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倫理學》讀后感

黑格爾曾說，要成為一個哲學家，必須首先成為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實際上斯賓諾莎一生中甚至沒有建立一個學派，其最艱深的著作《倫理學》也只有二百多頁篇幅。但是之后的所有哲學都不同程度地受著他的影響。以至于在為紀念斯賓諾莎逝世二百周年的塑像募集資費時，收到從世界各地寄來的捐款，史無前例的人數之眾，范圍之廣，令這座紀念碑真正地凝

合著無比寬廣的愛和尊敬。巴魯克-德-斯賓諾莎于1632年11月24日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在青年時期對《圣經》和猶太教教義的體驗和研究中，斯賓諾莎水星沖冥王相位的特質開始初步體現：他精細敏銳的觀察總能察覺出疑點并付諸思考。而水星天蝎的旺盛好奇心也驅使他涉足前人屢屢怯步的未知精神領域--他讀的經典之作越多，發現的無法回答的問題也越多，于是對宗教的單純信仰變成理性發出的疑問和迷惑。在這個階段，早期接觸的神學中給斯賓諾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摩西的“上帝與宇宙同一”的觀點。

為了閱讀更多的基督教思想家們關于命運和上帝這類問題的著作，斯賓諾莎開始學習拉丁文。其中艱辛自不必說，不過斯賓諾莎意志頑強，最終掌握了拉丁文并接觸大批歐洲古代和中世紀的文化遺產。

其中對他的思想結構產生最終決定性影響的是笛卡爾，不過斯賓諾莎對這位近代主觀唯心主義之父的興趣并不在于引發大論爭的關于“我思，故我在”的認識論漩渦，而就像海王空位的近似遁世的玄妙沉思一樣，斯賓諾莎的這個空相位能夠讓他總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冷靜分析一切知性。所以他關注的是笛卡爾體系中當時略微“冷門”的構想，即一切物質形式和一切精神形勢之下，皆有均質的“實體”，斯賓諾莎從來喜歡迎接來自精神世界的挑戰，這次更不例外，實際上，笛卡爾在此停下腳步，而斯賓諾莎從此走得更遠。

年輕的斯賓諾莎獲取的淵博知識令猶太教會長老認定這個晚輩有著異端思想，1656年7月中，猶太教會對斯賓諾莎殘酷的處罰--終身革除教籍。1660年，斯賓諾莎遷到萊茵斯堡，他的第一部著作也在此處降生。

在《知性改進論》這部早期的作品中，斯賓諾莎深刻思考得出的結論是：人們要從物質當中獲取長久幸福是不可能的，永恒的幸福只能從對知識的不斷渴求和掌握中獲得。那么關于如何知道我們追求的知識是正確、可靠的，斯賓諾莎的解答是，在做一切事情之前我們應該先想辦法改進和澄清我們的知性。他又將知識的形式按優越程度區分為三種：

1.靠傳聞或純粹經驗得來的知識

2.直接演繹，通過推理得到的知識

3.最上乘的，也就是來自推理和感覺兩方面共同的知識

下一部著作《倫理學》中，斯賓諾莎將直覺知識稱為對事物的“永恒狀態和關系”的認識，直白一些講，就是找出具體事物是否和這個事件本身背后的規律，通曉它們共性的永恒關系。

有關于《倫理學》，這樣具有幾何學形式的被極端壓縮的著作的思想，在短短幾百字的篇幅里是不可能被完全闡述的，更不必說分析。以至于不少人將這種自成一體的哲學幾何斥為人造的棋局。

不過，斯賓諾莎令這部艱深的著作幾乎涉及了所有的形而上學或者倫理學命題，這樣包羅萬象的學術珍品自然不是可以瀏覽以作消遣，而是供后世所有熱愛哲學的人們仔細研究之用。畢竟，如果想要粗淺地了解一些“裝點門面的知識”，只消在大百科全書里將有關斯賓諾莎一欄的文字讀上兩遍便已足夠。

1677年2月20日，斯賓諾莎早逝，斯賓諾莎正像他自己在論永生時談到的“人類的心靈不會隨著肉體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將永存”，這就是用永恒的形式看待瞬間事物那一部分得出的令人安寧的結論，斯賓諾莎的一生有著猶太民族漂泊的投影，人類智慧純度極高的結晶。他也無愧是在精神上最接近永恒的人。

