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分析成因以及為何不適用大全

反方二辯：

我方認為男主外，女主內已經不再符合新世紀了。首先，男主外，女主內這種模式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因為在封建農奴制時期，一些笨重的勞動工具出現了, 如鐵樺犁, 農業勞動的強度大大增加, 運用笨重的勞動工具成為男性的優勢, 身強力壯的男性才得以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力, 而婦女只能退出田間勞動去做家務、生孩子、照顧孩子。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格局也就此形成。然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這種分工格局就開始動搖，大機器的出現使男性的體力開始貶值, 而廣泛的工業革命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給婦女提供了進入社會開始工作的機會。1851年英國進行了一次人口調查，大不列顛(不包括愛爾蘭)14歲以上的人口有1576萬，就業人口大約709萬，其中婦女就業人口243萬，占就業人數的34.3%。

當今社會進入經濟飛速發展的商業時代, 人用于改造大自然的體力勞動更是退居更次要的地位,社會的進步主要不是通過體力而是通過知識來實現, 文明從本質上正在打破傳統分工格局, 由于性別、天賦、需要、偶然性等因素而產生的自發分工正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而使人全面發展的自愿分工正逐步形成，而所謂“男人的工作”與“女人的工作”正在向人的工作轉變。在新中國成立后，受“男女都一樣”的男女平等的性別觀念的影響以及在“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這個口號的推動下，女性在職業選擇上表現為一種“去性別化”，她們向女性的生理極限挑戰，出現了女子采油隊、女子鉆井隊、女子搬運隊、女子代電作業班等，由此，女性進入了傳統由男性壟斷的行業，打破了行業上的性別隔離，女性的就業范圍不斷擴大，女性的就業人數也不斷快速上升。據統計，1 9 4 9 年10 月, 我國剛成立之時, 女職工有61 萬, 占全國職工總數的7.5 %;1 9 5 7 年, 提高到13.4 %;1 9 6 5 年提高到21 %;第三次人口普查，1988年, 女職工有227 , 84 , 332 人, 占職工總數的43.69 %.女性從未象今天這樣大規模地進入社會, 走上政壇, 步入商界, 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留下了女性堅實的腳步。各行各業都活躍著女性的身影：女科學家，女政治家，女運動員，女實業家，女作家，女軍人等等，她們集智慧與優雅與一身，干練、果斷、又不失親和力。她們用自己的努力成為各行各業中的佼佼者。

私人領域：進入21世紀，私人領域的性別分工也在悄悄地發生著改變，男人做家務勞動、家庭主夫已經是十分常見的現象。熱播電視劇中“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男人成為女性最愛，男性典范的現象也說明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格局已經是過去時，新時代的社會分工將充分尊重人權，讓男女自由選擇自主分工。

最后我方堅持認為，人類進入信息社會，來來的職業分工將完全依賴于知識掌握信息的多少。

美國有影響的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托夫勒指出: “最重要的力量轉移不是人與人, 黨與黨, 機構與機構或者國與國之間的轉移, 而是當社會在與明天正面相撞的路上迅速行進的時候, 發生在暴力、財富和知識之間的隱蔽的轉移” , “知識的重要性, 正在隨著時間的每十億分之一秒的推移而增加”。男性在體力方面占有的優勢將一去不復返, 在未來社會,’女性潛能將不受約束地發掘出來, 社會分工將只取決于知識的占有量, “ 男人的工作”與“女人的工作”界線將消失而成為人的工作。裁嘉妮· 基頓斯在《未來的婦女》一書中指出: “ 隨著電子化、機器人的廣泛應用, 社會越來越重視的將是智力而不是體力, 有電腦、機器人分管家務, 體外受精、人造子宮繁殖后代, 將使女性擺脫家務、生育的羈絆, 有更多的時間提高自己, 最大限度地發揮女性的聰明才智氣女性將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她將全面地參與社會的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把女性地位的提高, 女性人才作用的發揮作為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一大趨勢”。

第二篇：案例分析：為何高薪不高效

案例分析：為何高薪不高效?

平日里我們看到老板們風光無限，其實他們煩心的事也挺多。F公司的黃總為員工實行高工資卻沒帶來高效率而困惑彷徨。專家獨辟蹊徑，為他指點迷津，且聽專家的答疑解惑??

