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書筆記：輿論與新聞

誰是我們的監督對象　－－讀《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

聞法治》

大眾傳媒是否應該成為“群眾喉舌”曾一度引起爭論，自朱總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視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并為之題詞后，似乎

鮮有議論了，但并非說這已不成為一個問題。

最近，由北京青年記者昝愛宗等推出的新著、民族出版社１１月

正式出版的《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治》，以３２萬字的篇幅介紹了新聞曝光、輿論監督等大眾十分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及

現象。該書是近年來我國反映新聞輿論監督問題的一本重量級新書，《中國青年報》名記者、《大國寡民》作者盧躍剛作序，北大青年學

者、《火與冰》作者余杰鼎力推薦。該書集中了近年來大量出現的新

聞事件、內幕曝光、新聞官司及輿論監督深層次問題的理性分析和大

量建言，以“比新聞更生動的內幕，比內幕更深刻的見解”讓人讀來

饒有興味，同時體會到“輿論監督的透明，新聞監督的可操作性”是

全社會和我們每一個現實中人都會碰到的現實。

所謂“第四種權力”是指新聞輿論對社會的監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它必將和其他三種權力：立法、行政、司法，特別是和人們的傳統觀念及社會腐敗現象猛烈地碰撞。我們知道，輿論監督不僅僅

是曝光。１９９８年３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新一屆政府總理

朱櫧基對中外記者說：我愿意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同年１０月

７日，他為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贈言：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

府鏡鑒，改革尖兵。并對《焦點訪談》記者說：我也是你們的監督對

象。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給新聞界帶來了向縱深發展的良

機。同時，輿論監督成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國的新聞界

在走向法制化的同時面臨著重重困難：新聞“權力”的異化，正義與

良知被遺棄，假新聞泛濫，有償新聞屢禁不止，名記者成為稀有物種，新聞官司倍增……我們的新聞業怎樣才能健康發展？

曾創下普利策新聞獎的約瑟夫·普利策如是說：“倘若一個國家

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摻望者。他要在一望

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

警告。”

在現代法制發達國家，新聞監督已成為一種誰也無法漠視、誰也

不敢小看的代表公眾利益的監督力量。于是，在西方某些國家有“第四種權力”之說。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新聞監督起到的作用還很有限，發揮的能量也比較微弱。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的是，我們的新聞記者

怎樣才能“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怎樣才能按照普利策所說

“及時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該書自譽為“比內幕更深刻的見解，比曝光更生動的主張”。作

者認為，新聞界要充分尊重采訪對象，不去做雞鳴狗盜之事，所謂正

義就是指光明正大，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要透明實在，要“鐵肩擔道

義”，相信自己是站在歷史與現實與未來都貫穿的一條線上，經得起

歷史與未來的考驗。新聞記者是職業，就要有嚴格的職業道德守則，不能象一個家族一樣實行“宗法”，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實行

“自掃門前雪”，實行“絕對的利己主義”，這樣下去，新聞記者也

會做壞新聞，新聞也不會名副其實，新聞界就成了一些偷漏稅的商業

企業一樣壞了名聲，失去正義的力量，毀滅了自身的價值。真實、正

義、公開、平等、理性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準則，充滿激情、敞開良心、尊重自由、敢于犧牲和時刻保持清醒是新聞業健康發展的保證。

必須相信，新聞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其健康、正常地行使自身的輿論監督功能。

新聞的“春天”

《焦點訪談》與《南方周末》在中國新聞業的尷尬存在是對中國

新聞業一種最大的“嘲弄”。小小一個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組，區區一

個南方報紙也算是“青天大老爺”。想必中國應該是“晴空朗朗”，遍地都是“青天”了。然而，正好相反，“嘲弄”處就在于中國基本

上是只有這兩個“出氣孔”而已。

想當年，解放前的名報、名刊、名記者們手中，“新聞”是一桿

紅纓槍，被用來攻擊專制、鉗制腐敗，屢試屢爽，堪稱快哉！然而中

國新聞業在當日之后就有一直在走“下坡路”之嫌。在《中國青年報

報》記者盧躍剛先生的梳理下，中國的新聞歷史卻是兩眼一抹黑的一

筆“糊涂帳”：為什么那么多的人為“烽火村”吹吹打打？為什么王

保京“紅旗”不倒？為什么“農民政治家”可以上下其手？為什么媒

介編年史令人惡心？一部《大國寡民》就是檢討中國新聞業的一面鏡

子，鏡子照出千奇百怪是不足為奇的。

在國外，新聞業也“操心”，人送它的綽號是“第四權力”，是

與立法、行政和司法共進退的意思。但人家也基本上只是檢查一把制

度的“漏洞”，敲一敲制度的“邊鼓”而已。因為立法、行政和司法

各行其是，其他的事情才歸新聞業“收拾”。美國著名主持人愛德華

·默羅說：“只有獨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才是識別真正自由社會和

所有其他社會的標準。”國外，尤其是在美國，自從曾格案件在美

洲大陸上種下了自由報刊的種子之后，杰斐遜、憲法第一修正案、“光天化日法”、信息自由法、普利策和《紐約時報》等都為新聞業的“媒介信條”的成熟與堅定立下了汗馬功勞：“媒介要為公眾的知

情權服務！”這也是西方的一項“媒介神話”：勇敢的新聞界為了百

姓利益與盛世強權和腐敗現象進行抗爭成了一個迷人的神話，這個令

人消魂的童話在２０世紀的美國，幾乎是每一個投身于新聞界的人們的“夢想與追求”——

在美國人眼中，以報紙為代表的媒介正成為社會的“第二政府”。

美國著名記者兼專欄作家李普曼稱報紙為“民主的《圣經》，是一本

人們賴以決定自己行為舉止的書。”南非的《蘭德每日郵報》稱：

“報紙可以阻止一個有敵意的政府要實行控制的企圖，可以日益在一

個幾乎是集權國家里鼓勵一種自由的非種族主義的傳統。”１８３０

年７月１６日，英國國王喬治四世逝世。《泰晤士報》發言直率的攻

擊說：“從來沒有一個人之死像這位國王那樣那么不令人感到悲痛。”

從而為該報贏來了“雷公報”的稱號。２０年代，墨索里尼政府走向

獨裁之際，意大利《晚郵報》是對此進行攻擊與反對的最后堡壘。１

８３８年，歐洲大戰在際，《紐約時報》發表了流名史冊的社論，社

論聲稱：“如果大規模的戰爭席卷歐洲，我們將作好充分準備，站在民主國家一方。”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歐洲戰火蜂起，美國隔岸觀火。

《華盛頓郵報》頭版以“當你想到戰爭為時已晚”為題，不遺余力地

敦促政府向英國提供援助。１９６０年，日本《朝日新聞》對簽署

《新日美安全條約》的岸信介政府猛烈攻擊，贏得了“紅色《朝日新

聞》”的榮譽性稱號。不久，岸信介首相下臺。６０年代，在美國是

麥卡錫主義的天下。法國《世界報》刊登了對美國表示憂傷的文章：

“聯邦調查局總有一天要成為一種蓋世太保。－－－由于對美國人自

己的擔心，他們不是在自己周圍樹立起一塊鐵幕，一種美國的法西斯

主義嗎？”

