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完善 三大特色值得借鑒

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完善 三大特色值得借鑒 新加坡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但在住房建設與分配上并不完全通過市場調節來實現，而是采取了政府分配與市場出售相結合的形式，即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由政府投資建設并實行有償提供，高收入階層住房由市場提供的體制。低收入階層可以享受廉租屋待遇，中等收入階層可以購買組屋，高收入階層則可購買私人住宅。

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有許多特色，并且值得借鑒的地方，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制定長遠規劃，由政府出資建房

新加坡于1960年成立了房屋發展局，專門負責住宅建設的計劃安排、施工建設和使用管理。房屋發展局是一個半官方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在房屋發展局的主持下，新加坡每五年制定一個建屋計劃。為確保計劃的順利實施，新加坡政府除了專門撥出國有土地和適當征用私人土地，以供房屋發展局建房之用外，還以提供低息貸款的形式，給予房屋發展局資金支持。

二是實行住房公積金保障制度

新加坡從1950年開始推行中央公積金制度。住房公積金制度是一種強制性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強制繳納、限制使用方向和用途來實行。

對于那些最低收入的家庭，允許動用公積金存款的一部分作為購房的首期付款，不足部分由每月交納的公積金分期支付。中央公積金制度對于解決“居者有其屋”計劃遇到的住房籌資等問題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三是因地制宜

根據人多地少且人口密集度高的特點，新加坡房屋(house.65singapore.com)發展局在規劃設計小區和新建組屋時，既考慮建筑外形的高低錯落、色彩變化，又能充分利用室內面積合理布局。所有的居住小區都有完善的配套設施，包括商業中心、銀行、學校、圖書館和劇院等。

另外，政府還通過郵政儲蓄銀行貸款和政府補貼對公共住房以及中低收入階層進行調配，使公共住房能夠良好運轉。同時新加坡政府對于公共組屋管理施行立法與政策相配套，不僅解決了建房問題，而且解決了公共住房的轉售轉租問題。

第二篇：關于完善公務員住房保障制度的提案

關于進一步完善公務員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議

近年來，房價的高速飛漲已成為社會的熱點問題，其漲幅與社會經濟增長速度及工薪階層收入增長不成比例，存在著不合理因素，給社會的和諧發展造成不良的影響。社會在發展，而人們的幸福生活指數卻沒有同步上升，“安居”問題成為“樂業”的最大障礙。不久前，我參加了單位組織的青年干部座談會，在談到住房問題時，據與會的20位青年公務員反映，他們中買房的4位，住單位一年期周轉房的12位，自己租房的2位，投靠父母親友的2位。買房的4位公務員，都是靠父母全力支持解決了首付款，不論是買房還是租房，這些公務員在住房還貸或租金上的支出占收入的1/3至1/2，巨大的經濟負擔已經嚴重擠壓他們的工作、生活乃至婚育計劃。至于住單位周轉房的青年公務員，一年期限后，馬上也要面臨這些問題。會后，我結合平時對公務員住房問題的一些思考，提出此提案。

實施住房分配貨幣化以后，按照大多數公務員是中低收入階層的狀況和房改政策，公務員的住房可以通過購買經濟適用房和普通商品房解決。但實際情況是，房改后不再允許單位自建房，而統一規劃建設的經濟適用房又明顯滯后，可為公務員提供保障的經濟適用房明顯不足。并且近兩年，國家相繼出臺文件，將經濟適用房供應對象限定在低收入群

體，許多城市限定在年收入2萬元以下的家庭，公務員大多不在此供應范圍之內。另一方面，近幾年商品房價格上漲幅度過快，盡管公務員的工資收入也有不同程度提高，但由于住房補貼基數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都偏低，依靠現有工資收入購買商品房還是難以承受。更進一步想，如果處理不好公務員住房問題，人類基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窮則思變，少數掌權的公務員，很有可能鋌而走險，以權謀私，從而孳生腐敗問題。

實行住房貨幣化改革以來，過分地強調了公務員住房的市場化、社會化，忽略了保障性的功能，借鑒國外的經驗，許多國家公務員的住房制度，也不是建立在純粹的商品化基礎上的，都普遍帶有一定的保障性。因此，建議：

