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需要她動力

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節。我們在草木萌動的初春，迎來一個美麗的日子，請向身邊的女性朋友致敬，請為我們的姐妹祝福。

這是第104個國際勞動婦女節。一個多世紀以前，它的設立，鼓舞全世界勞動婦女為爭取婦女解放而斗爭。中國的婦女運動發展到今天，婦女事業在國家全局中的戰略地位更加凸顯，已成為社會進步和人權狀況的鮮明標志；婦女的生活環境、社會地位和精神面貌也已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女性正以自身活力和風采展示著中國形象、傳播著中國故事。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女代表、女委員們履行職能、行使權利的身影，讓大會平添亮麗的色彩，展現出一個文明社會和現代國家的魅力。

當然，婦女解放的事業仍然在路上。性別歧視這一頑疾，帶著歷史與文化的慣性，仍在社會生活中頻頻現身。眼下正是畢業生求職季，不少女大學生遭遇就業性別歧視，明目張膽拒絕的不少，含糊其辭婉拒的更多。再比如，盡管我國各層次女干部比例穩步增長，但離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仍有較大差距。只要有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存在，婦女解放自身的努力就不能停歇。

“娜拉走后怎樣？”91年前，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講臺上，魯迅先生發出此問。今天，離不離家對于獨立的現代女性來說，早已不是一個糾結的問題，但這一問包含的常識判斷仍然有效——逃出藩籬的“娜拉”，能否順利走向社會，能否平等參與經濟社會的發展？《201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給出的答案喜憂參半：全球范圍內健康與生存、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性別差距已不那么顯眼，但經濟平等和政治參與的差距仍然很大。

女性帶給世界什么？當女性從社會、歷史與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充分釋放“她智慧”和“她力量”，世界會擁有更多的美麗印記。女性的操持與營造，能讓一個家庭生機盎然；女性的創意和付出，會給一個社會注入柔性的力量。而近些年來，活躍在國內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女性越來越多，人們發現，女性更人性化的行動風格、更強烈的人格魅力和親和力，會讓世界變得可愛起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最大限度地激發群眾的首創精神，婦女這支偉大的人力資源能否得到充分開發，不僅關乎婦女解放事業，也關系著我們能否順利抵達光輝的目標。

巾幗建新功，共筑中國夢。中國夢里有“她們”的期盼，也離不開“她們”的努力。夢想化為現實的時刻，也必將是這樣生動和諧的圖景：兩性平等享有資源和權利，各自煥發潛能和優勢，共同參與經濟社會發展，共同享有發展成果。

第二篇：改革動力方向方法

人民日報披露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方法

“上”與“下”的呼應—— 2013年11月11日 04:07 來源：人民日報

核心提示：11月9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人民日報8日起就全面深化改革刊登系列述評。文章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改革要“上下呼應”，摸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結合；“點面協調”，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結合；“變穩平衡”，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度結合。

相關文章指出，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涵蓋政府職能轉變、市場體系建設、金融體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國家企業居民之間、中央地方之間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這些都是“硬骨頭”。

文章說，更好的教育、更滿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會、更清新的空氣，就是改革要觸及的“穴位”。

統籌協調，上下呼應闖險灘（全面深化改革·方法篇）

本報記者 龔雯 許志峰 王珂

改革無坦途，路該怎么走？

35年改革實踐，我們黨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高超的智慧不斷探索改革路徑，積累了寶貴歷史經驗，創造了推進中國改革大業的方法論。

方法正確，改革事半功倍、破浪前行。

今年7月，總書記在湖北調研時指出：“必須從紛繁復雜的事物表象中把準改革脈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系。”這是對改革經驗的寶貴總結，對改革方法的科學概括。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把握改革規律，為改革再次謀篇布局。

摸石過河與頂層設計結合

今年10月底，一項新舉措牽動人心——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在全國推進。

此前，按照政府轉變職能、簡政放權的總體改革思路，北京中關村、上海浦東、廣東等地先后試水企業登記制度創新，“寬進嚴管”引發企業注冊熱潮。

它是頂層設計與“摸石過河”相結合的成果之一。從發

軔于安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到萌芽于深圳小漁村的特區開放，35年來許多重大改革都源自地方創新，再由國家指導支持，最后在全國推廣普及。“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良性互動，折射“中國智慧”。

改革是復雜的系統工程。當改革打響攻堅戰，迫切需要把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結合起來，在摸石過河中把握規律，在統籌規劃中推進改革。

強調頂層設計，是改革的大局觀。

趟深水，過險灘，“導航儀”不可或缺。有科學的頂層

設計，才有合理的改革路徑；有明晰的系統謀劃，才有扎實的改革措施。

我們面對著這樣的現實：表層麻煩解決了，深層問題凸顯了；顯性癥結化解了，隱性風險浮現了；發展水平高了，訴求也更龐雜了。新舊矛盾糾結，利益藩籬交錯。缺乏頂層設計，改革難以凝心聚力，有的改革不僅要頂層設計，還要頂層推動，全面改革拒絕碎片化。

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涵蓋政府職能轉變、市場體系建設、金融體制改革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涉及國家企業居民之間、中央地方之間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啃掉這些“硬骨頭”，非一個地方或一個領域能夠單打獨挑，必須從頂層謀篇布局。

十八大報告提出“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今年9月，35個成員單位組成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建立，直接受國務院領導，超越條塊利益的頂層設計有了更具體的依托。

改革不斷深入，各領域各環節改革的關聯性互動性明顯增強，每項改革都會對其他改革產生重要影響，每項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協同配合。

推進新型城鎮化，戶籍屏障不拆除、公共服務不均等、尊重基層首創，是改革的群眾觀。

不久前，一份《關于促進改革創新的決定》在上海出臺，給不少人帶來觀念的震撼。因為它不僅獎勵改革創新福利溝壑不填平，農民如何變市民？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銀行存貸利差縮小、競爭加劇，金融風險如何防控？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企業成本上升，經營困難如何應對？完善社保制度，必然加大財政收支壓力，財稅體制如何與此相適應？

者，更強調對“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創新失敗者”實行“免責”，允許試錯，寬容失敗。

億萬人民是改革主體。尊重基層首創精神，就要集思廣益，鼓勵先行先試，讓群眾探索實踐的涓涓細流，匯聚為推動改革的滾滾熱潮。越是牽涉面廣、關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往往難度越大。問計于民，問需于民，讓每一份改革方案集民智、順民意，才會破解千難萬難。

“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十八大以來，上與下的呼應，最大程度聚合著改革正能量，激發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會的積極性創造性。

“點”與“面”的協調—— 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結合

9月29日，中國境內首個自貿區在浦東揭牌。這塊28.78平方公里的“試驗田”，要做的文章并不止于“自由貿易”，還涉及外資、財稅、物流、政府行政管理等諸多領域的改革探索。

“不是栽盆景，而是種苗圃”。在自貿區的框架設計中，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的思路清晰可見。

改革從一開始就非簡單的修修補補。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總布局，全面深化改革更需把握好點與面的辯證法。

全面，意味著不能單兵突進。

改革是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必須增強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全面，并不代表遍撒胡椒面。

深化改革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選擇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為突破口，以點帶面，牽一發而動全身，對改革大局尤為關鍵。