看一看這些大報充當“強項令”的歷史，熱血為之沸騰。學人謝

泳先生說中國２０世紀與西方交往，有三件事情完成了轉型：其中之

一就是新聞業與新聞制度。可是系出名門，源于西方的中國新聞業的“小家碧玉”何在？毛澤東說，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也有人說，媒介

是紙老虎。看看這些個強大的“紙老虎”，我們只有惶惑？老實說，中國新聞業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正好落后一百年。當中國開始市場

化道路時，它就注定了要重走政黨報紙到市場化商業報紙現代轉型的路子。現在有了“市場支撐”的中國新聞業，應該有一點出息了。不

信請看《華盛頓郵報》老板格雷厄姆的話：“如果要對透露情報進行

什么限制，那就讓法律制定者們來說吧，用不著我們來說。新聞人員

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他們在公共舞臺上唯一的工作就是報道正在發

生的事件。當然，這種說法所依據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即，在任何社

會里，當一天結束的時候，對于事實真相一無所知總是有害的。”

老記者戴煌在數十年前的一份《萬言書》中說出了真相：“翻開

我們的各種報紙刊物，再對照一下我們的內部材料和各種參考資料，我們就會有非常觸目驚心的感覺，我們的光明與偉大被過分地宣揚了，而我們的黑暗與腐朽被偷偷地掩蓋了起來。這是一種不相信人民的行

為。”

世界大報《紐約時報》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開始推出了社論

版對頁：爭鳴之頁。在爭鳴之頁上，每天收錄有攻擊之語，對五角大

樓，對中央情報局，對白宮，對國務院，對國會，對最高法院，對法

律制度，對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對大學，對教育制度，對社會和種族

關系，對企業界，對婚姻，對兩性關系，對藝術，對銀行－－－－－

－

這樣的做法，我們想都不敢去想。新聞傳播業是西方人的優勢，千萬別想來想去就是一招比老祖宗的破爛玩意兒。也許，低下頭來，老老實實地學著點，才是正道。

有人說讀中國的其他報紙和《南方周末》，肯定會讓人感到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里。一個是欣欣向榮的，有盼頭的美妙世界；一個是

罪惡累累，盡是骯亂的世界。然而，一個是真實的，另一個也是真實的，這是為什么？

閱讀《第四權力》一書，感覺象是在啃一只糟糕的雞腿，這糟糕

來源于錯誤的喂養、錯誤的管理、錯誤的殺戮和錯誤的烹調。一切是

如此的糟糕。

第二篇：讀書筆記：輿論與新聞

誰是我們的監督對象

－－讀《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

聞法治》

大眾傳媒是否應該成為“群眾喉舌”曾一度引起爭論，自朱總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視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并為之題詞后，似乎

鮮有議論了，但并非說這已不成為一個問題，讀書筆記：輿論與新聞。

最近，由北京青年記者昝愛宗等推出的新著、民族出版社１１月

正式出版的《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治》，以３２萬字的篇幅介紹了新聞曝光、輿論監督等大眾十分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及

現象。該書是近年來我國反映新聞輿論監督問題的一本重量級新書，《中國青年報》名記者、《大國寡民》作者盧躍剛作序，北大青年學

者、《火與冰》作者余杰鼎力推薦。該書集中了近年來大量出現的新

聞事件、內幕曝光、新聞官司及輿論監督深層次問題的理性分析和大

量建言，以“比新聞更生動的內幕，比內幕更深刻的見解”讓人讀來

饒有興味，同時體會到“輿論監督的透明，新聞監督的可操作性”是

全社會和我們每一個現實中人都會碰到的現實。

所謂“第四種權力”是指新聞輿論對社會的監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它必將和其他三種權力：立法、行政、司法，特別是和人們的傳統觀念及社會腐敗現象猛烈地碰撞。我們知道，輿論監督不僅僅

是曝光。１９９８年３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新一屆政府總理

朱櫧基對中外記者說：我愿意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同年１０月

７日，他為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贈言：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

府鏡鑒，改革尖兵。并對《焦點訪談》記者說：我也是你們的監督對

象。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給新聞界帶來了向縱深發展的良

機。同時，輿論監督成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國的新聞界

在走向法制化的同時面臨著重重困難：新聞“權力”的異化，正義與

良知被遺棄，假新聞泛濫，有償新聞屢禁不止，名記者成為稀有物種，新聞官司倍增……我們的新聞業怎樣才能健康發展？

曾創下普利策新聞獎的約瑟夫·普利策如是說：“倘若一個國家

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摻望者。他要在一望

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

警告。”

在現代法制發達國家，新聞監督已成為一種誰也無法漠視、誰也

不敢小看的代表公眾利益的監督力量。于是，在西方某些國家有“第四種權力”之說。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新聞監督起到的作用還很有限，發揮的能量也比較微弱。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的是，我們的新聞記者

怎樣才能“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怎樣才能按照普利策所說

“及時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該書自譽為“比內幕更深刻的見解，比曝光更生動的主張”。作

者認為，新聞界要充分尊重采訪對象，不去做雞鳴狗盜之事，所謂正

義就是指光明正大，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要透明實在，要“鐵肩擔道

義”，相信自己是站在歷史與現實與未來都貫穿的一條線上，經得起

歷史與未來的考驗。新聞記者是職業，就要有嚴格的職業道德守則，不能象一個家族一樣實行“宗法”，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實行

“自掃門前雪”，實行“絕對的利己主義”，這樣下去，新聞記者也

會做壞新聞，新聞也不會名副其實，新聞界就成了一些偷漏稅的商業

企業一樣壞了名聲，失去正義的力量，毀滅了自身的價值。真實、正

義、公開、平等、理性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準則，充滿激情、敞開良心、尊重自由、敢于犧牲和時刻保持清醒是新聞業健康發展的保證。

必須相信，新聞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其健康、正常地行使自身的輿論監督功能。

新聞的“春天”

《焦點訪談》與《南方周末》在中國新聞業的尷尬存在是對中國

新聞業一種最大的“嘲弄”。小小一個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組，區區一

個南方報紙也算是“青天大老爺”。想必中國應該是“晴空朗朗”，遍地都是“青天”了。然而，正好相反，“嘲弄”處就在于中國基本

上是只有這兩個“出氣孔”而已。

想當年，解放前的名報、名刊、名記者們手中，“新聞”是一桿

紅纓槍，被用來攻擊專制、鉗制腐敗，屢試屢爽，堪稱快哉！然而中

國新聞業在當日之后就有一直在走“下坡路”之嫌。在《中國青年報

報》記者盧躍剛先生的梳理下，中國的新聞歷史卻是兩眼一抹黑的一

筆“糊涂帳”：為什么那么多的人為“烽火村”吹吹打打？為什么王

保京“紅旗”不倒？為什么“農民政治家”可以上下其手？為什么媒

介編年史令人惡心？一部《大國寡民》就是檢討中國新聞業的一面鏡

子，鏡子照出千奇百怪是不足為奇的，讀書筆記大全《讀書筆記：輿論與新聞》。

在國外，新聞業也“操心”，人送它的綽號是“第四權力”，是

與立法、行政和司法共進退的意思。但人家也基本上只是檢查一把制

度的“漏洞”，敲一敲制度的“邊鼓”而已。因為立法、行政和司法

各行其是，其他的事情才歸新聞業“收拾”。美國著名主持人愛德華

·默羅說：“只有獨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才是識別真正自由社會和

所有其他社會的標準。”國外，尤其是在美國，自從曾格案件在美

洲大陸上種下了自由報刊的種子之后，杰斐遜、憲法第一修正案、“光天化日法”、信息自由法、普利策和《紐約時報》等都為新聞業的“媒介信條”的成熟與堅定立下了汗馬功勞：“媒介要為公眾的知

