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校學生愛傷害案件中學校應如何承擔民事責任

文章標題：在校學生愛傷害案件中學校應如何承擔民事責任

在校未成年學生人身損害賠償問題不僅是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普遍關注的現實問題。在校中小學生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正確、及時、妥善處理學生傷害事故是維護正常教育教學秩序，保障學生健康和社會穩定的大事。按照我國《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教育

機構對未成年人負有教育、管理、保護的法定職責和義務。違反法定義務，造成未成年人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同時我國教育部制定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細化了學校管理責任的范圍，將學生在校期間的監護職責推到學生的法定監護人身上，這與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規定的學校負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護的職責，對在校學生傷害事故承擔過錯責任有些相悖而行。長期以來，如何認定校園侵權事件的責任性質，一直頗受法學界和社會各方爭議。我國《民法通則》中對在校未成年人人身損害賠償責任問題并無具體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第１６０條雖有相關規定，但對于責任性質、賠償方式、責任主體等問題界定不明確，理論界認識不一，司法界也有不同做法。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教育部實施了《學校傷害事故處理辦法》，從教育行政管理職能的角度，明確了學校應盡的各種保護、保障職責，以及對于責任單位或人員的處理意見，但對于責任性質、責任主體等問題仍沒有解決。校園侵權案件已成為一個困擾學校工作和阻滯教育發展的嚴重問題，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因此，明確學校在校園侵權案件中承擔責任的規則原則和承擔方式，對審判實踐影響重大，社會意義深遠。

綜觀學界對在校未成年學生人身損害賠償責任性質的認識，目前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監護責任說”，認為：未成年人到學校接受教育，事實上脫離了父母的監護，因而當然發生監護權的轉移；或者認為家長把學生送到學校接受教育，便是將孩子的監護權委托給學校，學校作為新的監護人，在未成年人受到傷害或給他人造成傷害時，理應對此承擔監護責任。另一種觀點是“教育管理說”認為：法定監護人將未成年人送入學校，應視作委托學校對其進行教育管理，學校僅在此職責范圍內對自身過錯負責，而不承擔監護人的責任。即基于“監護權轉移說”，學校承擔的是無過錯責任；而基于“教育管理說”；學校承擔的則是過錯責任。

筆者認為：過錯責任（過錯推定）原則是學校承擔學生在校人身損害賠償責任的一般規則原則。學校對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即１０周歲以下的學生）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承擔賠償責任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即有過錯應適當賠償，無過錯一般就不予賠償。

學校一般都是一個具備法人資格的民事主體，能夠獨立地享受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學校與在校學生既不是委托監護關系也不是一種自愿的委托教育管理關系，而是一種法定的教育管理關系。因此，學校在實施教學或管理過程中侵害在校學生合法權益的，就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毋庸置疑，在實體法律關系上，學校應當是賠償的義務主體，是賠償責任的承受者；在訴訟法律關系上，學校應當是被告，受到傷害的學生或者他人向學校請求損害賠償。

過錯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形式，如教師對學生實施體罰就是故意行為，當教師的行為達不到“合理的普通教師”的標準時，就構成過失。在某些特殊場合，學校對在校學生人身損害賠償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其基礎仍然是過錯，只不過是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諸如校園內枯樹枝突然折斷，陽臺上的花盆突然墜落等，學校作為這些設施的管理人和所有人如不能證明自己無過錯，就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學校承擔學生在校人身損害賠償責任不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依法確定的監護人對未成年人行使法定監護職責，此職責不因學生入學而免除或轉移給學校。學校是國家法定的教育機構，學校與學生的關系是一種管理和受管理的關系，包括對學生的人身安全與健康的照管義務，屬于法定義務，如果學校因過錯未能適當履行該義務，應就其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學校承擔學生在校人身損害賠償責任可能適用公平責任原則。但適用該原則應嚴格加以限制，既要注意在學校無過錯的情況下以公平原則為依據令其分擔同樣無過錯的受傷害學生的損失，也應注意不能任意擴大化，無端加重學校的責任。

在實行過錯推定原則的同時，可以借鑒國外廣泛實行的責任保險制度，將學校傷害事件損害賠償納入保險范疇。這樣雖由學校承擔責任但最終卻是由保險公司賠付，責任實際上是通過收取保費而轉嫁于社會，因此不會對其造成實質損害，而影響到學校的教學、管理活動。

