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梁啟超傳》有感

讀《梁啟超傳》有感

前篇日記說到在讀梁啟超，并計劃寫讀書筆記的。但是越讀越覺得難以下筆了。我覺得我遇到了一座文化的珠穆朗瑪峰，在他面前我就是一塊小石頭；我覺得我遇到了一個文化的太平洋，在他面前我就是一杯水，如此下筆何其難哉。920萬言的《飲冰室合集》再加上三大厚本《飲冰室集外集》，梁任公著述超千萬言矣！舉凡在他所處時代能接觸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基本上無不涉及，且論述能自出新意，文筆汪洋姿肆，橫貫古今，旁征中外，酣暢淋漓，忽如驚濤拍岸，忽如雷震九天，忽如颶風掠原，摧枯拉朽，掃蕩污濁、啟迪愚氓，而為封建腐朽之國開一新世界。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可說無不受梁任公影響者。任公去世，時人有挽聯曰：

“三十年來新事業，新知識，新思想，是誰喚起？

百千載后論學術，論文章，論人品，自有公評。”

可謂確切！

第一次接觸梁任公的文章是《少年中國說》，記得是在初中，讀其文曰：“紅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當時就一個感覺：爽，這文章太爽了！

今讀徐剛先生所著《梁啟超傳》，很佩服徐先生的話，他說讀梁啟超，如果能讀出憂患，便是讀懂了他所處的時代，甚至也會讀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國和世界。

確實如此，梁啟超一生，可謂波瀾壯闊而事業多艱，這也是跟近代國家之憂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斷地求新求變，從維新變法，到護國運動倒袁討張維護共和，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以明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戰。”但其思想的一個核心，還是愛國，強國之夢，憂國，憂民之心。

讀《梁啟超傳》給我新的認識是：一是不能用“維新志士”這樣一個簡單的標簽來概括梁啟超復雜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為一談，梁啟超是常求新求變的，其后來之發展，遠遠走在了康有為的前面。梁啟超處國家危亡之時勢，奮而欲變法救國。其維新運動之時，思想為學日本明治維新，實行君主立憲國體。相對于維新運動之前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是一大進步。中學為體者，封建專制之政體也，不變則僅用末節之技術又有何用！變法者，變封建政體為資產階級立憲政體也，制憲法，立議會，除科舉，開新學，變官制，建立近代國家也。梁啟超在其《論變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對此有詳盡論述。他在北京辦《中外記聞》，在上海辦《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凡六十篇，震動天下，實是近代中國開啟民智之先聲。但百日維新還是迅速被扼殺了，戊戌六君子死難，康梁避難日本。究其失敗，非為變法不對，奈何這些秀才們太天真，變法者，國之大事也，變法派無政權，無兵權，未能喚醒組織民眾，只靠一個自身難保之光緒帝，靠幾個知識分子呼號奔走，“秀才辦事，十年難成”此之謂也。但維新運動畢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絲亮光，即使運動失敗，但其思想之傳播，已是成功。

梁啟超在日本接觸大量西方著述，思想又有一新境界，反思百日維新失敗之教訓，缺乏民眾之喚醒與支持，他認為“欲維新吾國，當維新吾民”，他創辦《新民從報》，又以挾山倒海之健筆，喚醒國人，震動民風，民氣，民心。他的《新民說》，《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釋新民主義》，《論自由》，《論進步》，《論公德》等名著噴涌而出，知識青年以爭相閱讀《新民從報》為榮，中國大陸發行點97個，發行數激增至14000份。梁啟超對于近代中國之啟蒙，其功大焉！

但梁啟超也有其局限性，光緒帝的“恩遇”，康有為的約束對他仍有影響，他對清廷的預備立憲還抱有天真的希望，以保皇派的立場與孫中山陣營的革命派激烈論戰。

但可貴的是，他的思想是不斷進步的，當他他終于看到清廷預備立憲騙局的破產，看到辛亥革命的勝利，他終于與保皇的康有為分道揚鑣而擁護共和。當袁世凱復辟帝制時，他冒死憤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揭露袁氏復辟陰謀，又與學生蔡鍔謀劃云南起義，發動護國戰爭，親制起義文電。蔡鍔起兵后梁啟超又冒險只身孤行，奔走萬里而秘至廣西，策動廣西獨立，為扭轉護國戰爭局勢發揮巨大作用。袁世凱兵敗被迫取消帝制。護國戰爭之勝利，梁啟超及其學生蔡鍔之功大焉，同為共和護國之英雄！

梁啟超認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康有為雖為其師，但康頑固保皇，梁啟超在國之大義上決不相讓。護國戰爭勝利后，康有為公開復辟主張，梁啟超發表《辟復辟論》痛擊康有為：“??而逍遙河上之耆舊，乃忽仰首伸須，論列是非，與眾為仇，助賊張目。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何等也。”“如有再為復辟之說者，罪狀與袁賊同，討之如袁賊等。”至繼任民國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府院之爭激化，黎元洪請辮帥張勛進京調停，就此又上演了一出清帝復辟鬧劇。康有為手舞足蹈山呼萬歲參與復辟。梁啟超憤而發表《反對復辟電》，矛頭直指康有為：“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瀆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于政局甘苦實無所知。”梁啟超任段祺瑞討逆軍總司令部參贊起草通電，隨軍討逆。張勛復辟失敗，民國保存，梁啟超又一次有功于共和。