情權服務！”這也是西方的一項“媒介神話”：勇敢的新聞界為了百

姓利益與盛世強權和腐敗現象進行抗爭成了一個迷人的神話，這個令

人消魂的童話在２０世紀的美國，幾乎是每一個投身于新聞界的人們的“夢想與追求”——

在美國人眼中，以報紙為代表的媒介正成為社會的“第二政府”。

美國著名記者兼專欄作家李普曼稱報紙為“民主的《圣經》，是一本

人們賴以決定自己行為舉止的書。”南非的《蘭德每日郵報》稱：

“報紙可以阻止一個有敵意的政府要實行控制的企圖，可以日益在一

個幾乎是集權國家里鼓勵一種自由的非種族主義的傳統。”１８３０

年７月１６日，英國國王喬治四世逝世。《泰晤士報》發言直率的攻

擊說：“從來沒有一個人之死像這位國王那樣那么不令人感到悲痛。”

從而為該報贏來了“雷公報”的稱號。２０年代，墨索里尼政府走向

獨裁之際，意大利《晚郵報》是對此進行攻擊與反對的最后堡壘。１

８３８年，歐洲大戰在際，《紐約時報》發表了流名史冊的社論，社

論聲稱：“如果大規模的戰爭席卷歐洲，我們將作好充分準備，站在民主國家一方。”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歐洲戰火蜂起，美國隔岸觀火。

《華盛頓郵報》頭版以“當你想到戰爭為時已晚”為題，不遺余力地

敦促政府向英國提供援助。１９６０年，日本《朝日新聞》對簽署

《新日美安全條約》的岸信介政府猛烈攻擊，贏得了“紅色《朝日新

聞》”的榮譽性稱號。不久，岸信介首相下臺。６０年代，在美國是

麥卡錫主義的天下。法國《世界報》刊登了對美國表示憂傷的文章：

“聯邦調查局總有一天要成為一種蓋世太保。－－－由于對美國人自

己的擔心，他們不是在自己周圍樹立起一塊鐵幕，一種美國的法西斯

主義嗎？”

看一看這些大報充當“強項令”的歷史，熱血為之沸騰。學人謝

泳先生說中國２０世紀與西方交往，有三件事情完成了轉型：其中之

一就是新聞業與新聞制度。可是系出名門，源于西方的中國新聞業的“小家碧玉”何在？毛澤東說，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也有人說，媒介

是紙老虎。看看這些個強大的“紙老虎”，我們只有惶惑？老實說，中國新聞業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正好落后一百年。當中國開始市場

化道路時，它就注定了要重走政黨報紙到市場化商業報紙現代轉型的路子。現在有了“市場支撐”的中國新聞業，應該有一點出息了。不

信請看《華盛頓郵報》老板格雷厄姆的話：“如果要對透露情報進行

什么限制，那就讓法律制定者們來說吧，用不著我們來說。新聞人員

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他們在公共舞臺上唯一的工作就是報道正在發

生的事件。當然，這種說法所依據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即，在任何社

會里，當一天結束的時候，對于事實真相一無所知總是有害的。”

老記者戴煌在數十年前的一份《萬言書》中說出了真相：“翻開

我們的各種報紙刊物，再對照一下我們的內部材料和各種參考資料，我們就會有非常觸目驚心的感覺，我們的光明與偉大被過分地宣揚了，而我們的黑暗與腐朽被偷偷地掩蓋了起來。這是一種不相信人民的行

為。”

世界大報《紐約時報》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開始推出了社論

版對頁：爭鳴之頁。在爭鳴之頁上，每天收錄有攻擊之語，對五角大

樓，對中央情報局，對白宮，對國務院，對國會，對最高法院，對法

律制度，對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對大學，對教育制度，對社會和種族

關系，對企業界，對婚姻，對兩性關系，對藝術，對銀行－－－－－

－

這樣的做法，我們想都不敢去想。新聞傳播業是西方人的優勢，千萬別想來想去就是一招比老祖宗的破爛玩意兒。也許，低下頭來，老老實實地學著點，才是正道。

有人說讀中國的其他報紙和《南方周末》，肯定會讓人感到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里。一個是欣欣向榮的，有盼頭的美妙世界；一個是

罪惡累累，盡是骯亂的世界。然而，一個是真實的，另一個也是真實的，這是為什么？

閱讀《第四權力》一書，感覺象是在啃一只糟糕的雞腿，這糟糕

來源于錯誤的喂養、錯誤的管理、錯誤的殺戮和錯誤的烹調。一切是

如此的糟糕。

第三篇：公眾輿論讀書筆記

《公眾輿論》讀書筆記

《公共輿論》作為傳播學奠基之作，由傳播學大師李普曼于1922年創作而成。《公眾輿論》在傳播學領域具有難以比擬的權威地位，它第一次對“公眾輿論”這一概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并對成見、興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問題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討，回答了諸如輿論從何而來、如何形成、產生什么樣的結果、誰是公眾、何為公眾輿論等一系列的問題，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對于本書的閱讀其實是一件奇妙而心緒復雜的事情。這種經歷就像是在水上泛舟漂流，在水流平緩之處，閃光的思想和絕妙的思辨如兩岸風景，緩緩映入眼簾，可以被平和地接受和欣賞，并令人不禁在心里暗嘆其妙。然而到了水流湍急，谷狹岸窄之處，流速陡然加快，暗礁碰撞，令人胸悶緊張，思維磕磕碰碰，抓頭撓腮，直嘆語句艱澀，角度轉換突變，作者的思維實在不易跟上。

必須承認的是，筆者的確能力有限，閱讀此書時多感吃力，只能對自己努力閱讀之后所得的淺薄的、最主要的、宏觀的認識加以介紹。

一、寫作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政府為了取得勝利，利用宣傳機器在國際國內大造輿論，進行大規模而強有力的戰爭宣傳。大量的戰爭報道虛假而帶有偏見，對受眾認知世界產生很大影響，由此刺激了李普曼對于“擬態環境”的構思。在戰前戰后的參戰和分贓中，出現了一系列有悖于傳統道德約束的問題，卻被媒體和當局巧妙地遮蔽了。在整個媒體參與營造的虛擬環境中，一方面，普通公眾由于信息和資源的匱乏，無力認清事實真相，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對整個局勢進行強有力的控制，這一強一弱的對比在這個歷史階段被突出表現出來。本書即從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對輿論問題進行探討，因而本書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很強的政治評論色彩。

