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論語》看孔子的孝道思想

從《論語》看孔子的孝道思想.txt你看得見我打在屏幕上的字，卻看不到我掉在鍵盤上的淚！自己選擇45°仰視別人，就休怪他人135°俯視著看你。從《論語》看孔子的孝道思想.txt-兩個人同時犯了錯，站出來承擔的那一方叫寬容，另一方欠下的債，早晚都要還。-不愛就不愛,別他媽的說我們合不來。從《論語》看孔子的孝道思想

摘要:“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早在孔子之前,華夏民族對“孝”的闡釋已經蔚為大觀,本文從儒家經典《論語》入手,結合前人觀點和其他儒學著作,闡發孔子的孝道思想,并探究《論語》中的“孝”對今人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孝;論語;孔子

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核心美德之一。其實,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產生,在西周的銅器銘文之中“孝”字從老從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輕人攙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諸父諸祖亦應善事。”(《金文詁林》卷八)在遠古的氏族和部落社會之中,“孝”的意義是很廣的,是指對本族中年長者的尊重、敬愛、贍養和祭祀[1]。隨著家庭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和社會長時間的發展,“孝”也由對族中老者的尊敬變成對父母的關愛,成為處理家庭內部關系的重要倫理規范,甚至在今天,對生者的“孝”更為受到重視。但是綜觀《論語》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時期更為接近,那就是“孝”不僅僅是對父母的義務,還是忠于國家的品德基礎,是成為一個合格的士的標準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僅是物質上的供養,更是精神上的撫慰和祭奠。

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社會劇烈變動的時期,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必然引起傳統意識形態的動搖,在禮崩樂壞的社會狀況之下,傳統宗法社會中維持人際關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嚴重沖擊,子弒父、臣弒君的現象時有發生。在整飭社會秩序,重建孝道倫理的過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認為“孝”是一切道德規范的根本及其發展的前提。《論語》記載了孔子的學生有子所說的一句名言:“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也。”這句話是說,孝悌是做人的根本, 人之行莫大于孝, 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 那其他的品質也就無從談起。有子繼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說這是對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凡愛眾,而親仁。行有馀力,則以學文。”在另一本儒家經典《孝經》中還有一句話說:“孝乃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儒家從理論上肯定了孝是人倫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強調為圣人的必要準則,而孝作為仁的內核,可見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認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亂即為不忠,孝悌者鮮犯上而無作亂,是忠君愛國思想的擁護者。我們現在常說“孝順”一詞,似乎孝敬就代表著順從長輩或者權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來順受?很多人因此產生誤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實,僅就這一點,孔子早就給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問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從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獨立意志和價值的準則呢? 孔子的回答是:“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臣不可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還用了另一個道德的準則“義”來規范它的實行。如果上級或者長輩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執行。可以看出,“義”作為一個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倫理關系的,《荀子

第二篇：從《論語》看儒家的孝道思想

從《論語》看儒家的“孝道”思想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漢師1212班21號 馬瑞 1220301221 作為一種永恒的人文精神、普遍的倫理道德，孝道文化在經歷了中國幾千年悠久文化的積淀和文明社會的發展中，形成了豐富的內涵和特定的文化，并且逐漸內化為中華民族的心理情感，成為我們弘揚傳誦了幾千年的優秀傳統美德。當代新儒家曾昭旭先生說:“孝，在中華民族文化中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概念。它的初意雖然只是善待父母，但到后來，卻成為育藝的總會，并含有宗教與道德意義，乃至說中國的正統文化亦不為過。”與此同時，“孝道”也是《論語》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更是整個儒家文化思想的根基和主流，只有我們把握了《論語》中的基礎孝道思想，才能進一步理解并弘揚更深層次的儒家“仁”的思想。

從古至今，父母都是子女的生命之源。而孝道的最終歸宿不外乎是兒女要學會珍惜自己的生命、提高修養、建立功業、讓父母安心并且得以驕傲。在《論語》中，孔子不僅要求人們做地道的孝子，教育子女要好好的的孝敬父母，而且還教導子女如何對待活著的雙親和死去的雙親。孔子告誡人們不能一味的順從父母，當父母出現錯誤的時候，作為子女應該進行勸導，但是即便父母不能接受，也不能對父母大喊大叫，要尊敬父母。因此，在《論語》中的孝道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孝之以敬——無怨而有禮。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曾記載：“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2·7）。孔子在這里認為，并不是讓父母得到基本的贍養就能夠稱作“孝”，如果對父母沒有尊敬之心，那么和養狗養馬又有什么區別呢？所以孔子提出了以“敬”為核心內容的孝道，強調對父母的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礎上。

不僅如此，在《論語·為政》中還記載著：“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2·8）所謂孝道，難就難在父母面前總能保持和顏悅色，即句中提到的“色難”。尤其是在父母年老體弱時，做子女的能做到心甘情愿、不嫌辛勞地孝敬、侍奉父母，始終如一把最好的奉獻給父母，而不因為時間、情緒、環境的不同有所改變。正如《論語·學而》中寫道：“事父母，能竭其力”（1·7）。烏鴉尚知反哺，作為一個有思想的人又怎能眼睜睜看著年邁的雙親因兒女不孝心碎難忍。回想我們的小時候，每一次受傷、生病，父母也就跟著揪心難過并小心翼翼的照顧我們，然而如今羽翼漸豐時，難道就能忘卻曾經父母的養育恩情么。

就像孔子在《論語》中說過的話，“不敬，何以別乎？”“色難”“無違”，對待我們的父母，“孝”字在前，給予父母足夠的敬愛之心，沒有怨恨，沒有爭吵，而是恪守著做兒女的“禮”，也即是孔子所提倡的無怨而有禮的“孝”道。