（一）多渠道統建住房，建立和完善公務員住房供應體系。一是統一規劃、集中建設經濟適用型公務員住宅。適應國家經濟適用住房政策調整的情況，考慮公務員住房問題的特殊性，今后應積極建設公務員住宅，在政策上享受經濟適用房的土地劃撥、稅費減半等一切優惠，在房屋面積和戶型結構上要滿足不同公務員的住房需要。二是利用存量土地建設部分公務員住宅。一定時期內利用單位自用土地，在符合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提下，采取危舊房改造等形式，建設一定規模的公務員住宅，按照實際建造成本向符合條件的公務員

出售。

（二）完善住房補貼制度，提高公務員住房消費能力。擴大住房補貼基數，動態調整補貼比例。將住房補貼的計提基數由現在的基本工資擴大到工資總額；隨著商品房價格的上升，及時動態調整住房補貼比例，使公務員的住房消費能力也得到提升。

（三）適當向青年公務員傾斜政策。青年公務員沒有享受老公務員能享受的福利分房，現在又趕上高房價時期，為此，可以考慮建一批青年公務員公寓，以優惠租金租給青年公務員，至少讓青年公務員在工作的頭三至五年有住房消費能力的原始積累期。等這批公務員實現居住過渡后，再將這些公寓投入市場。

（四）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和監督職能，規范房地產市場，采取政府行為干預商品房價格。政府的物價管理部門應發揮積極主導作用，干預商品房的價格，防止房地產商抬高價格，使商品房的定價更能體現其地價、造價和稅費等成本，不能一本萬利。真正體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

“居者有其屋”、“安居樂業”既是中華民族和諧文化的主要內容，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從長遠來看，應該著力構建完善的公務員住房保障制度，從而保證公務員職業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不斷提高公務員群體的工作績效，為我國培養一支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隊伍提供基礎保障，從而實現公務員隊伍的穩定與健康發展。這也是提高黨和政府執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保證，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第三篇：關于住房保障制度研究

年初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房價持續攀升。按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發布的70個大中城市房價調查數據，4月至10月的房價漲幅分別為：5．4％、6．4％、7．1％、7．5％、8．2％、8．9％、9．5％。這種持續上升的走勢，與近年相比大同小異。不同的是，中國樓市的國際性背景日益明顯。

房價的外部因素

今年，國家與地方通過戶型結構調整、供求比例調整、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設、金融與稅收等一系列手段，對房地產行業不斷進行調控，但房價沒有停下上漲的腳步。其中原因復雜，而一個重要因素，是流動性過剩加劇房地產的供求緊張。

在這方面，導致房價上行的外部因素不可不察。

在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情況下，中國的資產價格膨脹帶有深刻的全球化背景。首先，全球經濟失衡嚴重，特別是前些年，主要經濟體的低利率政策及外匯儲備的增加等因素，導致流動性全球過剩。其次，今年以來，能源、礦產等資源性產品在全球范圍內供需矛盾加大，價格不斷走高，傳導到國內，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預期增強。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錢逢勝分析，土地越來越成為稀缺資源，過多的資金追逐較少的土地，必然造成土地價格上漲。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此前公布的《2007年3季度中國房地產市場報告》顯示，70個大中城市土地交易價格上漲15％，環比增加1．5％，其中居民住宅用地交易價格上漲16．2％。

在相同的國際背景下，房地產市場成為眾多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韓國為地價的“一飛沖天”而發愁，日本地價走出16年來的低谷開始上行，而英國、美國的地價盡管今年開始下滑，但在2006年以前已上漲多時，都對經濟保持穩定發展帶來威脅。

對于中國，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境外資金流入逐利，更是攪動了并不平靜的樓市，給房地產市場發展帶來新的復雜性。

顯然，國際投行、海外基金投資中國房地產的熱情高漲。知名外資中介行世邦魏理仕的研究報告顯示，僅2007年第一季度，外資收購上海物業總成交金額達38億元。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至8月份，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利用外資371億元，同比增長65．9％，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0．1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房地產業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占同期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達到24．1％，比2006年提高近11個百分點。

德意志銀行（亞洲）董事總經理王仲何分析，進入中國內地樓市的外資已涌現三波：第一波主要是來自香港、日本等地的亞洲資金，第二波是歐洲資金，第三波是美國、中東等地的資金，由傳統的專注于一線城市，正向二、三線城市擴展。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產業經濟研究所不久前完成的《境外熱錢在國內非正常流動調查報告》認為，越來越多的國外熱錢投資到國內樓市，博弈人民幣升值，刺激房價過快增長。