案例

F公司是一家生產電信產品的公司。在創業初期，依靠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從早到晚拼命干。公司發展迅速，幾年之后，員工由原來的十幾人發展到幾百人，業務收入由原來的每月十來萬發展到每月上千萬。企業大了，人也多了，但公司領導明顯感覺到，大家的工作積極性越來越低，也越來越計較。

F公司的老總黃明裁一貫注重思考和學習，為此特別到書店買了一些有關成功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的書籍來研究，他在介紹松下幸之助的用人之道一文中看到這樣一段話：“經營的原則自然是希望能做到‘高效率、高薪資’。效率提高了，公司才可能支付高薪資。但松下先生提倡‘高薪資、高效率’時，卻不把高效率擺在第一個努力的目標，而是借著提高薪資，來提高員工的工作意愿，然后再達到高效率。”他想，公司發展了，確實應該考慮提高員工的待遇，一方面是對老員工為公司辛勤工作的回報，另一方面是吸引高素質人才加盟公司的需要。為此，F公司重新制定了報酬制度，大幅度提高了員工的工資，并且對辦公環境進行了重新裝修。

高薪的效果立竿見影，F公司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才華有能力的人。所有的員工都很滿意，大家的熱情高，工作十分賣力，公司的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但這種好勢頭不到兩個月，大家又慢慢回復到懶洋洋、慢吞吞的狀態。這是怎么啦？

F公司的高工資沒有換來員工工作的高效率，公司領導陷入兩難的困惑境地，既苦惱又彷徨不知所措。那么癥結在哪兒呢？

分析

F公司出現的這種情況是一個普遍現象，很多企業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在創業初期，每個人都可以不計報酬、不計得失、不辭辛勞、不分彼此，甚至加班加點、廢寢忘食。但是，只要企業一大，大家這種艱苦奮斗、不計報酬的奉獻精神沒有了，不分上下班的工作干勁和熱情態度也不見了，關心企業、互相幫助、團結如一人的融融人情氛圍也消失了。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有三：

首先，那就是企業大了，老板或忙于企業發展的大事，或忙于社會上各種應酬，與原來創業的老員工在一起的時間少了，感情必然疏遠，心理距離必然拉大，以感情作為激勵手段的作用自然就會逐漸消失；

其次，在創業初期每個老板可能對公司員工，尤其是一些核心骨干有過許多承諾，但當企業真的做大之后，老板（或許忘了）并沒有兌現這些諾言，因而老員工便產生失望情緒，接下來的自然是消極怠工，或是集體跳槽；

第三，當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之后，必須走向制度化的管理，而制度給人的感覺總是冷冰冰的，原來的那種相依為命一起創業的融洽感覺消失殆盡，稱兄道弟不行了，一切都要按級別來，按公司規定來。制度容不得感情。

公司大了，其管理方式應該改變，激勵方式也應該改變。講感情不行了，靠什么呢？

遺憾的是，我們很多企業把錢作為唯一的激勵手段，在一些老板的意識里，花高價錢就能打動人才的心。因此，報上的招聘就會出現這樣的文字：“位子加權力，高薪加福利。你還要什么？你還等什么？”言外之意給你高薪水、高福利，你就該滿意了，該知足了。這代表了不少企業的想法。

美國行為科學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告訴我們，滿足各種需要所引起的激勵深度和效果是不一樣的。物質需求的滿足是必要的，沒有它會導致不滿，但是即使獲得滿足，它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不能持久的。要調動人的積極性，不僅要注意物質利益和工作條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工作的安排，量才錄用，注意對人進行精神鼓勵，給予表揚和認可，注意給人以成長、發展、晉升的機會。

還有一點是必須指出的，就是F公司把工資提上去了，工作環境和條件也改善了，但沒有把員工的工資獎金同工作目標相聯系，同業績掛鉤，也就是說，每個員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就能穩穩當當拿到高工資。既然如此，大家為什么要賣力干呢？！下面兩個小故事很能說明問題。

國外一家森林公園曾養殖幾百只梅花鹿，盡管環境幽靜，水草豐美，又沒有天敵，而幾年以后，鹿群非但沒有發展，反而病的病，死的死，竟然出現了負增長。經專家分析。主要是由于鹿的生活過于安逸。后來他們買回幾只狼放置在公園里，在狼的追趕捕食下，鹿群只得緊張地奔跑以逃命。這樣一來，除了那些老弱病殘者被狼捕食外，其它鹿的體質日益增強，數量也迅速地增長著。