1919年，一戰后巴黎和會，西方列強不顧中國為戰勝國的地位，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移交日本。是時梁啟超一行文化界人士在巴黎，知悉此強盜行為，拍案而起，當即起草電文將實情通告國內，建議全國發起反對簽字運動。一時間國內群情激憤，舉國抗議，北京五四運動至此爆發。

徐剛先生寫道：“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梁啟超又一次高高舉起愛國主義的大旗，并為之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梁啟超及時發回有關和會進展，主張拒簽并發起運動的電報，是點燃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梁啟超的功績實在是不能埋沒也不應埋沒的。”

晚年的梁啟超以潛心學術，培養人才為重，其學術論著浩繁精深，舉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學術年表》，《老子哲學》，《莊子天下篇釋意》，《孔子》，《讀孟子屆說》，《荀子評諸子匯

釋》、《子墨子學說》、《墨經校釋》。《韓非子顯學篇釋意》，《清代學術思想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稿》，《儒家哲學》，《佛陀時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這些書目的時候，心竊慕之，如能為梁先生當個跟班的小廝，聽聽他講這些課也不枉這一世了，就文史哲學術方面而言，他涉獵區域之廣，研究之深近代可能無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遺余力，與陳寅格、趙元任，王國維時稱清華園四大名教授，同時他還奔走于南開、燕京、東南等著名大學，時稱梁任公巡回講學。他的學生可謂是桃李遍天下，碩學之士不勝枚舉。僅隨舉兩人，一胡適，一徐志摩，皆近代文壇，詩壇大家。他講課時脫口而出一句話：“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學做人——學做現代人。”此語成為影響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1929年一月，梁任公逝世，中國各界唁電，挽詩如雪。生憂患之時勢，作憂患之前驅，作杜鵑啼血之高呼以喚醒國人，奔波千萬里，著述千萬言，他是太累了。然而他的學說影響深遠，尤其是他的“新民”之說。五四運動中提出的“國民性改造”，魯迅先生在《兩地書》中說：

“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這些，無不是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延續發展。當今時世，我們的國民性改造難道不仍然是任重而道遠嗎？

注明：以上所引史料引自徐剛先生所著《梁啟超傳》。詩文部分引自《梁啟超選集》。

此為讀書筆記，以后讀一本書寫一篇，與同好朋友共享。

梁任公認為治學當以史為先，本來準備接著看他寫的書的，但怕其研究之深非我輩所能學。我需要認真地補補課先讀史學。我下段學習目

標是《資治通鑒》，到時候再寫讀書筆記。

第二篇：讀梁啟超《李鴻章傳》有感

真實的李鴻章

——讀梁啟超《李鴻章傳》有感

不愛學習的小哲 東坡耕讀

每每讀到近代史時，沉重的苦難，屢次的戰敗和眾多不平等條約，無不使我義憤填膺，心緒難平。在近代中國的諸多人物中，給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鴻章。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在傳統的革命史范式教學中，李鴻章被國人唾罵，其“漢奸”、“賣國賊”的形象在眾人心中仿佛是永遠無法改變的了。后來，我看到在《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中的李鴻章形象，卻和我們過去認識中的賣國者大相徑庭。愛國還是賣國？如何客觀評價李鴻章？諸種疑竇在我心中沉積良久。直到我讀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鴻章傳》，真是醍醐灌頂，茅塞頓開。

梁啟超先生特別注重給當代人物作傳，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指出：“近代的人學術事功比較偉大的，應當為他們作專傳……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經死去，蓋棺定論，應有好傳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凱、蔡鍔、孫文都是清末民初極有關系的人，可惜都沒有好傳。此時不作，將來更感困難。此時作，雖不免雜點偏點，然多少尚有真實資料可憑。此時不作，往后連這一點資料都沒有了。”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當前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啟超便立即為他作傳，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便完成了《李鴻章傳》，成為研究李鴻章最早的傳記著作。

全書提綱挈領的概括了李鴻章一生重要的活動，分述“李鴻章之位置”、“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兵家之李鴻章”、“洋務時代之李鴻章”、“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外交家之李鴻章”、“投閑時代之李鴻章”、“李鴻章之末路”等章節。梁啟超在緒論中自嘆：“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舉天下人而惡之，斯可謂非常之奸雄矣乎？舉天下人而譽之，斯可謂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不同于中國傳統傳記“或以行狀，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于篇末耳”,《李鴻章傳》“全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論斷，使后之讀者，知其為人”.行文夾敘夾議的風格，實創始于太史公，《史記·伯夷列傳》《屈原列傳》《貨殖列傳》等篇皆是也。通讀全書，在講述李鴻章的生平時，文中的議論常常讓我拍案稱奇，嘖嘖不已。

陳寅恪在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時稱：“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這段話提醒了我們要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和背景下設身處地的去評價人物，這樣就不會有失偏頗。梁啟超與李鴻章“于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亦泛泛不深”,但他為李鴻章作傳，卻處處以“公平之心”,“多為解免之言，頗與俗論異同”,如李鴻章之簽訂《馬關條約》，世人皆罵李為秦檜、張邦昌，對此，梁啟超指出：“盍思使彼輩處李之地位，其結局又將如何矣？”這種不存私見、褒貶分明、客觀公正的評價，體現了一位史家的史德和史實。