（作者系__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監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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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案件中學校應如何承擔民事責任。

第二篇：學生在校期間受到人身傷害責任應如何承擔

[要點提示]

對未成年人作證的證據應如何認定；學生在校期間受到人身傷害責任應如何承擔。

[案例索引]

一審：新縣人民法院（2006）新民初字第373號民事判決書

[案情]

原告馮某與被告林某均系被告卡房小學學生。2006年4月21日下午放學，馮某、林某及其他同學列成路隊回家，當行至途中大松樹附

近時，被告林某用雨傘與同學嘻打時將原告馮某致傷。傷后第三天被帶到村醫療點治療，后又轉入卡房鄉衛生院、潑河個體醫療點、槐店衛生院等地治療，其間曾到信陽市中心醫院、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檢查，其傷情經信陽明德法醫臨床鑒定所鑒定為七級傷殘。事故發生后經卡房小學調查當天下午一塊行走的學生，其中有三人證明當天下午馮某告訴他們說林某打傷其眼睛，具體怎么傷的不清楚，其他人均說沒有看見。2006年6月1日經卡房司法所工作人員調解，雙方達成協議，林某之監護人黃秀清自愿一次性付給馮某治眼傷藥費3600元，從付款之日起雙方不再互相追究。現原告以協議顯失公平為由訴請法院解決。

[審判]

新縣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馮某、被告林某均系未成年人，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雙方父母是其法定監護人，監護人應經常對被監護人進行安全教育，告知其在校期間及放學途中遵守校規，不能從事危險的活動，對被監護人造成的損失應承擔賠償責任。本案中原告馮某、被告林某在放學途中不遵守安全規范，致使林某將馮某眼睛致傷，雖沒有人直接看見林某致傷馮某，但有卡房小學對事發時在場學生證明馮某曾告知他們林某打馮某的調查筆錄，及事后卡房司法所工作人員參與調解的林某方給付馮某治眼傷藥費的調解協議加以印證，且被告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原告眼睛被致傷另有他因，由此可以認定馮某被林某致傷的事實成立。因現場無直接目擊證人證明事發起因及經過，致使雙方責任無法劃分，可按同等責任由雙方的法定代理人予以承擔。被告卡房小學已盡到了安全教育及注意責任，且事發于放學途中，學校已無法對學生的行為予以監管，不存在過錯，因此對該事故的發生不應承擔賠償責任。雙方簽訂協議時原告病情尚不穩定，但經鑒定原告傷情已構成七級傷殘，協議所定給付賠償數額不能彌補原告因此所造成的損失，屬顯失公平，應予以撤銷。原告傷后到外地醫院治療沒有正規轉院手續，且單據不規范，對其涂改的兩張單據本院不予認定，對確因病情治療需要所花費用可酌情考慮。被告林某反訴要求退還所付3600元及卡房小學反訴要求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因不符合有關法律規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林某已給付的費用應從賠償額中予以扣除。原告要求后期治療費用待實際發生后另行起訴，符合有關法律規定，本院予以認可。經本院主持調解，雙方當事人未能達成協議，故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6條、第119條、第131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原告馮某因被致傷所受損失31463.72元，由被告林某法定代理人賠償50%，即15731.86元，扣除已給付3600元，余額12131.86元限本判決書生效后10日內一次性付清；

二、駁回被告林森、卡房小學的反訴請求。

[評析]

對本案處理要把握好以下兩個關鍵問題：

一、關于對未成年人作證證據的采信問題

隨著現代社會公民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人們維權意識也越來越強，各種類型案件不斷出現，未成年人作證現象也越來越多，對未成年人作證的證據認定問題也就日益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分別于1998年、2001年出臺了《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對此問題作出專門、清晰、明確的規定。這兩個解釋都規定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據此理解，未成年人所作證言只要與其年齡智力狀況相當即可以作為定案依據。判斷未成年所作證言是否與其年齡智力狀況相當，是法官一個自由心證和自由裁量的過程，應由辦案法官綜合考慮未成年人當地教育水平、心理成熟狀況及未成年人理解能力等因素，并與其所作證言內容相比較來判斷其是否相當，從而決定是否采納其證言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本案認定被告對原告致傷事實成立的主要證據均系雙方同學的證言材料，屬未成年人證人證言，根據《證據規則》第六十九條之規定“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而本案中事發現場只有雙方同學，全部系未成年人，如果法院籠統的一概加以否認，顯然對原告方不利也不公平。根據此司法解釋如未成年人所作的證言與其年齡、智力狀況相適應，又能與其他間接證據相映證，則其所作證言是可以作為定案依據的。本案作證的原告同學雖系未成年人，但其證言證明曾看到原告哭泣并說被告打了原告眼睛，此陳述應當與小學生的年齡和智力狀況相當，又結合其他間接證據也證實此事實，故綜合判斷原告對被告致傷的事實成立。