“我所說的永恒的心靈不是想象和記憶，我們每個人都是永恒規律的一部分，作為整體的部分，我們都是永生。”至于天國的幸福，《倫理學》的最后一個命題寫道：“幸福不是美德的報酬，而是美德本身”。在今天這個令人耳鳴目眩的紛雜物質社會，有多少人會不時令自己面對斯賓諾莎展現在世人面前的“終極的規律”、“永恒的上帝”？

第二篇：《倫理學》讀后感_倫理學讀書筆記2000

黑格爾曾說，要成為一個哲學家，必須首先成為一個斯賓諾莎主義者。實際上斯賓諾莎一生中甚至沒有建立一個學派，其最艱深的著作《倫理學》也只有二百多頁篇幅。但是之后的所有哲學都不同程度地受著他的影響。以至于在為紀念斯賓諾莎逝世二百周年的塑像募集資費時，收到從世界各地寄來的捐款，史無前例的人數之眾，范圍之廣，令這座紀念碑真正地凝合著無比寬廣的愛和尊敬。

巴魯克-德-斯賓諾莎于1632年11月24日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在青年時期對《圣經》和猶太教教義的體驗和研究中，斯賓諾莎水星沖冥王相位的特質開始初步體現：他精細敏銳的觀察總能察覺出疑點并付諸思考。而水星天蝎的旺盛好奇心也驅使他涉足前人屢屢怯步的未知精神領域--他讀的經典之作越多，發現的無法回答的問題也越多，于是對宗教的單純信仰變成理性發出的疑問和迷惑。在這個階段，早期接觸的神學中給斯賓諾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摩西的“上帝與宇宙同一”的觀點。

為了閱讀更多的基督教思想家們關于命運和上帝這類問題的著作，斯賓諾莎開始學習拉丁文。其中艱辛自不必說，不過斯賓諾莎意志頑強，最終掌握了拉丁文并接觸大批歐洲古代和中世紀的文化遺產。

其中對他的思想結構產生最終決定性影響的是笛卡爾，不過斯賓諾莎對這位近代主觀唯心主義之父的興趣并不在于引發大論爭的關于“我思，故我在”的認識論漩渦，而就像海王空位的近似遁世的玄妙沉思一樣，斯賓諾莎的這個空相位能夠讓他總是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冷靜分析一切知性。所以他關注的是笛卡爾體系中當時略微“冷門”的構想，即一切物質形式和一切精神形勢之下，皆有均質的“實體”，斯賓諾莎從來喜歡迎接來自精神世界的挑戰，這次更不例外，實際上，笛卡爾在此停下腳步，而斯賓諾莎從此走得更遠。

年輕的斯賓諾莎獲取的淵博知識令猶太教會長老認定這個晚輩有著異端思想，1656年7月中，猶太教會對斯賓諾莎殘酷的處罰--終身革除教籍。1660年，斯賓諾莎遷到萊茵斯堡，他的第一部著作也在此處降生。

在《知性改進論》這部早期的作品中，斯賓諾莎深刻思考得出的結論是：人們要從物質當中獲取長久幸福是不可能的，永恒的幸福只能從對知識的不斷渴求和掌握中獲得。那么關于如何知道我們追求的知識是正確、可靠的，斯賓諾莎的解答是，在做一切事情之前我們應該先想辦法改進和澄清我們的知性。他又將知識的形式按優越程度區分為三種：

1.靠傳聞或純粹經驗得來的知識

2.直接演繹，通過推理得到的知識

3.最上乘的，也就是來自推理和感覺兩方面共同的知識

下一部著作《倫理學》中，斯賓諾莎將直覺知識稱為對事物的“永恒狀態和關系”的認識，直白一些講，就是找出具體事物是否和這個事件本身背后的規律，通曉它們共性的永恒關系。

有關于《倫理學》，這樣具有幾何學形式的被極端壓縮的著作的思想，在短短幾百字的篇幅里是不可能被完全闡述的，更不必說分析。以至于不少人將這種自成一體的哲學幾何斥為人造的棋局。

不過，斯賓諾莎令這部艱深的著作幾乎涉及了所有的形而上學或者倫理學命題，這樣包羅萬象的學術珍品自然不是可以瀏覽以作消遣，而是供后世所有熱愛哲學的人們仔細研究之用。畢竟，如果想要粗淺地了解一些“裝點門面的知識”，只消在大百科全書里將有關斯賓諾莎一欄的文字讀上兩遍便已足夠。