二、本書脈絡及作者主要觀點

本書分為八個部分，分別為：導論----外部世界與我們頭腦中的景象、對外部世界的研究、成見、興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報紙和有機化情報。

對于本書的脈絡作者已在導論部分為我們講解清楚。他認為，他人腦海中的圖像——關于自身、關于別人、關于他們的需求、意圖和人際關系的圖像，就是他們的輿論。這些對人類群體或以群體名義行事的個人產生著影響的圖像，就是大眾的輿論。前五章先首先探討的是這種內心的圖像何以能夠誘使人們在外部世界發生關系時頻頻誤入歧途。

經過作者分析，妨礙的原因不外乎這些：人為的審查制度，社會交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夠關注公共事務的時間比較匱乏，由于不得不壓縮成簡短的消息而對事件造成的歪曲報道，用瑣細的語匯表現復雜世界所面臨的困難，以及最后面對那些似乎威脅人們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實真相時所產生的憂慮。這些因素構成了外部限制。

除此之外還有內在的原因。這些殘缺不全的外來消息還會受到日積月累的想象、偏見和成見的影響，形成一些門戶之見，并認為這符合他所感到和構想的自身利益。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存在，隨后介紹這些受到內外因素共同影響的紛紜的眾說如何結晶為輿論，公眾輿論是如何形成的。這一部分告訴我們，正是由于這些內外因的存在，公眾輿論是非理性的。

接下來是對傳統的民主政治輿論的學說的分析。通過分析，作者發現，領導者通過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尋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將公眾的情緒和意見整合起來，形成了所謂的公眾輿論，因此公眾輿論是可以被操縱、可以被疏導、可以被利用的。而在公眾之中走出來的領導者，并非是民主制度的堅定執行者。很多看似民主的、順應民意的決定和決策，很多時候是通過暗地操縱、疏導公眾輿論造成的。公眾輿論在這種強勢的控制之下不可能真正實現。而報紙被視為克服民主問題的萬應靈藥，報紙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反映著——因此也或多或少地調節著——輿論的強度及其不健全的組織。因此作者認為，輿論如果想要發出聲音，就必須利用新聞界加以組織，而不是由新聞界加以組織。“政界和產業界的茫然無情，恰好給政治科學提供了充實自身和服務公眾的巨大機會。”

三、本書重要理論

李普曼以其高屋建瓴式的分析，在本書中提出了一些經典理論被廣泛流傳。

關鍵詞一擬態環境

李普曼在本書開頭介紹了這樣一個故事，幾個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住在一個大洋的島嶼上，平時他們共同生活、和諧相處。由于通信不便，戰爭的消息隔了6個星期才傳過來。直到這時這些人才驚覺彼此間在事實上已成了敵人。但他們仍在按照頭腦中那幅和平的景象生活相處，一如既往。由此，李普曼說“追溯以往我們就可以發現，我們在認識我們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個環境時是多么迂回曲折。我們可以看到，它帶給我們的消息時快時慢，但只要我們信以為真，我們似乎就會認為那就是環境本身。”偶然的事實，創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為真，這三種因素會產生一種虛假的現實，導致人們做出激烈的本能反映。在社會生活的層面上，人對環境的調試是通過“虛構”這一媒介進行的。

所謂擬態環境，就是外部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想象。它并不是真實環境，而是人的頭腦的產物，是人們對真實環境做出反應時對真實環境形成的影像。它含有真實的成分，并不是完全虛假的環境，也不是對真實環境“鏡子”式的完全再現。人們在行動的時候，往往將它當作真實的世界。

李普曼認為，擬態環境存在的意義在于，直接面對的現實環境實在是太龐大、太復雜了、太短暫了，我們并沒有做好準備去應付如此奧妙、如此多樣、有著如此頻繁變化與組合的環境。雖然我們不得不在這個環境中活動，但又不得不在能夠駕馭它之前使用比較簡單的辦法去對它進行重構。

因此，對輿論進行分析的起點，也應該是這里，應當是認識活動舞臺、舞臺形象和人那個舞臺上自行產生的形象所做的反應之間的三角關系。因為正是由于人所處的世界環境的龐大復雜導致認識的困難，人們才會逐漸在腦海中為自己制作一幅視線所不及的那個世界的可靠圖像。而這些關于自身、關于他人、關于他們的需求、意圖和人際關系的圖像，就是他們的輿論。

關鍵詞二刻板印象（成見）

在本書中，“成見”對應的原版詞匯是“stereotype”，應該翻譯成“刻板印象”比較準確，指的是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即，我們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樣，我們在親身經歷之前就可以對絕大多數事務進行想象。刻板印象可以

為人們認知事務節省力氣、簡化努力，提供簡便的參考標準，同時也是我們傳統的壁壘，在這個堡壘作用下我們各得其所，心安理得地堅持我們的立場，保護我們的社會地位。但必須認識到的是，成見的存在會阻礙著我們對新事物的接受。

作者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活工作在這個世界的一隅，對與具有廣泛影響的公眾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一個方面或某一片段，我們的見解是由別人的報道以及我們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我們留心的不是某個眾所周知的類型所具有的特征，而是用我們頭腦中已有的先入之見去填補剩下的畫面。人們總是傾向于喜歡尋找或發現能夠支持或否定其偏見的樣板，然后把它當作某個階級整體的樣板，凡是屬于這個類別樣板的人都會表現出合乎成見的方式，人們總是對成見抱有輕信的態度。用這樣的樣板去認識外界，難免會造成信息接受上的阻礙。

成見會給我們的認識造成錯覺，由于一開始就受到這種錯覺的污染，公眾輿論會更加令人困擾而喪失理性，因為所有的一切，包括“前景、背景以及行動的尺度，統統被成見所省略和凍結。”

李普曼的成見理論引發了許多頗有價值的研究課題，比如，傳媒在進行報道時的立場問題、記者個人情感與客觀報道問題、先入為主的報道方式問題，同時，也與話語霸權問問題、沉默的螺旋等理論相關聯。

關鍵詞三公眾輿論

李普曼認為，公眾輿論是非理性的，不可能的，無法通過公眾輿論實現民主政治。他把公眾輿論定義為： “在公眾意見龐雜、非理性的情況下，作為領導者的人通過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尋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將公眾的情緒和意見整合起來，形成了所謂的公眾輿論。”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公眾自身發出聲音的消極失望，以及對領導者控制輿論的判斷。

他從公眾本身的認識局限和意見領袖的強勢兩個方面對此做出了闡述。公眾輿論本身的局限表現在內外兩個方面。外部的阻礙有：人為的審查制度和保密，社會交往受到的限制，對公共事務時關注間的匱乏，由壓縮而成的消息造成的歪曲報道，用瑣細的語匯表現復雜世界所面臨的困難和清晰度的下降等。除此之外，想象、偏見和成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觀念，從而導致公眾輿論的非理性和不可統一性。