挪威人喜歡吃沙丁魚，尤其愛買活鮮的。漁民們為了避免沙丁魚在運輸途中死去，往往在船艙里放上幾條鯰魚。鯰魚滑溜無鱗，常愛四處亂鉆亂竄，弄得沙丁魚十分緊張，不得安生，也只好跟著鯰魚一起游動。這樣，不但避免了沙丁魚因窒息而死亡，而且抵達漁港后還能保持鮮活。人們稱這種現象為“鯰魚效應”。

由以上分析可知，F公司的問題就在于：首先，對快速成長企業的經營管理缺乏經驗；其次，怎樣讓高工資發揮激勵作用認識膚淺；第三，激勵手段簡單且不配套、不系統。

解決方案

針對F公司的現狀，其重點是建立以薪酬制度為基礎的激勵系統，使企業進入“高工資、高效率、高效益”的良性循環。

一、薪酬制度設計

薪酬設計的要點，在于“對內具有公平性，對外具有競爭力。”這就要求我們要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進行設計，而不是拍腦袋隨意而定。一般要經歷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步：職位分析。這是確定薪酬的基礎。

第二步：職位評價。職位評價（職位評估）重在解決薪酬的對內公平性問題。

第三步：薪酬調查。重在解決薪酬的對外競爭力問題。

第四步：薪酬定位。即根據企業狀況選用不同的薪酬水平。

第五步：薪酬結構設計。確定職位工資，需要對職位做評估；確定技能工資，需要對人員資歷做評估；確定績效工資，需要對工作表現做評估；確定公司的整體薪酬水平，需要對公司盈利能力、支付能力做評估。每一種評估都需要一套程序和辦法。可以說，薪酬體系設計是一個系統工程。

在制定和實施薪酬體系過程中，及時的溝通、必要的宣傳或培訓是保證薪酬改革成功的因素之一。必要時，讓員工參與報酬制度的設計與管理，這無疑有助于一個更適合員工的需要和更符合實際的報酬制度的形成。

二、配套激勵措施

1．設計適合員工需要的福利項目。高薪只是短期內人才資源市場供求關系的體現，而福利則反映了企業對員工的長期承諾。

2．重視內在激勵。在注重企業為員工提供高工資、福利和晉升機會的同時，強化基于工作任務本身帶給員工的勝任感、成就感、責任感、受重視、有影響力、個人成長和富有價值的貢獻等。

3．引入適度競爭。讓員工感覺到差距的存在，讓他們感覺到競爭的危機，落后就意味失去工作。引入競爭后，員工的惰性沒有了，不思進取不存在了，他們都在暗暗的努力，工作效率就會明顯增長。

4．獎懲適度。獎勵過重會使員工產生驕傲和滿足的情緒，失去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欲望；獎勵過輕會起不到激勵效果，或者讓員工產生不被重視的感覺。懲罰過重會讓員工感到不公，或者失去對公司的認同，甚至產生怠工或破壞的情緒；懲罰過輕會讓員工輕視錯誤的嚴重性，從而可能還會犯同樣的錯誤。

5．創造公平的企業環境。公平體現在企業管理的各個方面，如招聘時的公平、績效考評時的公平、報酬系統的公平、晉升機會的公平等等。任何不公的待遇都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情緒，影響激勵效果。

6．重視對團隊的獎勵。為了促使團隊成員之間相互合作，同時防止上下級之間由于工資差距過大導致出現低層人員心態不平衡的現象，獎勵團隊的措施也應加強。

點評

解決一個公司某個階段的存在的激勵問題是容易的，難的是我們的激勵機制怎樣隨著企業的發展而不斷完善，更加科學、更加有效。以下幾點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1．激勵方式要有針對性。任何一家企業在選用激勵方式時都必須要根據不同對象、不同階段、不同情況而定，制定合理的激勵方式。如果不加分析隨便采取一種激勵手段，其激勵效果可能不會很好，甚至有時起到負面效果。

2．沒有長期有效的靈丹妙藥。企業在建立和實施激勵機制的過程中，要不斷增、刪激勵項目與激勵內容，完成激勵機制的不斷更新。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激勵機制不能只是在成功時錦上添花，而且應能在受挫時雪中送炭。

3．建立雙贏的觀念。要充分認識激勵機制的關鍵在于不斷滿足企業和個人的發展需要，只有同時滿足企業和個人雙重發展需要的激勵機制，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激勵機制。高工資是給人的動力和壓力，以產生高效率和高效益，有了高效益別忘了高工資，這一良性循環，才使公司能長久、持續、高速發展。

