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古代農業、手工業、商業等特點歸納

特點是與其他同類事物相比，有獨特之處。比如說與歐洲農業、西亞農業等。角度是多方面的。基本就是根本的、本質的。

1．簡析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

其一：生產規模——

其二：生產模式—— 精耕細作（西方是粗放式經營）

其三：產業結構——以種植業為主，家畜飼養業為輔（最基本的是前面兩個）

很多質料上的說法千奇百怪，莫衷一是。有些說法只能稱之為特點，不能稱為基本特點。

二、中國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特點

一）發展歷史：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二）經營形態：官營手工業、私營手工業、家庭手工業三種經營形態長期并存。

三）發展趨勢：生產部門不斷增加與勞動分工越來越細、手工業生產技術不斷進步、手工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

四）資萌的出現：在明朝中后期，在私營手工業中出現工場手工業。

五）布局的變化（區域位置）：經濟重心南移與手工業生產布局相應變化。

六）世界上地位：古代手工業生產長期領先于世界，產品遠銷亞非歐許多國家，廣受人們的歡迎和贊譽。

七）與農業的關系：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緊密結合，但手工業的發展受到農業生產的制約。

八）技術傳承：手工技術世代傳習

三、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書上沒有說，書上呈現的都是史實，或者是某個時期的基本史實或者特點，不能叫做“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

第一，中國商業的萌發、形成很早。（商朝時就有了職業商人）

第二，古代中國商業一開始就是由官府壟斷的。（周朝實行“工商食管”，后期，一直對商業進行控制。商業主要由官辦官營是上古中國商業的又一特點。這對后世影響很大。）第三，古代中國獨立、自由的大私商出現很晚，而且給私商自由發展的春天非常短暫。第四，古代中國的市場交換比中世紀的西歐發達。

第五，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重農抑商思想、重農抑商政策占據著統治地位。這是古代中國商業發展最為突出的特點。

第二篇：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特點[定稿]

1．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

（1）先秦：商民善于經商，后世將經商的人稱為“商人”；商朝以貝作為貨幣；商朝都城已成為繁華的商業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之稱。春秋戰國時期，商業發達，各地土特產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場上可買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馬、東方的魚鹽和西方的皮革；許多城市成為繁華的商業中心，如齊國臨淄、趙國邯鄲、楚國郢等；出現了許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陶朱公”）和戰國后期的呂不韋。

（2）南北朝：南北朝時，不少城市遭到戰爭破壞，商品經濟發展緩慢；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經濟有所恢復；與之相比，南方商品經濟相對比較活躍。北魏時，洛陽城內市場很多且有周長近八里的大市；一些富商大賈周流天下或遠走異域。建康（南京）城內建有四市，市內唐鋪林立；秦淮河兩岸商旅云集，交易興盛。草市（農村集市）開始出現，含義有二：一是販飼馬料之市；二是草草構成之市。

（3）隋唐：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葉的市場廣泛，唐朝中期政府開始征收茶稅；隋唐商業的四個特點如下：一是交通發達（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備有供客商騎用的“驛驢”；以運河、長江為主的水運也很方便；從長安、登州、揚州、廣州等地出發的對外交通也很發達）；二是貨幣統一（由五銖錢到開遠通寶）；三是市場發達（場所固定——市；官員管理——物價和稅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營旅店、貨棧和交易場，柜坊專營貨幣的存放和借貸；店鋪限定——營業面積；時間限定——市的買賣時間；夜市草市——繁華大城市里有夜市，偏遠的農村有定期舉行的草市）；四是商人眾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販、胡商、外商）。