所以評價李鴻章，應該對李鴻章所居之國，所生之時代有充分的了解。()李鴻章所居者，是數千年君權專制之國家，是專制政體達到最頂峰的時代。論者動曰：“李鴻章近世中國之權臣也。”但是實際上，李鴻章不同于以武功而為權臣之曹操、司馬懿、桓溫、劉裕、蕭衍、陳霸先、高歡、宇文泰，也不同于秦之商鞅，漢之霍光、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張居正等。李鴻章歷任的官職有：大學士，北洋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商務大臣，江蘇巡撫、湖廣、兩江、兩廣直隸總督等。從表面上看，也可以說是位極人臣了。但是清朝雍正以來，政府之實權在軍機大臣。同治中興以來的軍機大臣，幾無漢人真執政者。故“李鴻章之地位，……與夫近世歐洲日本所謂立憲君主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勢使然也。”

李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微廬州府合肥縣人。生于道光三年癸未（1823）正月五日，年二十五，成進士，入翰林。李鴻章初生之時，法國大革命剛剛結束，拿破侖病逝于孤島。工業革命熱火朝天，蘇伊士運河成功開鑿，世界的聯系更加緊密，西方諸強不復相互侵蝕，而將目光投入東方。李鴻章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和西方始有關系之時代，亦為中國與世界交涉最艱之時代。正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造時勢之英雄，則閱千載而未一遇也，時勢所造之英雄，尋常英雄也。古往今來，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道光、咸豐以后，官場腐敗，賦稅沉重，外敵入侵，內亂叢生。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揭竿而起，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亦因之而起。

李鴻章以文學受知于曾國藩，所練淮軍亦脫胎于湘軍。“自古大偉人，其進退出處之間，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機會已熟，持滿而發，莫或使之”,李鴻章年輕時曾作一詩云：“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豪情滿懷，志向遠大，誓要青史留名。新塘橋大捷，淮軍威名大振，后蘇州乃至金陵克復，李鴻章因戡亂之功而聲名鵲起。后又應承曾國藩堅壁清野既定之策而平定捻軍之亂，“鴻章隨曾軍數年，砥礪道義，練習兵機，蓋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勞任怨堅忍不拔之精神，與其治軍馭將推誠布公團結士氣之方略，無一不自國藩得之。”

李鴻章一生有二十余年的事業寄托于“洋務”,世人責之深，關之切也在洋務一事。西方之堅船利炮強制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列強環伺，中國成砧板上瓜分之魚肉，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后有魏源《海國圖志》中談及“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然洋務派關切之重點在于學習西方先進之科學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梁啟超在書中論道：“謂李鴻章真知洋務乎？何以他國以洋務興，而吾國以洋務衰也？吾一言而斷之，則李鴻章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洋人之所務者，僅于如彼云云也”,李鴻章所辦洋務不出兩端，一是軍事，如購船、購械、造船、造械、筑炮臺、修船塢等；二是商務，如鐵路、招商局、織布局、電報局、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歷數李鴻章所辦洋務，梁啟超下一結論：“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家之為何物，不知國家與政府有若何之關系，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其于西國所以富強之原，茫乎未有聞焉，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炮耳、鐵路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此近日舉國談時務者所異口同聲，而李鴻章實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輩也。是所謂無鹽效西子之顰，邯鄲學壽陵之步，其適形其丑，終無所得也，固宜。”

盡管如此，梁啟超仍稱：“李鴻章之識，固有遠過于尋常人者也矣。”李鴻章關切國家前途命運之變化，認識到了“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西人專恃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于中土。”然而李鴻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李鴻章的歷史局限性在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恒發自下而非發自上，而求其此機之何以能發，則必有一二先覺有大力者，從而導其轅而鼓其鋒，風氣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濟者也。”因此，梁啟超曰：“李之受病，在不學無術”,進而嘆道：“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李鴻章飽受世人詬病莫過于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關條約》簽訂，奇恥大辱，舉國震驚，李鴻章以“賣國賊”之罪名被國人唾罵不止。甲午戰爭失敗原因種種，而外交上的失敗不可不特別注意。光緒十一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天津訂約，載明異日朝鮮有事，中日兩國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朝鮮本為藩屬國，而日本卻獲得了朝鮮事務上的同等權利，確實不可思議。此為李鴻章失機之第一事。光緒二十年三月，朝鮮東學黨之亂，李鴻章聽信袁世凱之慫恿，調直隸提督葉志超懷勇千五百向牙山，并依《天津條約》，先照會日本。日本隨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初十，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而后的局勢愈發被動。“無待代剿，而我無端發兵，安得不動日本之疑耶？”,故而“袁固不能辭其責，而用袁聽袁者，不謂失知人之明哉？”此為李鴻章失機第二事。中國屢請同時撤兵而日不允，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寄托于英俄兩國的外交調停。耽擱數日，戰備不足，到五月下旬，日本在韓境者已萬余人矣。臨時戰備，敵人早已占據有利之戰略位置，主客易位，兩軍未交綏而勝負之數可見矣。此為李鴻章失機第三事。

