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發(fā)掘新聞》讀書筆記

《發(fā)掘新聞——美國報業(yè)的社會史》

讀書筆記

一說讀書筆記，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筆記》，不久前拜讀過。說來慚愧，這還是我長這么大，第一次細讀筆記文體。讀后感寫過不少，但大多數(shù)還是“作業(yè)性”文章；從未正兒八經寫過讀書筆記，對此“行情”也不甚了解。不過根據(jù)我的理解，讀書筆記要比讀后感好寫得多，也自由得多，靈活的多。寫作時完全可以“筆隨思動”，隨著閱讀的進度時刻宣泄自己的感情，甚至這種宣泄可以沒有固定主題——只要我想表達。還可以天馬行空的展開聯(lián)想，大膽提問。以下我的寫作，大致就是根據(jù)這個理解基礎展開的。

在本書開頭《致謝》這篇中有段文字：制陶時最美妙的一刻就是陶器將要成型前、輪盤還在轉動的那一剎那，就在無限的可能在最終固定在某一種可能性中之前的那一時刻。太精彩了！作者還說：寫作的進程是由希望和抱負驅使的，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必須要受到寫作自身局限性的約束。深以為然之！

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當代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媒介社會學學者之一，資深教授。諸多論著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這部初版于1978年的《發(fā)掘新聞》。

老實說，開始覺得讀這本書對我來講一定是段痛苦的歷程，所以遲遲不敢翻閱?，F(xiàn)在看來，我確實有些先入為主——因為無可否認這本書寫得很棒！此書原是一篇博士論文，主要研究美國法律和美國新聞業(yè)中客觀性理想的發(fā)展歷史，后改寫為書。緒論中表明這本書的兩個目標：

一、發(fā)掘這一行業(yè)的根基，這樣就有希望揭示其他行業(yè)的基礎。

二、重點研究現(xiàn)代新聞機制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之間的互動關系上。關于第二個目標，我在閱讀中深有體會，下面會提到。

一般公認，19世紀30年代是美國新聞業(yè)革命的標志。這場革命使“新聞”戰(zhàn)勝了社論，“事實”戰(zhàn)勝了觀點。這場變革伴隨著政治民主化和市場經濟范圍的擴大而逐漸成形，不久之后，客觀性便成了新聞工作者不得不遵守的法則。這一時期，報紙名稱由“廣告報”轉為“先鋒報”、“明星報”的這次變革，被稱為美國新聞業(yè)的“商業(yè)革命”。這場革命專指當時勇于打破傳統(tǒng)的商業(yè)化報紙和黨報，并成為后來報業(yè)典范的“便士報”。便士報在經濟結構上，廣告和銷售所帶來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收入，取代了倚賴社會關系和政黨關系的財源。經濟上的獨立無疑使報紙的自主空間增大，在廣告上就有兩條明顯的體現(xiàn)：廣告內容迎合廣大民眾和廣告變成純粹的經濟信息交換，不牽扯道德判斷。針對這點，便士報自己的說法是：我們只能說本報為自身利益而刊載的職責僅在于確保這些廣告沒有不雅或不妥之語言，并無責任深究廣告內容是否名實相符。那是對此廣告有興趣的讀者所做的工作，與我們無關。這讓我不由自主想到了現(xiàn)在的明星代言虛假廣告，如果相關違法廣告確認是明星代言的,那么他不僅要將代言廣告獲得的廣告費如數(shù)上交,還要向廣大消費者公開道歉。按照我國《廣告法》規(guī)定,虛假廣告獲得的收入,責任人應做出一到五倍的賠償。明星代言要負責，廣告載體不用負責——似乎有點說不通。

總之，便士報更主動也更自覺地表達了編輯的個性和信念，不再只反映一小群商業(yè)精英的生活，而是描摹大都會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彩多姿的貿易、運輸、制造業(yè)等中產階層活動。便士報開始去尋找新聞并花錢聘雇記者，同時使“獨家報道”成為報業(yè)競爭的堅實基礎，也首度讓家庭口角和丑聞成為新聞。作者將這些轉變視為“民主市場的興起”。對這場美國新聞業(yè)的革命的解釋歷來也是眾說紛紜，在“科技論”解釋中提到：人們對書本和報紙日益增加的需求，便是一位印刷界史學家所謂的“對新發(fā)明的永恒刺激”。我認為科技的發(fā)展和報紙的變革是雙向刺激，這些都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產物。李普曼認為，新聞業(yè)在任何一個國家內都要經歷不同階段的自然發(fā)展過程。第一個階段，報紙由政府壟斷控制；第二個階段，報紙從政府手中掙脫、投入政黨的懷抱；第三個階段，報紙開始逐漸遠離政府、遠離政黨，依賴廣大讀者的支持贏利（始于便士報的誕生）；第四個階段（一戰(zhàn)后），“職業(yè)”時代的來臨。我覺得這個總結非常精辟。

《紐約先驅報》無疑是當時最重要的便士報，總編輯貝內特也是美國新聞界最具開創(chuàng)性的人物?！断闰寛蟆繁缺闶繄蟾鼑烂C，更負責，又比華爾街的大包更生動，更富娛樂性。我認為貝內特成功地搶奪到了中產階級讀者群是《先驅報》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民主市場社會的崛起和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都使該報有了廣泛肥沃的生存土壤。這就聯(lián)系到了作者的第二個目標，報紙的發(fā)展與社會的變化密不可分。

