保險市場自由化的推進，保險銷售渠道得以拓寬，除了原有的代理店銷售、保險公司直接銷售外，又引進了經紀人銷售制度，拓寬了銀行窗口銷售渠道，特別是還出現了電話銷售、網上銷售等多種銷售方式。為了適應自由化發展的需要，穩妥地推進保險業的發展，金融廳引進了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個人信息保護法》于2003年頒布，并于2005年4月實施。其基本方針是明確各有關主體對個人信息保護的目標，并要求具體付諸實踐。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的引進，更有利于確保日本產險業在自由化環境下的發展。

（九）國際保險監管標準的遵從。作為iais的會員，日本金融廳已經表明遵從iais的原則、基準與指引，同時也積極參與金融行政的國際化和國際性規定的制訂。除了在許可制方面有非常大的放寬之外，更多地采用了國際會計標準及償付能力監管標準，使本國保險業發展與世界保險業發展同步。雖然日本產險市場環境不景氣，但目前所有產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均在200％以上，產險業保持著較高的信用力。

三、日本財產保險市場自由化帶來的影響

（一）競爭激烈使公司效益大幅下降，影響產險市場停滯不前。在保險市場自由化之前，由于日本產險執行費率算定機構的統一基準費率，即使是一家小公司也有盈利；但在費率自由化之后，由于費率競爭激烈，導致了產品及服務競爭日益激化，給公司的收益帶來重大影響。賠付率上升、收益減少使公司把降低經營成本作為主要的研究課題。各公司費用削減的主要措施有：合并撤銷營業網點，或者取消效益差的營業網點；削減員工人數，一方面控制新增錄用人員，另一方面引進提前退休制度；重新評估工資制度，由以前的年工序列工資制度改為與業績掛鉤的年薪制度；注重提高代理店的效率，重新評估以往的手續費體系，建立以代理店效益及經營業務種類、經營業務量相聯系的手續費管理體系。通過上述措施，行業平均費用率得到了降低，但也更加導致保險市場的萎縮或停滯。

（三）尋求拓展海外業務，亞太地區成為主要方向。費率自由化之后，市場競爭激烈，公司效益降低，拓展海外業務成為公司發展的主要渠道，一方面為本國企業的海外經營提供風險管理服務，另一方面為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率。但是歐美地區保險業務綜合成本很高，幾乎所有的日本公司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虧損；而與此相反，在亞太地區的業務質量、收益率均較好。因而，進入亞太市場，特別是中國保險市場是其重要目標。

（秦士由

左緒文

江裕棠

李翰輝

陳風）

第三篇：日本財險市場自由化考察報告

日本財險市場自由化考察報告

日本于19世紀80年代后期引進保險制度，二戰之后保險市場的發展開始加速。2003年，壽險總保費達407520.2億日元（約為29746億元人民幣），非壽險總保費91746億日元（約為6696.8億元人民幣），其中車險（含三者責任強制險）保費48958億日元（約為3573.6億元人民幣），三項數據均列世界第2位，僅次于美國。保險深度達到10.81%，列世界第6位。保險密度達到42.62萬日元（約為31106.51元人民幣），列世界第3位。日本保險業比較發達的原因在于，作為災難事故多發國家，地震與火災引發損失巨大，其壽險家庭普及率已達89.6％，2004年平均每個投保家庭的死亡保障金額達3697萬日元（約為269.85萬元人民幣），家庭年支出保費53.1萬日元（約為3.88萬元人民幣），此外其家庭機動車輛保險普及率達到85.7％。在2000年之前，日本對保險市場管制非常嚴格，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日本產險市場逐步發生一系列重大變革，其結果是市場管制逐步放寬，走上了自由化發展之路。