二、關于學校是否應承擔責任的問題

根據《民法通則》及其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未成年的監護人應為未成年的父母，未成年人在校期間受到傷害或造成損害，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單位適當賠償。實踐中，有觀點認為學生在校期間，其監

護權應自動轉移歸學校，由此產生責任也應由學校來承擔，而我國法律及司法解釋對此卻并無明確規定。從現實來講，學生在校上學期間，一切時間、行動等均由學校作出規定予以管理，家長不得干涉，學生實際上確已脫離家長的監管范圍而歸學校來管理，家長已無法履行監護責任，因此，在此期間所產生的法律責任應當由其實際管理人即學校來承擔。但此處又面臨一個法律困境，即法律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是其父母，而并未規定在校期間其監護權自動轉移歸學校所有，法官判案時又必須以法律規定為依據，這種現實與理論之間的矛盾，是每一個承辦此類案件法官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審判實踐中，法官為了兼顧法律規定的原則性與維護當事人利益的公平性，出于平衡利益考慮，一般會根據學校在教育、管理學生及保護學生安全方面是否有過失來判定學校是否承擔賠償責任。本案原、被告系在放學途中所發事故，雙方已實際脫離了學校監管范圍，學校又并無法定義務護送學生回家，且被告新縣卡房小學在校內已進行多方面的安全教育義務，已充分履行了職責，對本案的發生并無過錯，故被告卡房小學不應承擔責任。

第三篇：在交通事故中無責任并不一定不承擔民事責任

某些民事行為發生于交通事故這個特定的場合中，在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與民法通則時，容易出現一些認識上的誤區。筆者以一例淺析之。

案例：陳某為農用機動三輪車駕駛員。某日，駕駛農用三輪車運輸貨物，在行駛途中，有一根墜落的離地面不足一人高的電話線（該電話線的終端用戶為石某，此處在石家附近）橫跨在公路上方，陳某發現后，為躲避該

