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19年7閏看公歷與夏歷會合的日期（推薦）

從19年7閏看公歷與夏歷會合的日期

2001年的國慶節與中秋節在同一天，1982年也是雙節同慶，2020年也將是這樣，為什么均是相差19年？這得簡單的了解一下陰月陽年合歷的夏歷。

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四川閬中民間天文歷法學家落下閎，與鄧平等，制造天文儀器，晴測圭表，夜觀星象，首次將二十四節氣納入夏歷，選定漢武帝元封7年（公元前104年）冬至子時為歷元，首次將二十四節氣納入夏歷，改為太初元年，創制《太初歷》,當時采用“平氣法”——將冬至到次年冬至——歲實——回歸年平均劃分為二十四節氣，在缺中氣的月份置閏，巧妙地使歷月跟月亮圓缺一致，歷年又跟寒暑周期（回歸年）相協調，從此奠定了夏歷的基本格局，不少亞洲國家也用作輔助歷法。

民諺說：“三年兩不閏，三年兩頭閏”，夏歷19年一般有7個閏年。

1個回歸年365.2422日19年計3939.6018日

1個朔望月29.53059日19年計228+7=235個月，合3939.68865日

235個朔望月比19個回歸年僅長0.08685日，即2.0844小時

235個朔望月比19個回歸年僅長2.0844小時。

19年7閏除前面說的推測國慶節與中秋節相合的日期外，還可推測人們生日的公歷和夏歷相合的日期。

如生日為辛巳年三月二十六日，即1941年4月22日，在19的倍數年齡，公歷和夏歷的日期又會相合（偶爾相差1天）：

19歲：庚子年三月二十六日，1960年4月21日

38歲：己未年三月二十六日，1979年4月22日

57歲：戊寅年三月二十六日，1998年4月22日

76歲：戊寅年三月二十六日，2017年4月22日

95歲：丙辰年三月二十六日，2036年4月22日。

第二篇：從工業革命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從工業革命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摘要：工業革命是一把雙刃劍，在大大提高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大自然帶來了空前的災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究竟是對立還是統一，我們是否該如工業革命一樣“先污染，后治理”，還是尋求二者的和諧統一發展，成為人類社會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本文將對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發展以及其對環境的破壞進行分析，探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以在倡導新世紀，我們應該協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關鍵詞：環境保護；經濟發展；關系；工業革命；協調統一

1.前言

自古以來，人類就在不斷的謀求發展中生存。為了生存，充滿智慧的人類不斷的改造自然，提高生產力，發展經濟。18世紀中葉，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國家相繼進行了工業革命，改善了生產關系，大大提高了生產力，使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之前的大自然自凈能力被打破，環境污染發生了質的變化并演變成一種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危機。從此，人類就不得不面對一個看似“矛盾”的兩個名詞：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如何處理好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成為了一個長期困擾人類的問題。

2.工業革命

2.1 工業革命 世紀中葉，英國棉紡織業開始發明和使用機器，此后機器生產擴展到采煤、冶金、交通運輸等各行各業，引發了發明機器、進行技術革新的連鎖反應，工業革命從此開始。1785 年瓦特制成的改良蒸汽機于投入使用以后，迅速推廣，大大推動了機器的普及和發展。工業生產逐漸由手工操作向機器生產過渡，傳統的手工工場日趨衰落，新興的生產形式—工廠興旺發達，生產力大幅度增長，生產關系發生巨大變革。人們把這個過程稱為“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核心內容是重工業、機器制造業和機床制造業迅速成長，運輸網絡迅速開拓。煤成為重要能源，它是蒸汽動力的源泉。鐵路的發展為交通運輸網的構建儲備了強大的后勁。如果說，動力革命是工業革命的引擎，那么煤在產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先是普及蒸汽動力，后又發展電力取代它，并最終整個生產部門均為電力所囊括。