矛盾有主次。抓準主要矛盾，“小切口”能解決“大問題”。十八大以來，簡政放權這一“馬前卒”疾步快跑，2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取消或下放，推動政府“自我革命”；“營改增”漸次鋪開，對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財稅關系形成倒逼??牽住牛鼻子，可以“一子落而滿盤活”。

訴求有緩急。更好的教育、更滿意的收入、更公平的社

會、更清新的空氣??群眾關注度高、反映強烈的問題，就是改革要觸及的“穴位”。在這些緊要處發力，改到痛處，改得徹底，既是改革的題中之義，也能凝聚社會共識、提振改革信心。

沒有整體推進，改革會顧此失彼；不搞重點突破，改革會節奏迷亂。

眼前和長遠相統籌，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漸進和突破相銜接，把握好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展示了我們黨從容駕駛改革航船的智慧、技巧與能力。

“變”與“穩”的平衡—— 2

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度結合 改革既要謀變，也要求穩。

35年的改革沒有采取激進式休克療法，不搞一步到位，而是采取“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的漸進辦法，避免社會震動過大，較好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

發展成果無法惠及最廣大群眾，改革會失去動力，發展將沒有意義，穩定的環境就難以保證，建設和諧社會就離開了民意根基。

“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結合點”，體現了我們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基本理念。

從利益格局的調整，到體制機制的創新；從各方訴求的改革是動力，停不得；發展是目的，慢不得；穩定是平衡，到發展方式的轉型??挑戰前所未有，改革穩中求進。前提，“冒”不得。今天，改革發展穩定彼此交融的態勢日益明顯，相互作用的趨向更加突出，必須在三者之間找到平衡點，確保全面改革順利進發。

把握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膽子要大，步子要穩。

膽子大，才能啃動“硬骨頭”。全面深化改革處于經濟轉型的新階段，面臨多元多變的新環境，改革不再是先前皆大歡喜的“帕累托改進”，需要用更大的政治勇氣闖關奪隘，不失時機地大膽開拓。改革越前進，發展就越有底氣，抗風險能力越強，越能獲得積極的社會穩定。如果因為局部利益和短期風險而顧盼猶疑，就可能前功盡棄。

步子穩，才能掌好“方向盤”。全面深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關系調整，無論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還是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都應科學權衡。推進存量利益的優化，更要穩妥謹慎，任何改革方案的設計和推行，必須統籌各方利益關系，最大限度減少阻力，消解隱患，使改革從易到難、從小到大、從外圍到核心、從增量到存量循序推進。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堅持把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程度統一起來。

今年，改革新政密集出臺，項項造福社會造福人民：“營改增”為企業減輕上千億元稅負，20多個省份出臺大病保險實施方案，中央財政安排50億元用于專項治污，涉農資金整合拉開序幕，制約民間投資的“彈簧門”、“玻璃門”、“旋轉門”加快打破??

改革的唯一價值，是為人民而改革；發展的終極目標，是為人民而發展。如果改革紅利不能反映在老百姓身上，有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指引，有體現人民意志的改革布局，有凝聚各方智慧的改革方法，中國式的改革道路越走越寬廣。

市場取向，效率公平為百姓(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篇)

本報記者 龔雯 田俊榮 吳秋余

《 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0日01 版）改革用什么改變了中國？

從短缺到充裕，從溫飽到小康，從封閉到開放，從僵化到活躍，改革用市場魔棒激活當代中國，煥發蓬勃生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造，中國發展的活力之源，中國改革的不變方向。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高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旗幟，市場化改革再揚風帆。

市場化改革是活力之源

回望來路，才知道中國的改革已走出多遠。

35年改革歷程，就是從傳統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程。

經濟發展離不開資源配置。市場經濟借助供求、價格、競爭等機制杠桿，把有限的人、財、物以最優化的方式分配到社會生產各個領域，快速滿足千姿百態的需求，實現效率3

提高和財富增進。

改革從市場起步，中國需要市場經濟。

35年前，改革起步，國門打開，“市場經濟”第一次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核心是理順“兩只手”的關系

市場化改革千頭萬緒，但核心是理順“兩只手”的關系，進入我們黨的視野。鄧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十二大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十三大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市場取向輪廓逐漸清晰。

21年前，十四大將“市場經濟”第一次寫上社會主義旗幟，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方向更加明確。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奠定我國新的基本經濟制度框架，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了新飛躍；

11年前，十六大宣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了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1年前，十八大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改革的實踐，深化了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市場的作用，增強了我們銳意推進改革的自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改革的每次重大突破，都是在黨中央領導下，以解放思想為先導，實現體制創新和理論創新，向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邁出堅定步伐。

35年來，市場化改革披荊斬棘，一路開枝散葉，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徹底改寫中華民族的命運，成為活力之源、變化之源、發展之源。“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優勢基因組合，顯示出巨大的制度優越性，中國

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看不見的手”要充分施展——

經歷了多年爭論，人們終于明白，任何計劃與行政干預，都不可能比市場這臺“超級計算機”更高明。

今年以來，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央沒有出臺大規模刺激計劃，而是加快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面對所謂銀行“錢荒”，沒有降準、降息一味“放水”，而是在適度提供流動性的同時，讓利率杠桿調節資金需求；面對實體經濟發展困難，不是急于輸血，而是放寬準入門檻、降低創業臺階，使民營銀行好夢成真，“零成本”注冊遍地開花。

“看得見的手”要真正有效——

市場一旦失靈，政府就要出手：“一袋奶粉”曾讓千家萬戶頭疼。今年，“奶粉進藥店”，最嚴監管重塑國產品牌公信力；“6家奶企罰款6.7億”，最大反壟斷罰單逼出奶粉降價潮。

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

在市場化改革中，政府不可隨意而為，但也不能無所作為。從“劃槳”變“掌舵”，從“全能”變“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擔當，把該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實將職能轉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當好“守夜人”。用好“兩只手”，呼喚政府“革自己的命”，使越位的歸位、缺位的到位、錯位的正位。十八大以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刀闊斧，展現了壯士斷腕的勇氣。

更好地兼顧效率與公平

“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改革開放初期，“效率就是生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人們的追求。今天，“財富蛋糕”越做越大，“公平焦慮”卻越來越多，人們對公平正義呼聲強烈。

向市場經濟要效率，向社會主義要公平。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提升效率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公平正義，改革就能最大程度地凝心聚力。

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動搖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和內在要求。種種不公平社會現象，并不是市場取向改革的必然結果，而是由于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夠完善。堅持市場化改時間緊迫，距離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只有短短7年：任務繁重，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革方向，就要在改革中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勢，消除不完善因素，尋求改革的“最大公約數”，讓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避免“權難制衡，利難共享，人難出頭”。

要促進權利公平。通過戶籍、社保等制度改革，彌合“城鄉二元鴻溝”，保障每個社會成員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別讓一紙戶口簿擋住農村人口的平等養老和醫療、擋住農家子弟的平等教育和高考、擋住農民工的平等勞動和報酬。

要促進機會公平。打破行業壟斷、降低準入門檻、簡化行政審批，讓不同類型的經營者平等參與、同臺競技。

要促進規則公平。在一些地方和領域，很多人寧信“潛規則”、不信“顯規則”，“不找熟人不安心、不送紅包難放心、不走關系總擔心”。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健全法律體系，用法治處理經濟生活中的一切事務，各種利益主體才能公平競爭，釋放創造潛能。

更好地兼顧效率與公平，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和社會的作用。政府既要跟上市場節拍，又須守護公平正義，每一次改革都應考量：是不是“保障大多數人切身利益，體現公平正義的價值，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保基本，補短板，兜底線”。同時，“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讓社會力量成為維護公平正義的“調節器”。

今年，一項項促公平、惠民生的舉措接連亮相：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九連增”，前三季新開工保障房620萬套，600萬戶小微企業享受與個體工商戶同樣的稅負，提高城鄉低保標準，金融和鐵路等領域向民間資本開放，國務院決定建立健全社會救助制度??