（4）宋元：北宋時期的商業有了一個新的轉折。其表現在：①解除了商業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許工商業者“以資買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結合的趨勢。③商稅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結構中比重劇增。④市鎮的集市發展，城市商業區域擴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閑文化發展，如瓦肆的出現和宋詞的發展。王安石變法的理財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設立市易務，有利于穩定物價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5）明朝：清代前期棉花、蠶桑、茶葉、油料等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還形成了一些專業生產區域，促進了農業生產商品化。國內商業繁榮（市場大——國內市場擴大、品種多——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品種達到兩百余種、販運快——區域間長途販運發展較快、城市多——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商貿城市，全國出現了數十座較大的城市、向農村——商品經濟向農村延伸，江浙地區以工商業著稱的市鎮蓬勃興起）；對外貿易艱難（實行閉關政策，限制對外交往）。

2．中國古代貨幣的演變

（1）先秦：商朝人善于經商，以貝為幣；戰國時期，各國出現了鐵錢，秦國使用圓形方孔錢，稱半兩錢（齊國使用刀形幣，趙國使用鏟形幣，楚國使用蟻鼻形幣）。

（2）秦漢：規定圓形方孔錢作為通行全國的貨幣。漢代以黃金和銅錢為主幣。漢代的銅錢重量幾經變化，至武帝鑄五銖錢才穩定下來。

（3）三國：那時貨幣減少，布帛、谷物成為主要的流通手段。曹魏曾以法令形式廢止銅錢，使用實物交易，以后行廢不定。

（4）隋唐：仍鑄五銖錢，禁止使用前代大小不一的舊幣，有利于貿易的發展。唐初改革幣制，唐高祖下令“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新鑄的“開元通寶”，成為唐朝通用的貨幣，后來發行量很大。以后歷代的貨幣都以它為范式。設柜坊專營貨幣的存放和借貸，是我國最早的銀行雛形，比歐洲地中海的金融機構要早六七百年。

（5）宋元：北宋時在四川地區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由金屬貨幣發展到紙幣，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紙幣的推廣，減輕了商人攜帶金屬貨幣的負擔，有利于商品交換，反映了商業的高度發展。

（6）明清：明初，主幣是紙鈔，輔幣是銅錢，禁止民間使用金銀交易。到明中后期，白銀成為普遍流通的主要貨幣。

第三篇：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及其特點

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及其特點

摘 要： 中國古代戶籍制度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登記制度；二是管理制度。中國古代戶籍制度發源于商周時期，秦漢時期封建戶籍制度逐步確立，唐宋時期不斷發展，到明清時期趨于成熟。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具有地域性、等級性、世襲性等特點，被賦予治安職能。

關鍵詞： 戶籍制度 書社制度 保甲制

戶籍制度是關系每一個人切身利益和社會生活基本面貌的重要制度。縱觀整個中國歷史，戶籍制度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對古代戶籍制度進行研究探析對中國現在及未來發展都具有借鑒意義。

一、戶籍制度的含義

戶籍制度是專制王權對編戶齊民進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戶籍制度的核心是對人口的占有與支配。對于古代社會來說，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實力，關系國家稅賦徭役的實施。戶籍制度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登記制度，二是管理制度。指通過各級權力機構對其所轄范圍內的戶口進行調查、登記、申報，并按一定原則進行立戶、分類、劃等和編制。它是統治者征調賦役、落實行政管理、執行法律的主要依據，也是國家對農民實行道德教化、經濟剝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徑。

二、戶籍制度的產生及發展

戶籍制度產生在商朝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時期[1]。考古發現，早在商代，就有關于人口清查統計的記載。如在甲骨文中“八日辛亥允，災伐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人八千，在馭”等數字比比皆是。《尚書?多士》篇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可見當時已有人頭統計，這可以視為中國戶口登記制度的萌芽。

西周時期，人口登記制度有了進一步發展。根據《周禮》的一些記載，后人推測，西周設有“司民”這一官職。據《周禮?秋官?司民》記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辯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2]143掌理戶籍、計點民數，三年進行一次人口調查，對生齒以上的人進行登記，登記的內容包括居住地、性別和死生情況等。這些記載能夠說明西周時期已經有了制度性、經常性戶口調查登記。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頻繁，各諸侯國都意識到了人是寶貴的財富[3]。為了增加人口，穩定社會秩序，采取了多種措施。通過基層官員進行清查、登記人口并實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國力，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人口流動，防止人口流失，保證兵役和賦稅源源不斷。如“書社制度”和“上計制度”。“書社制度”是百姓25家為1社，“社之戶口，書于版圖”。“上計制度”是郡、縣長官每年于年底前將下一的農戶和稅收的數目做出預算，書之于木券上，呈送國君。商鞅變法規定“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4]132。首先是用減免賦稅徭役的辦法吸引別國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國人口逃亡，還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勵生育。