1677年2月20日，斯賓諾莎早逝，斯賓諾莎正像他自己在論永生時談到的“人類的心靈不會隨著肉體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將永存”，這就是用永恒的形式看待瞬間事物那一部分得出的令人安寧的結論，斯賓諾莎的一生有著猶太民族漂泊的投影，人類智慧純度極高的結晶。他也無愧是在精神上最接近永恒的人。

“我所說的永恒的心靈不是想象和記憶，我們每個人都是永恒規律的一部分，作為整體的部分，我們都是永生。”至于天國的幸福，《倫理學》的最后一個命題寫道：“幸福不是美德的報酬，而是美德本身”。在今天這個令人耳鳴目眩的紛雜物質社會，有多少人會不時令自己面對斯賓諾莎展現在世人面前的“終極的規律”、“永恒的上帝”？

第三篇：公共管理倫理學讀后感

公共管理中德治的現實思考

——《公共管理倫理學》書評 剛剛拜讀完張康之教授的巨著《公共管理倫理學》，自己起初對倫理學茫然無知，漸漸被張老師嚴密的思維、宏大的視角和深刻的闡述所深深吸引，尤其是公共管理中的德制的部分深深地吸引了我。雖然現在國家提倡依法治國、以德治國，但是自己對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德治始終缺乏準確和深刻的認識。拜讀了張老師的著作后感到深受啟發，茅塞頓開。

張老師將社會治理行為模式分為三種：權治、法治和德治。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以權治為主，法治和德治只是輔助手段；在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為主，在法制的規范下，也有著權治的內容，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服務型社會治理是德治的治理體系，它把法治與德治統一起來。公共管理是一種實現了法治與德治統一的社會治理模式。張老師分別就這三種治理行為模式展開論述，最后得出結論：今天人類社會對德制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而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恰恰屬于德治的社會治理模式。最后，張老師談到了德制建設問題，主要是從制度層面上提及，將作為治理手段的德治提升為德制。

總的來說，張老師從歷史的演化來論述德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尤其是張老師的理論與目前我們國家的一些治國方略有某些相似之處，例如張老師論述的法治與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德治和我們國家的以德治國基本方略，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與服務型政府。但我以前只是望文生義，缺乏理論思考。

由于本人理論水平有限，不能就德治的內涵做深刻的思辨性理解與闡述，只能就張老師的觀點與現實聯系起來做一些思考，這也是我讀完這本書后的一些感悟，希望不會太過幼稚。

以德治為主的社會治理

張老師在論及法治時談到在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權力依然是社會治理的基礎。但是這種權力是公共權力，需要制約，而法制正是出于權力制約的需要。而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屬于德治的社會治理模式，它主要是德治與法治的統一。接著張老師又論述到公共管理是德治、法治與權治的統一，屬于以德治為主的社會治理。

這一點恰恰與我們國家提倡的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統一起來的治國方略。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制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

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江澤民同志的講話主要是從二者的統一方面來論及二者的關系，但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孰輕孰重則需要我們繼續探究。

可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統一的治國方略與張老師德治與法治統一的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

關于法律與道德兩者何者應成為治國的主要手段，學者有過討論。但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以德治國為基礎。例如郝鐵川在《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撰文認為，（1）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準之一。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準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于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于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證據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于執法者的素質。再次是因為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權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將法定權利兌現成為現實權利取決于公民的自覺和自愿意識；與權利意識相對應的義務意識也與公民的自覺和自愿意識相關聯。（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以德治國著力于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于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以德治國著力于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于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以德治國著力于強調人的義務意識、責任意識，依法治國著力于維護人的權利，強調人的權利意識，兩者相得益彰。

當然，這里所說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與張老師的法治和德治的概念可能會有些出入，但它們當中應該有某些內涵是相通的。德治高于法治，德治能夠使整個社會治理處于一種治者與被治者的互動之中，聯系到現實中和擴大基層民主、擴大民主監督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趨勢恰好有異曲同工之妙。治者與被治者的治與被治的關系會逐漸淡化，道德不再是服從權威。正如張老師說的：他在接受那種體現著、凝聚著法律和道德的管理的時候，其實是在實現著自我治理；他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中既是主體又是客體。

服務型社會與服務型政府

張老師還論述到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屬于德治與法治相統一的模式。只有在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中，德治與法治才獲得了統一的基礎。

張老師的見解不但在理論上很成熟，而且恰與時代特征吻合。目前我們國家正在推進建設服務型政府。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國家日漸重視公共治理模式的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務，符合德治的要求，這是在時代發展的大背景下黨和國家做出的正確抉擇。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應該也必須在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大框架下來進行。可以說，建設服務型政府就是國家根據基本治國方略的要求而在操作層面對政府提出的要求。