還需攻堅克難。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只有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才能充分激發市場活力。”今年以來，改革繼續朝著市場化方向闊步前行：

國務院多個機構調整撤并、取消和下放300多項行政審批等事項、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營改增試點在全國推開、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降低公司注冊資本登記門檻、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

市場化改革越往前走，觸及的矛盾越深，涉及的利益越

復雜，遇到的難題也越大。目前，影響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的因素依然存在，市場化改革面臨新挑戰。破解前進中的舊痼新疾，進一步激發全社會活力和創造力，亟須加大市場化改革力度，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沖破利益固化藩籬，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巨輪駛入更遼闊的海域。

人們對下一步市場化改革寄予熱望：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縮小貧富差距；啟動新一輪國企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土地、戶籍、社保制度等改革要破題，促進新型城鎮化；財稅、金融、投融資改革要大力推進；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要加快形成；市場要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改善民生和加強公共服務??

改革無止境，方向不動搖。

十八屆三中全會繼往開來，市場化改革站上新起點。沿

著這個方向挺進，我們堅定不移，壯志滿懷。

改革開放，永續發展激活力(全面深化改革·變化篇)“看得見的手”精心調控，讓風景這邊獨好。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回落明顯，黨中央保持定力、穩定政策，堅定推動改革，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長7.8%，結構調整也呈現積極變化。

本報記者 江夏 趙永平陳仁澤 《 人民日報》（2013年11月09日02 版）

今天，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國，聚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注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

35年，改革開放大潮奔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今天，深化改革攻堅克難，將全力打造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第二季”。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傾聽中國前進的足音，我們更加清醒，更加堅定。

中國實力

從貧困到小康，從短缺到豐裕，從封閉到開放,中國距離民族復興的夢想越來越近

如今，無論你身處何地，都能真切感受到中國發展的強勁脈動。

世界舞臺，中國影響力越來越大。

金秋十月，印尼巴厘島的APEC峰會，中國代表團新聞中心大廳內人頭攢動，許多外國記者前來詢問日程，不少人能用流利的漢語提問。墨西哥海濱小城的G20峰會，“中國態度”影響世界經濟走向。這樣的場景，已成為常態。中國企業、中國游客，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中國分量越來越重了。國際傳媒巨頭默多克慨嘆，“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

應對挑戰，中國能力越來越強。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看不見的手”潛移默化，迎戰非典、抗震救災，依托應急管理體系，應對更加有效有序，社會心態也更加成熟理性；一系列“頂層設計”，為恢復重建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支撐。

快速發展，開放的中國更加自信。

當年，世界著名時裝設計師皮爾·卡丹走在北京大街上，曾引來了無數中國人的圍觀。可如今，獨具中國特色的絲綢、中國紅成為世界時裝周上的重要元素。加入WTO，中國加速融入世界。從北京奧運會到上海世博會，從三峽工程到青藏鐵路，從“神舟”飛天、“蛟龍”探海到首艘航母“遼寧艦”交付，中國人從未如此底氣十足。

這背后，源于中國實力。

——經濟從“瀕臨崩潰”走向“世界引擎”。35年，中

國經濟總量增長142倍，全球排名躍居第二，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如今，中國不到3天創造的財富，就超過1978年全年。

——生活從“溫飽不足”走向“全面小康”。近十年，中國農村的脫貧人數，相當于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數量。城鄉收入大幅增長，出行越來越方便，生活越來越多彩。

——社會保障從低水平到制度全覆蓋。公共財政的陽光

更多灑向民生領域，五項社會保險制度基本建立、逐步完善，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基本形成，織就世界上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安全網”。

——對外開放從大規模“引進來”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參與更深：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186倍，2012年出口躍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連續七年世界第一；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更大：2008—2012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20%，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

從貧困到小康，從短缺到豐裕，從封閉到開放，13億中國人意氣風發地融入文明現代的新生活，我們離民族復興的6

夢想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

中國活力

掙脫體制羈絆，長期被束縛的社會生產力解放出來。從過去公有經濟一花獨放，到如今多種經濟主體百花盛開，經濟細胞更有活力；從過去一塊肥皂、一盒火柴都由國家定價，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深度融合，人的積極性大迸發，社會生產力大解放

中國實力的背后，是改革開放釋放的巨大活力。“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之后，總書記在廣東調研時的鏗鏘話語，既是對歷史的深刻總結，也是對未來的鮮明宣示。

回首35年改革路，一個個鏡頭躍然眼前：

第一個實行包產到戶的小崗村，當年為求個活路甘冒坐牢風險。如今，種糧大戶、家庭農場到處涌現，億萬農民快步融入國家現代化進程。

第一個個體工商戶章華妹，當年曾為賣點紐扣提心吊膽。如今，民營經濟已占據中國經濟版圖的半壁江山。

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當年為“4分錢獎金”驚動了中南海。如今，上海自貿區，借鑒國際通行規則，試行“負面清單”模式，形成敢闖敢試的寬松氛圍。

??

這是思想活力競相迸發的35年。

沖破精神枷鎖，長期被壓抑的積極性迸發出來。打破“大鍋飯”、“鐵飯碗”，曾經被固定在土地、車間、單位的人們，現在可以自由流動，自主擇業、就業、創業。一個個追求美好生活的個體匯聚成推動社會變革的巨大力量。

這是市場活力激情四射的35年。

到如今絕大多數商品和服務都是市場定價，各種要素活躍起來，僵化的計劃體制已經被市場配置資源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越走越寬。

改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發活力！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改革，堅持市場取向，瞄準“難啃的硬骨頭”，一系列“破冰”之舉加大了“放活”力度：

更大規模放權。簡政放權，是新一屆政府“開門第一件大事”。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地方放權。今年以來，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300多項行政審批等事項，政府正從“全能”變為“有限”，從“管制型”變為“服務型”。

更多行業“松綁”。給民企松綁，涉及國計民生的多個領域放寬市場準入，給小微企業減稅，推進公司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加速打破民間投資“玻璃門”。

更高層次的對外開放。啟動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與歐洲國家瑞士和冰島簽署了自貿協定，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在更大范圍、更高水平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