秦的戶籍制度不僅按不同情況區分了不同的戶籍，還確定了戶口的什伍編制方式。戶口冊上除了寫明戶主的姓名、籍貫、身份及家內人口等情況外，所有成員的年齡和健康狀況也必須在戶口冊中標明。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規定男子不論成丁與否，一律登記年齡。對不報、虛報、假報戶口者嚴加懲罰。近年在云夢秦墓出土的《秦律》，其中有關戶籍制度的專篇《傅律》中規定，百姓到達成年，就要登記入籍，叫做“傅籍”，遷居時重新登記，叫做“更籍”。戶籍由所在鄉里的官吏掌握。如果查出戶籍檔案中有不實之處，地方官吏要受到處罰。

“漢承秦制”，戶籍制度在沿襲的基礎上也有所發展。蕭何編制《九章律》，其中“戶律”規定了詳細的戶籍管理辦法，在中央和地方都設有戶籍管理的專職官員，實行編戶齊民，這是歷史上首次將戶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規范。要求每人都必須登記戶籍，脫籍是非法的，隱匿逃亡戶籍的人戶也是有罪的。當時的戶口登記縣、里、爵、名、年庚，依次登錄，前面還標注有現任身份，所以，漢代的戶籍又叫做“名縣爵里”。同時要求每年八月份全國各地都要進行“案戶比民”，即百姓無論老幼都必須集合到縣城接受官吏的查驗，以便閱其貌以驗老小之實。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邊塞吏卒名籍甚至對于被登錄人的身高、膚色都登錄在案。如《居延漢簡甲編》第38簡：“河南郡滎陽桃郵里公乘莊盼，年廿八，長七尺二寸，黑色。”附第37簡：“長安有利里宋買，年廿四，長七尺二寸，黑色。”至武帝時代，漢代戶籍制度臻于成熟，包括內容更加詳細，如戶主：縣、里、爵、姓名、年齡；家內所有成員：與戶主關系、姓名、年齡；家庭財產及估價：奴婢、田宅、牲畜、生產工具。可以說，中國自秦漢以來建立起全國規模的人口調查制度，“毫無疑問是資本主義時代以前世界各國中最先進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規定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完備嚴密得多”[5]136。

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地方豪族的崛起，戶籍成為人們身份等級的憑證。依附于貴族下的奴婢沒有自己獨立的戶籍，只能依附于貴族的戶籍下。“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少于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當時的給客制、復客制、占客制、蔭客制等實際上是地方貴族占有人口和土地資源的手段。因此，戶籍整頓成為當時政府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這一時期的土斷、括戶、檢籍的實行便是反映。最典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針對國家與地方貴族爭奪人口和土地資源進行的制度變革，要求加強調戶籍管理，將土地和人口結合起來，優化資源配置。武建國認為北魏之所以推行均田制，在于“封建國家要與地方豪強大族爭奪勞動人手，打擊和限制豪強大族實力，使豪強地主的依附農民附籍于國家，與國有荒閑土地相結合，向國家交納租調，提供徭役”。

隋唐開始，中國古代的戶籍制度進入到了發展完善階段。開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閱，進行全國性戶口清查。其目的是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門的蔭附戶搜括出來，載入國家戶籍，增加賦稅收入。在大索貌閱的同時，還實行析籍政策，規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戶籍，以防容隱。隋朝還因襲北魏的三長制，五里為保，設保長；五保為閭，設閭正；四閭為族，設族長。畿內保長、閭正、族正與畿外的保長、里正、黨長稱“三長”，三長是推行均田、勸課農桑、催驅賦役和檢查戶口的農村基層組織。另外，隋朝時還把戶籍制度和科舉制度結合起來，按照地域分配考試名額，起到了積極的效果。