由“古巴婦女被搜身”引出的一大串事件揭示了19世紀90年代新聞業(yè)的一大特征：記者有史以來首次在報業(yè)世界扮演了主角。這件事再好不過地表明“記

者時代”的來臨。我想這時候記者身份的提高與便士報開始雇傭記者報道地方新聞這個基礎是脫不開的。新聞業(yè)越來越看重大學文憑，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記者社會地位的提升。書中有一段描寫：“新生代記者”年輕、天真、朝氣蓬勃、胸懷大志，接受過大學教育，通常鎮(zhèn)定自若。年輕的記者將滿腔熱忱投入到工作中，希望這種經歷能激發(fā)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我個人非常喜歡這段話，并且希望自己能擁有這些特性。就像書中后來提到的：新聞不再是偶然涉足的一份工作，而成為自己選擇并愿為之奉獻的職業(yè)——感覺好親切。麥克斯韋說新聞要“快、銳、準”，總編們也說：新聞和評論觀點不應摻雜在一起。不過，作者的一句話切中要害：若事實并不能完全排除想象潤色的成分，那么它也無法完全排除摻雜其中的評論觀點。無論是那時還是現(xiàn)在，記者、編輯、編輯部主任對新聞的要求都各有側重：記者們厭惡強加到自己身上的無聊原則；編輯們既要照顧下面記者又要顧慮上面老板；主任們著重弄清事實，打擊記者們傲氣，在報紙上烙下個人印記。就像書中把記者和編輯的關系比作兒子和父親的關系，是一個循環(huán)的矛盾。即使大的環(huán)境如此，也總有些例外：斯蒂芬斯用高壓手段強迫記者保持新鮮活力和個人魅力。一旦發(fā)現(xiàn)兩名記者風格相仿，他就會立刻炒掉其中一個。這種做法實在是讓我驚嘆！不過總體來說記者們：愿望服從于事實、夢想服從于現(xiàn)實、道德感服從于現(xiàn)實政治、宗教服從于常理。有一點我不太明白，為什么“記者雖然與編輯吵個不休，心里卻與他們非常接近”。還有兩句話我認為揭示了記者的一部分本質：“記者故意擺出一副消極的姿態(tài)，為自己懷疑一切的道德觀感到無比自豪?！薄八麄冇X得自己的道德宣言是真理，就像自己揭露的事實一般無法辯駁?！睂π侣剤蟮酪陀^的要求使記者變“冷”——這是我認為的原因。

19世紀90年代，兩類新聞模式：以《紐約世界報》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信息”模式。一方認為報紙不是通過提供事實，而是通過篩選、修飾事實來引導大眾生活。另一方認為報紙的角色應該被定義為一種獨特的文獻形式，提供的事實不能經過修飾，純粹用于傳達“信息”。信息的最高目標就是要“不證自明”。

《世界報》有驕人的發(fā)行量，同時我認為它推動了廣告業(yè)的發(fā)展。“包括新聞在內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也應該成為廣告”這種觀點使《世界報》開始進行“自

我廣告”，不僅創(chuàng)新地使用插圖形式，還出現(xiàn)色彩越來越重、字號越來越大的標題。它對漫畫、插圖、標題格式的自由運用，對簡單詞匯、內容、句式結構的強調，都使它成功地占住了移民者的市場，也迎合了中產階級新的生活方式。普利策僅僅是將便士報革命延伸到了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就締造了第一家現(xiàn)代意義上的巨大發(fā)行量是報紙。這也充分證實了報紙和社會整體狀態(tài)緊密相連，報紙應順應社會人口、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而改變。就像美國南美戰(zhàn)爭之前，社會精英對文學偏愛有加，甚至在新聞報道中也喜歡華麗絢爛的文風，不喜歡平鋪直敘。到了1900年，經濟、社會精英階層轉而支持“信息”類新聞，這類報道又被高度追捧。

當時還有一個現(xiàn)象：社會地位共同的內部表征既然不存在，外在表征就變得尤為重要了。人們只能“通過外表而不是其自身”來評判他人。我對這點深有體會，現(xiàn)在的社會又何嘗不是這樣？物欲橫流，追名逐利的今天，不就是“看表識人”嗎？浮躁的社會，浮躁地生活。

《時報》建立了新聞業(yè)的標準。在低俗新聞業(yè)最為狂熱的年代，《時報》以其高格調的作風和保守的政治觀點確立了它的“尊貴體面”，降價促銷使它茁壯成長。“一家干凈的報紙，它為高尚的宗旨而奮斗，刊登一切適于刊登的新聞，以獨立的立場由衷表達自己的意見”?！稌r報》迎合了特定社會階層的生活體驗，它的讀者相比之下更加獨立，并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小插一句，從《時報》的發(fā)展來看，政治觀點還是對報紙有很大影響的，雖然它不是黨報，也不需要政黨提供財源，但大多數(shù)的報紙都還有自己的政治偏向。

報紙之間的道德分野，也許就像是人類大腦功能的道德分野一樣：一邊是高貴的抽象功能，另一邊是不那么高貴的情感功能。能控制自我的人閱讀政治新聞，而放任自己的人去讀謀殺案和名人八卦。信息代表著一種自我否定，而故事則代表自我沉溺。超贊這段話！這讓我聯(lián)想到了錢鐘書先生的比喻風格。非常精彩！

到了第四章，不得不說我閱讀起來已經非常吃力了。有三段話倒是讓我眼前一亮“由獨裁體制推上寶座的領導人似乎要比選舉體制選出的領導人聰明、堅毅、勇敢百倍”；“公共事務不是公民的個人事務，公共事務大部分都是看不見的，是在離公眾很遠的地方由未知的力量在幕后操縱著”；“群體意識并沒有特別的智慧之光，相反，智慧往往存在于參與管理過程的知情者和專家學者的頭腦里”。乍一看這顛覆了我們現(xiàn)在追求的民主觀，但細想一下不是沒有道理。有句

俗語：永遠不要懷疑你的上司。聽起來好像豈有此理，但這是一條準則：不站在那個位置，怎么知道應該想什么？怎么知道應該考慮哪些問題？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在軍隊里似乎從來沒有過“民主”，奇怪的是自古以來未曾受到質疑。想起來曾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民主會給班級造成混亂？》，上面說班內“民主”風開始蔓延，班干部工作受同學監(jiān)督，班主任決定需多數(shù)同學同意才能執(zhí)行。班主任對此深感不安，因為一些很“正確”的決定被同學們“胡攪蠻纏”不予通過。后來每個同學都收到一篇論述民主危害的文章：“印度解決不了溫飽問題是民主的錯”、“民主讓美國在應對突發(fā)事件時相當混亂和低效”、“越民主越腐敗”、“缺乏民主是一種優(yōu)勢”??最后班主任在班會上寫道“民主有時意味著低效和放任自流”??李普曼認為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其實就是圈內人和圈外人的區(qū)別。我認為很有道理。