其次，三年不改父之道——弘揚父母之志。

兒時我們總是能夠聽到這樣的一句話：“孩子，媽媽（爸爸）曾經的愿望現在就靠你實現了。”而這樣一句話的源頭出自哪里？——正是《論語》中孔子所提倡的一種孝道思想。

在孔子看來，作為子女不僅僅要供養父母，侍奉父母，更重要的是要弘揚父母之志，能夠為社會去擔當責任，做一些有益于社會的事情，這才是孝。《論語·學而》曾記載孔子說過：“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1·11）在孔子的思想觀念中，父母死后，作為孝子應該繼承父母的遺志，完成他們未完成的事業。孔子在這里論及的“孝”，貫穿了父母和子女兩代人的責任和義務，是父輩的引導和子女的繼承。“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并不是強調從父之道正確與否，而是從為人子女者是否存在與父母之間的真感情，是否能夠常加以懷念尊敬的心，而這也就體現了孔子認為的子女只有繼承父志，才算是對父親的尊重，才是真孝。他贊美孟莊子的孝，就是由于他能夠繼承父志。如在《論語·子張》中的記載：“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權，是難能也。”（19·18）

然而在當今社會看來，“三年不改父之道”的思想卻是要改一改。我們不提倡“唯父母之命必從”的愚孝思想，因為現在的社會文明更加要求子女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具有主觀能動性和主動創造性，父母更不應該限制并禁錮子女追求夢想的權利。因而我認為，如今的社會，子女有理想，并為之奮斗實現自己的理想，便是對父母之孝道的最大貫徹，也更能體現著《論語》中所傳達的“孝”之根本含義。最后，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在《論語·里仁》里孔子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4·19）意思就是當雙親在世時，不提倡出遠門而不歸，更不能讓年邁的父母獨自留在家中無人照料。因為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由于交通的極不便利，通信的不暢，那時兒女的一次遠游也許便是五年、十年的相隔萬里甚至是更久的時間。孔子主張“不遠游”，但是沒有禁止遠游而是提倡“游必有方”，無論子女你在何處，一定要告知父母你所在的地方，不讓父母為你日夜擔憂操勞，這便是孝道。

雖然“父母在，不遠游”這個古老的孝道思想在信息化飛速發展的社會里顯得不是那么的合理和適用，但“游必有方”的要求是至今可以沿用的。在現代社會，子女們各有自己的事業，不可能一直守候在父母身旁，“空巢老人”的群體也在逐年增長，雖然由于通信的異常便利，兒女們在天涯海角也能夠及時與父母進行溝通交流，但即便如此，短信聽不到語氣，電話看不到表情，視頻觸不到體溫，對于父母來說，他們最需要的便是兒女在身邊的溫暖和問候以及一家人團聚共享天倫之樂的場景。做兒女的我們，更應該主動經常回家陪陪父母，哪怕在他們身邊陪他們說會話，父母也會感到相當幸福，能讓父母幸福，這才是做兒女的最大的責任，也是最大的孝道。而只有“孝思孝行”，能敬長，才能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

《論語》作為一部儒家經典至今仍有著獨特的研究價值，其中所蘊含的儒家“孝道”思想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無論如何評價我國傳統的“孝道”文化，批判迂腐也好，贊美孝順也罷，都不可否認的是，《論語》更多的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其養老敬老的基本社會道德更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在大力弘揚傳統文化、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的形勢下，研究和弘揚傳統的儒學“孝道”文化是時代發展所必須的事情。

參考文獻：

《淺談<論語>的孝道文化及其現實意義》 焦學強 山東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報 編號：250014 《淺談孔子“孝”論及其當代價值》 關斐 文化商業報2011年10月 談古論今板塊 《對<論語>“孝悌”的個性解讀》 壽可飛 現代閱讀第12期 2012年12月

第三篇：從論語看孔子的為政思想

從《論語》看孔子的為政思想

孔子是春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在治國中他主張以“禮”治國和以“德”治國。禮治最重要的就是“正名”，每個人都要按照禮的要求規范言行，履行義務；德治強調進行道德教化，正己正人。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排斥“法治”，他認為法治不過只是為了避免人們獲罪的一種手段，并不能培養百姓的羞恥心，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仍在，而“道之以德“和“齊之以禮”的治國方法卻能從根本上達到教化百姓，安定社會之功。

一、為國以禮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西周王室衰微，諸侯專權，統治秩序日漸混亂，這種情況令孔子感到十分氣憤，更堅定了他推行“以禮治國”的決心，他認為只有禮治才能使社會恢復到井井有條、國泰民安的狀態。孔子認為以“禮”作為基本的社會制度才能使政權長久。“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與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禮治自古就有而且是一脈相承的，實行禮治的國家可以沿襲百代。

治國以禮最重要的措施是“正名”。孔子在于弟子討論為政的首要問題時提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法不中則民無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論語·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特別注重禮治制度中的等級名分，禮治制度之所以產生，是為了確定與其名分相符的思想和行為，正名就是使名實相符，而所謂刑罰，則是對違反禮治者的懲罰。當然，在孔子看來，為了避免諸侯僭權，嚴格的君臣關系也是以禮治國的重要方面。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在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君主居于最高統治地位，效忠君王便是臣子最大的“禮”，任何僭越君主的行為都是有損“禮治”的。孔子所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為了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禮，從而達到政治環境的安定有序。

孔子禮治思想的實質，就是依據嫡庶、長幼、親疏等項關系，確定貴賤、大小、上下各種等級區別，形成各種名分。按照名分，確定倫理規范和行為準則，依據這些規范和準則，制定有關社會政治的禮法制度。所有的人都按照禮治規定，等差有序，貴賤有等，各處其位，各奉其事，每個人都恪守自己的社會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禮的角色規范，規范言行，履 行義務。這在當時混亂的社會狀況下是十分必要的。

二、為政以德

孔子在為政中同樣主張“以德治國”。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即是說當政者運用道德來治理國家，就好像北極星安居其所，其他行星自然而然地有序地環繞著它一樣，將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歸順。要用道德教化感化百姓，讓每個百姓遵守孝悌之意，培養他們擁有良好的品行，而非用嚴法來約束百姓。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因此，統治者要想“正人”，首先要“正己”，這樣才能為百姓垂范，令百姓信服，引領百姓走上正道。