第三篇：取保候審為何在實踐中難以適用

取保候審為何在實踐中難以適用

筆者近日曾對自己辦理案件的取保候審比例進行過統計，發現取保候審率為6.86%，羈押率為93.14%。而現實中，很多地區看守所不得不擴大場地面積以滿足越來越多的羈押需求。

羈押候審在我國公訴案件中究竟有多少比例呢？

可以參考以下數據：某大城市甲區檢察院起訴一處2000年羈押率為79.3%，乙區檢察院起訴二處1999年羈押率為88.3%，而取保候審率則分別為11.7%和13.8%；北京某區公安機關偵查終結及審查起訴的犯罪嫌疑人中，僅有16%的犯罪嫌疑人獲得取保候審，其余84%均處于捕后羈押狀態。

筆者認為，現行刑訴法對于如何辦理取保候審，在立法層面上的態度可以用三句話描述：客觀條件苛刻、可做可不做、主觀隨意。

一、客觀條件苛刻

刑訴法五十一條規定的取保候審適用的客觀條件有二：(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公安部下發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具體列舉了七種可以取保候審的條件：如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未滿一周歲的嬰兒的婦女等。綜合以上取保候審的客觀條件會發現，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判決管制、拘役、獨立附加刑的案例可以用“極其罕見”或者用“幾乎沒有”來形容；而正在懷孕和哺乳自己未滿一周歲的嬰兒的犯罪嫌疑人婦女在實踐中也十分罕見。在人群中患有“嚴重疾病”的人肯定是少數，而犯罪嫌疑人中患有嚴重疾病的人當然也不是普遍現象，因此，能適用這一條件的人當然仍是少數。特別是“嚴重疾病”的界定在司法實踐中也非常難，病患達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嚴重？筆者在實踐中遇到過患有“重癥肌無力”、“癌癥”、“尿毒癥”以及嚴重高血壓、心臟病等重病的犯罪嫌疑人，均未獲得取保候審，理由是這些疾病可以通過在看守所內給藥控制，或者辦案機關干脆將患病的犯罪嫌疑人送到監獄醫院繼續羈押。因此，因“嚴重疾病”被取保候審的案例也十分罕見。

二、可做可不做

刑訴法在“取保候審”的專門規定里所選用的關鍵詞均是“可以”而不是“應當”。

三、取保候審條件的主觀隨意性

刑訴法五十一條規定的取保候審適用的條件有二：一是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首先，是否可以取保候審需要辦案人員對未來人民法院判決可能出現的判決結果進行主觀推測或者猜測。任何一個人在法院判決之前都很難作出判斷，所以，普遍適用羈押對辦案人員來說沒有任何違法的風險，自然不會自找麻煩辦理取保候審了。

其次，刑訴法把取保候審的另一個條件規定為“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害性”，也是一個非常難以把握的條件。

上述分析可見，取保候審的條件要么在客觀上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要么需要辦案人員進行主觀猜測。如果辦案人員猜錯了，反而要承擔“放錯人、辦錯案”的危險，甚至可能會因辦理取保候審而遭受他人質疑其受賄。所以，對辦案人員來說，在“可做可不做”的選擇中，選擇不做。

除立法原因外，在司法實踐中也有其必然的原因。

這是因為羈押實際上還有著一個不被常人注意到的“預審破案”的重要功能。羈押的意義除了防止犯罪分子繼續危害社會外，還可以通過羈押讓犯罪嫌疑人與外界失去聯系進行突擊審訊，達到偵破案件的重要目的。與大規模外出調查所付出的成本相比，從口供直接獲取破案線索實際上節省了更多的偵查成本。羈押的目的不僅僅是等候審判，還能方便破案，這是羈押的一個潛在的重要功能。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廣受詬病的情況正是“羈押預審”的副產品。

筆者認為可以嘗試以下幾種解決的方法：

1、加強對取保候審條件適用的科學研究及試點，將取保候審的概念量化為各種詳實的數據，并從立法上對取保候審的條件做出明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硬性規定，使之不是虛無縹緲的、可有可無的。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客觀條件與法定取保候審條件吻合時，取保候審將成為必然的結果。

2、確定無罪推定原則，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弱化羈押預審的功能和作用。

3、加強取保候審的管理，增加對取保候審后逃跑等行為的罪名，加大打擊逃跑的力度，保證取保候審實現預期的目的。

第四篇：國民政府為何不禁娼

國民政府為何不禁娼

歷史愛好者一般都知道這么一個歷史事實：國民政府時期，中國是不禁娼的。在1949年大陸建政之前，全國粗略估計，有將近一萬家的妓院，其中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的虹口、廣州的長堤，都是遠近聞名的紅燈區。