唐朝基本沿用隋制，但對編制時間格式份數等做出比較嚴格的規定。唐前期在戶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已明確了城邑與鄉村的分野。《通典》記載了大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并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天下戶為九等。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為防止人口的無序流動，唐玄宗時委派宇文融進行括戶，并給予安撫政策使其復業，唯如此才能掌握民數，獲得賦稅。《唐會要》載，“開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諸戶籍，畢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縣司責手實，計賬依式勘造，鄉別為卷，總寫三通其縫皆注某州某縣某年籍”。手實是民戶自己申報的資料，其內容包括：戶主的姓名、年齡、性別，戶內成員的姓名、年齡、性別及與戶主的關系，該戶所擁有的土地數額，等等。通過手實，每歲一造賬、三年一造籍這一流程保證對人口情況的掌握。

宋代的戶籍制度在唐代基礎上又有所發展。由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在戶籍制度上分別設立坊郭戶戶籍和鄉村戶戶籍，在戶籍實行城鄉分別治理的基礎上，宋代又將戶口劃分為主戶與客戶：有常產的稱為主戶，沒有常產的民戶稱為客戶，分別列入戶籍。坊郭戶與鄉村戶都劃分為主戶與客戶，坊郭客戶為城鎮貧民，多為小商販，商業手工業的雇工和幫工及富戶的傭工；鄉村客戶則主要是佃戶主戶的雇工和傭工，另外宋代還將城市主戶劃分為十等，鄉村的主戶劃分為五等，作為征發賦役的依據，除了主戶與客戶之外，還有一種官戶，即品官之家，他們屬于特權階層，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權利。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下詔，戶部籍天下戶口，并置戶貼。登記的主要內容是籍貫、丁口、姓名和年齡等。為防止假冒、偽造，政府將戶貼“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于部，貼給于民”。上報方式是地方基層組織將當地戶口“取勘明白”，匯集后到縣，“縣報于州”，州類總報之于府，府類總報之于布政司，布政司總類呈報本部立案，以憑稽考”。

清朝初期沿襲明朝制度，直到光緒年間，才對戶籍制度進行了徹底改革。效仿日本警察戶口編審制度，成立了警察局，發布了巡警清查戶口條規，并制定了戶籍法，進行戶口調查。戶數調查按照民政部所定的門牌號碼編訂，門牌號一旦確定，若要遷移，3日內需報巡警機構注冊。警察作為戶籍管理的新的機構，成為中國戶籍發展史上又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與基層鄉里組織承擔戶籍編制與管理的體制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因而警察制度已經徹底取代和改變了中國古代戶籍制度”[6]87。自此，中國戶口統計日漸形成規模，戶籍管理制度漸入正常軌道。清宣統三年頒布了戶籍法，這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戶籍法。

三、中國古代戶籍制度的特點

中國的戶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規模。此后，經過三國至南北朝的整頓，到隋唐時期日趨完備和周密。戶籍管理從商代的“登人”到漢代的“編戶齊民”，再到宋以后的“保甲制”，展現了中國戶籍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戶籍制度的高度發展。

深受傳統社會經濟制度和文化影響的中國古代戶籍制度，表現出以下特征。

一是地域性。在農業社會，以土地為主的生產經營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本來就具有制約人口流動的客觀條件，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又從外部加強了這種安土重遷的特征。所以政府千方百計將人口控制在特定地域范圍中，限制其流動，甚至把任意離開戶口所在地視為一種犯罪而加以懲處。同時人身束縛導致整個社會的封閉，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是等級性。反映在戶籍上是在中國傳統社會曾出現過特權戶種、民籍戶種和賤籍戶種等類別，這幾種戶籍地位逐級降低，界線分明。其中，特權戶籍以宋代的官戶最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權：蔭補，即做官的資格，減免某些稅收，差役免除和減免刑罰等。民籍戶種是平民擁有的戶籍，處于主體地位，包括民戶、匠戶、灶戶和鋪戶等戶種。在這些戶籍當中，不同戶種之間平民的社會地位基本相同。而賤籍戶種的社會地位低于平民，包括軍戶、錄戶、雜戶、樂戶和丐戶等。