而另一方面，作為意見領袖的領導者通過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尋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將公眾的情緒和意見強有力地整合起來，并對公眾輿論進行疏導和利用。李普曼認為，民主的實現事實上是由政治家運用模糊、有多種解讀方式的具有煽動性的話語來操縱的。對于決策而言，重要的不是公眾是否透徹理解這些話語，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選擇而是公眾是否能夠用是與否的方式來達到政治家的目的。但是僅從表面來看，這種征得公眾同意的做法，是對民主的尊重。

簡單來說，公眾認識的局限源于虛擬環境，而意見領袖對公眾輿論的控制和操縱則源于其能夠在不同的意見中制造同意。公眾在虛擬環境中受到刺激，卻在現實環境中作出反應；意見領袖通過對于不同意見的整合，讓公眾認為最終作出的決定確實是延續了自己原有的想法和意見，自己的利益最終得到了實現和保留。

因此，在以上這樣一個“弱勢”一個“強勢”，一個“有能力”一個“無能力”的對比中，意見領袖的地位無形中占據了上風，所謂技術精英通過自己所具有的技術和智慧，能做出比普通公眾更加理性和科學的決策，因此將公眾的地位踩在了腳下，建構出了一幅“精英引導群氓”的圖景。從這種程度上說，公眾的確不能獨立思考、思辨，其著眼點的局限性也就決定了其落腳點不可能顧全整個局面，最終必然被一種統一的、影響力巨大、包容性極強的公眾輿論所吸收。而少數人一旦具有了夠操縱公眾輿論的技藝，就更加不能說公眾輿論是理性的了。

關鍵詞四精英治國

從李普曼對公眾輿論的定義可以看出，公眾輿論是由領導者通過一系列強效手段，將公眾情緒和意見整合而成的，作為社會精英的領導人對公眾輿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具有統治和領導技藝、具有制造同意的技藝的精英群體，可以整合公眾龐雜多樣的輿論，使之最終合為一股。通過這種技藝，能夠掌控輿論，穩定形勢，取得優勢地位。

李普曼指出，普通公眾難以把握事實真相、做出正確判斷。他把普通公眾看成是既不了解情況有無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過特殊訓練，能夠通過專門的“情報機構”得到準確的情報，作出明知判斷的少數人成為“局內人”。他認為只有這些少數“社會賢能”的局內人才可能在社會上發號施令，決定一切，并通過宣傳來左右“局外人”。通過公眾輿論是不可能實現民主政治的，必須實行精英治國。

關鍵詞五議程設置

議程設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眾輿論》，雖然書中沒有使用議程設置這一名詞，但是，他表達了這樣的基本思想：媒體創造了我們頭腦中的象征性的想像，這些想像有可能與我們經歷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論證了大眾媒體是現實世界的某個事件和我們頭腦中對這個事件的想像之間的主要連接物。

他觀察到，新聞界在告訴人們怎么想這方面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訴人們想什么方面卻十分有效。大眾媒介具有相對較少的直接效果，但是在設置公眾議程方面具有強烈的間接效果。議程設置過程描繪了輿論在一個民主制中如何發揮作用，即通過它，某個新聞論題被大眾傳播、公眾和政治精英賦予優先的關注，從而由媒體的議程設置上升到公眾的議程設置，最后變為政策的議程設置，對民主社會的發展產生影響。

四、我的觀點——網絡時代公眾輿論很有可能實現

李普曼的《公眾輿論》雖然是傳播學經典，有著經久不衰的影響力,然而它畢竟是當時時代的作品，很難關照到新時期傳播學的新發展及可能性。當代，網絡時代的到來，深刻地改變了人類認識世界以及社會交往和交流的方式，在傳播領域掀起巨大的影響狂潮，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介的出現大大改變了以往的傳受格局。我認為，在網絡時代，公眾輿論的實現是極有可能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網絡促進全民參政議政，公眾與公眾事務的距離大大拉近

中國新聞體制下，與其說媒體更接近受眾，不如說媒體更接近政府，以往傳統媒體傳播信息后較難得到受眾的互動。而在網絡時代，人人都可上網參與時事評論，人人都可以借助網絡平臺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尤其是微博發明之后，這種互動就更加自由和方便。在這種參與式互動之中，公眾與公眾事務的距離被大大拉近，公眾輿論越來越成為熱點。

2、網絡媒體具有強大的傳播力，公眾輿論的影響將會強勢而廣泛

網絡作為第四媒體，其傳播的廣度和強勢程度都超過傳統媒體。網絡上公眾輿論一旦

形成，無疑會造成廣泛的影響，引起廣泛的關注，這樣的影響將會勝過以往任何時代。

例如溫州動車事故發生后，網絡輿論一邊倒地要求合理解釋、嚴厲調查以及對遇難者的哀悼痛心，這一切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網絡民意和輿論壓力，直指事件負責人做出解釋和處理。

3、網路傳播內容的日新月異，受眾獲得的信息量成爆炸式上升，這將變革公眾的思維

方式，加快認知的更新，使原有成見對公眾輿論的影響減弱

網絡信息總是日新月異，更新速度極快，并以爆炸式的形態呈現給受眾。這一切將促進受眾接受量的急劇增長和對信息認知差異的接受能力的提高。人們不得不更新自己的信息庫，去接受每天迎面而來的新信息，并調整自己的思維方式，去適應這個迅猛發展，日新月異的世界。在此基礎之上，原本對輿論形成產生阻礙作用的成見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弱。從而使公眾輿論實現的可能性增大。

4、微博等新媒體將會加強公眾彼此之間的溝通交流，促進公眾輿論內部的團結

微博的出現使公眾的交流提供了廣闊、活躍的空間。通過轉發、評論，陌生的社會公眾直接也可以建立起交流關系，而有相同意見的人則很容易通過這種方式達成交流上的一致性和互動性。這樣有利于公眾輿論內部的團結。

5、微博等網路媒體對信息發布的快捷性，使公眾很有可能先于媒體報道而知曉信息，媒體對公眾的影響相對減少

在網絡時代，特別是由于微博等新型民間信息發布渠道的興起，使得信息的發布比以往任何時代讀更加便捷、易獲得，由于這些信息發布的主體多來自民間，而非專業的新聞傳播媒介，因而人們經常可以獲得比新聞媒體更快地知曉信息，這樣與李普曼所認為的相反，公眾對新聞媒體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

6、網絡日益成為政府、社會、公眾交流溝通的平臺，公共輿論的聲音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易于傳達到決策層，使公眾輿論達到效果

網絡的迅猛發展與勢不可擋，使得政府、社會團體、個人等紛紛利用該媒介，發表信息，提供公共輿論空間。當下網絡成為政府、社會、公眾共同交流溝通的平臺，大量的輿論觀點在其中碰撞交流，信息的流通日益通暢，輿情的上傳下達成為可能。公眾輿論的聲音也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易于傳達到決策層，其觀點和聲音也易于被決策層接受和采納，這些都使得公眾輿論比以往更容易達到其傳播效果。

綜上，我認為，盡管網絡媒體的發展前景尚不可一錘定音，但社會輿情與信息的透明化卻是發展大勢。網絡時代的到來對公眾輿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對于公眾輿論的形成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但是網絡環境畢竟不穩定，因其自由度太高，反而使安全性和規范性都亟待提高，網絡媒體的發展也帶來了很多的弊端，公眾在利用網絡發表意見形成輿論的時候應該加強自律，以更加成熟和負責的態度利用好這一交流和傳播渠道，保證輿論質量。