三機既失，戰事遂開。北洋水師軍備廢弛，指揮落后，軍艦數量、航速、炮速及炮彈質量實不及日軍。李鴻章明知不敵，故而避戰，一時之間成為眾矢之的，幾于身無完膚，人皆欲殺。然而戰機早已延誤，戰備實難準備。甲午慘敗，“自茲以往，而北洋海面數千里，幾不復有中國之帆影聲矣。”

西方將李鴻章比為“東方之俾斯麥”,贊其為大手段之外交家。然而梁啟超卻反稱其為：“小狡獪之外交家也。”他這樣論道：“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并立，生存競爭，惟利是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獪得名哉。雖然，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后也。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國策之思想，橫于胸中焉……”李鴻章的外交手段沿襲戰國時縱橫家的慣用伎倆，借力打力，“以夷制夷”.然而，西方列強如一丘之貉也，可見弱國無外交。談及李鴻章外交軼事，梁啟超這樣記敘：“李鴻章與外國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一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這段話讀起來確有幾分諷刺味道，可見國人之劣根性，阿Q之精神勝利法一時很難摒除。

后面又談到：“李鴻章生平最遺恨一事，曰未掌文衡。”這里文衡即指學衡，也就是說，李鴻章自覺最遺憾的事居然是沒有當過科舉的考官，可見科舉流毒之深。梁啟超在書的結尾處把李鴻章同霍光、諸葛亮、郭子儀、王安石、秦檜、曾國藩、左宗棠、李秀成、張之洞、袁世凱、梅特涅（Metternich）、俾斯麥、格蘭斯頓、爹亞士（Thiers）、井伊直弼、伊藤博文一一比較，對李鴻章一生之人品和學識作出總結：“李鴻章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也，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

有一詩傳為李鴻章臨終所作：“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在他彌留之際，還有俄國使節威逼他在密約上簽字。嗚呼哀哉！在把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比較時，梁啟超議論道：“故伊藤之輕重于日本，不如鴻章之輕重于中國，使易地以處，吾恐其不相及也。”李鴻章在這樣一個專制達到極點的時代，著實難有大作為，乃至其本人自嘲為大清一裱糊匠，也是可以略窺其心境的了。

因此，欲知真實的李鴻章，客觀公正評價一人物，需設身處地，把他放在當時的時代和環境中去，不可厚今薄古。而和他處在同一時代的人的評價，往往可信之處居多。當然，這得摒除個人的感情傾向，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梁啟超的《李鴻章傳》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典范，值得仔細品讀，再三體會。

第三篇：讀梁啟超《李鴻章傳》有感

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1840年4月，初春的細雨播撒到英格蘭的大地上，一如既往吵鬧的英國國會里，外交大臣巴麥尊微笑著接受著支持者的祝賀，剛才，他擊敗了反對黨議員格拉斯頓的關于反對鴉片戰爭的提案，這樣一來，暴利的鴉片貿易將伴隨著大英帝國的堅船利炮，重新輸入那個古老的東方國家之中。也許他并不知道，這一項在大英帝國龐大海外貿易中并不起眼的提案，將會改變中國近百年的命運。

百年之后的蔣廷黻先生讀史論事，寫作了氣勢磅礴的《中國近代史》，在他的作品里，探討了為何中國在經歷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仍然不知民族危機、不思國家改革，白白的浪費了二十年光陰。并將矛頭直指以林則徐為代表的當時士大夫階層，崇拜了百年的偶像在一夕之間坍塌，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林則徐是一位得到過最多贊譽的政治家。死后追贈謚號“文忠”，得到了清政府的嘉獎和認可，康梁等維新派則稱頌其開學習西方“長技”之先河。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甚至評論他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此高高聳立于民族之巔的人物，受到蔣廷黻先生的如此指責，似乎稍顯過分。的確，林則徐的骨子里保留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風氣，他清正廉明，以拯救蒼生，為國效力為己任，他盡忠職守，關注民生。這就是在今天，也是并不落伍的思想。的確，在來到虎門之前，林則徐是一個把西方發達國家看做與朝鮮越南等中國傳統藩屬國類似的國家。認為他們吃的是牛羊肉磨成的粉，食之不化，離開中國的茶葉、大黃就會“大便不通而死”，認為英國人“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堅，一至岸上，則該夷無他技能，且其渾身裹纏，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復起，不獨一兵可以手刃數敵，即鄉勇平民竟足以致其死命。”，看不起英國人“奇技淫巧”的堅船利炮：“蓋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外，其船尚可轉掉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魚游釜底，立可就擒。”他所進行的禁煙運動也僅僅是針對外國走私的鴉片，在虎門銷煙數年后還寫信闡述自己的所恨：“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于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但正如蔣廷黻先生所言，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廣東后經過多方努力，了解到一些“夷情”后便認識到中國與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因而極力倡導向西方學習，以改變中國防務上的落后狀態，甚至組織翻譯了1836年倫敦出版、英國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命名為《四洲志》，成為近代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世界自然地理、社會歷史狀況的譯著。他的好友魏源編出的《海國圖志》一書中概括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正是源自林則徐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求富強，來抵抗西方侵略以求獨立的愛國主義主張。并且林則徐率領軍隊在虎門戰爭前哨戰的九龍之戰和穿鼻洋戰斗中打退了英軍，英軍宣稱“我們的主帆被打中了十九炮”“人們都癱瘓了，我則說不出話來”“我希望我絕對不再參加這種戰斗。從這次戰斗里，我們已經被揍得很夠受的了”就當時的歷史社會環境來看，林則徐所做到了他所做的一切，并無可以指責之處，他不愧為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率領國人同外國侵略者斗爭的民族英雄。而且他的思想和能力在當時的社會可以說是一流的。