今天，改革正從單項突破到綜合配套，從經濟領域向政

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推進。中國，從來沒像今天這樣充滿朝氣和活力！

中國動力

經濟發展引擎正在換擋，加快轉型升級，建設生態文明 35年改革創造中國奇跡，也伴生日益突出的問題：人們普遍富裕了，但貧富差距拉大了；經濟高速發展了，但資源、環境付出的代價太大了；眼睛盯著GDP多了，社會建設落后了，還有產能過剩、霧霾圍城、食品安全事件、腐敗嚴重??“發展起來的問題一點不比不發展時少”。7

改革，一直在前進中不斷反思、不斷突破。面對成長的煩惱、發展中的問題，黨中央審時度勢提出科學發展觀，《 人民日報》（2013年11月08日01 版）強調發展要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全面協調可持續。十八大的召開，讓中國的改革開放站上新的高點。

隨著改革步步深入，中國發展的動力機制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面對產能過剩，加快轉型升級。發展更注重持續的“動力源”，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增強發展內生動力和長遠后勁。“不以GDP排名比高低、論英雄”，不少地方主動調低增速目標，為轉方式、調結構留出更大空間。今年以來，宏觀調控嚴控“兩高”行業，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4%。

推進結構調整，加快釋放內需潛力。今年上半年，內需拉動經濟增長7.5個百分點，其中消費拉動3.4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7%，這說明增長動力正加速切換。

人口紅利衰減，加快創新驅動。一系列主動調控的決策舉措，不斷釋放創新動力，“寬帶中國”戰略上路，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45.3%。北京中關村平均每天誕生11家科技企業，中國超過美國成為跨國公司研發目的地首選國，“人口紅利”正在轉變為“人才紅利”。

突破資源環境約束，加快建設生態文明。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建設美麗中國，最終目標是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今年以來，國務院部署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中央財政安排50億元用于專項治污。

“開弓沒有回頭箭”。只有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痛下決心打破體制機制藩籬，才能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不竭動力。正如外媒感嘆的，中國不再僅僅是世界工廠，“中國將成為全球增長的發動機”。

三中全會，歷史抉擇樹航標（全面深化改革·決策篇）本報記者 皮樹義 朱劍紅 陸婭楠

開欄的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天開幕，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即

將展開。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從今天起，本報推出“全面深化改革系列述評”，敬請關注。

又是一次三中全會。

金秋北京，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引來無數金色暢想。

又是一座歷史豐碑。

關鍵時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再次勾畫宏偉藍圖，推動改革邁出關鍵步伐。

回首35年改革，黨中央已召開了7次三中全會。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七屆三中全會，每次三中全會，黨中央都站在歷史潮頭，果敢抉擇，科學部署，引領改革闊步前行。

7個三中全會，7座歷史航標。舉世矚目的第八個三中全會，必將樹起中國改革發展航程上的新航標。

改革的航標燈

三中全會總是在關鍵時刻，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抉擇，一次三中全會就是一次重要抉擇。

1978年的中國，就站在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走出文革“十年**”，百廢待興。經濟瀕臨崩潰，商品匱乏，百姓生活艱難，世界快速變化。面對此情此景，經濟迫切需要增強發展后勁，社會迫切需要化解突出矛盾，人民迫切需要公平正義。這些都離不開深化改革。改革正從面對具體的經濟問題轉向面對相互交織的經濟社會矛盾，改革正從經濟體制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中國共產黨人偉大覺醒，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決定，把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改革開放的壯麗畫卷在神州大地徐徐展開。

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從傳統計劃經濟來，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去。

改革就是要解放生產力，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排斥市場，壓抑活力，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的改革探索，使改革的方向越來越明晰。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搭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十年后的2003年召開了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啟了深化市場化改革的新航程。

又是十年過去，中國再次站在了一個歷史新起點。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總量從1978年的“世界第十”，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從“瀕臨崩潰”變為“世界引擎”。但是，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低，傳統的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在哪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腐敗嚴重等社會矛盾壓力日增。中國能不能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10月的上海外高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綜合服務大廳，一派熱鬧景象：20多個服務窗口前人頭攢動，前來咨詢和注冊的長隊一直排到樓外。掛牌剛一個月，自貿區就新增234家企業，外資新設企業的平均注冊資本是去年同期的7倍。建立自貿區這項大膽的改革給上海經濟帶來了新活力。

明體制全面進發。

改革越是攻堅克難越需要勇氣。正如總書記最近所說：“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開創發展新局面，就必須實現改革新突破。”

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再次果敢抉擇，指引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加油站

三中全會總是集中人民的意志，為改革注入新的動力 改革是億萬人民的堅強意志，一次全會就是一次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

那是一個為人熟知的故事：35年前一個冬天的夜晚，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位農民偷偷在一份契約上按下了手印，“寧愿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這是每到秋收就被迫出門要飯的小崗村農民的悲壯之舉，也是廣大農民有糧吃、有錢花的樸素愿望。

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1984年3月，福建省55位國有骨干企業的廠長經理在《福建日報》上呼吁：請給我們松綁。這是國有企業擺脫僵化體制束縛的大聲呼喚，也是廣大人民群眾對解放生產力的迫切要求。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社會進步的追求，是改革的根本動力。民有所呼，黨有所應。每一次三中全會都順應民意，為改革注入新的動力。

小崗村農民的呼聲得到了回應。十一屆三中全會讓改革首先在農村開花結果，廣大農民走上脫貧致富道路。1998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9

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部署加快農村改革。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再一次對深化農村改革做出決定。改革惠及億萬農民，希望的田野生機勃勃，社會主義新農村畫卷斑斕。

改革是一場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單兵突進。審時度勢，科學決策，精心組織，黨中央在駕馭復雜局面中展示大智大勇。

歷次三中全會在部署改革任務時，都要部署加強黨對改福建廠長們的呼聲得到了回應。1984年10月召開的十革的領導，用科學的方法推進改革。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結合，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揭開了城市經濟和企業改革的大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國有企業活力煥發，民營企業茁壯成長。

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正是因為尊重人民意愿、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改革才得以穩步推進。

“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一點不比不發展時少”，改革帶來成就也帶來了更多的期盼。最近，人民網關于“改革心聲”的大型調查，表明人們對新一輪改革最為關切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改革。人們期待經濟更有活力，生活更有保障，社會更加公平。

人民的新期待就是改革的新目標。十八大以來，多項重點領域改革有序推進。匯聚更多民意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更多地回應人民的呼聲。

改革的百寶箱

三中全會總是駕馭復雜局面，科學組織改革 改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一次三中全會就是一次領導改革能力的提升。

價格闖關是改革史上第一次遇到的重大挑戰。1988年，為了革除價格雙軌制帶來的弊端，中央準備一舉放開絕大多數商品價格，由市場調節。消息傳出，各地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搶購風潮，當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飆升到20%以上。這年9月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果斷決定，把今后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黨中央第一次提出了改善宏觀調控以及綜合改革的理念，這成為此后推進改革發展的兩項基本方法。

重點突破與統籌協調結合，尊重群眾創造與頂層設計結合??一系列科學方法的運用，保證了改革有序推進。

改革進入深水區，渡過深水區，需要方向，更需要方法。

“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對沖，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博弈。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這樣描述今天改革所面臨的復雜局面。無疑，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又一次考驗領導改革的能力和智慧。

