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做新聞》讀書筆記

《做新聞》讀書筆記

鳳凰傳媒10研李爽

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本 “難讀”的書，因為作者站在社會學的視角，運用諸多社會學的理論來解讀新聞生產，對社會學相關理論的陌生加重了我閱讀的難度，故花了些時間先把稍不易理解的社會學名詞整理了一番，在基本了解這些詞語和理論的大意基礎之上再來看這本書，難度減輕一些。

一、名詞梳理

（一）知識社會學

知識社會學是研究知識或思想產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聯系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思想社會學。1924年，德國社會學家M.舍勒在《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一書中首先使用“知識社會學”的名稱。這里的“知識”一詞的含義包括思想、意識形態、法學觀念、倫理觀念、哲學、藝術、科學和技術等觀念。知識社會學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文化制度、歷史情境、時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會文化之間的聯系，或者說是研究這些社會文化因素如何影響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產生和發展。知識社會學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學本身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社會學轉向研究意識形態的發展與社會文化的聯系的結果。曼海姆是繼舍勒之后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1929）、《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1940)、《知識社會學論文集》(1952)等。曼海姆認為，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對思想的形成、發展、變化及各種觀念的相互依賴關系進行有控制的經驗研究，找出意識形態與社會群體的聯系，然后由經驗研究上升到認識論高度，探討思想意識反映社會存在的真實程度，確定思想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系及其結構，建立起檢驗知識或思想的正確標準。他所說的社會存在，主要指知識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包括階級、社會地位、職業群體、代際關系、生產方式、權力結構、歷史情境、競爭、沖突、流動，以及價值觀、世界觀、社會思潮、時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知識社會學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基礎、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形態和存在的關系。當代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愈來愈走向經驗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識的生產、儲存、傳播和應用。當代大規模的知識生產和傳播，造成一種知識密集的社會。社會學愈來愈重視知識在社會發展、變遷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涉及知識或思想在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等一系列問題。

（二）常人方法學

常人方法學也稱民本土方法論或俗民方法學，是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互動中使用方法的理論，其創始人是美國社會學家芬克爾。常人方法學認為，社會學應該研究常識世界，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實踐活動，而實踐活動具有能動性。在日常實踐過程中，行動、說明和場景構成了復雜的整體，它們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辨證關系，它們互為條件使實踐行動具有反身性。這就是說，行動與環境是不斷處于相互建構之中的，對人們行動的理解應該是對其實踐系統的理解。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溝通和社會行動具有“索引性”，即當事人的實踐活動運用共同完成且未經申明的假設和共享知識進行。由于日常語言和實踐行動是以“索引性表達”的方式進行的，所以僅從遵守規則的角度來考慮行動問題并不合適。行動（或表達）的“無盡索引性”表明，對它們的意義必須訴諸索引及其行動表達的意義才能理解。

（三）主體間性

主體間性概念的最初步的涵義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統一性，但在不同的領域中，主體間性的意義是有差異的。在主體間性概念的形成歷史過程中，事實上涉及了三個領域，從而

也形成了三種涵義不同的主體間性概念，這就是：社會學的主體間性、認識論的主體間性和本體論（存在論、解釋學）的主體間性。社會學（包括倫理學）的主體間性是指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關涉到人際關系以及價值觀念的統一性問題。哈貝馬斯認為在現實社會中人際關系分為工具行為和交往行為，工具行為是主客體關系，而交往行為是主體間性行為。他提倡交往行為，以建立互相理解、溝通的交往理性，以達到社會的和諧。包括哈貝馬斯在內的主體間性理論都具有烏托邦的性質。認識論領域的主體間性意指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它關涉到知識的客觀普遍性問題。最早涉及到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的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胡塞爾建立了先驗主體性的現象學，把先驗自我的意向性構造作為知識的根源，這就產生了個體認識如何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為了擺脫自我論的困境，他開始考察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他認為認識主體之間的共識或知識的普遍性的根據是人的“統覺”、“同感”、“移情”等能力。胡塞爾的主體間性概念是在先驗主體論的框架內提出的，只涉及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認識主體與對象世界的關系，因此只是認識論的主體間性，而不是本體論的主體間性。

（四）框架理論

框架的概念源自貝特森（Bateson , 1955），由戈夫曼將這個概念引入文化社會學。后來再被引入到大眾傳播研究中，成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高夫曼認為對一個人來說，真實的東西就是他或她對情景的定義。這種定義可分為條和框架。條是指活動的順序，框架是指用來界定條的組織類型。他同時認為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也就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關于框架如何而來，高夫曼認為一方面是源自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經常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框架定義可分為兩類，一類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圍；另一類是架構——人們以此來解釋外在世界。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為一個名詞和動詞的復合體。作為動詞，是界限外部事實，并心理再造真實的框架過程；作為名詞，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對于作為動詞的框架，學者們對于它的具體機制作了許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說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認為是選擇、強調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選擇與凸選，而臺灣的鐘蔚文與藏國仁認為是選擇與重組等。中國學者潘忠黨認為，框架的分析，“是一個關于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實的研究領域”。對于新聞媒體的框架研究，學者們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認為框架是新聞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認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認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方式的建議。在對新聞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認為，框架是新聞工作人員、消息來源、受眾、社會情境之間的互動的結果。

框架可以界定為采取一種集中的組織思路，通過選擇、強調、排除、增加和精心處理等方式，通過標題、導語、引文和重要段落的體現，對新聞內容做出報道的做法。如對恐怖主義的報道。新聞框架影響了受眾如何想，影響受眾如何處理和儲存信息，將受眾的注意力引到事實的某些方面，從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長期的狹隘的程式化的報道難免會產生刻板印象，框限了受眾的主觀認知世界的活動，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但受眾也是根據自己的認知結構對事件進行主觀解釋，并建構社會現實的。因此，在社會現實的建構中，存在著新聞工作者的框架和受眾個體的框架，兩者之間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關性。

（五）自反性

書中這樣解釋自反性：它涉及現象的語境嵌入。它指敘事被嵌入敘事本身所刻畫，記錄和構成的現實之中。說話所傳達的意義是在實際交談過程中通過就地進行的談話運作方式

產生：談話本身及其構成內容的意義被注解或描述的方式是談話的組成部分。

更多理解在于：維度一：社會學理論一般使用自反性概念是屬于認識范圍，以他們的定義：廣義的自反性，意味著一個理論的假定應用于該理論自身，而更廣義上是指專家系統的自我監控（或自律），根據自己設下的假定盤問自己。不那么嚴格的構成主義派的科學社會學家，把這個概念擴展到日益個體化的外行公眾自反性地盤問科學假定與專家系統本身的增多的傾向，而不只是科學界的自反性。社會學理論一般使用的自反性概念，來討論社會行動者如何得以越來越多地監控與組織自己的個別生活敘事文，討論社會本身如何通過社會科學更加有能力自我構成。自反性則好比是反射作用，既非個人化也非有意識也非有目的的。自反性是自反性現代性的核心原則與簡單現代性的原則相抵觸之所在。

自反性首先是結構性自反性，在這種自反性中，從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的能動作用反作用于這種結構的規則和資源，反作用于能動作用的社會存在條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在這種自反性中，能動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在其中，先前動因的非自律之監控為自我監控所取代。用一些通俗但不甚準確的話來說，就是某事物在追求其自身的目標的過程中醞釀了另一事物能夠反作用于自身并使自身要么更加強于追求目標要么被它消解。

（六）雙重解釋學

在一定意義上,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的任何理論圖式本質上都是一種為建立特殊描述類型的實踐活動的模式。社會學探討的是在社會行動者本身已經構建的意義框架范圍之內的領域,而且社會學在普通語言和技術性語言之間進行協調并用它自己的理論模式對此進行了重新解釋。社會學分析的首要任務就是,在社會科學描述性語言的范圍內對不同的生活形式進行調解和解釋說明,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作為人類能動行為的結果來進行解釋。