這一章后面提到了公共關系和宣傳。我沒有很深的專業(yè)性理解，在看的時候參考了上課時講的第二章《新聞與宣傳》的筆記。明白一戰(zhàn)是西方宣傳概念變遷的重要分水嶺，也了解了“發(fā)言人”的出現(xiàn)歷史?！靶侣劙l(fā)布會”使記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獨家新聞、內幕消息、內幕情報等。大家得到的新聞稿都是一樣的，所以我認為，這時候記者們就該競爭“評論”這一方面了。不過“評論”在狹義上理解好像又不屬于“新聞”，這真是一個既尷尬又無奈的境況。

第五章內容在我看來更晦澀難懂，以下就揀揀我感興趣的說說吧！新聞業(yè)的價值——或恐怖之處——不在于能否代表公眾意見，而在于能否控制輿論。一語中的——揭示了新聞業(yè)的本質！我曾經有感于某事寫過一段話：“現(xiàn)在媒體監(jiān)督越來越厲害，陰暗事件的曝光率也愈來愈高，新聞媒體已經成為了透視社會最大的窗口，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絕對不容忽視！”我對新聞業(yè)控制輿論這點，深以為然之！

媒體和政府的關系似乎歷來都是討論不盡的話題。20世紀20年代典型的自由主義思潮認為，媒體就是民主政府的化身。對于美國來說，巴黎和會重塑了媒體和政府的關系。政府開始用一種有組織、有意識是方式來“控制”新聞，政府對新聞的管理也成為現(xiàn)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62年11月五角大樓發(fā)言人希爾維斯特宣稱：“我認為政府天生有權撒謊，這是基本的、基本的權利，特別是在面對災難時，政府有撒謊自救的權利?！睍型瑫r又提到“其實，新聞界早就習慣了與政府合作、為了國家利益不報道真相，甚至撒謊?！蔽屹澇蛇@點，我認為在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民族利益，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媒體報道確實應該有情感傾向。

對抗文化并不是一種反律法的文化，盡管它為非理性和無責任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也不是一種純粹的精英文化，盡管它在60年代的精英群體中廣受推崇，并通過特里林所描述的現(xiàn)代主義藝術和文學得以流傳至今?，F(xiàn)在對抗文化依

然很泛濫??！特別是在網絡上體現(xiàn)：一事出名千人評；一人出名萬人罵（自己總結的，不盡完善）。

客觀性就是一套具體的慣例習俗，之所以能夠長久不衰，就是因為它可以降低記者為其文章負責的程度。如此，記者就可以引用權威人士的話語；但記者本身是不能獨立評價這席話的，必須要引用另一位權威人士的話?？吹奶笍亓?，我已無需再多言。

寫到這里，該收尾了，我想用本書最后一段話作為結束：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點，即新聞從業(yè)者必須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樣，學會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時又要懷疑自己、懷疑同事、懷疑世界的表現(xiàn)，不迷失于世界。他們不會屈服于相對主義，也不會屈服于以客觀之名行武斷之實的傳統(tǒng)，今天有一些新聞從業(yè)者就是這么做的。這需要在個人和機構兩方面都包容不確定性，承受風險，一心求真。這一點做起來也許很難，然而卻事關新聞業(yè)的生死存亡，它會體現(xiàn)在新聞從業(yè)者日復一日的勸服中，并最終成為我們共同的理念。

第二篇：發(fā)掘新聞讀后感

《發(fā)掘新聞：美國報業(yè)的社會史》這本書，討論的是一個在新聞行業(yè)普遍存在的問題，那就是新聞客觀性。從古至今，客觀性可以說是貫穿于新聞行業(yè)的一個核心內容，舒德森一開始以“便士報”的這個例子開始潛移默化地引出新聞客觀性，因為他認為客觀性的前身與美國政治民主化、市場經濟擴張、城市中產階級崛起密切相關。然而新聞客觀性的概念讓人們真正地接受是在20世紀20年代，從那個時候開始，它逐步成為了美國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舒德森筆下的新聞客觀性，來自于當時“便士報”的中立立場。在“便士報”的時代，社會中產階級的興起呼吁著政治平等和經濟機遇的平等。在這期間，“便士報”便在提倡民主的社會環(huán)境中樹立自己中立的形象。因為只有在立場中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被談到客觀性的存在。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當時，新聞客觀性還并不是新聞人的專業(yè)核心理念和本身的做事原則，而僅僅只是一種能在社會上立足和身存的方式而已。

在書中，舒德森的觀點是這樣的：新聞從業(yè)人員發(fā)現(xiàn)了公關與宣傳帶來的這種危機，他們亦急切希望撇清與公關、宣傳的任何關系。記者們需要在日常新聞采編中確立一種專業(yè)準則，以證明其專業(yè)的合法性。然而，這絲毫不能掩蓋的一個事實是:在“客觀性”專業(yè)理念形成之日起，它也就被分解得差不多了。它被轉化為一種信仰，聊以自慰。而后，舒德森又把客觀性形象的描繪成是“用來遮掩我們在凝視現(xiàn)代社會時眼神中流露出的失落感”。

而在書中的最后部分，舒德森的立場出現(xiàn)了：“20世紀60年代，新聞客觀性再次受到了巨大的社會沖擊。政府對新聞日益普遍的管理以及新聞業(yè)自身的警覺，再加上60年代興起的‘對抗文化’促使并推動了對新聞新一輪的批評——客觀性本身被指責為‘扭曲事實’。越戰(zhàn)的爆發(fā)最終耗盡了美國政府與媒體僅存的信任，‘客觀性理念’開始被學者們在批判文化的浪潮中反思。至此，客觀性的內涵徹底被解構?！比欢钊速M解的是，舒德森堅持認為，客觀性是必須堅守的，如果沒有這個理念的存在，新聞業(yè)只能變得更糟。在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舒德森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看法，作為一個核心的點，他把客觀性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舒德森始終認為新聞客觀性是在新聞行業(yè)中必須一直貫徹下去的內容，只有當客觀性成為一個習慣性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時，新聞業(yè)的發(fā)展才會越來越好。