在一個盡是瞎子的國度中，只有一只眼睛的人就可以當皇帝。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在一群保守落后的士大夫中，林則徐無疑是鶴立雞群的，盡管他的認識僅僅停留在洋人的火器艦船上面，盡管他在守舊勢力的影響下沒能振臂一呼，宣揚改革，但是他所做的無疑是進步的，用今天的歷史眼光和思路去評價林則徐，是有失公允的，不恰當的。中國的封建保守勢力太強大了，林則徐只不過是黑暗中的一絲燭光，只能照亮幾個人眼前的路，要他以一人之身，而行幡然興革之事，無異于飛蛾撲火，一無成效。

孟子曾經這樣評價孔子：“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可見，審時度勢對一個圣人來說是多么重要。布魯諾為了宣揚日心說而活活被教會在火上考死，固然，他追求真理的偉大精神值得我們贊頌，但是是否值得我們學習呢？的確，主張改革，宣揚學習西方技術是當時富強國家的辦法，二十年之后的洋務派這么干過，六十年后的維新派也這么干過，可是事實結果證明他們都失敗了，拯救中國的辦法只有進行徹底的，從上到下的革命，這一點我相信無論是李鴻章和康梁都一清二楚，但是他們還是迫于阻力沒能再進一步。那么，我們是不是應該以同樣的罪責指責李鴻章和康有為？再進一步說，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也失敗了，我們是不是也該以此指責孫中山？人染沉疴，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后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投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治病如此，改革也是如此，清朝科舉制度綿延隋制千余年，文官萬計，但都傳統保守，不符新制，更勿提四億國人民智未開，驟行改革，無異天方夜譚。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作為一個生于傳統保守家庭，長于一個傳統保守社會，又在一個傳統保守國家做官的林則徐來說，他已經做到了他這一代應該做的，牛頓在生命后期為了證明上帝的存在而研究了三十年，但這并不能阻礙他成為英國最偉大的科學家而名垂青史。拿破侖在最后滑鐵盧慘遭敗績，但這并不能阻礙他成為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和軍事家載入史冊。同樣，盡管林則徐在鴉片戰爭過后緘口無言，但這也并不能抹殺他在鴉片戰爭前期領導國人同外國侵略者戰斗和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功績。林則徐仍然是高大的，被指責的應該是當時中國腐朽黑暗的封建社會。而改變這個社會的責任不屬于林則徐。我們雖然浪費了二十年的時間，但是這確實從傳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必要過程。歷史不存在假設，歷史上發生的事情都是遵循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對此我們雖然感到惋惜，但也無可奈何。

盡管蔣廷黻曾經在《中國近代史》中對林則徐頗有指責，但在他晚年一篇堪稱其學術生涯總結之作的《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一文中，對林則徐已經沒有絲毫個人攻擊，僅譏諷當時的士大夫：“在道光年間，中西文化如要比賽的話，無疑的，中國隊員的自然隊長是林則徐。則徐未得出場，國人當然有以自慰。因此中有這個大波折，國人又要酣睡了二十年”。

蔣廷黻先生在其著作中將林則徐分為兩個，那么在這里對林則徐的評價也應該一分為二的來談。一方面，身為一名傳統中國士大夫，林則徐率領中國軍民在虎門銷毀鴉片，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民族決不屈服于侵略的決心，是人類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壯舉。在此之后的九龍之戰和穿鼻洋之戰中，林則徐更是擊退了進犯的英國侵略者，取得了抗擊外來侵略的勝利。對此他無愧于民族英雄的稱號。另一方面，身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林則徐缺乏更遠大的目標，缺乏改革的勇氣和信心，沒能帶領中國步入現代化。是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想以林則徐親手書寫的一副對聯來表示我對林則徐的敬意，我想，無論經過多久，這副對聯所渲染的精神都不會過時，因為字行中包含著中華民族偉大不朽的精神和魂魄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參考資料：《晚清三十人》，李揚帆著

《天朝的崩潰》，茅海建著

《清史稿·林則徐傳》，趙爾巽編撰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沈渭濱著

《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研究論文集》，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晚清人物課程

00686018

北京大學工學院

黃斯喬

第四篇：讀梁啟超有感

讀梁啟超《新史學》有感

文章：《新史學》

作者：梁啟超

發表時間：1902年2月

出版物：《新民叢報》

現出版物：《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6年8月

內容摘要：

梁啟超的《新史學》內容包括《中國之舊史學》、《史學之界說》、《歷史與人種之關系》、《論正統》、《論書法》和《論紀年》這六個部分，它們是梁啟超在受到西方史學思想的影響和啟發下，對中國的史學現狀進行批判，并打出了“史學革命”的旗號，主張建立新的史學，從歷史的作用范圍、歷史與人種的關系、歷史正統性、書寫歷史的手法和歷史的紀年等方面著重闡述了如何建立新的史學及建立怎樣的新史學的問題。這六部分的主要內容是：

