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獨立的制度要素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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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獨立的制度要素與保障

米 健

無論是從思維邏輯和實際操作來看，還是從歷史、現實和所有法治國家的經驗來看，建設一個法治國家的前提條件當然是首先要有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這不僅意味著要有健全的立法，而且還要有法律實現的制度保障，即要有公正的司法和相應的司法制度。這也是為什么隨著建設法治國家目標的提出，司法公正就越來越成為一個討論熱烈的社會主題。隨著社會范圍內討論的日益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司法公正未能在現階段中國得到真正實現，其原因并不僅僅在于現今司法人員整體素質的欠缺，而且還有更深層的社會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現階段中國還沒有真正的司法獨立。在任何法治國家或追求法治的國家中，沒有司法獨立就不可能最終實現司法公正。因此，探討司法獨立的可能性及其在現實社會條件下的實現途徑，應是現今法律者們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司法機構顯然首當其沖地面對著嚴峻急迫的挑戰。而我國是否能夠成功地把握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機遇，戰勝挑戰并使之轉化為有利的條件，最關鍵、最直接的任務和指標就是：我國司法機構今后是否能夠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審判工作證明我國政府對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義務，證明我國維護發展市場經濟及保障市場經濟秩序的法制條件與環境。因此，我國司法機構能否在涉外和涉世案件中實現公正與效率，乃是直接實現和體現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目的的基本問題。

一、司法的前提條件

司法是法律實現的根本途徑。進一步說，它憑借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將立法所確立的規則轉化為不可違背的社會秩序。概括地講，立法是要創立規則，并設定一種秩序;而司法則是實現規則，并確立和保障一種秩序。所以，為了達到法律制度所設定的目的，為了建設和實現法制國家，法律實現——司法就是必然和無條件的。因此，我們說法律實現或司法的前提條件就是法律實現或司法的必然性和無條件性。

應該指出，一個以立法體現的實體正義和立法設定的程序正義一旦確立，那么，完成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有機結合，并且實現兩者之間的一致性，最終實現法律秩序正義的社會職責就必然要由法官來擔當。于是，在此又必然提

出一個新的問題，即法官如何才能順利完成他所擔當的社會職責和使命呢?顯然，法官首先必須獲得無條件實現其社會職責的社會地位、權威和尊嚴，而這些只能由體現社會和人民意志的法律賦予，而且不應受任何團體、黨派和行政機關的制約。換言之，法官只對法律負責，對法律所體現的社會和人民意志負責，完全獨立于其他國家管理機關和任何政治團體。只有如此，才可能談得上司法權威，才可能去追求司法公正和法治國家。對于法官而言，法律就是目的本身;而且只有在僅僅服從法律的法院中，才能真正實現司法獨立。

二、司法獨立的基本要素與保障

實現司法獨立有兩個最基本的要素，其實同時也是其保障，即：司法系統獨立(外部獨立)和法官獨立(內部獨立)。

(一)司法系統獨立

司法制度是整體法律制度的一個必然組成部分，是實現法律正義的一個必然環節。所以，我們必須給予司法制度的載體——司法系統以充分的社會信賴和權威，使之真正能夠獨立地實現法律追求的正義目的。如果不能保障司法系統的獨立存在，司法獨立也就不可能，其結果，很難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司法公正。雖然從國家機構設置上看，我國的司法系統是相對獨立的，但實踐中，由于歷史和現實社會條件以及觀念的制約，我國的司法系統并不能夠真正獨立。考察近些年來在司法方面發生和存在的種種問題，包括司法腐敗、司法效率不高乃至司法不公正現象頻繁發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體制上的問題。具體說，在現實工作中的許多方面，行政系統與司法系統的關聯密切，而且這種關聯并非是對等的，后者實際是處在前者制約之下的。從實際情況來講，現今的司法系統還是黨政系統的一個延伸部分。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現今的所謂司法腐敗，只不過是行政管理腐敗在司法系統的延續，是行政管理腐敗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只要還存在著行政管理的腐敗，司法腐敗就是一種必然。因此，現今我們建設法治國家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努力實現司法體制的改革，逐步實現司法系統的真正獨立。

司法系統獨立的首要保障或前提條件在于司法系統與行政系統的分立。當然，我們在此所談的司法與行政分立，不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國家理論的簡單照搬，而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國家建設的歷史經驗給予我們的啟示。司法行政分立不僅僅是指形式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實質上的分立。鑒于我國社會政治的現實條件，司法系統獨立應該具備以下的實質內容：

第一，機構設置和級層管理上的完全獨立。實現司法系統自身的統一機構設置和管理，即自下而上的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更進一步說，法院系統的建制和管理應完全不受同級行政機關或地方政府的干預或制約;下級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取決于上級法院的決定，而不是取決于地方政府，如人員編制、機構設置等等。現今正在考慮建設的地方海事法院或國際貿易法院以及隸屬于司法系統的法官學院都應該以此為出發點設計實施。

第二，組織人事上的完全獨立。實際上，這是直接關系法官隊伍素質、司法人員作風和形象、法官司法工作水平乃至實現“公正與效率”這個世紀主題的關鍵。可以說，現今司法隊伍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都是由于司法隊伍來源或構成不嚴格、不規范、不自主造成的。例如，許多地方政府時至今日仍然經常向同級地方法院派遣非法律專業的人擔任院長、副院長和一般司法工作人員，這個問題在基層尤其嚴重。雖然已經實行的國家司法考試制度會對此有所限制，但如果不從根本制度上想辦法，這個問題就不會得到真正解決。我國的法官法早已經頒行實施，而且有些規定還很現代化。但是，培植一個現代化的法官隊伍，還需要一些國家管理層面上的相應制度。其中最關鍵的是：法院司法及管理工作人員的進出，必須要由法院本身依照法官法獨立決定，不應受政府或其他團體的強制干預和影響。今后，我國法院的人事決定權應該逐漸過渡給完全獨立的各級司法委員會。至于委員會人員組成，雖然不排除來自行政權力機關或由其指定，但主席和大多數成員必須是職業法官。

第三，經費財政上的獨立。法院人事和財政不獨立，受制于地方財政和組織人事部門，是長期困擾法院系統的兩大問題。它迫使法院不得不考慮甚至屈從于司法系統外的各種意見和壓力，從而使法院服從于法律大打折扣。在財政經費方面，由于我國幅員廣大，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以至于各地法院的財政來源也差距甚大。其結果，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對于法院建設發展和司法工作有因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統一要求，但實際上，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根本無法獲得統一同步的發展建設。事實上，各地各級法院長久以來不得不為自身的生存發展而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其結

果，必然又使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本應獨立的法院進一步依附于政府和其他團體。這實際上造成了國家法治過程中的一個惡性循環。從今年開始，訴訟費作為法院經費來源之一的制度被廢除，今后法院訴訟費和財政來源將徹底實行“收支兩條線”。在法治國家的意義上，這種舉措當然是一種進步。如果它能夠在司法獨立的大前提下操作和實現，那么無疑會對今后法院系統的財政獨立起到極大推動作用;但是，如果失去上述前提，這個措施倒反而會使司法獨立及各地司法系統的財政狀況更加惡化。所以，我們必須借實行“收支兩條線”之機，爭取司法系統的財政獨立。這的確是關系到司法“公正與效率”的一個大問題。

(二)法官獨立

在司法系統獲得基本的獨立之后，法官的獨立就成為司法獨立的實質性保障。

其實，沒有司法系統的獨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的獨立;而沒有法官的獨立，司法系統的獨立就是空談。兩者相互依賴，彼此補充。法官的獨立實際上構成司法系統獨立的實質和核心。所以，如果說司法系統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條件，那么，司法系統的獨立又必然以法官獨立為前提條件，這是司法公正，從而也是法治國家的邏輯。因此，在我們追求法治國家建設的過程中，當然不能不重視法官獨立。根據我國現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權利，以至于我們完全可以認為，現今中國的法官在法律上已經具有了相當獨立的地位。例如，法官法第八條所列舉的法官權利類型，其內容甚至比西方國家的有關規定更為廣泛。但是事實上，由于我國的吏治傳統源遠流長，法治國家建設剛剛起步，相應的法治國家觀念既未普遍也未成熟，法院系統的獨立性還多受限制，故法官獨立遠遠未能被人們認識和接受概念，況且傳統慣性和社會現實條件還無時不在限制著這一觀念迅速成為社會實踐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是，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要建設一個法治國家，那么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對這一挑戰。

根據我國法官法規定，并從歷史經驗和現實條件來看，我們可以繼續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爭取實現法官獨立：

第一，法官選任的獨立。法官的選任由專門的司法委員會進行。這個司法委員會應以法官為主，同時也可以包括黨委和政府委派的官員，甚至律師界知名人士。但它的設置和實際操作原則應該是能夠保證作為法官的委員會成員發揮絕對的主導作用。

第二，法官的終身任命。具有必要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學歷、經過考核獲得司法人員從業資格并具備足夠司法實踐經驗的人，一旦經過司法委員會任命為法官，除非其觸犯法律或嚴重違背法官職業操守，即應享有終身的法官資格。在這方面，應該考慮使某些高級的資深法官享有和教授一樣的從業權利，即可以適當地延長任職的年齡限制，而不是受同行政官員一樣的限制。法律應該明確規定各級法官得以從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年限或退休年齡。

第三，法官不可任意移調，不可撤職、免職。法官不可以輕易地被調離其既定職位，更不可以輕易地被調換職位。如法官通常情況下不應該轉換為檢察官，同樣，通常情況下檢察官也不可以轉換為法官。應該指出的是：從司法活動的基本準則上講，每個法官都必須以其司法活動獨立地對法律負責。換句話說，一個法官的失職或違法行為，并不構成其他法官，包括其所在司法機構上級法官的失職或辭職的依據。當然，這個原則的實現必須以司法的完全獨立，包括司法的內部獨立和外部獨立為前提。

第四，法官的穩定的、有法律予以保障的薪俸。法官的薪水由法律加以確認，任何情況下，法官的薪水都應該予以保障。否則，法官可以訴諸法律程序請求其應該獲得的薪水。此外，任何級別的法官退休之后，其薪金待遇應原則上不變。

第五，法官依法審判不受任何行政、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憲法規定的基本原則(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我國法官法第八條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其實，這一憲定原則的實質或核心思想就是審判的獨立。可以說，司法獨立的核心內容或基點是法官的獨立，而法官獨立的直接效果就是審判獨立，后者則是實現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沒有法官的獨立，審判獨立就無從談起，而如果審判獨立不能獨立，司法獨立就失去了其根本內容和基本價值。正因如此，《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才明確要求法官強化審判獨立的意識，即能夠積極主動地創造條件，爭取條件來實現審判獨立。