令人吃驚的是：清末乃至民國時期的中國人，似乎并不太以賣淫嫖娼為恥。例如當時的上海租界，就經常舉辦“花國選美”、妓女們濃妝艷抹，公然登臺，爭芳斗艷，冠軍美其名曰“大總統”，登報宣揚，令人咂舌。

廣州的長堤也是，妓院的禮賓迎客，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大聲宣讀：“某某公子大駕光臨”，還要拉長音，生怕別人不知道“某某公子”來嫖娼。

而在北洋時期，北京的“八大胡同”，那更是“兩院一堂”的夜生活集中地。所謂“兩院一堂”指的是：參議院、眾議院、京師大學堂。政治家、教授、文人墨客，一起來嫖娼——這是什么情況？

更離奇的是：清末乃至民國時期，不但是男子“不知羞恥”，連那賣淫的女子，也是“鮮廉寡恥”——當街拉客，公然做廣告，毫不掩飾自己的身份，而且還給自己起些什么藝名，例如叫“賽金花”啊、“小鳳仙”啊、“林黛玉”啊、“胡寶玉”啊……不一而足，某些名妓還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芳名。真是逆天了，屌炸了，造反了，豈有此理。

在民國時期呀，風塵界還有這么一個說法：“先為妓，后當妻”。這是什么意思呢？這是說啊：你一女孩子，乖乖呆在家里面，是很難嫁出去的，你要想快一點嫁出去，就先到咱妓院里來賣身，為啥呢？因為嫖你的客人多了，總會有人喜歡你的，一旦有客人喜歡你喜歡得不得了的時候，他就會出錢把你贖出去、將你娶進家門當妻、當妾——這相當于是說：你要主動把自己的身體豁出去、交給全國人民“試用”，大家都試用過了，總有人喜歡你的，很快就會有人要你。

在整個清末乃至民國時期，中國男人娶妓女為妻、為妾的，那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了——這一切，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是那么的匪夷所思——這簡直是無法無天了：民國時期的中國人啊，你們還有王法嗎？

那么，既然當年的中國是這個樣子，為什么國民政府不禁娼呢？為什么這么“丑惡”的社會現象，竟然得以在中華大地長期存在、絲毫沒人來管呢？國民黨的“有關部門”，它們都躲到哪里去了呢？

要把這件事說明白，就要從中國色情產業的歷史說起。

有的人說：中國的色情產業，始于春秋時期的管仲設置“官妓”——錯了，中國的色情產業其實是始于猿猴時期——淫業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一個行業，早在猿猴時期，公猴拿出一桃子，母猴就心領神會，擺出姿勢配合，完事之后，桃子就是嫖資。

中華進入文明時代之后，這種原始的交易，始終伴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中國素有“臟唐臭漢”之說——“臟唐臭漢”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說呀，這唐朝和漢朝，是中國人性觀念最開放的時期，那時候的中國，色情業十分發達，因為那個時候“程朱理學”還尚未問世，“存天理滅人欲”的觀念還不存在，唐漢時期的中國人哪，只管吃喝玩樂、寫詩玩女人，你比如說那著名詩人杜甫，他寫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詩文是這樣的：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

竹深留客處，荷凈納涼時。

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

片云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雨來沾席上，風急打船頭。

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

纜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

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我們的偉大詩人杜甫，竟然寫過這樣的艷詩。你說這逆天了不？

后來呢，出了程頤、朱熹，這兩個人弄出了個“程朱理學”，又稱“宋明理學”。此后，中國文化開始重視女性的“貞操”，但是，這些廟堂之學，也僅僅是表面上的功夫，“理學”也只能約束讀書人，在不讀書的草民圈子里，色情業仍然是橫行鄉里，而且其經營手法，有時是令人瞠目結舌。

例如，明代有一本《梅圃余談》，描寫了皇城郊區色情場所的“裸選”場景，其驚艷程度，遠勝今日之東莞。原文照錄如下：

“近世風俗淫靡，男女無恥。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雜遝，外城小民度日艱難者，往往勾引丐女數人，私設娼窩，謂之窯子。室中天窗洞開，擇向路邊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體居其中，口吟小詞，并作種種淫穢之態。屋外浮梁子弟，過其處，就小洞窺視，情不自禁，則叩門而入，丐女隊裸而前，擇其可者投錢七文，便攜手登床，歷一時而出。”

