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涉法上訪案件的客觀成因及與對策

一、應當看到涉法上訪在我國實現法治進程中的積極作用目前，涉法信訪案件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司法機關應有的權威的問題之一，同時也嚴重干擾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過對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訪案件以及處理有關機關批轉的信訪督辦案件進行分析，上訪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比如存在個別法官違反審判紀律違法辦案的情況；但相當一部分案件都是因為訴訟制度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及當事人對于訴訟制度自身的誤解，認為自己有理而敗訴之后就四處上訪。并且，在有關機關督辦的涉訪案件中，由于有關機關處分不當，使得法院處于極為被動的局面，同時導致了上訪案件的大量增加。但是，經過認真的分析研究，我們認為造成目前涉法上訪案件劇增是有著深層次的歷史原因的。由于我國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尤其是在確定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剛剛確立的時期，由于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之間的沖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與法治社會的需要還不能適應、人民法院應有的地位與權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實，因此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大量的涉法上訪現象是正常的。比如，法治社會的含義之一是法律在規范社會秩序、調整社會利益沖突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會中的實施就顯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為法律實施的一個重要機關，其自身如何才能夠公平、公正地通過對案件的裁決規范社會的秩序、調整社會的利益沖突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司法機關自身是為了解決各種社會組成主體之間的利益糾紛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機關如何才能夠發揮出保護權利的應有作用，或者說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司法機關呢？司法機關只有能夠適應社會的需要，才能夠發揮出其在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的作用。筆者認為，權利存在的主體的抗爭與覺醒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因為，只有權利的抗爭與覺醒才能夠避免國家機關在改革中避門造車，使得國家逐步地改革以適應社會發展與進步，才能夠為國家機關的改革找到能夠盡可能與社會的發展進步相適應的方向。但是，我國的法治建設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司法機關與社會的要求相適應同樣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我國的司法權作為一種獨立地解決社會糾紛的權力剛剛產生二十多年的時間，現在，尚處于探索什么樣的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如何才能夠適應維護中國的公平正義這樣一個歷史階段。而現在涉法上訪、信訪案件的增多，正是說明了權利已經覺醒，司法機關與權利已經覺醒了的社會需要尚不適應，為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不僅提供了原動力；因此，社會以及司法機關自身認真對待與研究上訪的原因并找到相關的對策，才能夠為建立起能夠維護中國公平正義的司法機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探索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司法機關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內，涉法上訪事件的增多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綜上，我們認為，涉法案件劇增有影響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機關的權威等消極的影響；但是，在目前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大量的涉法上訪是無法避免的；同時，它對于認清我國的國情、從而構建起適合中國法治建設需要的司法機構仍然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現階段，造成涉法上訪過多的客觀原因首先，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訴訟文化觀念上的沖突。西方的近、現代司法體制是構建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理性的表現之一就是相對于復雜的社會而言，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統一的公正標準；同時，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構成的。因此，在社會無法尋找到客觀的、統一的公正標準時，設置司法機關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這樣一個層面上的公正代替社會公正，從而使得社會關系處于穩定之中。這種訴訟文化對于社會的影響在于：在社會主體之間權利的沖突中，司法機關的裁決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為裁決是司法機關作出的。在這樣的訴訟文化的影響下，由于司法機關具有絕對的權威作用，當事人與社會公眾既便是認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決不公，也能夠會自覺地服判。而我國傳統的訴訟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導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現在我國的法官們學習；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清官雖然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清官是經過了文學加工而創造；在創造清官的過程中，歌頌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時，往往還會對于清官的智慧無限地撥高，乃至于達到了神化的地步。比如我國最有影響力的包公，在人們的觀念之中已經如魯迅先生所說的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現實中的法官是很難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樣對于每一個案件都能夠明察秋毫。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的司法體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訴訟規則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樣做到每一個案件都做到絕對的公正。清官的訴訟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應當是公正的。受這種訴訟文化的影響，當事人是以清官的標準衡量現實中的法官的，一旦當事人認為生效的裁決不公平的時候，往往很難服判、息訴。這是產生大量涉法上訪的訴訟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時，由于在制度設計上，我國與西方國家司法機關所具有的絕對權威不同的是，現階段我國司法機關應有的獨立地位尚未樹立起來，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的終局性尚未落實。這也是導致了大量的上訪、信訪案件的出現的原因。近代西方社會的司法體制是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因此司法機關自身具有獨立的權力；當事人對于司法機關的裁決不服，只能按照司法程序、由司法機關自身予以解決。而我國憲法之中雖然規定了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但在目前的情況下，由于各種原因，司法機關的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規定尚未落到實處。固然，黨委、人大應當對于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進行領導與監督；但是，黨委、人大對法院的領導與監督應當通過組織領導、審判政策領導以及審判紀律監督，而不應當以對個案進行干預的方式予以監