第二篇：信訪與司法獨立

訪與司法獨立

——答《北京周報》問

賀衛方

賀按：日前，一位英文媒體朋友問及上訪問題，我告訴他，關于這個問題我曾接受《北京周報》訪問，訪談稿英譯可以在博嘮閣里看到。但是他卻怎么都找不到。我查了一下，果然沒有。于是就把英文本找出來貼了上去。馬上就有朋友問：中文在哪里可以看到？答曰博嘮閣里有。但是翻來覆去還是查不到，經查，與英文稿一樣，這個真的沒有。可見我的記憶力是多么不可靠，還要請大家多包涵。這里貼上中文稿，也順便作了個別文字上的修訂，請各位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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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報問：您認為在現在的社會背景下，上訪對中國社會矛盾的解決起著什么樣的作用？

賀衛方答：很明顯，現在對上訪的所謂重視是重視怎么把上訪的打擊下去，而不是重視認真去對待每一個上訪。我了解到的情況都是各地政府對上訪都特別的緊張，派出大量的人在北京截訪。實際上這并非想通過上訪來解決一些社會問題。我覺得條例和現在的實際做法還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

上訪問題是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年復一年，這么多的大規模的上訪，全國各地都有人跑到首都來，去想方設法讓他們的冤情能上達天聽，這在一個追求法治的國家里肯定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情況，或者說在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里，這種情況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出現的。

我想，原因可能首先是我們的司法制度出了很大的問題。整個的司法體系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決社會中出現的問題。法院的這樣一種體制本來就是為了讓社會中出現的糾紛，冤情能夠及時地得到糾正。但是如果司法界受了外部的干預,就不能獨立地按照法律規范公正地判斷案件。表現司法無力感的最典型例證可能是拆遷引發的上訪問題。政府出面來進行拆遷，不給老百姓一種平等交涉的機會和可能。老百姓要訴諸司法，但是，令他們絕望的是，法院在這類案件的判決時并不能夠獨立地去判斷這個案件，而是往往做地方政府的看門狗，司法權完全融合在行政權之內。最近，最高法院出臺了一個司法解釋，說涉及到土地征用問題引發的訴訟，法院一律不受理，那更是把老百姓最后唯一的一點希望給掐滅了。他當然還可以通過向當地的政府訴愿，但如果當地政府本身就是一個事件當事人的話，那根本就是與虎謀皮。那老百姓只好往上去申告，去傾訴，使得最高層能夠知道當地這種糟糕的東西。這是一個非常無奈、迫不得已的選擇。

問：那您覺得上訪制度的存在是否與中國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沿革有一定的聯系？

答：從歷史傳統以及政治文化上看，我們往往愿意把一個社會治理的希望寄托在一個明君或者一個偉大領袖的身上。這種傳統根深蒂固，所以歷史的演變也證明中國傳統社會里，老百姓非常害怕某種上下的分權，聯邦制啊，人們覺得這是不好的一種東西，因為往往都是地方官員，貪官污吏，形成了對于老百姓的一種壓榨。人們唯一的企盼就是有一個好的皇帝，來解決這個問題。

跟西方的一些國家，比如跟英國的歷史相比較的話，這種差異就非常明顯。在1066年以后的英國，在一開始的時候國王也會承擔這樣一個角色，國王被稱作是正義的源泉。老百姓有了冤情當然希望國王能親自給予解決。但是，在國王派出各種官吏到地方去解決問題，審理案件、糾紛的時候，卻會逐漸地形成一種關于司法的專業化知識。通過司法，通過一種穩定的判例法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官們逐漸使得規則得以確立，也就是在司法制度方面形成了一種嚴格的遵循先例原則，英文叫做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以往的案例對后來的案例有著嚴格的約束力，使得司法的過程中不僅僅解決了個別的糾紛，而且使未來的案件有了一種法律上的依據。

任何國家的法院都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讓同樣的案件能得到同等的對待。同樣事實的案件，它適用的規則應該是一樣的。所以確立了一種嚴格的規則的話，那司法本身肯定是獨立的，因為它是按照自己的這套邏輯來判斷案件，解決糾紛，而不是按照外部的任何別的權力去解決問題。

傳統中國的社會治理結構跟西方的很不一樣。中國一直到清朝末年，幾千年的社會沒有一種真正意義的法院，西方式的權力分立學說在我們這里是聞所未聞的。州縣官在司法的過程中間，他們可能更關注的是，把這個事情本身給了結了，而不是努力去形成一種嚴格的規則。沒有發展出一種良好的治理模式，以及司法獨立的傳統，幾乎也沒有專業化的，獨立的法律知識體系能夠成長起來。就導致了誰能夠向決策者施加更大的壓力，誰就能獲得一個更有利的結果的局面。惡霸可以橫行鄉里，“金陵四大家”可以在賈雨村那里網開一面，權力與財富之間眉來眼去，小民百姓只能夢想自己能夠碰巧遇到一個清官。清官不可遇，也只好到皇居之處告狀申冤了。

問：那您是否認為上訪制度存在本身與中國建設法治社會的目標存在著矛盾？尤其是現在出臺了新的條例，是要加強信訪制度。

答：其實上訪好像給底層受了氣的人民保留了希望，但實際是我覺得是飲鴆止渴。我們不是去認真地去構筑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不是去提高司法制度的正義程度，而總是在一個制度之外的方式去開一些口子。

前一段時間曾有報道，溫家寶總理親自為一位農民工討薪水，媒體把這件事傳為美談。可是，溫家寶縱然三頭六臂，也只能幫助個別民工討回工資。但是這個事件的副作用太大了。副作

用就是老百姓都覺得如果他們也能夠找到總理，找到總書記，把自己的冤情解決了，那該多好。所以大家就都來找。這當然會培養一種對最高領導人的依賴甚至崇拜。但是制度建設就會被忽略，我們畢竟要建設一個法治國家。法治國家不是一個靠賢明君主來統治的國家。上訪制度和人治有著聯系，而在人治的社會里，賢明的君主也經常會演變成了一個最大的惡霸。

問：您是否認為中國在向法治社會努力的過程中，信訪制度的存在是一個解壓閥，或者是特殊時期的過渡性制度？

答：我個人覺得有一些壓力是必需要積累起來的，也就是說不要指望著經常解壓，導致的就是制度沒辦法去形成。而我們經常是把一種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能夠形成制度的壓力給一點一點的釋放掉。像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這個事件就是一個很大的冤情，那么大家都一塊呼吁，包括法學界，我本人也參與其中，呼吁建立起一個真正的違憲審查制度，并啟動特別調查制度。用一個整體化的制度來去把憲法之下的法律、法規中違反憲法，剝奪人民權利的這種做法進行一個一攬子的解決。但是我們最后的結果是2003年6月份的時候，國務院宣布廢除了原來的收容遣送辦法。我們在網絡上看到的都是人們在歌功頌德，他們在說新一屆政府真好，他們多么親民啊。但實際上制度創建所需要的一種壓力一下子也被釋放掉了，一個本來可以成為違憲審查制度建立的契機給錯過了。上訪就是非常典型的這類問題。上訪解決不了多少問題，大多數情況下，上訪人被規勸回去，被強制押解回去，人們送上來的材料大多數情況下又被返回到那些制造冤案的機構或是個人的手中。

問：您剛才提到了中國的司法制度存在好多問題，然后現在正在進行司法改革，您認為應該改哪些方面？

答：首先當然是司法的獨立，就是法院在判決一個案件糾紛的時候，唯一的依據就是法律規范本身，而不是人情，黨的書記的意見，人大的意見等其他非法律的因素。當然要實現這樣的獨立性并不是特別容易，我想這需要在人事，財政體系上做很大的努力。

第二，法官的素質以及司法行為的中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法官素質低，這將給獨立帶來很大的問題。在司法權行使的過程中，法官在當事人雙方之間不可以由于利益在其中而表現出有所偏袒。法院必須要獨立于自己的上一級法院，上下級法院都要相互獨立的決策，真正的表現出一種中立性。中立性可以極大地避免訴訟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冤情，沖突。一些具體案件，很難說怎樣判決是公正的，怎樣判決是不公正的，現代社會越來越復雜，許多情況下，司法不過是一種復雜的利益平衡。有時候一個案件的解決，法官本身的中立的態度會起到很大的束縛作用，就會減少人們對法律之外的手段的訴求。這種對減少上訪非常重要。

第三個方面是如何加強對司法權的監督。能夠讓法官們在行使權力的時候感覺到他們不能夠隨便斷案，而是要嚴格依照法律來判決案件。這個監督現在在中國主要有人大的監督，檢察院的監督，媒體的監督等方面。實際上也是問題很多，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監督不

夠，另一方面是監督失當。前者說的是一些該揭露的問題沒有被揭露，后者說的是有時候報紙電視會取代法院成為實際的法官。還有人大也會自己來審理案件，導致立法權與司法權的混亂不清。

問：我采訪過中國的一些公益律師，他們認為中國的上訪制度是應該保留的。他們認為中國的司法體系壓力太大，法官的資源缺乏。如果上訪制度突然取消，這么多的糾紛矛盾全壓到司法系統，中國的司法體系根本沒有那么多的人力資源。

答：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中國的法官在辦案效率方面，僅僅相當于美國法官的十分之一。中國的法官好像看起來是天天在忙，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使得他們做的好多工作都是無用功。比如說中國沒有哪一級法院的判決是終極性的判決，任何判決都有可能因為上級部門領導的批示，或者由于某種壓力，就會被推翻掉，我們的司法體制是二審終審制。二審終審完了本來意味著案件的了解，但是沒關系，只要你上邊有人，你就可以使二審終審過的案件推倒重來。推翻以后，原來的勝訴者就變成了敗訴者，敗訴者可能想方設法去尋找更高的力量，來制造壓力再推倒重審。我們沒有司法判決的確定性的概念。我們的法院做得很多事情實際上是在不斷否定自己。

實際上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意識到絕對的公正是不可能有的，古羅馬著名的哲學家法學家西賽羅（Cicero）說過，“絕對的正義就是絕對的不正義。”關鍵在于在一些案件中間，也許會有某種程度的細小不正義，這時候如果當事人能感覺到反正是二審終審了，案件已經解決了，自己應該該干嘛干嘛，就像當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戈爾訴布什，戈爾敗訴了，他說我特別討厭最高法院的判決，但是我必須尊重它，因為你不可能推翻它。

但是中國不是這樣的，它永遠告訴你只要有能力，就有可能把對你不利的判決推翻掉。這就激勵了很多人民想方設法去改變也許只是一小點兒的不公正，一定要想方設法推翻掉整個判決。我們最荒唐的司法口號就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這個錯誤可能只是很小的錯誤，當然也有可能是很大的錯誤。如果很小的錯誤都想法設法去糾，哪個判決不會有問題呢？這就解釋了中國會有這么多老百姓會去道路奔走，權門呼號，想方設法尋求最有利的結果，推翻原來的判決。推翻掉了以后原來的勝訴就又變成敗訴了，敗訴者又會去推翻。這個過程中許多人就會在微小的不公正上投入太高的成本，付出了太多的代價。有的人家徒四壁，天天為自己的案子而奔波。可能本來他這個案子敗訴他損失500元，但是幾年上訪下來，他完全可能耗費成千上萬。而且精神成本更是巨大的，他變得愈發不能忍受這個不公，愈發怒火中燒，不推翻掉不行。

