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中醫學熱的啟示
日本中醫學熱的啟示
本刊執行編委
靳士英
THE REVELATION FROM UPSUR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JAPAN Jin Shiying(Executive Editor Committee)日本輸入中國醫學最早可能在秦始皇時期，徐福渡海求仙，攜百工技藝中必有醫藥人員，但史少記載。其后414年，朝鮮醫家德來渡日傳授中國醫學；562年吳人智聰攜藥臼、明堂圖、四海類聚方等渡日，正式由中國醫家傳授中醫。自隋唐時期始，日本派出大量留學生、留學僧來中國學醫，中國也有許多醫藥學家包括僧人渡日，交流極為頻繁。日本經過學習、模仿的漫長階段，至江戶時期，逐漸形成了帶有日本特色的漢方醫學，并出現后世方派、古方派、考證派、蘭漢折衷派等學派。明治時代漢方醫學被廢止，它只能在西醫中有祖傳、師承或研究家中流傳應用。二戰結束后，日本漢方醫又有復興的趨勢。1日本中醫學派的形成與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對中醫的重視、扶持、發展和振興對日本影響很大，特別是我國成立中醫研究院、中醫學院、集中中醫精英編寫教材，培養中醫高級人才，并開展大量研究，引起了日本漢方界的重視。1956年《漢方臨床》介紹了《人民日報》中醫學記事，并不斷刊載中國中醫進展的最新情報。著名漢方家長澤元夫以“中國漢方醫學動向”為題，連續發表24篇文章介紹中國中醫研究的最新進展。日本同行有識之士瞄準的是我國現代中醫學，他們逐步認識到日本的漢方醫學的主流古方派，雖然簡捷方證直結、有利于使用以經方為主的浸膏劑，但較諸中國的辨證論治、隨證加減用藥，在證治上不夠靈活，在某些疾病療效上不夠明顯，在理論上不夠重視探索病因病機，于是他們致力于中醫學的學習與研究。
1965年他們首先翻譯出版了《中醫學概論》，1969年又有秦伯未《中醫學入門》的日譯版本。
上世紀70年代，日本各地自發地陸續組建了中醫學研究會，成為日本同行學習研究中國中醫學的最有力組織。1972年他們翻譯出版了廣州部隊編寫的《針灸穴位掛圖》，1973年大阪政府立成人病中心應用針麻實行乳癌切除術成功；1976年翻譯出版了我國教科書《方劑學》、《中醫診斷學》，次年又有《中醫學基礎》的日譯版本；1979年翻譯出版了中山醫學院編寫出版的《中藥的臨床應用》，這些書對日本漢方界影響很大。
1980年日本東洋學術出版社創刊《中醫臨床》，專門介紹我國的中醫臨床成就，我國有許多名中醫撰稿，至今已25年，出版100余號。此志還關注我國的中西醫結合成就發表不少研究論文。2004年11月該社又組織漢方家11人來廣州中醫藥大學研修中醫，主要了解鄧鐵濤教授主持的SARS、重癥肌無力、心梗圍手術期治療經驗。1980年上海與神奈川縣結成姊妹城市，上海中醫學院派出中醫學專家，在該縣開設中醫學講座。
1981年我國政府派出講師團包括任應秋、劉渡舟、顏正華、王綿之等名教授渡日講學；其后鄧鐵濤教授也渡日講學，同年在北京又召開了“中日傷寒論研討會”，進行了國家間傷寒學的交流。
1985年日本東洋醫學會四國支部每年舉辦一次“日中傳統醫學學術交流會”；1986年成立日本中醫研究會，每年邀請名中醫渡日交流經驗。
1987年以笹川獎學金提供給100名助學金，資助中國留學日本學生，這些學生留日期間參與了中醫的學術交流和中醫教學。1988年北京與東京結成姊妹城市，在日本都立豐島醫院設立了東洋醫學科門診，北京市中醫專家與該中心小高修司共同進行了診療研究。
90年代以后，日本中醫研究會已達50個以上；舉辦以中醫內容為主的刊物眾多。如《東京中醫學報》、《The kampo》、《傳統醫學》等等。中日兩國學者還共同編著了《中醫學基礎》、《日本傳統醫藥學的現狀與趨勢》。21世紀初，日本引進現代中醫學已達20余年，日本的中醫學派已經形成，站在導入潮頭的醫學家，正在信心十足地向更深的腹地邁進。2日本引進中醫學的方法
日本引進中醫學雖有政府的支持，但積極性主要來自民間，成功要素我認為有如下幾個。21充分發揮研究會功能
遍及日本各地的中醫學研究會是民間自發組織起來的學習中醫學的核心機構，對建立日本中醫學派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最早建立、成績卓著的神戶中醫學研究會為例略加剖析。會長伊藤良博士是日本東洋醫學會副會長，在神戶開業內科醫院，1955師從日本著名漢方家中島隨象學漢方醫學，但自認一直未能學通。1971年讀上海十一人民醫院《高血壓病的中醫理論與治療》，感到中醫辨證論治的思路與日本的漢方醫學有異，于是引起了學習中醫的熱情，曾到香港訪購現代中醫專著研讀，逐漸入門。1977年正式組建神戶中醫學研究會，成員為阪神地區一些醫院院長、醫師、藥劑師，活動經費大家出，他們系統地研讀中醫典藉和近現代醫學著作，特別是中醫學教科書，并帶著自己的臨床病例來討論辨證與治療以指導臨床。他們還到中國參觀訪問學習達15次之多，專門拜訪“國寶級”名老中醫如陸干甫、楊育周、張鏡人、鄧鐵濤等，并邀請名中醫赴日講學。研究會越辦越好，經常有二、三十人參加，每周學習一次，并在一起著書、譯作，現已出版專著14部、譯著5部，許多研究會用他們的書作為學習中醫的參考書或課本，對在日本普及研究中醫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伊藤先生在大阪開了一個中醫診所，雖已82歲高齡，每周兩個上午應診，辨證論治，求醫者甚眾，已成為日本知名的中醫學家。22充分調動教學資源的積極性
定期的日中傳統醫學學術交流會輻射全國，報告人都是兩國知名的學者。邀請中國名家去日本講學多不限于一地而是周游日本數地報告。各地研究會專題經驗座談邀請的學者短小精干，一般3～4人，中方2～3人，也都有多個地區參加。現在又利用姊妹城市關系與我國中醫藥大學合辦分校。有關大學派出老師進行系統的中醫學教育。現在滯留在日本的我國中醫院校畢業的醫師有200余人，他們組成了在日中國科學技術者聯盟——醫學與藥學協會，參與各研究會的中醫教學并指導日本醫師臨床門診看病。至于在中國留學中醫歸國的學生，如今多活躍在臨床、教學、科研、編著的第一線，成為中醫學派的骨干，如兵頭明、菅沼伸、大武光等都是上世紀70年代留學北京中醫學院的畢業生。23充分利用豐厚的漢方醫藥基礎
日本應用中醫藥治病至少有1 500年以上的歷史，盡管漢方現在不是主流醫學，但是民間仍然喜用，而且不少患者愿意自費使用煎劑辨證論治。目前日本醫療保險有200多漢方浸膏劑給予報銷，一些煎劑如與浸膏劑藥味一致也予報銷，這些舉措，成為日本中醫學派發展的基礎。
日本有豐富的中醫學典藉，可供深入研究。據中醫研究院《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我國113個單位所藏中醫古藉12 124 種，約10萬部；日本《巖波圖書總目錄》載42個圖書館所藏中醫古籍加日本漢方古籍達14 500 種，100萬冊，其中不少珍本、善本。其藏書數量、質量均不亞于我國。著名的醫史學、書志學家小曾戶洋、真柳誠發表了大量研究論文，有不少創見。真柳誠是北京中醫學院畢業的碩士研究生，現任京都大學教授，他告訴我政府資助他數千萬元研究中醫古藉，經常往來于中國大陸臺灣。
日本有眾多的漢方與中醫雜志，是學習交流經驗的可茲利用的平臺。如《傳統醫學》一年4期，有座談會、論說、隨筆、基礎與臨床講座、方劑與生藥入門講座、臨床報告、季節會診、專訪、中醫學用語解說等欄目，系統介紹中醫藥學。《The kampo》贈閱給我84期，大量介紹中醫學，發表有王綿之《古方鉤玄》12期；楊育周《金匱要略解析》12期；鄧中炎《中醫診斷學·證的規范化實驗研究》6期；神戶中醫學研究會《溫病研究》13期；日中中醫臨床討論多期。
日本針灸按摩基礎雄厚。現有針灸短期大學60所，明治針灸大學1所。我曾去大阪森之宮醫療學園和東京衛生學園訪問，學校設有針灸、正骨按摩、康復、理療等專業，學生畢業30%開業，70%到醫院工作。森之宮醫療學園以宏揚針灸為已任，在美國設有分校，學生80%為白人，20%為亞裔。他們重視針灸醫史文物的研究，校內建有針灸博物館和圖書館，藏有中醫典藉和古明堂圖不少。長野仁、井上悅子、橫山浩二諸先生對其整理、研究、發表論文不少，卓有成就。中藥研究深入，開發能力突出。目前日本臨床應用主為成方浸膏劑，多用仲景方、萬病回春方、局方，計200余種，由于醫療保險多可報銷所以成為主流。津村順天堂采用三維HPLC指紋圖譜技術進行質量控制。他們在我國上海、深圳設有工廠，在深圳建有中藥貯存倉庫，在西北、江浙等地建有合作的地道藥材生產基地。研究發現西北沙漠所產麻黃盡管植株不茂盛，但麻黃堿含量高，而日本靜岡產麻黃植株茂盛而麻黃堿極少甚至無，因此特別強調地道藥材的使用。該公司設有300余人的中藥研究所，并與大學聯合開發新藥，許多中藥制劑得到美國FDA和歐洲EMEA認證。目前占有日本與國際中藥市場80%的份額。現在他們又進軍中藥保健品、化妝品、藥膳系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用飲片而用生藥顆粒劑，它源于我國古方咬咀與煮散，可以節約大量生藥而藥效不減，宜于辯證論治，隨證加減。很受患者歡迎。生藥顆粒貯存于瓶中，配方時用分包機混勻分包在綿紙袋中，每包50克左右，可以煮沸或沸水浸泡應用。