更直白一點,“雙重解釋學”意味著社會科學的邏輯必然包含著兩套意義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動者構成的充滿意義的社會世界;其二是由社會科學家創造出來的元語言。這兩者在社會科學的時間中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科學家用于理解社會過程的概念和歸納被作為行動者的常人所用,這些人能夠改變社會的進程。因此,社會學家與常人的所作所為并沒有什么不同。

（七）索引性

書中是這樣解釋的，索引性是指社會參與者在運用敘事時，可能賦予這些敘事各種與其所產生的語境無關的意義。

更多理解在于：按照加芬克爾的對日常交往的社會學想象，交往中很大程度是“索引性表達”。也就是說我們談論的社會世界是流動的，不容易被發現，也不能被定義，只能在特定的相關個人在具體情景中心照不宣地理解。引文索引性表達本身的前提是這種表達讓對方很容易理解他們，明白他們在說什么。人們通常不會相互要求對方解釋他們所說的話，即使這些話是潛在地具有模糊性的。由此下推，社會交往是很脆弱的，如果人民不普遍認識與理解，人們的交往就很難可能。加芬克爾關注社會交往，更著重在社會普通人每日情景中運用常識、程序及思考進行情景處理。在人們說明、說明過程和說明過程實踐上發揮想象。

（八）自然態度

書中這樣解釋：自然態度就是對經驗到的社會現象不加置疑，好像本來就是“自然”在那的一樣。

二、對本書的整體把握

按照一個慣常的理解，這本名為《做新聞》的書無疑要把重點落在“做”上，進一步講，是落在如何做上，作者把它稱為“新聞的生產”。整本書的前七章，圍繞新聞組織如何各自

分工，在社會這個大工廠中及時而有效地生產出新聞產品。關于新聞形成過程的描述是在很多新聞學書籍中都曾有過的，而且往往是些教材類書籍必備的章節，但塔奇曼這本書給我的感覺之不同之處在于：她因為擁有了一雙近乎于X射線般的眼睛，可以穿透新聞世界紛繁復雜的表象，直逼新聞制造過程的本質，抽絲剝繭般將時而帶有神秘色彩的新聞生產如此赤條條的展現在我們的面前，猶如撥開愁云見明月般清澄。讓人不禁為曾經為所有知識而竊喜感到羞愧難當。她見他人所未見，甚為細致的分析了新聞的時空特征，以及在時空關聯下建構的新聞網絡，進而形成全時廣域的新聞覆蓋，在這樣的覆蓋下，使得新聞工作者行動自如而有序，使得一切現實的重構變得自然而然。我想，這可能得益于塔奇曼細致深入持久精心的實地研究，第一手資料的獲得加上親身經驗，才使得她的論證更具說服力和可信度。而從后三章開始，塔奇曼筆鋒一轉，又將視角的深度進一步挖掘，直至其所能見的最底層。用一種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這一本已足夠深入的新聞生產，在過程背后所隱藏的東西：即新聞作為一種知識，一種社會資源，一種意識形態以及社會行動者的參考，是如何在新聞工作者及其組織的加工之下稱為社會合法性的證明者和守護者的。這一層面似乎又一下子為人們打開了一扇更寬敞的看新聞的窗子。

李普曼曾把大眾傳媒所展現的環境稱為是一種“擬態環境”，我們通過大眾傳媒是無法抵達現實真實的。塔奇曼顯然是贊同李普曼所說的，新聞是人們了解世界的窗口。不過，他進一步指出，這個窗口的存在受制于兩個方面的因素。客觀方面就是窗口本身的大小、位置等等外在因素，還包括決定這個視野的視點的位置。另外一個方面，對于站在窗外的不同階層的人來說，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姿勢，以及看待窗口時的心情和態度似乎也會影響到對世界的理解程度。人們開始對窗口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被描述的發生興趣。顯然，這種描述的內容對每一個觀察者的影響都是至為深遠的。對此，塔奇曼認為，新聞是根據一定的框架來建構的。新聞把單純的事件轉化成公共討論的事件，就是賦予事件一種公共性格，正因為如此，所以新聞具有一種機構的屬性。于是，在這里，塔奇曼很自然地就把新聞生產與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結合了起來。作為一個專業機構，新聞媒體必然依據一定的規范來運營。這個規范逐步確立的過程，也恰恰是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確立的過程。當然，我們必須馬上指出，新聞媒體的規范與新聞專業主義并不是完全統一的，甚至在不少時候，它們之間會出現某種背離。這在黃旦那本《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中有所體現，媒體所有者與職業傳播者之間的利益和價值的博弈正是這種沖突的表現。

在對新聞組織化進行考察的過程中（主要是塔奇曼對報社以及電視臺的實地考察），他發現，新聞的生產被置于時間與空間的網絡中。從空間的維度來考慮，新聞機構對自己所擁有的記者在地點分布上做了使其發揮最大效用的安排，新聞機構就能保證自己的報道觸角能伸展到每一個新聞可能發生的區域。而新聞把關人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在眾多的信息中進行第一輪選擇，這種選擇的主要方式就是類型化，將新聞劃分為硬新聞與軟新聞、突發性新聞與發展性新聞、連續性新聞。我認為類型化是新聞機構作出選擇的必要的過程，即便不是按照軟硬等標準來做歸類，新聞工作者也會找到另外一種歸類的方法，這是新聞信息廣博的性質決定的，而類型化不過是框架生產線上的一道比較重要的工序罷了。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很好理解編輯記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為什么會有一種自覺“把關”意識。黃旦認為把關人構成了對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公開挑戰。但即使是這樣，大多數記者編輯都會自覺地融入到整個新聞生產的實踐當中去。這或許說明他們對新聞生產機制的主動依附。

塔奇曼認為，在新聞機構中存在著這樣一張錯綜復雜的關系網。正是這張關系網，不僅對每一位身處其中的記者編輯有了很大的約束作用，使他們有競爭又不致于破壞整個機構的運行，同時又保證了新聞能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通過電視新聞敘述方式的解析，塔奇曼又告訴我們，所有被生產出來的新聞半成品與成品，都無一例外地遵循著時空交叉組成的生產方式，簡而言之，新聞也是一系列標準化的產品。正因為新聞是標準化生產的結果，所以

對婦女運動的報道就從一開始就被奠定了基調，從而也就決定了整個運動發展過程無法擺脫的媒介鏡像。

上文說過，這是一種慣常的對如何生產新聞的理解思路，而我讀后的感覺是，這本在詳細介紹如何生產新聞的書的本質目的在于，對新聞維護現實合法性屬性的質疑，進而是對現實合法性的質疑。這是我對自己產生這樣想法的疑惑，也在試圖得到這種疑惑合理性的答案。先試圖去自己解決一些問題吧，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或者可以找到一個更為明辨的問題方向。

三、正在尋找答案的問題

（一）新聞組織及其工作者不該通過新聞去證實社會的合法性嗎？

這一點我們必須正視：新聞作為社會生產的一個環節，身處社會制度以及結構之中，本身即被社會制度這個框架所限制，反映出一定的社會現狀是必然的。而我認為社會現實是否合法，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是新聞組織去定義或者限制而形成的，而是由新聞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所引起的結果，其最終具有決定性的主體是公眾而不是新聞組織。公眾對于一種社會現實的描述給予完全的好不質疑的篤信，當然這是由于新聞意識形態化所引起的，新聞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阻礙了質詢精神，因為它阻礙了某種分析性的理解，而社會參與者正是通過這種分析來理解自己的命運。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聞阻礙了言論自由和公眾統治的理性主義模式的實現，因為它阻礙了對當代社會真相的探尋，阻礙了人們接近真理的道路。這是這種毫無質疑才導致了新聞建構的現實社會合法化。縱觀全書，塔奇曼整個的論述，包括對新聞生產環節的描述，其實只是為了證明這樣的問題——新聞使得社會現狀合法化，而他自己對此的態度是，他認為新聞是一種社會資源，它的建構限制了當代生活的分析性理解。新聞通過網絡傳播，通過類型化報道方式，通過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要求，通過事實和消息源之間的相互建構，通過新聞敘事的表現方式，通過對憲法第一修正案關于私人財產權和專業主義權力的聲明——通過所有這些現象來作為一種客觀化了的限制或者資源，使社會現狀合法化。這一系列的論證似乎暗指新聞的一個陰謀即是為了維護現狀的合法化。其實塔奇曼是反對這樣的一種維護的，但此書論述到這里就結束了，并沒有繼續深入下去，他是想以此引起人們對現實合法的質尋，啟發人們的探求真相的精神，但可以其后續的論述并不充分，在書中也只是略微點到而已。