這個過程還會帶來另外的問題。原來制造一點小冤屈的人為了防止自己的決策被推翻，他們也想方設法去建立一個攻守同盟，下邊的官員們會結合在一起，阻止任何糾正錯誤的情況發生，于是又導致一旦原判被推翻，越來越多的人們會被追究責任。這樣就帶來更多的壓制、陰謀和苦難。這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一個讓大家服氣的司法權威，你不知道什么是規則，什么是權威，最終將是民怨沸騰，一地雞毛。

2005年9月18日改畢

2009年5月5日再修訂

第三篇：人大監督與司法獨立

沖突與平橫：人大監督與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

人大監督與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沖突已久，這既是一個久遠的話題，又是一對永恒的矛盾。如何解決它們之間的矛盾，實現二者之間的平衡與契合，可以說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民主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化，二者之間的沖突也日漸凸現出來，如果搞清各自的運行規律，探索它們之間的最佳平衡點，處理好二者的關系，使人大監督與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既相互促進，又互不侵犯，是我國當前急須解決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一、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含義及其功能

（一）審判獨立的含義

淵源于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的司法獨立原則首先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中做出規定，近20年來，隨著《關于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司法獨立最低標準法》和《世界司法獨立宣言》等一系列國際文件的通過以及司法獨立原則在各國憲法的相繼確立，司法獨立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奉行的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如德國憲法規定：“設立聯邦法院和各邦法院，共同行使審判權。法官獨立，只服從法律。”日本憲法規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獨立行使職權，只受本憲法及法律的約束。”審判獨立是法治社會基本司法原則之一，這是因為：

1、司法的本質是裁判，只有中立，不受任何一方左右的司法才能做出公正的裁判，否則司法將墮落為有權者達到私利的工具。

2、維護法律權威的需要，法治社會里法律的代表是司法，只有獨立的司法才能使法律取得起碼的客觀、中立形象，才能取得雙方的認同，確立法律的權威。

3、控制權力的需要，只有獨立的司法才能以超脫的中立態度對權力行為做出評價，如司法不獨立，司法必然成為行政權力及其他社會權力的工具。

所謂審判獨立，大體包括以下兩層含義：一是法院獨立，即審判權只能由作為國家審判機關的法院行使，行使以的法院獨立于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下級法院獨立于上級法院；二是法官獨立，即在法院內部，審理具體案件的法官具有獨立性，法官與法官之間在審判案件方面不存在依附關系，法官審判案件只服從法律，不受來自任何方面的非法限制、壓力、威脅和干擾，法院獨立是由審判權和審判活動的性質決定的，法院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公正，公正的前提是審判人員在審判活動中必須保持中立，沒有中立就沒有公正可言，這既要求法官自身擯棄一切私心雜念，更要求堵塞一切干涉或影響審判獨立的渠道，創建一個保證獨立辦案的外部環境。根據我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我國憲法確認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憲法原則，但是由于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歷史的等方面的原因，建國以來這一憲法原則一直沒有得到較好的落實，干預干涉、影響審判獨立的皆是，而且越演越烈之勢，使司法公正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更為嚴重的是人們對這一問題并沒有真正引起應有的重視，或者說只注意到了司法不公的問題，而沒有重視司法不能獨立的問題。正因為如此，黨的十五大決定，“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可見，法院獨立與法官獨立共同構成了審判獨立這一有機統一體，其中法院獨立是法官獨立的前提和保障，法官獨立是法院獨立存在的真正價值所在，是法院獨立在審判過程中的具體化。在國外立法中，往往更強調法官獨立，他們通常認為“法院完全獨立于政府機關，這在法律上是無需強調的，這種獨立性是不言而喻的，這必須包括每個法官的獨立性從而也包括了全體法官的獨立性。因此，各個審判機構的獨立決策也就不需法律做出特別規定，只要每個法官作為個人是獨立的，則審判機構中也就是獨立的。”1關于法官獨立，美國西北大學史蒂文〃魯貝教授將其歸納為公平、無偏私、善意。也就是說，一個獨立的法官應給予每一方當事人以充分的、公平的聽審機會而不考慮其身份或在社會上的地位；一個獨立的法官應善意地進行裁判，堅決遵守其所理解的法律而不在意可能產生的人身上、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影響。“可見，完整意義的審判獨立不僅指法院整體應享有對于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個人的集體獨立，更包括法官依據法律自由而公正地做出裁判的職務獨立以及給予法官以適當的職位保障以確保其不受不當威脅、壓力的身份獨立。”2

（二）審判獨立的功能

審判獨立之所以成為現代法治國確認家普遍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因為其適應政治體制動作和審判活動自身的要求。

其一，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審判獨立能夠有效制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過分集中的權力，避免權力的專制和腐敗。正如約翰〃亞當斯指出的那樣“司法權應當從立法和行政兩部門中分離，并獨立于它們，使得它能對這兩個部門形成制約。”3孟德斯鳩也曾指出“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如果司法權和立法權合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4 其二，從司法的角度來看，審判獨立符合審判活動自身的要求，是審判公正實現的前提。審判作為公民權利行使及社會公正實現的最后保障，公正始終是其孜孜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這就要求“司法機關應不偏不倚，以事實為依據并依法律規定來裁決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應有任何約束，也不應為任何直接或間接不當的影響、慫恿、壓力、威脅或干涉所左右，不論來自何方或出自何種理由。”5正如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6唯有如此，才能保證程序公正、體現法官形象公正，并最終實現實體公正。

根據我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憲法審判獨立原則的確認，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方面指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僅服從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當然審判獨立也是相對的，依法受權力機關、檢察機關和社會的監督。另一方面審判獨立是指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審判權的過程中，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就要求人民法院不僅在機構設臵上應當與行政和立法部門獨立，而且在依法行使審判權方面不受其他部門的干涉，盡管我國實行議行合一的體制，法院由權力機關產生并向權力機關負責，但是按照憲法關于國家機關應分工合作的原則，權力機關應當加強對司法的監督，但不應當代替法院行使審判權，也不應當干預司法機關的正常運作。

但是我國的審判獨立原則與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存在著明確的區別。西方的司法獨立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基礎之上的，而我國的審判獨立不是按照三權分立的模式建立的，而是在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之下的審判獨立，法院在行使審判權時應在權力機關的監督之下，同時憲法在確認審判獨立的原則時，并未明確提出法院獨立于權力機關。

二、人大監督與審判獨立的關系

（一）、人大監督的基礎

盡管為了使審判機關有效制約其他國家權力的行使以及保證審判機關做出公正裁決，審判獨立是十分必要的。但正如杰弗遜所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審判權的行使如果不受任何制約，難免出現專斷和濫用。而且審判獨立原則的確立是以理性的法院，即理性的法官這一假設為前提的，也就是說相信每一位法官都能夠做到“忠實于基本法，忠實于法律履行職務，用最好的知識和良心，不依當事人的身份與地位去判決，只服從事實與正義。”7這一假設能否在現實中充分實現不無疑問。因為盡管各國對法官的資格、甄選都規定了嚴格的條件且規定法官享有豐厚的職位保障，但法官畢竟是“凡人”，也生活在現實社會生活之中，受各種因素的利誘與干擾，難免出現個別法官或個別情況下徇私枉法、專橫擅斷的情形。而且由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法官裁判也可能出現考慮欠周、有失公平的情況。因此，就需要設立一種監督與制約機制，保證審判權的合理運行，最終實現審判獨立的雙重目標，對其他國家權力制約和裁判公正。

可見，人大監督與審判獨立之間是一種相互矛盾，同時又相互依存的關系。人大監督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審判獨立的限制，兩者的范圍界定除受各國政治體制、司法制度等因素影響外，還與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相關，但另一方面人大監督與審判獨立又是互相依存的。審判獨立是人大監督存在的前提，人大監督的存在是審判獨立目標實現的保障，不要任何監督的絕對的審判獨立和毫無獨立可言的全方位、全過程的監督都不可能達到審判公正的目的。問題的關鍵在于，理清人大監督與審判獨立的關系，為二者劃定合理的邊界，以達到二者的協調。

（二）、我國權力機關與人民法院的相互關系

那么，如何處理好人大對法院的監督與審判獨立的關系呢？在分析該問題之前，首先簡要探討一下人大同法院的關系。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憲法的規定，我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而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的國家權力機構，對國家的一切重大事務享有最高的決定權，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的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來自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對人民負責并應接受人民的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是以人民代表大會為主體，由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人民所賦予的國家權力的制度。

根據憲法的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需對人大負責，并受其監督。同時，人大制定的法律和所決定的大政方針，都必須為其他國家機關所遵循。可見我國人大與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間不是平行的、相互牽制的關系，而是組織者與被組織者、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的關系。司法機關必須在權力機關的監督下行使職權。權力機關的監督是我國憲法規定的最高形式的法律監督，而司法機關必須自覺地服從此種監督。即使司法機關享有充分的獨立審判的權力，這種獨立也必須是以接受權力機關的監督為前提的。這一直可以說是我國社會主義憲法的特點所在。

然而，盡管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在原則上摒棄了“三權分立”體制，但并不意味著我們對國家權力和制衡的機制是完全否定的。相反，為保障國家權力的分工負責，防止權力因過于集中而被濫用和產生腐敗，國家權力應根據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各個國家機關之間進行科學的分工。我國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與國家權力的分工負責是完全不矛盾的。

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有各種形式的監督，包括黨組織的紀檢監督、政府的行政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有了這些監督，為什么還必須有國家人大的監督呢？其

一、人大監督屬于國家監督，是國家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直接體現了國家權力；其

二、同其他監督相比，人大的監督處于最高層次，其他國家機關、社會組織以及它們的監督機構，都必須臵于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之下；其

三、人大的監督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它所做出的決定，任何國家機關和公民都必須遵守，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懲罰，這就是說人大的監督在整個國家監督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是最高層次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監督。就各級人大來說，雖然為權力機關，但并不意味著人大可以集立法、行政、司法權于一身。這樣做不僅不能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而且也于人大的地位和性質是完全違背的。我國憲法不僅區分了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并將這三種權力交給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而且憲法規定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這表明人大作為權力機關不僅不能代替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而且應當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權。當然人民法院獨立行使以，前提是必須依法接受人大的監督。

當然，我國的權力機關是立法者與司法者的關系，但與西方國家的立法者與司法機關的相互制衡的關系是不同的。盡管依據憲法，權力機關可以對司法機關進行制衡，但我國法律并沒有賦予法院審查法律、法規的合憲性的權力，因此法院不能通過司法審查的方式，以司法權制約權力機關。