電話線，而一邊駕駛，一邊用右手舉線試圖穿過，但因車速過快，未能避開，電話線被陳某身體及三輪車掛斷，致使三輪車翻至公路邊的水渠中，陳某當場被砸死。公安交警部門接報后趕到現場處理，以交通事故作出責任認定書，認定陳某駕駛車輛未確保安全車速，對該起事故負全部責任。陳某的家人對公安交警部門的事故責任認定均未提出異議。事發后，陳某的家人以電話線的產權所有人及管理人某網通公司為被告訴至法院，要求網通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網通公司認為，墜落的電話線并不必然產生翻車的后果，公安交警部門已認定陳某對事故負全責，其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同時用戶石某沒有向其告知電話線墜落情況，其不可能知曉電話線的墜落情況，因而不存在過錯，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對此案的處理存在幾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此案屬于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門已經對事故作出了陳某負全部責任的認定，陳某的死亡是由其本人違反交通法規的違章行為所造成,且陳某對事故負全部責任，因此，其他人不應當對陳某的死亡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第二種意見認為，該墜落的電話線在終端用戶石某家附近，石某在發現電話線墜落時未及時主動采取措施處理或者告知網通公司，其主觀上有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陳某本人存在過錯，應當減輕石某的賠償責任。網通公司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三種意見認為，網通公司在此起事件中存在一定過錯，但死者陳某本人對其自身死亡的發生存在主要的過錯，因此應當減輕網通公司的賠償責任，網通公司應承擔較小比例的賠償責任。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1、我們先從民事侵權責任的一般規定來看。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民事侵權責任是指民事主體由于過錯，違反法定的民事義務，而應承擔的民事法律后果。依據一定的標準和原則確定行為人的侵權責任是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民事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主要包括三個，即過錯責任原則，它是以當事人的主觀過錯作為構成侵權行為的必備要件的歸責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它是指當事人雖然主觀上無過錯，但根據法律規定仍應承擔責任的歸責原則，它只適用于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幾種情況如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行為等；公平責任原則是指當事人雙方對損害事實的發生都沒有過錯，但如果受害人的損失得不到補償又顯失公平的情況下，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再來看本案的具體情況。不難看出，本案屬于過錯責任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筆者認為，適用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來確定行為人的侵權責任，關鍵要正確把握好二點，一是行為人是否有過錯，這是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主觀要件；二是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在刑法中，因果關系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對定罪量刑至關重要。同樣，因果關系也是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必備要素。我們應當根據因果關系的一般理論，正確認識行為與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門認定陳某在事故中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未確保安全車速，負事故全責，陳某違反法律的行為當然具有民法意義上的“過錯”；其未確保安全車速是導致翻車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其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對于網通公司來說，按照有關電信行業規程及其與用戶之間的服務協議，在用戶終端設備前的電話線路的產權歸其所有，其負有維修線路、保證用戶的正常使用及保證線路的架設不妨害他人生活和社會公共安全等義務。當電話線墜落在公路上方的較低處時，顯然已經妨礙了正常的道路通行，而網通公司由于疏于管理未能及時發現恢復正常，違反了應盡的注意義務，其行為具有過錯。其認為用戶具有向其告知電話線路異常情況的義務，由于沒有告知，其自身不可能得知電話線路的墜落情況，因而不具有過錯的辯解不能成立。因為用戶雖有向網通公司申報電話使用障礙的權利和義務，但沒有維護室外線路等其他義務，其在這起事故中無過錯。陳某是在突然發現墜落的電話線后，為了躲避電話線而用一只手舉線未果，在超速行駛的情況下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導致翻車。可見，此案屬于“多因一果”的情形，電話線的墜落是事故發生的誘因，因為這一原因的突然介入，與陳某超速行駛的違章行為結合在一起，合乎邏輯的發生了車翻人亡的后果，所以與損害后果間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但結合本案的情況看，電話線的墜落并不必然產生翻車的后果，如果陳某不超速行駛，在發現意外情況時有可能通過采取有效措施而避免之。因此，此原因是損害結果發生的次要原因，是損害結果發生的偶然性條件，是間接

原因。從以上我們看出，網通公司疏于管理的不作為行為違反了應盡的注意義務，主觀上有過錯，且與損害后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因此，其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但本案屬于受害人陳某及網通公司均有過錯的混合過錯情況，應當減輕網通公司的賠償責任。根據雙方的過錯程度即受害人陳某對損害事實的發生存在主要過錯的情況，網通公司應當承擔較小比例的賠償責任。

2、此案無疑是一起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門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作出了陳某對此事故負全部責任的事故責任認定，各方對于公安交警部門作出的事故責任認定的結論都沒有異議。從交通事故責任的這個角度看，似乎陳某既然對事故負全部責任，其他人就不應該對事故承擔責任。但這僅僅是從有關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角度來適用的。筆者認為，適用交通安全法律法規并不能排斥對于在此事故中涉及的民事行為，適用民事法律的可能性、合理性、合法性。

在此我們先來注意一下交通事故中的“責任”和民法中的“過錯”、“民事責任”的內涵和外延。二者既有聯系更有區別。《交通事故認定書》中的“責任”，是公安機關作為交通事故的行政管理機關，根據當事人的違章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違章行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認定的當事人的交通事故責任。是從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角度來劃定的。它是違章當事人承擔刑事責任或者民事賠償責任的依據。一般說來，在交通事故中負事故“責任”的人，因為其存在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一定具有民法上的“過錯”（故意或過失）。但是，具有民法意義上的“過錯”，如果沒有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在交通事故中就沒有“責任”；反過來，沒有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并不等于無民法意義上的“過錯”。簡言之，就是有事故“責任”一定有“過錯”，有“過錯”不一定有事故“責任”；無事故“責任”不一定無“過錯”，進而，不一定不應承擔民事責任（類似于犯罪行為一定是違法的行為，但違法的行為未必是犯罪行為一樣）。事故“責任”與民事責任是不同的法律，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按照不同的標準作出的不同評價。通過以上簡析，我們看到，網通公司，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規的規定，不承擔交通事故中的“責任”，并不等于不應承擔民法通則規定的民事責任。