當然，張老師指的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不光包括服務型政府，而是一個廣泛的社會合作體系，主要包括制度和個體兩個層面，以制度為起點，擴展到個體，當然主要還是一種道德化的制度安排。我們國家建設服務型政府顯然屬于制度層面的建設，是一種按照道德要求建設的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所謂服務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的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務者的角色，并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公正執法為標志，并承擔著相應責任的政府，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領域的具體體現。服務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是服務型政府是一個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政府、服務型政府是一個民主和負責的政府、服務型政府是一個法治和有效的政府、服務型政府是一個為全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服務型政府是一個實現了合理分權的政府。

可見服務型政府的某些內涵如公民本位思想，政府是服務者、公共服務等思想體現了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中德制和公共管理的要求。

當德治被作為一種制度來加以建設，才會成為一種穩定的持續的社會治理方式。我想這也就是為什么以前國家提倡加強公務員隊伍建設，但是效果總是不理想的原因。因為要想德治制度化，必須要在制度層面上建設德治，而不能單單從個體上也就是從公務員自身的道德修養上來建設。

總之，拜讀完張老師的著作，使我對德治這種治理手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我相信隨著社會的發展，道德意識的覺醒，張老師所倡導的以德治為主的公共管理必將能夠成為現實，成為一種全新的有效的治理模式。

第四篇：倫理學的邀請讀后感

事為什么而做，人為什么而活？這個問題就是倫理學要回答的根本問題，倫理學的邀請讀后感。

遺憾的是，忙碌的時候，有多少人會認真想這個問題。忙不就是生活的一個理由？

或者說在外部世界的擠壓中，有多少人愿意想這個問題。改變自己能有多大的決定性？

依愿而行。這是書本給予的答案，讀后感《倫理學的邀請讀后感》。對與不對，無從判斷。但一個人應該內心強大，應該聽從內心的召喚。否則就會糾結。當然，這種召喚不是隨意的，需要三思而行。

很多價值判斷，越來越模糊。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我們還擁有自由，選擇的自由。

沒有人可以替我們自由，有些事必須做出選擇，去做。

如果想得到一個東西，必須去爭取，并愿意承擔后果。這或許就是自由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

第五篇：尼各馬可倫理學讀后感

《尼各馬可倫理學》讀書筆記

淺析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

幸福這個話題，從古到今都是人們很感興趣的一個話題，不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的倫理學中，它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古往今來不同的人對幸福具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數都認為幸福是人生的潛在動力和最終目標。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時期也是整個西方哲學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從他的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可以全面的了解他的幸福觀和幸福體系。

先從總體上來說，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靈魂的一種合于德性的現實活動”。在他看來，幸福就是至善，幸福是終極的、自足的，我們是為了它本身而選取它，而永遠不是因為其他別的什么。幸福是通過德性，通過學習和培養得到的，此外幸福也需要外在善的輔佐和合乎中道行為的才能得以實現。

一﹑幸福就是至善

最早提出“善”的概念的是蘇格拉底。他提出“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同時從各個方面進行論述和探究。比如他說：“善是有秩序的安排；善是自由、自制、自主；美德是善的追求”等等。亞里士多德延用了這個“善”并作為他研究幸福的邏輯起點。

對善的理解是多種多樣的，他認為“善”是一種目的，而善的意義和存在的理解也是很豐富的，比如豪宅、良機、財富或者是好的朋友和有德性的靈魂等等。所以善是具體的、多樣的。

在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里，他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善，即人的活動和目的。“善”與人的生活行為密切相關，行為的好壞決定了人的善與否，而善的行為品質本身就是幸福的一種顯現，所以它與幸福是密切相關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善分為三種：外在的善(比如財富、好運、友愛)；身體的善(比如健康、強壯、敏捷)；靈魂的善(比如節制、勇敢、公正)。而“至善”就是三者的有機結合，就是善的頂點。因此，善的多樣性和多層次性決定了亞里士多德以“善”來規定幸福的豐富性和完滿性。人只有做到善，才有獲得幸福的機會。

二﹑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現實活動

幸福并不是僅僅靠感性的觀念而能被說服的，而只有善是不足以說明幸福的豐富內涵的，這是必須深入到現實的實踐當中去感受的。因此亞里士多德又進一步把幸福理解為“合乎德性的實現活動”。