督。而目前的情況時：一遇有上訪，各種機關為了社會的穩定或者其他的原因，對于個案直接進行干預。由于其他機關并沒有參與案件的審理，不知道案件的具體情況，僅僅根據上訪者的一面之詞進行判斷、處理；并且，由于其他機關自身對于司法權力運作的方式并不了解，因此在處理涉法上訪案件的時候，很可能作出錯誤地處理。這樣，就會使得上訪者將其他機關的批示當作尚方寶劍向法院施加壓力，最終的結果不但不能公正地解決上訪人所反映的問題，破壞人民法院的權威。同時，由于其他機關不當的處理，造成了一種只要上訪，當事人就會獲得利益，盡管這樣的利益未必就是公正的、合法的。這種現象的存在，無疑等于鼓勵和縱容人們通過上訪而非通過法律程序解決自身的問題，使得涉法上訪的現象越來越多。再次，檢察機關在維護司法權威中的作用尚未完全發揮出來。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兩元司法體制，檢察機關與人民法院共同作為我國的司法機關，都具有維護司法權威的義務與責任。我們認為，司法機關的權威作用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實質上看，司法的權威應當具有公正性；二是，從形式上看，司法的權威應當表現為裁決的穩定性。因此，司法的權威應當是公正性與穩定性的統一。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共同構成我國的司法體系，在強調司法的權威、司法的終局性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應當充分發揮出其在維護司法裁決的公正性與穩定性中的地位與作用。由于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一樣，都是以法律為職業的機關；因此，由檢察機關對于人民法院裁決進行法律監督相對于其他的機關而言，更能夠維護司法的權威。因此，在我國實行兩元司法的憲政框架之內，實行司法機關解決社會糾紛終局性的含義是：一是，檢察機關對于生效的裁決認為是錯誤的，應當以有限次抗訴的方式予以救濟，以維護司法機關應當具有的公正性；其次，檢察機關審查認為是裁決是正確的，即人民法院的生效裁決一旦經過檢察機關的審查認為不符合抗訴的條件，就應當視為終局性的裁決，除人民法院依審判監督方式外其他機關不得干預，以維護司法機關裁決的穩定性。但是目前，受我國傳統上僅僅注重司法的公正性而忽略了司法的穩定性這種觀念的影響，在發揮維護司法機關權威的作用時，檢察機關的作用僅僅體現在檢察機關認為法院的裁決是錯誤時以抗訴的形式進行法律監督。因此，即便是經過了經檢察機關審查后認為是正確的裁決時，當事人通過仍然通過上訪可以推翻審判機關的生效裁決。因此，即檢察機關在維護司法機關應當具有的穩定性方面尚未發揮出其應當具有的地位與作用也是導致涉法上訪案件培養多的一個客觀原因。

三、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涉法上訪的對策綜上，我們認為，為了維護司法機關應有的權威作用，從主觀方面，人民法院應當加強自身的職業道德建設，從而培養起具有社會公信力的法官隊伍，堅決杜絕因少數法官違反職業道德而對于整個法官隊伍造成的消極影響。但同時，由于造成目前的大量的涉法上訪還具有相當多的客觀因素，而這些客觀因素僅僅憑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遠遠不能做到的。因此，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涉法上訪問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應當加強司法權運作方式的普及。隨著法律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強，為了普及法律知識，我國進行了幾次普法活動。但在普法活動中，過多地注重于法律知識條文的宣傳，而忽略了法律只有經過司法程序才能夠變成社會存在。關于法律的特性，法學家薩維尼(savigny)指出，法律的本質是一體兩面，法律的理論性與實務性是不可偏廢的。法律的理論性指的是法律應當符合正義的標準的，即實體上的正義性；而法律的務實性正是通過司法程序而表現出來的；只有經過司法程序之后，法律才會具體到社會存在中去，司法程序往往相對于法律而言具有了其獨特的價值。因此，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應當加強司法權運作方式的宣傳教育，人們在知道司法權力是如何運作之后，就會更多地了解自己敗訴的原因，從而增強人們服判息訴的觀念。其次，根據現階段的社會形勢，應當加強執政黨對于司法機關的領導；但我們認為，執政黨對于司法機關的領導還應當與提高執政黨的能力相適應。根據司法機關自身的特點與司法機關在維護社會穩定、社會公平正義中的地位與作用方面加強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即是增強我黨執政能力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是實現我黨將我國建設成為法治國家的具體手段。因此，我們認為，各級黨委對司法機關的領導，首先應當體現在組織領導上，確保對黨、對人民忠誠的人們進入法院領導崗位與審判崗位；其次，應當根據社會發展的形勢，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政策的領導，以實現司法機關在實現黨的總體目標中的地位與作用；再次，應當加強對于法官隊伍執行法官職業道德進行監督，防止因為個別法官的不當言行危及到整個司法的權威。但是，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不應當對于個案進行干預，以維護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的權威作用。因為，維護司法機關的權威作用不僅是實現社會的相對公正與社會的相對穩定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是維護執政黨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權威作用的需要。再次，應當充分發揮出檢察機關在維護司法權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地履行職責，及時發現檢察機關認為裁決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監督的形式維護司法機關裁決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機關解決社會糾紛終局性的地位應當得到體現，即當事人對于生效裁決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請人民法院進行再審或者申請人民檢察院抗訴，從而維護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應當具有的地位與權威。并且，我國的三大訴訟法都對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決時的救濟渠道作出了明確的程序性規定；并且，根據我國兩元司法體制的特色，在三大訴訟法中還特別規定了對于人民法院生效裁決不服，由檢察機關以抗訴的方式予以救濟的特殊規定。因此，當事人尋求自身的權利，只能按照三大訴訟法的規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機關解決，而不能通過上訪的方式進行。綜上，筆者認為，從根本上解決上訪、信訪案件，應當加強法官隊伍的職業道德素質與業務素質的建設，培養起一只值得社會信賴的法官隊伍固然是最為重要的；但同時，它還有賴于社會的訴訟文化的逐步轉變與社會環境的根本改變，僅僅依靠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