綜上所述，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門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從交通事故角度分析判斷得出的事故責任認定，與本案中依據民法通則關于損害賠償民事責任之歸責原則確定當事人應承擔的民事責任，屬于在不同的法律、法規層面得出的結論。這種情況下，在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與適用民法通則兩者之間，也并不存在法條竟合時的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情況。所以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不能排斥適用民法通則的原則。

第四篇：在交通事故中無責任并不一定不承擔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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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事故中無責任并不一定不承擔民事責任2010-06-29 18:32:40免費文秘網免費公文網在交通事故中無責任并不一定不承擔民事責任在交通事故中無責任并不一定不承擔民事責任(2)

某些民事行為發生于交通事故這個特定的場合中，在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與民法通則時，容易出現一些認識上的誤區。筆者以一例淺析之。案例：陳某為農用機動三輪車駕駛員。某日，駕駛農用三輪車運輸貨物，在行駛途中，有一根墜落的離地面不足一人高的電話線（該電話線的終端用戶為石某，此處在石家附近）橫跨在公路上方，陳某發現后，為躲避該電話線，而一邊

駕駛，一邊用右手舉線試圖穿過，但因車速過快，未能避開，電話線被陳某身體及三輪車掛斷，致使三輪車翻至公路邊的水渠中，陳某當場被砸死。公安交警部門接報后趕到現場處理，以交通事故作出責任認定書，認定陳某駕駛車輛未確保安全車速，對該起事故負全部責任。陳某的家人對公安交警部門的事故責任認定均未提出異議。事發后，陳某的家人以電話線的產權所有人及管理人某網通公司為被告訴至法院，要求網通公司承擔賠償責任。網通公司認為，墜落的電話線并不必然產生翻車的后果，公安交警部門已認定陳某對事故負全責，其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同時用戶石某沒有向其告知電話線墜落情況，其不可能知曉電話線的墜落情況，因而不存在過錯，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對此案的處理存在幾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此案屬于交通事故，公安交警部門已經對事故作出了陳某負全部責任的認定，陳某的死亡是由

其本人違反交通法規的違章行為所造成,且陳某對事故負全部責任，因此，其他人不應當對陳某的死亡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第二種意見認為，該墜落的電話線在終端用戶石某家附近，石某在發現電話線墜落時未及時主動采取措施處理或者告知網通公司，其主觀上有過錯，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陳某本人存在過錯，應當減輕石某的賠償責任。網通公司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三種意見認為，網通公司在此起事件中存在一定過錯，但死者陳某本人對其自身死亡的發生存在主要的過錯，因此應當減輕網通公司的賠償責任，網通公司應承擔較小比例的賠償責任。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1、我們先從民事侵權責任的一般規定來看。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民事侵權責任是指民事主體由于過錯，違反法定的民事義務，而應承擔的民事法律后果。依據一定的標準和原則確定行為人的侵權責任是民事責任的歸

責原則。民事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主要包括三個，即過錯責任原則，它是以當事人的主觀過錯作為構成侵權行為的必備要件的歸責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它是指當事人雖然主觀上無過錯，但根據法律規定仍應承擔責任的歸責原則，它只適用于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幾種情況如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行為等；公平責任原則是指當事人雙方對損害事實的發生都沒有過錯，但如果受害人的損失得不到補償又顯失公平的情況下，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再來看本案的具體情況。不難看出，本案屬于過錯責任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筆者認為，適用過錯責任的歸責原則來確定行為人的侵權責任，關鍵要正確把握好二點，一是行為人是否有過錯，這是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主觀要件；二是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在刑法中，因果關系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客觀

基礎，對定罪量刑至關重要。同樣，因果關系也是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必備要素。我們應當根據因果關系的一般理論，正確認識行為與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門認定陳某在事故中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未確保安全車速，負事故全責，陳某違反法律的行為當然具有民法意義上的“過錯”；其未確保安全車速是導致翻車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其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對于網通公司來說，按照有關電信行業規程及其與用戶之間的服務協議，在用戶終端設備前的電話線路的產權歸其所有，其負有維修線路、保證用戶的正常使用及保證線路的架設不妨害他人生活和社會公共安全等義務。當電話線墜落在公路上方的較低處時，顯然已經妨礙了正常的道路通行，而網通公司由于疏于管理未能及時發現恢復正常，違反了應盡的注意義務，其行為具有過錯。其認為用戶具有向其告知電話線路異常情況的義務，由于沒