舒德森從社會學的角度闡述“新聞客觀性”是新聞傳播過程中不可放棄的重要一環(huán)，也試圖想讓讀者清楚地了解到“新聞客觀性”的重要地位。而這種研究方式導致了他在敘述過程中，有些地方勢必會有一些主觀意見的存在。而在我看來，“新聞客觀性”是一個隱性的概念，是一個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意識形態(tài)。只有當客觀性真正地被“植入”新聞工作者的意識中，才能真正地發(fā)揮其在傳播過程中客觀性原則。

第三篇：怎樣發(fā)掘會議新聞

怎樣發(fā)掘會議新聞

帥 兵

11月29日，湖南省召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暨省政研會第十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中國建筑五局在會上獲得了“先進單位”等榮譽。參加會議的黨委工作部部長孫紅寫回了三篇報道：

一是《中建五局榮獲2006-2008“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先進單位”榮譽稱號》，二是《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路建平高度評價中建五局“五同”準則》，三是《中建五局黨委書記周勇當選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理事會副會長》。一個會議寫出三篇報道，而且都很有分量，這給我們通訊員以啟發(fā)。會議是信息極為豐富的地方。從會議獲取新聞，是很重要的一條途徑。但怎么發(fā)掘會議新聞，是很多通訊員的困惑。就像面對一桌豐盛大菜，卻不知從何下箸。從來稿中看出，他們常用的寫法是：什么時間，在哪里（把哪個辦公樓第幾樓都交代得很清楚），開了一個什么會，哪些領導參加，誰先說話，接著誰又說話，等等，整個一筆流水賬，而真正有價值的信息或被淹沒，或根本就沒有提及，這是很遺憾的事情。

勿庸諱言，很多會議本身就是新聞，但更多的時候，新聞隱藏在會議之中。要從會議上獲取新聞，就必須全方位了解會議所傳達出的信息，認真分析甄別，進而找到新聞，或是新聞線索。

中國建筑五局自行投資施工、自行運營管理的中建大廈建成，召開總結表彰大會。這樣一個會議就隱含著豐富的新聞和新聞線索：如大樓建成使用，如大樓在湖南省率先使用節(jié)能環(huán)保的太陽能光電幕墻，如大樓建成標志著五局投資管理的成熟，如大樓建成反映五局的發(fā)展成果，如會上表彰的各個層面的建設者，如會場上大家的互動和反映??從這許多角度都可以發(fā)掘出新聞來。這比單單寫一個會議消息要豐富全面得多，也要深刻得多。

寫好會議消息，平時的積累必不可少，會前的準備工作也要認真細致。如果對這座大樓的建設漠不關心，你就不會了解它的特點在哪里；如果對五局的發(fā)展漠不關心，你就不會了解這座大樓的建成對于五局意味著什么；如果對節(jié)能環(huán)保技術沒有了解，你就不會知道太陽能光電幕墻的開發(fā)和應用對于大樓、尤其是對于長沙不二和五局發(fā)展有何深遠意義??

會前的準備工作也非常重要：這個會議的議程是什么？哪些人參加？會議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會議要表彰的是什么人？他們作出了怎樣的貢獻？有什么特點和亮點？會上哪些人講話，他們講話的容是什么？同時研究這許多信息里面有無新聞或新聞線索??

很多時候，通過努力，會前你可以拿到領導講話和代表講話，以及表彰名單，甚至還可以拿到獲獎人員的事跡材料，在經過研究后，你在心里已經形成幾篇新聞稿件了。

但這并不意味著你不用參加會議就可以寫出好的新聞了。親臨會場會使你收獲更多：領導在講話中往往會脫稿即興發(fā)揮，這些即興發(fā)揮中就可能有著極有價值的新聞線索和思想火花——這些思想火花很有可能成為你新聞的主題；現(xiàn)場的感覺能激發(fā)你的靈感，增強你新聞的生動性和真實性；現(xiàn)場發(fā)生的一些小插曲和花絮，會為你提供新的源源不斷的新聞線索??你只需認真捕捉就可以了。

每年中央的大型會議，記者云集，報道連篇累牘，社會持續(xù)關注，全年工作由此定調。由此可以看出會議報道的重要性。企業(yè)會議報道也非常重要，年初的工作會議，報道對于去年工作的總結和今年的工作目標和工作思路；平時的專業(yè)性工作會議，報道一段時期的工作重點和工作方法，寫好這些會議報道，對于指導工作，推動企業(yè)發(fā)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大到全局性的工作會、各種專業(yè)會、經濟活動分析會、半年工作會，小到項目的進度會，部門例會，作為管理的重要手段，企業(yè)的會議大大小小，林林種種，信息層出不窮，這些會議為我們企業(yè)新聞宣傳報道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材料，也為我們宣傳工作者大展身手

第四篇：讀書筆記之《發(fā)掘新聞：美國報業(yè)的社會史》

讀書筆記之《發(fā)掘新聞：美國報業(yè)的社會史》

《發(fā)掘新聞：美國報業(yè)的社會史》是由當代美國著名媒介社會學學者邁克爾·舒德森于1978年所著。該書從媒介社會學的視角，深入考察了美國新聞業(yè)“客觀性”理念誕生和發(fā)展的歷史。作者跳出傳統(tǒng)新聞史研究囿于描述性或闡釋性的窠臼，將報業(yè)的發(fā)展置于美國近現(xiàn)代社會史的宏闊框架之內，深刻地揭示了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結構對新聞業(yè)和傳播理念的建構過程，緊緊抓住與“客觀性”相關聯(lián)的新聞表現(xiàn)手段及其起源、目的，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