第二篇：淺談涉法上訪案件的客觀成因及與對策

一、應當看到涉法上訪在我國實現法治進程中的積極作用目前，涉法信訪案件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司法機關應有的權威的問題之一，同時也嚴重干擾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過對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訪案件以及處理有關機關批轉的信訪督辦案件進行分析，上訪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比如存在個別法官違反審判紀律違法辦案的情況；但相當一部分案件都是因為訴訟制度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及當事人對于訴訟制度自身的誤解，認為自己有理而敗訴之后就四處上訪。并且，在有關機關督辦的涉訪案件中，由于有關機關處分不當，使得法院處于極為被動的局面，同時導致了上訪案件的大量增加。但是，經過認真的分析研究，我們認為造成目前涉法上訪案件劇增是有著深層次的歷史原因的。由于我國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尤其是在確定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剛剛確立的時期，由于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之間的沖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與法治社會的需要還不能適應、人民法院應有的地位與權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實，因此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大量的涉法上訪現象是正常的。比如，法治社會的含義之一是法律在規范社會秩序、調整社會利益沖突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會中的實施就顯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為法律實施的一個重要機關，其自身如何才能夠公平、公正地通過對案件的裁決規范社會的秩序、調整社會的利益沖突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司法機關自身是為了解決各種社會組成主體之間的利益糾紛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機關如何才能夠發揮出保護權利的應有作用，或者說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司法機關呢？司法機關只有能夠適應社會的需要，才能夠發揮出其在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的作用。筆者認為，權利存在的主體的抗爭與覺醒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因為，只有權利的抗爭與覺醒才能夠避免國家機關在改革中避門造車，使得國家逐步地改革以適應社會發展與進步，才能夠為國家機關的改革找到能夠盡可能與社會的發展進步相適應的方向。但是，我國的法治建設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司法機關與社會的要求相適應同樣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我國的司法權作為一種獨立地解決社會糾紛的權力剛剛產生二十多年的時間，現在，尚處于探索什么樣的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如何才能夠適應維護中國的公平正義這樣一個歷史階段。而現在涉法上訪、信訪案件的增多，正是說明了權利已經覺醒，司法機關與權利已經覺醒了的社會需要尚不適應，為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不僅提供了原動力；因此，社會以及司法機關自身認真對待與研究上訪的原因并找到相關的對策，才能夠為建立起能夠維護中國公平正義的司法機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探索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司法機關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內，涉法上訪事件的增多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綜上，我們認為，涉法案件劇增有影響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機關的權威等消極的影響；但是，在目前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大量的涉法上訪是無法避免的；同時，它對于認清我國的國情、從而構建起適合中國法治建設需要的司法機構仍然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現階段，造成涉法上訪過多的客觀原因首先，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訴訟文化觀念上的沖突。西方的近、現代司法體制是構建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理性的表現之一就是相對于復雜的社會而言，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統一的公正標準；同時，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構成的。因此，在社會無法尋找到客觀的、統一的公正標準時，設置司法機關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這樣一個層面上的公正代替社會公正，從而使得社會關系處于穩定之中。這種訴訟文化對于社會的影響在于：在社會主體之間權利的沖突中，司法機關的裁決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為裁決是司法機關作出的。在這樣的訴訟文化的影響下，由于司法機關具有絕對的權威作用，當事人與社會公眾既便是認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決不公，也能夠會自覺地服判。而我國傳統的訴訟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導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現在我國的法官們學習；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清官雖然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清官是經過了文學加工而創造；在創造清官的過程中，歌頌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時，往往還會對于清官的智慧無限地撥高，乃至于達到了神化的地步。比如我國最有影響力的包公，在人們的觀念之中已經如魯迅先生所說的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現實中的法官是很難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樣對于每一個案件都能夠明察秋毫。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的司法體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訴訟規則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樣做到每一個案件都做到絕對的公正。清官的訴訟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應當是公正的。受這種訴訟文化的影響，當事人是以清官的標準衡量現實中的法官的，一旦當事人認為生效的裁決不公平的時候，往往很難服判、息訴。這是產生大量涉法上訪的訴訟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時，由于在制度設計上，我國與西方國

以維護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的權威作用。因為，維護司法機關的權威作用不僅是實現社會的相對公正與社會的相對穩定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是維護執政黨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權威作用的需要。再次，應當充分發揮出檢察機關在維護司法權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地履行職責，及時發現檢察機關認為裁決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監督的形式維護司法機關裁決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機關解決社會糾紛終局性的地位應當得到體現，即當事人對于生效裁決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請人民法院進行再審或者申請人民檢察院抗訴，從而維護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應當具有的地位與權威。并且，我國的三大訴訟法都對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決時的救濟渠道作出了明確的程序性規定；并且，根據我國兩元司法體制的特色，在三大訴訟法中還特別規定了對于人民法院生效裁決不服，由檢察機關以抗訴的方式予以救濟的特殊規定。因此，當事人尋求自身的權利，只能按照三大訴訟法的規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機關解決，而不能通過上訪的方式進行。綜上，筆者認為，從根本上解決上訪、信訪案件，應當加強法官隊伍的職業道德素質與業務素質的建設，培養起一只值得社會信賴的法官隊伍固然是最為重要的；但同時，它還有賴于社會的訴訟文化的逐步轉變與社會環境的根本改變，僅僅依靠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