《梅圃余談》這篇玩意兒，說的是什么呢？它說的是：在明朝的皇城郊區，色情場所林立，它們是怎么經營的呢？它們啊，將一群全裸（全身赤裸）的妓女放置在妓院里，然后往墻上挖幾個洞，故意給路邊的屌絲青年免費偷窺。窺啊，窺啊，屌絲青年們把持不住，就推門進去了，啊呀媽呀，一大群全身赤裸的女孩子，刷刷站了起來，一大排啊，千軍萬馬啊，仍君挑選，選完就辦事、付賬——就這么回事。

所以你說今天東莞那玩意兒，咱們明朝的中國老祖宗們，早就玩過了——真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問題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身為“先進思想”代言人的革命黨，為何沒有禁娼呢？

事實上，革命黨鬧革命，打的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旗號，后來革命黨造北洋政府的反，打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旗號。這幾次的革命綱領，都沒有“解放”婦女的內容——換句話說：人家國民黨人，壓根從來就沒有想過要禁娼。

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是重男輕女，民間溺死女嬰的現象大量存在。更嚴重的是：民國時期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事實上就是一夫多妻制——有錢人可以有九房姨太太，而窮困屌絲們則一輩子打光棍——光棍們怎么辦呢？只有一條路——去妓院解決問題。

也就是說：中國的色情產業，在清末民國的時期，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妓院在舊中國，實際上在社會上扮演了一個“減壓閥”的角色——民國當時如果沒有妓院，大量的男子無法解決生理問題，治安將會變得更加混亂、社會將會更加危險。

所以，國民政府很難下得了禁娼的決心。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稅收——對妓院進行征稅，例如上海公共租界，“花捐”就是工部局的一大稅源，而國民政府呢？其實也通過“公娼”的方式、向廣大的妓院征稅。

所以在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公娼”是合法的，而“私娼”才是非法的。什么叫做“公娼”呢？所謂“公娼”，就是國民政府發放營業執照、公開掛牌營業的妓院。而“私娼”則是指那些沒有征得國民政府許可、暗地里、偷偷地、無照經營的妓院。因此，“私娼”也稱為“暗娼”。

我們來看一個法令——北洋政府1915年頒布的《違警罰法》第7章第43條，有如下的規定——只罰私娼：

“暗娼賣奸，或代為媒合及容留住宿者……..處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15元以下之罰金”。

北伐之后的1928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也頒布了《違警罰法》，與北洋政府一樣，國民政府也是：只禁私娼，不禁公娼。

民國時期的知名社會活動家、并于后來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的金仲華先生，于1925年9月通過開明書店，出版了一本著作《婦女問題的各方面》，在這本書中，金仲華認為：民國有色情產業存在的土壤，因而，這個產業是無法禁絕的，既然是一個無法禁絕的產業，那么與其打壓它、使它轉入地下，還不如索性將其合法化、并加以規范管理，這樣反而能對婦女起到更好的保護。

金仲華先生文字的原文如下，我們來看看他的原話是怎樣說的：

“在這時如果有人提議用切實的辦法禁絕所有公私的以至變相的娼妓，任何關心社會的人都將覺得是可喜的，但這樣的提議不幸地沒有發見過年來因都市娼妓的眾多而引發起過的一個問題，是禁娼與開放娼禁——即實行公娼——的辯論。為保護女權合杜絕娼妓制度的罪惡，禁娼是應該維持下去的，這代表一方的意見，禁娼之后私娼反而增多，檢查既多麻煩，良家婦女又易被誘惑，不如開放娼禁而嚴加檢查?取締?的有效，這代表另一方面的意見。當然這辯論的兩方面都不過代表一些消極的主張，而不是什么積極的提議，但這二方面的意見似乎都言之成理的，而且這辯論的結果或者會有關于我國地方當局今后處置娼妓的政策的，所以我以為這禁娼和公娼的問題，也值得我們仔細的考察………當然，消滅娼妓制度的根本辦法，正如我在前面所說過的，是在于性道德的解放和經濟制度改善的根本努力方面”

可見，金仲華先生認為：不禁娼，有不禁娼的道理，因為禁娼之后，娼妓會轉入地下，這樣政府管理起來反而更加困難，不如索性將其合法化，加以規范管理。而且娼業之所以存在，是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只有鏟除了它滋生的土壤，才能做到真正根絕娼業。