“仁”是孔子道德倫理學說的核心，孔子主張實行“仁政”。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說：“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因此，統治者要首先具備這五種品質，才能成為百姓擁護的仁君。在選賢任能方面，也要遵循嚴格的道德標準。孔子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論語·顏淵》）”。任用賢才，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放在邪惡的人之上，是使百姓服從的重要條件，同時也可以使邪惡的人改邪歸正。

孔子認為“為仁由己”，強調自覺行仁。他認為仁并不難達到，關鍵在于內心有沒有這種要求，內心有這種要求，并努力踐履，就可以實現仁。孔子“仁”的思想體系，有兩個基本內涵，即“修己”與“安人”。“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無論是“修己”還是“安人”都離不開仁，“修己”實質就是“求仁”，“安人”實質則是“行仁”。在“修己”和“安人”二者之中，“修己”是本，“安人”是“求仁而得仁”之后的效用。因此，孔子思想從“修己”之道開始，心正而身修，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心不正，身不修，又如何齊家、治國、平天下呢?因此，“仁”，也就是道德修養，成為儒家治國的必由之路。

在治國中，以禮治國和以德治國是相輔相成和相互滲透的。仁是內心的道德情感，禮是外在的行為規范。仁是禮的基礎、靈魂，禮是仁的體現、落實。沒有仁，禮就徒具形式；沒有禮，仁就無所依托。同樣，“道之以德”是“齊之以禮”的基礎和手段；“齊之以禮”又是“道之以德”的目標和根本要求，“齊之以禮”還可以使民德歸厚，也是“道之以德”的一種手段。

孔子的治國思想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這也是他的治國思想未能得到充分實施的原因。他過分強調了道德教化和禮制，而不推崇使用法律等強制措施約束人民，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從根本上是不符合封建統治者的統治需要的。孔子推行仁政，而并不是每個君主都是仁君，統治者的根本目的是控制人民，鞏固政權，并不會將大部分精力用于教化人民，他們傾向于用一種更加直接的手段——刑罰，使人民臣服，運用武力使四方歸順，因而德治只能說是法律的一種輔助手段，而不能單單作為治國的根本。

孔子像事件看法

對于孔子像搬離天安門的事件，網上眾說紛紜，大多懷疑其中摻雜著太多政治用意，然而不論是否存在政治用意，不可否認的是，孔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象征，是中國儒家文化的始祖，千年以來一直受到國人的尊敬與景仰。

由于網絡控制原因，我們現在很難了解到“立像”與“撤像”的原因始末，然而，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孔子文化是受到世界人民承認的優秀文化，否則就不會有孔子學院在全世界的建立。我們常說在認識一種文化時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儒家文化畢竟發源于封建文化的土壤，難免有其時代的烙印，這就需要我們辯證的去看待它。在新文化運動和文革中，我們不止一次地全盤否定了儒家文化的優秀成分，每一次否定都是對一種文化信仰的抹殺，因而，我們的信仰越來越淡薄，我們的心才越來越浮躁。中國現在之情形之所以缺乏信仰，過于浮躁，在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太容易受到政治宣傳和領袖任務的鼓動，而后期卻是由于我們被抽離了革命的精神信仰而盲目碰撞的結果，因而，我們看見人浮于事，我們見義不為冷漠處之，我們爭名逐利自私利己，我們互相謾罵自以為是??

不論是“立像”時人們所說的“愚民政策”，還是“撤像”以后猜測的政治傾向變化，我們都太容易把一個事件進行簡單化的歸類。不論是政府還是人民，如果缺乏了“三思而后行”的精神，根本就無法“立信”，更不用說政通人和，國泰民安。據考證，當今人們的幸福指數甚至不如宋朝，為什么科技高度發達，生活其方便的今天甚至比不上一千多年前的朝代？也許原因就在于我們的物質欲望太多，“亂花漸欲迷人眼”或許才是現代人生活的真實寫照吧，欲望隨著選擇的增加而倍增，而精神上還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何其可悲！

當然，我們不能過分苛責人民如何如何，擁有一個為人民所信服的政府也是政通人和的關鍵。人民怨聲載道無處傾訴反而壓制，這只是回避問題、激化矛盾的不理智的做法。孔子所提倡的仁政思想同樣適用于現代社會，“恭、寬、信、敏、惠”也是每一個心里裝著人民的政府應有的品質，也是真正能夠使人民信服的品質。我們不需要動不動就談道路、談主義，我們需要的是尋找一個腳踏實地的理由，讓我們感到幸福以及獲得真正自由的理由。

第四篇：從《論語》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從《論語》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李國偉）

［摘要］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教育思想是中國幾千年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論語》中保留著孔子生平、思想學說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學活動的重要材料，所以對《論語》的教育思想進行解讀，對我們的教育實踐的指導和教育理論水平的提升都將大有裨益。因此本文主要是以《論語》中孔子的言論為原材料，以他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以及孔子對教師的要求這三方面作為切入點，淺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關鍵詞］論語

教育 啟發式教學

因材施教

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教育思想是中國幾千年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涉及面非常廣泛、注重學以致用、實際運用，對中國傳統教育產生深遠影響。他的思想，集中的體現在《論語》中。因此，《論語》是我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一部影響卓著的典籍。它在我國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很深廣的影響，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論語》中保留著孔子生平、思想學說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學活動的重要材料，所以對《論語》的教育思想進行解讀，對我們的教育實踐的指導和教育理論水平的提升都將大有裨益。因此本文主要是以《論語》中孔子的言論為原材料，以他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以及如孔子對教師的要求這三方面作為切入點，淺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論語》中的教育目的

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視其社會作用，也重視其在個人發展中的作用。《禮記》中《大學》篇關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著名論述既說明了儒家關于大學教育的過程和步驟，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對教育作用的看法：通過格物、致知做到誠意、正心(即 樹立正確的倫理道德觀念，做到不為各種私心邪念所動搖)從而達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這是教育對個人發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每個人都積極為促進各自家庭的和諧美滿(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和國家的繁榮、穩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齊家、治國)，這是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很重視個人的發展，“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就是儒家促進個人發展的理論基礎。但儒家的個人發展不是只強調“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極端個人主義的發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完善人格為目標、和群體和諧一致的個人發展。這是孔子教育思想與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偉大之處。