三是世襲性。同人口的地域流動一樣，人中的等級、職業也被戶籍標志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級、職業間的流動受到制約，戶籍是世襲的。如軍戶、匠戶和雜戶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襲性。軍戶自東漢末和三國時出現歷朝各代均實行世襲制，以達到“兵之子恒為兵”的目的。三國時期，軍戶的兒子世襲為士兵，女兒也只能在軍戶內嫁人，形成了戶籍對婚姻的制度性限制。雜戶主要指擁有各種技能、技巧的專業戶。北朝時就規定他們的子弟要世襲父業，不得進學受教育。匠戶主要指各種手工業者，唐朝政府對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戶的世襲性做出了明確規定，“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別入諸色”[7]214。宋元以后控制更嚴，“諸匠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習黹繡，其輒敢拘刷者，禁之”[8]75。

四是被賦予社會治安職能。在中國歷史上，政府通過戶口管理對人口活動進行控制和制約。宋代以后出現了保甲制，戶籍管理制度進一步被賦予了社會治安功能。各行政單位、各種身份的人都要被編入其中，鄰里之間相互監視、相互舉報，形成一個遍布各地、各行業將各種職業者聯系并束縛在一起的社會治安網絡，從而成為政府加強其統治基礎的重要措施。

四、戶籍制度的影響

縱觀中國歷史不難發現，中國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是統治工具，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還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分裂勢力，減少了封建割據戰爭的發生，為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比較安定的政治環境，在客觀方面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如果還從社會背景因素角度思考現代戶籍制的話，我們會發現，現在很多社會因素尤其是一些理念上的東西與古代還是一脈相承的，如很多慣性的影響就制約了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這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

一是農業文明的延續，中國農村社會發展之緩慢是世人共睹的。如果從工業革命的經典定義來看，中國還處于由農業化向工業化過渡的階段，中國的文明形態還處于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形態。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農業文明的性格延續至今，所以我們今天的戶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靜態的社會和大一統的社會局面。

二是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的延續。長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權導致權力觀上的慣性思維。正因為有了強大的行政權力，才可能使戶籍承擔起其基本職能之外的很多附屬職能，其中就包括本應由市場調節的勞動力這一重要的勞動要素的配置。

三是等級觀念的延續。反映到戶籍制度上就是把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編入不同的戶籍冊，享受不同權利和承擔不同義務。到現代，先通過人為的戶籍制度上的規定對農村人口的流動做出嚴格的限制，賦予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不同的權利，后有社會上普遍的“城里人”和“鄉下人”的等級觀念。

四是金字塔形社會結構的延續。中國的金字塔形社會結構缺乏足夠流動性，在占有不同數量社會優勢資源的各階層的流動上，還存在不少人為障礙，今天的戶籍制度便是一例。它以約束“鄉下人”的權利為代價給予本已占盡社會優勢資源的“城市人”更多特權，制造了“鄉下人”向城市流動的不自由性。

五是城市與農村關系模式的延續。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村與城市在經濟發展上基本是各自遵循著自己的路徑，除了一些基本生活資料的流通外幾乎不需要經濟上的交流。它實質上是為了將大量閑置勞動力固定在農村地區，防止對城市經濟結構造成沖擊。這無疑是讓城市與農村各自發展思維的延續。

總之，通過對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及其特點的分析，可以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奠定參照和反思的基礎，這是它應當作出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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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國古代的婚姻特點