第三篇：淺談涉法上訪案件的客觀成因及與對策

一、應當看到涉法上訪在我國實現法治進程中的積極作用目前，涉法信訪案件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司法機關應有的權威的問題之一，同時也嚴重干擾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過對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訪案件以及處理有關機關批轉的信訪督辦案件進行分析，上訪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比如存在個別法官違反審判紀律違法辦案的情況；但相當一部分案件都是因為訴訟制度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及當事人對于訴訟制度自身的誤解，認為自己有理而敗訴之后就四處上訪。并且，在有關機關督辦的涉訪案件中，由于有關機關處分不當，使得法院處于極為被動的局面，同時導致了上訪案件的大量增加。但是，經過認真的分析研究，我們認為造成目前涉法上訪案件劇增是有著深層次的歷史原因的。由于我國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尤其是在確定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剛剛確立的時期，由于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之間的沖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與法治社會的需要還不能適應、人民法院應有的地位與權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實，因此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大量的涉法上訪現象是正常的。比如，法治社會的含義之一是法律在規范社會秩序、調整社會利益沖突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會中的實施就顯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為法律實施的一個重要機關，其自身如何才能夠公平、公正地通過對案件的裁決規范社會的秩序、調整社會的利益沖突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司法機關自身是為了解決各種社會組成主體之間的利益糾紛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機關如何才能夠發揮出保護權利的應有作用，或者說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司法機關呢？司法機關只有能夠適應社會的需要，才能夠發揮出其在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的作用。筆者認為，權利存在的主體的抗爭與覺醒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因為，只有權利的抗爭與覺醒才能夠避免國家機關在改革中避門造車，使得國家逐步地改革以適應社會發展與進步，才能夠為國家機關的改革找到能夠盡可能與社會的發展進步相適應的方向。但是，我國的法治建設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司法機關與社會的要求相適應同樣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我國的司法權作為一種獨立地解決社會糾紛的權力剛剛產生二十多年的時間，現在，尚處于探索什么樣的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如何才能夠適應維護中國的公平正義這樣一個歷史階段。而現在涉法上訪、信訪案件的增多，正是說明了權利已經覺醒，司法機關與權利已經覺醒了的社會需要尚不適應，為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不僅提供了原動力；因此，社會以及司法機關自身認真對待與研究上訪的原因并找到相關的對策，才能夠為建立起能夠維護中國公平正義的司法機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探索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司法機關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內，涉法上訪事件的增多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綜上，我們認為，涉法案件劇增有影響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機關的權威等消極的影響；但是，在目前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大量的涉法上訪是無法避免的；同時，它對于認清我國的國情、從而構建起適合中國法治建設需要的司法機構仍然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現階段，造成涉法上訪過多的客觀原因首先，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訴訟文化觀念上的沖突。西方的近、現代司法體制是構建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理性的表現之一就是相對于復雜的社會而言，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統一的公正標準；同時，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構成的。因此，在社會無法尋找到客觀的、統一的公正標準時，設置司法機關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這樣一個層面上的公正代替社會公正，從而使得社會關系處于穩定之中。這種訴訟文化對于社會的影響在于：在社會主體之間權利的沖突中，司法機關的裁決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為裁決是司法機關作出的。在這樣的訴訟文化的影響下，由于司法機關具有絕對的權威作用，當事人與社會公眾既便是認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決不公，也能夠會自覺地服判。而我國傳統的訴訟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導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現在我國的法官們學習；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清官雖然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清官是經過了文學加工而創造；在創造清官的過程中，歌頌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時，往往還會對于清官的智慧無限地撥高，乃至于達到了神化的地步。比如我國最有影響力的包公，在人們的觀念之中已經如魯迅先生所說的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現實中的法官是很難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樣對于每一個案件都能夠明察秋毫。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的司法體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訴訟規則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樣做到每一個案件都做到絕對的公正。清官的訴訟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應當是公正的。受這種訴訟文化的影響，當事人是以清官的標準衡量現實中的法官的，一旦當事人認為生效的裁決不公平的時候，往往很難服判、息訴。這是產生大量涉法上訪的訴訟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時，由于在制度設計上，我國與西方國家司法機關所具有的絕對權威不同的是，現階段我國司法機關應有的獨立地位尚未樹立起來，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的終局性尚未落實。這也是導致了大量的上訪、信訪案件的出現的原因。近代西方社會的司法體制是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因此司法機關自身具有獨立的權力；當事人對于司法機關的裁決不服，只能按照司法程序、由司法機關自身予以解決。而我國憲法之中雖然規定了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但在目前的情況下，由于各種原因，司法機關的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規定尚未落到實處。固然，黨委、人大應當對于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進行領導與監督；但是，黨委、人大對法院的領導與監督應當通過組織領導、審判政策領導以及審判紀律監督，而不應當以對個案進行干預的方式予以監