在流動性過剩背景下，通脹預期導致手有余錢者首選買房置業，住房保障缺位使得購買力不足者也被裹挾提前入市。中國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解釋說，一方面，資本市場發展為居民調整資產組合提供了條件，居民對持有儲蓄存款的偏好降低；另一方面，隨著物價水平上升，實際負利率情況越發嚴重，存款搬家，資金加速涌入資產市場。

次貸危機的警示

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出重要信息：已實施十年之久的“穩健的貨幣政策”將調整為“從緊的貨幣政策”。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莊健分析：“貨幣政策從‘穩健’轉為‘從緊’，而不是‘適度從緊’，這在中國近年來比較少見，說明宏觀調控的政策分量加重。”專家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增長形勢總體比較平穩，但是房地產等一些領域仍存在信貸投放過多等問題。

2007年對中國樓市產生深刻和潛在影響的外部事件莫過于美國次貸危機。從2002年起，美國房價每年漲幅逾10％，2005年暴漲17％。隨后，美聯儲不斷加息，利率達5．25％后，房價開始“跌跌不休”，次級房貸難以償還、債券信用危機爆發。一大批貸款機構和抵押貸款經紀公司破產，投資銀行的高管們紛紛離職，危機至今仍在擴散。

專家認為，盡管我國情況與美國大不相同，但次貸危機仍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有關專家稱，房價快速上漲有可能帶來兩方面后果：

一是大量的資金和其他資源過度追逐房地產，將使制造業升級缺乏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支持，妨礙經濟結構升級，影響長期競爭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呂政指出，房地產市場投資資本的活躍，將提高當地工商業成本，打破資本平均利潤率規律，抑制資金對企業創新的支持。

二是銀行房貸規模急速擴張，風險可能向金融機構轉移。央行在《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首次對房貸違約風險發出警示，“住房抵押消費貸款增長很快，違約風險已有抬頭趨勢”。

“但對于樓市泡沫，現在只能一點點擠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指出，高房價問題不僅僅是房地產行業的問題，上關乎數萬億元的商業貸款和個人貸款，下涉及幾十個相關行業，中間還夾雜著千家萬戶。這決定了任何過速的“休克療法”都是危險的，樓市調控不能指望畢其功于一役，只能采用“漸進療法”，在發展中“以時間換空間”。即邊通過不斷釋放調控信號來干預市場預期，邊切實增加廉租房、經濟適用房、限價房、中小戶型中低價位房的有效供給，以舒緩供求關系；同時，收緊房貸，讓銀行緩釋風險。

事實上，中國新時期的住房保障體系正在建立：

——“二元管理”，界定了政府和市場邊界，住房保障與市場分離。政府責任在提供保障性住房，市場化商品房則由市場配置。

——“三分需求”，即對于低收入人群，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搞好廉租房，讓買不起房的居民或者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能夠租得起房、住得上房。為此，中央今年在財政超收中將安排49億元，加上地方財政共近幾百億元用于廉租房建設。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2008年將加快面向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廉租住房建設。對于中等收入人群，政府則加大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力度，使經濟適用房大多數面向中等收入者。對于高檔住房，主要靠市場調節。

——“四管齊下”，國土資源部已出臺文件，規定開發商不付清全部地價不得分期發放土地證，這是“促供給”；央行、銀監會出臺政策，要求提高第二套以上住房的首付比例，這是“抑需求”；擴大廉租房政策的覆蓋面，這是“補保障”；經濟適用房大多數也要面向中等人群，這是在“調預期”，讓中等收入者別再追漲。