首先，人大與法院之間是組織者與執行者之間的關系。

根據憲法第3條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從該條可以看出，一方面各級人民法院的審判人員都是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通過選舉和任命產生的，即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選舉產生；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則是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而副院長、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則由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任命產生，可見審判機關實際上是由權力機關產生的。另一方面，審判機關應對其組織或產生者即權力機關負責。由于審判人員是由權力機關通過選舉或任命的方式產生的，因此權力機關對違法或失職的審判人員有權予以罷免、撤職或接受其辭職。

有人認為，根據憲法所規定的審判機關應對人大負責的規定，因此兩者之間是一種上下級之間的隸屬關系。這種觀點無疑是不正確的，憲法所規定的“負責”的含義，是指人民法院在嚴格履行憲法和法律的職責方面對權力機關負責。由于司法的任務在于正確適用法律，因此法院嚴格執行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規，就是對權力機關最完全的負責。這種將負責的含義理解為上下級關系，則將使人大成為集立法權和司法權于一身，不僅違反了憲法關于立法和司法應分開的精神，也與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和監督機關的性質不相符，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人大成為法院的領導機關，則意味著法院所從事的具體審判活動都應受人大的領導，對案件的裁判都要得到人大的同意，那么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將不復存在，法院也失去了應有的存在價值。

當然審判獨立并不意味著司法機構的產生，應與權力機關完全分離。因為人大作為權力機關，也是民意代表機關，審判人員由人大選舉或任命產生，表明其獲得了人民的支持，是真正代表人民行使審判權。一方面，經人大產生的法院，才能使法院享有的司法權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只有通過人大選舉法官，才能使人大按民主程序對這些人進行監督，審判獨立絕不意味著法院可以完全擺脫人民的意志的制約而獨立。正如學者蔡定釗指出的，“我國人大對司法人員的選舉任命，已經是保障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最起碼要求。即使人大任免司法人員是形式上的，這種任免也是必要的，它是一種民主形式。”

（二）人大與法院之間是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關系

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其他國家機關都由人大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就是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有權對“一府兩院”及其工作人員實施監督，人大的監督實質上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對“一府兩院”的工作實行監督。因為人民主要是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這種組織形式來管理國家的，因此，此種監督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原則，是人民參加國家管理和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權力機關對法院的監督，是一項重要的憲法原則，此種監督也是最高形式的法律監督。因為，一方面，司法機關是由人大產生的并應當對人大負責，尤其是權力機關處于所有國家機關的中心地位，行使統一的國家權力，因此各個國家機關包括司法機關理所當然對人大負責并受其監督；另一方面，各級人大作為民意機關，其代表人民統一行使對各國家機關的監督權，這是我國一項重要的憲法原則，權力機關是真正代表廣大民眾對司法機關進行監督。就審判機關而言，依法應接受人大監督，審判機關受人大監督實際上是受人民監督，同時還應當看到人大對法院的監督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和效力，因為憲法賦予了權力機關具有此種最高權力，人大在監督過程中所做出的任何決定、意見等都具有強制性，作為被監督者的法院必須接受，且人大的監督意見與其他機關的監督意見發生沖突時，法院必須接受人大的監督意見。不承認或不尊重人大的監督，就是不承認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權力；動搖了人大的監督權，就是動搖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就決定了人大同法院的根本目標、根本任務是一致的，只是分工與職責不同，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監督權的目的是，保證國家機關按照人民的意志而進行活動，所以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監督權，既是對法院的有力支持也是對法院行使人民委托的權力進行合理、必要的制約。因此，人大對法院的監督與審判獨立之間的相互統一、相互依存、并行不悖的，對任何一種權力的忽視和損害都是與憲法規定不符的，也不利于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在討論兩者之間的關系時，必須確定人大對法院的監督，必須要充分尊重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

只有尊重審判獨立，才符合憲法關于國家權力的合理分工。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了國家權力的科學合理分工，立法權由權力機關行使，行政權由行政機關行使，司法權由司法機關行使，一個機關不能代替另一個機關行使權力。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分別在憲法規定的范圍內行使立法權和司法權，決不能相互代替行使職權，更不能將兩者混為一體，所以在加強人大對法院監督的同時，必須要明確的是：人大對法院的監督是在憲法所確認的權力分工的基礎上進行的，人大監督不得妨礙法院依據憲法所規定的獨立行使審判權。同時，審判獨立更是一項法治原則，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必須采納這一原則。

同時法院應當受到監督，1、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對加以制約，審判活動是公共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所當然應被納入人大監督的視野之中。

2、在審判活動中，法官代表國家對各種糾紛進行判斷和裁判，其判斷和裁判的結果，不僅事關當事人在權利義務方面是否各得其所，更與能否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實現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休戚相關，而人大監督是防止司法腐敗，保證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二、現行人大監督存在的缺陷

人大監督作為人大行使權力的一種最直接、最明了的監督方式，它對于遏制司法專橫及司法腐敗的滋生與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制定監督法，對人大監督缺少專門的規定，因此人大監督的方式、方法及程序尚不規范，因此還存在一些弊端。１、過分偏重個案監督 目前人大對法院的監督將個案監督作為主要的監督方式，過多的予以應用，其結果是使人大把大量的時間、精力耗費在個案上，不僅影響了權力機關正常的工作，也影響了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損害司法權威。

首先，人大對個案進行監督，缺乏必要的法律專業人員，在中國，人大代表中熟悉法律的人微乎其微，可想而知，由不懂法律的人對具體案件進行裁判，其結果會是怎樣。

其次，實行個案監督還可能導致程序上的不公正，對個案提出的監督往往是各級人大的代表，但毋庸諱言，有一部分人大代表的法律素質比較欠缺，當他們對法院監督時通常是根據個人的喜好或者是個人的直覺來進行評判，甚至部分代表和案件當事人有特殊的關系，或者是聽信了他們的主張和理由，由持一方觀點的人大代表參與對個案進行監督，顯然違反了“任何人不能當自己的法官”的基本原則。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監督的目的不僅沒有得到，而且會使法院對這類監督產生逆反心理，從而使人大監督失去了真正的意義。

２、缺乏專門的監督機關

首先，人大畢竟是一個會議性質的組織，通過定期召開會議的方式來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然而違法的事件的發生，是不分時間的，在有限的時間內能否保證用于進行監督，都是有疑問的。

因此，人大的工作制度不利于違法行為的及時糾正和處理。

其次，對法院的監督，需要有專門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在這一方面，人大并不擅長。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雖然整體素質比較高，有比較充足的時間和精力，但并不意味著都能將其用在監督上；其會期間隔比較短，也不意味著其能經常地開展監督工作。

最后，就人大的專門委員會來看，其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內部工作機構，主要任務是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委托，起草相應的法律草案，審查相關的議案，提出審查意見或建議，以供人大及常委會作為行使權力的參考，但并不是一個行使實體權力的機構，其工作機構的性質和地位決定了其只能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委托，行使監督權，其提出的審查結論或意見不具有終局裁決的性質，還要取決于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否接受和認可，從而使其無法成為監督權的直接承擔者，自然也就無法很好地完成監督的任務。

３、監督的內容缺乏具體性

監督法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但監督什么？如何監督？都還有一些難點問題未解決。對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法院的專題工作報告，同樣是監督的基本形式之一。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是：哪些重大問題必須向人大常委會報告？聽取工作報告的議題由誰提出？ 等等。由于監督的內容缺乏具體性規定，實踐中，人大監督范圍非常廣泛，幾乎涵蓋了法院工作的全部范圍，如對審判機關正在審理的案件指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將監督的范圍擴大到案件的實體處理上，這樣極易形成個人對司法的態度，實際上是對于司法監督的嬗變，甚至將其變成人大代表個人的特權。

４、目前法院系統已經有了一套監督體系，如果再建立一套監督體系，兩者在銜接上會有很大的問題。例如，某基層法院對一個案件作出生效裁判后，同級人大通過個案監督對原判決作了改判，另一方當事人則向上一級法院提出申訴，上級法院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對該案件作了實體內容和前兩個判決不同的判決，那么究竟哪一個判決才是有效的呢？因此，人大對法院的監督是個很復雜的憲法和法理學問題。當前一些地方發生的人大常委會將法院未審結的案件調來直接審理，這種監督實際上是對審判獨立的干涉，應該是違反憲法的。

５、監督乏力，這是很多人從腐敗現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客觀現實找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為什么總是監督不力呢？有人認為這是由于領導干部接受監督的自覺性不夠，也有人認為，是監督者不敢碰硬，不能很好地履行監督職責，真是這些原因嗎？再進行深入分析，就會發現，領導干部不能自覺接受監督，往往就可以逃避監督，監督者不能實施有效監督，并非主觀上不想監督，而是客觀上無法對被監督者進行監督，這背后肯定有深層次原因。

如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它是我國權力機關的監督，其權威性在于它與任免權相結合，并以任免權為基礎，然而實際上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選舉、任免權的行使存在十分嚴重的形式化現象。對此，無論是參加投票選舉或任免的人大代表與人大常委會委員，還是被選舉、任命人員，以及社會各界都有深刻感受，這種情況必然導致由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任命的人員并不真正向人大及其常委會負責，人大及其常委會也無法對其進行監督，使得人大及其常委會法定的各項職權都不能得到真正落實。

三、人大監督制度的完善

人大監督與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沖突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隨著人大監督力度的進一步加強和司法獨立的逐步落實，這一沖突將會日益嚴重和復雜任何試圖回避這種沖突的想法是不現實的，也是有害的。我們唯一要做的是，如何在這種沖突中尋找出可以使二者共處的平衡點，使二者處于一種健康合理的關系中。筆者認為，人大監督與司法獨立之間雖有沖突，但從根本上說，二者都是為實現公民權利服務的，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以司法活動作為各自共同的工作命題時，人大監督與司法獨立的價值趨向和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促進司法公正，這是實現二者可以平衡的基，但必須明確，要實現司法公正，在于司法自身，人大的監督只是外在的因素。

（一）、人大監督的原則

從上述人大監督與審判獨立的關系出發，各國立法、司法及理論界都在積極探索以調和這一矛盾，盡管由于政治體制、司法體制、法官的理性化程度等具體情況不同，做法各異，但有一基本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人大監督無論如何都不能侵犯審判獨立。如德國法官法第26條第1款明確規定：“法官只在不影響其獨立性的范圍內接受職務監督。”審判獨立是審判公正實現的前提，人大監督是在不損害審判獨立這一大前提下對審判權行使的合理制約，是審判公正實現的保障，無論如何都不應成為審判獨立、審判公正的絆腳石。通觀現代法治國家的審判監督機制，均堅持以下原則。