（二）如果沒有框架，我們應該怎樣做新聞？

塔奇曼全書的主線在于，依賴于人們把現實生活的碎片規整成自己的經驗和知識的規則這樣的框架，使人們經驗到的生活世界，有了條理和秩序，同時，這些被整合了的條理化的經驗知識，又成為人們下一次理解生活世界的基礎。他認為，框架是編輯記者在新聞生產中必不可少并堅持運用的東西，是框架使一個偶發的事實變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變成了一則新聞報道。新聞框架不僅僅組織新聞生產，而且實際還起著組織生活現實，并賦予其秩序的作用。但新聞框架不僅生產意義，而且限制意義。它通過劃定一定的界限，將信息組織在一個范圍之內，從而縮小了選擇的可能性。框架的出現以及被意識，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新聞生產上的一種神秘感，于是開始遭到對其真實性的置疑，因為新聞工作者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框框中完成的，它甚至將每一個步驟都作出了規定，類型化我認為其實就是框架的一部分，它便于新聞工作者以最大的效率來選擇確定哪些有價值的信息可以成為新聞。打破這種框架似乎可以使新聞報道從刻板的模式中解放出來，成為真正自主的反映現實的東西。但如果真的沒有框架，這個具有機構性質的活動乃至機構本身要遵循怎樣的工作才能完成滿足公眾知情權的責任呢？我想正是新聞的這種公共性和組織機構性以及信息的廣泛性才使得框架有其生存的土壤，雖然框架的限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和新聞的生產產生一定的限制，就像意義被生產也被限制一樣，但遵循一定的規則和原則是任何一個機構所需要的。如果沒有框架，新聞要如何生產，我無法給出答案。

（三）塔奇曼對新聞專業主義提出挑戰嗎？

因為新聞學與社會學一樣具有自反性和指稱性特征，因而社會學理論推翻了新聞專業主義所標榜的新聞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報道的神話。因為新聞專業主義的基礎是傳統的收集和傳播信息的方法，而不是把這些方法作為集體的人類事業去考慮。所以，人們有理由懷疑新聞報道是否具有必要和必然的公正性。這就造成了對新聞專業主義所宣稱的“獨立公正客觀”等理念的挑戰。塔奇曼在書中從功能主義的角度解釋說，任何新聞的社會認識，都是依賴于其社會結構，社會結構產生社會準則，這些準則中就包含判定社會生活哪些方面是有益或者重要的基本態度，換句話說，當社會中關于重要或者有益的判定成了眾人所認同和遵守的準則，那么，新聞報道什么，選擇什么，自然就是這些準則的反映。一個行業的專業實踐標準就是社會準則的具體反映。按照這樣的邏輯，即是不管新聞工作者做怎樣的努力，也無法改變社會固有的準則和結構，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對新聞的選擇和處理新聞的態度。也就是否定了新聞專業主義對新聞盡可能反映客觀現實的一種否定。但我認為，即便塔奇曼的邏輯是正確的，但我們的社會仍需要堅持新聞專業主義，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無法從質上改變對新聞的選擇傾向，但可以對新聞真實和公正起到量上的影響。

第二篇：《發掘新聞》讀書筆記

《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

讀書筆記

一說讀書筆記，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筆記》，不久前拜讀過。說來慚愧，這還是我長這么大，第一次細讀筆記文體。讀后感寫過不少，但大多數還是“作業性”文章；從未正兒八經寫過讀書筆記，對此“行情”也不甚了解。不過根據我的理解，讀書筆記要比讀后感好寫得多，也自由得多，靈活的多。寫作時完全可以“筆隨思動”，隨著閱讀的進度時刻宣泄自己的感情，甚至這種宣泄可以沒有固定主題——只要我想表達。還可以天馬行空的展開聯想，大膽提問。以下我的寫作，大致就是根據這個理解基礎展開的。

在本書開頭《致謝》這篇中有段文字：制陶時最美妙的一刻就是陶器將要成型前、輪盤還在轉動的那一剎那，就在無限的可能在最終固定在某一種可能性中之前的那一時刻。太精彩了！作者還說：寫作的進程是由希望和抱負驅使的，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必須要受到寫作自身局限性的約束。深以為然之！

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當代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媒介社會學學者之一，資深教授。諸多論著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這部初版于1978年的《發掘新聞》。

老實說，開始覺得讀這本書對我來講一定是段痛苦的歷程，所以遲遲不敢翻閱。現在看來，我確實有些先入為主——因為無可否認這本書寫得很棒！此書原是一篇博士論文，主要研究美國法律和美國新聞業中客觀性理想的發展歷史，后改寫為書。緒論中表明這本書的兩個目標：

一、發掘這一行業的根基，這樣就有希望揭示其他行業的基礎。

二、重點研究現代新聞機制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之間的互動關系上。關于第二個目標，我在閱讀中深有體會，下面會提到。

一般公認，19世紀30年代是美國新聞業革命的標志。這場革命使“新聞”戰勝了社論，“事實”戰勝了觀點。這場變革伴隨著政治民主化和市場經濟范圍的擴大而逐漸成形，不久之后，客觀性便成了新聞工作者不得不遵守的法則。這一時期，報紙名稱由“廣告報”轉為“先鋒報”、“明星報”的這次變革，被稱為美國新聞業的“商業革命”。這場革命專指當時勇于打破傳統的商業化報紙和黨報，并成為后來報業典范的“便士報”。便士報在經濟結構上，廣告和銷售所帶來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收入，取代了倚賴社會關系和政黨關系的財源。經濟上的獨立無疑使報紙的自主空間增大，在廣告上就有兩條明顯的體現：廣告內容迎合廣大民眾和廣告變成純粹的經濟信息交換，不牽扯道德判斷。針對這點，便士報自己的說法是：我們只能說本報為自身利益而刊載的職責僅在于確保這些廣告沒有不雅或不妥之語言，并無責任深究廣告內容是否名實相符。那是對此廣告有興趣的讀者所做的工作，與我們無關。這讓我不由自主想到了現在的明星代言虛假廣告，如果相關違法廣告確認是明星代言的,那么他不僅要將代言廣告獲得的廣告費如數上交,還要向廣大消費者公開道歉。按照我國《廣告法》規定,虛假廣告獲得的收入,責任人應做出一到五倍的賠償。明星代言要負責，廣告載體不用負責——似乎有點說不通。

總之，便士報更主動也更自覺地表達了編輯的個性和信念，不再只反映一小群商業精英的生活，而是描摹大都會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彩多姿的貿易、運輸、制造業等中產階層活動。便士報開始去尋找新聞并花錢聘雇記者，同時使“獨家報道”成為報業競爭的堅實基礎，也首度讓家庭口角和丑聞成為新聞。作者將這些轉變視為“民主市場的興起”。對這場美國新聞業的革命的解釋歷來也是眾說紛紜，在“科技論”解釋中提到：人們對書本和報紙日益增加的需求，便是一位印刷界史學家所謂的“對新發明的永恒刺激”。我認為科技的發展和報紙的變革是雙向刺激，這些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李普曼認為，新聞業在任何一個國家內都要經歷不同階段的自然發展過程。第一個階段，報紙由政府壟斷控制；第二個階段，報紙從政府手中掙脫、投入政黨的懷抱；第三個階段，報紙開始逐漸遠離政府、遠離政黨，依賴廣大讀者的支持贏利（始于便士報的誕生）；第四個階段（一戰后），“職業”時代的來臨。我覺得這個總結非常精辟。