第四篇：文檔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重要性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重要性 低保”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簡稱。“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 成就。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保障群眾 生活的現實需要也是推進改革發展、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最近又在“6·25”重要講話中明確強調要 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這些都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指明了方向。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中寫道“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些古語大家都十分熟悉表達了古人對社會和諧的憧憬也反映了古 人對良好的生活保障的期待。一般說來社會保障制度是指國家和社會對生活困難的社會成員予以物質幫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和措施。它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19世紀80年代世界上第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制 度在德國建立。經過100多年的發展它已成為現代國家一項不可或缺的社會經濟制度。在我國雖然“社會保障”這一概念提出得比較晚但歷史上出現的救災備荒、扶貧濟困、養老撫幼的制度和 機構實際上發揮了社會保障的功能。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建立了與計劃經濟相配套的社會保障制度但當時的保 障水平比較低效率不高。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我們開始 探索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并相繼建立起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等制度。一是“平衡器”的作用。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調節中高收入群體的部分收入提高最低收入 群體的保障標準減少貧困適當縮小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使其保持在一個適度的水平。這樣不僅能 夠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我國目前城鄉、區域和社會成員之間的差距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而且能夠增加社會整體的 福利水平。二是“穩定器”的作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能為勞動者建立各種風險保障措施幫助他們消除和抵御各種 市場風險避免因生活缺乏基本保障而引發一系列的矛盾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此外積極鼓勵先富的人熱心社 會公益事業幫助那些困難群體也可以融洽社會各階層的關系使社會不同階層和諧相處、共同進步。“交上十元錢看病管一年”這是不少農民兄弟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生動描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和推進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快速發展的一個剪影。經過長期努力目前我國社會 保障有了長足進展初步形成了社會保障體系的總體框架在促進改革發展穩定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社會保險方面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覆蓋的范圍不斷擴大社保基金的支撐能力逐步增強。近幾年社會保險覆蓋人數每年遞增6左右社保基金收入每年遞增20左右。在社會救助方面初步建立了以城市低保、農村五保、農村特困戶救助、災民救助為基礎臨時救助為補充 醫療、教育、住房、司法等專項救助相銜接政策優惠和社會互助相配套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框架。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方面初步形成了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供養機構為補充老年人、殘疾人和孤兒 為重點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慈善事業進入政府全面推動的新階段。不過客觀地講當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很不完善存在覆蓋范圍窄、保障水平低、法律不夠健全、監察執不 嚴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主要是針對城鎮居民的即使在城鎮也有不少居民 依然被排除在社會保障的范圍之外。一是人口老齡化使老年人的養老、醫療、社會服務等問題更加突出。二是就業方式日益多樣化使擴大社會保障覆 蓋面問題更為凸顯。三是城鎮化進程加速給社會保障制度帶來新問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還必須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企業要切實遵守相關法律法規按時足額為職工繳納各種社 會保險費用逐年增加養老金積累建立健全福利集體協商機制。社會組織和服務機構要積極行動起來在社會救助、濟貧幫困、慈善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家庭和個人要依法繳納各種社會保險費用發揮好贍養、自助、互助等功能 推動形成團結互助、和諧融洽的社會氛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也要積極發揮商業保險的補充作用。商業保險雖然是一種經濟行為與保障基本生活為目的的 社會保障制度有差別但在減少危險、補償損失、保障生活、安定社會上與社會保障制度又有相通之處。特別是商業保險 投保水平可高可低多投保多受益能夠滿足人們更高層次和多樣化的社會保障需要有利于提高我國社會保障的整體水平。因而要大力發展商業保險完善人壽保險、補充醫療保險、人身意外保險等險種為群眾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此外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律體系加快出臺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慈善法等法律制定養老保險條例、醫 療保險條例、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條例等法規。同時要嚴格執法依據《勞動法》等相關法律 法規積極開展規范企業用工、清理社會保險關系等方面的監察執法提高社會保障工作的效率和質量加大對違法行為 的打擊力度。

第五篇：進一步完善醫療保障制度

進一步完善醫療保障制度

戴鳳舉

2006年第7期 ——社會發展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經歷了一段改革發展的歷程。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鎮公費醫療、勞保醫療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曾經使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基本醫療保障。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原有的醫療保障制度已難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在“十一五”期間，我國醫療保障制度至少應在以下兩個方面得到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擴大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面

我國目前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均存在覆蓋面低的問題。從城鎮來看，雖然截至2005年底，全國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3709萬人，在上一年參保人數12404萬人的基礎上增加了1300多萬人，但是由于覆蓋率偏低，造成大批城鎮勞動力人口游離于基本醫療保險之外，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我國現行的基本醫療保險以單位投保為組織形式，大批非公有制企業勞動者，如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組織的雇員，以及農村進城務工人員，雖然已經成為從業人群的一支主力，但是卻不能享受基本醫療保障。二是醫療保險保費收繳難。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都面臨企業負擔過重和經濟效益不好等困難，盡管繳費比例較低，但企業拖欠醫療保險費的情況仍然很嚴重，造成此類企業在職職工和下崗、離退休人員基本醫療保障嚴重不足。三是一些經濟效益好的新興國有股份制企業、外資企業因雇員年齡構成偏低，負擔輕，對醫療需求較少，對于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積極性不高，有