１、監督對象有限原則。人大監督一般都僅限于對法官個人遵守法紀、道德品行等情況以監督，而不涉及法官對案件的裁判。史蒂文〃魯貝特教授在《司法制約與司法獨立》一文中指出：在法官濫用職權、行為有損尊嚴、存在偏見或不審而判、玩忽職守、無視法律（包括違法）等情況下，要求其承擔責任很明顯幾乎不會對其獨立性造成任何威脅，即使在對法官施加競選演說限制等不合理、不必要限制的情況下，也不會危害審判獨立，因為言論自由并非獨立審判的根本要素。但在有些情況下，對法官進行懲罰可能會危及審判獨立，其中最重要的威脅就是根據法官判決的內容對其進行制裁。尤其是在法官善意地將法律適用于疑難案件，但做出的裁判具有爭議或不合公眾口味，甚至錯誤時，對法官施加制裁或可能施加制裁，必然導致法官變得膽小謹慎，因為擔憂和疑慮使得他們寧愿選擇安全的方式而不是裁判的正確。審判獨立的目的旨在保護法官的意識自由，而不是保證合公眾口味的、甚至公認恰當的判決結果。但在法官適用殘暴的陳規作為裁判基礎、根本不懂法律或完全無視法律的情況下，即使屬“裁判性的行為”，法官也必須接受懲罰。當然，在瀆職與僅僅裁判錯誤之間劃一條明晰的界線相當困難，單單憑借法官的善意這一標準并不充分，因為其可能妨礙對經常錯誤地適用法律而損害訴訟當事人權利的善意但無能的法官的懲戒。但上訴的可能性、法官行為的性質、法官管轄的范圍、法官的動機、法官所犯的錯誤的大小及頻率等可能作為判斷法官瀆職應予懲戒與僅僅裁判錯誤的重要標準。

可見，明確界定人大監督與審判獨立的具體范圍并非易事。基本的指導思想是：人大監督的對象原則上不包括法官所做出的裁判。這是因為，審判獨立的根本就是保證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響、壓力的情況下，根據庭審認定的事實和其對法律的理解自由做出裁判，如果允許乃至對法院裁判是否正確進行產生法律效果的評判，必然導致法官產生擔憂、畏懼乃至順從、依附心強，危及審判獨立。如果允許人大以監督名義否定法院生效裁判，法院裁判的確定性、權威性將無從談起，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社會生活將一直處于一種不安定狀態，法院和法律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和權威也將日益下降。

２、對法官裁判的監督采用事后監督原則。人大監督的時間必須是事后的。所謂事后監督是指人大在法院審理具體案件的過程中，不能發表任何有傾向性的意見影響法院的裁判，只有當司法機關對案件做出裁決之后，人大才能根據相關的法律條文及社會效果來判斷裁決的正確與否，從而決定是否監督司法機關啟動再審程序提起再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司法評議只能是對法院已經做出裁決且裁決已生效的案件進行監督，不能對法院正在審理的案件發表具體指導意見。其主要工作方法是：聽取法院的工作匯報或專題匯報，并對此提出意見和建議。人大也可以通過執法檢查，針對生效裁判中存在的問題，向法院提出改進意見，以利于法院正確執法。對于訴訟當事人反映的冤假錯案，以及涉嫌法官徇私舞弊、貪贓枉法案件，人大有權責令法院依法定程序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當然，事后監督并不是說人大可以對法官在辦案過程中的徇私枉法、腐敗墮落行為不聞不問。因為審判員是經人大選舉或任命的，人大對其當然應負有監督之責。如果人大發現有關審判人員涉嫌受賄或其他嚴重違法行為，也可以組織特別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對嚴重違法行為的審判人員可通過法定程序予以罷免或撤職。這種監督并不是對法院正在審理的案件進行監督，而只是對貪贓枉法等違法行為的監督。即使法院在辦案過程中嚴重違反了法定程序，如訴訟保全錯誤、管轄錯誤、立案錯誤等，人大也不能直接予以糾正，因為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應由有關訴訟當事人提起上訴等途徑予以糾正，而不能有用程序法以外的途徑解決。由于法律并沒有規定人大有權糾正法院違反程序法的行為，人大不能通過采取直接糾正違反程序法的行為進行監督。

３、依法監督原則。對審判機關的監督權力是一種權力或權利，任何權力或權利的行使如果不加以規范，都可能導致濫用。因此，現代法治國家都盡可能地通過立法對監督的內容、方式、程序等做出規定。以防止以監督之名行侵犯審判獨立之實。

從憲法的角度看，人大對法院行使監督權與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都是我國憲法所確認的原則，在討論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時，有必要對兩種觀點予以澄清。

一種觀點認為，人大對法院監督與審判獨立是相互矛盾的，因為司法對人大負責，就意味著司法的政治使命，審判獨立便不可能存在。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審判獨立絕不是說完全不受政治的影響，不受政治影響的司法獨立在國際上是不存在的，而人大對法院的監督，也不是政治干預，只要監督適當，對保證嚴格執法仍是十分需要的，不能說因為有人大監督的存在，審判獨立便不可能實現。相反，人大對法院的監督，不僅不會損害司法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不妨礙司法公正的實現，反而是為了通過對法院的監督更進一步保證審判獨立和公正的實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大的監督與審判獨立之間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其目標是一致的，當然，如果人大對法院監督的過度甚至代替法院行使審判權，則將對司法的獨立和公正形成妨害。

另一種觀點認為，現行憲法第126條規定的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并未規定不受人大的干涉，可見人大的監督權應超越于司法權之上，司法權是受制于國家權力機關監督權的，而審判獨立則是受制人大監督權的相對獨立。這種觀點同樣值得商榷。盡管憲法未規定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權力機關的干涉，但并非意味著人大對法院行使監督權則可以不考慮審判獨立，加強人大對司法的監督，絕不能認為這種監督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更不能認為人大有權干涉個案的審判。

（二）、人大對法院監督的內容

人大應監督什么？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監督憲法和法律的實施，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具體按照其內容和范圍來進行劃分，人大對法院監督可以分為法律的監督和行為的監督。

1、人大對法院監督的內容。

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對法院監督的內容主要應包括：對本級法院的工作報告進行審議或者要求本級法院就某一方面工作作專題匯報，檢查、督促法院嚴格執行法律，公正審理各類案件，維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必要時也可要求法院就人大認為重要的、事關社會穩定的某一類案件的處理情況或者某個重要法律的執行情況向人大匯報，人大在聽取匯報后，應對法院的有關工作做出總體評價，提出要求；如果發現法院在執行中存在某些問題，應督促法院及時改正。人大還可以組織代表對本級法院的審判及工作和執法情況進行認真的評議，法院應認真地聽取評議，并及時糾正錯誤。人大的監督是保障司法機關正當行使審判權，嚴肅執法，公正裁判所必需的手段。加強人大監督是完善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步驟，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可以說是人大與法院的實質性關系，而絕不能把監督理解為司法機關在行使職權過程中，應當服從人大的具體領導。

2、人大根據人大代表及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中，發現法院工作人員涉嫌違法犯罪活動，發現案件的裁判違反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可以建議或督促法院進行再審。

對人大是否應當實行個案監督，理論界和實務界爭議都比較大，一種觀點認為，人大對法院的監督不是抽象的，而應當是具體的，只有對個案實行監督，才能使這種監督權得以落實，強化人大對法院的個案監督，有利于保證法院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特別是在目前地方保護地方和裁判不公的問題較為嚴重，社會上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也較為強烈，如果人大對一些處理不當、久拖不處、錯處錯判、程序嚴重違法的錯案不予監督，則人大便失職于法律，有負于人民的希望。因此，人大不僅應當實行個案監督，而且還要強化。另一種觀點認為，“個案監督”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在實踐中也容易混淆監督權與審判權，且把國家權力機關機關推向辦案第一線，將會在不同程度上妨礙法院的獨立辦案，并有可能使人大代替法院行使審判權，不利于維護權力機關和法院的威信，建議取消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實行的個案監督制度。

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不無道理，但亦有不足之處，首先，認為人大進行個案監督無法律依據的說法是錯誤的。（1）從憲法對有關條款進行修改的原意，可以看出人大常委會對重大典型違法案件可以進行監督。從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的精神看，法院工作要接受黨的領導，接受國家權力機關的制約、干涉和監督，其中包括對重大問題、重大案件的監督。（2）地方組織法第四十四條在列舉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的職權時，也規定其職權之一是“監督本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聯系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理群眾對上述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申訴和意見。”受理申訴、控告和檢舉，不可能不涉及對具體案件的監督。（3）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對法律實施情況檢查監督的若干規定第十條規定：“對執法檢查中發現的重大典型違法案件，委員長會議可以交由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辦事機構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應向委員長會議報告，委員會會議可根據情況，要求有關機關及時報告處理結果，必要時，委員長會議可提請常委會審議，對特別重大的典型違法案件，常委會可依法組織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這可以視為人大常委會對重大典型案件能夠實施監督的直接法律依據。

其次，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遵循憲法規定的國家機關職權分工的原則，憲法在保證人大統一行使國家權力的前提下，明確劃分了國家的行政權、審判權和檢察權，這既可以避免過分集中，又能使國家機關各項工作有效進行，因此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不允許代替審判機關的獨立審判權，即不能越俎代皰，代替法院去從事審判工作。

最后，必須遵循按照法定程序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對法院工作有意見，可以聽取其工作匯報，可以提出詢問和質詢，對特別重大的案件也可以依法組織調查，即使糾正錯案也應由法院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去辦，正如李鵬同志曾說過：“人大進行個案監督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糾正某個案件，而是通過個案監督，督促和支持司法機關公正司法。”事實上，多年來各級人大常委會已開展了對具體案件的監督，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當然為了避免對“個案監督”在理解上可能產生的歧義，可以把“個案監督”規范為“對重大典型違法案件的監督”。這里被認為是重大典型違法案件可以限定在以下三類案件而又未得糾正需要進行監督的案件：（1）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人大產生的國家機關（法院）和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任命的審判人員嚴重違法失職行為提出申訴、控告、檢舉的案件；（2）社會影響較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典型案件；（3）上級人大轉辦的重大典型案件。

第四篇：美國司法審查制度與司法獨立的關系

論美國司法審查制度與司法獨立的關系

[摘要]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確立，作為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政治制度史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自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以來，經歷了二百多年的發展，司法審查制度在美國政治中發揮的作用和產生的影響日益重要。然而，司法審查制度在發揮作用的同時，也引來了巨大的爭議和批評之聲。但是，作為一項偉大的創舉，它已經被美國社會和人民所接受認同。因為，司法審查制度依托司法獨立原則在捍衛美國分權政治和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縱觀美國政治的發展，司法審查制度是其實現憲政和法治的一個關鍵。作為司法權的獨立運用的一個衍生物，在其確立和發展過程中，對美國政治和司法獨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司法審查 司法獨立 分權政治 普通法系 人民主權 司法能動 司法克制

一 引言

司法審查制度是美國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組成。美國的政治及政府體系采用分權制度構建，通過對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分立，相互獨立而制衡。司法權的存在就是防止強大的行政權和立法權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侵害。1803年，以“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審判過程為標志，司法審查制度由此確立，司法審查權被賦予了聯邦最高法院。不僅改變了美國政治權利結構中立法，行政，司法權力的對比，而且，也司法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和權威。