近畿大學新谷教授90%病人應用此法。我深刻地感到此法的優越，曾建議我國醫藥界廣泛回歸采用。對中藥現代化方面，我曾與富山醫藥科大學的谿忠人教授交流，他建議要重視中藥方劑的研究，諸藥在復方中不等于單藥的相加，而是要起物理化學變化的；另外他不贊成中西醫藥物相加制成新藥，實際上這類劑型許多國家早已禁止進入市場。3結語與建議 31提高認識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曾對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醫學作出過杰出的貢獻，現在正在超越國界，為全人類服務。我們應當百般珍惜、努力發掘、傳承發揚。但是據外國留學人員反映，我國中醫學子還有輕視中醫、不求甚解、妄自菲薄、重西輕中的思想，值得高度重視及時糾正。當代的炎黃子孫豈可讓國之瑰寶的中醫學發展遜于外國之理。32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中醫的理論從宏觀、普遍聯系的觀點提出的天人合一、整體觀、動態觀已逐步被人所接受，且不少學者認為與當代的基因學說相吻合；一些治療藥物與技術也相繼被WHO和發達國家所接受，世界頂尖科學家有的已經介入這一領域。形勢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對SARS的治療與青蒿素等新藥的開發已使世人刮目相看。可以肯定需要通盤布局、理清重點、加大投入，在若干中醫藥領域進行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的深入研究，進行突破。需要科學態度、扎扎實實；不可浮光掠影、急于求成、有意作秀。只有這樣才能在學術上經得起考驗，在市場上逐步擴大份額。需要充分認識中醫藥的競爭，核心能力在于人才，人才戰略應始終擺在首位。33作好廣東中醫藥強省文章
中國中醫藥事業呼喚龍頭。廣東已具備作為中醫藥強省的積極性與條件。首先是有省委、省政府振興中醫的決定與計劃，有廣大群眾熱愛喜用中醫藥的基礎；其次有雄厚的中醫藥資源，醫教研與生產的人才、機構、產業比較配套，應當說經過多年積累沉淀下來的資源、人才、科技、產業優勢比較明顯。但是真正作強、作大并非易事，需要理性的規劃與布局，不能蜂擁而上。要看到我省的薄弱環節：以廣州中醫藥大學、南方醫大中醫藥學院的教學力量較強，但作為實習基地的教學醫院的帶教能力比較薄弱；以廣東省中醫院、佛山市中醫院的臨床醫療能力較強，而大部縣市中醫院則能力很弱，有的重西輕中；以大學的科研能力較強而科研院所的能力則較弱；新藥研發投入力度不夠，真正國際馳名的名牌中藥匱乏，南藥生產基地未能形成規模，研究、開發、生產的產業鏈尚待形成；至于中西醫結合醫院尚在規劃建設之中。所以，中醫藥強省需要瞄準國內、國際學科和產業前沿，構筑加強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使系統內部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科學發展，保持長盛不衰。其中最關鍵的是人才強省、科技強省。我們面對的不僅是國內，國外特別是日本是我們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只有努力拼搏、抓住重點帶動全盤，才能取得佳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要忘記借鑒國內外的有益經驗。本文是在鄧鐵濤老師點題、指導下完成的，特致謝忱。多囊腎2例。
[1]
第二篇：日本稅務管理及其啟示
日本稅務管理及其啟示
一、日本的稅收制度與稅務行政概況
1、日本的稅收收入結構
日本稅收主要由所得稅類、消費稅類及財產稅類構成。所得稅類包括個人所得稅和法人稅。個人所得稅是由國稅系統對個人全年勞動所得和個人獨資企業經營所得征收的稅收，同時地方稅務部門還要對個人全年勞動所得征收工人居民稅及個人事業稅。法人稅是由國稅系統對法人公司經營所得征收的稅收，地方稅務部門對法人公司經營所得要征收法人居民稅和法人事業稅。消費稅類包括消費稅以及對煙、酒、石油天然氣等特殊商品消費征收的各種稅收。日本消費稅（類似我國增值稅）起始于1989年，其稅收負擔為消費者，稅率是5%。資產稅類主要包括由國稅部門負責征收的遺產稅、贈予稅、地價稅、印花稅和由地方稅務部門負責征收的不動產購置稅、固定資產稅、特別土地所得稅等。以2005審計預算一般審計為例。日本的全年收入為44兆日元，其中法人稅11.5兆日元(相當于企業所得稅)，占26.2%；所得稅13.2兆日元(相當于個人所得稅)，占29.9%;消費稅10.2兆日元,占23.1%;其他如揮發油稅4.9%、酒類稅3.7%、煙草稅2.0%、遺產稅2.8%等等。
2、日本的稅制建設 最近，日本國稅廳采取了一系列加強稅收征管的措施來確保收入的穩定增長。一是建立了稅收征管工作的業績評價制度。按照《信息公開法》的要求，通過具體的目標考核，強化了納稅人對稅務機關的監督，提高了國稅部門工作的透明度。其次，充分利用國稅征管信息綜合信息管理系統（KSK系統），加強綜合管理。該系統從1995年1月開始試運行，于2001年11月推廣至全國范圍。在清繳欠稅方面，國稅廳成立了集中電話催繳中心，該中心利用KSK系統的信息資料，對欠稅納稅人進行集中催繳管理。在反避稅工作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化，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日趨復雜，國際稅收管理工作面臨越來越艱巨的任務，反避稅工作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日本國稅廳設立了國際稅務專門官，專司對跨國公司或大企業的稅務檢查，防止企業通過關聯企業交易轉移利潤。總之，日本稅收征管模式的科學性和征管手段的先進性大大提高了日本的稅收征管效率。統計數據表明，日本國稅的年均稅收征收成本僅在2%左右，低于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平均水平。
3、稅務組織結構、人員配置
日本稅收事務主要由日本財務省主稅局、國稅部門和地稅部門負責。主稅局負責稅收政策的制定及稅收協定的談簽等工作；國稅部門主要負責中央稅收的征管工作，隸屬于地方政府的地稅部門則負責地方稅收入的征管工作。日本國稅征管體系由國稅廳、12個國稅局（含沖繩國稅事務所）和524個稅務署等三級稅務機構組成。據最新統計，全系統現有職員5.6萬人。
國稅廳設長官官房、課稅部、征收部以及調查查察部等4個部局，其主要職責包括制定稅務管理工作的總體規劃，統一宣傳和解釋稅法，指導和監督各地國稅局、稅務署的稅收征管具體工作；還負責與各省廳以及國際事務合作等。總部人員為605人，約占全體職員的1.1%。國稅局接受國稅廳的指揮和監督。其設置不是按照行政區劃，而是根據稅源的經濟區劃設立在12個地區，組織結構和國稅廳基本相同，設立法人課稅管理部門（負責管理法人應納各稅種的申報納稅情況，并對其進行納稅評估分析、納稅輔導、稅務相談和稅務調查）、個人課稅管理部門（負責對自然人的相關事項管理）、征收管理部門（以清繳欠稅和滯納金為主）和稅務稽查部門（查察局，負責對極少量涉稅犯罪的調查和處理）四大部門。稅務署是稅收征管工作的第一線，同納稅人有著最為緊密的聯系。根據轄區稅收規模的大小，稅務署的內部設置略有不同，一般在稅務署署長之下設有：（1）負責內部事務的總務課；（2）管理課；（3）個人課稅課；（4）法人課稅課；（5）資產課稅課。國稅局和稅務署在稅源管理職能上有較明確的劃分：國稅局在指揮和監督該管轄區稅務署的同時，負責納稅規模較大納稅人的日常管理，還就特定業務獨自進行征稅、檢查等事宜。例如，對大企業的稅務檢查由國稅局的相關部門負責。據統計，大約97.4%的職員工作在12個地區的國稅局和稅務署。
除以上機構外，日本國稅廳還設有稅務大學校（368人，約占0.6%），負責對國稅系統職員的培訓工作；設有國稅不服審判所（456人，約占0.8%），對納稅人的申訴進行審查。從內部機構和業務類別的人員配置來看，約占總數68%的職員從事個人所得稅，法人稅、消費稅等稅種的征收管理工作；15%的職員從事國稅債權管理、其他征管業務等工作；17%的職員從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二、日本稅務管理的主要特點
1、以“藍色申報”制度為切入點，實行納稅人自行核算、自行申報、自行納稅的征管模式
“藍色申報制度（BLUE RETURN SYSTEM，日本稱青色申告制度）”是自行核算、自行申報、自行納稅的征管制度。這種制度可以增強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引導納稅遵從，降低稅收征收成本，但其前提是必須有一套高效便利的納稅服務體系和依法誠實的納稅環境。現在，藍色申報制度已經在納稅人中得到了普及，根據統計，目前藍色申報人已經達到了個人495萬人（申報普及率約55%），法人260萬家（申報普及率約90%）。實踐證明，這是一種先進的稅收征管模式。隨著信息技術和通訊環境的發展，日本國稅局十分重視利用互聯網和因特網來解決納稅人的自行申報、繳款的程序和手續，為納稅人申報納稅提供便利。