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要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稿已經在黨內外一定范圍征求了意見，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今年以來，中央領導同志密集到基層調研，了解民情，問計于民。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總結改革經驗，匯聚各方智慧，決定將成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35年風雨兼程，35年挑戰接踵。一次次穿過風雨，一次次越過挑戰，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以更大的勇氣、更高超的智慧，續寫改革新篇章。

第三篇：創新是改革的動力

創新：時不我待的緊迫課題

——學習胡錦濤同志“七一”重要講話有感

創新，一直是我們黨十分重視的問題。進入新世紀，我們黨更把創新放在突出位置，反復加以強調。

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創新精神作出了科學論斷。他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成果。在下一階段的學習中，我們對這個問題在認識上應當進一步深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創新表現在許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應當從整體上、全局上加以把握，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領會胡錦濤同志上述論斷的深刻含義。

創新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法寶

中國革命本身，就是凝聚起中國人民的力量進行新的創造的偉大變革。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東方大國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從誕生之日起，我們黨就面臨著與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盡相同的環境條件和歷史任務。創新任務之艱巨、之重要、之迫切可想而知，唯有不懈創造，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成功。在經歷了革命先驅們的曲折探索之后，我們黨終于走上了一條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式”的革命道路。從反帝反封建任務的提出到國共合作、北伐戰爭、建立工農武裝、創建革命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從二萬五千里長征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八年抗戰、“三大戰役”，我們黨在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創造中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一次飛躍，產生了毛澤東思想。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較長一個時期里，我們黨既經歷了新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快速發展的輝煌時期，也有過像“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失誤。其中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能否在正確認識國情的基礎上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又是在不斷推進思想解放和全面創新中進行改革開放偉大進程的。推行聯產承包、發展鄉鎮企業，創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完善所有制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促進體制轉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步步驚人的新創造，使我們開辟出了走向富強、民主、文明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光輝道路。也正是在這樣的“第二次革命”中，我們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二次飛躍，產生了鄧小平理論。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們黨繼續不斷推進思想解放和全面創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新的階段。世紀之交，我們黨深刻總結世界社會主義的經驗教訓，總結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驗，在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基礎上，又創造性地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的創新精神貫穿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全過程，也給富有創新精神的中國共產黨以無窮的動力。

創新是我們黨和國家面臨的緊迫任務

進入新的世紀，我們正處在國際國內形勢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之中，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重大課題。如何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和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把握時代進步潮流，不斷調整和完善發展戰略和策略，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加快發展步伐，贏得優勢和主動地位；如何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繼續推進改革，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如何在堅持四項基本

原則的前提下，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鞏固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如何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不斷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等重大課題，都需要作出理論和實踐上的回答。

這些關系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重大課題，老祖宗沒有說過，前人沒有做過，沒有現成經驗可循，但又很現實地擺在了全黨全社會面前。我們只有以創新的精神、創新的辦法，抓緊解決這些重大課題，才能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鄧小平同志說過，“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更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創新精神作出了科學論斷。形勢逼人，不進則退。大的創新帶來大的發展，因循守舊就會止步不前。只有從這樣的高度去領會大力創新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意義，才能理解得更加深刻、更加透徹。

天津廣播電視報目前在本市的報紙行業深受競爭格局的影響下，面臨了極大的困境，為此，我們在深刻認識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創新精神的科學論斷后，認真研究了報紙面臨的局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力圖通過改造目前報紙的副刊——《快樂周末》，賦予《天津廣播電視報》新的購物服務功能，實現《天數廣播電視報》在原有電視節目檢索功能基礎上的多功能增值服務。并以此為契機，改變以往的醫療、藥品為主的廣告行業單一的經營局面，大面積引入新行業廣告，大幅度提高廣告收入。對于目標讀者群體將實現以下的目標：1.實現中底收入的群體的沖動購買。2.提升現有讀者群體對廣告的關注度。

創新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

創新涉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等各個方面，涉及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社會系統工程。胡錦濤同志強調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是在總攬大勢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為發展偉大事業而提出的三個最為重要方面的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是緊密相關、有機聯系的一個整體。理論創新是前提，是基礎，是先導，思想觀念的更新必然帶來人們積極性、創造性的極大發揮；制度創新是關鍵，是根本，是保障，制度上每一次重大的完善必然帶來黨和國家整體面貌的重大變化；科技創新是重點，特別是當今科學技術在經濟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的情況下，加快科技進步對于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學習胡錦濤同志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創新精神的科學論斷后，我們報紙此次的內容調整將緊貼市場，強調實用性，機制建設上實現工作量化管理，分配機制和創收直接掛勾，實現科學目標管理體系。此次的《快樂周末》副刊風格將以系列信息為主線，表現形式時尚，內容緊貼市場，強調樸實實用，逐步形成平面賣場的總體風格。

創新需要無畏勇氣和科學態度的有機結合創新，就要立新論、講新話、辦新事，就會涉及對一些既有觀點的修改和完善，會改掉甚至否定一些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東西。特別是在對新事物取得廣泛的共識之前，創新者很可能要經歷“曲高和寡”或“孤立無援”的時期，需要承受別人的誤解和各種壓力。因此，創新首先需要有對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追求的高尚情懷，有勇于犧牲自我的勇氣。同時，創新又不是莽撞行事、隨心所欲，而必須樹立科學的態度，掌握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用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指導創新實踐，確保創新的正確方向，提高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善于學習借鑒，夯實知識基礎，掌握最新成果，使創新建立在較高的起點和扎實的基礎之上。創新的目的在于推動社會實踐，而又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邊創新、邊實踐、邊總結、邊提高，就能不斷擴大創新的成果，就能不斷顯示創新對社會的巨大推動作用。同樣的，在目前我們的改革中，我們面臨了許多的新問題、新麻煩，但創新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也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人們都來關注、支持和推進創新，我們的黨和國家就會永葆生機活力，永遠興旺發達。

要創新必須要建立三種機制

創新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不同時期要賦予創新精神不同的主題，使創新精神成為激勵人們奮發向上的強大精神動力。為了更好地弘揚創新精神，我們應建立三種機制：一是激勵機制。應當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鼓勵人們參與奉獻，要引導人們從小處著眼、從身邊的事情做起，形成人人敢于奉獻、善于奉獻、樂于奉獻的氛圍。在抗擊非典中，社會各界唱響了弘揚奉獻精神的贊歌，應該通過激勵機制，把這曲贊歌持續唱下去。

二是懲惡機制。懲惡是為了更好地揚善，除了依照法律和紀律查處違法、違紀者外，對違反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的人和事也應作出相應譴責。比如：考查干部時，不僅要考查其政績，還要了解其家庭、社區、社交圈的情況。

三是保障機制。奉獻是不計報酬、不圖回報的付出。這種付出一般是奉獻者自身能夠承受的，但是，如果超出了其承受能力，比如奉獻者發生致殘、致死等情況，其本人和家人就會成為需要救助者。社會、國家和集體應當使奉獻者得到充分的保障和相應的補償。這種保障和補償除了精神上的表彰獎勵外，物質上的幫困解難更為重要。我們要盡可能使英雄“流血流汗不流淚”，使奉獻者得到安慰，免除后顧之憂。