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發生及審判，如果單純的作為一件法律案件來說，它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開始于一場政治權力的爭奪，以致于最終影響不僅是法律的，更重要的意義是其的政治作用。“馬歇爾大法官利用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精湛的法律技藝不僅化解了政治紛爭，同時還確立了聯邦最高法院對

①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司法審查權”。開創了美國憲政的新紀元，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的基礎。綜上所述，我們了解了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產生的背景和對美國政治社會初步的影響。不過，我們更應該對其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以便于了解司法審查的內涵，意義以及運行機制。從而，我們透過美國分權政治體系，探討司法審查制度與司法權，司法制度之間是有著怎樣的聯系和作用。

二 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一）概念分析

縱覽美國政治史和憲政史，司法審查在美國社會制度中擁有異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首先對司法審查制度作詳細的分析和闡述。鑒于，政治制度的產生和發揮作用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歷史的分析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面，它是在社會 ① 任東來 等著：《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39頁。的不斷發展中逐漸完善的。司法審查制度，是指在美國三權分立的政府框架中，聯邦法院系統（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司法程序不僅對行政部門的行為決策和立法部門指定的法律以及其他部門或個人的職權行為進行合憲性審查，以防止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對聯邦政府的穩定人民自由權利是否侵害。具體包含以下兩種形式： 聯邦最高法院對聯邦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立法和行政行為做合憲性審查。聯邦最高法院對州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立法和行政行為做合憲性審查。以上，就是對司法審查制度的闡述，它如此的重要，我們必須對它產生所依賴的政治思想，制度原則進行分析。

（二）司法審查制度建構理論基礎

既然，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此刻相交，賦予了美國政治社會和憲政治理又一偉大的創舉。那么，就產生了許多疑問，為什么司法審查制度沒有在同樣是擁有普通法傳統的英國產生？它的產生與政治傳統，政體，社會思想究竟有什么樣的聯系，對司法審查制度的產生起了什么樣的影響。我希望通過歷史的角度通過政治學和法律傳統上的分析可以得到啟發。“ 三權分立”的分權政治思想

美國的政治制度采取分權制衡原則，把人民讓渡出的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分別由不同的部門掌握，獨立行駛，相互監督和制約。“因為他們對抽象的理論不感興趣，但前提是他們精通這些。所以，他們排除了理論的抽象性，而把解決過當前面臨的政治危機作為首要任務”。①于是，他們從洛克那里借來了“有限政府”的觀念，又從孟德斯鳩那里搬來了“三權分立”的理論。并且將這些創造性的與北美殖民地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三權分立作為美國立國的根本政治理念基礎。孟德斯鳩說：“無分權就無自由”，公權力要分為立法，行政，司法權三者平衡而制約。權力必須有不同的 人掌握，不能把兩種權力交給同一個人掌握。分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契約的最高宗旨。政府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才建立的。所以，一個良好的政府的權力必須是有限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必須分開，否則將毀滅自由。“美國的先哲們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目光的長遠，在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就以理性明確意識到要想讓自由長存，必須要求人們節制自由。”②司法權作為三權中的一部分，他與立法權，行政權處于同等的地位。遵從獨立的原則，不受立法和行政的干涉。這樣，司法獨立就成了一個必備的原則程序。它的存在意味司法權在司法領域內最高權威。美國的先哲們認為在分權政制度內，司法獨立可以 通過 ①② 任東來：《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2頁。

任東來：《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96爺。權力的分開使得政府得到有效的制約。恰恰是分權制度和政府的建立，使得司法領域受到了重大的影響。“美國司法審查制度與分權制度下的司法獨立有著必然的聯系，很顯然，這樣一種三權分立的政府框架是司法審查制度產生的首要前提。”①

以憲法為核心的憲政思想

美國憲法在經過美國開國之父們理性思考和激烈爭論下誕生，作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就以現時的眼光去衡量，它是世界上最理性，最簡潔的憲法。憲法的制定不僅為美國政治過程制定了規范，更成為人民自由和權利的最權威的保障。作為一種理性妥協的政治結果，美國憲法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美國1789年的憲法，不僅僅是學術觀點的產物，而是一部指導政府實踐的憲章。憲法不僅是政治宣言，也是一部法律制度規范。他的制定，是美國人民憲政精神和自由民主政治哲學的結晶。

美國的分權政治制度體系中，把最高的司法權賦予聯邦最高法院。這樣一種政治架構，實質上就成為了美國政治的一個特殊的局面。同時，憲法賦予了聯邦司法部門以極大的政治和法律權威，富有彈性的權力。使得聯邦最高法院在對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制約中有很大的影響力。無疑，這個機會使得司法審查有了機會產生。“只要憲法存在，司法部門就有責任否定與憲法相沖突的任何法律。”②憲法規定立法，行政，司法屬于不同權力部門，三者各司其職，互相制約而平衡，最高法院掌管司法。聯邦法院的權威在于限制和規范政府的權力，而獨立的法院系統是國家和公民權利的捍衛者。

無論什么時候，美國政府和人民都把憲法視為最高準則，認為，憲法所強調的發指精神是不可摧毀的。這是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的權和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又一原因。聯邦主義與普通法傳統

（1）作為一個聯邦主義國家，美國存在著一個二元聯邦主義。一，是指聯邦與州的契約，關鍵在于，聯邦權力與州權的如何劃分，強調州權。二，是聯邦與合眾國人民的契約，聯邦與州是同等的，核心聯邦權力。這樣一種二元聯邦主義，一直貫穿著美國的政治過程演變。聯邦和州兩個層級政府在組成，權力來源和權力的行使上都似乎各自獨立的。他們在各自的權力范圍內都是至高無上的。為什么這樣一種制度卻可以運轉的極其良好穩定。聯邦主義制度和美國的司法體系的關系在劉海波的《政體初論》一書中有如下描述。就美國聯邦主義與法院的關系問題。就目前而言，聯邦法院是聯邦主義體系的調節者，因為州權和聯邦權的 ①②

③ 維爾，蘇力譯：《憲政與分權》，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第147頁。

維爾，蘇力譯：《憲政與分權》，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第147頁。③ 劉海波：《政體初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1頁。沖突靠法院的調節。自一開始，最高法院就是聯邦體系的最終裁決者，確定國家與州各自正確的權力范圍并防止相互干擾。司法部門通過司法審查制度得以間接影響美國政治中聯邦與州的平衡。如果聯邦法院不具有司法審查的權力，那么，聯邦體系幾乎不能成功。正是要維護聯邦制度中的聯邦權威，才使得司法審查制度得以成型。

（2）美國作為英美法系國家，其特點是法律的形成和創制，而關鍵在于它采取一種成文法和判例法皆有的一種立法形式。不僅有立法機關制定，更多的法律是以判例的形式產生。其核心是采取遵循先例的原則，一旦有先前判例作出，同類案件一般遵從判例的原則。由此，判例是美國司法體制的基石。司法部門和法官作為司法領域的關鍵，審判由他們作出，所以判例法的遵從先例的原則使得司法部門和法官不僅在立法領域扮演了擁有重要的角色的地位；另外，司法部門幾法官們還拓展了這個領域。使得這種制定和解釋法律的習慣與傳統成為了司法審查制度產生的又一理論根據。

托克維爾說，“司法制度對美國人的命運發生了重大影響，它在本意而言的政治制度體系中占有異常重要的地位”。①美國的聯邦主義制度的實行，才導致司法審查制度具有重大作用，對于穩定和調和州與聯邦權的劃分發揮了重大作用。同時，判例法的特點，使美國的審查制度在個案審查時卻擁有了更廣闊的效力。這是美國聯邦主義制度和普通法體系蘊藏的巨大作用力。

三 司法審查的發展及困境

我們通過如下四個時期的最高法院運用司法審查權的案例分析考察。1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標志著司法審查制度的確立。但在其后的半個世紀內，最高法院并沒有輕易動用司法審查權參與到黨派之間的政治權力爭奪中。而是著力維護聯邦制度的發展和聯邦政府的權威。它所產生的政治作用使得最高法院成為聯邦制度存在的保證。司法審查制度的發展經歷另一個高峰，是在1857年的“斯葛特”案。當時的聯邦最高法院判定，限制奴隸制擴張的1820年的密蘇里協約違憲。最高法院大法官們沒有想到，他們的判決對與美國社會和政治產生了毀滅性的作用。“由此，判決在憲法意義上維護了奴隸制，同時激化了一觸即發的南北矛盾，并且一

②定程度上堵塞了政治上解決南北矛盾的道路”。最可怕的莫過于對南北戰爭的爆發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最高法院會作出如此荒謬的判決呢？ 美國經歷20世紀30年代經歷的經濟危機之后，最關鍵的問題莫過于重建和經濟社會的復蘇。但是，新政所采取的一系列通過政府干預市場和經濟在于推 ①② 劉海波：《政體初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3頁

任東來 等著：《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85頁。進公共福利的政策和立法。保守的最高法院及大法官們拘泥于陳舊的司法原則和保守思想利用司法審查權在1935-1936兩年之內，曾七次判定新政違憲。使得美國社會的重建陷于爭執之中。甚至，這樣保守的判決還危及到美國的政治統治。以至招到了立法和行政部門，全社會人民的批評。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作為美國民權急劇變革和改善的時代。1854年和1962年，最高法院通過對“布郎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和“恩格貳訴瓦塔伊爾”案兩次判決吹響了反對和結束種族主義的號角”。成為黑人民權運動和結束種族隔離的一個里程碑，以憲法的名義確認美國公民的平等權利。對于美國的民主進程有著深遠的影響。

我們通過對上述四個時期的案例總結分析，發現司法審查制度的運用不僅會產生積極的作用，同時也具有消極的影響。為什么同樣是出于維護憲法的名義進行司法審查，產生的結果卻是如此的不同？不僅對社會產生了毀滅性的打擊，還削弱了司法的權威，動搖了司法獨立的地位。這樣的結果引起我們的深思，發現雖然最高法院依然以維護憲法和自由理念為己任。但是，任何一個社會的政治思想和制度都要不斷的變革適應社會的發展。在美國的不同時期的時代特點并非一樣，而固守傳統的最高法院不順應社會和歷史潮流。以至于最高法院為所欲為，最大限度的利用司法審查干涉立法和行政的運行，導致司法審查出現錯誤的原因。我們把原因歸納為司法審查的合理性問題和司法審查的走向（司法能動主義和司法克制主義）。同時，它們也是司法審查引起極大爭議的兩方面。究竟在司法審查發揮作用的同時如何被它們影響？怎樣改變著司法審查制度的結果和走向，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白它們對司法審查背后的司法權和司法獨立存在什么樣的反作用。