第四篇：《公共輿論》讀書筆記

新聞學概論期中作業10300680061管俊彥經濟學院

《公共輿論》讀書筆記

《公共輿論》出版于1922年，此時的作者李普曼年僅33歲，但在這之前已經出版了《政治緒論》和《趨勢與主宰》兩部著作，并且經歷了一戰炮火的洗禮。作者在一戰中曾任美國陸軍部部長助理，這使得李普曼對戰爭中公眾由于信息匱乏和個人成見導致公眾輿論的模糊與脆弱，政府宣傳機器遮蔽真相，誤導公眾以及報紙無法展現事物的真正面目等現象有了深刻的認識，在本書中表現為大量來自戰爭中的事例和蔓延全書的悲觀色彩。

總的來說，本書論述了由于信息不全，個人成見等原因，個人無法認清真相，而領導者操縱、控制、利用輿論，報紙（媒體）由于自身局限性成為引導輿論的工具，最后作者提出他的解決方案。詳細來看，全書可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書中第一至第四部分，主要論述復雜的外部世界和極其有限的認知范圍等外部因素和個人頭腦中的固有成見，價值觀念以及興趣，利益等內部因素導致了公眾無法認清真相并做出理性決定。第二節為書中五六部分，論述了領導人如何通過模糊的詞語，統一的象征制造統一意志乃至公共輿論，并且這樣產生的輿論是與民主原則相背離的，通過操縱輿論同樣可以制造民主的假象。第三節為書中第七八部分，作者在分析了報紙無力承擔“輿論與法庭”的重任的原因并提出了看似完美的解決方案。

下面將具體分析這三節中的觀點并進行梳理和反思。

一．個人輿論的局限

書中第一部分“外部世界與我們頭腦中的想象”首先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個人頭腦中的輿論并不等于真實，原因可分為外部的和內部的。

從外部來看，人們接受到的宣傳已經收到國家審查與保密制度的過濾，這就使事實真相和對這一事實的輿論之間存在距離。信息和輿論的數量與質量也受到技術、經濟和政治條件的復雜影響，這都影響著觀念的傳播。通過社交圈緊密聯系的社會人會形成這個圈子的公共意識，這種身份的暗示和等級體系的存在使公眾輿論與其沖突的可能升高。而且人們對書面上外部世界和公共消息的注意力相當之低。最后，出于追求時效性和方便傳播的目的，語言被簡化縮略，在反復流通中會有太多的增添和丟失，以致面目全非。

作者認為，人們無法對超出自我經驗范圍的外部世界產生完整準確的認識，這時人們只能訴諸想象與虛擬。書中對輿論的定義是：“他人腦海中的圖像——關于自身、別人、他們的需求、意圖和人際關系的圖像。”當我們將多樣性的事物歸結為無生氣，集合性的卻不完整的名稱時，其間充斥的就已經是自我意識關于外部世界想象中的圖像了，即被接受的信息楔入人和環境之間的虛擬環境。這種虛擬環境已經不可能是對客觀現實“倒影式”的反映，而是事實的碎片，媒介的觀點，個人的想象的大雜燴。

從個人內部來說，認識取決于我們的觀察習慣與地位。人們頭腦中形成的對與世界的認識往往產生于情感、習慣和偏見，對特定事物持有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印象和成見。人們看到的是自己期待或想要看到的部分和側面。我們按照已有的定義，現成的形式去理解，興趣在我們所意識到得信息尚未經過我們思考之前就把某種性質強加給這些信息，這種先入為主的成見會在想象力中膨脹，傾向于熟悉的事物，從而導致對不符合起原則的觀念的排斥，一旦這種興趣和成見系統固定下來，我們對外部事物做出的判斷將是片面而錯誤的。

二．被操縱的公共輿論

在論述了個體思想的非理性之后，作者在這一部分轉而分析：“普通意志，公共輿論，公意是如何在眾多分裂的個人和他們稍縱即逝的偶然意向中形成的。” 公眾輿論似乎代表一種共識，那么這個共識在李普曼看來是領袖提出意見，一般民眾對這一意見說是或否的過程，看似簡單的過程，其實深刻揭示了現代民主社會的主要模式，就是少數人決策，代表大多數人意見。因此，公 1

共輿論是極易被操縱的。領導者用模糊不清的詞語，中間色調，愚民政策來抹平爭執，匯集輿論，將事實簡化為想法，描述觀念用來代替事實，作為共同感情的紐帶。

所謂民主，公意，其核心在于象征。象征來源于一個囊括所有概念的意象，它擁有普遍的適用性，能被每個人個體化的理解。象征是一種工具，它有力量從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觀念中抽取情感，使個人意志向公共象征的情感轉移。于是象征成為少數寡頭疏導控制甚至操縱輿論的工具。

以此為前提，作者動搖了民主理論的基礎。民主理論理想中的是簡單獨立自給自足的鄉村式社會，依賴的是每個個體擁有獨立完整的對社會的智慧與經驗，人人生而具有認識真理的能力，政治學的責任是創造投票和代議制政府。民主主義者將公共輿論限制在每個人直接確定的知識范疇內，實際上是把自主的個人行為設計為簡單社會的前提。民主的謬誤在于只關注民主的手段而非目的，關注民主表達的起源而非其過程和結果，況且在外在壓力和個人成見的影響下，個體意見極易被少數寡頭操縱。人們渴望自治并不是為了自治，而是為了得到自治帶來的結果。源自正道的政治權利，良好的選舉和代表機制不可能完全約束行使權力的過程。美國式的有限憲政民主或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建立在工廠代表原則和自愿奉獻基礎上的民主都是有悖于民主的真正內涵的，他們的最終結果——即使是以民主自居——也依然會成為在民主面紗下的實際上的專制。

三．輿論困境的對策

既然個人會因為復雜的外部環境，成見和興趣做出非理性的判斷，而少數寡頭又會利用象征操縱輿論，我們應該怎樣走出輿論面臨的似乎無法逃脫的困境呢？

人們也許會將以報紙為代表的傳媒當作拯救社會的摩西。但作者認為，報紙無法擔此重任。報紙尋找自己的受眾，尋找屬于自己的重視讀者。作為接觸看不見環境的主要途徑，報紙為我們勾畫著外部世界，而在“公眾——商品廣告——報紙”的間接聯系中，我們開始審視報紙的責任，作為 “第四權力”。新聞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它的宣告應當承擔真相與民主的重量，而不是某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言。良好的連接起報紙和公眾輿論，是一種渴望中的理想模式，那種被廣告人過濾過的，被記者編輯摻雜了個人情感傾向的新聞，都影響著輿論的質量和能量。

因此，新聞與真相不是一回事，新聞的作用在于突出一個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則是解釋隱蔽的事實。新聞不是對原材料的第一手報道，新聞描述的是引起讀者興趣的公開化階段，是與讀者切身利益相關的部分，在經過記者以自己直接經驗為基礎的格式化后，新聞中同樣會充滿偏見與謬誤。另外，還要考慮經濟上來自廣告商，財團，讀者的巨大壓力。因此，新聞界十分脆弱，無法承擔對人類生活進行解釋的責任，更無法造就公共輿論。新聞應該成為制度的衛士，成為將黑暗曝光給大眾的光。