孔子的理想是要實現人與人之間充滿仁愛的大同世界。為了實現大同世界，關鍵是要把仁愛思想灌輸到廣大群眾中去，為此需要培養一大批有志于弘揚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這類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 泰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論語? 衛靈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藝、禮、樂等六個方面的德行與才能，即孔子所說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 憲問》)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復禮為仁”的說法，“不欲”含有可達仁之意，故可解釋為“仁”。可見培養具有上述弘道與行道志向與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養目標。

二、《論語》中教育方法

關于教學方法孔子更有諸多輝煌創造如：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學思結合，知行統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溫故知新、循序漸進，叩其兩端、舉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傳，至今仍在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中發揮作用。

（一）、啟發式教學。他只有八個字：“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論 語? 述而》)。“憤”就是學生對某一問題正在積極思考，急于解決而又尚未搞通時的矛盾心理狀態。這時教師應對學生思考問題的方法適時給以指導，以幫助學生開啟思路，這就是“啟”。“悱”是學生對某一問題已經有一段時間的思考，但尚未考慮成熟，處于想說又難以表達的另一種矛盾心理狀態。這時教師應幫助學生明確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質屬性，然后用比較準確的語言表達出來，這就是“發”。

孔子的啟發式教學雖然只有八個字，但它不僅生動地表現出孔子進行啟發式教學的完整過程，而且還深刻地揭示出學習過程中遇到疑難問題時將會順序出現兩種矛盾的心理狀態，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思維矛盾，以及這兩種矛盾的正確處理方法。孔子認為教師或學生自己提出問題，由學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學生處于“憤”的心理狀態，即遇到思維過程中的第一種矛盾而又無法解決時，教師才去點撥一下。然后又讓學生自己繼續去認真思考，等到學生進入“悱”的心理狀態，即遇到思維過程中的第二種矛盾且無法解決時，教師又再點撥一下，從而使學生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二）因材施教。孔子近乎完美地實行“因材施教”，其基礎就是對學生的充分了解。孔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他認識到“知人”的重要，因此他十分重視“知”學生，認真分析學生個性，甚至只用一個字即可準確地概括，足見其備學生之細致認真。這樣，充分了解學生之“材”，才能因其“材”而施教。如果缺乏了這個必備的前提，何談“因材施教”呢？那么，如何“知人”呢？孔子的方法大致有二：第一，是“聽其言”。這是了解學生的重要途徑，第二，是“觀其行”。也就是把學生的一舉一動置于教師的視野之下，全面細致地觀察其行動。另外還可以通過觀察其所處環境，如觀察他所結交的人來間接地了解其本人。

具備了“因材施教”的基礎，如何實施呢？《論語》中孔子所采用的多種方法，可以作為他山之石。

第一，對不同智力水平的學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從學生智力水平的客觀實際出發，把學生大致分為“上智”、“中人”、“下愚”（《論語·陽貨》）三類。孔子弟子中，既有“聞一知十”的顏回，又有“聞一知二”的 子貢，智力水平參差不齊。智力較低甚至于“下愚”的學生，只能教給他們與智力水平相符的知識，否則，“欲速則不達。”如同是“問仁”，孔子的回答卻不盡相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言讱。”（《論語·顏淵》）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論語·衛靈公》）

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這樣的事例還很多，如“問禮”、“問政”、“問君子”等。

第二，針對學生的個性特點進行教育。孔子認為，學生的個性特點千差萬別，因此教學的方法應有所不同，教學的內容應各有側重，不能千篇一律。如前文所引《論語·先進》篇，由于子路“好勇過我”，遇事魯莽，故孔子就給他潑點冷水，告誡他凡事要謹慎考慮，多聽他人的意見再行動；由于冉有膽小怕事，遇事退縮無主見，故孔子就給他加油打氣，鼓勵他更加果敢大膽地行動。

第三，根據學生的年齡特征、興趣愛好進行教育。孔門弟子年齡參差不齊，有與孔子年齡相仿的，如秦商、子路；有與孔子差一代的，如顏回、子貢；也有差別特大的，如子張、子驕。不同年齡的學生有不同的需要，應區別對待。

孔子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

（孔子說：“君子有三個方面需要戒備：年少的時候，精力還沒有穩定，要戒備因為美貌而產生的感情和欲望；等到壯年的時候，精力正是旺盛的時候，要戒備爭斗；-等到年老的時候，精力已經衰弱，要戒備貪得無厭。”）

對三類學生他分別提出了應注意的方面，很值得我們珍視。學生各有不同的興趣愛好，所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論語·雍 也》）弟子中，顏回好仁，子路好勇，子貢好商，冉求好政。孔子根據其不同的興趣愛好分別設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使其特長都得到充分發揮。

盡管“因材施教”這一概念并非孔子本人提出，但是從孔子一生的教育實踐看，他確實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運用于教學過程的教育家。

三、《論語》中對老師的要求

《論語》中有關教學的言論極多，表明了孔子對于教師的要求甚高，而其中的許多要求對今天的教師依然有指導作用。本文把孔子對老師的要求大致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以學生為本，重視學生的個體差異。孔子要求教師承認教育對象有差別的事實，進而要求教師悉心研究自己的教育對象，逐個了解學生的品格、智力、才干等。在孔子看來所謂學生并不只是受教育者，而是一個能與傳道者結合在一起的實體。他提倡“當仁不讓于師”（《衛靈公篇》），即在真理面前，老師不應讓學生屈服于自己。以學生為主體，就要做到不完全憑借人為的規定來判斷師生的名分。他更加鼓勵學生在老師面前不要謙讓甚至有時候學生也可以做老師，“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為政篇》）。孔子對學生主體地位如此重視，如此平等地對待學生，在當時等級深嚴的社會是難得可貴的。孔子這種以學生為主的教學理念，使他能夠獲得學生的尊敬。由于重視學生的個性差異，以學生為主體，他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非常慎重。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患，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思義。”（《季氏篇》）孔子認為這“九思”對教師非常重要，只有遵守了才能慎言、慎行，做到充分重視學生。