《中國之舊史學》：對中國舊史學之現狀加以說明，并提中國舊史學雖著作浩繁，史學名家輩出，但卻是陳陳相因，并未在史學界開辟出新的天地，其中的病源有四：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只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這四個弊端又衍生了兩個問題，即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導致讀者讀史時遇到三大難題：一曰難讀；二曰難別擇；三曰無感觸。正是因為這些舊史學之弊端，使史學革命刻不容緩，梁啟超甚至發出了“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救”的感嘆。

《史學之界說》：創立新史學，必須先要搞清楚史學的界限問題，也就不得不先弄明白歷史的范圍。梁啟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

二、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

三、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三者是層層遞進，聯系緊密的。從現象到公理公例，即是一個從現象到本質（規律）的跨越，在文中，梁啟超闡述了自己對歷史范圍的看法和認識。

《歷史與人種之關系》：歷史是用來敘述人種的發達及其競爭，舍人種則無歷史。人種問題已成為現今世界獨一無二的問題。人種分為“歷史的”人種和“非歷史的”人種，“歷史的”人種又分為“世界史的”與“非世界史的”人種，歐羅巴文明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后有詳細舉例加以說明，最后提出條頓人實為今世獨一無二的主人翁。

《論正統》：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則有統；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則有正統。正，即真。統之詞起于《春秋》，然所謂正統者，霸天下人之天下為私天下，又懼民眾不予承認，才提出這些理論來鉗制他們，統之義實謬，所謂正與不正，則更不值一提。以六個依據來衡量正統不正統，實則相互矛盾，不能自圓其說。正統之說起因有二：一是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二是由于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如果追根究底，梁啟超認為自周秦以后，無一朝能當此名者。

《論書法》：新史學質疑中國的史家著史專門注重書寫方式，即“書法”，并以此自鳴得意。他認為史家應以一團體的善惡來為功罪，而不能僅以一二人的功過得失來評判整個社會，史學要有益于社會。古時的史家所謂的“功罪善惡”，多是因為記載君主與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引起的，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功罪善惡。但梁啟超并非主張廢除書法，他認為要寫史，就要像布爾特奇的《英雄傳》一樣，書寫淋漓盡致，而不是如《春秋》，注釋數千言，讀者仍不能明白其意。

《論紀年》：凡歷史，必有紀年，即帶有帝王的年號。本文即是圍繞“歷史紀年”問題而展開。首先論述的是紀年的意義。接著敘述年號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稱呼，故而使人頭腦勞累，因此孔子作《春秋》，去繁而就簡。再次論述帝王紀年之法，不可久行于今日文明之世，并例舉西方諸國的統一紀年法。最后梁啟超認為中國的歷史紀年法應以孔子的生平為統一紀年，更為實用。

史學作為“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的學科，經過數千年的發展，不斷壯大和繁榮，歷史著作也是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著名的史家也涌現出以司馬遷、班固、司馬光等為代表的史學大家，為后世留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和光輝的史學思想。史家對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梁啟超也明確提出了史學的作用“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史學在今歐洲民族主義和列國文明日益發達的過程中，占據有約一大半的功勞。在這里，梁啟超就提出一個問題，也是困擾在讀者心中的一團疑云，那就是為什么中國不管是古代還是近代，史學發展都非常繁榮，然而現實中中國的情況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卻是如此之糟糕？閱讀了接下來的內容，我們就會恍然大悟，繼而進行思考，就不得不佩服梁啟超立論之新穎，寓意之深刻。中國史學雖然發達，史家輩出，但卻是“沉沉相因，一丘之貉”，并沒有在史學界開辟出一番新的天地，那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梁啟超對此作出了回答，這就是為廣大讀者所熟知的“四個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所謂的二十四史并非真正的史學著作，而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譜而已。中國古時的史家，以為天下是君主一個人的天下，而所有的作史者，都是為朝廷君主所作，無一書為國民而作，并舉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只不過是“以備君主之瀏覽”，就是為說明不論是史家還是史學著作，大體都是為朝廷而作，使中國的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梁啟超就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我國數千年的史家所難辭其咎的。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是英雄的舞臺，但每個人都處于社會環境和背景之下，不可能有獨立存在的人，所以著史必須要考慮多數人的情況。但中國的史學，如本紀、列傳，“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并未說明一群人的“交涉、競爭、團結”之道，梁啟超認為它們就是“無數之墓志銘”。現今史家雖多，卻未有一個能意識到這一點，使國民的群力群智群德，并未有所發展。三曰只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著書都有宗旨，重在經世致用，為今世之人提供借鑒。中國史家著史只記過去之事，推其病根，梁啟超認為是當時史學家認為歷史為朝廷的專有物，“舍廷外無可記載故也”。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之精神非常重要，史學也是如此。史學的精神就是理想。著史書必須能說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事件及其原理和前因后果，“鑒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這樣的史書才有益于國家和社會。但如今中國的史學著作只是呆板的說明某一天發生了某件事，至于其原因，未能夠解釋說明。因此，這些史書雖數量極多，但卻毫無生氣，耗費百姓的腦力，實屬無益。以上這四項弊端，又衍生出另外兩個問題，那就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的史書，滿紙均為某日發生某某事，猶如英儒斯賓塞“鄰家之貓，昨產一子”之事實，讀完全書，并沒有多少有價值的東西。簡述歷史事實卻不能善于“別裁”，讀之無多大用處。中國幾千年來稍有創作之才的史家，梁啟超認為只有六個人：太史公司馬遷，其書就具有國民思想，將與時代極有關系的人物分門別類，著書立傳；杜佑，他的《通典》，“不記事而記制度”，因為