2、以計算機技術為依托，建立高效率的信息化管理 日本的稅收征管之所以嚴密高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現代信息技術在稅收管理中的充分利用。首先，建立全國統一的征管信息綜合管理系統（KSK系統），該系統具有共享程度高、數據維護及時等特點，能及時提供納稅人的生產經營與申報納稅情況，為全國國稅系統有效開展納稅評估奠定基礎。
其次，在納稅申報方面，日本各地納稅人都可以從互聯網下載納稅申報表，在全國推廣個人所得稅網上電子申報，納稅人可以自行通過互聯網或委托稅務代理機構進行申報和納稅，并且納稅的電子簽名的法律有效性已經解決。
第三，與有關部門如銀行、海關、保險、金融及大企業聯網，實現信息的互通和共享。所有這些信息資料的獲得，為其有效實施稅源監控、納稅評估及有針對性地開展稅務交叉審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以納稅評估為重點，切實加強稅源管理
納稅評估是日本國稅系統稅源管理的重要環節。它有三個特點：一是局限于案頭審計；二是為進一步采取征管措施提供依據；三是以納稅人申報納稅的真實性為核心內容。稅務署的法人、個人、征收等管理部門都設有專門的崗位、配備專門的人才，對納稅人的申報納稅情況進行分析評估，掌握納稅人的經營情況及其相關各方面的綜合信息。根據納稅評估分析的結果，確定有疑點的，交由其他專門人員進行稅務約談和稅務調查，對情節嚴重和案情重大的，交由調查查察部門進行處置。目前，日本國稅局和稅務署都設有負責稅務約談的專門機構。專門負責處理納稅評估中發現的一些納稅申報問題，對相關納稅人進行必要的提示和輔導，并加以糾正。這種方式深受納稅人的歡迎。稅務約談已經成為日本國稅系統解決稅收征管中存在問題、加強征管雙方聯系的重要途徑。
日本國稅局和稅務署還設有稅務調查部門，負責對納稅評估中發現的涉稅問題進行調查處理，相當于我國日常管理中的稅務檢查。這種檢查，有利于監督納稅人如實申報納稅，也提高了納稅人的納稅申報質量。
在日本國稅局，納稅評估、稅務約談和稅務調查構成了稅源管理的重要內容。
4、以維護納稅人權益為目標，建立稅務服務體系（1）、是廣泛利用各種現代媒體，加強稅收宣傳和咨詢。日本稅務部門十分重視稅收法規的宣傳。除通過互聯網向納稅人發布最新的稅收政策和辦稅信息（面向納稅人的外網設計得活潑生動，稅法解釋和政策規定隨時可以查詢，很受納稅人歡迎，相對而言，內網很是呆板）外，日本國稅局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如電視、廣播、報紙等宣傳稅法，在辦公場所以及許多公共場合如郵局、銀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車站、碼頭等都設有稅法宣傳資料點，向納稅人免費發放稅收政策宣傳單、宣傳冊，以及稅務機關編印的雜志。每年的11月11-17日是日本的了解稅收周（“KNOW-YOUR-TAXEX WEEK”），相當于我國每年四月的稅法宣傳月。（2）、是從方便納稅人的角度出發，提供優質的辦稅服務。為方便納稅人，日本各級稅務機關在辦稅場所的設立上，以高度集中、按需分布為原則。為了解決部分納稅人因工作特殊沒有時間進行稅務咨詢和納稅申報的問題，日本國稅廳還明確規定位于城市中心地帶的248個稅務署的職員在每年2月后兩個星期天不休息，為納稅人提供稅務咨詢和服務，并受理納稅人的申報事宜。現在，在全國151個咨詢室中共有約630人的稅務咨詢官，通過電話咨詢及當面咨詢的方式，就納稅人所提出的一般稅務問題向納稅人提供咨詢幫助。
5、以稅務稽查為手段，嚴處大案要案
日本國稅局內設的“查察部”負責稅務稽查工作（全國僅1300人左右），重點是集中稅務機關的優勢力量，查處極少數大案要案（平均每年查處近210件，其中起訴到法院追繳刑事責任的重大案件占70%），以懲處和威懾涉稅犯罪活動，發揮警示作用。稽查部門在執行保全、強制、搜查、查封等權力時，必須經過法院批準。
三、日本的轉讓定價稅制
1、機構設置
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日本于1986年引入轉讓定價稅制，國稅廳就開始了對擁有海外子公司的大型法人或其海外子公司之間的交易進行重點調查，一是根據稅收條約加強同對方國家稅務機構的稅收情報交換，二是向海外派遣調查官，三是積極收集有關海外各種信息資料，同時加緊制定相應的對策來實行對電子商務貿易的征稅管理。據統計，每年國稅廳要開展海外企業調查約160件，涉稅金額約200億日元。目前，日本國稅廳對涉外稅收管理機構不斷進行充實調整優化。除了在國稅廳設有主要負責與外國稅務機關之間交換信息、舉辦國際會議及進行國際協作業務的國際業務部、配備負責相互協商業務的相互協議室外，還設有負責海外活動調查、轉讓定價（反避稅）調查業務的國際調查官（全國約300人）。在國稅局還相應配備國際調查課、國際信息課等，2、日本轉讓定價稅制特點（1）調查的交易對象方面
全部是法人與國外相關單位的交易，不包括個人以及國內交易。對關聯關系的判定上基于兩個標準，一是形式標準，即直接或間接擁有股份50%以上；二是實質標準，即董事、交易受控、資金等方面存在利益關系。（2）調整方法方面
首先傳統的三種方法（可比非受控價格法、轉售價格法、成本加成法）優先適用，其次采用其他合理的方法，如利潤分割法、交易凈利潤率法，反對使用可比利潤法。（3）舉證責任及信息收集
轉讓定價的舉證責任有日本國稅廳負責，擁有為收集比較對象交易相關信息而對第三方進行調查的權限，納稅人國外關聯單位所擁有的資料歸納稅人所有，稅務當局只為此努力履行業務，沒有明確規定納稅人是否有業務一定提供。使用秘密信息僅限于納稅人不提供獨立企業間價格核算所需資料時使用，注意不向納稅人公開企業名稱，同時在相互協商中不向他國稅務當局公開企業名稱。（4）其他方面
關聯交易調整可以追溯調整6年，如果涉及兩國政府之間的磋商達成一致意見的，日本國稅當局就對日本法人的所得進行相應的減額調整。近年來，日本國稅廳考慮到海外企業受所在投資地國家稅務當局反避稅調整案件的增加，為了爭取最大的稅收權益，避免雙重征稅，最近加大了控管力度，規定凡被調整的海外子公司必須報告國稅廳，由國稅廳相互協議室出面與子公司所在地國稅局協商后決定。假如納稅人在轉讓定價的調查中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時，就加收稅收的10%。
3、日本預約定價的開展情況（1）近幾年案件數量明顯增加
日本是1987年實行預約定價制度的，是世界上最早實行預約定價制度的國家，其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排除雙重征稅，減少稅企雙方因調查、訴訟而產生的成本、勞力、時間的浪費，使稅企合作更加融洽。據統計，日本預約定價案件數1999為37件、2000為48件、2001為42件、2002為47件、2003為80件、2004為63件、2005為92件。
（2）日本預約定價稅制的特點 在日本，預約定價一般都是雙邊的，從事轉讓定價和預約定價的稅務人員不是同一的工作人員，必須是專職的；納稅人提交的APA情報除與事實相關的情報以外，在調查中不能被使用，稅務機關應該做到誠心；比較對象數據僅限于公開數據，一般采用三個的數據，對其利潤率的計算采用加權平均計算；只要納稅人遵守APA，就不再予以轉讓定價調查，但是，即使納稅人申請預約定價，轉讓定價調查仍可照常進行，轉讓定價調查必須優先進行預約定價。
（3）預約定價實務流程
事前商談（國稅局審查部、相互協商室）申請書受理（國稅局審查部）申請內容的審查（國稅局審查部）審查結果的報告（國稅局審查部）相互協商及達成協議（相互協商室）確認通知（國稅局審查部）
報告書的研討（國稅局審查部）。盡管日本與我國的國情不同，稅務機構的組織體系、稅制體系、征管體系這些稅情差異較大，但通過17天的培訓學習和思考，我認為，日本稅制體系和征管體系中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如，高效率、低成本、嚴征管、堵漏洞、促規范以及良好的征納關系等等。還有他們稅務工作人員嚴謹的工作作風，熱情的服務，周到的計劃安排，工作實效的跟蹤評估等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影響。
第三篇：日本生活作文啟示
日本生活作文啟示
生活作文教育在日本有較長的歷史，它產生于日本近代的學校教育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再次復興。日本生活作文教育是以大量教師的教學實踐為基礎，改革作文的內容與表達方法而展開的教學活動，它提出的背景與我國當前學校教育狀況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我國學校教育與學生的生活相背離的情況也是相當普遍的，作文教學的“形式訓練”傾向明顯，借鑒日本生活作文教育運動的成功經驗，讓作文教學根植于學生的生活世界，是改革作文教學的一個很有價值的課題。
一、回歸生活引發真情實感