注重學生的個體差異就要做到因材施教。孔子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篇》），即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給他講授高深的學問，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給他講高深的學 問。這是孔子在智力上認識到不同的學生是有差異的。他對自己的學生進行授教時就充分注意到這一點，這在孔子與子貢的談話中可得知。子曰：“女與回也熟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篇》）顏淵能“聞一知十”，端木賜只能“聞一知二”，此外“閔子待側，喑喑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先進篇》）這些都是孔子在教學時發現的。孔子認為只有注意到學生的個體差異，教師才能對癥下藥找到培養學生的最佳方法。孔子這種以學生為本，重視學生的個體差異的教育思想，是今天我們在教育上所提倡的，只要我們克服其教育思想中的弊端，就能達到古為今用的目地。

其次，教師要以身作則，不斷學習。孔子認為每一個教師都應該不斷學習，才可以做到“誨人不倦”。他刻苦看書以至“韋編三絕”，為學“樂”而“三月不知肉味”。教師要以身作則首先要對自身的學識有充分的認識。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篇》）即是承認自己所不知道的，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不斷學習。孔子對自己的知識就有一個充分的認識。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孔子對教師學識的認識是“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在《論語》中，對教師的要求集中在如何提升教師的素質上。“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何于我哉？”（《述而篇》）就是說把所見默默地記在心里，努力學習而不厭倦，教導別人而不知疲倦，這是孔子對教師最根本的要求。孔子要求學生好學樂學，自己就“好古敏求”，“學而不厭”；他要求學生“不恥下問”，自己就“每事問”，虛求教；他要求學生確立志向，自己就“十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身為教師，孔子始終保持“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篇》）的憂患意識。這種以身作則的學習精神，使他發出了“朝聞道，夕死矣”（《里仁篇》）的感嘆，這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早晨知道真理，即使晚上死了也值得”。孔子這種學習精神給他的學生帶來極強的震撼力，顏淵經常感嘆到“仰之彌高，鉆之彌堅”，“贍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子罕篇》）就充分說明了孔子這種以身作則，不斷追求進步的學習精神使學生不敢絲毫放松，也使到孔子的學識能夠不斷隨社會的發展而更新，成為一個優秀的傳業授道者。這種教育思想正是一名教師所必需擁有的，在他所處的時代有這樣的思想是非常不簡單的。

再次，要求教師在教學中要善于運用各種教學方法。作為一名教師就必須要有良好的教學方法，這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里讓學生接受最大限度的知識。孔子創造的教學方法至今仍然散發著無窮的魅力。在《論語》中就有很多教學方法方面的言論。例如及時啟發，孔子認為在學生自主學習的前提下，應該根據學生思維的開展及時進行啟發。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篇》）即不到學生想求明白而不能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學生想說而說不出的時候，不去啟發他；就不要再教他了。此外孔子亦說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篇》）又說：“言之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季氏篇》）孔子這些言論就是要求教師抓住學生思考的適當時機對學生進行啟發。如因材施教，孔子在進行授教時充分注意到這一點，他說：“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闡述因材施教的最好理念。如循環漸進法，子貢問孔子：“何為斯可謂之士矣？”孔子并沒有直接告訴他，而是在啟發子貢的基礎上，逐步開啟他，孔子告訴他，首先是“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 ”，其次應該“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再次應該“言必信，行必果”。（《子路篇》）孔子認為培養學生接受知識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就需要有一個循環漸進的過程。此外還有善于適時評價、學思一致等教學方法也是具有獨到之處的。相傳孔子的弟子有三千，在《論語》的記載中，可證明為孔子學生的有三十多人，后來許多學生都成為政治、文化上有影響的人物，這個客觀事實說明了孔子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因此，本文認為孔子在長 期從事教育工作，在教學實踐，教學方法上總結出的一些可貴的經驗，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借鑒的。

綜上所述，《論語》中孔子的教育言論雖分布在各章里，但將它們歸納出來，能清晰地看到孔子的教育理念。孔子作為一位終生奮斗不息的教育家，不僅培養了大批人才，而且創立了完整的教育思想體系。其教育思想，在古代漫長的年代里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孔子教育思想中有許多精華，如何更好地研究他，吸收它，并將它進一步發揚光大，是當前教育界的一大任務，也是孔子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必須繼承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繼承孔子教育思想的積極方面，讓其在新世紀再放異彩。

參考文獻：孔子 《論語》 三秦出版社 2008年1月

第五篇：從《論語》看孔子德育體系

從《論語》看孔子的德育體系

白浩強

（福建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福州 350007）

【摘要】 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不是零散的，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若要探究孔子的道德思想體系就必須深入鉆研《論語》。孔子的德育體系以他的“性相近，習相遠”為人性論的基礎，強調了人性中善的可能性；以“仁”為核心思想，把“仁”作為其他美德的基礎；以“禮”為主要內容，“禮”是重要的道德規范與形式；以“圣人君子”為培養目標，包含了“忠、恕、孝、悌、信、義”等重要德目，采用因材施教、躬行實踐的教育方法。

【關鍵詞】 孔子；《論語》；道德教育；德育體系

孔子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既是我國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新的文化的開創者，他被譽為“圣人”、“萬世師表”，他對后世的影響無人能及。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部分。孔子首創私學，形成了豐富成熟的德育體系。他開創了我國教育重視德育的傳統，為我國德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要想了解孔子的思想，就應當先讀專門記錄他言行的《論語》這本書。但中國古籍最雜亂無章的，也首推《論語》一書。盡管《論語》的體裁雜亂無章，但這并不影響孔子的思想是完整的有體系的這一事實。