一、封建社會和建國以來的婚姻特點

（一）、結婚方面

1、古代封建社會，婚姻取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國傳統婚禮大約分為婚前禮、正婚禮、婚后禮三個階段。1）婚前禮是在婚姻籌劃、準備階段所舉行的一些儀節。（1）婚前禮的一切儀節，包括從擇偶至籌備正式婚禮的一系列環節，幾乎都由父母雙方的家長包辦，真正婚姻的當事人反而被排除在外。男子的社會地位比女子尊貴，因此，求婚也多以男方為主動。男方家長想為兒子娶親使，先請媒使向女家提親（稱“下達”），如果女家接受了這門親事，就開始進行納采、問名等一系列儀節。（2）催妝 送妝 鋪房：這三項儀節在先秦文獻中未見記載，是后代在婚禮的演變中發展出來的。催妝，是男家派人攜禮催請女家及早為新娘置妝的儀節。送妝，是親迎前數日，女家派人將嫁妝送至男家的儀節。鋪房，是女家派人至男家鋪設新房的儀節，有時和送妝同時進行。

2）正婚禮：親迎。是新郎親往女家迎娶新娘的儀節，也是古今婚禮中最為繁縟隆重的儀節。花轎在迎歸男家的路上，前呼后擁，好不氣派：最前面的是開道的，緊隨的是執事的、掌燈的、吹鼓奏樂的，然后才是新娘的花轎。

3）婚后禮。（1）先秦時，新娘拜見公婆是在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新娘沐浴后，由贊者引帶著去見公婆。新娘雙手捧著盛有棗子和栗子的竹盤，走到公公的坐席前，臉向東行拜禮，然 后上前一步，跪坐下，把竹盤擺在席上，公公用手撫了一下，站起來回拜，新娘再行拜禮，然后下堂，從女隨從手里接過盛有肉干的竹盤，走到婆婆的坐席前，進行 如同剛才一樣的儀式。接著，贊者代替公婆向新娘行一種以甜酒賜給新娘的禮節，然后，新娘再用根據規定準備好的食品向公公婆婆行“饋食禮”，以表示公公婆婆的生活，今后要由她來照料。第三天，公公婆婆再以“一獻之禮”賜還給媳婦。再公公婆婆和媳婦相互敬酒之后，公公婆婆由西階下堂，新媳婦由東階——這是主人的方位——下堂，顯示新媳婦已取得了接替婆婆做家庭主婦的資格。再拜見公婆后第三個月的某一吉日，新媳婦要到夫家的祖廟行“廟見之禮”——即拜見夫家的列祖列宗，以慰先祖在天之靈。經過這一系列儀式，新媳婦才算正式成 為夫家家族中的一員。（2）從漢魏到唐代，北方一帶，拜堂有在“青廬”中舉行的。所謂“青廬”就是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露天設一帳幕，新娘從特備的氈席上踏入青廬，公公婆婆則踏 著新娘的腳印隨后而入，以壓媳婦的銳氣。新娘入門后，先拜豬圈及灶，然后夫妻交拜，第二天再拜見公婆及親戚。后來，逐漸把拜堂這一儀式改在新婚之夜進行。新郎迎請新娘進門后，各執一端用紅綠彩緞結成的同心結，并立在高燒大紅龍鳳喜燭的堂前，請男家福壽雙全的太太，以秤桿或機梳挑去新娘的蒙面巾。新郎新娘先拜天地，然后依次拜見公婆及尊長親戚。這時，拜與被拜的雙方往往要互贈禮物。最后夫妻交拜，禮畢之后，新人由親友送入新房。2、1949以后中國青年婚戀性觀念的變動軌跡

1）擇偶的自主意識增強，擇偶網絡從親緣、地緣到業緣，擇偶機會增多，選擇空間增大。傳統的中國社會，大多數青年人缺乏對自己婚配對象的選擇權。“父母之命、媒約之言 ”式的擇偶方式，一直是占據主導地位的擇偶方式。在當今社會背景下，無論是城市青年，還是農村青年，其擇偶的自主意識都不斷增強，父母作主的婚姻大幅度下降，而自主婚姻則迅速上升。