日本寫作教學十分注重回歸生活，“它扎根于現實生活之中，它是以兒童自主地、能動地表達為出發點的，它是主體作用于對象同時又深化對自我思考。它是一種完整的對象性活動。”①也就是說，生活作文使寫作和生活融為一體并互為因果。生活閱歷豐富有助于寫作表達，它可以改變以往寫作與生活脫離的情況，寫作也有利于提升生活品味，因為寫作介入生活之中，可以使生活豐富和深邃起來。學生寫作時，在真誠地擁抱生活亮麗的同時，也真實地反思生活，這樣就使寫作成為生活必需的一個部分，成為促使人格形成的活動形式，而不是生活的點綴。
其實，日本生活作文的教學思想與我國一直倡導的“寫作與生活密切聯系”是一致的。葉圣陶先生早就指出：“生活就如泉源，文章猶如溪水，泉源豐盈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潑地流個不歇。??寫文章不是生活上的一種點綴、一種裝飾，而就是生活的本身。”的確，學生生活就是一座原始金礦，而習作應是經過礦廠提煉的產品。應該讓學生的習作走入生活，寫生活的喜怒哀樂，寫生活的酸甜苦辣。《語文課程標準》也指出：“寫作教學應貼近學生實際，讓學生易于動筆，樂于表達，應引導學生關注現實，熱愛生活，表達真情實感。”因此，把生活與作文結合起來是作文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
但多年來，我國的寫作教學雖然也一再強調學生的寫作應該反映生活，應為反映生活而寫作，但由于習慣于兩節課內交卷，這種寫作實際上只可能是思考辨析，或者干脆是為作文而編造生活。有的教師不斷地提醒學生要注意觀察生活，有些教師則制造一些“生活體驗”，如為了寫“擦鞋”，就要求學生把鞋和鞋油帶到課堂上，實際擦一遍，然后寫，即所謂“為作文而生活”。但誠如一個學生所說：“有一次老師帶我們去春游，臨行前老師對我們說回來每人要交一篇作文，到了那里要仔細觀察。結果沒玩好，作文也沒有寫成。”作文本來應該是為了反映生活的，結果在教學實踐中變成了“為作文而編造生活”，甚至是偽生活，本末倒置的方法不會產生真正的好作文。且先來看一篇日本中學生的習作，如下：
父親的白襯衫
那天是父親換新工作后第一天上班。父親換上了以前不大穿的西裝，西裝下雪白的襯衫配上了鮮艷的領帶，已經好久沒有看到父親這樣的打扮了。
知道父親要換工作是一個多月前的事，他從工作了二十五年的電報科被調到了一個不合他性格的推銷科，母親好像對父親換工作的事非常擔心。從父親開始新工作的那天起，我們家的生活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父親每天工作回來，都要讀兩三個小時的書。一到父親打開書，在一旁的母親、我和妹妹連忙去把電視機、收音機的聲音關小了。這個動作后來成了習慣，父親稍稍翻閱有關推銷的書，我們就會沖到音量旋鈕旁，引得父親笑了起來。
還有，母親在家務中現在增加了一個小項目，就是洗父親的白襯衫。因為放在洗衣機里洗不干凈，母親一直是用手搓的。母親從不耽誤洗衣的事，父親的白襯衫一直是雪白的。
有一天父親終于得到了第一筆訂單，看著他的努力終于迎來了成果，我們全家人都為他感到高興。現在已是八月，盛夏的季節，父親干推銷員以來已過去了半年。就是在這種酷暑中，怕熱的父親每天這樣襯衣領帶肯定很難受，但父親嘴里卻沒有抱怨的話，我從父親的這種態度中看到了他對工作的熱情，我的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堅持到底、決不服輸的人。
我桌上的鐘已經過了十一點，父母房里燈還亮著，父親好象還在看書，“爸爸要注意休息呀！”我在心里輕輕地呼喚著！
(注:[日]佐伯梅友編《現代國語》，轉引自方明生著《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研究》，第165頁。)
《父親的白襯衫》以一個初中女學生細膩的筆觸描寫了自己對父親及其工作的觀察。雖然在現代城市生活中，學生對父親工作的觀察、體驗的機會是十分稀少的，但這位同學還是在生活中捕捉、勾勒出了父親的工作形象。并由此可以感受到女兒對父親深深的愛以及家庭中暖暖的親情，這種真情實感難能可貴。平時我們在作文教學中就要引導學生著重從學生自己的生活視野和感性經驗中取材立意，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這樣才能更好的引發寫作的真情實感。
二、著眼于跨領域學習
日本生活作文“它是一個促進人格形成的主體活動同作文表達活動融為一體的完整的活動，它是學科教育同生活結合的一種形態，是一種綜合性的學科教育”。②作文不僅僅是語言文字運用的問題，它還涉及到學生的觀察、認識、思維、想象、情感等多個方面的發展。寫作能力是一種綜合能力，寫作學習是一種綜合性學習。從日本的生活作文教育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日本教育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而且還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教學實踐。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的一種實踐形態――“生活調查作文”提倡以科學的態度去觀察、研究生活，它以單元學習的形式展開，其中包括自我定題、收集材料、查閱資料、以作文形式總結和班組討論等步驟，以及查閱資料、圖表的應用、內容歸納的條理化等方法上的學習。且看日本教材第三冊第7單元《走向未來》中的一段引語：
在本單元中，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些文章。通過這些課文的學習，請大家認真思考一下人類與社會的現狀，并重新探討自己今后的人生方式和我們社會的現狀。??[課題三] 確立主題，匯編文章。（1）站在人類之外的動物或植物的立場上，以小說的形式描述周圍的人或人類社會。（2）21世紀將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在了解現代社會和現代科學動態的基礎上，總結列舉的事物，寫一篇論述文。??
（參見洪宗禮主編：《當代外國語文課程教材評介》，江蘇教育出版社，第211頁。）
學生如果根據教材的上述要求寫成一篇作文，不僅僅需要寫作能力，還需要學生查閱大量的課文以外的科學文化資料，并能夠對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和表達，整個過程完全是一個跨領域、綜合性學習的過程，習作的最終產生可以說是學生綜合性學習的成果。
所以說作文學習不僅僅是語言運用的學習，也是一種綜合性的學習。而我們的作文教學卻是一種封閉式的語言訓練，學生靜坐在教室里冥思苦想。似乎作文就是作文的事，與其他學科領域毫不相干。我們的作文教學亟需確立這樣一種跨領域、綜合性學習的觀念。所以，要采取多種渠道打通課堂內外，充分發掘各種語文教育資源，引導學生讀好社會和自然這兩部大書，特別是要讓他們投身于火熱的社會生活之中，感受社會跳動的脈搏，汲取更為豐富的寫作營養，將單純自我表白式的筆觸轉向對各種社會現象、媒體熱點、新聞事件或人物的品評，轉向對地球村事態百相的深層觀照。這種“轉向”的意義，不僅在于放大了生活的外延，擴充了學生寫作的源泉，而且在于它能使學生作文的過程變成到生活中求真、求善、求美的過程，成為形成健全人格的過程。
三、在關注生活中認識自我生活概括了人的全部活動，日常生活包含著多個側面，如與自然相關聯的日常生活，與生產勞動相關聯的日常生活，與人的社會相關聯的日常生活等，而學生每天經歷的日常生活則是一個最為貼近人的生活事實。由于十分平常無奇的日常生活每天如此，毫無變化，學生習慣于這樣的生活而從未去回顧、深思這樣的生活。然而，正是這樣的日常生活中存在著許多矛盾和課題，才值得關注和思考。學生可以通過這些關注和思考來認識自我，因為認識自我的目的是使學生正確認識、展現自我，樹立信心，增進自己與父母、老師、同學之間的相互了解，達到正確評價自我的目的，從而對促進學生形成健全、成熟的人格，健康地發展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學生應從周圍生活出發，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家庭成員的交往、同齡人的交往中，自主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產生認識、表達的要求，而不是在空洞的觀念上構筑對自己的想像。
在日本的生活作文教學中就安排了一個“依據事實，重新觀察生活”的作文單元，這個作文單元要求學生找出并記錄一天的生活中特別有興趣的事、產生疑問的事、留在心上的事。一位學生在做了一天的記錄以后，發現了平時沒太注意的問題，寫了一篇作文，如下：
把家庭當作后臺就行了嗎?
（日本中學二年級學生的作文）
在我的生活中，家庭成員占據著怎樣的地位呢？對我來說，家庭、家庭成員意味著什么呢?我，可以說整個日本的中學生，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學校度過的。即使回到家里，當天的作文、復習，明天的預習、準備就把大部分時間花去。那么，家庭就只是中學生學校生活這個舞臺的后臺嗎?