我們再來看一個人：王云五。

王云五這個人，最高官至民國政府的財政部長、行政院代理院長。這個人對娼妓的看法，在國民政府的官場里，有著一定的代表性。

1937年3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王云五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婦女問題》。這本書對于色情產業，持有這樣的看法：色情產業在民國有其存在的必要，我們不是不應該禁絕它，而是應該去改良它所賴以生存的土壤、使它將來逐漸消失——也就是說：禁娼本身只是治標不治本的一種行為，我們黨國要治的是“本”，而不是“標”，在“本”尚未根除之前，我們暫時允許“標”的存在、并同時尋求逐步解決“本”的辦法。

讓我們一起來讀一讀王云五主編的這本《中國婦女問題》的相關原文：

“婚姻是市民世界的性生活的一面，其他一面就是賣淫。婚姻是盾的表面，賣淫是盾的里面。男子不能在婚姻里得著滿足時，照例是向賣淫制度去尋覓補償。還有因為別種理由，不結婚的男子，也照例向賣淫去尋求滿足……所以賣淫是市民社會的一種必要的社會制度，和警察、常備軍、教會、雇傭制度等同樣。在目前的情勢之下，雖然有慈善團體的活動，教育家的努力，然而營娼妓生活的人，竟毫無減少，反一天天的加多，局部的救濟在一定限度以內，雖也可以收效，但決不能因而使娼妓現象消滅。要消滅這種文明社會通病的娼妓制度，要免除這個皮肉生涯以求糊口的悲慘的現象，非改良社會的狀態不行”

可見，以王云五為代表的一群民國高層認為：娼妓在民國是必要的，而要根除娼妓，正確的手法不是禁娼本身，而是改良民國的社會，只要民國社會將來改良了，“娼”就會不禁而絕。

說到這里，我相信問題已經講的比較明白了。國民政府認為：中國有娼妓傳統，因為民國有大量的光棍，因此中國娼妓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夜之間將娼妓全部禁絕，不久之后，她們就會轉入地下經營，屆時不但政府將陷入“法不責眾”的困境，而且色情產業轉入地下之后，婦女的遭遇就會變得更加危險，與其這樣，不如干脆將這個產業合法化、集中管理，這樣反而能更好地保護這些“失足”婦女的人身健康——所以，國民政府不禁娼。

1949年秋冬，蘇聯“社會主義道德”一炮打來，為了學習蘇聯老大哥，中國在一夜之間，廢止了娼業。

是好是壞。見仁見智。

第五篇：中國為何不實施高薪養廉

中國為何不實施高薪養廉

目前中國公職人員工資的確很低，如中國最高的公務員年薪不足4萬美元，不到世界最高公務員年薪（新加坡總理年薪205萬美元）的1/50.而一般公務員的工資，普遍低于私企員工。不少人自然聯想到應該在中國實施高薪養廉政策，認為大部分公務員的工資收入高了，腐敗問題自然可以大部分解決了。這種認識實際上是非常膚淺的。在中國，把公務員的工資提高十倍，平均水平提到全球第一，對反腐亦沒有任何作用，該腐敗還得腐敗。

原因在于：

一是高薪養廉是一個偽命題。高薪養廉一詞起源于人們對新加坡政府公務員的說法與新加坡公務員高收入的聯想。其實，新加坡是一個法治社會，加上公務員系統監督機制健全，本身從制度層面和操作層面把公務員的權力全部關在籠子里，公務員的行為都是陽光行為，暗箱操作沒有空間，因此新加坡政府的公務員廉潔本身不是問題，其所實行的公務員高新政策，其意圖是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到政府高級機關工作，而不是防治腐敗。新加坡開國之父李光耀說：一個政府必須要吸引最優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務民眾。新加坡公務員高薪，是與精英政治相匹配的，與反腐沒有關系。

二是腐敗的克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從網絡上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很多國有銀行的頭頭、國有企業的高管、公營部門的老板們被反腐抓出來的，合法收入年薪都在100萬元以上，在中國可以說是夠高了，是一般公務員陽光收入的10倍以上，然而同樣貪。人都是有欲望的，沒有了欲望就不是人了。只要權力沒有有效的克星，沒有公開透明有效的監督防范制度，權力就一定會與欲望結合，產生防不勝防，無法防治的腐敗。握有實權的欲望強烈的人，豈是高薪能滿足的。很多小蒼蠅的貪腐數額，比大老虎還要大（當然大老虎們具體的貪腐數，涉及的貪腐數，不可能徹底追查得出來，也不可能公開報道）。在權力沒有有效監督的歷史條件下，把公職人員工資提出十倍，都無利于防治腐敗。無論從邏輯和歷史上看，法治是從根本上有效防治腐敗的唯一手段。沒有法治文明的社會，腐敗的大量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們的意志、公德的意志甚至政權的意志為轉移的。中國社會目前還處在初級的權治階段，這個階段注定是一個與腐敗同存同行的兩難歷史階段。硬斗硬的反腐和不反腐，都不行，因此只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反腐。中國到底有多少腐敗，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沒人會說，這事“你懂的”。