一、日本財產保險市場自由化的背景

（一）日本泡沫經濟的突然崩潰。自90年代初開始，日本經濟從高峰滑落，其在經濟、金融領域的具體表現：一是房地產經濟的泡沫崩潰，地產出現萎縮；二是銀行由此引起大量的不良債權；三是銀行利率的迅速走低，經濟退縮的惡性循環導致整個經濟嚴重萎縮與蕭條。在經濟大蕭條環境下，銀行、保險業為了緩解不良債權帶來的經濟負擔，極力尋求新的業務增長點。此為日本保險市場自由化的主要經濟背景。

（二）來自國際上的政治壓力。當時，AIG牽頭主導了一場要求日本政府放松保險市場管制的變革運動，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其遵守WTO有關保險承諾，日本與美國政府于1994年10月簽訂了《日美保險協議》，該協議對日本產險市場自由化具有三方面的直接影響：一是廢除費率管制，要求費率自由化；二是保險業務經營由認可制改為申報制；三是改革日本保險銷售制度，引進經紀人公司制度。其目的是使在日本經營的美國公司更加有利。

（三）保險市場經營環境的惡化。10年間，由于利差損原因，日本近7家壽險公司倒閉，雖然產險業未出現壽險業的情況，但由于整個經濟環境的影響，產險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特別是與銀行利率相關的房屋按揭業務和儲蓄型財產險業務由于利率走低，出現了一系列難題。這些都成為日本產險自由化的契機和導火索。

二、日本財產保險市場自由化進程及政策變化

《日美保險協議》的簽訂無疑成為日本產險自由化的契機。然而，日本財產險自由化真正開始的標志是1996年新保險業法的實施。其政策變化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認可制的放寬，申報制的擴大。從1996年4月開始，日本產險在許可制度方面開始放寬，由許可制度向申報制度轉型，1997年1月、1999年8月、2001年7月申報制范圍逐步擴大，到2002年3月，企業財產險已完全自由化，由許可制改為申報制，家財險中絕大部分也由許可制轉為申報制。但這并不意味著許可制的消失，車險業務中未滿10臺的車輛保險仍必須實行許可制，醫療險和海外旅行意外傷害險仍為許可制。

（二）算定會費率使用義務的停止。1998年算定會費率使用義務的結束標志著費率自由化的開始。在此之前，日本財產險費率為保險監管重要內容，由算定會統一制定，并嚴格執行。

算定會制度自1948年起根據《損害保險算出團體法》實施，該法規定，會員公司達2家以上即可申請成立費率算出團體，該團體是一種非盈利性機構。到目前為止，日本只有一家費率算出機構。當時成立費率算出機構基于三方面考慮：其一是因為損失金額是事故發生后確定的，所以賠付率的預測比較困難；其二是各個產險公司單獨積累大量的數據比較困難；其三是財產險費率由中立機構根據賠付率等積累的數據計算后供各公司使用，這種做法比較理想。

《損害保險費率算出團體法》于1999年12月22日作了最新修改，保險公司強制使用算出機構費率的義務終止。從此，就有了算出機構提供的純費率和公司自訂的附加費率之分，純費率成為各公司的參考費率，除機動車法定賠償責任險之外，各公司在參考費率的基礎上，可根據自身的費用率制定自己的費率標準，但一般講來，上下浮動幅度不超過12.5％。

按照《損害保險費率算出團體法》第3條規定，費率算出團體可以計算的保險種類有5種：火災保險、意外保險、車輛保險、醫療費用保險及護理費用保險。但到目前為止，在日本仍未有醫療費用保險參考費率。

（三）銀行窗口銷售保險的解禁。從2001年4月開始，日本金融廳在銀行銷售保險方面實行了第一次解禁。在此之前，金融廳由于擔心銀行會利用其融資的權力給客戶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購買保險，所以禁止銀行代理銷售保險。但是，自泡沫經濟崩潰之后，銀行出現了巨額不良債權。為緩解其不良債權帶來的困境，銀行尋求更多的收益源來改善其經營狀況，在金融廳主導下，第一次出現了銀行窗口銷售保險。但其銷售險種仍受很大限制，只允許銷售與其銀行融資業務有關的保險，且規定在融資資格審查期間，禁止推銷保險。第三次解禁于2002年實行。主要是在年金方面的銷售管制有所放寬，其理由是銀行存款戶有增加銀行存款收益的愿望。2005年12月實行了第三次解禁，即儲蓄型保險的放開。金融廳將對歷次解禁后的市場反應做出評估，如無不良反應，則計劃于2007年12月實行全面解禁。