我們深刻理解創新，為在報紙改革中體現創新思想，我們建立了相應的管理體系，即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成立策劃及行業管理兩個機構，充分適應與市場對接，適應廣告的開發與承攬，機制建設上實現工作量化管理，分配機制和創收直接掛勾，實現科學目標管理體系。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指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有論述，但把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堅持黨的先進性聯系在一起，上升到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以胡錦濤同志的“七一”重要講話為行動指南，用創新精神指導我們的改革，我們就能夠在創新中有所獲得，并最終取得我們事業的成功。

第四篇：新課程改革需要“軟著陸”

新課程改革需要“軟著陸”

《傳播學論壇》2006年第12月29日作者： 查有梁

2001年6月8日，經國務院同意，教育部印發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以下簡稱《綱要》）的通知，掀起了新一輪課程改革。如果讓廣大教師好好研讀這個文件，結合各地的教學實際進行課程改革。采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辦法，相信廣大教師的理解力和執行力，從師生中來，到師生中去，允許對《綱要》進行多角度的解讀，漸進地、穩妥地進行課程改革，這有可能讓新一輪課程改革取得一定成效。

這個《綱要》專門在題目后，寫上“試行”這兩字，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實事求是的態度。現在《綱要》已“試行”了6年了，小學已經過一個周期，初中已經過兩個周期了，應當以科學態度，認真總結“試行”的經驗和教訓。應當允許不同意見都得到平等地、充分地發表機會。

《綱要》剛發表，于2001年8月就出版發行了，由朱慕菊主審，由鐘啟泉等人主編的《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另一標題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解讀（以下簡稱《解讀》）。官員與學者結合，在全國范圍強力推行對《綱要》的唯一一種“權威”式的《解讀》。一位教師希望我一定要看一看，我看完《解讀》之后，深為焦慮。其中，有不少章節是一些學者們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有學術價值的。但從一個整體看，將這些成果組合在一起，作為對《綱要》的權威“解讀”，問題就大了！“部分”好不能保證“整體”好。整體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線性疊加”。《解讀》洋洋近40萬字，將簡單問題復雜化，讓人抓不住要領。其中，有不少關鍵處都采用較為絕對“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理念太好，但難以操作；理念太高，但很難實現。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教育內部也一直在進行相應的課程改革，《解讀》幾乎無視這些課程改革的成功之處，試圖從2001年《解讀》開始，重新開創中國教育史的“新紀元”。我國改革開放最成功之處是采用“漸進式”的改革。但從《解讀》看來，課程、教材、教法、學法，都必須來一個“根本轉變”要“突變”。經過6年新課程改革的“行政推動”，其中存在不少問題，急需解決。最近，我在一次講學中，一位當過教師的農村鎮長質問我：“這種運動式的、突變式的、大躍進式的課程改革，叫我們廣大農村教師無所適從，你說，對還是不對？”對此，我內心深感震撼。

鐘啟泉教授在《中國教育報》（2006年12月15日）發表《對話》，標題是：《義無反顧奏響課程改革進行曲》。僅就《對話》來看，我認為，作為這次課程改革的專家組組長，他沒有認真“反思”，沒有認真思考許多同行專家的批評。他仍在堅持對《綱要》最初的《解讀》，而且還有“發展”。別的專家持另一種“解讀”影響不大，但鐘啟泉教授，作為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專家工作組組長，如果對《綱要》“解讀”稍不正確，影響可就大了！我認為，《對話》對“課程改革”仍有明顯“誤導”。僅就《對話》一文看，就有五點誤導。

誤導之一：“教育基本價值的轉向，這就是從精英教育轉型為大眾教育，從強調對少數有學術才能學生的培養，轉到強調對全體學生的全面素質教育。”

這又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我們在《綱要》中，看不到這種“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理解。這對“課程改革”是一種誤導。這種誤導，很不利于“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對基礎教育的指導

方針都是大眾的“普及教育”，“精英教育”一直受到嚴厲批判。改革開放以來，人們認識到“普及教育”的同時，需要“提高教育”，于是，給“精英教育”留下了生存空間。這與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步采用“非均衡”的發展戰略相一致。環顧全球，尤其看看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他們都是“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同時并重，波浪式地發展，而并非用一個否定另一個。在大眾教育的基礎上，認同精英教育；在精英教育的引導下，發展大眾教育。“大眾”與“精英”沒有等級差別，只是社會分工不同。大眾中要涌現精英，精英要服務大眾。“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是對立的，但又是統一的，這是辯證法。采用這種辯證思維這才有利于國家的發展，民族的興旺。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在發展“大眾體育”的基礎，實施了“精英體育”，在世界比賽中，包括奧運會上，取得了許多“金牌”；中國發展了“大眾教育”，卻拒絕或沒有真正實施“精英教育”，導致在科學、技術、文化的前沿領域內，原創性的創新很少；中國人在中國本土上至今未獲得過諾貝爾獎；中國實行“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十分需要在各行各業中都有大量“精英”人才，通常稱為“杰出人才”。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能簡單選擇“從精英教育轉型為大眾教育”這樣的價值觀。否定“精英教育”，只采用“大眾教育”，中國就沒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沒有可能建設“創新型國家”。

誤導之二：“把‘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作為與‘知識與技能’同等重要的目標維度。”“真正使每一個課堂都成為落實三維目標和學生學習、生活與發展的場所。”

首先，把“知識與技能”只作為“三維目標”中的“一維”，就決不是《綱要》的本意。知識重在“邏輯性”，是“認識世界”；技能重在“操作性”，是“改造世界”。知識與技能是有關聯的，然而又決非是同一的概念，不能作為“一維”看待。我國教育界重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即所謂“雙基”。從來沒有人認為重視“雙基”是錯誤的，也從來沒有任何教育理論論證過重視“雙基”是錯誤的。《綱要》是重視“打好基礎”的。

其次，“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連在一起使用，這是從外國引進的。在中國，“價值觀”是與“世界觀”、“人生觀”聯系起來使用的。課程目標的“每一維”上都有“價值觀”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知識”、“技能”、“態度”、“方法”對學生更有意義，都涉及“價值觀”。“價值觀”是一個哲學層次的大概念。在中文里，將“價值觀”僅僅與“情感態度”相聯，至少是詞義搭配不當。

第三，“過程與方法”作為一維，也不妥。在“科學方法論”中，沒有這種看法。把重“過程”這種方法，上升到與“所有方法”等價的地位，是片面的。重“過程”可以認為是重“歷史”，在“科學方法論”中，“歷史”應當與“邏輯”相結合才是較為科學的方法。

鐘啟泉教授最大的誤導在于，他強調“真正使每一個課堂都成為落實三維目標的場所”。這絕對不是《綱要》的要求。《綱要》是從整體上提出這些目標。當前，新課程改革中，要求教師每一節課中，僅僅有40分鐘，一定要落實“三維目標”，這必要嗎？這可能嗎？在基礎教育中（1～9年級）一節課的教學，一定要“從學生實際出發，抓住主要矛盾”，這正是百年來廣大教師的教學經驗。教師們在過去學習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都認識到教學要“從實際出發”，“抓主要矛盾”。一節課的教學目標必須專一，不可能完成太多