三是體制對灰色收入事實上是默認的。公職人員陽光下的工資，只是實際收入中的少部分，其大部分收入來自于灰色收入。中國是一個權力至上的社會，是一個世界上最典型的圈子社會，只要手握權力，就不愁沒錢用。目前反對送禮收禮，而能被發現的送禮收禮，只是圈子外的一部分，這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可以忽略不記的一部分。真正的禮會通過圈子內源源不斷地獲得。而且在具體的利益交往、權錢交易過程中，真正起作用的禮，不是提著大包小包進機關那種可以通過反對送禮收禮的文件和規定就可以防治的“禮”——看得見的禮，而是看不見的“禮”。看不見的禮，看不見的手，在烹制著灰色收入。而對于灰色收入的防范，只有制度。什么制度呢？法治基礎上的吏制。法治仍然是基礎。中國公務員工資低，然而公務員成為最熱門職業，每年的國考公考熱火朝天，誘惑在于對公職人員灰色收入的默認。很多腐敗案知而不理，在而不立，都因為這個“默認”。

四是中國政府的經濟實力還不足以支撐公職人員高薪。中國的公職人員系統之龐大，人員之多，比例之在，是世界第一的。即使如此，公職人員仍然不夠用，目前大家都知道在交通、城管、執法領域，還存在大量的編外人員參與執法。之所以必須這樣設立，的確與民族素質不高相關聯。如果說灰色收入是可以默認的話，人頭費的問題政府財政必須實打實的開支。這筆開支在發達地區，不是問題，而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為此大傷腦筋。這類地方為什么對土地財政有嚴重依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頭費機構運轉費的維持都很困難。在總的財政盤子里，的確沒有給普遍的公務員顯著加薪的財力。

五是貪腐也是一種仍然有土壤的社會能力。因為實權的資本化、利益化，不能公開進行，需要與奸人惡人小人暗中勾結的必然操作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智力、毅力和耐心的。需要有無視良知心理素質，需要表里不一的偽裝技能，需要密不透風的小環境維護，需要知人察人的火眼金星。貪腐，也是一種技能和品質，也是一種能力，也需要一定的功夫的。貪腐，不是簡單的事情，沒有兩下子，是成不了事的。因此憑心而論，貪官們都是人精。

六是低薪制的確苦了部分公職人員。即體制內那些有良知、心地善的公職人員。在公共部門內部的非實權崗位，仍然有一部分良知者。他們因有良知而與實權無關。因為真正有良知的人如果給予實權，心不狠不出場良心也摟不住。所謂“站得住的立不住，立得住的站不住”，就是這個道理。公職人員低薪制，苦了有良知的公職人員。這是歷史的遺憾。任何歷史都是帶著遺憾的。在此，要向有良知的公職人員致敬。

總而言之，貪污腐敗，與公職人員的薪酬制度無關，而是與社會治理制度相關。高薪養廉是一個偽命題。中國高層亦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認為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需要依法治國。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打擊防范貪污腐敗的制度設計上，強調個人良知和覺悟是沒有作用的。好的制度可以使鬼變成人，不好的制度可以把人變成鬼。

只有法治，才是從根本上解決貪腐的唯一選擇。然而，法治不是口號，更不是理論，亦不是旗幟，法治上根本上講是一種社會肌體的自覺能量，只要社會在運轉這種力量就會自然發揮作用，是一種自然自覺的社會肌體力。我們的社會離法治還非常遙遠，這是客觀的事實。我們深知，建立法治國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能做到一點，就是在走法治的道路選擇上堅定不移。

中國的事情，基于權治與現代的根本矛盾，幾乎任何社會治理和發展方面的問題，都是兩難問題。改革也好，發展也好，都面臨一個總的狀態——“兩難”。很多問題，都依靠時間去化解，以時間化空間。這也許是炎黃民族注定了的歷史步伐與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