（四）允許產、壽子公司相互進入對方市場。新保險業法明確規定，從1996年開始，允許產、壽險公司以子公司形式相互進入對方市場，同年壽險公司設立了6家產險公司，產險公司設立了11家壽險公司。2000年8月，代理銷售其他保險公司產品的認可明確化。壽險公司開始重新評估其財產險戰略，認為子公司模式將來沒有大發展，從而轉向與產險公司合作，即代理產險業務。考慮到與人有關的保險的可成長性，產險公司也積極響應。因此，更多呈現的是產、壽險公司的相互代理。

（五）銷售制度的放寬——經紀人公司的引進。在日本產險自由化之前，法律規定的保險銷售渠道只有兩種。即代理店和保險公司直銷。代理店制度是日本保險業最常用的銷售方式，其業務占原始承保業務的90％以上，在日本產險市場占絕對支配地位。經濟蕭條期間，保險公司開始重新評估代理店的經濟績效。為了提高代理店的效率，產險公司改變了以往的代理店手續費制度，取消了一些經濟效益不高的代理店，因此代理店數量開始減少，2004年比2003年減少6％，但仍有286576個。《日美保險協議》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求日本保險業引入經紀人公司制度，自1996年4月引入經紀人制度，到2005年4月1日止，日本已有38家保險經紀公司，其中有Marsh（馬什）和Willea（韋萊）這樣居國際性領頭地位的經紀人。雖然迄今經紀公司業務僅占市場份額的0.2％，但其作為一種新的銷售制度已獲法律許可。

（六）中介手續費制度的引進。中介手續費制度雖于1996年4月引進，但1998年之前，日本產險業執行的是費率算定機構制定的統一的費率標準，同時金融廳還規定了行業共同的代理類別、合同格式及手續費執行標準，且手續費體系必須向金融廳申報，獲得許可后方可執行。隨著產險自由化的出現，費率自由化導致保險產品多樣化，原手續費體系已無法執行。從2001年3月開始到2003年4月，代理店手續費體系由需要金融廳許可變為不需獲得，促進了中介手續費體系的多樣化。保險公司開始注重代理店的經營績效，對其進行挑選、停業、合并，并根據其資質、業務量大小，再區分不同的保險類別，實行更細化的手續費體系。

（七）投保人保護制度的引進。1996年4月，財產保險投保人保護基金作為只有在需救濟保險公司出現時才運用的基金被引進。后來由于發現僅設立救濟保險公司的基金所起的作用不大，于1998年12月設立了財產保險投保人保護機構，其作用一是對救濟保險公司提供資金援助；二是對破產保險公司的保險合同繼續承保；三是成立繼承保險公司，承接破產公司的業務；四是提供貸款支持，保護被保險人。目前其會員除了所有在日本營業的產險公司外，還有勞合社協會，但不包括專業再保險公司。

（八）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的引進。隨著日本保險市場自由化的推進，保險銷售渠道得以拓寬，除了原有的代理店銷售、保險公司直接銷售外，又引進了經紀人銷售制度，拓寬了銀行窗口銷售渠道，特別是還出現了電話銷售、網上銷售等多種銷售方式。為了適應自由化發展的需要，穩妥地推進保險業的發展，金融廳引進了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個人信息保護法》于2003年頒布，并于2005年4月實施。其基本方針是明確各有關主體對個人信息保護的目標，并要求具體付諸實踐。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的引進，更有利于確保日本產險業在自由化環境下的發展。