《紐約先驅報》無疑是當時最重要的便士報，總編輯貝內特也是美國新聞界最具開創性的人物。《先驅報》比便士報更嚴肅，更負責，又比華爾街的大包更生動，更富娛樂性。我認為貝內特成功地搶奪到了中產階級讀者群是《先驅報》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民主市場社會的崛起和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都使該報有了廣泛肥沃的生存土壤。這就聯系到了作者的第二個目標，報紙的發展與社會的變化密不可分。

由“古巴婦女被搜身”引出的一大串事件揭示了19世紀90年代新聞業的一大特征：記者有史以來首次在報業世界扮演了主角。這件事再好不過地表明“記

者時代”的來臨。我想這時候記者身份的提高與便士報開始雇傭記者報道地方新聞這個基礎是脫不開的。新聞業越來越看重大學文憑，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記者社會地位的提升。書中有一段描寫：“新生代記者”年輕、天真、朝氣蓬勃、胸懷大志，接受過大學教育，通常鎮定自若。年輕的記者將滿腔熱忱投入到工作中，希望這種經歷能激發自己的創造力。我個人非常喜歡這段話，并且希望自己能擁有這些特性。就像書中后來提到的：新聞不再是偶然涉足的一份工作，而成為自己選擇并愿為之奉獻的職業——感覺好親切。麥克斯韋說新聞要“快、銳、準”，總編們也說：新聞和評論觀點不應摻雜在一起。不過，作者的一句話切中要害：若事實并不能完全排除想象潤色的成分，那么它也無法完全排除摻雜其中的評論觀點。無論是那時還是現在，記者、編輯、編輯部主任對新聞的要求都各有側重：記者們厭惡強加到自己身上的無聊原則；編輯們既要照顧下面記者又要顧慮上面老板；主任們著重弄清事實，打擊記者們傲氣，在報紙上烙下個人印記。就像書中把記者和編輯的關系比作兒子和父親的關系，是一個循環的矛盾。即使大的環境如此，也總有些例外：斯蒂芬斯用高壓手段強迫記者保持新鮮活力和個人魅力。一旦發現兩名記者風格相仿，他就會立刻炒掉其中一個。這種做法實在是讓我驚嘆！不過總體來說記者們：愿望服從于事實、夢想服從于現實、道德感服從于現實政治、宗教服從于常理。有一點我不太明白，為什么“記者雖然與編輯吵個不休，心里卻與他們非常接近”。還有兩句話我認為揭示了記者的一部分本質：“記者故意擺出一副消極的姿態，為自己懷疑一切的道德觀感到無比自豪。”“他們覺得自己的道德宣言是真理，就像自己揭露的事實一般無法辯駁。”對新聞報道要客觀的要求使記者變“冷”——這是我認為的原因。

19世紀90年代，兩類新聞模式：以《紐約世界報》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信息”模式。一方認為報紙不是通過提供事實，而是通過篩選、修飾事實來引導大眾生活。另一方認為報紙的角色應該被定義為一種獨特的文獻形式，提供的事實不能經過修飾，純粹用于傳達“信息”。信息的最高目標就是要“不證自明”。

《世界報》有驕人的發行量，同時我認為它推動了廣告業的發展。“包括新聞在內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也應該成為廣告”這種觀點使《世界報》開始進行“自

我廣告”，不僅創新地使用插圖形式，還出現色彩越來越重、字號越來越大的標題。它對漫畫、插圖、標題格式的自由運用，對簡單詞匯、內容、句式結構的強調，都使它成功地占住了移民者的市場，也迎合了中產階級新的生活方式。普利策僅僅是將便士報革命延伸到了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就締造了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巨大發行量是報紙。這也充分證實了報紙和社會整體狀態緊密相連，報紙應順應社會人口、階級、意識形態的變化而改變。就像美國南美戰爭之前，社會精英對文學偏愛有加，甚至在新聞報道中也喜歡華麗絢爛的文風，不喜歡平鋪直敘。到了1900年，經濟、社會精英階層轉而支持“信息”類新聞，這類報道又被高度追捧。

當時還有一個現象：社會地位共同的內部表征既然不存在，外在表征就變得尤為重要了。人們只能“通過外表而不是其自身”來評判他人。我對這點深有體會，現在的社會又何嘗不是這樣？物欲橫流，追名逐利的今天，不就是“看表識人”嗎？浮躁的社會，浮躁地生活。

《時報》建立了新聞業的標準。在低俗新聞業最為狂熱的年代，《時報》以其高格調的作風和保守的政治觀點確立了它的“尊貴體面”，降價促銷使它茁壯成長。“一家干凈的報紙，它為高尚的宗旨而奮斗，刊登一切適于刊登的新聞，以獨立的立場由衷表達自己的意見”。《時報》迎合了特定社會階層的生活體驗，它的讀者相比之下更加獨立，并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小插一句，從《時報》的發展來看，政治觀點還是對報紙有很大影響的，雖然它不是黨報，也不需要政黨提供財源，但大多數的報紙都還有自己的政治偏向。

報紙之間的道德分野，也許就像是人類大腦功能的道德分野一樣：一邊是高貴的抽象功能，另一邊是不那么高貴的情感功能。能控制自我的人閱讀政治新聞，而放任自己的人去讀謀殺案和名人八卦。信息代表著一種自我否定，而故事則代表自我沉溺。超贊這段話！這讓我聯想到了錢鐘書先生的比喻風格。非常精彩！

到了第四章，不得不說我閱讀起來已經非常吃力了。有三段話倒是讓我眼前一亮“由獨裁體制推上寶座的領導人似乎要比選舉體制選出的領導人聰明、堅毅、勇敢百倍”；“公共事務不是公民的個人事務，公共事務大部分都是看不見的，是在離公眾很遠的地方由未知的力量在幕后操縱著”；“群體意識并沒有特別的智慧之光，相反，智慧往往存在于參與管理過程的知情者和專家學者的頭腦里”。乍一看這顛覆了我們現在追求的民主觀，但細想一下不是沒有道理。有句

俗語：永遠不要懷疑你的上司。聽起來好像豈有此理，但這是一條準則：不站在那個位置，怎么知道應該想什么？怎么知道應該考慮哪些問題？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在軍隊里似乎從來沒有過“民主”，奇怪的是自古以來未曾受到質疑。想起來曾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民主會給班級造成混亂？》，上面說班內“民主”風開始蔓延，班干部工作受同學監督，班主任決定需多數同學同意才能執行。班主任對此深感不安，因為一些很“正確”的決定被同學們“胡攪蠻纏”不予通過。后來每個同學都收到一篇論述民主危害的文章：“印度解決不了溫飽問題是民主的錯”、“民主讓美國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相當混亂和低效”、“越民主越腐敗”、“缺乏民主是一種優勢”??最后班主任在班會上寫道“民主有時意味著低效和放任自流”??李普曼認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其實就是圈內人和圈外人的區別。我認為很有道理。

這一章后面提到了公共關系和宣傳。我沒有很深的專業性理解，在看的時候參考了上課時講的第二章《新聞與宣傳》的筆記。明白一戰是西方宣傳概念變遷的重要分水嶺，也了解了“發言人”的出現歷史。“新聞發布會”使記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獨家新聞、內幕消息、內幕情報等。大家得到的新聞稿都是一樣的，所以我認為，這時候記者們就該競爭“評論”這一方面了。不過“評論”在狹義上理解好像又不屬于“新聞”，這真是一個既尷尬又無奈的境況。

第五章內容在我看來更晦澀難懂，以下就揀揀我感興趣的說說吧！新聞業的價值——或恐怖之處——不在于能否代表公眾意見，而在于能否控制輿論。一語中的——揭示了新聞業的本質！我曾經有感于某事寫過一段話：“現在媒體監督越來越厲害，陰暗事件的曝光率也愈來愈高，新聞媒體已經成為了透視社會最大的窗口，輿論監督的作用絕對不容忽視！”我對新聞業控制輿論這點，深以為然之！