那么什么才能解決有限個人困境從而形成公正有效的公共輿論？作者將這一重任交給了精通某一領域的專家。專家應與決策者保持距離，即將執行者與調查者分離，專家的任務是提供信息。政治和產業部門的專家作為在完全條件下工作的局外人為社會提供大量公正客觀的數據材料，從而使輿論真正反映事實。

在分析完作者的觀點之后，我想對書中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個人有限理性與公共輿論的產生提出一些看法。理性這個術語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人們在遇見真理尤其是道德真理的時候認識這種真理的能力，而不是一種依據明確的前提進行演繹推理的能力。傳統的自然法理論認為，文明制度不是人為可以設計的產物。而培根，霍布斯以及以笛卡爾為代表的新理性主義宣稱，所有有用的人類制度都是而且也應當是有意識理性能夠可以創造的產物。那么究竟個人理性能否成為公共輿論的基礎并作為國家制度的原則之來源呢？這就必須考慮個人理性如何轉化為公共輿論。

我們承認，由于個人行動與自我知識，他人知識以及整個文明積累的知識的關系（即知識不是以一種整合形式存在而僅僅是個人掌握的不完全的分散知識），人的理性在社會活動中處于一種“理性不及”的狀態。但從另一個方面出發我們會發現，極其復雜但又條理井然的社會生活形式

既不是設計，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產生于諸多未明確意識到其行為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通過“試錯過程”，“贏者生存”，“積累性發展”的方式逐漸形成的“自發秩序”。

從公共輿論的角度看，作者在上世紀20年代提出的個人理性的局限性在當今社會中仍有其現實意義。但作者接下來便對“無知”的個體喪失了信心，轉而訴諸所謂的“社會精英”。一方面是由于理性知識的局限，更重要的是作者身處90年前的戰爭時期，強大的政府具有絕對的領導權，而輿論媒體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喉舌。但是在媒體實力明顯增強，網絡等新媒介為公共輿論提供了表達交流的平臺的當今社會，個人理性必將逐漸縮減“理性不及”的負面影響，通過“自發秩序”這只“看不見的手”，形成有利于社會利益的公共輿論。而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將是極其關鍵的中介，是看不見的“自發秩序”的有形外化。媒介將復雜的帶有個人成見的有限理性轉化為富有個人特征的以契約為基礎的自發性公共輿論。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公共輿論將不再是那么的充滿成見與操縱，而將成為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強大力量。

參考書目：

［1］《公共輿論》 李普曼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2］《新聞學概論》 李良榮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3］《李普曼傳》 羅納德·斯蒂爾新華出版社1989年

［4］《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龐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8年

［5］《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哈耶克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社 1989年

參考文獻：

［1］《 “擬態環境”與“刻板成見” 》 李艷東南傳媒2010年第五期

［2］《誰使公眾深陷在“輿論"之中》 邱凌新聞愛好者2008年12月

［3］《輿論: 懸在虛空的大地？》 黃旦新聞記者2005年11期

［4］《李普曼政論新聞中的冷戰思想探究》林牧茵 新聞大學2010年第二期

［5］《媒介與公眾：交流的無奈》 王金鳳 青年記者2010年2月中

［6］《 “虛擬環境”與“刻扳成見” 》李娟新聞知識2008年8月

［7］《法、立法與法律中的理性問題》 熊琦法律教育網2005年1月

［8］《知與無知的知識觀》 鄧正來 劍虹評論網2006年5月

［9］《從哈耶克自發社會秩序理論看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 韋森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工作論文》

第一期

第五篇：《公眾輿論》讀書筆記

讀《公眾輿論》的思考：拒絕與接受

讀罷李普曼的《公眾輿論》，他晦澀的語言讓我陷入一種莫名的混沌之中。在該書的導言中，李普曼首先通過一戰時大洋孤島上英、法、德等國家的人們生活的情況等事例（類似于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洞穴寓言”）鮮明地提出了他的觀點，人們普遍生活在兩個環境中，一個是我們日常所謂的“現實環境”，一是“虛擬環境”，虛擬環境實際上是人們根據“現實環境”而主觀重構的，是保護自我的“堡壘”――就像導言的標題所記，外部世界就是“現實環境“我們頭腦中的景象則可被稱為“虛擬環境”；一般人固執地認為他頭腦中的景象是與外部世界一致的，于是當他描述外部世界并發表觀點的時候，他顯得那么自信而且毫不讓步。

書中許多事例和觀點由于李普曼同我們的時間背景、文化價值體系的差異而顯得生疏難解，但大段的論證及對事實的詳細剖析仍犀利得觸目驚心——真相的本質歷久彌新，在以成見為主旨的一章中更深刻的勾起了作為“公眾”的一部分的我的恐懼。

在《公眾輿論》中，李普曼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一個事實：我們是非理性的。不要對自身的理性抱過多期望，因為有一種特質如同影子一般緊隨我們身后。無論你是總統還是雜貨部小店員，不論你在決定關乎世界格局的大事還是僅僅在選擇晚餐需要用到的材料，你都帶著它去作決定，去生活。這就是成見。

現在看看你的生活，從最基本的數字開始。你走過這世界上多少公里的路程？你認識70億人中的幾分之幾？你讀過圖書館幾百萬館藏中的幾本書？即便你是個職業旅行家，我相信你留下腳印的地方在地圖上不過幾個點大小。即便你是個社交家，你認識（不談熟識了）的不過中國一個小城鎮的人口數量。即便你是個勤勤懇懇的讀書人，你讀過的未必能排滿一個書架。龐雜，復雜，短暫，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特性。有限是我們不可擺脫的命運，每一個“我”都微不足道。可在微不足道的我們自己看來，我們的存在卻具有獨一無二的真理。

“多數情況下，我們并不是先理解再定義，而是先定義后理解。”這就是我們處理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方式。既然這個世界不可能被完全理解，不如按照我們的定義去理解!在李普曼看來，公認的典型、流行的樣板和標準的見解都是造成成見的因素。并且，這些成見不僅難以克服，而且可以固化。一切道德準則都是固化了的成見。這種道德準則正如李普曼所言，包括范圍極廣。基督教的成見是上帝創世說，原罪救贖說，天堂地獄說。而不同教派又有不同的教義，不同的成見之間發生沖突造成宗教沖突。即使被柏拉圖視為這個世界上唯一有意義的事情的哲學何不建立在自己的成見之上。柏拉圖自身的思想大廈的最底層是對奴隸與奴隸主生而不同的規定。康德的哲學建立在先驗理性基礎之上。弗洛伊德學派從人的無意識出發。叔本華認定人生就是一場悲劇。儒家思想將這個世界定義為溫柔友善。

李普曼在書中為我們剖析了“成見”——“它是對我們自尊心的保護，是投射在這個世界上的我們自身的意識、我們自身的價值觀念、我們自身的立場和我們自身的權利。”