現在的我，在家庭當中，對待家里人，幾乎都是采取自我中心的行為方式的。家里人為我做事，我都作為理所當然的事來接受，而我自己卻不為家里人做任何事。有一天，晚飯之后，父親在輔導弟弟功課時把弟弟罵哭了。我在一旁聽著，說父親教法不行，母親則說要我來教。我便沒有做聲。但心里也在盤算：教弟弟他連感謝的話也沒有，對我來說一點好處也沒有。再加上又不是他來問我，教他純粹浪費我的時間。事情就這么過去了。但心中確實是有一種非常寂寞的心情。
我是這么一個打小算盤的人，細想自己也感到羞恥，我還沒有很好的理解家庭、家庭成員的意義。晚上，母親催著兩個弟弟早點睡。家里人就這么沒有什么交談，一天就結束了。這太沒勁了。家庭就是一個后臺，至少，現在這樣的生活只能這么來形容了。我感到應該更認真地想一下家庭、家庭成員的問題。
平時，弟弟們從不為我做點什么，因為他們沒有為我做什么，那么我也不為他們做什么。這樣家庭、家庭成員就毫無意義了。在期望別人做什么之前，自己應該先養成主動地交談的態度。這天我想到了這些事。
母親開始算錢，今天是發工資的日子。大家都睡了。我一個人在做明天上課的準備。
（注：[日] 石森延男編《國語》，轉引自方明生著《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研究》，第162 頁。）
教材要求學生通過“一天的生活記錄”重新關注日常事實，發現問題，據此來寫作。要使學生在關注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看法，形成認識自我的作文，最主要是考察學生的習作是否正確地把握了事實，圍繞事實、思考、看法是否深入。在作文教材中介紹的這篇初中二年級學生的習作，實質上反映了現代日本家庭生活的基本結構，正是通過“一天的生活記錄”，這位學生從平常的事實中發現了問題。她用了“舞臺”、“后臺”的語詞來比喻這種生活結構，形成了自己對“家庭”這個問題的看法。
其實“生活作文”就是圍繞著學生的日常生活，通過“生活作文”的方法，培養學生擺脫習以為常的思想方式，關注真實的生活事實，從中發現生活矛盾和問題的能力。在關注生活中形成的思想、看法，將引導學生形成克服生活中困難的力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和學習日本生活作文教育思想，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思考作文教學與研究具有參照性。作文并非僅是語言符號的操作，離開生活，作文就將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面對應試教育對作文教學的種種扭曲現象，我們應該深入思考作文教學的真正意義及其正確的方法，積極探索更有效的作文教學新路徑。
――――――――
注釋：
①②方明生：《日本生活作文教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98屆博士學位論文。
[作者通聯：湖北大學文學院]
第四篇：日本農業現代化的啟示
經濟學視角:日本農業現代化經驗及其對中國的適用性研究
盧榮善
內容提要:日本農業在農戶小規模經營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第一,最 大限度地將農戶土地經營規模擴大到有效使用現代生產要素的最低臨界規模以上;第二,工業和城市擴散以適應農民兼業和促進農村發展;第三,大力發展外向型工業以促進農業;第四,政府財政對農業高補貼;第五,充分發揮農協的組織化作用“中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條件與日本相比有差距”日本的經驗有的對中國借鑒價值較大,而有的借鑒意義有限“借鑒價值較大的是以上第一!第二和第五方面,這三個方面便成了現階段中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基本途徑”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日本經驗;中國條件差距;若干途徑
按照古典經濟學中的農業微觀經濟模型,小農存在著自身的局限性,如經不起風險!不能吸納機械技術等現代生產要素!不能實行企業化管理等,因此,與農業現代化是不相容的“日本是一個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國家,至今未能建成歐美澳式的現代大農場,但卻實現了農業的高度現代化”其成功的秘訣是什么?有哪些經驗值得中國借鑒?在中國開展新農村建設的今天,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這些就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日本農業家庭小規模經營基礎上農業現代化成因
(一)最大限度地將農戶耕地經營規模擴大到有效使用現代生產要素最低臨界規模以上 日本人均耕地不足0.04公頃X”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耕地的流轉和農戶經營規模的擴大,以改變小農經營模式“1958年5經濟白皮書6中就提出小農經營已不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1961年頒布了5農業基本法6,試圖通過擴大農戶經營規模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1962年新修改的5土地法6廢除了農戶擁有耕地面積的限制;1970年對5土地法6進行了修改,廢除了對農業租佃的限制,鼓勵出租和承租土地,發展核心農場以及協作經營!委托經營等多種方式的耕地使用權流轉,以擴大農戶經營規模(關谷俊作(中譯本),2004)”與以上法律指向相配套,日本在各個時期的有關農業方面的稅收!財
政補貼和投資!信貸等政策都是鼓勵農戶經營規模擴大的“最近的例子是2005年,農林水產省改變了水稻生產的補貼重點,其規模標準是:北海道為10公頃,其他都府縣為4公頃,集團經營者為20公頃(田中景,2004)”日本因耕地特別珍貴而地價高昂,加上社會保障程度低,農民惜售耕地,政府雖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小農戶經營體制問題“但是,其法律和政策的實施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以1980年為例,骨干農戶占農戶總數的22.6%,擁有耕地占全國耕地面積的48%,其產值占當年農業產值的61%(張文偉,2001)“到2004年,日本全國戶均經營耕地達1.5公頃,農業人口人均耕地為0.97公頃,分別為中國的3倍和5.7倍(農業部課題組,2005)”日本的骨干農戶達到了有效使用現代生產要素的最低臨界規模)95)X2000年日本耕地面積為483萬公頃,總人口為1.2703億,人均耕地為0.038公頃“數據來自關谷俊作1日本的農地制度(中譯本以上,這一規模亦是實行企業化經營管理的最低臨界規模”如今,日本農業是高度現代化的,諸如農業機械化!單位耕地的化肥使用量等多項反映農業現代化的指標均超過歐美“另據報道,日本建立在農戶小規模經營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成本是極為高昂的,其生產成本和農產品價格是世界上最高的,目前,大米的價格是美國的4倍,小麥的價格是美國的6倍,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張文偉,2002)”日本政府仍在一如既往地執行擴大農戶經營規模的政策和法律“
(二)工業和城市的擴散以適應農民兼業
日本工業和城市分散布局戰略的出臺是緣于下列原因: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曾幾度出現農業勞動力和農村人口快速向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中,農民從事空間上的大跨度兼業,由此導致了大城市的過度擁擠,農村人口過疏和農村區域社會功能的衰退(祖田修,2003)”為了追求城鄉的均衡發展,實現全面現代化,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政府便著手實施
工業和城市分散化戰略“這一戰略的主要內容是:在農村地區通過村町合并,建立中小城鎮(宋杰,趙韓強,2001)”為此,日本先后頒布了5向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6!5新事業創新促進法6!5關于促進中心小城市地區建設及產業業務設施重新布局的法律6等等,旨在促進大城市工業和人口向農村地區流動“到了196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個/全國綜合開發計劃0,提出了利用大規模建立新據點的方式,擴散城市工業來振興地方經濟,縮小城鄉和地區差別的方針”該計劃鼓勵工業向農村地區和工業過疏地區發展“在政府強有力的政策和法律引導下,城市工 業紛紛進入農村,農村迅速興起了大批的中小企業和小城市”工業和城市在空間上的重新布局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產業結構,使農村非農產業的就業崗位迅速增長,從而為農民的就近兼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王慧,2001)“
(三)以強大的外向型工業帶動農業
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出口貿易占很大的比重”1955)1975年,日本出口貿易以高于世界出口增長率2倍的速度迅猛發展“同時,出口結構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由最初的纖維制品!棉制品和雜貨迅速轉向鋼鐵制品!船舶等重化工業產品,再轉向機械!電子器械和轎車等”由出口貿易帶動了日本經濟長期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橋本壽郎,長谷川信,宮島英昭(中譯本),2001)“1960)1969年,日本的機械工業增長了5倍,鋼鐵工業增長了3.2倍,化學工業增長了
2.6倍(揭新華,2002)”與早期的英國依靠150倍于本土面積的殖民地市場發展自己的工業相類似,日本的現代大工業和城市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國際
市場需求拉動起來的“日本現代大工業對農業現代化的帶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以工業積累的雄厚資本和財政收入發展農村教育和農業科技”1965)1973年,日本的公共教育投資年均增速為17.6%(侯力,汪曉紅,2004),很快建立起了完備的教育體系,大力培養現代農民“20世紀50)60年代,日本農業生物技術的發展也是驚人的”優良品種的培育!化肥和農藥的生產!科學栽培技術的研究,農業水利的興修等取得了卓著的成效“(2)為農業提供機械化裝備”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日本農村勞動力發生短缺,從而使機械化生產有了必要,而城市已經高度發達的機械制造技術又為農業機械化提供了可能“從1961年開始,日本結合本國山地多!地塊狹小!分散的特點,研制各種農業機械”到了1967年,全國基本上實現了農業
機械化,該年手扶拖拉機普及率達到90%,全國機耕面積達到66%,其中水稻機耕面積為90%“與此同時,插秧機!聯合收割機!農用汽車!烘干機迅速增加,并開始向中大型機械發展”如今,日本的農業機械化程度超過了歐美各國(李群,2002)“(3)現代大工業及時吸納了農業剩余勞動力”日本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速度非常之快“1960)1965年,平均每年從農業中轉移出的勞動力為64萬人;1965)1970年,年均轉移53萬人”1955)1970年,農業就業人數從1611.1萬人減少到1008.7萬人,共減少了602.4萬人“經過20年的轉移,到1975年,第一產業的就業比率從40.2%下降到13.9%;到1998年,進一步下降為5.2%,而第三產業就業比率上升到63.3%(宋杰!趙韓強,2001)”日本城市現代大工業的迅猛發展和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及時吸納,為農業生產要素重組!農業機械化的實現!農戶收入的提高提供了極好的外部條件“)96)盧榮善:經濟學視角:日本農業現代化經驗及其對中國的適用性研究
(四)以雄厚的財政實力對農業實行高補貼
與強大的現代工業和城市經濟相適應的日本政府財政實力相當雄厚,這就為支持農業的迅速現代化提供了可能”日本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對農業實行高補貼的國家之一“1986年,世界各國政府發放的農產品價格補貼總額約為1100億美元,其中日本一個國家就高達400億美元,占1P3以上”1990年,日本中央財政的農業預算支出為23784.7億日元,其中用于各類農業補貼的支出竟占近70%“另據經合組織調查,2000年日本農業的補貼占GDP總額的1.4%,而當年的農業總產值才占1.1%,即農業補貼超過農業總產值”從農戶的年收入來看,日本農戶年收入的60%來自政府的各種補貼“日本政府財政對農業的補貼包
括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購置農業現代化設備!農業貸款!農產品價格和保險五大類,其中農
田水利設施建設和農戶農業現代化裝備的購置等支出,絕大部分由政府財政承擔,需要農戶支付的比重很小(周建華,賀正楚,2005)”
(五)充分發揮農協的作用
日本有全國統一的!遍布鄉村的!龐大的農協組織體系“上有全國的農協聯合會,下有綜合農協,也有專業農協,全國99%以上的農戶參加了農協”日本農協具有強大的社會化服務功能,對會員的生產經營!生活等服務幾乎無所不包“如為會員農戶采購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產品!金融服務!加工!育苗!育種!儲藏!農機具維修!生產技術和發展計劃指導!醫療保健!房地產信貸!郵政!農民的婚喪等等”日本農協不以盈利為目的,全心全意為農民服務,有效地解決了單家獨戶所解決不了和解決不好的生產經營和生活問題;在分散的農戶與大市場之間架起了橋梁,克服了家庭小規模經營的局限性,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的經營效率“另外,日本政府以政策和法律對農協實行強有力的保護,從財政!稅收!信貸!保險等多方面支持農協的運行和發展;同時,通過農協貫徹落實政府的農業政策(劉淑云,2005)”