制度與國民全體的關系遠比事件與之關系重大，這也是杜佑首創的；鄭漁仲所著的《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為主，記述為輔，“實為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司馬光之《通鑒》結構宏偉，取材豐富，至今未能有超越者；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首創了紀事本末之體，探求事與事之間的因果關系；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創立學史之格，是我國思想界的英雄。合此六弊，對讀者閱讀史書造成了困難。首先是難讀。史學著作浩如煙海，窮其一生也難以讀盡。其次是難別擇，史書之繁多，何為應讀之書，何為有價值之書，我們難以從中正確選擇。最后就是無感觸，讀完史書后，卻未有激勵讀者的愛國之心。現今社會也是如此，我們上大學，專修歷史學，從《中國通史》到《世界通史》，再到斷代選修史，教科書數量繁多，但讀之卻并未有較大感觸，尤其是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上的“大**年代”，上初中、高中的時候就有學習，當時心里面還有很大的觸動，為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而心痛，為中國現代社會建設上的重大失誤而痛心。到了大學，從教材上看這些內容反而沒有什么大的感覺了。不知是學習者的問題還是其它方面的問題，嗚呼哀哉！所有這些問題，就導致了必須對史學進行改革，不然，“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因此，梁啟超才寫了《新史學》一文，實是世界形勢所迫。

關于《史學之界說》這部分內容，我感觸最深的是梁啟超對歷史的范圍做的界定，層層深入，歷史是敘述進化發展的現象，但非人類之進化者，卻不能稱之為歷史。因為“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但是，單單講述人群進化的現象是不夠的，它只是一些淺在的層面，還必須從這些現象中把握事物進化的規律，但這又是不易求得的，主要是因為諸多史家知有一局部之史，卻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間的關系。求得公理公例的最終目的還是“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就是用已知的進化規律為以后的發展服務。中國無真史家，導致中國進化緩慢，實是國之悲哀。梁啟超就自己下定決心，在此開辟新的道路，勇氣可嘉！

相比之下，我對《歷史與人種之關系》并不特別感興趣，其內容紛繁復雜、名稱眾多，使人頭昏眼花，本人實是提不起興趣閱讀，故而此處省去不述，還望老師見諒。

《論正統》一文中對正統的起源和含義都做了比較明確詳細的敘述說明。梁啟超認為中國史家言正統就是一大謬誤，根本原因就是他們被奴隸根性所束縛，轉而又來束縛后人。文中所寫用以衡量正不正者的六項依據，實際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千百年來，史家為正統的事情爭論不休，卻又無法自圓其說。梁啟超對正統之說的起因做了分析，他認為原因有二：一則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也；二曰由于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并提出了自己對正統的看法，他認為自周秦以后，無一朝能當此名者。理由就是夷狄不可以為統；篡奪不可以為統；盜賊不可以為統。如此說來，中國歷史上所謂正統者，寥寥無幾矣。我認為，歷史無正統與非正統之說，這種分法本身就給歷史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政治色彩，使讀者看不清歷史的本來面目，實在應該摒棄之。

《論書法》和《論紀年》兩篇內容，本人對此沒有太大的想法，無論是史家隱其意或直筆記述君王的私事，或是紀元的更改在歷史上都屬于常見的現象。雖然說“書法善則為良史，反是則為穢史”，但要寫出善史，也是相當困難的。梁啟超就說，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書法；無《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書法。而紀年之說，由孔子作《春秋》定制，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才可以改元，使紀年變得簡單了。在最后，梁啟超提出“紀元之必當變”的口號，這樣前面所講的正統問題就無從說起了。

從總體上看，梁啟超的這篇《新史學》先講了舊史學之情況，然后就要進行改革，引出從何處著手開始進行“史界革命”整篇文章的內容宏大，立論深刻，議論得當，他的史學觀點在這里得到咯充分的體現，批判以往的舊史學，提倡撰寫新觀點，新體載的“民史”反對以往歷史以帝王將相為中心，主張寫通史，就要改變朝代紀年，以孔子生平為統一紀元，他將“朝代”與“國家”分離開來，也是文中所體現的反省舊史、開辟新史的一個重要特點。以上這些就是本人看了《新史學》后得到的一些粗淺的認識和看法，多有錯誤和不足，希望老師不吝賜教，本人在以后的學習中也會加大閱讀面，增加知識儲備，成為合格的歷史專業人才。

第五篇：梁啟超傳讀后感

《梁啟超傳》讀后感

最近偶然在圖書館的網站上，發現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正在圍繞第三屆讀書節展開一些列活動，其中有一項活動，便是向讀者推薦一系列書籍，不過無奈的是，其中大部分書籍，圖書館都沒有收藏，而且收藏的有限幾本，早已被借出，最后僥幸的發現，解璽璋編寫的《梁啟超傳》，圖書館中尚存有樣品書，有光梁啟超的了解，僅限于中學課本中的維新變法中，提到一點而已。于是便懷著對梁啟超在維新變法運動之后的行蹤的好奇，便借閱這本《梁啟超傳》了，誰知一睹之后，便愛不釋手，只欲讀完方休。