媒體和政府的關系似乎歷來都是討論不盡的話題。20世紀20年代典型的自由主義思潮認為，媒體就是民主政府的化身。對于美國來說，巴黎和會重塑了媒體和政府的關系。政府開始用一種有組織、有意識是方式來“控制”新聞，政府對新聞的管理也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62年11月五角大樓發言人希爾維斯特宣稱：“我認為政府天生有權撒謊，這是基本的、基本的權利，特別是在面對災難時，政府有撒謊自救的權利。”書中同時又提到“其實，新聞界早就習慣了與政府合作、為了國家利益不報道真相，甚至撒謊。”我贊成這點，我認為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民族利益，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媒體報道確實應該有情感傾向。

對抗文化并不是一種反律法的文化，盡管它為非理性和無責任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也不是一種純粹的精英文化，盡管它在60年代的精英群體中廣受推崇，并通過特里林所描述的現代主義藝術和文學得以流傳至今。現在對抗文化依

然很泛濫啊！特別是在網絡上體現：一事出名千人評；一人出名萬人罵（自己總結的，不盡完善）。

客觀性就是一套具體的慣例習俗，之所以能夠長久不衰，就是因為它可以降低記者為其文章負責的程度。如此，記者就可以引用權威人士的話語；但記者本身是不能獨立評價這席話的，必須要引用另一位權威人士的話。看的太透徹了，我已無需再多言。

寫到這里，該收尾了，我想用本書最后一段話作為結束：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點，即新聞從業者必須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樣，學會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時又要懷疑自己、懷疑同事、懷疑世界的表現，不迷失于世界。他們不會屈服于相對主義，也不會屈服于以客觀之名行武斷之實的傳統，今天有一些新聞從業者就是這么做的。這需要在個人和機構兩方面都包容不確定性，承受風險，一心求真。這一點做起來也許很難，然而卻事關新聞業的生死存亡，它會體現在新聞從業者日復一日的勸服中，并最終成為我們共同的理念。

第三篇：與新聞的讀書筆記

與新聞有關的讀書筆記

與新聞有關的讀書筆記1

我曾認為，只要能抓住新聞事件的六要素、有一定的文筆，誰都能夠寫出新聞、寫好新聞，但在讀了《新聞寫作》這本書之后才發現，寫出新聞不太容易，要寫好新聞只怕是可以用“難”字來形容。有人道“新聞無學”，我看倒不盡然。

新聞寫作是新聞業務課的基礎課程，也是成為記者必備的技能。面對龐雜的素材，要兼顧新聞的時效性、趣味性等特性十分不易，這本書給我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

(一)寫作原則方面

一，新聞價值決定新聞寫作。

時效性、重要性、沖突性、接近性、趣味性是衡量新聞價值的基本標準，他們的差別只在取舍的程度上體現出來。

由于新聞是關于新近發生事件的報道，因而我認為時效性是所有衡量標準中最重要的一條，第一時間把新聞報道出去是嚴肅媒體與通俗媒體共同的價值標準；沖突性與趣味性則是能夠抓住讀者眼球的重要因素；而好的新聞也必須努力滿足接近性這個要求，因為新聞說到底是拿給人民大眾看的，如果過于空泛沒有貼近人們的生活，我想這樣的新聞不會有什么人去看。

二，真實是新聞的生命。

我曾覺得只要有信息就能寫出新聞，至于信息到底是一手的還是二手的并不很重要。然而這本書講到，一篇好的新聞，在它的取材方面至少應該經過這樣幾道工序：過濾、核實信息，努力使信息準確、全面，觀點要公正、平衡。因為真實是新聞的基本要求，因而采訪即是新聞寫作真實的基礎，記者只有通過采訪才能開始新聞寫作，盡可能多的第一手資料才能構成一篇好的新聞。由此可見，即便二手資料是真實的，也要盡量地多去挖掘一手資料。

三，求新求變。

一般來說每個記者都懂得如何去抓新聞的各個要素，但你憑什么要別人讀你的新聞而不去讀別人的新聞呢？這時候比的就是誰的新聞內容更具創新性、表現形式更多樣化了。因此，在確保新聞真實的.情況下，求新求變也是寫好新聞的一個重要步驟。

(二)新聞語言方面

一，言簡意賅，準確無誤。

1.多用子概念

例如，“蘋果”就是一個子概念，而“水果”則是一個母概念。如果將“今年蘋果收成較好”寫成“今年水果收成較好”，那么新聞所要表達的內容就相差千里了。運用子概念能夠更好地保證新聞的真實性與準確性，使得讀者對于新聞事實有更貼切的認識與了解。

2.摳字眼，剔虛詞，慎用字

例如，“氣溫高達40多度”與“天氣很熱”相比，顯然前者更加準確能夠給讀者更清晰的概念。對于非延緩性新聞，“最近”、“近來”、“據悉”等虛詞應當盡量避免，新聞講求時效性，運用虛詞或過多地運用虛詞會使新聞的真實性和實用性都大打折扣，“據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稱”這樣的修飾也比生硬簡單的“據

悉”二字更令人信服。對于許多高級別的字詞，例如“最”字，在寫新聞的過程中應當盡量少用，因為此類字詞具有較強的主觀性，不太符合新聞客觀公正性原則。有的詞如果刪去之后原句意思不變，那么這樣的詞語就不該運用。

二，直截了當，使用短句。

新聞不應拐彎抹角，最好直接表達本意不加太多修飾，因而短句會比長句更加清楚得當。

(三)消息結構方面

讀此書之前我一直對消息結構沒有明確的概念，只憑感覺去對待這個問題，閱讀此書之后才了解到，原來消息結構包含：倒金字塔結構、正金字塔結構、平行結構等多種形式。

一，倒金字塔結構。

將最重要的內容放在文章前面寫，這種手法容易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同時，倒金字塔結構也是突發新聞事件報道最好的表現形式。

二，正金字塔結構。

正金字塔結構普遍是按時間順序來敘述新聞，按這種結構寫出來的新聞故事性會更強，它的優點在于符合傳統閱讀人的習慣，缺點在于沒有耐心的讀者讀不到最后。

三，章回體結構。

章回體結構適用于復雜事件、多原因、多元素新聞的報道，這樣寫出的新聞往往能夠寓繁于簡。但章回體結構的缺點在于，重點散落在新聞中，必須前后通讀才能了解事情全貌。

四，平行結構。

平行結構不受時間順序制約，適用于報道不同人的不同觀點和意見，它的優點是報道深入。

因此，面對不同類型的新聞事件，將它們寫成新聞也需要有所針對的選擇最適合的消息結構，只有選擇了合適的消息結構才能讓新聞的價值最大化。

(四)總結

這本書從新聞寫作原則、新聞語言選擇、消息結構三個方面十分詳細地表述了一篇好的新聞稿應該從那些方面著手去寫，我曾認為新聞稿能夠信手拈來，現在才明白要想寫新聞并寫好新聞并不是簡單的事，需要學習的內容也有很多，如何靈活地運用從這本書里學到的知識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

與新聞有關的讀書筆記2

昨天晚上，看中央臺的新聞直播，談及一種新建的公司，性質相當的特別，叫做離婚公司，專門勸說人們離婚的這年頭啥稀奇事都有，俗話說的好:寧教人打子，莫教人分妻.這公司的負責人，倒是很爽快的說:來我們這里的，百分百都是要離婚的，我們是勸離不勸和的但前提有三種標準，婚姻本質是無性，無愛，無益.話是這么說，但是每一樁婚姻的開始，男女雙方總是經歷了愛，才最終走到了一起，組織了一個家庭.至于后來，各種原因的困擾導致要分開也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可是，人活在世上，總要適合社會的群體性，大部分的人總是害怕社會輿論帶給自己不利的因素，即使婚姻過得一點也不幸福，也礙于面子問題，努力維持下去，可憐的人.