人的心理不希望不和諧。因此，本是穩定的內部系統受到外部系統的沖擊時的直接反應就是回到和諧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你有三種選擇：拒絕不同見解的沖擊，做一個睜眼的瞎子；拋棄成見，徹底改變自我；修正自己的觀點，部分接受新見解。作為一個社會人，自懂事之時便以被包括入某種特定的成見模式之中：我喜歡口香糖而不是水果軟糖，我對酗酒沒有好感并認定那是慢性自殺，會計專業會比考古專業更迅速地融入社會并攫取經濟利益，我應當擁護社會主義而非西方資本主義，在人生的進程中，被灌輸各種豐富意義的受眾們將一幅幅具有標志性的畫面塞入腦中，并不斷在這些標準樣板的影響下作出一項項判斷。所有這一切，由自身決定的偏好，外部世界各種信息通過媒體、教育等途徑施加的影響，以及身處某一團體為取得身份認同而取得的妥協，統統都是成見模式下形成的價值判斷。一般而言，成見模式在相對固定的時間與空間下很難發生內生性的改變，但并不排除諸如年齡增長、地域遷徙及社會地位變化對成見的撼動。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成見是相對穩定的，并且根深蒂固地對日常生活的言行施加影響。回首經常引用的某位作家的話：任何理解都是曲解。在這樣一針見血的事實面前，我不禁為抽象化的生命的蒼白感到無奈，并且恐懼。

而這種恐懼往往并非針對成見的形成——事實上我們都無法阻止這一切，成長的過程本身就是成見形成的過程。可怕的是“我們運用成見時的那種輕信”，我們常常“喋喋不休地使用我們的法則去描繪世界”。當我們確定作出價值判斷不會對我們本身，比如信譽、人身安全，構成某種威脅后（事實上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被基于成見的某種情緒沖昏了頭腦而疲于考慮這一點），大多數人樂于發表津津樂道的見解

——即使這種見解對所指向的對象有所傷害。令我記憶猶新的是播放央視“同性戀愛滋病”主題新聞調查的課后討論，有一位同學下意識地用到了“同性戀患者”這個詞語。事實上關于“艾滋病患者”這樣的稱呼也往往是帶有偏見的，對于尚未發病的正確稱法應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這樣的習慣性“錯誤”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其源頭即為我們（主流人群）對使用成見的輕信。在一個同性戀幾乎沒有合法權益可言、艾滋病依然受到大眾歧視的社會中，非主流群體受到歧視幾乎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以社會主流價值觀作為標準的公眾受到過多的責備似乎是不合理的，那么責任就似乎更應歸到負有引導公眾輿論責任的傳媒身上來了。在GOOGLE或百度上搜索“艾滋女結婚”這一詞條，相關內容即達到六十萬條之多，這的確反映了近年來媒體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度與日俱增，但這個標題卻又讓人感到不適：一種以強勢人群自居的、以同情為偽裝的、顯而易見的偏見，諸如此類的報道還有“馬加爵事件”，等等。在追求發行量、收勢率和點擊率的當下，刺激眼球的爆點成了諸多媒體競相追逐的對象，然而在追求爆點的同時卻往往忽略了新聞報道的基本要點，屏棄偏見的客觀公正，更不要提再上一個層次的所謂“基于人道視角給予的人文關懷”。如何在新聞報道中控制成見的介入并對其加以矯正，以免形成一種畸形的論斷對受眾形成不公正的引導，似乎成了一個誰也回答不了的問題。而那節課上另一位同學的發言中（他指出該節目中對于同性戀如何感染艾滋病毒的途徑描述含糊不清），我又發現了自身成見的一個盲點：由于事先對這一群體及問題的關注，使得我將這種了解和預判強加給了并不具備這種背景的大多數人，我的下意識中產生了一個成見引致的幻覺——“這一切應當已被大眾廣泛接受”——于是，如果換作我處理這一問題，恐怕也會有同樣的慣性忽略，而大眾對同性戀的認知水平卻恰恰沒有達到我的幻覺中的這一程度。因此，避免認知水平差異所帶來的盲點，在新聞報道中也顯得尤為重要。

于我本身而言，又不得不延伸性地想到一些更為現實的問題，已然選擇了新聞作為學習的專業，一如滑入一條即定的軌道，幾乎勢必要在將來某一時刻踏入這一行業從事相關工作，勢必主要針對某一階級利益為某一社會群體服務，勢必形成與之相關的成見作為報道的出發點，勢必面對如何把持客觀公正、平衡理性與感性這一命題，并且勢必面對己身的良知道德與政治、資本權利的對抗??在這一連串帶有極大可能性的問題面前，在李普曼的引導下試圖正視成見的我，不得不承認，我感到極度迷茫與困惑。

而恐懼的另一面來自于某些利用成見導致的可怕結果。李普曼在書中大量引證分析了一次世界大戰中利用即有觀念而散布的謠言，例如在《作為屏蔽的成見》中“比利時天主教士鼓動人民攻擊孤立無援德國小分隊”這樣的例子。其結果便是“那些謊言激起了對所有天主教徒而不僅是對比利時天主教徒的仇恨”。李普曼對此解釋簡單而精妙，即“一個聯想的過程”，通過成見的刺激加之人們本身具有的豐富想象力，“如果對一件事情產生了強烈憎恨，我們很容易就會把它同我們所強烈憎恨或恐懼的絕大多數其他事情聯系起來”，于是仇恨被放大、沖突被升級。像這樣典型的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緣由而策劃的宣傳活動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在宣傳的加工蠱惑下，成見再一次成了不可救藥的幫兇，而暴民政治則應運而生，那些真知灼見的聲音被巨大的情緒化浪潮所淹沒，連些微的泡沫都被人視而不見。希特勒基于“日耳曼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口號實施的不可理喻的種族滅絕，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利用數百萬懵懂青少年的蠱惑性講演把社會推向崩潰邊緣，八九年“**事件”對情緒激動的學生群體用謊言進行煽動的少數極端分子，以及所有人都記憶猶新的，零五年以抗議小泉屢次參拜靖國神社為起始最后演變為全國范圍激烈的示威游行的“反日風潮”??在政權、資本以及反社會反人類欲望驅使下指控與迫害對立群體、教唆挑撥普通民眾的行為大多“成效顯著”，在戰爭、革命中都是如此。成見影響下的身份認同，會驅使大眾具有一種普遍的趨同性：當一部分人做出某種表態后，另一部分人也會跟著發生觀念的轉變，最后徹底倒向多數人的陣營。這就像引發核衰變的臨界中子數量，只消少量變可引發連鎖反應（chain reaction）。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也是民主社會傳媒最大的隱患，即話語權一旦被資本、權力的擁有者所掌控或左右，難免會試圖營建符合其價值利益的意識形態。

李普曼在書的最后則提到了解決“輿論”困境的方法，利用新聞界加以組織輿論，而不是由新聞界組織輿論；獨立的專家團隊提供足夠清晰的事實記錄；提高公眾的教育水平，訴諸理性。雖然作者這里的方法帶有強烈的理想色彩，但我們可以也許可以朝這方面不斷努力，而新聞界非“輿論法庭”的提法也值得中國媒體進一步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