解璽璋的這本《梁啟超傳》，構思新穎、手法獨特，同歷來諸多傳記有著極大的不同，正如劉再復在序言中所述的那般“此書除了前三章講述梁啟超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歷史性人物的關系為章節。”“如此構筑傳記，便是以‘人’為中心，相應地，便是歷史以‘人’為主軸，從而主客兼宜，脈略清晰，既有歷史性，又有文學性。”可以毫不夸張的說，這既是一本梁啟超傳記，也是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梁啟超傳記，也是一群近代中國歷史性人物的綜合傳記。讀罷，方知梁啟超對于中國的影響，并不曾因為維新運動的失敗而終止，反而其影響貫穿整個近代中國史。這是在以往的歷史教科書中，不曾也無法看到的。感謝解璽

璋這本《梁啟超傳》，帶領我們走進梁啟超，并對梁啟超有了更深的認識。不過就個人觀點而言，解璽璋盡管在極力客觀的向讀者們介紹梁啟超，但是其中任然有不少為梁啟超辯解的文字，大概是因為解璽璋對梁啟超始終懷著敬佩的情愫所導致的吧。

我用了四天時間，終于將《梁啟超傳》上下卷給讀完，縱觀梁啟超生平，個人認為，梁啟超一生致力于呼吁解放思想，開啟民智，然而其本身卻依然免不了保守，忠于清皇，忠于先生（康有為），以至于在政治立場上，幾番變動，盡管他學貫中西，對于中國的政治形勢，有著深刻的思索與分析，但是終將因為自身的對人的了解對人性的分析不夠，導致幾乎一生政治生活黯淡與失敗，梁啟超對于學術而言，或許是成功的，但是作于政治幾乎是慘敗的，而且敗得徹底，但是他對于中國近現代，國家的發展，人民思想的解放，卻無疑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他是近代國民思想解放啟蒙的先驅。只是思想的保守性，使得他的對于政治立場，具有極強的的妥協性，總是期望于當權者，能夠舍棄自身的利益，實現他的政治理想，豈不可笑。

知道梁啟超的家事之后，尤其是梁啟超的幼年時期的而生存環境，難免又發出這樣的感慨“梁啟超是時代塑造的，是歷史的而選擇。”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為梁啟超的，偉人的成長之路不可復制，梁啟超之所以成為梁啟超，這與他的才識，努力固然是分不開的，但是其幼年的而生存環境對其的成長卻也功不可沒。可以說梁啟超的成長是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兩者缺一不可。所以說，縱然我們達不到梁啟超的那種高度，也不全是自身的原因，與生活環境都有著莫大的影響。

梁啟超的教育，政治，經濟，文明，學術等方面的研究無疑是非常深入的。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大師級的人物。在家庭子女的教育上，成就也是鮮明的，不禁想到一句俗語，“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孩子會打洞。”看起來很有偏見，其實也是很有道理的。想到目前社會上，經常發生的家庭倫理道德糾紛，正如《春秋》中所說的，子不子父不父，真是時代的悲哀。讓我們不禁思索起來以后如何教育后代的問題，怎么才可以避免這些丑陋的悲劇的產生。

一生著作等身，一部序言洋洋灑灑一揮而就，停筆竟成一本書，估計也只有梁任公這樣的學術大師，才能做得到的。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影響深遠。

梁啟超直到病危最后時刻還在帶病繼續《辛稼軒年譜》，其治學精神可歌可談，讓我輩望塵莫及。梁任公弟子諸多，幾乎每一個都是名滿天下，不可能不受梁啟超的極大影響。

正如胡適之所言：“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

梁任公弟子諸多，朋友也很多，在當時一度成為國內一

尊輿論的領袖。固然與其淵博的知識，名滿中外的名氣分不開，但其中也少不了個人的人格魅力。可以說其為人是相當成功的，只可惜其有一個重要的弊端就是不會識人，以至于屢屢受挫不被理解。

當然正如其信仰的那般，“宇宙是有缺陷的”，梁啟超自身又有著學多不可詬病弊端，做事過濾過多，闖勁不足，思想還有著一定的保守性，可是是他成名太早，后期缺乏師長引領的緣故吧。

以至于，師長、弟子、朋友只見都有諸多矛盾，甚至視其為仇人，豈不悲哉！以至于死后還受多方排擠，英名難以流傳，如同日月蒙塵，真是悲哀！

梁啟超一生為解放國民思潮，做了極大的貢獻，但終歸不是一位稱職的政治家。缺乏政治家的手腕與謀略，因而其政治生涯，屢屢受挫。不過梁啟超極大的愛國情懷、愛國情結，是不可置否的！

正如他個人所言：“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我一生的政治活動，其出發點與歸宿點，都是要貫徹我愛國救國的思想與主張，沒有什么個人打算！”

總之，梁啟超一生為近代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一個對歷史有著重大影響力的偉人，其高貴的人格、嚴謹治學精神，博大的愛國情懷等，有太多太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