首先，是理解“合乎德性”。亞里士多德說：“每個人只有在他固有的德性上才能完成的最好。” 他認為，在人的各種業績中，沒有一種能與合乎德性的實現活動相比，而在這些活動中，人通過合乎德性而享有的幸福的生活，是最為持久的，也是最具榮耀和鞏固的。在他看來，德性分為兩種：一種是理性的，理性的德性大多數是由后天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是需要經過思考和推理的。另一種是倫理的，倫理的德性大多數是由后天的風俗習慣熏陶而來的，它由人的行為活動所表現出來。他認為人只有最大限度的實現自己的理性，才能達到自滿自足的快樂，認為只有行為高尚的人才能贏得生活中的美好和幸福。

其次，是要把德性和實踐聯系起來。因為我們只有在實踐德性的現實活動中才能真正地體現出德性，只有在待人接物的行為活動中，才會成為公正的或不公正的人，成為勇敢的或怯懦的人，而只有這樣一個人的品質才能從現實活動中得到反映。一個人優秀地完成了他的功能，養成并實踐了良好的德性，也就是達到了人的善，這樣的人就是一個幸福的人了。所以，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實實在在的獲得幸福。

幸福是屬于現世的幸福，它與人的實踐活動是密切相關的，它存在于人的生活經驗和理性能力的行為之中。因此，幸福沒有固定的模式，它是動態的和發展的。此外，亞里士多德還認為，“人類的一切德性實踐，最終將使他趨向他自己的靈魂在沉思中獲得完善”，而那些內在于沉思活動的善則是最高的善。

三、通往幸福的途徑

首先，是公正。亞里士多德指出：“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個的德性。”他說：“所謂公正，使一種所有人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來表現出來的品質，使他們成為做公正事情的人，由于這種品質人們行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 在古希臘，公正是被看作是最主要的政治美德。柏拉圖《理想國》中也把它視為

是城邦倫理秩序的基本原則，亞里士多德就繼承了希臘思想的這一傳統，他也把公正看作是一種完全的美德。如果沒有公正，人們也就沒有獲得幸福的保障，因此，公正對于幸福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保障。

其次，是快樂。在亞里士多德的觀念中，幸福雖然不等同于快樂，但它也絕不會排斥快樂；而恰恰就是在快樂的生活之中才會獲得幸福，它是一種現實的活動。當然，要獲得快樂還需要現實的條件或手段來補充，否則任何事情都會很難做成，因此還要注意我們獲得快樂所運用的方式。在此亞里士多德則強調把德性、理性與快樂相融合，這樣才會有善的快樂，有理性的快樂，他認為屬于善的快樂是高尚的，而屬于惡的快樂是低級的。只有在人追求美好事物時所得的快樂才是本性上的快樂，這就是合乎德性的行為，做到了這一點，所得到的快樂才會讓人感到幸福。

再次，是中道。“中道”是亞里士多德倫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德性幸福觀的一個重要原理。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德性是關于感受和行為的，而在感受和行為中就存在著三種情況:過度、不及和中間。過度和不及都會產生失誤，破壞道德規范或是不能把事做好，而適度或者中間則會獲得良好的結果并受到稱贊。因此，過度和不及都不是合乎德性的，只有中道才是合乎德性的。在幸福的實踐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要遵循中道原則，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更好的運用中道的理性培養善德，而獲得幸福。

最后，就是德性和至善。首先是德性，由于幸福是通過德性而獲得的，所以德性在使人獲得幸福的過程中也就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人若不具備德性條件，即使有再多的錢，有再高的榮譽也不會有真正的幸福。其次是至善，因為心靈的善就是幸福。但是幸福光靠內在是不行的，還需要有外在的輔助，所以人也必須具備外在的善，比如好的生活條件和高尚的朋友，這樣好的生活才能有保障；還有身體的善，具備了身體的善，人才有機會和能力去享有幸福。當這三種善都具備了，才可能達到至善，得到真正的幸福。

四、總結

總的來說，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所理解的幸福就是中等的外部生活條件，而且有著高尚的思想和行為，過著節儉適中的生活。他追求的是一

種人的全面的善，而把這種全面的善貫徹到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就是一種全面的積極的幸福觀。這種幸福首先要求人們要注重內心的德性修養，以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然后要以實際行動來實踐這種德性，以平和中道的態度對待生活中的外在的事物，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最后也要盡量提高自己的物質生活水平，擁有協調和諧的人際關系，以保證必要的外在善的輔助。如果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做到如此，就能以坦然的心態面對人生，以豁達的心境對待得失，從而獲得真正的人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