督。而目前的情況時：一遇有上訪，各種機關為了社會的穩定或者其他的原因，對于個案直接進行干預。由于其他機關并沒有參與案件的審理，不知道案件的具體情況，僅僅根據上訪者的一面之詞進行判斷、處理；并且，由于其他機關自身對于司法權力運作的方式并不了解，因此在處理涉法上訪案件的時候，很可能作出錯誤地處理。這樣，就會使得上訪者將其他機關的批示當作尚方寶劍向法院施加壓力，最終的結果不但不能公正地解決上訪人所反映的問題，破壞人民法院的權威。同時，由于其他機關不當的處理，造成了一種只要上訪，當事人就會獲得利益，盡管這樣的利益未必就是公正的、合法的。這種現象的存在，無疑等于鼓勵和縱容人們通過上訪而非通過法律程序解決自身的問題，使得涉法上訪的現象越來越多。再次，檢察機關在維護司法權威中的作用尚未完全發揮出來。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兩元司法體制，檢察機關與人民法院共同作為我國的司法機關，都具有維護司法權威的義務與責任。我們認為，司法機關的權威作用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實質上看，司法的權威應當具有公正性；二是，從形式上看，司法的權威應當表現為裁決的穩定性。因此，司法的權威應當是公正性與穩定性的統一。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共同構成我國的司法體系，在強調司法的權威、司法的終局性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應當充分發揮出其在維護司法裁決的公正性與穩定性中的地位與作用。由于檢察機關與審判機關一樣，都是以法律為職業的機關；因此，由檢察機關對于人民法院裁決進行法律監督相對于其他的機關而言，更能夠維護司法的權威。因此，在我國實行兩元司法的憲政框架之內，實行司法機關解決社會糾紛終局性的含義是：一是，檢察機關對于生效的裁決認為是錯誤的，應當以有限次抗訴的方式予以救濟，以維護司法機關應當具有的公正性；其次，檢察機關審查認為是裁決是正確的，即人民法院的生效裁決一旦經過檢察機關的審查認為不符合抗訴的條件，就應當視為終局性的裁決，除人民法院依審判監督方式外其他機關不得干預，以維護司法機關裁決的穩定性。但是目前，受我國傳統上僅僅注重司法的公正性而忽略了司法的穩定性這種觀念的影響，在發揮維護司法機關權威的作用時，檢察機關的作用僅僅體現在檢察機關認為法院的裁決是錯誤時以抗訴的形式進行法律監督。因此，即便是經過了經檢察機關審查后認為是正確的裁決時，當事人通過仍然通過上訪可以推翻審判機關的生效裁決。因此，即檢察機關在維護司法機關應當具有的穩定性方面尚未發揮出其應當具有的地位與作用也是導致涉法上訪案件培養多的一個客觀原因。

三、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涉法上訪的對策綜上，我們認為，為了維護司法機關應有的權威作用，從主觀方面，人民法院應當加強自身的職業道德建設，從而培養起具有社會公信力的法官隊伍，堅決杜絕因少數法官違反職業道德而對于整個法官隊伍造成的消極影響。但同時，由于造成目前的大量的涉法上訪還具有相當多的客觀因素，而這些客觀因素僅僅憑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遠遠不能做到的。因此，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涉法上訪問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應當加強司法權運作方式的普及。隨著法律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強，為了普及法律知識，我國進行了幾次普法活動。但在普法活動中，過多地注重于法律知識條文的宣傳，而忽略了法律只有經過司法程序才能夠變成社會存在。關于法律的特性，法學家薩維尼(Savigny)指出，法律的本質是一體兩面，法律的理論性與實務性是不可偏廢的。法律的理論性指的是法律應當符合正義的標準的，即實體上的正義性；而法律的務實性正是通過司法程序而表現出來的；只有經過司法程序之后，法律才會具體到社會存在中去，司法程序往往相對于法律而言具有了其獨特的價值。因此，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應當加強司法權運作方式的宣傳教育，人們在知道司法權力是如何運作之后，就會更多地了解自己敗訴的原因，從而增強人們服判息訴的觀念。其次，根據現階段的社會形勢，應當加強執政黨對于司法機關的領導；但我們認為，執政黨對于司法機關的領導還應當與提高執政黨的能力相適應。根據司法機關自身的特點與司法機關在維護社會穩定、社會公平正義中的地位與作用方面加強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即是增強我黨執政能力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是實現我黨將我國建設成為法治國家的具體手段。因此，我們認為，各級黨委對司法機關的領導，首先應當體現在組織領導上，確保對黨、對人民忠誠的人們進入法院領導崗位與審判崗位；其次，應當根據社會發展的形勢，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政策的領導，以實現司法機關在實現黨的總體目標中的地位與作用；再次，應當加強對于法官隊伍執行法官職業道德進行監督，防止因為個別法官的不當言行危及到整個司法的權威。但是，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不應當對于個案進行干預，以維護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的權威作用。因為，維護司法機關的權威作用不僅是實現社會的相對公正與社會的相對穩定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是維護執政黨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權威作用的需要。再次，應當充分發揮出檢察機關在維護司法權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地履行職責，及時發現檢察機關認為裁決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監督的形式維護司法機關裁決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機關解決社會糾紛終局性的地位應當得到體現，即當事人對于生效裁決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請人民法院進行再審或者申請人民檢察院抗訴，從而維護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應當具有的地位與權威。并且，我國的三大訴訟法都對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決時的救濟渠道作出了明確的程序性規定；并且，根據我國兩元司法體制的特色，在三大訴訟法中還特別規定了對于人民法院生效裁決不服，由檢察機關以抗訴的方式予以救濟的特殊規定。因此，當事人尋求自身的權利，只能按照三大訴訟法的規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機關解決

第四篇：涉法上訪案件的成因及對策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法院日益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渠道，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日益增多，訴訟主體呈多元化趨勢，有的案情復雜、矛盾容易激化，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有的當事人對人民法院的判決不服，不是按照法律程序進行上訴或者申訴，而采取到進省、進京上訪，有的甚至纏訪不休。這些上訪事件的存在，既增加了上