二!中國農業現代化條件的差距
(一)農戶經營規模過小阻礙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據錢貴霞!李寧輝等人(2006)對經營規模最大的糧食主產省份的調查:2002年,中國糧食主產區戶均耕地為0.714公頃,人均耕地為0.183公頃,勞均耕地為0.277公頃,當年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戶均0.513公頃!人均0.099公頃和勞均0.393公頃“另據農業部課題組(2005)披露,200年中國農業人口人均耕地面積只有0.17公頃,農村戶均經營規模不到0.55公頃”同年日本農業人口人均耕地面積相當于中國的5.7倍,戶均耕地面積相當于中國的3倍“中國農戶經營規模如此之小,嚴重阻礙了農業現代化進程:(1)自給比重高,商品化程度低導致農業生產發展動力不足”農戶因規模過小不利于專業化分工,一般傾向于多種產品的生產“據統計,目前中國農戶同時從事2種以上產品生產的占90%以上,其中有農戶生產10種以上的產品;全國農產品的綜合商品率只有50%”這種沒有擺脫自然經濟狀態的農戶經濟體由于缺乏追求利潤的內在動力和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必然惰性很強“(2)不能實行企業化經營管理,沒有成本核算,投入)產出比低”(3)不能有效地吸納較大型的現代生產要素和承接外部投資“(4)不能與現代化
服務體系和大市場有效對接”這一命題的含義是,因農戶小而分散,造成從事交易的任何一方都存在著交
易成本過大和風險過高的問題,從而導致交易量的減少“(5)農戶農業收入不能持續增長”現代農業的一
條基本規律是農場規模決定農場的農業收入“目前,中國農戶的年均農業經營收入只有1000元,資產收入不過50元”在農戶耕地規模不能擴大和農業技術不能有重大突破的條件下,農業收入的持續增長幾乎不可能(盧榮善,2006;洪民榮,2005;石磊,2005)“
(二)兼業化程度低,兼業收入增長緩慢與日本相比,現階段中國農民的非農化兼業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1)兼業戶在農戶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小”2003年,中國進入城鎮打工的農民工為
1.139億,絕對數看起來很大,但實際上只占農勞動力總數的23.2%“也就是說,有76.8%的農民沒有非農兼業收入,其收入完全來自農業(白志禮,2006)”(2)兼業收入低“農民的人均兼業收入2004年為398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3.6%(農業部課題組,2005)”(3)跨地域兼業所占比重較大“以2004年為例,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為1.026億,其中縣域非農產
業吸納了65%,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吸納的占35%”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前者不完全是農業勞動力就地轉入家鄉所在縣的非農產業,而更多的是從中西部農村轉向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縣域非農產業“2003)2004年,在轉移的勞動力中,到外省兼業的分別占41.0%和41.9%(農業部課題組,2005)”在地上大跨度兼業給兼業者自身所帶來的問題是:兼業成本高,不能很好地照顧家鄉的農業!老人和孩子“(4)兼業收入不穩定”中國農民工的兼業渠道有兩條:一條是鄉鎮企業,一條是大中城市市民不愿從事的臟!累!差行
業,這兩個方面都具有不穩定性“據統計,2002)2004年,農民工有穩定就業崗位的分別只占51.2%!51.2%!54.9%(農業部課題組,2005)”(5)在一年當中兼業時間較長“2004年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時間平均為9.4個月,其中半年以上的占75.8%,10個月以上的達60.2%(農業部課題組,2005)”由此可見,中國農民工中有一半以上每年打工時間長達10個月以上“這批人實際上已經脫離農業,但由于沒有放棄農業,從家庭來講仍然屬于兼業者”
總之,現階段,中國農民的大量跨地域兼業,對流入地城鄉發展有極大的好處;兼業者家庭可以增加收入;而對流出地來說則是人力資本的流失(一般是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壯年),對流出地城鄉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負面影響大于正面影響“至于向家鄉匯款和返鄉創業之說,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前者主要用于家庭建房和嫁娶等生活消費;后者為數太少,不具有普遍性”
(三)工業促進農業的兩難和矛盾
日本在城鄉現代化全速推進期(1955)1975年),城市現代大工業借助于出口貿易得以迅猛發展,農業的比重急劇下降,很快形成一種/大馬拉小車之勢0X“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初步具備了工業反哺農
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能力”然而,現階段,中國工業對農業現代化的促進卻存在著/兩難0,即工業既要支持農業現代化,又要依賴農業和農村的支持,這兩者幾乎同等重要“從增強工業促進農業的能力方面來講,既要把工業做大更要把工業做強,因此,必須相對集中資源以保證工業的較快發展”如何做到這一點?國內農村市場的開發是關鍵,即以廣大的農村市場來支持工業的發展“開發農村市場的前提是,農村必須迅速發展起來,廣大農民的收入水平和購買力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因此,又必須要以更多的資源重點發展農業和農村”
在工農!城鄉關系上還有一些具體的矛盾,比較突出的是:為了推進新農村建設,政府公共財政資金對農村的投資力度不斷加大;而農村居民儲蓄等社會資金卻一如既往地通過金融機構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非農產業,且后者在總額上遠遠大于前者(王東京,200)“又如,新農村建設本來需要城市工業的人力資本支援,而實際情況是廣大農村原本就短缺的人才和具有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卻大量地流向城市”農業部課題組(2005)對2002)2004年全國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平均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的調查結果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3年,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的勞動力平均年齡為30歲左右;受過初高中教育人數的比例大大高于調查樣本農村勞動力”這與其他一些國家的情況似乎相反,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歷史上,在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現實中,多半表現為素質較高的農業生產者留下經營農場,素質較低!不善經營農場的農村勞動人口流入城市打工謀生“
(四)政府公共財政支農能力有限
日本政府公共財政強大的支農能力仍然來源于國際市場支撐起來的強大的城市現代大工業,還因為相對于強大的城市經濟,農業規模迅速下降到很小的份額”中國政府公共財政的支農能力遠不及日本“1990)2003年,中國財政支農支出占GDP的比率處在8.03%~15.93%”根據何振國(2006)所設計的中國財政支農支出最優取向增長模型的預測,到2010年,中國財政支農支出的絕對數為6695.33億元人民幣,)98)X作者的一個形象比喻,意指在國民經濟中工業比重大,農業比重小,工業容易帶動農業盧榮善:經濟學視角:日本農業現代化經驗及其對中國的適用性研究而該年農業GDP約為25588億元人民幣,財政支農支出約占農業GDP的26%“到2020年,財政支農支出可望達到17099.66億元人民幣,該年的農業GDP可達36305億元人民幣,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GDP的47.1%,從相對數上講,這是一個極限值”從中引出的問題是,中國現代農業的建設離不開政府財政支持,但政府財政對農業的貢獻有限“更何況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農戶數量!農業人口和勞動力規模仍然很大,有限的財政資源分攤到巨大的分母上其平均值就更小了”
(五)真正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設嚴重滯后
日本的農戶是小而分散的,但他們有完善和強大的農協組織體系,將農戶納入現代化系統之中
“中國的農戶經營規模比日本更小!更分散,但卻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合作協作組織體系”因此,現階段中國的農戶經濟只能是處于相對/自在0的狀態而經營效率不高“說真正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設滯后是基于石磊(2005)的一個觀點:他認為中國農民不是組織化程度低,而是國家權力延伸到了鄉村,形成了普遍的!嚴密的村落一級的黨務機構和行政機構,將農民直接納入了國家正式的組織網絡”中國至今沒有農民自己的組織系統“從孔祥智!郭艷芹(2006)等人的調研報告披露的情況綜合起來看,中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存在以下一些主要問題:(1)處于分散!零星的狀態,沒有形成全國性的網絡系統;(2)缺乏法律地位,至今尚無一部專門法來確立其地位,連到哪個部門登記注冊都不明確;(3)內部管理不規范,無章可循,利潤分配和分紅隨意性大;(4)業務范圍小,服務功能弱,對農戶的幫助有限;(5)政府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不夠” 三!中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現實途徑
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1世紀中期,中國人口為16億多,其中有8~9億人仍然要居住在農村,農業勞動力仍占有一定的比重(石磊,2005)“中國與日本一樣,不可能建成歐美那樣的大農場”中日農業要素稟賦的相似性決定了日本農業現代化經驗對中國來講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在前文所述日本的五條經驗中,第三和第四是中國所不能及的,值得中國借鑒且同樣能做得好!還能彌補第三和第四兩點不足的是第一!第二和第五”這三條便構成了當前中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現實途徑“
(一)深化耕地制度改革,發展家庭適度規模經營
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是日本的兩倍以上,完全有可能學習日本的經驗,將大部分農戶的經營規模擴大到能夠有效吸納現代生產要素的最低臨界規模以上,建成企業化家庭農場”具體可從四個方面入手:(1)深化耕地制度改革“為了避免社會的震蕩,其改革的方向是:保持現有耕地集體所有制性質不變,虛化其所有權”讓農戶耕地承包使用權永久化!物權化,允許繼承!入股!轉租!贈予!委托經營等“讓耕地使用權的出讓方獲得合法的土地財產收入,以作家庭生活保障!轉移費用和進入非農產業的創業成本”(2)大力培訓現代農場主或農業企業家“農村耕地經過以上使用制度的改革,其使用權供給主體的形成應當不成問題,關鍵是耕地使用權的需求主體”全國要有數千萬愿意接受耕地!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把農場當作事業來經營的人“這批新型農民要具備創業家的潛質,懂得企業化管理和運作,能夠運用農業現代科技和現代市場營銷手段等”(3)制定和完善旨在促進耕地使用權流轉的法律政策體系“這類法律和政策主要是
讓耕地使用權的供需雙方均無后顧之憂,讓經營規模較大的骨干農戶享有更多的優惠”(4)全面改善農業的生產經營條件,讓農業投入者和經營者能夠獲得全社會均等的回報“
(二)/工業下移0與農民就近兼業的契合筆者所賦予/工業下移0的中國化含義是:將大中城市中的資源和有關非農產業下移到小城市!縣城和農村小城鎮”具體包括政府公共財政投資的向下傾斜;政府運用政策法律手段將包括外資在內的社會資源重點向下導入;大中城市的與農業關系密切的工商企業實體性下遷“實行這一空間戰略的直接意義是,讓更多的非農產業和小城市靠近農業和農民,便于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就近兼業(住在村莊,乘車上下班)”其好處是:節省農村勞動力及其贍養人口進入大中城市的購房費用等轉移成本,更好地兼顧農業的生產經營,下班回家照顧老人和孩子,讓全體農村居民更多地享受附近城鎮的各種現代化服務等“實行這一戰略的深遠歷史意義是工農結合!城鄉聯姻!資源和非農產業空間上的均衡配置,最終實現城鄉一體!經濟社會均質!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充分平等地提高,共同進入小康和現代化社會”