沒有愛，在一起的兩個人是很可悲的，也許他們嘗試著去改變，但激情不再，隨著年月的消逝，留在兩人中間的只有回憶.中國式的婚姻，無愛的家庭很多，他們靠什么維系呢?唯一的解釋的通的'理由，就是孩子，兩個大人為了一個孩子而捆綁在一起.想起來都覺得很可悲.相對而言無愛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無性才是最重要的，維護男女持久關系的關鍵在乎于此.那無性的生活該怎么辦?這就是國人和外國人的區別.國外，如果家庭出現這種狀況，唯一的結果肯定是離婚，而在國內，呵呵，也只有一方忍受苦果，或者以外出偷情滿足需求，保持一個幸福家庭的樣子，由此也產生了很多第三者的介入. 20xx年的年關將近，很多人搭上了20xx年的尾班車，趕著進入圍城.不知道未來等待他們的是什么?無論如何，他們都是勇者，敢于爭取與自己的最愛一起生活.而已經生活在圍城里的人，如果遭遇無愛，無性，也請你勇敢的走出來，因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與新聞有關的讀書筆記3

在12月3日閉幕的全國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工作會議上，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對于一些城市取消自行車道的做法，他深感痛心，強調說，今后任何城市新建的所有道路(高速環線除外)，都應當有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保障老百姓利益。城市的發展要體現社會公平，政府部門不能在制定政策時就向強勢群體傾斜。“任何人都不能以改革的名義來推卸社會責任，不能公共資源私有化。”

剛看見“新建道路都應有自行車道”這個大標題時，我想，畢竟是建設部副部長，就是專業，一眼就看出中國城市道路建設的缺陷。接著往下看，誰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建設部副部長竟然以社會學家的立場鏗鏘有力地討論起公共資源和社會責任問題。腦子壞掉了，連自己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出來現什么眼啊，真逗。

中國幅員遼闊，但承載了13億還冒泡的人口，無論如何生活空間也稱不上寬闊。尤其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使許多城市人口急劇膨脹。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馬路上人多，車多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建設部門索性將馬路上的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一股腦取消，全部修成機動車道，那叫一個氣派。

然而，我們畢竟不是紐約、倫敦、東京。中國還有大多數人不能負擔私人汽車。在公共交通不甚發達的情況下，這部分人只好使用價錢相對低廉的交通工具，摩托車或者自行車。如果馬路上連自行車道都沒有，這說明社會主流人群已經開始摒棄自行車這種交通工具，甚至或多或少地對使用自行車的人產生歧視。這樣一來，除了汽車外，摩托車便大行其道。摩托車是我最討厭的交通工具。對它的'厭惡最早來自于大學。上學時，校園里有很多歐美和日韓的留學生，經常能看見他們騎著重型機車在綠草如茵的校園中呼嘯而過，留下如拖拉機般的噪音和尾氣。到東莞工作以，更對摩托車深惡痛絕。因為東莞聞名于世的搶劫活動十有八九是借助摩托車完成的。搶劫者多騎著摩托車，從行人側面駛過，一把搶過行人的包或其他貴重物品。剛來時，我一聽見摩托車引擎的聲音心跳就加速。今年十月，為減少摩托車搶劫案的發案率，東莞開始禁摩。禁止外地摩托車在本地路面行駛。禁摩行動的治安效果不錯，但也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大量原來靠摩托車代步的人們現在怎么辦呢？東莞絕大多數馬路沒有自行車道，公共交通系統極其不發達，我懷疑他們是不是都跟我一樣選擇了走路上班。

祖宗們教育我們，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有中國特色的城市道路情況要求我們開啟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新城市建設思路。我們國家人多地少，還都擠在城市里，像西方社會一樣普及汽車，勢必使已經擁擠不堪的道路雪上加霜。使用占地面積小，行動方面便自如又環保的交通工具不僅可以大大緩解交通擁堵情況，還為減少尾氣排放、保護環境做出了巨大貢獻。統觀各種交通工具，惟有自行車可擔此大任。

因此，我非常贊同仇保興同志強調的不能忽略自行車道和人行道的建設問題，我們也算是殊途同歸吧。（誰幫我找一個褒義詞啊！）往小了說，這事關系著我今后怎么上班，往大了說，影響著社會和諧發展呢。支持建設部意見！

與新聞有關的讀書筆記4

是救人?還是報新聞?

前幾天，在廈門的某條路上，因為連續幾周的強降雨，導致路上積水過多，路人看不清路面的狀況，一名騎自行車飛馳的男子在這條路上的大坑上經過，摔了一跤。一名在路邊蹲了一個多小時等待有人在大坑上摔倒的記者抓住機會，拍下了這組照片，并在各大報刊上發表。

這組照片一發表，便引起了許多爭議，有的說：這名記者不應該為了出名而不去救那名男子，要是那名男子摔死了怎么辦？有的說：記者是為了讓有關部門注意這個坑上摔倒，不讓其他人再在這個坑上摔倒。

但是，我覺得記者這樣做是對的：

其一，這名記者在馬路邊蹲了一個多小時，是為了拍到這組照片，以便更好地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讓有關部門重視這件事。如果這名記者只是單純地報道這條街上有個坑，那么就不會引起什么重視。

其二，你可能會說：“那個人摔死了怎么辦？”但即使記者去救那個人，可過一會兒呢？又有人摔倒了怎么辦？因此，記者一定要這么做，這樣才是顧全大局，不會使更多的人在坑上摔倒。

其三，記者這一職業是發現生活中的`新聞，彌補一些社會上的缺陷。這名記者做的其實是為社會謀福利不使更多的人遭殃。總而言之，這名記者是為了謀大眾福利而這樣做的。反過來說，如果這名記者救了那名男子，那現在這坑就不會被填上，就會有更多的人在上面摔倒。

第四篇：新聞傳播史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

一、閱讀書籍介紹

1、名稱：《打開歷史的塵封——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研究》

2、作者：郭武群

二、讀書目的民國報紙文藝副刊，在新聞史上是一條綿延不斷靚麗多彩的風景線。本書選取民國時期的報紙文藝副刊作為研究對象，對此時期的文藝副刊做了深入剖析。閱讀此書能夠對民國時期的文藝副刊有進一步的了解，通過分析此時期文藝副刊辦報思想的精華。結合現代報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不足和困惑。挖掘那個時代文藝副刊和當代文藝的關聯點。借鑒民國時期文藝副刊中的優秀思想，指導現代報業文藝副刊可持續發展，從而更好地服務大眾。

三、讀書內容

第一章 文學與報紙聯姻

1、主要內容

這一章向我們介紹了中國近代報紙業發展的歷史和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起源。

2、讀書心得

英國傳教士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開啟了中國近代報業的端緒。中國報業的興起是與西方列強的經濟入侵和文化滲透同步的。從1874年2月4日第一章國人創辦的報紙 《循環日報》誕生開始，中國報業跟隨著歷史的車輪逐漸發展。19世紀末迎來了國人辦報的高潮期，中國近代報紙也開始注重本土化。民國報紙文藝副刊就是在國人辦報的大環境中孕育產生并蓬勃發展的。

關于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緣起，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認為，由于當時新聞來源的不通暢和事實稿件的匱乏，辦報人不得不以“詩詞雜搞”等填充報紙版面中所留出的空白，以保證報紙如期出版。另一種說法認為，民國時期報職業激烈競爭是導致文藝副刊生成的原因。

總的來說，初期民國報紙文藝副刊上的文字與報紙中其他形式的文字的相通性；中國文學的文化積淀和群眾基礎以及文學自身的發展都促成了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發展。可以說，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出現是報紙成型后尋求發展的一種必然。

第二章 精彩紛呈的民國報紙文藝副刊

1、主要內容

本章主要向我們介紹了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概況以及此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幾個名報文

藝副刊。

2、讀書心得

自1911年至1949年，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從民國初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生長階段；從1919年2月《晨報》率先革新副刊至20年代末，是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轉型階段；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為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繁榮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民國文藝副刊經歷了從鴛鴦蝴蝶派的通俗小說泛濫到宣傳當時進步文化思想的聚集地的演變。鴛鴦蝴蝶派產生于辛亥革命后，我國處于舊民主主義革命低潮期，副刊的革命性色彩明顯減弱，消閑性作品上升為主流。到了五四時期，人們的革命意識又高漲起來，出現了四大名報副刊，涌現出魯迅、郭沫若、孫伏園、徐志摩等一批代表性的優秀文人。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站在時代前面的《申報·自由談》，把五四運動時期《新青年》開創的現代雜文推向了至今難以企及的高峰。自成體系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在同業中率先采用了白話文。《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成為革命進步文學的主戰場。