目標，目標過多，其結果必然是所有的目標都落空。哪有可能一節課面面俱到，要“落實三維目標”？這真正害苦了全國的中小學教師！一節課要求教師僅僅寫“教學目標”這一項就要寫上幾百字。這是典型的“新八股”！教學是藝術，要在全國范圍推行一種作法，不可能成功。“情感態度”，還有“價值觀”，等這些目標，是長期目標，不是短期目標；是隱性目標，不是顯性目標；是整體目標，不是局部目標。“情感態度”，以及“價值觀”這些目標不可能在一節課內“落實”。一節課中，一定要求教師“寫出”所有的“三維目標”，這幾乎成為“新課程改革”的“標志性建筑”。這就難怪引起許多教師的反感。鐘啟泉教授公開聲言：“現在絕大多數教師不合格”。無意之中就人為制造了“沖突”的隱患，這肯定遠離了建構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

誤導之三：過去的課程實施，“這是一種‘忠實取向’的實施觀”，“而在新的課程實施中更注意‘創生取向’”；“我們面對每一個學生，不僅是學習的主體，而且是學習的主權者”；“教師即課程”。

鐘啟泉教授經常提出一些“新概念”，別人不知有什么“內涵”，這又是對課程改革的誤導。對“教學大綱”、“課程標準”“忠實取向”有什么不對？“創生取向”如何實施？學生不僅是學習的主體，而且是學習的“主權者”？“主權者”是什么意義？“主權”有多大？“教師即課程”，是指課程的“部分”，還是課程的“全體”？“教師即課程”了，“學生的主權”又如何實現？鐘啟泉教授在《概念重建與我國課程創新》一文中，還有一句話：“課程即體驗”。“教師即課程”，“課程即體驗”，那么“教師即體驗”了！教師與課程，都游歷在“體驗”這一較為初級層次上，教學能提高嗎？廣大教師看不懂，許多同行專家也讀不懂。

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形成的。問題提出后，經過努力得到解決，實踐證明為正確，于是，新的概念就逐漸形成了。“問題解決”，“概念形成”，“方法產生”三者是一致的。這是概念形成的真實過程，這是有“認識論”根據的。鐘教授只是提出預設的“新概念”，讓人不知所云，這些“概念”不是在課程改革實踐中“生成”的，又并未真正解決問題，只是為了追求新概念而建構新概念。新課程改革中不應該采取這種“反認識論”的思維方法。

誤導之四：“認識本國的國情不能跟國際發展的現狀割裂開來，也不能跟時代發展的特征割裂開來。‘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孤立地看待‘國情’是愚不可及。”

將“本國國情”與“國際發展”和“時代發展”聯系起來這是對的，但是“國情”本身也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教育領域中的“課程改革”是中國整個社會改革的一部分。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是，實行漸進式改革而非“突變式改革”。另一成功經驗是：不斷深入反思，進行改革的調整，使經濟運行能“軟著陸”，從而保證了改革的成功和向前推進。但是，2001年以來的課程改革，在許多教師看來是“突變式”、“運動式”、“大躍進式”的改革。《綱要》的主體精神是正確的，但課程改革的“權威”對《綱要》的《解讀》卻主要采用一種“非此即彼”的反辯證法的《解讀》。連本國國情都不顧，更不說與“國際發展”聯系了。盡管有不少資深教授和資深院土，及時提出許多中肯的批評，但課程改革的權威專家，幾乎一概

拒之門外，還諷刺為“發霉的奶酪”。對于新課程改革而言，這就談不上深入反思，及時調整，使“飛得太高”的“課程改革”很難“軟著陸”。資深教授批評新課程改革不顧“國情”，鐘啟泉教授反而又回敬為“孤立地看待國情是愚不可及”。同時，又在理論上提出“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統一的，而不是對立的。這一看法，在哲學上是不對的。從辯證法看來，“全球視野”與“本土行動”是對立的，但又是統一的。看不到“對立”，如何統一；否認了兩者的“對立”，即看不到兩者是有差異的，怎能引導“課程改革”真正“合符國情”呢？

誤導之五：“在新課程實施過程中以‘一綱多本’替代舊課程的‘一綱一本’，這是歷史的進步，不能輕易退卻。面對新世紀的教育挑戰，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義無反顧地奏響改革進行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國課程是采用“一綱一本”，其優點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質量較好，錯誤較少。當然，在計劃經濟體系下的“一綱一本”有明顯的不足。早在80年代，我國已提出并實行“一綱多本”了，只是占主導地位的教材仍舊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一綱多本”。問題是：“一綱一本”不行，“一綱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目前的中小學“英語教材”就多達十多種了，“多”就一定好嗎？實行“一綱多本”，采用“市場競爭”，又必須經教育部組織的專家組審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質量如何？錯誤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沒有“貪腐”行為？教師和學生們對使用新教材的真實感受如何？實際效果如何？等等，這是必須認真總結的。改革是必須的，不能說自己的看法就是“改革”的代表，別人不同的看法就是“反改革”。

《對話》中，鐘啟泉教授也說了一句話：“我們需要擺脫‘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的束縛，課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我十分感動！

我非常贊成，以《綱要》精神為主的課程改革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從我2001年讀鐘啟泉主編的《解讀》，到讀2006年這篇總結性《對話》，其中，都有“非此即彼”的“反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貫穿其中。同時，還重建了許多“新概念”，讓同行專家也不知所云，這是一種“反認識論”的思維方式。這些，真的誤導了課程改革。新課程改革，只有真正地擺脫“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克服“生造概念”的思維方式，同時要堅信廣大教師的能力，漸進、穩妥地進行，才可能最終實現“軟著陸”。

廣大教師們十分期望新課程改革繼續深入下去，但必須盡早“軟著陸”，著陸在文明的中華大地上。

鐘啟泉教授，請原諒我！“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了每位學生的發展”，我不得不尖銳地、直率地寫下這種我內心本來很不愿意寫的“批評式”的文章。

第五篇：中國的改革需要

中國的改革需要“給力”

近年來，“給力”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流行詞。人們喜歡這個新詞，不僅是因為其相當形象，而且能夠直接表達人們想說的意思。實際上，這個詞類似于英文的“empower”。人們一 般把“empower”譯成“賦權”，但“賦權”沒有“給力”傳神。這里討論這個新詞，倒不是要從語意學上來解讀，而是想借此來探討中國的改革動力問題。很顯然，這些年里，盡管客觀的情 況要求中國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各種跡象表明，中國的改革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難。換句話說，改革需要“給力”。

“給力”于改革是任何一個社會都會面臨的一個老問題。一個社會的制度都是該社會特定階段的產物。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制度的變革就不可避免；而制度變革的根源就是改革。任何 制度如果不能加以及時改革，久而久之就會累積起很多問題，最終發展到革命的程度。歷史地看，很多革命都是改革不能“給力”的結局。改革是最理性的選擇，但因為不能“給力”或者“ 給力”不夠，最終釀成了誰也不想看到的革命。