2）擇偶標準：政治條件重要度遞減，學歷、職業、能力、住房、收入等經濟社會因素和愛情因素日益升值。改革開放前，尤其是“文革”時期，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以政治分層為主的社會。人們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主要表現為政治地位上的差異。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使不少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不好的人往往在運動中處于劣勢或不利地位，因而，青年人在選擇對象時，非常注重對方的政治條件。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分層結構也從以政治分層為主轉向以經濟分層為主，人與人之間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主要表現為經濟地位上的差異。青年人在選擇對象時，越來越重視戀人或婚配對象的收入、住房，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學歷、職業和工作能力狀況。

3）愛情深度逐步提高，維系婚姻的主要紐帶正在實現從責任向愛情的轉型。從不同年齡人群在婚姻基礎上所表現出的差異中我們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的發展，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青年中呈不斷增長的趨勢，青年的愛情深度在提高。

（二）離婚方面

1、封建社會離婚只能男子休女子

2、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平等觀念的傳播，離婚以不再是只有男子有決定權。而離婚的原因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主要有：（1）工作性質改變.。隨著西方女權運動的發展和傳入中國，中國女性獨立意識日趨增強，他們受教育程度也相應提高。現在女性大多都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多妻子比丈夫的工資還高。女性就業在中國并不是個問題，變化的是婦女工作性質。現在中國各大學中女生非常多，女性與男性一樣享受到教育平等的權利，工作性質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女性經濟獨立了，處事的人生觀和觀念也產生了微妙的變化。以前是丈夫掙錢多，現在雙方收入基本差不多，有專職的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也不同。雙方經濟沖突的機會也比過去要增高，離婚率逐漸增加。”（2）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婚外情現象愈演愈烈。（3）“80后”離婚多。中國式離婚大多發生在“80后”這一代人身上，顧名思義，就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們大多都是獨生子女，他們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享受著現代化奢華的物質生活。同時，他們也是“閃婚”的代表，因此也被稱為“閃婚族”。也有人說，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形成了新一代成年人，他們注重自我需要，而不能維持婚姻關系。

全國綜合平均離婚率為：30%左右！中國離婚率前十名的城市！

首位:北京,離婚率39% 第二位:上海，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離婚率38% 第三位:深圳特區，離婚率36.25% 第四位:廣州,離婚率35% 第五位:廈門,離婚率34.9% 第六位:中國臺北,離婚率34.8% 第七位:南京，離婚率33.8% 第八位:大連,離婚率31% 第九位:杭州,離婚率29% 第十位:哈爾濱,離婚率28%

第五篇：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

（1）中國政治制度的歷史經過數千年的發展過程，從未中斷，因此源流分明，沿革清晰。

（2）以君權為中心，高度集中權力。在人神關系上，鼓吹君權神授，君權至上，以神權服務于君權。在君臣關系上，宣揚君令臣從，臣效死忠，下級服從上級，全國依附君主。在權力配置原則上，君主一人全面壟斷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財政、軍事和文化教育大權。

（3）人治高于法治。雖然每朝每代都曾制定和修訂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尤其是君主的言論，可以任意沖擊、取代法律。

（4）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中國古代政治機構的設置相當完備，從君主到臣僚，從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連，統治法網嚴密周全。

（5）宗法制度的殘余嚴重影響到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設，父權的觀念滲入到國家政治制度中，居家為孝，事君為忠，借助父權來加強君權和行政權。

（6）在漫長的政治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儒家經典是君主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是歷代各項制度與政策的依據。政治制度與倫理道德相結合，儒家學術思想長期影響古代政治制度。

（7）調整倫理關系與等級秩序的禮制，得到行政法的確認而與政治制度結合，形成典型的官僚政治、嚴密的等級制度，造成嚴重的官民對立現象。

除上述特征外，中國古代政治制度還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禍國、將城市作為統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現，以及在地方實行行政包攬一切的權能主義等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