（九）國際保險監管標準的遵從。作為IAIS的會員，日本金融廳已經表明遵從IAIS的原則、基準與指引，同時也積極參與金融行政的國際化和國際性規定的制訂。除了在許可制方面有非常大的放寬之外，更多地采用了國際會計標準及償付能力監管標準，使本國保險業發展與世界保險業發展同步。雖然日本產險市場環境不景氣，但目前所有產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均在200％以上，產險業保持著較高的信用力。

三、日本財產保險市場自由化帶來的影響

（一）競爭激烈使公司效益大幅下降，影響產險市場停滯不前。在保險市場自由化之前，由于日本產險執行費率算定機構的統一基準費率，即使是一家小公司也有盈利；但在費率自由化之后，由于費率競爭激烈，導致了產品及服務競爭日益激化，給公司的收益帶來重大影響。賠付率上升、收益減少使公司把降低經營成本作為主要的研究課題。各公司費用削減的主要措施有：合并撤銷營業網點，或者取消效益差的營業網點；削減員工人數，一方面控制新增錄用人員，另一方面引進提前退休制度；重新評估工資制度，由以前的年工序列工資制度改為與業績掛鉤的年薪制度；注重提高代理店的效率，重新評估以往的手續費體系，建立以代理店效益及經營業務種類、經營業務量相聯系的手續費管理體系。通過上述措施，行業平均費用率得到了降低，但也更加導致保險市場的萎縮或停滯。

（二）產險業出現合并浪潮，市場集中度大大提高。以1999年10月三井海上、日本火災、興亞火災3家公司發表事業合并書為契機，產險界的重組進展迅速。2001年4月，日本火災與興亞火災合并成為日本興亞損害保險公司；同月，大東京保險與千代田保險合并成為愛和誼保險公司；同年10月，三井海上與住友財產保險合并成為三井住友火災保險公司；2002年7月，安田火災、日產保險公司及大成保險公司合并成為日本財產保險公司；2004年10月，東京海上與日本火災合并成為Willea控股的財產保險公司。至此，日本產險業形成了Millea、日本財產保險、三井住友、日本興亞、愛和誼五大集團公司。五大集團公司市場份額達85％以上，導致市場集中度大大提高。

（三）尋求拓展海外業務，亞太地區成為主要方向。費率自由化之后，市場競爭激烈，公司效益降低，拓展海外業務成為公司發展的主要渠道，一方面為本國企業的海外經營提供風險管理服務，另一方面為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率。但是歐美地區保險業務綜合成本很高，幾乎所有的日本公司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虧損；而與此相反，在亞太地區的業務質量、收益率均較好。因而，進入亞太市場，特別是中國保險市場是其重要目標。

（秦士由左緒文江裕棠李翰輝陳風）

第四篇：日本金融專業學什么

日本金融專業學什么

金融是什么？

金融是指以銀行為中心的各種形式的信用活動，以及在信用基礎上組織起來的貨幣資金的融通。它是貨幣流通和信用活動的總稱。茲維·博迪和羅伯特·默頓在他們著名的《金融學》中給出的定義最有代表性，即金融是研究人們在不確定性條件下如何跨時配置稀缺資源（貨幣）的一門學問，時間和不確定性（風險）是金融的兩個特點。

金融學學什么？

金融學科以現代金融理論為指導，運用案例研究等方法和手段，借助現代信息工具，研究資金融通方式以及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職能與運作。本科階段除了要求掌握基本理論知識，還要接受相關業務的基本訓練，比如分析、預測股票和外匯價格的變動，掌握時機買賣證券賺取利潤的技巧等。金融學還將告訴你銀行、保險公司是怎樣吸引存款和保險的，是怎么投資賺錢的。

武漢韓日聯合交流會的老師跟我們介紹：以東京大學為例，東京大學金融學科從2009年開始招收本科生，本科的專業課就包括資金運用和金融工程學、企業財務、企業會計、金融系統分析、宏觀經濟政策等本專業型很高的課程。在資產運用和金融工程學中，可以學習到期貨交易和證券投資相關的知識；而在金融系統分析課程上則可以學到博弈論（對策論）等相關知識。