全書共分為五個章節(jié)，有對平等主義時代美國便士報的研究，有對19世紀90年代娛樂和信息兩類新聞的探討，更有對新聞業(yè)客觀的批判和思考。緒論部分主要談到了客觀性思想，書中寫到美國新聞業(yè)經常受到“不夠客觀”的指責，總是被批評為沒能“客觀”報道每日新聞，甚至還直言不諱，在杰克遜時代，新聞是“制造”出來的。當今天的媒體把客觀真實作為衡量新聞好壞的標準之一時，的確很難想象那時的美國新聞業(yè)究竟在尊崇些什么?？陀^性的理念應該是將事實和價值判斷區(qū)分開來。事實是關乎世界的，不受個人判斷和好惡影響，而價值判斷是個人有意識或無意識中對大千世界的好惡，是主觀的。且先不要說那時的美國媒體如何落后，完全不遵循客觀的主張，單看現(xiàn)在的新聞行業(yè)，還不是屢屢出現(xiàn)各類傾向性明顯的報道。俗話說“流言止于智者”，一個記者要有客觀的信念就要做到忠于“事實”，區(qū)隔事實和價值的關系。而新聞業(yè)本身更該注重對客觀性的追求，形成自我約束的社會權威機制。

此外，書的第一章講到了便士報的興起和發(fā)展，作為現(xiàn)代新聞業(yè)的起源，便士報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書中曾這樣寫道：“便士報”的經營之道是以大發(fā)行量來吸引廣告，不依靠訂報費和政黨補助。便士報一切向前看，只要付出廣告費，人人平等，誰都可以花錢雇用公共報刊?！闭驗楸闶繄蟠罅康禽d專利藥物廣告，而被當時的六便士報貶為“江湖庸醫(yī)公認的喉舌”。乍一看，覺得便士報的廣告政策過于利益化，甚至有些荒謬，但細細一想這不正是現(xiàn)代報業(yè)的通病嗎？五花八門的廣告鋪天蓋地，出錢越多版面越大，你以為那是新聞，可它偏偏就是偽裝成新聞的廣告。然而凡事都有兩面性，有弊自然也有利。雖然便士報唯利是圖的做法難以服眾，但正是這一舉動使得便士報的發(fā)展面臨春天。不涉及任何政治新聞，開始雇用記者，內容趨于日?；?，迎合了更多大眾的口味。報紙不再是官員和貴族的專屬品，平民也開始有權閱讀屬于自己的故事。也許這就是變革，這就是平等的力量，走一條別人完全沒有走過的路，披荊斬棘、大膽嘗新，永遠的邯鄲學步只會停滯不前?，F(xiàn)在都講求創(chuàng)新求變，如何創(chuàng)新，如何求變，便士報的成功或許能提供一些啟示。把中產階級的平民視為讀者，因為這一群體足夠龐大，把以往新聞界認為微不足道的事件看做新聞，因為這比空洞的社論更有趣，把價格從常見的6便士調整為1便士，因為價格越低，發(fā)行量越大。

不管便士報最初遭到何種質疑，最終它通過組織銷售、招募廣告、重視新聞、迎合大眾、忽視社論等方式得以成功。便士報不僅代表，而且創(chuàng)造了“民主市場社會”文化，在這樣的土壤中，才能產生相信“事實”而不是相信“現(xiàn)實”的真正“客觀性”信念?；乜船F(xiàn)代新聞業(yè)的發(fā)展，不禁讓人唏噓。確立新聞準則，深刻影響后世的城市報紙在呼吁建立一個平等的社會中做得盡善盡美，熟不知今天的媒體是否依然恪守這一樸素的理念。

第五篇：《做新聞》讀書筆記

《做新聞》讀書筆記

鳳凰傳媒10研李爽

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本 “難讀”的書，因為作者站在社會學的視角，運用諸多社會學的理論來解讀新聞生產，對社會學相關理論的陌生加重了我閱讀的難度，故花了些時間先把稍不易理解的社會學名詞整理了一番，在基本了解這些詞語和理論的大意基礎之上再來看這本書，難度減輕一些。

一、名詞梳理

（一）知識社會學

知識社會學是研究知識或思想產生、發(fā)展與社會文化之間聯(lián)系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又稱思想社會學。1924年，德國社會學家M.舍勒在《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一書中首先使用“知識社會學”的名稱。這里的“知識”一詞的含義包括思想、意識形態(tài)、法學觀念、倫理觀念、哲學、藝術、科學和技術等觀念。知識社會學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群體、文化制度、歷史情境、時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會文化之間的聯(lián)系，或者說是研究這些社會文化因素如何影響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產生和發(fā)展。知識社會學的產生和發(fā)展，是社會學本身發(fā)展的結果，同時也是社會學轉向研究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展與社會文化的聯(lián)系的結果。曼海姆是繼舍勒之后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1929）、《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1940)、《知識社會學論文集》(1952)等。曼海姆認為，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對思想的形成、發(fā)展、變化及各種觀念的相互依賴關系進行有控制的經驗研究，找出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群體的聯(lián)系，然后由經驗研究上升到認識論高度，探討思想意識反映社會存在的真實程度，確定思想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系及其結構，建立起檢驗知識或思想的正確標準。他所說的社會存在，主要指知識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包括階級、社會地位、職業(yè)群體、代際關系、生產方式、權力結構、歷史情境、競爭、沖突、流動，以及價值觀、世界觀、社會思潮、時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知識社會學所涉及的主要問題是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基礎、知識或思想存在的形態(tài)和存在的關系。當代知識社會學的發(fā)展，愈來愈走向經驗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識的生產、儲存、傳播和應用。當代大規(guī)模的知識生產和傳播，造成一種知識密集的社會。社會學愈來愈重視知識在社會發(fā)展、變遷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涉及知識或思想在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等一系列問題。

（二）常人方法學

常人方法學也稱民本土方法論或俗民方法學，是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互動中使用方法的理論，其創(chuàng)始人是美國社會學家芬克爾。常人方法學認為，社會學應該研究常識世界，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實踐活動，而實踐活動具有能動性。在日常實踐過程中，行動、說明和場景構成了復雜的整體，它們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辨證關系，它們互為條件使實踐行動具有反身性。這就是說，行動與環(huán)境是不斷處于相互建構之中的，對人們行動的理解應該是對其實踐系統(tǒng)的理解。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溝通和社會行動具有“索引性”，即當事人的實踐活動運用共同完成且未經申明的假設和共享知識進行。由于日常語言和實踐行動是以“索引性表達”的方式進行的，所以僅從遵守規(guī)則的角度來考慮行動問題并不合適。行動（或表達）的“無盡索引性”表明，對它們的意義必須訴諸索引及其行動表達的意義才能理解。