一、孔子德育體系的形成

要了解孔子的德育體系，必須了解孔子德育體系形成的過程和背景。

孔子的德育體系孕育于他成長和學習的過程中。在他開辦私學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定的人生觀、政治觀。這些觀念為他德育體系的形成做了鋪墊。孔子在收徒講學之后，他的德育體系逐漸成熟并且得到傳揚。德育的對象正是他的學生，沒有學生也就沒有教學的主體。

孔子在三十歲時就已經精通古代的大量文獻，面對周朝衰落、禮崩樂壞、諸侯紛爭和政治**的社會現狀，他立志要匡扶正道，以維護周禮為使命，形成了以恢復西周禮樂文明為目標的思想體系。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年老時候又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由此可見周公對孔子的影響有多大，可見孔子對周朝文明推崇的程度。在周朝文明的深刻影響下，孔子確定了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形式，以“中庸”為原則的倫理觀，這對他后來德育觀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孔子在三十歲左右開始授徒講學，他早期的弟子主要有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等人，他們在孔子那里主要學習禮、樂、射、御、書、數，重點是培養德行、陶冶性情，重視軍事外交方面的訓練，他的德育思想伴隨著他的教育活動逐漸得到傳播并且逐步完善。

孔子德育體系的形成與其特殊的背景有關。孔子特殊的家庭環境使得孔子從小就立志好學，孔子所在的魯國完好的保存了周朝文化，這為孔子思想體系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背景，周朝衰弱，禮崩樂壞的動蕩社會使得孔子肩負起振興禮樂、教化民眾的責任。

孔子名丘，字仲尼，殷商后裔。周武王滅商，封殷商的微子啟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國宗室，按照周朝禮制，因為距離宋國始祖超過五代，便改為孔氏。孔父嘉無辜被華父督殺害，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懼華氏的逼迫而到魯國，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子。孔子三歲喪父，他的母親顏征在善良勤勞，教子有方，遺憾的是在孔子十七歲時候她也去世了，這種特殊的人生經歷磨練了孔子的意志，培養了他勤奮好學的精神，孔子有言曰：“十有五而志于學”；孔子不僅少年時代就立志好學，他把學習當成是快樂而有意義的事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正說明了這一點，“韋編三絕”等故事也說明了孔子勤奮讀書的事跡。

孔子所在的魯國是周公的封地，當時魯國的禮制是保存的最好的，也是最繁瑣的。孔子十分尊崇堯、舜、禹，非常推崇文王、周公的道德，而且自認為繼承了他們的文化遺產。孔子正是受到他們的影響才提出了“敬德保民”、“不施其親”的主張，這些成為孔子仁愛思想的來源。孔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學術下移，“學在官府”的界限已經被打破，所以他才會有機會學習“六藝”，學習《詩》、《書》、《禮》、《樂》、《易》等典籍。這些典籍詳細記錄了先秦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狀況，弘揚了上古圣賢們的高尚品德，為孔子德育思想體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礎，為孔子德育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春秋時代是一個歷史轉折的時期，周王朝的統治已經徹底崩潰，原有的社會秩序已經蕩然無存。面對這樣的社會，孔子毅然以天下為己任，最初，他躋身仕途，曾經擔任過委吏（管理倉庫的小官）和乘田（管理牛羊的小官），官位最高時做過魯國的大司寇。他想通過從政來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是并沒有得到施展，他周游列國皆不被重用，盡管經過這樣的遭遇，孔子也并沒有放棄，轉而以整理古代典籍和收徒授學為業。社會動蕩、人心不古促使孔子尤其重視道德的弘揚，重視對學生道德的教育。

二、“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性論基礎

對人性問題的探討是人類自我覺醒、自我認識的開始。千百年來，關于人性論的問題，眾多思想家們給出了許多命題，先后出現過性善論、性惡論、性無善無惡論、性有善有惡論、性三品說、性二元論以及性日生論等，這些人性論觀點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它們不斷充實了中國傳統的人性理論。但最早提出人性問題并對人性問題進行闡述的思想家則是孔子，他開創了人性理論研究的先河。

孔子很少談“性”，綜觀《論語》，僅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就是說，不管是誰，人性天生都是相近的，但會隨著后天的習染而相差漸遠。他認為人的先天素質沒有多大差別，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會環境的影響才發生了大的變化。孔子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意思是說十戶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孔子那樣又忠心又信實的人，只是沒有他好學而已，這句話說明孔子認為他的德行是學來的；孔子還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些都肯定了教育在人的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強調了人們的知識能力和道德品質主要依靠的是后天的學習。

孔子“性相近，習相遠”的理論從普遍意義上承認了人們天生之“性”是相近的，這就使得奴隸社會的等級制度在思想觀念上產生動搖，使得階級壓迫賴以存在的基礎產生動搖。有關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看法也隨之改變，既然人與人之間天生沒有太大差別，就不應該出現壓迫和傾軋，而應該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和睦相處。由此孔子提出了人要有“仁愛”之心的思想，才有了“仁者愛人”的待人態度和準則，由我及人，才推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觀點。盡管“仁”的觀念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到了孔子這里得到了極大的發揮。

在孔子看來，正因為人性的差異是因為“習”的原因，所以才需要教育，需要德育，所以孔子才根據具體的德育環境的要求提出他德育思想用于指導德育實踐。孔子的人性觀點為社會中個體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尋找到了根源，他強調了人性中善的可能性，盡管孔子直接談論“人性”的內容很少，但是“人性論”在孔子的德育思想體系中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且在儒家思想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無疑與孔子的人性論觀點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孔子的德育體系以“仁”為核心思想

“仁”并不是孔子最先提出的。早在孔子之前就曾多次出現。在《詩經》、《尚書》、《左傳》、《國語》中“仁”字都曾出現過。盡管在這些典籍中“仁”字曾經多次出現，但是，“仁”字在其中的意思不盡相同，內涵并不十分明確。許慎《說文》中從“仁”的字形和意思給出了三種解說：一是仁者愛人，一是仁是人應當有的心性，一是自然心性之仁。春秋之后的“仁”大多用的是仁者愛人的含義，表達的是橫向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真正將“仁”之一字深刻詮釋并廣泛使用的是孔子。孔子明確“仁”為“愛人”，肯定了人的地位；他把“仁”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作為人的追求目標，強調“仁”在道德規范中的主導地位。孔子給“仁”賦予了廣泛的含義，把“仁”作為其他美德的基礎。孔子的弟子以及后世儒家學者使它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個理論體系。