有告知，其自身不可能得知電話線路的墜落情況，因而不具有過錯的辯解不能成立。因為用戶雖有向網通公司申報電話使用障礙的權利和義務，但沒有維護室外線路等其他義務，其在這起事故中無過錯。陳某是在突然發現墜落的電話線后，為了躲避電話線而用一只手舉線未果，在超速行駛的情況下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導致翻車。可見，此案屬于“多因一果”的情形，電話線的墜落是事故發生的誘因，因為這一原因的突然介入，與陳某超速行駛的違章行為結合在一起，合乎邏輯的發生了車翻人亡的后果，所以與損害后果間具有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但結合本案的情況看，電話線的墜落并不必然產生翻車的后果，如果陳某不超速行駛，在發現意外情況時有可能通過采取有效措施而避免之。因此，此原因是損害結果發生的次要原因，是損害結果發生的偶然性條件，是間接

第五篇：軍隊開辦企業無償移交地方接收單位應承擔的民事責任

軍隊開辦企業無償移交地方 接收單位應承擔的民事責任

尹 明

案 情：

1998年10月，A、B兩公司簽訂了一份買賣合同。A公司如約供貨，但B公司未按約定的期限付款。B公司是軍隊開辦的企業，1999年5月，該公司根據有關規定被移交給C公司。移交文件規定：“移交企業的資產無償劃轉，債權債務及人員一并接收”，B、C兩公司據此到工商部門辦理了變更登記手續，將B公司的股東變更為C公司。2001年8月，B公司的注冊資本作了減少變更。在變更時，B公司向工商部門出具了一份承諾函，說明由于其開辦單位在向C公司移交前擅自抽回了部分資產，導致其實際資產少于注冊資本，并承諾在注冊資本減少后仍對原債務承擔清償責任。

在此期間，B公司分別于1999年9月、2001年8月向A公司出具了還款承諾函，但一直未能履行債務。A公司遂于2002年1月向法院起訴，將B公司和C公司列為共同被告，要求B公司償還欠款和逾期付款違約金，C公司對本案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焦 點：

關于C公司應否對本案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本案當事人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原告A公司認為，首先，移交B公司的接收文件已明確規定，B公司的資產無償劃轉給C公司，B公司的債權債務及人員由C公司一并接收，本案債務發生在劃轉之前，包含在本次C公司所接收的B公司全部債權債務范圍之內，因此C公司應對本案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其次，本案中，B公司移交給C公司屬于無償劃轉，在移交前，B公司的開辦單位抽回了部分資產是不爭事實。最高法院《關于審理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移交、撤銷企業和與黨政機關脫鉤企業相關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第五條規定：“開辦單位抽逃、轉移資金或者隱匿財產以逃避被開辦企業債務的，應當將所抽逃、轉移的資金或者隱匿的財產退回，用以清償被開辦企業的債務”，因此應退回被抽回的資產以清償B公司的對外債務。《若干規定》第八條規定：“軍隊開辦的企業無償移交地方的，應當由接收單位承擔開辦單位的民事責任”，因此B公司的開辦單位應承擔的退回已抽逃資產的民事責任，應由C公司承擔，也就是C公司應對B公司的本案債務在所抽回的資產范圍內承擔責任。再次，B、C兩公司減少注冊資本未通知債權人，其減資行為對A公司無效，C公司與B公司應在原注冊資本范圍內對A公司承擔還款責任。

C公司則認為，首先，接收文件中雖規定“資產無償劃轉，債權債務及人員一并接收”，但這只是主管單位的變更，不涉及到資產的實際劃轉，B公司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因此應當自行承擔民事責任。其次，B公司確實有減少注冊資本的事實，但并不存在抽逃資產的情形，而是C公司根據接收時的實際資產情況，為維持資本充實原則而實事求是進行的變更。再次，即使B公司的開辦單位有抽逃資產的情形，所產生的民事責任應由開辦單位而非接收單位承擔。最后，退一步講，如需C公司承擔B公司開辦單位的民事責任，其前提是B公司歇業，或被吊銷營業執照，或被撤銷，或被注銷。本案不存在上述情形，因此C公司不應承擔本案債務。