（三）主體間性

主體間性概念的最初步的涵義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統(tǒng)一性，但在不同的領域中，主體間性的意義是有差異的。在主體間性概念的形成歷史過程中，事實上涉及了三個領域，從而

也形成了三種涵義不同的主體間性概念，這就是：社會學的主體間性、認識論的主體間性和本體論（存在論、解釋學）的主體間性。社會學（包括倫理學）的主體間性是指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關涉到人際關系以及價值觀念的統(tǒng)一性問題。哈貝馬斯認為在現(xiàn)實社會中人際關系分為工具行為和交往行為，工具行為是主客體關系，而交往行為是主體間性行為。他提倡交往行為，以建立互相理解、溝通的交往理性，以達到社會的和諧。包括哈貝馬斯在內的主體間性理論都具有烏托邦的性質。認識論領域的主體間性意指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它關涉到知識的客觀普遍性問題。最早涉及到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的是現(xiàn)象學大師胡塞爾。胡塞爾建立了先驗主體性的現(xiàn)象學，把先驗自我的意向性構造作為知識的根源，這就產生了個體認識如何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為了擺脫自我論的困境，他開始考察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他認為認識主體之間的共識或知識的普遍性的根據(jù)是人的“統(tǒng)覺”、“同感”、“移情”等能力。胡塞爾的主體間性概念是在先驗主體論的框架內提出的，只涉及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而不是認識主體與對象世界的關系，因此只是認識論的主體間性，而不是本體論的主體間性。

（四）框架理論

框架的概念源自貝特森（Bateson , 1955），由戈夫曼將這個概念引入文化社會學。后來再被引入到大眾傳播研究中，成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高夫曼認為對一個人來說，真實的東西就是他或她對情景的定義。這種定義可分為條和框架。條是指活動的順序，框架是指用來界定條的組織類型。他同時認為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jù)，也就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關于框架如何而來，高夫曼認為一方面是源自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經常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框架定義可分為兩類，一類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圍；另一類是架構——人們以此來解釋外在世界。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為一個名詞和動詞的復合體。作為動詞，是界限外部事實，并心理再造真實的框架過程；作為名詞，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對于作為動詞的框架，學者們對于它的具體機制作了許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說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認為是選擇、強調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選擇與凸選，而臺灣的鐘蔚文與藏國仁認為是選擇與重組等。中國學者潘忠黨認為，框架的分析，“是一個關于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xiàn)實的研究領域”。對于新聞媒體的框架研究，學者們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認為框架是新聞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認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認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xiàn)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方式的建議。在對新聞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認為，框架是新聞工作人員、消息來源、受眾、社會情境之間的互動的結果。

框架可以界定為采取一種集中的組織思路，通過選擇、強調、排除、增加和精心處理等方式，通過標題、導語、引文和重要段落的體現(xiàn)，對新聞內容做出報道的做法。如對恐怖主義的報道。新聞框架影響了受眾如何想，影響受眾如何處理和儲存信息，將受眾的注意力引到事實的某些方面，從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長期的狹隘的程式化的報道難免會產生刻板印象，框限了受眾的主觀認知世界的活動，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但受眾也是根據(jù)自己的認知結構對事件進行主觀解釋，并建構社會現(xiàn)實的。因此，在社會現(xiàn)實的建構中，存在著新聞工作者的框架和受眾個體的框架，兩者之間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關性。

（五）自反性

書中這樣解釋自反性：它涉及現(xiàn)象的語境嵌入。它指敘事被嵌入敘事本身所刻畫，記錄和構成的現(xiàn)實之中。說話所傳達的意義是在實際交談過程中通過就地進行的談話運作方式

產生：談話本身及其構成內容的意義被注解或描述的方式是談話的組成部分。

更多理解在于：維度一：社會學理論一般使用自反性概念是屬于認識范圍，以他們的定義：廣義的自反性，意味著一個理論的假定應用于該理論自身，而更廣義上是指專家系統(tǒng)的自我監(jiān)控（或自律），根據(jù)自己設下的假定盤問自己。不那么嚴格的構成主義派的科學社會學家，把這個概念擴展到日益?zhèn)€體化的外行公眾自反性地盤問科學假定與專家系統(tǒng)本身的增多的傾向，而不只是科學界的自反性。社會學理論一般使用的自反性概念，來討論社會行動者如何得以越來越多地監(jiān)控與組織自己的個別生活敘事文，討論社會本身如何通過社會科學更加有能力自我構成。自反性則好比是反射作用，既非個人化也非有意識也非有目的的。自反性是自反性現(xiàn)代性的核心原則與簡單現(xiàn)代性的原則相抵觸之所在。

自反性首先是結構性自反性，在這種自反性中，從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的能動作用反作用于這種結構的規(guī)則和資源，反作用于能動作用的社會存在條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在這種自反性中，能動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在其中，先前動因的非自律之監(jiān)控為自我監(jiān)控所取代。用一些通俗但不甚準確的話來說，就是某事物在追求其自身的目標的過程中醞釀了另一事物能夠反作用于自身并使自身要么更加強于追求目標要么被它消解。

（六）雙重解釋學

在一定意義上,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的任何理論圖式本質上都是一種為建立特殊描述類型的實踐活動的模式。社會學探討的是在社會行動者本身已經構建的意義框架范圍之內的領域,而且社會學在普通語言和技術性語言之間進行協(xié)調并用它自己的理論模式對此進行了重新解釋。社會學分析的首要任務就是,在社會科學描述性語言的范圍內對不同的生活形式進行調解和解釋說明,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作為人類能動行為的結果來進行解釋。

更直白一點,“雙重解釋學”意味著社會科學的邏輯必然包含著兩套意義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動者構成的充滿意義的社會世界;其二是由社會科學家創(chuàng)造出來的元語言。這兩者在社會科學的時間中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科學家用于理解社會過程的概念和歸納被作為行動者的常人所用,這些人能夠改變社會的進程。因此,社會學家與常人的所作所為并沒有什么不同。