四 美國司法審查和司法獨立之間的關系

前文，我們已就司法審查形成的原因和發展過程作了詳細的研究和探討。其中，無論是司法審查形成和發展都與司法權，司法獨立有著異常重要的聯系。我認為，首先是二者理論和價值的繼承性的聯系，反映在司法獨立作為司法審查產生的存在的前提和保證；其次是司法審查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司法審查對司法獨立巨大的反作用。因為一旦司法審查開始進入政治過程，它的結果對社會和分權制度下的司法獨立，司法獨立的權威和地位產生深遠持久的影響力。

（一）理論和價值的繼承—司法審查與司法獨立

1司法權和司法獨立對于司法審查的作用，主要在于它是司法審查制度形成的首要原因，另外司法獨立和司法審查在內涵和原則上具有同樣的制度價值反映的追求。在對司法審查依托的政治理論和思想的研究，我們得出，三權分立下的司法獨立具有的權威和地位是司法審查形成的根本原因和首要前提。司法審查作 為司法部門對立法和行政部門權力和行為過程的監督制約的制度，前提是三權中的司法獨立，不受立法和行政的干涉，并且在司法領域內享有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威。另外，政治制度的背后都蘊涵著某種價值和理論追求。就司法獨立和司法審查而言。他們的價值和作用就是在司法獨立的基礎上，最高法院以憲法的名義對抗強大的立法和行政權，防止二者對人民自由和權利的侵害和剝奪。所以，它們之間是一種繼承和依賴的關系，強調司法權和司法獨立所代表的正義理念和法治精神。就靜態的理論意義上，司法獨立是司法審查的母體；而司法審查是司法獨立的后代和衍生。隨著司法審查制度的導入，必然要反作用與社會，所以司法審查在發揮其作用的同時擴展和強化了司法獨立。我們考察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發現，雖然1789年美國憲法規定了美國政府實行三權分立，法權獨立與行政權，立法權存在且發揮作用，司法獨立作為一項政治原則被社會和人民接受。但是，“美國憲法也同時賦予了司法即不掌握社會財富又握有軍權，不能用強制權威的尷尬境地。實際上不能采取任何獨立行動，是三個部門中最弱小的一個”。①憲法沒有明確給予司法部門，尤其是聯邦最高法院任何實質性的監督和制約的特權。使得聯邦最高法院無法強制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任何之一履行判決。這樣一種歷史地位，是無法保障分權制度的運行，更無法保證司法獨立。唯一的后果是司法不再獨立，司法不再有任何權威。

所以，就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過程中。司法權沒有實現真正獨立于其他政府權力的超然地位，而是被立法和行政脅迫著。很難真正的獨立運用司法權履行在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反而，是通過司法實踐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而實現的。恰恰是，馬歇爾大法官是名不見經傳的最高法院擁有了司法審查權，確立了司法審查制度。擺脫了尷尬的地位，以強大的制度和憲法權威保障了司法權的獨立運行，強化了司法獨立。無疑，司法審查制度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推動和保證美國司法權的獨立運行。

（二）作為動態的政治過程—司法審查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司法審查作為一項政治制度，也是在激烈的政治斗爭進程中產生的。同樣，它的運行也是置于整個政治過程中的。不可避免，司法審查的運作形式，權力特點使得它在美國社會和政治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和地位，帶來了持久深遠的影響。隨著美國社會和人民對強大的司法審查進行反思，從而引起了對與司法審查背后的政治哲學的重新構建。正是基于此種狀況，引發關于司法審查的巨大爭議。到底司法審查應該服從人民還是人民該服從司法判決，也就是在司法審查的政治哲學是“人民至上”還是“司法至上”。而且就爭議下產生的兩種不同的司 ① [英]維爾（王合 等譯）：《美國政治》，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49頁。法審查路線。下文，我們就在司法審查爭議研究過程中發現司法審查究竟對司法獨立產生什么樣的作用？

爭議—“人民至上”還是“司法至上”

美國政治制度的基礎是以分權制度為核心的共和制，強調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的獨立和平衡，任何其一不可干涉其他權力的運行，惟有監督之權。這樣的政府構建是為了更好的實現國家和政府的目的，通過公共治理，更大的實現和保護人民的自由權利。在這個語境下，司法獨立是必然的，同樣立法和行政也是獨立的，司法也沒有干涉權。但是，最高法院此時擁有了司法審查權，通過對立法和行政的審查進入了立法和行政的領域。這是一個違背憲政原則的變化。我們透視美國分權制度中的三權，立法和行政是通過民主選舉而產生，它們向人民負責且受人民控制；立法部門作為代表人民意志的機關制定符合人民意志的法律。然而，司法部門—最高法院是一個不由人民選舉更不向人民負責受人民控制的機關。“立法機關沒有代替法院決策的權利，就象總統沒有替法院做主的權利，在各自的領域內是獨立的且最高的，平等而獨立。”①如果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決定行政部門和理發部門的法律是否違反憲法，這就使得司法部門不僅在司法領域內獨立，而且在立法和行政領域內擁有代替立法和行政做決策的權利。分權政府的目的在于防止權力不受人民控制以侵害人民自由，既然這樣，為什么司法權可以利用司法審查凌駕于立法和行政之上？假如，三權中有一個權力至上，也應該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機關。如今不受任何機關和人民的控制的司法機關就象一個暴虐的機構，假如最高法院利用司法審查權肆意干涉立法和行政。那么美國的分權制衡體制會因司法獨立而癱瘓，美國的憲政體系也將倒塌。

“人民不再是他們自己的統治者，以至于將整個政府都交給了那個著名的②法院手中”。面對著如此大的爭議，司法審查的運行實際上已存在一系列合法性和合理性問題。使得政府和人民重新思考司法審查到底是否有必要，司法審查制度背后的無限權力和不受控制該如何約束。所以，在很長的時期內，司法審查的存在和運行使得本以害怕權力暴政的人民驚醒。

美國內戰說明，在司法審查問題上，司法部門和人民的斗爭最終以宣告司法審查制度的失敗而告終。由此開始，使得司法審查經歷了一個轉折。司法獨立的限度和范圍也受到了更多的思考。可以說，在這個意義上，司法審查徹底的使得司法獨立跌如谷底。“在實質上，司法獨立喪失以往的權威和地位。“人民主權”使得司法審查和司法獨立重新定位”。③

①② 任東來 等著：《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39頁。

載《林肯集：演說與著作（1859—1865）》（上），黃雨石 等譯，北京三聯書店，第302頁。③ 強世功：《司法審查的迷霧——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政治哲學意涵》，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homepage.asp?UserId=76402，2003年。2 路線的不同—司法能動和司法克制對司法獨立的作用。

在“人民至上”和“司法至上”代表的政治哲學爭論中。使得司法審查顯示與之前不同的特點，不再是純粹的追求“司法至上”。而是，通過自身的不斷調整和變革以適應復雜多變的政治統治。伴隨國內政治的變化司法審查出現了司法能動和司法克制兩種不同的路線。

（1）司法能動

司法能動強調聯邦法院系統尤其是最高法院在制約國會和行政部門，應當扮演積極的角色。而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發展的歷史恰恰是這樣的，司法審查越來越積極，甚至最終走上了司法至上的道路。就司法能動而言，主要包括受保守主義影響的司法能動和受自由主義影響的司法能動。相對來說，美國最高法院，受保守主義影響深刻，自由主義相對較淺。①

第一 保守主義下的司法能動

受保守主義影響，就現在政治哲學理論認為保守主義是一種強調市場自由，經濟不受政府干預；崇尚個人自由，反對公共利益侵占個人自由權利的空間。首先，保守主義影響的下最高法院強烈堅持他們的政治傾向，通過對侵害自由市場經濟和人民自由的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司法審查，而保證了支持美國社會的思想制度基礎。最高法院通過積極的司法審查限制了國會和行政部門，以最有效的制度保障了司法權威和司法獨立。其次.過分的保守主義也會使得司法審查產生破壞作用，如羅斯福新政被多次判定違憲。正是保守主義最頂峰的反映，保守主義者固守著陳舊的經濟和政治思想，僵化的解釋憲法。使得這一時期的司法能動極大的損害司法權在社會和人民心中的地位和權威。換句話，嚴重的削弱司法獨立的存在和運行。

第二 自由主義下的司法能動

自由主義是與保守主義相對而言的，現代自由主義認為，在堅持市場的自由基礎上。同時，為了克服市場和自由的弊病，需要政府一定程度上干預經濟和個人的權利。必須以法治為基礎，在保證個人權利的同時增進公共福利和利益。可以說在這樣一種不斷變化適應社會發展的思潮的影響下，整個社會也是開明的。縱觀最高法院手自由主義影響下，最高法院立足于憲法的基本原則，又顧及到現實政治。通過減少對國會和行政部門事務的干涉，而轉向保護人民權利和支持政府改革。“如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開始關注人民之間的不平等狀況，通過對隔離政策的廢除。在整個社會中吹響了結束種族隔離和不平等的號角”。②這一具有時代意義的判決推動了美國的民權運動，保障了人民的權益，使得最高法院贏得了很高的榮譽。我們透過其表面發現，最高法院不僅推動了民權運動保 ①② 施米特，謝利等（梅然 譯）：《美國政府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33頁。

任東來 等著：《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210頁。障了人民權利。最為關鍵的是，最高法院不再拘泥于陳舊的思維，順應了社會和歷史潮流。最終使得司法權威再次在美國政府和社會中確立，司法獨立得到了空前的地位和信任。司法審查強化了司法獨立加強了司法權威。從而，體現了司法審查制度對于推進司法獨立的重要作用，以司法實踐的形式保障著司法獨立。

（2）司法克制

司法克制作為司法審查的另外一個特點，強調著司法的克制，不應當主動干涉理發和行政。除非明顯違憲，否則不應妨礙。這樣一種態度與司法能動相得益彰，相互影響。正是司法克制的存在和影響，才使得司法審查不至于脫離司法的軌道，破壞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體系。可以說它的存在是一個關鍵，司法審查就以司法權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出現。通過對司法自身權力的正確認識和理解，更出于對分權體制的尊重的維護，使得司法部門以務實的政治態度參與政治過程；以恰當的手段限制立法和行政權的運行。采取司法克制的最高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時，不僅維護了司法權威，保障了司法獨立；同時，贏得了國會和行政部門的尊重，也得到了人民的信任。這樣，既從政治制度上運用司法權保障了司法獨立的地位和權威，又以國會和行政的尊重和人民的信任強化了司法獨立。