什么人適合學習金融學？

此專業偏文科，知識多屬文科范疇。畢業生進入外企的機會相對較多，而且進行證券投資等銀行、證券及保險相關工作需要大量的數據分析，因此，良好的英語、數學基礎以及計算機應用技能尤為重要。一般來說，對數字比較敏感，同時具備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人際溝通能力的學生更適合選擇該專業。需要提醒的是，從事金融工作還應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以承擔投資風險帶來的巨大的心理壓力。

日本的金融學存在于什么體系？

日本的金融學多存在于經濟學學部或研究科。也有一些金融課程會存在于經營學部的課程中。搜集金融學相關信息，按分類尋找相關內容會更加清晰快捷明了。

日本金融學專業牛校有哪些？

常年實力居于前十的實力院校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一橋大學、大阪大學、名古屋大學、橫濱國立大學、神戶大學、九州大學、千葉大學、北海道大學。

學金融學有發展前途嗎？

金融業是在封建社會末期伴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而產生的。貨幣兌換、保管與匯兌是它的最初形態。當今的金融行業是一個極具挑戰性、前途光明的行業。根據WTO協議規定，2006年中國的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金融國際化的趨勢不可阻擋，而人才短缺是我國金融業面臨的突出問題。日本的金融專業雖不及歐美，但是中日經濟交流頻繁，學習日本的相關金融理論無疑會對進入中日金融經濟行業起到良好的作用。

金融學畢業后就一定去銀行工作嗎？還有哪些就業渠道？

由于我國金融機構的多元化與多樣化，隨著金融市場的日趨規范，畢業生在金融行業的從業選擇變得越來越寬泛，除了到銀行就業，他們可以在證券公司、信托公司、投資咨詢公

司、保險公司以及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等找到適合自己的職位。另外，隨著金融業的不斷調整和推出增值服務，對相關人才需求也急劇增多，同時新的金融服務機構也將逐漸成為吸納金融人才的大戶。

以下是金融學專業畢業生主要的幾條就業渠道：

1．進入行業監督管理部門做金融官員，但想要進入這個行業的主管部門難度較大，尤其是本科畢業，除非本人確實非常優秀。

2．進入證券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很多基金經理、投資銀行經理人員都年薪過百萬。但這其中風險較大，且對學歷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相對于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個人投資管理、金融運營能力的要求更高。

3．到銀行做職員，負責銀行存貸款以及投資業務的管理。

4．到高校或研究機構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這應當是有志于做學術的同學的首選。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業人才有“高消費”的特點，所以金融學本科畢業生沒有較大的專業優勢，要想在金融業成就一番事業，進一步深造也許是必經之路。

第五篇：上報淺談金融自由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淺談金融自由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摘要： 21世紀，是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而金融自由化這一新名詞逐漸被人們所了解，那么何為金融自由化？是指80年代初西方國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后出現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充分經營、公平競爭的趨勢。具體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1）價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匯率的限制，同時放寬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外國市場的限制。讓金融商品的價格發揮市場調節作用。（2）業務自由化。即允許各類金融機構交叉業務，公平競爭。（3）市場自由化。即放松各類金融機構進入金融市場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場的融資工具和技術。（4）資本流動自由化。即放寬外國資本、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市場的限制。金融自由化又有何利與弊？以及中國的金融自由化如何發展？下面就讓我們來一一探討。

關鍵詞：金融自由化

目錄：

一、金融自由化及其危害。

二、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及其對策

結論：科學規范金融市場，遵循經濟運行規律，合理的決策，推動我國經濟穩步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金融風險控制[J] 經濟改革與發展，王偉東,2008

[2] 中國的金融改革及其前景[J] 宏觀經濟研究，黃達, 2008

[3] 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經驗及其方向[J] 宏觀經濟研究，趙海寬, 2009

[4]《金融自由化對中國金融業的影響》楊會晏，李文昌 ,2010

[5]《 21世紀金融大趨勢------金融自由化》馬君潞 , 2009

[6] 金融抑制和金融約束[J] 金融研究，淡儒勇,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