孔子的“仁”具有很多種含義，一切好的品行都可以稱為“仁”。從《論語》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場合，面對不同的人，面對不同的事，孔子有關“仁”的說法有不同的意蘊。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此，仁就是抑制自己，使言語行動都合于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此，仁就是嚴肅認真，小心謹慎，自己不喜歡的事物不強加給別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在此，仁的意思是愛人。在《論語》中，孔子除了專門回答仁是什么之外還間接提到“仁”的表現、“仁”的標準、“仁”的內容等。要做到“仁”必須懂禮，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這是從細節方面講要做到“仁”必須“依禮行事”。《論語》中還可以看到孔子認為能做到“仁”的人具有一定的特點，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就是說有“仁”的人言語遲鈍。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孔子認為剛強、果斷、樸質、言語不輕易說出口這樣的人接近仁德。在《論語》中，“仁人”、“仁者”、“不仁”等語更是隨處可見。

在《論語》中，還有許多章節講的是“仁”與其他道德條目的關系。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沒有孝悌做基礎就不會有仁。所以孔子說“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樊遲問仁，孔子答道“愛人”，這“愛人”說的是愛親之后的愛他人，《中庸》中也提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說過“事孰為大，親親為大。”這些都闡明了孝悌為仁之本。“仁”包括“勇”，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仁”包括了恭、寬、信、敏、惠，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 “仁”包括了大忠，孔子曾說“殷有三仁”，指微子、箕子、比干。“仁”還包括舉薦賢人、以仁者為友、先難后獲、好學等。

在《論語》中，“仁”字出現了109次，幾乎貫穿全書。從“仁”的意思到仁的范圍再到仁的內容、仁的表現、仁的特點等，孔子談了仁的方方面面，不論從字數、篇幅來講，還是從思想來講，都可以看出“仁”在《論語》中的地位，也可以證明“仁”是孔子德育體系的核心。

四、孔子的德育體系以“禮”為規范

雖然“仁”是孔子德育體系的核心，但是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與“禮”結合，以“禮”為規范。“禮”是一種外在表現形式，“禮”能夠將“仁”的內在道德境界具體表現出來。要想成“仁”，就必須通過“禮”，沒有“禮”規定，“仁”就無法體現。

孔子認為“禮”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他非常崇尚“禮”，認真學“禮”。他到了周公廟，每件事情都要發問。當子貢要去掉每月初一祭祖廟的那只活羊時，孔子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認為盡管留下殘存的“禮”的形式，也比什么也不留好。孔子能夠說出夏朝的禮和商朝的禮，但是由于文獻不夠而不能作證，而孔子最崇尚的是周朝的禮，主張克己復禮，恢復安定的社會秩序。

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他認為禮對于一個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規范了一個人的方方面面，小到生活起居、待人接物，大到政治、外交、祭祀等，這些都離不開“禮”，都需要“禮”來規范。“禮”包括儀式、禮節、行為準則、宗法制度，禮的含義最多指的是行為的規范。《論語·鄉黨》篇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說“禮”，記述了孔子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事情都以身作則，依照一定的禮儀制度行事。在具體的道德行為方面，孔子要求不合道德規范的事不看, 不合道德規范的話不聽, 不合道德規范的話不說, 不合道德規范的事不做。

孔子認為“禮”與其他的道德品質有著密切的關系。孔子以“克己復禮”為“仁”，認為用“禮”來衡量言行才能算作“仁”；他認為孝悌是“仁”的根本，對親人的生死都必須用相應的禮制；他提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要求統治者要用“禮”對待臣子，臣子才會忠心。孔子認為“禮”可以與恭、慎、勇、直等品德相得益彰。他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意思是說：注重容貌態度的端莊，卻不知禮，就未免勞倦；只知謹慎，卻不知禮，就流于畏葸懦弱；專憑敢作敢為的膽量，卻不知禮，就會盲目闖禍；心直口快，卻不知禮，就會尖刻刺人。

《論語》中有很多篇幅都直接或間接提到了春秋時期社會道德淪喪，禮儀蕩然無存的現實，充滿了對禮崩樂壞的不滿。孔子看到了當時禮制的名存實亡，看到了當時諸侯大夫的犯上作亂，他強烈主張只有恢復周禮，才能讓社會重新安定下來。因此他主張統治者要“為政以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他認為只有在上位的人以身作則，遵從禮制，然后施行仁政，用“禮”來教化百姓，才能最終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

五、孔子的德育體系以培養“君子”為目標

孔子的德育體系說到底是培養人的體系，一切高尚的道德最終都要落實人的身上。在《論語》中具體提出的描述人的稱法有“圣人”、“賢人”、“君子”等。這些都是孔子所向往的高尚人格。孔子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以。”可見，“圣人”和“賢人”層次較高，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而“君子”則是常人通過努力可以達到的理想人格。

在孔子看來，要想成為“君子”，必須首先提高自身的修養，在此基礎上推廣至他人。子路問君子，孔子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路問孔子怎樣才能算是一個君子。孔子認為君子應該修養自己來嚴肅認真地對待工作；修養自己來使上層人物安樂；進而使所有老百姓安樂，就算是堯舜也還沒有做到。提高自己的修養離不開“仁”，孔子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他認為君子拋棄了仁德，就無法成就他的聲名，君子時時刻刻都離不開“仁”，即使是在倉猝的時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提高自己的修養同樣離不開“禮”，孔子說：“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可見，“禮”是君子時時刻刻離不開的規范。