訪當事人的經濟、精神負擔，也嚴重影響了國家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既有損法院的形象，也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更損害了司法權威。

一、涉法上訪的特點廣義上的涉法上訪，包括涉及到法院、檢察院、公安等部門與法律相關的各類上訪，狹義的僅指涉及到法院的上訪。本文從狹義的角度進行討論。當前涉法上訪呈現出一些特點，主要表現在：⒈涉法上訪的數量不斷上升。在各類上訪案件中，涉及到與人民法院各類裁判有關的上訪居高不下，有的甚至達到30。其中不少當事人越級上訪，有的一上訪就到北京，以期問題迅速解決。有的反復上訪、重復上訪，有的到多個機關、部門上訪，有的互相結合形成上訪團體，息訴難度大。⒉上訪的對性明顯增強。法院所面臨的社會矛盾總體來說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它的對抗性色彩卻越來越明顯。有的當事人在上訪中采取鬧事的方式以期引起注意，如長期糾纏、沖擊機關、阻礙交通等，有的打橫幅、豎標語、呼口號，有的身穿“冤”字白衣在機關門口喊冤糾纏，攔截領導車輛;有的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如爆炸、投毒、毀容、自殺或他殺。⒊群體性涉法上訪增多。一些案件由于涉及的不是個別人的利益而帶有明顯的群體性。如破產企業職工安置問題、農村集體訴訟問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群體性事件往往具有較大的社會破壞性，影響生產生活秩序、法院乃至行政機關的工作秩序，有的還會采取一些過激的行為，有的還聘請律師、尋求媒體支持，把經濟問題政治化。

二、涉法上訪的成因造成涉法上訪不斷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現在：⒈社會治理方式的變化。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法院在解決矛盾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過去有很多通過行政手段解決的事，現在逐步由法律手段來調整。法院處理的糾紛、矛盾越多，產生上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之所以涉法上訪的絕對總量在上升，就在于法院處理的案件、矛盾比以前多了。涉法上訪中，許多其實并不是法院的問題，只是矛盾最后到了法院。相反，過去主要通過行政途徑解決糾紛，涉法上訪當然也就較少。⒉法治觀念尚未植根。人們的思想觀念尚未完全轉移到法治軌道上來，遇事找政府仍然習慣做法。加上行政權的擴張，司法權威不足，既判力得不到尊重，客觀上也助長了一些通過上訪來解決問題。上訪就其實質來講，是當事人之間矛盾的體現。由于現行的司法權威尚未得到足夠的尊重，解決問題的渠道并不通暢，就導致人們更多選擇上訪作為解決問題的對策。⒊社會利益調整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在逐步完善的過程中，每項改革措施的推行，必然會觸動一些人的利益。比如在企業改制、破產的過程中，有一些企業在出售、產權轉讓、破產的過程中，對原有職工的安置工作未能妥善解決，或者拖欠職工工資、養老金、勞動保險、醫療保險費用等，引發職工群體上訪。其他如征地拆遷安置問題、農村土地調整、村組債務等問題，在法院受理的相關案件中，都容易產生上訪。⒋法院沒有正確處理好裁判與調解的關系。在推進審判方式改革中一味強調提高當庭宣判率，重判輕調，認為只有當庭宣判才規范，才符合“公正與效率”要求；調解是過時做法，不符合現代司法理念，未能建立和完善激勵調解工作的有效機制。忽視了依法調解同樣可以實現公正與高效，成功調解更能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⒌法官司法為民的意識不強。特別是對一些婚姻、贍養、相鄰關系、人身損害賠償、借貸、合伙、土地承包等糾紛，只要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能判則判，“不服上訴去”，缺少耐心，怕麻煩，不愿意做過細的調解工作，導致一些案件“官了民不了”，有的甚至激化了矛盾。同時，一些執行案件久拖不執，特別是“涉府”、“涉村”案件執行難問題仍未解決，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⒍當事人訴訟能力較低。基層人民法院面臨的絕大部分當事人是農民群眾，文化水平低，觀念較落后，法律意識薄弱，對法院審判方式改革不能適應和理解，特別是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更不適應，盡管基層法院采取多種方法宣傳法律、指導訴訟、履行釋明義務，但是當事人仍覺得取證難、舉證難、打官司難。加上當事人缺乏必要的證據意識、訴訟風險意識，稍有不滿，就會上訪。當事人對上訪存在錯誤認識，寄于過高希望，也是造成上訪的重要原因。有的案件由于客觀原因沒有執行到位，這本屬于正常的訴訟風險，但當事人卻把責任歸咎于法院。也有的案件本身處理正確，但當事人認為其權益未得到保護，于是反復上訪，要求推翻原裁判文書。有的上訪當事人本來是有理上訪，卻提出許多無理要

第五篇：涉法上訪案件的成因及對策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法院日益成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渠道，法院受理的各類案件日益增多，訴訟主體呈多元化趨勢，有的案情復雜、矛盾容易激化，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有的當事人對人民法院的判決不服，不是按照法律程序進行上訴或者申訴，而采取到進省、進京上訪，有的甚至纏訪不休。這些上訪事件的存在，既增加了上訪當事人的經濟、精神負擔，也嚴重影響了國家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既有損法院的形象，也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更損害了司法權威。