（七）索引性

書中是這樣解釋的，索引性是指社會參與者在運用敘事時，可能賦予這些敘事各種與其所產生的語境無關的意義。

更多理解在于：按照加芬克爾的對日常交往的社會學想象，交往中很大程度是“索引性表達”。也就是說我們談論的社會世界是流動的，不容易被發(fā)現(xiàn)，也不能被定義，只能在特定的相關個人在具體情景中心照不宣地理解。引文索引性表達本身的前提是這種表達讓對方很容易理解他們，明白他們在說什么。人們通常不會相互要求對方解釋他們所說的話，即使這些話是潛在地具有模糊性的。由此下推，社會交往是很脆弱的，如果人民不普遍認識與理解，人們的交往就很難可能。加芬克爾關注社會交往，更著重在社會普通人每日情景中運用常識、程序及思考進行情景處理。在人們說明、說明過程和說明過程實踐上發(fā)揮想象。

（八）自然態(tài)度

書中這樣解釋：自然態(tài)度就是對經驗到的社會現(xiàn)象不加置疑，好像本來就是“自然”在那的一樣。

二、對本書的整體把握

按照一個慣常的理解，這本名為《做新聞》的書無疑要把重點落在“做”上，進一步講，是落在如何做上，作者把它稱為“新聞的生產”。整本書的前七章，圍繞新聞組織如何各自

分工，在社會這個大工廠中及時而有效地生產出新聞產品。關于新聞形成過程的描述是在很多新聞學書籍中都曾有過的，而且往往是些教材類書籍必備的章節(jié)，但塔奇曼這本書給我的感覺之不同之處在于：她因為擁有了一雙近乎于X射線般的眼睛，可以穿透新聞世界紛繁復雜的表象，直逼新聞制造過程的本質，抽絲剝繭般將時而帶有神秘色彩的新聞生產如此赤條條的展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猶如撥開愁云見明月般清澄。讓人不禁為曾經為所有知識而竊喜感到羞愧難當。她見他人所未見，甚為細致的分析了新聞的時空特征，以及在時空關聯(lián)下建構的新聞網絡，進而形成全時廣域的新聞覆蓋，在這樣的覆蓋下，使得新聞工作者行動自如而有序，使得一切現(xiàn)實的重構變得自然而然。我想，這可能得益于塔奇曼細致深入持久精心的實地研究，第一手資料的獲得加上親身經驗，才使得她的論證更具說服力和可信度。而從后三章開始，塔奇曼筆鋒一轉，又將視角的深度進一步挖掘，直至其所能見的最底層。用一種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這一本已足夠深入的新聞生產，在過程背后所隱藏的東西：即新聞作為一種知識，一種社會資源，一種意識形態(tài)以及社會行動者的參考，是如何在新聞工作者及其組織的加工之下稱為社會合法性的證明者和守護者的。這一層面似乎又一下子為人們打開了一扇更寬敞的看新聞的窗子。

李普曼曾把大眾傳媒所展現(xiàn)的環(huán)境稱為是一種“擬態(tài)環(huán)境”，我們通過大眾傳媒是無法抵達現(xiàn)實真實的。塔奇曼顯然是贊同李普曼所說的，新聞是人們了解世界的窗口。不過，他進一步指出，這個窗口的存在受制于兩個方面的因素。客觀方面就是窗口本身的大小、位置等等外在因素，還包括決定這個視野的視點的位置。另外一個方面，對于站在窗外的不同階層的人來說，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姿勢，以及看待窗口時的心情和態(tài)度似乎也會影響到對世界的理解程度。人們開始對窗口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被描述的發(fā)生興趣。顯然，這種描述的內容對每一個觀察者的影響都是至為深遠的。對此，塔奇曼認為，新聞是根據(jù)一定的框架來建構的。新聞把單純的事件轉化成公共討論的事件，就是賦予事件一種公共性格，正因為如此，所以新聞具有一種機構的屬性。于是，在這里，塔奇曼很自然地就把新聞生產與新聞專業(yè)主義的理念結合了起來。作為一個專業(yè)機構，新聞媒體必然依據(jù)一定的規(guī)范來運營。這個規(guī)范逐步確立的過程，也恰恰是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確立的過程。當然，我們必須馬上指出，新聞媒體的規(guī)范與新聞專業(yè)主義并不是完全統(tǒng)一的，甚至在不少時候，它們之間會出現(xiàn)某種背離。這在黃旦那本《傳者圖像——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建構與消解》中有所體現(xiàn)，媒體所有者與職業(yè)傳播者之間的利益和價值的博弈正是這種沖突的表現(xiàn)。

在對新聞組織化進行考察的過程中（主要是塔奇曼對報社以及電視臺的實地考察），他發(fā)現(xiàn)，新聞的生產被置于時間與空間的網絡中。從空間的維度來考慮，新聞機構對自己所擁有的記者在地點分布上做了使其發(fā)揮最大效用的安排，新聞機構就能保證自己的報道觸角能伸展到每一個新聞可能發(fā)生的區(qū)域。而新聞把關人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在眾多的信息中進行第一輪選擇，這種選擇的主要方式就是類型化，將新聞劃分為硬新聞與軟新聞、突發(fā)性新聞與發(fā)展性新聞、連續(xù)性新聞。我認為類型化是新聞機構作出選擇的必要的過程，即便不是按照軟硬等標準來做歸類，新聞工作者也會找到另外一種歸類的方法，這是新聞信息廣博的性質決定的，而類型化不過是框架生產線上的一道比較重要的工序罷了。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很好理解編輯記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為什么會有一種自覺“把關”意識。黃旦認為把關人構成了對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的公開挑戰(zhàn)。但即使是這樣，大多數(shù)記者編輯都會自覺地融入到整個新聞生產的實踐當中去。這或許說明他們對新聞生產機制的主動依附。

塔奇曼認為，在新聞機構中存在著這樣一張錯綜復雜的關系網。正是這張關系網，不僅對每一位身處其中的記者編輯有了很大的約束作用，使他們有競爭又不致于破壞整個機構的運行，同時又保證了新聞能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通過電視新聞敘述方式的解析，塔奇曼又告訴我們，所有被生產出來的新聞半成品與成品，都無一例外地遵循著時空交叉組成的生產方式，簡而言之，新聞也是一系列標準化的產品。正因為新聞是標準化生產的結果，所以