就像書中所說的那樣：“民國報紙文藝副刊傳播了先進的思想，弘揚了進步文化，繁榮了文藝創作，同時也教育、滋養了半個世紀的讀者。”

第三章 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基本屬性

1、主要內容

向我們闡述了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4個基本屬性。

2、讀書心得

作者將民國報紙文藝副刊基本屬性概括為：相對獨立性、原生性、文學性和消閑性。在提到相對獨立性的時候，作者提出一個觀點：“許多具有反動背景和傾向的報紙，其文藝副刊往往是革命的進步的。”這是一個獨特的現象，文藝副刊的相對獨立性起到決定性作用。文藝副刊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優勢，發揮報紙所不能發揮或不能達到的作用；可以利用文學自身的特點通過故事情節陳述、人物塑造等方式來表達思想、傳遞情感。文藝副刊體現出一種與時俱進、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

講到原生性的時候，作者提到了“本來的歷史”和“寫的歷史”的區分問題。作者在論述時事、歷史時，即使秉承客觀公正原則，他所描述出來的時事、歷史必然帶有某些個人的主觀色彩。

民國報刊文藝副刊的文學性，主要表現在“它直接或間接地引導、支配、規范、制約著文學的發展。”

說到消閑性，作者給我給出的一個觀點在于：文藝副刊要注重消閑性，又要不失品位，不應該把文以載道和休閑對立起來。“我們應該倡導積極地思想內容和輕松的娛樂形式的有機統一，以最大可能滿足不同層次、不同審美情趣的讀者需求。”這一點對于當代的文藝副刊同樣具有很高的借鑒意義。

第四章 民國報紙文藝副刊對文學的變革和改造

1、主要內容

本章為我們講述了現代報刊對中國文人的塑造和對傳統文學觀念的變革，并重點介紹了民國時期出現的報載小說、現代雜文和報告文學三種文學形式。

2、讀書心得

稿酬制讓從事文字寫作成為一種令人羨慕的正當職業，文人既有了經濟保障，又有了社會地位。這也提高了文人對文字創作的熱情，在開拓發展現代報業方面，他們是直接的參與者；在介紹、翻譯外國作品方面，他們是最先的創始者；在開發文學品種上，他們也做出了嘗試，其中譴責小說的文學成就最高，言情小說的流布最廣。

報載小說是文學商業化運作的成功范例，盡管這一文學樣式在出現和傳播的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瑕疵和硬傷，但它一直傳承到今天，始終受到讀者大眾的喜愛，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

現代雜文被視為民國報紙文藝副刊的“靈魂”。黎烈文主編的《申報·自由談》，把五四運動時期《新青年》開創的現代雜文推向了至今難以企及的高峰。魯迅無疑是《申報·自由談》“雜文現象”的領軍人物。這種言簡意賅，極具殺傷力的文體形式沿用至今。

報告文學——介于新聞和文學之間的邊緣性的文體。“報告文學的物質基礎是報紙”總體來看，報告文學這從外國引進的新型文學樣式，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的文學優勢，在報刊中確立了不可動搖的位置。

第五章 民國報紙文藝副刊與文學社團、文學流派

1、主要內容

向我們介紹了《民權報》副刊與鴛鴦蝴蝶派、《新民意報·朝霞》與綠波社、《大公報·文藝副刊》與“京派”。

2、讀書心得

我認為鴛鴦蝴蝶派產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著很大的關系。辛亥革命后，當時我國處于舊民主主義革命低潮時期，副刊的革命色彩明顯減弱，消閑作品成為主流。他們以“有口不談政治，寄情只在風華”為辦刊宗旨，迎合了當時社會大眾失落、普遍沒有方向感的心理。與此同時，鴛鴦蝴蝶派的興起與清末民初中國沿海近代化大都市有著直接的關系。鴛鴦蝴蝶

派的策源地是上海的《民權報》副刊，《玉梨魂》、《孽冤鏡》的成功使言情小說成為該派創作的主流。他們將讀者對準市民大眾，采用文學形式表達了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的自覺和心聲，推動了中國人文和社會的近代變革。由于受到金錢利益的驅動，后期作品成為刻意迎合大眾的“精神殘次商品”。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學品位，失去了原有的進步性。

綠波社是五四新聞學運動期間重要的文學社團。《新民意報》文藝副刊《朝霞》見證了她醞釀、籌備、成立、發展的全過程。綠波社以繁榮新聞學為宗旨，組織會員展多方面的文學活動。編輯出版新聞學報刊是綠波社的重要活動內容。《朝霞》緊隨文學發展的步伐，對文學理論，特別是新詩初期理論的確立多有建樹，并且還翻譯和介紹了許多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綠波社使當時熱愛新聞學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他們對未來有著美好的憧憬，是一個積極進步、充滿朝氣的團體。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文壇上活躍著一個“強調文學自身發展，帶有藝術獨立于政治斗爭傾向”的文學流派——京派。促成北平文人、作者結成京派的直接原因，是沈從文在《文藝副刊》第八期發表的《文學者的態度》所引發的“京派”與“海派”的爭論。他鼓勵“作者誠實地去做”、“假如我們對于中國文學還懷了一份希望”，“最需要的就是文學態度的改變”。“京派”以自身對文學的理解、追求和創作上的實績，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顯著的位置，而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在“京派”的產生、形成過程中，始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讀書總結

民國報紙副刊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亮點，現代報紙副刊也應該吸取其經驗。一份成功的報紙副刊，絕非只有“傳播新聞信息”這個單一功能，副刊承載著拓寬報道領域、開掘報道深度、提高報紙品位、陶冶讀者性情等功能。

對民國報紙文藝副刊歷史嬗變的研究，有助于我們辯證的地看待當今副刊的障礙與發展前景。隨著當代社會價值取向日趨多元化，文化生產和消費市場復雜多變，報業市場更是豐富多彩。而報紙副刊呈現高雅與通俗，俏皮與嚴肅，時尚與平凡，不斷地交替轉換的形態。而在這種繁榮的背后，卻蘊涵著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今報紙副刊的良性發展，還需要在新的理念的指導下，以加強副刊傳播效果為手段，以加強副刊創新性為重點，將傳統與時代更好地結合起來，才能讓報紙副刊更快地融入到新世紀全球信息化的海洋之中。

姓名：盧璐

學號：13213910

班級：13級新聞與傳播碩士

第五篇：讀書筆記：輿論與新聞

誰是我們的監督對象　－－讀《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

聞法治》

大眾傳媒是否應該成為“群眾喉舌”曾一度引起爭論，自朱總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視察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并為之題詞后，似乎

鮮有議論了，但并非說這已不成為一個問題。

最近，由北京青年記者昝愛宗等推出的新著、民族出版社１１月

正式出版的《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治》，以３２萬字的篇幅介紹了新聞曝光、輿論監督等大眾十分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及

現象。該書是近年來我國反映新聞輿論監督問題的一本重量級新書，《中國青年報》名記者、《大國寡民》作者盧躍剛作序，北大青年學

者、《火與冰》作者余杰鼎力推薦。該書集中了近年來大量出現的新

聞事件、內幕曝光、新聞官司及輿論監督深層次問題的理性分析和大

量建言，以“比新聞更生動的內幕，比內幕更深刻的見解”讓人讀來

饒有興味，同時體會到“輿論監督的透明，新聞監督的可操作性”是

全社會和我們每一個現實中人都會碰到的現實。

所謂“第四種權力”是指新聞輿論對社會的監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它必將和其他三種權力：立法、行政、司法，特別是和人們的傳統觀念及社會腐敗現象猛烈地碰撞。我們知道，輿論監督不僅僅

是曝光。１９９８年３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新一屆政府總理

朱櫧基對中外記者說：我愿意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同年１０月

７日，他為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贈言：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