一、涉法上訪的特點廣義上的涉法上訪，包括涉及到法院、檢察院、公安等部門與法律相關的各類上訪，狹義的僅指涉及到法院的上訪。本文從狹義的角度進行討論。當前涉法上訪呈現出一些特點，主要表現在：⒈涉法上訪的數量不斷上升。在各類上訪案件中，涉及到與人民法院各類裁判有關的上訪居高不下，有的甚至達到30%。其中不少當事人越級上訪，有的一上訪就到北京，以期問題迅速解決。有的反復上訪、重復上訪，有的到多個機關、部門上訪，有的互相結合形成上訪團體，息訴難度大。⒉上訪的對性明顯增強。法院所面臨的社會矛盾總體來說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它的對抗性色彩卻越來越明顯。有的當事人在上訪中采取～的方式以期引起注意，如長期糾纏、沖擊機關、阻礙交通等，有的打橫幅、豎標語、呼口號，有的身穿“冤”字白衣在機關門口喊冤糾纏，攔截領導車輛;有的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如爆炸、投毒、毀容、自殺或他殺。⒊群體性涉法上訪增多。一些案件由于涉及的不是個別人的利益而帶有明顯的群體性。如破產企業職工安置問題、農村集體訴訟問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群體性事件往往具有較大的社會破壞性，影響生產生活秩序、法院乃至行政機關的工作秩序，有的還會采取一些過激的行為，有的還聘請律師、尋求媒體支持，把經濟問題政治化。