意拖延參保，從而造成公平性在基本醫療保險的運作中無法充分體現，形成了一定的惡性循環。

從農村來看，我國實施的醫療保障主要是政府財政扶持、采取互助互濟形式的合作醫療制度。據衛生部統計，截至2005年底，全國已有678個縣(市、區)開展了合作醫療的試點工作，覆蓋人口2.36億人，共有1.79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參合率為75.7%。雖然新型合作醫療試點工作近幾年來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實際參合農民目前占農村總人口的覆蓋率仍然很低，廣大農村缺醫少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還時有發生。

為了擴大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面，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在廣大城市地區深化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具體做法是：其一，將目前單純覆蓋參保職工本人的醫療保險擴展到職工所撫養的直系親屬(主要是未成年子女)，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此在財政上應以補貼支持。其二，根據中央“認真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的有關指示精神，進一步強化外來人員用工制度的監督管理，將醫療和工傷保險的參保作為各行業雇傭農村進城就業人員的必要條件。其三，抓好混合所有制企業、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參保，繼續加大靈活就業人員參保力度，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應建立專職人員和機構，為上述人員參保提供便利條件。

其次，對于廣大農村地區，各級政府也應當按照中央有關指示精神，大力“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基本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事實上，2005年8月1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明確，要進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財政支持力度，2006年將試點的縣(市、區)由目前占全國的21%擴大到40%左右，中央財政對參加合作醫療農民的補助標準在原有每人每年10元的基礎上再增加10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考

慮：其一，盡管國家承諾對貧困地區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給予人均20元的財政補貼，但對于特別貧困的人群，很難拿出應付的每人10元的籌資款，貧困地區地縣兩級政府的保障資金也難到位。因此，建議政府在增加財政的社會保障投入的同時，采取多渠道籌措社會保障基金的方式，包括社會慈善、社會捐贈、群眾互助等社會扶助活動，甚至可以通過發行彩票的方式籌集資金，對于資金提供方則可以進行一定稅收減免和其他政策優惠。其二，新農村合作醫療基金如何高效使用，最大程度為廣大參合農民提供基礎醫療服務，同時有效防止基金的流失和非法挪用。對于此問題，建議參考發達國家的做法，大力引進商業保險對醫療風險的評估和管理技術，以及委托商業保險公司對基金進行“第三方管理”，以確保基金的合理使用。同時，在部分條件允許的地區(主要是參合率較高的地區)，建立農村養老和醫療互助基金管理機構，該機構應不同于傳統的政府管理部門，而是一種國外流行的互助合作保險社(公司)模式，對基金的使用、醫療機構和計劃的選擇、基金保值增值等問題實施有效監控。

進一步完善基本醫療保險的責任范圍和給付標準

我國目前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中，有兩個問題值得特別重視：一個問題是，按照目前的融資方式，個人負擔部分過高。我國目前是職工和所在單位按工資總額的8%共同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醫療保險起付標準原則上控制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10%左右(一般為800～ 1000元)，最高支付限額原則上控制在當地職工年平均工資的4倍左右(一般為4萬元)。另一個問題是，統籌基金和個人賬戶使用范圍與支付比例的劃分不夠明晰，分賬管理不夠嚴格，導致個人賬戶閑置不用或者部分賬戶積累過多與醫療統籌資金收不抵支的現象并存。我們認為，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核心作用，應是抗衡疾病或意外傷害對個人和家庭造成的嚴重財務影響，從而充分起到社會的穩定器功能。因此，在目前融資條件有限的情況下，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應以大病、重病、急癥等為主。建議取消社保基金中的個人賬戶，將全部社會醫療保險基金用作統籌部分，用于支付職工的住院費用、門診大病醫療費用(包括腎病、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化療和放射等治療和藥品)以及急診醫療費用。對于上述醫療費用，降低個人負擔比例，提高最高給付上限。其他門診類診療和藥品費用，通過商業性補充醫療保險提供保障。

為有效發揮商業保險公司的技術和管理優勢，參照國際通行做法，建議基本醫療保險改變政府管理者與經營者的雙重身份制度，國家可采取第三方購買和第三方管理的方式，由商業保險公司經營基本醫療保險基金。■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保險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