府鏡鑒，改革尖兵。并對《焦點訪談》記者說：我也是你們的監督對

象。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給新聞界帶來了向縱深發展的良

機。同時，輿論監督成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國的新聞界

在走向法制化的同時面臨著重重困難：新聞“權力”的異化，正義與

良知被遺棄，假新聞泛濫，有償新聞屢禁不止，名記者成為稀有物種，新聞官司倍增……我們的新聞業怎樣才能健康發展？

曾創下普利策新聞獎的約瑟夫·普利策如是說：“倘若一個國家

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摻望者。他要在一望

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

警告。”

在現代法制發達國家，新聞監督已成為一種誰也無法漠視、誰也

不敢小看的代表公眾利益的監督力量。于是，在西方某些國家有“第四種權力”之說。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新聞監督起到的作用還很有限，發揮的能量也比較微弱。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的是，我們的新聞記者

怎樣才能“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怎樣才能按照普利策所說

“及時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該書自譽為“比內幕更深刻的見解，比曝光更生動的主張”。作

者認為，新聞界要充分尊重采訪對象，不去做雞鳴狗盜之事，所謂正

義就是指光明正大，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要透明實在，要“鐵肩擔道

義”，相信自己是站在歷史與現實與未來都貫穿的一條線上，經得起

歷史與未來的考驗。新聞記者是職業，就要有嚴格的職業道德守則，不能象一個家族一樣實行“宗法”，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實行

“自掃門前雪”，實行“絕對的利己主義”，這樣下去，新聞記者也

會做壞新聞，新聞也不會名副其實，新聞界就成了一些偷漏稅的商業

企業一樣壞了名聲，失去正義的力量，毀滅了自身的價值。真實、正

義、公開、平等、理性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準則，充滿激情、敞開良心、尊重自由、敢于犧牲和時刻保持清醒是新聞業健康發展的保證。

必須相信，新聞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其健康、正常地行使自身的輿論監督功能。

新聞的“春天”

《焦點訪談》與《南方周末》在中國新聞業的尷尬存在是對中國

新聞業一種最大的“嘲弄”。小小一個中央電視臺的節目組，區區一

個南方報紙也算是“青天大老爺”。想必中國應該是“晴空朗朗”，遍地都是“青天”了。然而，正好相反，“嘲弄”處就在于中國基本

上是只有這兩個“出氣孔”而已。

想當年，解放前的名報、名刊、名記者們手中，“新聞”是一桿

紅纓槍，被用來攻擊專制、鉗制腐敗，屢試屢爽，堪稱快哉！然而中

國新聞業在當日之后就有一直在走“下坡路”之嫌。在《中國青年報

報》記者盧躍剛先生的梳理下，中國的新聞歷史卻是兩眼一抹黑的一

筆“糊涂帳”：為什么那么多的人為“烽火村”吹吹打打？為什么王

保京“紅旗”不倒？為什么“農民政治家”可以上下其手？為什么媒

介編年史令人惡心？一部《大國寡民》就是檢討中國新聞業的一面鏡

子，鏡子照出千奇百怪是不足為奇的。

在國外，新聞業也“操心”，人送它的綽號是“第四權力”，是

與立法、行政和司法共進退的意思。但人家也基本上只是檢查一把制

度的“漏洞”，敲一敲制度的“邊鼓”而已。因為立法、行政和司法

各行其是，其他的事情才歸新聞業“收拾”。美國著名主持人愛德華

·默羅說：“只有獨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才是識別真正自由社會和

所有其他社會的標準。”國外，尤其是在美國，自從曾格案件在美

洲大陸上種下了自由報刊的種子之后，杰斐遜、憲法第一修正案、“光天化日法”、信息自由法、普利策和《紐約時報》等都為新聞業的“媒介信條”的成熟與堅定立下了汗馬功勞：“媒介要為公眾的知

情權服務！”這也是西方的一項“媒介神話”：勇敢的新聞界為了百

姓利益與盛世強權和腐敗現象進行抗爭成了一個迷人的神話，這個令

人消魂的童話在２０世紀的美國，幾乎是每一個投身于新聞界的人們的“夢想與追求”——

在美國人眼中，以報紙為代表的媒介正成為社會的“第二政府”。

美國著名記者兼專欄作家李普曼稱報紙為“民主的《圣經》，是一本

人們賴以決定自己行為舉止的書。”南非的《蘭德每日郵報》稱：

“報紙可以阻止一個有敵意的政府要實行控制的企圖，可以日益在一

個幾乎是集權國家里鼓勵一種自由的非種族主義的傳統。”１８３０

年７月１６日，英國國王喬治四世逝世。《泰晤士報》發言直率的攻

擊說：“從來沒有一個人之死像這位國王那樣那么不令人感到悲痛。”

從而為該報贏來了“雷公報”的稱號。２０年代，墨索里尼政府走向

獨裁之際，意大利《晚郵報》是對此進行攻擊與反對的最后堡壘。１

８３８年，歐洲大戰在際，《紐約時報》發表了流名史冊的社論，社

論聲稱：“如果大規模的戰爭席卷歐洲，我們將作好充分準備，站在民主國家一方。”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歐洲戰火蜂起，美國隔岸觀火。

《華盛頓郵報》頭版以“當你想到戰爭為時已晚”為題，不遺余力地

敦促政府向英國提供援助。１９６０年，日本《朝日新聞》對簽署

《新日美安全條約》的岸信介政府猛烈攻擊，贏得了“紅色《朝日新

聞》”的榮譽性稱號。不久，岸信介首相下臺。６０年代，在美國是

麥卡錫主義的天下。法國《世界報》刊登了對美國表示憂傷的文章：

“聯邦調查局總有一天要成為一種蓋世太保。－－－由于對美國人自

己的擔心，他們不是在自己周圍樹立起一塊鐵幕，一種美國的法西斯

主義嗎？”

看一看這些大報充當“強項令”的歷史，熱血為之沸騰。學人謝

泳先生說中國２０世紀與西方交往，有三件事情完成了轉型：其中之

一就是新聞業與新聞制度。可是系出名門，源于西方的中國新聞業的“小家碧玉”何在？毛澤東說，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也有人說，媒介

是紙老虎。看看這些個強大的“紙老虎”，我們只有惶惑？老實說，中國新聞業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正好落后一百年。當中國開始市場

化道路時，它就注定了要重走政黨報紙到市場化商業報紙現代轉型的路子。現在有了“市場支撐”的中國新聞業，應該有一點出息了。不

信請看《華盛頓郵報》老板格雷厄姆的話：“如果要對透露情報進行

什么限制，那就讓法律制定者們來說吧，用不著我們來說。新聞人員

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他們在公共舞臺上唯一的工作就是報道正在發

生的事件。當然，這種說法所依據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即，在任何社

會里，當一天結束的時候，對于事實真相一無所知總是有害的。”

老記者戴煌在數十年前的一份《萬言書》中說出了真相：“翻開

我們的各種報紙刊物，再對照一下我們的內部材料和各種參考資料，我們就會有非常觸目驚心的感覺，我們的光明與偉大被過分地宣揚了，而我們的黑暗與腐朽被偷偷地掩蓋了起來。這是一種不相信人民的行

為。”

世界大報《紐約時報》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開始推出了社論

版對頁：爭鳴之頁。在爭鳴之頁上，每天收錄有攻擊之語，對五角大

樓，對中央情報局，對白宮，對國務院，對國會，對最高法院，對法

律制度，對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對大學，對教育制度，對社會和種族

關系，對企業界，對婚姻，對兩性關系，對藝術，對銀行－－－－－

－

這樣的做法，我們想都不敢去想。新聞傳播業是西方人的優勢，千萬別想來想去就是一招比老祖宗的破爛玩意兒。也許，低下頭來，老老實實地學著點，才是正道。

有人說讀中國的其他報紙和《南方周末》，肯定會讓人感到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里。一個是欣欣向榮的，有盼頭的美妙世界；一個是

罪惡累累，盡是骯亂的世界。然而，一個是真實的，另一個也是真實的，這是為什么？

閱讀《第四權力》一書，感覺象是在啃一只糟糕的雞腿，這糟糕

來源于錯誤的喂養、錯誤的管理、錯誤的殺戮和錯誤的烹調。一切是

如此的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