這個局面實際上就是現在阿拉伯世界正在發生的政治局面。這些國家在去過的數十年里，也有過相當輝煌的建設成就；但是一套制度建立起來之后，執政者就想“坐享天年”，不思改革，更不“給力”于改革，讓制度落后于客觀環境的變化。同時，經濟的發展成果越來越聚集于少數社會群體，主要是既得利益，社會分化嚴重。這樣就造成了兩個極其分裂的世界，一個是富 人的世界，一個是“非富人”的世界。富人享受著經濟發展的成果，因為財富越積越多，他們根本意識不到“非富人”世界的不滿。而“非富人”的世界整天希望執政者改革，也一直呼吁著 改革，希望一個比較公正的社會出現，但富人哪里能夠體會得到“非富人”的心情。既然執政者沒有改革，而社會越來越不公正，“非富人”世界最終選擇了自己“給力”自己的道路，那就 是革命。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一切，也是最近的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說改革是國家與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革命就是這兩者間的惡性互動。很簡單，一旦發生革命的形勢，暴力就變得不可避免。要避免革命形勢的形成，就必須“給力” 于改革。

放權讓利“給力”社會

如何“給力”于改革呢？這還是要從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來說。簡單地說，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兩者要互相“給力”，任何一方缺少了另一方，都難以“給力”。在任何社會，處于中間層的既得利益都很難成為改革的動力。中國唐朝的柳宗元早就說明了這個道理，在皇帝、大戶和民之間，要推進改革，皇帝和民必須互相“給力”，才能克服“大戶”（即中間層或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今天中國改革缺乏動力，就是因為既得利益坐大，而中央政府和人民之間又不能互相“給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里，中國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互相“給力”的結果。在1980年代，當時的執政者“給力”社會和人民，最形象的說法或者政策口號就是“放權讓利”。“放權 ”就是中央政府“給力”于地方政府，政府“給力”于人民；“讓利”就是中央政府把利益分給地方政府，政府把利益分給人民。地方和人民被“給力”了，又得到了利益，改革就充滿了巨 大的動力。如果不“給力”于農民，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不會取得成功；同樣，如果不“給力”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城市改革也難以成功。

中國“給力”于社會的第二波，發生在鄧小平南巡之后。南巡之后，中國發生了一波更大規模的“分權讓利”運動。1990年代中期開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也是“給力”社會的過程。國 家在組建大型企業集團（“給力”自己）的同時，把大量中小型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民營化。盡管在民營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但之后造就了中國中小型企業的大發展。以中小型企 業為主體的非國有部門，很快就超越國有部門，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但是19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的改革動力快速衰退，最終發展到目前停滯不前的狀態。也就是說，改革不“給力”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也很簡單。1990年代后期以來，被“給力”的既不是中央權威，也不是社會，而是既得利益。

1994年稅制改革是為了強化中央政府的財政力量，這很有必要。但94體制是否真的“給力”中央政府？這沒有明確的答案，需要具體分析。94體制的確增強了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能 力，但是并沒有“給力”于中央政府二次分配能力。94體制“給力”于中央，使得中央的財政收入在很多年里，每年以兩位數字的速度增加，但同時中國社會的收入分化和財富差異也在以同 樣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在“給力”自己的同時，沒有“給力”于社會。除財政外，其它方方面面的改革也有類似的情形。概括地說，19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的局面是“集權不 讓利”。這種局面久而久之，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國富民窮”的結局。

“集權不讓利”在導致“國富民窮”局面的同時，大大“給力”了既得利益集團。1990年代后期以來，既得利益集團力量的壯大之速度是史無前例的。有三個因素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 關鍵的角色。首先是經濟的擴

張。不難理解，如果“分權讓利”條件下的經濟擴張，“給力”的是社會，在“集權不讓利”條件的經濟擴張，“給力”的自然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在任何社會，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在社會所處的戰略地位，其所能分享的經濟成果的份額自然也就越大。其次是政府方面缺失有效改革舉措。因為既得利益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份額，本來就要比社會大，為 了避免社會和既得利益之間的失衡，政府就要引入有效的改革，來制衡既得利益，把利益導向社會。但政府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其三，更為重要的是兩次危機促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更加被 “給力”，即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這兩次危機期間，政府為了有效應付危機，通過把大量的國家資源（財政、金融和其它的）導入既得利益群體（如國有企業 和地方政府）。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較之社會，既得利益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希望通過它們來有效抵御危機。

現在，既得利益集團已經碩大無比。無論是社會還是中央政府，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面前毫無辦法，正在導致諸多惡果。

社會不僅沒有被“給力”反而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剝奪的對象。這些年來，中國盡管經歷著高速經濟的發展，但社會也遭嚴重破壞。或者說，既得利益集團是通過破壞社會的方式，來追求 高速經濟增長，而增長的目標僅僅是它們自身更大的利益。醫療、教育和住房等社會領域，無一不是既得利益集團謀取暴利的地方。既得利益一方面把社會成員推入由它們操縱的市場領域，另一方面則破壞著社會成員賴以生存的社會領域。現在，在上述社會領域破壞得所存無幾的情況下，既得利益者又轉向了社會生存的最后一個領域，即土地。

其次，既得利益正快速地弱化甚至瓦解著中央政府的權威。這種情況體現在各個過程之中。既得利益可以阻止任何有效的中央政策的出臺或者實施，可以綁架中央的政策（例如房地產政 策），讓中央的政策導向對自己有利的局面，也可以操縱中央政策的制定，赤裸裸地挾持中央追求私利。更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切斷了中央和社會的關聯，因為它們深知這種關聯是對既得 利益自身最大的威脅。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既得利益者自己可以裝成看不見、聽不到，也可以裝傻。不僅如此，它們可以盡一切所能，封鎖、截留、改變信息，讓中央也看不見、聽不 到。一旦中央有對自身不利的改革聲音，它們可以動用一切力量來封殺、曲解，讓其很快消失。利益集團自我“給力”

最令人擔憂的是既得利益者已經具備了自我“給力”、自我發展的能力。它們憑借著自己巨大的能量，不斷開拓著新的財富和權力領域。不管社會怎樣抱怨，無論執政者怎樣想改革，它 們都會是無動于衷。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操縱權力和財富，既得利益已經成為相當獨立的力量。盡管它們之間也會有不同的利益，甚至利益紛爭，但是在抵制中央和社會要求改革的方面則有 驚人的一致性。一句話，它們讓改革成為過去式了。

既得利益集團互相“給力”，追求私利，而不管國家的整體利益，社會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的整體利益。而這些整體利益是任何執政者都必須追求的。不管什么原因，一旦執政者不能追求 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整體利益，其合法性必然衰退，最終產生深刻的執政危機。這已經為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證明為鐵律；不然，人們也不會看到上述柳宗元如何克服“大戶”阻力的論述了。

今天國際上所發生的和中國內部越來越甚的社會矛盾表明，必須“給力”于改革。執政者如果不能“給力”于改革，執政危機不可避免；而社會如果不能“給力”于改革，暴力會接踵而 來。但無論是執政者還是社會，在強大的既得利益面前，都無能“給力”自己。不過，從柳宗元的論述，人們也可以看出，“給力”改革是可能的。這里，執政者本身是關鍵。在中國的政治 結構中，政府如果要“給力”改革，就首先必須“給力”于社會；只有“給力”于社會，社會才會“給力”于政府。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社會力量都是關鍵。但是最終的結局是改革還是革 命，則取決于政府“給力于誰？”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