對婦女運動的報道就從一開始就被奠定了基調，從而也就決定了整個運動發(fā)展過程無法擺脫的媒介鏡像。

上文說過，這是一種慣常的對如何生產新聞的理解思路，而我讀后的感覺是，這本在詳細介紹如何生產新聞的書的本質目的在于，對新聞維護現(xiàn)實合法性屬性的質疑，進而是對現(xiàn)實合法性的質疑。這是我對自己產生這樣想法的疑惑，也在試圖得到這種疑惑合理性的答案。先試圖去自己解決一些問題吧，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或者可以找到一個更為明辨的問題方向。

三、正在尋找答案的問題

（一）新聞組織及其工作者不該通過新聞去證實社會的合法性嗎？

這一點我們必須正視：新聞作為社會生產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身處社會制度以及結構之中，本身即被社會制度這個框架所限制，反映出一定的社會現(xiàn)狀是必然的。而我認為社會現(xiàn)實是否合法，在某種程度上并不是新聞組織去定義或者限制而形成的，而是由新聞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所引起的結果，其最終具有決定性的主體是公眾而不是新聞組織。公眾對于一種社會現(xiàn)實的描述給予完全的好不質疑的篤信，當然這是由于新聞意識形態(tài)化所引起的，新聞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阻礙了質詢精神，因為它阻礙了某種分析性的理解，而社會參與者正是通過這種分析來理解自己的命運。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新聞阻礙了言論自由和公眾統(tǒng)治的理性主義模式的實現(xiàn)，因為它阻礙了對當代社會真相的探尋，阻礙了人們接近真理的道路。這是這種毫無質疑才導致了新聞建構的現(xiàn)實社會合法化?？v觀全書，塔奇曼整個的論述，包括對新聞生產環(huán)節(jié)的描述，其實只是為了證明這樣的問題——新聞使得社會現(xiàn)狀合法化，而他自己對此的態(tài)度是，他認為新聞是一種社會資源，它的建構限制了當代生活的分析性理解。新聞通過網絡傳播，通過類型化報道方式，通過對新聞工作者的專業(yè)主義要求，通過事實和消息源之間的相互建構，通過新聞敘事的表現(xiàn)方式，通過對憲法第一修正案關于私人財產權和專業(yè)主義權力的聲明——通過所有這些現(xiàn)象來作為一種客觀化了的限制或者資源，使社會現(xiàn)狀合法化。這一系列的論證似乎暗指新聞的一個陰謀即是為了維護現(xiàn)狀的合法化。其實塔奇曼是反對這樣的一種維護的，但此書論述到這里就結束了，并沒有繼續(xù)深入下去，他是想以此引起人們對現(xiàn)實合法的質尋，啟發(fā)人們的探求真相的精神，但可以其后續(xù)的論述并不充分，在書中也只是略微點到而已。

（二）如果沒有框架，我們應該怎樣做新聞？

塔奇曼全書的主線在于，依賴于人們把現(xiàn)實生活的碎片規(guī)整成自己的經驗和知識的規(guī)則這樣的框架，使人們經驗到的生活世界，有了條理和秩序，同時，這些被整合了的條理化的經驗知識，又成為人們下一次理解生活世界的基礎。他認為，框架是編輯記者在新聞生產中必不可少并堅持運用的東西，是框架使一個偶發(fā)的事實變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變成了一則新聞報道。新聞框架不僅僅組織新聞生產，而且實際還起著組織生活現(xiàn)實，并賦予其秩序的作用。但新聞框架不僅生產意義，而且限制意義。它通過劃定一定的界限，將信息組織在一個范圍之內，從而縮小了選擇的可能性?？蚣艿某霈F(xiàn)以及被意識，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新聞生產上的一種神秘感，于是開始遭到對其真實性的置疑，因為新聞工作者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框框中完成的，它甚至將每一個步驟都作出了規(guī)定，類型化我認為其實就是框架的一部分，它便于新聞工作者以最大的效率來選擇確定哪些有價值的信息可以成為新聞。打破這種框架似乎可以使新聞報道從刻板的模式中解放出來，成為真正自主的反映現(xiàn)實的東西。但如果真的沒有框架，這個具有機構性質的活動乃至機構本身要遵循怎樣的工作才能完成滿足公眾知情權的責任呢？我想正是新聞的這種公共性和組織機構性以及信息的廣泛性才使得框架有其生存的土壤，雖然框架的限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新聞價值的判斷和新聞的生產產生一定的限制，就像意義被生產也被限制一樣，但遵循一定的規(guī)則和原則是任何一個機構所需要的。如果沒有框架，新聞要如何生產，我無法給出答案。

（三）塔奇曼對新聞專業(yè)主義提出挑戰(zhàn)嗎？

因為新聞學與社會學一樣具有自反性和指稱性特征，因而社會學理論推翻了新聞專業(yè)主義所標榜的新聞是社會生活的真實報道的神話。因為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基礎是傳統(tǒng)的收集和傳播信息的方法，而不是把這些方法作為集體的人類事業(yè)去考慮。所以，人們有理由懷疑新聞報道是否具有必要和必然的公正性。這就造成了對新聞專業(yè)主義所宣稱的“獨立公正客觀”等理念的挑戰(zhàn)。塔奇曼在書中從功能主義的角度解釋說，任何新聞的社會認識，都是依賴于其社會結構，社會結構產生社會準則，這些準則中就包含判定社會生活哪些方面是有益或者重要的基本態(tài)度，換句話說，當社會中關于重要或者有益的判定成了眾人所認同和遵守的準則，那么，新聞報道什么，選擇什么，自然就是這些準則的反映。一個行業(yè)的專業(yè)實踐標準就是社會準則的具體反映。按照這樣的邏輯，即是不管新聞工作者做怎樣的努力，也無法改變社會固有的準則和結構，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對新聞的選擇和處理新聞的態(tài)度。也就是否定了新聞專業(yè)主義對新聞盡可能反映客觀現(xiàn)實的一種否定。但我認為，即便塔奇曼的邏輯是正確的，但我們的社會仍需要堅持新聞專業(yè)主義，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無法從質上改變對新聞的選擇傾向，但可以對新聞真實和公正起到量上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