解 析：

本案有兩個特殊之處，一個是B公司作為軍隊開辦的企業根據有關規定被無償移交給C公司;另一個是B公司的開辦單位將其移交C公司之前擅自抽回部分資產，導致B公司注冊資本不足，B、C兩公司據此到工商部門辦理了減資手續。

筆者認為，正是以上兩個特殊之處決定了本案法律責任承擔的特殊性。筆者試從以下兩個方面闡述：

首先，從最高法院《若干規定》的制定背景進行考察。1998年，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于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不再從事經商活動的決定，我國開始清理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開辦的企業。在清理工作中，開辦單位是否要承擔民事責任以及如何承擔民事責任成為審理與此相關案件亟待解決的問題。盡管最高法院此前所制定的司法解釋對開辦單位民事責任等問題已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但此次清理整頓的任務、目的、范圍與以往清理整頓企業公司有相同之處，但也有一定的區別，尤其軍隊、武警部隊開辦的企業移交、撤銷涉及到的問題更具特殊性。在這種背景下，最高法院起草并通過了《若干規定》，為法院處理這類案件確定了統一的尺度。

在這類案件中，對開辦單位承擔的民事責任問題，《若干規定》采取了區別主義。一方面，如企業被撤銷或與黨政機關脫鉤，該企業開辦單位的民事責任與最高法院以往司法解釋(法復?1994?4號等)的精神基本一致，即原則上堅持企業法人獨立人格(如被開辦企業的實有資產達到法定注冊資本最低限額，但未達到營業執照所載明數額的，應當承認被開辦企業的法人格，但開辦單位在注冊資本與實有資金差額范圍內承擔民事責任)，只有在注冊資本未到位，且被開辦企業的實有資金未達到法定資本最低數額的情況下，才否定被開辦企業的法人格，其民事責任由開辦單位承擔。另一方面，如軍隊開辦企業無償移交地方的，接收單位所承擔開辦單位的民事責任則不同。根據最高法院負責起草《若干規定》的有關人員對該司法解釋所作的解釋與說明，只要軍隊開辦企業無償移交地方的，其所欠債務應當由接收單位承擔，即誰接收誰還債。這顯然是出于一種政策考慮，旨在保護軍隊的正常運作，不致因過重的債務責任而影響其運轉，而并非著眼于完全符合民商法原則。因此，該規定更應得到嚴格的適用，而不得隨意擴大，例如不得將軍隊開辦企業擴大理解為包括武警部隊開辦企業在內，否則會損害接收單位的權益;當然也不得隨意縮小，例如為接收單位承擔民事責任設定種種限制條件，否則會損害被移交企業債權人的權益。本案恰恰屬于軍隊企業無償移交地方的情況，且本案債務又包括在移交范圍之內，因此C公司應當對本案債務承擔償還責任。

其次，本案的另一特殊之處是B公司的開辦單位某軍隊在向C公司移交企業前擅自抽回部分資產，導致該企業實有資產與原注冊資本不符，B、C兩公司又據此到工商部門辦理了減資手續，但并未遵循法定程序通知A公司。在這個過程中，債權人A公司的合法權益受到了損害，C公司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這是因為，C公司在接收B公司時，有義務對B公司的資產、債權債務進行全面清理，如發現B公司的開辦單位抽逃資產導致B公司實有資產與注冊資金不符，應當負責追回被抽逃的資產，以維持資本充實原則，保護B公司債權人的整體利益，如違反該項義務，則需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該責任被稱為“資本充實責任”，是公司法所確立的法定責任，既不允許公司股東之間以契約排除，也不允許公司注冊資本不實時以已經合法減資為理由抗辯。現C公司于1999年5月接收B公司后，不但沒有本著資本充實的原則清理B公司所占有的資產，反而于兩年后未履行法定程序即進行減資，損害了B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理應承擔該法定責任。另外，C公司在接收過程中對B公司資本是否充實漠不關心，也可推定其自愿承擔B公司資本不實所產生的風險。B公司原開辦單位抽逃資產后，B公司所余凈資產額是否達到了法定最低注冊資本額，是決定C公司責任范圍的關鍵因素。如B公司所余凈資產額達到了法定最低注冊資本額，但未達到營業執照所載明數額的，應當承認B公司法人格，民事責任先由B公司承擔，B公司不能承擔的，由C公司在抽逃資本的范圍內承擔補充清償責任。反之，則應當否定B公司法人格，先由B公司承擔民事責任，B公司不能承擔的，由C公司承擔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