(三)建立健全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體系
現代企業化家庭農場制度,不論規模大小都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有效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而超家庭的其他任何農業生產組織形式都是低效率的“這一點隨著20世紀80)90年代以色列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式微!前蘇聯集體農莊和中國人民公社的解體而得到最終的證明,經濟理論界的有關爭論也從此息聲”然而,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歷史和現實同樣證明了現代企業
化家庭農場須臾離不開外部合作經濟組織體系的支持“就后者來講,日本的農協組織是成功的”中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探索和積累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但卻存在著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問題“目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中國應汲取日本農協經驗,重點解決以下四個問題:性質!地位和內部治理結構等的法律規范;系統化和網絡化建設;政府財政上的支持保障制度建設;培訓各級各類專業化人
才”
第五篇：日本金融自由化及啟示
案例七：日本金融自由化與啟示
二戰后至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對金融業的市場準入、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金融業的價格與非價格競爭、資本國際流動等實行嚴格的管制。此后,日本金融自由化開始逐步展開,具有高度穩定性的日本金融體系逐漸演變成了存在諸多嚴重問題、危機四伏的金融體系。目前,國內外學術界認為金融自由化是促成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經濟嚴重化和金融風險不斷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問題是,當時日本能否通過拒絕金融自由化的方式進行金融風險控制,為什么在泡沫經濟破滅后的嚴重金融動蕩中日本又進一步推進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進行深入研究,不僅可以回答上述問題,而且對分析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制度變遷路徑也提供一個典型實例。
一、9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展開
自7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日本政府放松對金融業管制的國內與國際因素不斷涌現,日本金融業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一)大企業資金需求減少對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的影響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著日本經濟增長率降低而發生的企業資金需求減少,對戰后日本傳統的金融體制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一,促進了證券回購市場的發展,并由此引發了銀行業與證券業之間的競爭。自70年中期開始,日本證券回購市場的交易規模迅速膨脹,1978年已經超過4萬億日元,從而成為當時在日本具有重要影響的自由利率金融市場。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企業出現了“余裕”資金,為提高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率,企業把其大量投入到了自由利率的證券回購市場。證券公司所進行的具有資金借貸性質的證券回購業務的迅速發展,“破壞”了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之下證券業與銀行業之間的均衡關系,而這又招致以都市銀行為代表的大銀行的反擊行為。1979年5月由都市銀行所推出的可轉讓存單(ＣＤ)就是銀行業回擊證券業的一個重要舉措。盡管當時發行的ＣＤ面額很大,時間期限規定也較嚴格(面額5億日元以上、期限為3～6個月),它還不是一種主流金融商品,但畢竟與證券回購交易一起打開了突破日本金融商品價格管制的缺口。
第二,加速了銀行同質化的進程,并從而引發了銀行業內部的激烈競爭。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大企業由于采取了“減量經營”的經營方針,致使其對外部資金的需求不斷減少。并且隨著融資方式的日趨多元化,大企業對銀行借款的依賴程度不斷降低。這樣就造成了各種銀行在貸款對象選擇方面向中小企業加速集中的趨勢。另外,都市銀行、地方銀行這類傳統以短期周轉資金借貸為核心業務的銀行,也開始逐步擴大了設備投資貸款等長期借貸業務。1970年都市銀行的對外貸款總額當中,設備投資貸款所占的比例僅為12.0%,而1981年便上升到了21.4%,1991年則達到了40.1%。上述3個時期地方銀行的設備投資貸款占其對外貸款總額的比重分別為15.7%、27.0%和37.1%。上述情況表明,80年代日本銀行業日趨同質化,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之下所確定的銀行業分業經營原則已被新的經濟環境逐步打破。
(二)赤字國債大量發行對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的沖擊
以1975財政發行2.3萬億日元的赤字國債為開端,日本走上了大量發行赤字國債之路。國債的大量發行使日本傳統的國債定價、發行和消化方式已無法維持。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大藏省開始實施國債的“流動化”和利率“彈性化”政策,即允許銀行將持有的已發行1年以上的國債在市場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開始采用公募拍賣方式來發行國債。這樣,國債作為一種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開始出現于日本金融市場。
國債大量發行的最重要影響,并不在于出現了一種規模巨大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而在于由此而引發了銀行業與證券業的相互滲透以及銀行業與證券業在開發以國債為基礎的新型金融商品等方面的激烈競爭。由于自1975起發行的國債多為10年期國債,其償還期在80年代中期開始,這意味著在80年代初日本金融市場上會出現規模巨大的“期近”國債(即在兩三年之內就將到期的國債)。由于這些國債是一種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因而其收益率一般都高于被政府所管制的銀行存款利率。如果證券公司大量出售“期近”國債回收資金,勢必將極大地影響銀行業的吸收存款能力。面對這一嚴峻局面,日本銀行業強烈要求政府允許其從事國債交易業務。這種努力盡管遭到了證券業的激烈反對,但1981年通過的新“銀行法”還是滿足了銀行業的要求,允許其從1983年4月開始從事國債交易業務。
在“新銀行法”出臺前后,日本銀行業與證券業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相互滲透日趨加深。這最集中地反映在證券業以國債等公共債券為基礎,陸續開發出了具有存款性質的中期國債基金、利息基金、零利債券、證券互換、長期國債基金等金融商品,銀行業則相繼開發出了指定日期存款、大額貸付信托、國債定期賬戶、國債信托賬戶等具有證券特點的金融商品。
(三)強大的國際壓力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動作用
70年代末以后,日本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國際壓力。這種國際壓力極大地促進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進程。
第一,嚴峻的國際競爭壓力與日本企業債券發行管制放松。7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及由8家主要銀行組成的企業債券發行協會,對企業發行債券采取了種種抑制性的政策措施,致使日本企業很難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在國內金融市場籌集到低成本的資金。另外,由于日本的外匯法禁止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這又使得日本企業無法自由地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1980年日本對實施多年的外匯法進行了重大修改,確定了外匯交易“原則自由”的政策原則。隨著日本對國際間資本流動管制的放松,日本企業在海外資本市場通過發行企業債券所獲得的資金規模不斷擴大,海外資本市場對日本國內資本市場構成了極大的競爭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得不放松了對企業債券市場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調整了長期實施的企業債券發行“有擔保原則”這一行業慣例,降低了債券發行企業的資格標準;另一方面降低了銀行所收取的擔保物品管理手續費。自80年代開始,日本企業基本改變了擔保物品管理手續費價格接受者的地位,其費率一般都由銀行與企業協商來確定。
另外,在企業債券市場管制不斷放松之際,日本企業正在爭取實現ＣＰ(商業票據)發行合法化。然而,由于銀行業及其后盾大藏省的阻撓,這一行動遲遲未果,最后雙方的交涉過程演變成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斗爭,企業界于1987年終于獲得了這場斗爭的勝利。此后,日本企業的ＣＰ發行規模迅速膨脹,到1990年末其余額達到了15.7萬億日元。
第二,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施壓與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隨著美元升值對美國出口產業及就業打擊不斷深刻化,美國政府逐漸矯正了美元升值是“強大美國”的象征這一膚淺認識,轉而要求有關國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出臺的“索羅門報告”認為,造成日元貶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實行“人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資家不愿投資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實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剛剛成立不久的“美國—日本美元日元委員會”提出了“美國—日本美元日元委員會報告”,與此同時日本大藏省也發表了題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的報告。此二報告一般被合稱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宣言”。在“宣言”發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開始加快,在都市銀行、長期信用銀行、信托銀行、地方銀行、相互銀行(1989年2月大部分轉化為普通銀行,被稱為“第二地方銀行”)、信用金庫等6類銀行型金融機構的存款總額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其中都市銀行的存款利率自由化程度最高,從15.9%上升到了34.7%。
二、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措施
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進程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90年代前半期謹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階段;二是9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的最終完成階段。
(一)90年代前半期日本自由化的進展
90年代前半期,盡管日本金融業已經陷入到不良貸款嚴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縮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沒有打算從根本上改革傳統的金融管制體制,并以此實現金融結構調整和金融秩序重建,而僅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規劃的金融自由化目標實施了如下兩項措施:
第一,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不足1000萬日元的小額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唯一進展,就是于1989年6月引入了限額為300萬日元的ＭＭＣ(浮動利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仍然沒有任何松動。90年代上半期,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獲得了重大進展。首先,逐步實現了小額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0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額從300萬日元調低到了100萬日元,1991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額進一步降低到了50萬日元,同年11月實現了300萬日元以上的小額定期存款(3個月～3年)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廢除了關于ＭＭＣ最低限額的規定,1993年6月為期1個月至3年的小額定期存款利率實現了完全自由化,1993年10月,開始引入最長期限為3年的浮動利率存款和最長期限為4年的固定利率存款(中長期存款),1994年10月實現了定期儲蓄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引入了最長期限為5年的固定利率存款。其次,短期內迅速實現了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引入了新型儲蓄存款(金額為40萬或20萬日元,與大額定期存款的利率進行聯動),1993年10月出臺了新型儲蓄存款的進一步自由化措施,1994年10月除了結算帳戶存款以外的所有活期存款利率都實現了自由化。這樣,經過十幾年的改革歷程,日本對銀行業所進行的價格競爭管制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第二,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的初步發展。80年代,盡管銀行業已經開始涉足國債等公共債券的交易活動,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開發出了大量的滲透到對方經營領域的金融商品,但真正的金融業務兼營化卻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日本通過了《金融制度改革法》,該法案的主要內容就是確定了銀行、證券、信托3種業態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設立子公司的形式實現業務的兼營化。另外,生命保險公司與財產保險公司也可以通過設立子公司的形式進入到對方的經營領域。
(二)9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自由化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債權等嚴重問題困擾的日本金融業發生了空前的危機,許多巨型金融機構陷于經營危機狀態,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事件頻繁發生。金融危機及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使日本政府面臨著嚴峻的民眾信任危機。在這種大背景下上臺執政的橋本內閣于1996年發表了題為《金融體系改革———面向2001年東京市場的新生》的報告,確定了日本金融體制改革的構想。此后,日本政府陸續出臺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對戰后傳統的金融體制進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自1998年3月開始實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在日本可以組建金融控股公司。所謂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指以某一金融業態的金融機構為母體,通過50%以上控股的形式把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子公司化的金融組織形態。戰后日本的禁止壟斷法一直禁止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此番對禁止壟斷法的修改,一方面是為了通過金融機構業務多元化來實現金融業的“范圍經濟”,另一方面是為金融機構的順利重組提供條件。
第二,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的進一步發展。1997年2月,日本銀行業被允許設立專供信托投資公司出售信托產品的柜臺。這一舉措表明,信托交易開始進入銀行。自1998年12月起,日本銀行業被允許在窗口出售信托投資產品。另外,在此期間日本開始允許銀行系證券公司從事股票交易。在放寬對銀行及銀行系證券公司業務限制的同時,日本也擴大了證券公司的業務范圍。自1997年開始日本的證券公司被允許開設“證券綜合帳戶”。所謂“證券綜合帳戶”,即指在證券公司給客戶開設的交易帳戶之上附加上支付與結算功能。這表明證券公司開始涉足長期以來一直被銀行業所壟斷的管理結算帳戶業務領域。
第三,對金融機構開業及價格與非價格競爭管制的進一步放松。首先,證券公司與信托投資公司的開業管制由以前的許可制改為注冊制。在注冊制之下,有關機構只要滿足一些必備的條件,就可以很容易地獲得營業資格或退出某一經營領域,從而降低了證券業與信托業的進入與退出壁壘。其次,股票交易手續費的自由化。泡沫經濟破滅以后,隨著證券公司向客戶提供“損失補貼”事件的不斷被暴光,日本各界人士對股票交易手續費管制的批判之聲日趨高漲。人們普遍認為固定制的手續費標準是產生損失補貼問題的溫床。1998年4月,日本政府終于決定對5000萬日元以上的股票交易實行自由手續費率。
第四,國際間金融交易的徹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實施的日本新《外匯法》規定:實行內外資本交易自由化,放開資本項目下外匯業務的許可證制或事先申報制;外匯業務完全自由化,廢除外匯銀行制、指定證券公司制和兌換商制;放開個人和企業在國外金融機構開戶存款;放開企業間外匯債權與債務的軋差清算以及境內居民外幣計價結算。另外,日本政府為使企業更容易地通過發行債券融資,還進一步放松了對
企業債券發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廢除了此前長期實行的企業“適合發債基準”,規定無論何種企業,只要獲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級評定公司的信用等級評定,就可以發行企業債券。
三、關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展開過程的幾點啟示
通過前文對日本金融自由化展開過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經濟運行環境的演變是推動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強大動力。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必然會產生諸多新的經濟問題,從而要求政府進行金融體制改革以滿足金融機構調整其業務內容的需要。具體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實例來說,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堀內義的總結是非常確切的,他認為,日本“金融自由化并非是高速經濟增長的一個原因,而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在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對金融業實行了極為嚴格的管制措施。甚至有人據此認為,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不是在市場機制占主導地位之下實現的。驕人的經濟發展成績使日本政府對傳統的金融管制體系非常滿意,甚至從沒有考慮對其系統進行改革。但自70年代中后期開始,大企業資金需求減少與融資手段逐步多元化、赤字國債的大量發行等新現象的出現,不斷迫使日本政府進行金融制度改革,推進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半期日本進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則是經濟、金融危機的必然結果。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加深與金融機構及金融主管當局———大藏省丑聞的不斷曝光,人們日益懷疑日本政府的執政能力,公眾輿論對政府行動和政策制約作用也日趨增強。面對嚴峻的危機,不出臺符合公眾利益、贏得公眾信心的重大舉措,執政集團必將承擔巨大的政治成本。在其社會聲譽降到最低點的情況下,日本政府被迫對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與組織結構進行徹底改革,以便獲得自身的政治利益。
第二,漸進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規避金融風險。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漸進地展開的。正是在這種漸進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日本的金融風險也在不斷加劇。以銀行業為例,在日本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之下享受著多種巨額“經濟租”的銀行業,在管制放松過程中不僅“經濟租”不斷減少,而且其原有的“勢力范圍”不斷受到迅速崛起的證券業和企業直接融資的侵蝕。這樣,銀行業不僅面臨著確保存款穩定增長的難題,甚至在尋求合理、可靠的貸款對象方面也面臨諸多困難。在此期間,日本銀行業的存貸期限結構風險、融資對象風險、融資內容風險不斷擴大,違規、違法經營現象不斷滋生蔓延。這種現象的發生盡管有銀行內部對經營風險控制弱化單方面的原因,但在吸收存款和尋求合理、可靠的貸款對象都面臨著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銀行業的經營風險就很難通過內部控制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控制金融風險的最重要手段是出臺促進金融結構調整的政策體系,通過謹慎的監管措施穩固金融業的經營基礎和抗風險能力,加強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通過適當的途徑實現金融業的業務兼營化,是促進金融機構調整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步伐。第三,金融自由化作為一種管制制度改革的過程,必然存在利益格局重建問題,所以,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斗爭不可避免。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必須避免被有關的利益主體所“俘獲”。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中,證券業與銀行業之間圍繞國債業務問題發生了尖銳的對立,一般產業企業則與銀行業圍繞ＣＰ發行合法化問題展開了激烈斗爭。在各方利益主體的斗爭中,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被傳統金融管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銀行業所俘獲,盡力維護銀行業利益的傾向。因為一般說來銀行業的要求,例如從事國債等公共債券交易業務等,基本上都能夠得到及時解決,而證券業與一般產業企業的要求,都需要費盡周折才能夠得到滿足。在一定程度上照
顧既得利益獲得者的利益,對平穩地推進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義,但卻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顧既得利益獲得者的利益, 否則改革就會偏離正確方向.第四,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因素是推動經濟體制變革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我們在討論制度選擇問題時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即應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制度選擇和制度設計。但實際情況卻是我們在許多情況下無法完全根據自身的意愿和情況來進行制度選擇和制度設計。國際因素的影響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就為此提供了一個最充分的例證。國際競爭壓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革其國內企業債券市場的管制制度,而此項改革則進一步加深了大企業“脫離銀行”的趨勢。美國政府的施壓則極大地加快了日本利率自由化進程。可以肯定地講,經濟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制度選擇空間被不斷縮小的時代。
點擊咨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