五 結語

司法審查不同狀態下對司法獨立的研究，使得我們對美國司法審查制度及司法獨立了充分全面的了解。無論從學理上對司法審查合理性的思考還是動態過程中司法審查所顯示的不同形式的考察，就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確立是一項偉大的創舉，不僅從司法實踐中保障著三權分立制度體系的穩定，也是司法獨立的根本保證。我們不應當割裂司法審查和司法獨立的聯系，二者是配合嚴密的制度體系。當然，就司法審查對司法獨立的具體作用而言，是積極和消極的，促進和反動的集合。如果，聯邦司法系統以富有時代責任感，對自身權力和現實政治有著正確的認識，順應時代潮流，那么將對司法獨立產生巨大的作用和保障；反之，只會削弱司法權，無法保證司法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甚至危及到美國根本的政治制度體系。政治是無法預測的變化多端的，司法審查和司法獨立在政治過程中依然是一個關鍵，二者的聯系和作用也將更加復雜多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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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保障司法獨立：人大監督的應有之義

蔣俊峰

摘要：司法獨立是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對保證司法裁判的公正、維護社會秩序、滿足社會成員對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意義，而對司法進行監督的目的也在于維護裁判的公平、正義，防止司法腐敗和不公，因而，司法監督和司法獨立歸根結底是統一的。基于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特殊地位，人大監督應該能夠矯正妨礙司法獨立的違法行為，為司法獨立提供有力的保障。

關鍵詞：人大監督 保障 司法獨立

前段時間，關于人大監督司法的爭論沸沸揚揚，有觀點認為司法獨立本身排斥任何形式的監督；也有觀點認為為了防止司法腐敗，保證司法公正，必須進行司法監督；還有觀點認為某些監督特別是人大的個案監督實質上損害了司法獨立。然而遺憾的是，幾乎沒有形成人大監督應該發揮保障司法獨立作用的相關討論，而本文以為：從應然意義上講，人大監督本身包含了保障司法獨立的內容，而且在諸多監督形式之中，也只有人大監督才有能力保障司法獨立。

一 司法獨立的重要意義

在當今法治社會，司法獨立的價值得到了絕大多數國家憲法形式的肯定，據對世界142部成文憲法的統計，有105部憲法規定了司法獨立和法官獨立。(((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世界各國之所以以根本大法的高度，將司法獨立原則確定下來，正由于司法獨立對司法活動的運行、對社會發展的要求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第一： 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條件。司法獨立作為司法活動的一項原則，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動的本質所決定和要求的。所謂本質，指一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在規律。而事物總是在一定范疇之內才能進行區別。按照現代政治學的劃分，國家的職能大致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塊。立法以議事、決策和立制為特征；行政以命令、統籌和執行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為特征。這些不同的特點既是不同事物的本質特點，又使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為這一事物，而司法活動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動的本質就在于裁判。耶林說：“法律的立場，就如一位公正的調解人，是要評判所有互相競爭的需要及主張。”(2(公正對于司法裁判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法哲學家們通常認為公正在解決沖突這一特殊過程中具有更高的價值”，(3(而不公正的司法對一個法治社會的損害無比嚴重，“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弄壞了。”(1(為保證具有如此重要價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該權力的機關和個人必須中立于爭執雙方，與爭執雙方及所爭執的問題沒有感情和利益的糾葛，更不能從屬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國學者福布森指出：“不論成敗，也不論好壞，裁判總是法官的使命。不過裁判的正義總是與中立者聯系在一起。”(2(確實,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義,但裁判正義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實現裁判正義的必要條件,沒有裁判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決。雖然中立與獨立不是同一含義,但實現中立要求司法獨立。司法不獨立，卻從屬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得不服從權勢者施加的種種壓力,司法豈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場一旦被動搖,公正的判決從何而來?我們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為必要條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獨立為必要條件，換言之,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獨立為必要條件,無法保障裁判者的獨立地位就不能保證裁判的公正。

第二：司法獨立有利于定分止爭,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法院和法官不僅是私人之間所生爭執的公斷人,而且還是行政權力乃至立法權力的“憲法裁決人”。司法真正獨立能夠緩解諸多矛盾，維持社會穩定；司法不獨立，導致的結果必然與我們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馳,南轅北轍。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當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斷地通過上訪改變對其不利的裁判;允許當事人向司法機關以外的機關和部門申訴,其結果可能是使一方當事人暫時獲得他原來的期望的滿足,但是另外一方當事人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手段獲得自己愿望的滿足,于是糾紛就這樣永無止境地進行下去,最后獲勝的絕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義的一方,而是在訴訟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這樣不僅無法解決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長期惡化下去，法律在廣大群眾的心中,只會一紙空文,“三級法院 四個判決 八年官司 一張白紙” 的事例也將比比皆是,法律的終極權威性將不復存在,法律不再是社會控制的有效手段，人們將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徑解決本應按法律程序解決的問題，社會的動蕩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夠獨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權威，法院才能成為任何團體和個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時的最后選擇，獨立公正的審判，使敗訴方承認失敗并接受最后的結果，這就緩和社會的矛盾和沖突，維護社會的穩定。

第三：司法獨立能夠使社會或人們以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大的產出，以滿足人們對效益的需要。“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個公認的價值。表明一種行為比另一種行為更有效當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司法過程中，法院、當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和時間，它們構成了審判成本，而通過獨立公正的審判，迅速有效地解決社會糾紛的數量和質量就是審判效果，以盡量少的時間消耗和物質的投入，實現更大意義上的公正已成為現代司法一個綜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獨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許多不合法的影響裁判的因素，節約了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降低了訴訟成本，并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保證裁判的公正和高效。顯然，愈接近于獨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優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獨立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實現必將受到很大影響。

鑒于司法獨立的重要意義和作用,我們有必要建立各種制度來保障司法獨立,人大監督應該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二 監

督和司法獨立的統一

從司法獨立的運行要求來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監督，但司法不公的現象較大范圍地客觀存在，在沒有建立比較完備的制度來最大程度地預防，抵制司法腐敗的前提下，讓司法處于沒有任何合理監督的狀態下，人們將有可能處于更為嚴重的不安全之中。況且，就我國司法發展的現狀來看，其仍處于逐漸完善的不發達階段，要使司法處于沒有任何監督的絕對獨立狀態之中，一段時間內也無法實現。

更為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和司法監督并不僅僅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兩者有其統一的地方。在現代社會，司法應當以公正作為價值取向，不與公正相聯系的司法就喪失了現代司法的應有之義。公正與現代司法有著內在的聯系。司法活動之所以啟動，就在于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發生了爭議，這一爭議表明法律的公正原則發生了扭曲。這就要求通過司法手段矯正并消除這種法律關系的爭議，使爭議的法律關系恢復到爭議前的狀態，即恢復公正。很顯然，司法的功能意義在本質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如果司法是不公正的，那么它就不能發揮這一矯正功能。不僅如此，我們還應看到，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基本保障。司法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最后的、最有效的手段。再者，司法公正有助于培養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從而為法治的實現提供了基本條件。對廣大公民來說，對法律公正最直觀的認識來源于對司法的公正性的認識，相當多的公眾甚至把司法公正理解為法律公正的全部。司法不公正，必然使人們對法律失去信仰，而“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原則和制度來保障，而司法獨立正是這些原則和制度當中具有舉足輕重意義的關鍵一環。獨立是司法的形式要求,公正才是司法的價值體現,獨立的目的在于公正,公正需要獨立來維護。總而言之,司法獨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內在要求，又為司法公正創造了必要條件。

司法監督同樣如此，其目的歸根結底也在于保障司法活動按照正常的軌道運行，防止司法腐敗和不公。權力不受限制便會被濫加使用，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對權力作了透徹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權利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權力易被濫用，由權力自身的兩個因素所決定：其一是國家權力的特點，即脫離社會的獨立性和普遍的強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懾一切的效果。兩者結合，使其獲得迫使全社會服從的權威。其二是國家權力不能自行運轉，必須通過具體的，生動的人來行使。盡管這些掌權者是統治者精心培養和選拔出來的優秀分子，但作為人是有私心雜念的，遇上相應的氣候，私欲就會膨脹，從而將手中的為大眾謀利益的公權，變成謀私的工具，這就是所謂的“反仆為主”現象。(((權利的這兩個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國家權力脫軌運行，致使權利的濫用具有不可避免性，但濫用權力是可以而且能夠抵制的。為了防止和抵制權力的濫用，對權力進行制約就成為一種絕對必要的手段。特別是在我國現階段，司法人員總體素質不高，司法工作行政化等一系列阻礙司法公正的因素還比較多，司法腐敗和司法不公的現象也沒有杜絕，加強和完善對司法的監督就尤為重要。

綜上所述，在我國現階段對司法進行監督完全有必要，監督的目的在于保證司法的公平正義，而我們追求的司法獨立其要旨也在于此，因而，司法獨立和對司法進行監督能夠做到并行不悖，合法合理的司法監督應當為司法獨立提供可靠保障，而不是干擾、阻礙、破壞司法獨立。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依法治國要求立法、行政、司法活動都要依法進行，特別是國家機關的一切活動更應該于法有據，按章行事。對司法活動的監督也應該合理合法，監督也有合法與非法之分，或者說冠名為監督的非法的東西實際上并不能稱之為監督，而是破壞。這是思考問題的兩個不同角度。但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任何一種合法權力的行使以不損害另外一種合法權力為前提，根據某一法律規定來辦事也不能違反其他的法律規定。對司法的監督有法律依據，司法獨立同樣如此，不能為了行使監督權就可以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這樣行使監督權不僅于法無據而且違法了法律規定，成為法所不容的非法監督。從這意義上講，對推行司法獨立原則有任何損害的所謂的“監督”其實并不是監督，只是戴著“監督”的帽子罷了，是披著監督這種合法外衣的對司法進行破壞的阻礙依法治國進程的絆腳石。所以，應該對各種監督進行規范，使監督依法進行，這既是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也是司法監督和司法獨立統一性的內在要求，對維護這種統一性也會大有裨益。

三 人大監督的特殊性

就我國而言，對司法的監督形式大致有：人民法院內部的審判監督，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和監督，人大的法律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監察的行政監督，紀委的紀律監督，檢查的法紀監督，新聞的輿論監督和社會公眾的監督等。在這些監督當中，人大監督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質，這是由人大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

眾所周知，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權力機關，它處于所有國家機構的核心地位，行使統一的國家權力，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查機關都由它產生，對它負責并受它監督。因此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查機關不具有與國家權力機關相等的地位，而是處于低于它的派生地位，是國家權力機關按照憲法設立的特殊機構，從而必然要受到國家權力機關的領導和監督。監督權是人大的重要職權之一，其主要內容是對“一府兩院”實施憲法和法律、履行職責的情況進行監督。根據我國憲法的有關規定，人大監督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習慣上稱為法律監督、工作監督和人事監督。法律監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憲法、法律實施的具體情況進行監督，主要針對行政、審判和檢查機關作出的規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國家憲法和法律進行審查和處理；工作監督指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政府、法院、檢察院的制定規范性文件以外的所有職權進行監督；人事監督指國家權力機關對政府、法院、檢察院的負責人員進行選舉和任免。可見人大的特殊地位決定了人大監督的特殊性，其崇高的地位、豐富的內容、寬泛的對象都是其他類型的監督所無法比擬的，而且，其他類型的監督本身也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