二、涉法上訪的成因造成涉法上訪不斷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現在：⒈社會治理方式的變化。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法院在解決矛盾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過去有很多通過行政手段解決的事，現在逐步由法律手段來調整。法院處理的糾紛、矛盾越多，產生上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之所以涉法上訪的絕對總量在上升，就在于法院處理的案件、矛盾比以前多了。涉法上訪中，許多其實并不是法院的問題，只是矛盾最后到了法院。相反，過去主要通過行政途徑解決糾紛，涉法上訪當然也就較少。⒉法治觀念尚未植根。人們的思想觀念尚未完全轉移到法治軌道上來，遇事找政府仍然習慣做法。加上行政權的擴張，司法權威不足，既判力得不到尊重，客觀上也助長了一些通過上訪來解決問題。上訪就其實質來講，是當事人之間矛盾的體現。由于現行的司法權威尚未得到足夠的尊重，解決問題的渠道并不通暢，就導致人們更多選擇上訪作為解決問題的對策。⒊社會利益調整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在逐步完善的過程中，每項改革措施的推行，必然會觸動一些人的利益。比如在企業改制、破產的過程中，有一些企業在出售、產權轉讓、破產的過程中，對原有職工的安置工作未能妥善解決，或者拖欠職工工資、養老金、勞動保險、醫療保險費用等，引發職工群體上訪。其他如征地拆遷安置問題、農村土地調整、村組債務等問題，在法院受理的相關案件中，都容易產生上訪。⒋法院沒有正確處理好裁判與調解的關系。在推進審判方式改革中一味強調提高當庭宣判率，重判輕調，認為只有當庭宣判才規范，才符合“公正與效率”要求；調解是過時做法，不符合現代司法理念，未能建立和完善激勵調解工作的有效機制。忽視了依法調解同樣可以實現公正與高效，成功調解更能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⒌法官司法為民的意識不強。特別是對一些婚姻、贍養、相鄰關系、人身損害賠償、借貸、合伙、土地承包等糾紛，只要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能判則判，“不服上訴去”，缺少耐心，怕麻煩，不愿意做過細的調解工作，導致一些案件“官了民不了”，有的甚至激化了矛盾。同時，一些執行案件久拖不執，特別是“涉府”、“涉村”案件執行難問題仍未解決，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⒍當事人訴訟能力較低。基層人民法院面臨的絕大部分當事人是農民群眾，文化水平低，觀念較落后，法律意識薄弱，對法院審判方式改革不能適應和理解，特別是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更不適應，盡管基層法院采取多種方法宣傳法律、指導訴訟、履行釋明義務，但是當事人仍覺得取證難、舉證難、打官司難。加上當事人缺乏必要的證據意識、訴訟風險意識，稍有不滿，就會上訪。當事人對上訪存在錯誤認識，寄于過高希望，也是造成上訪的重要原因。有的案件由于客觀原因沒有執行到位，這本屬于正常的訴訟風險，但當事人卻把責任歸咎于法院。也有的案件本身處理正確，但當事人認為其權益未得到保護，于是反復上訪，要求推翻原裁判文書。有的上訪當事人本來是有理上訪，卻提出許多無理要求。⒎法院接處訪存在推、拖現象。當事人對法院的判決不服，采取上訪的方法為自己討說法，在接處這樣的上訪問題時，法院認為對判決不服應當按法律程序處理，又不上訴、申訴而到處上訪，錯不在法院，是當事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一審法院不好處理；另一方面，上級法院接待這樣的上訪，常常一轉了之，仍交給下級法院處理；還有的答復復查的，往往幾個月都沒有回音，導致當事人上訪不休。⒏一些法官的業務水平不高。在審判工作中，有的法院對案件事實認定不清、案件定性把握不準，有的還違反程序，有的案件質量不高，這些極易引發當事人的不滿情緒，導致上訪。⒐信訪處理機制不完善。在上訪群眾中有的是有理上訪，也有的是無理上訪，錯誤地認為，“地方黨委政府都怕上訪，不管有理無理，反正跑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而事實上也是如此，有些地方由于害怕進京去省上訪，不是依法處理信訪問題，對無理纏訪的人也不敢處理，害怕造成不好影響，一味妥協遷就，使得無理上訪人嘗到些甜頭，掌握其心理，動輒以上訪相要挾；對涉訴上訪人以同樣方法處理，有的地方還以此考核、評價法院，使法院陷入被動局面。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認為要減少涉訴上訪，解決涉訴上訪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法院除了堅持黨的領導，積極主動爭取地方黨政和人大的支持外，還需從以下方面狠下功夫。第一，樹立司法為民思想，確保公正司法。人民法院要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法院工作，牢固確立正確的審判工作方向，堅持司法為民的根本宗旨，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要大力加強法官的四項教育，即:“公正與效率”主題教育、“司法為民”教育、科學發展觀的教育、法官職業道德教育，努力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質和道德休養；著力抓好“公正司法樹形象”活動，加強作風建設，切實轉變審判作風，堅持群眾利益無小事，從思想上解決“為誰掌權、為誰服務”的問題，認真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為民的各項措施，依法保護人民群眾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緊緊圍繞“公正與效率”主題，加強法官職業化建設，堅持公開審判、公正辦案，努力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緊緊依靠黨委的領導、人大的支持，社會各界的理解，著力攻克執行難關，加大執行力度，提高案件的執結率；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塑造良好司法形象，提升司法公信度，增強司法權威。第二，強化調解工作，加大訴訟調解力度。基層人民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的法官一定要增強調解意識，把調解作為減少涉訴上訪的重要手段，充分發揮訴訟調解定紛止爭、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職能作用。認真分析研究調解與裁判的關系，正確理解調解自愿原則和調解內容合法原則的基本內涵，積極探索調解工作新機制，變重判輕調為調判并重。加大調解力度，講究調解藝術，提高調解的成功率。建立和完善激勵調解工作的考核評價機制，提高調解率，保證調解結案的案件占辦結案件的60%以上。同時，要建立訴訟調解與人民調解工作的銜接機制，認真履行指導人民調解工作的職責，與司法行政機關配合，加強對人民調解員的業務培訓，形成合力，最大限度地鈍化矛盾，促進社會關系穩定，減少申訴、上訪，也減輕法院執行的壓力，實現公平正義的目的。第三，加大法律宣傳力度，堅持以案釋法。宣傳法律是法院的基本職責之一，要持之以恒地采取多種方法宣傳法律，通過散發宣傳材料、舉辦法律講座、提司法建議、公開法律文書、公開審判等等，讓群眾學法、懂法、守法，特別是要善于運用典型的案例宣傳相關法律，對一些常用的法律，如民訴法、民事訴訟證據規定、刑法、婚姻法、合同法、擔保法和處理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等相關司法解釋，結合審判實例教育當事人，讓當事人了解法院為什么這樣判處，其法律依據是什么，從而明白自己的主張和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從中學到法律知識，增強法律意識，提高遵守法律、按法辦事的自覺性。第四，加強對法官的培訓，努力提高業務水平。隨著社會的發展、民主法制建設步伐的加快，對法官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人民法院要保證司法公正，必須不斷提高法官的職業技能和業務水平。在當前，要著力抓好法官“四個方面”能力的提高。一是提高訴訟調解能力。積極探索調解方法和調解藝術，不斷豐富和完善調解經驗，提高訴訟調解率。二是提高駕馭庭審能力。加強學習、實踐，多開觀摩、示范庭，庭審中把握重心、明確焦點、查清事實、引導舉證質證、大膽認證、掌握庭審節奏，提高開庭成功率。三是提高適用法律能力。法官必須加強法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搞清立法本意，正確適用法律，把案件辦成鐵案。四是提高法律文書寫作能力。作為一名法官要寫好法律文書，必須有較高的法律專業水平、寫作基礎知識水平以及必要的政治理論水平、綜合的社會知識和實踐經驗，還要有責任心。有的上訪人員就因為法律文書中錯字、表述不清而不服上訪。法院必須加強對法官這方面能力的培訓。第五，明確責任，建立大信訪格局。涉訴上訪案件增多不僅影響法院形象、損害司法權威，而且牽扯法院精力，法院領導必須正視這一問題，加強向黨委、人大的匯報，多與有關方面溝通、協調，積極爭取對法院工作的支持，堅決杜絕因工作處置不當而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把解決涉訴信訪工作作為“一把手”工程，創新機制，長效管理。以立案庭為接處信訪職能部門，建立接待、登記、處理等一系例規范的工作制度；一把手院長負總責，分管院長具體抓，建立信訪工作責任機制，明確責任，分級管理、層層抓落實，在全院形成齊抓共管的局面；建立信訪工作考核激勵機制，納入崗位目標責任管理，同檢查、同考核、同獎懲，確保把問題解決在基層、信訪率降到最低。第六，完善信訪法制建設。目前，調整信訪的法律法規并不完善。法院在處理信訪時，也是參照xx的《信訪條例》執行。上訪是公民的一項權利，但任何權利的行使都不是無限制、無制約的。由于法律不完善，導致對無理糾纏的當事人法院也往往束手無策，甚至只能息事寧人。這在客觀上也助長了一些當事人以上訪為手段進行要挾。因此，對上訪的行為要引導到法治軌道上來，即使是有理上訪的，也要按程序辦事。對無理上訪，擾亂、沖擊國家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的，應當依法進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