《論語》中還提到了君子從多個方面提高自己的修養。君子必須莊重，如果不莊重，就沒有威嚴，即使讀書，所學的也不會鞏固；君子吃食不要求飽足，居住不要求舒適，對工作勤勞敏捷，說話謹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君子做什么事情，沒有規定要怎樣和不要怎樣，只要怎樣做合理恰當，就怎樣做；君子廣泛地學習文獻，再用禮節來加以約束，從而不至于離經叛道；君子對于措辭說話要沒有一點馬虎的地方才罷了；君子對于事業，以合宜為原則，依禮節實行它，用謙遜的言語說出它，用誠實的態度完成它；君子莊矜而不爭執，合群而不鬧宗派；君子給人民以好處，而自己卻無所耗費，勞動百姓，百姓卻不怨恨，自己欲仁欲義卻不能叫做貪，安泰矜持卻不驕傲，威嚴卻不兇猛。

提高自身修養成為君子不僅有描述性的要求，更是有數量上的要求。孔子說：“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①孔子還說君子有“三戒”：少年時血氣未定，要戒色，壯年時血氣方剛，要戒斗，老年時血氣衰竭，要戒得。君子有“三畏”：怕天命，①《論語·憲問》。怕王公大人，怕圣人的言語。君子還有“九思”：看的時候考慮看明白了沒有，聽的時候考慮聽清楚了沒有，考慮臉色是否溫和，考慮容貌態度是否端莊，考慮言語是否忠誠老實，考慮對待工作是否認真，遇到疑問考慮怎樣向人請教，將要發怒是考慮有什么后患，看見可得的考慮是否是應得的。在《禮記》中還提到君子有“三患”，有“五恥”，這些都從數量標準上對君子作出了要求。

在《論語》中不僅有孔子對“君子”人格的直接表達，還有從側面來說明君子的特點的。孔子評論子產，說他有四種行為合乎君子之道：他的容顏態度莊嚴恭敬，他對待君上負責認真，他教養人民有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乎道理。此外還有從反面拿小人和君子對比的。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在很多方面的表現和小人的表現形成鮮明的對比。君子懷念道德，小人懷念鄉土，君子關心法度，小人關心恩惠。君子成全別人的好事，不促成別人的壞事，小人與此相反。君子安詳舒泰，卻不驕傲凌人，小人驕傲凌人卻不安詳舒泰。君子通達于仁義，小人通達于財利。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別人。通過比較，突出了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等方面的差距。

六、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的德育體系包含豐富的內容，在他實施道德教育的時候所用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因材施教”、“啟發式教學”、“循循善誘”、“以身作則”等直到當代社會依然是廣大教師們耳熟能詳的詞語。從古至今，這些德育的方法和德育原則為人們的教育提供了借鑒，為人才的培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因材施教”就是根據教育對象的不同情況，有針對性的對受教育者施以不同的教育內容。孔子通過了解，熟悉了學生的個性特征，針對弟子們提出的同樣的問題，給出相應不同的回答。例如，《顏淵篇》載：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本篇一共記載了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等4人關于仁德的提問，一樣的問題，孔子的回答卻各不相同。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幾位學生對仁德的理解各不相同，存在不同的誤區，孔子的不同回答正好依據各人的情況，因材施教。

孔子善于用啟發誘導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廣為學生們稱贊。他的學生顏回曾深有體會的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這里的“循循然善誘人”正是孔子教育方法的特點，他能夠循序漸進，巧妙地發人深思，不僅使學生掌握知識，運用知識，而且使學生的能力得到提升。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他很會抓住時機，在適當的時候給學生以啟發，充分發揮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能動作用。

孔子在教育的過程中非常重視躬行實踐，言行一致。他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他認為書本上的學問，大約同別人差不多。但是在生活實踐中做一個君子，他還沒有成功。他說：“力行近乎仁”，在孔子看來，如果將道德認知付諸實踐，在與人交往或者做事情的時候能夠以已知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來要求自己，這樣就算是仁了。他說：“說得多，做得少，君子以為恥。”他認為大言不慚的人，實行起來就不容易。他十分重視“聽其言而觀其行”，要求學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這些都反映了孔子在教育的過程中重視道德實踐，重視言行一致。

孔子在德育過程中重視及時的給予學生表揚和批評。當學生做的好的時候他會毫不吝嗇的贊賞，學生有不對的地方，他也會直言不諱的說出來，孔子對學生以表揚為主。孔子曾經稱贊子貢能夠舉一反三，可以同他討論詩經；表揚過閔子騫，認為他很孝順，孔子還表揚過子夏，認為子夏是能夠啟發他的人。最受孔子贊賞的是顏回，《論語》中多次出現孔子對他的評價，說他“不遷怒，不二過”、“其心三月不違仁”等，反復的稱贊顏回有修養。當子路聽到孔子夸獎他而高興時，孔子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及時的指出他太好勇敢的這個缺點，好勇的精神大大超過了孔子，這就沒什么可取的了。孔子還指出端木賜不安本分，去投機猜測行情。總之，他以學生不同的心理特點為依據，及時、適當的給予表揚和批評，從而促進學生發揚優點，改正缺點。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 M ].中華書局,2009.[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3] 陳戍國.《四書校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4.[4]方武.孔子道德思想體系闡釋[J].滄州師專學報, 2000,(5).[5]郭魯兵.孔子的道德理論及其特點[J].湖南大學學報, 2009,(7).[6]黃釗.關于孔子的道德教育學說探析[J].武漢大學學報, 2004,(1).[7]崔華前.孔子的德育思想探析[J].唐都學刊, 2005,(1).[8]侯長林.論孔子的德育思想[J].銅仁學院學報, 2007,(1).The Analysis of 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alects

HAOQIANG Bai（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are not scattered but a complete system,Therefore,if we want to explore Confucius' moral ideological system,we must dive in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The basis of the theory is “their natures are almost the same,whil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which emphasizes the possibility of goodness in the human nature.Besides,it also regards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and the basis of other virtues,with “ritual” as the main cont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moral standard;With “saint gentleman” as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including “loyalty, filial piety,will,righteousness,faith,” and other important virtues.At the same time,the system prefers the teaching methods,for example,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or practising practical education methods.【Key words】Confuciu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alects;mor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