2.2工業革命對生產力的影響

工業革命改善了生產關系，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在工業革命后開始進入到了一個工業生產的新階段。相對于原來的家庭手工業來說，工廠制生產具有這樣鮮明的特點，一是使用機器特別是瓦特的“蒸汽機”代替了原來使用風力、人力等自然性資源；二是機器的使用突破了原來對建造工廠的種種自然條件的限制，改變了工廠的空間布局；三是工廠的規模不斷擴大擴展，一些大型的工廠遍布全國，生產率也不斷提高。以棉紡織業為例，由于阿克萊特的水力機和克倫斯頓的騾機的發明，迅速地提高了工人的生產率，如果要紡織100 磅的棉花，印度手工紡線工需要用50000 個勞動工作時，而一臺裝有100 個紗錠的騾機（1790 年）需要1000 個工作時；一臺以蒸汽為動力的騾機（1795 年）只需300 個工作時；到1825 年，使用羅伯特的自動化騾機僅用135 個工作時。

工廠制的另外一個最為重要的特點是，工廠主是在為了利潤而生產，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可以迅速地增加個人的財富，滿足著人們對金錢的渴望。并且正是在工廠制度下，或者說在工業體系下，工廠主不顧一切地擴大生產賺取利潤的這種內在沖動，也能在機器這一物質力量的條件下得到實現和放大。歷史學家保爾·芒圖說道，工廠的目的就是只在生產商品，在于盡可能快地生產無限量的商品。因此，在19 世紀30 年代初期，紡織廠在迅速建造中，“其速度之快足以使任何人為之瞠目”，英國人的船舶象飛蟲一樣地蜂涌云集；他們的印花布覆蓋了全世界。當時的社會不僅狂熱地建造工廠，也投資建造鐵路，“報紙支持這種狂熱；政府許可這種狂熱；人民不惜為它而解囊。鐵路一時蔚然成風，如火如荼。英格蘭的鐵路已經打好了藍圖。利物浦——曼徹斯特鐵路的利潤和百分率被廣泛地引證。倫敦——伯明翰鐵路的前景和力量被說得天花亂墜。”

建造運河也是同樣如此。

馬克思曾指出: “ 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 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 還要大”。因此，在工業革命這100 年的時間里，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的近代大工業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和巨大的財富。人類的經濟發展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2.3工業革命帶來的環境問題

在經濟的空前發展下，工業革命對環境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煤煙滾滾，煙霧彌漫。學術界一致認為，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煤炭成為最為重要的能源，如果說蒸汽機直接提供了工業動力的話，那么煤炭就是蒸汽機的直接能源。從1780年到1880年的100年間，英國利用自己的煤炭儲備所提供的能源建立了世界上技術最先進、最有活力和最繁榮的經濟。但同時，正是煤炭的廣泛應用，導致了英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大氣污染時期。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天空煤煙滾滾，煙霧彌漫，使得天空、建筑物等都變成了一片黝黑。法國旅行家笛福曾經對新興的煉鐵業中心謝菲爾德有過這樣的描寫，“這里人口眾多，街道狹窄，房屋黑暗，不停工作著的鐵爐煙霧不斷?！薄爸x菲爾德是我見到的最臟、最多煙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鐵匠鋪沒有高高的煙囪，加上城市又有許多山坡，這樣冒出的煙就直接升到街道上。因此造成人們不停地把塵埃吸入體內。人在城里呆久了，就必然吸進煤煙，積在肺里，受到有害的影響?！痹趥惗兀瑹熍c霧相互混雜，形成濃濃的黃色煙霧，長年縈繞在城市上空，著名小說家狄更斯將此斥之為“倫敦特色”。

二是河流的污染。在英國工業革命中，棉紡織業是第一個實現機械化的行業，也是生產量最大的部門，其對環境的污染也最為嚴重。由于工廠主只顧自己 的利益，而不顧及環境的問題，直接將紡織廠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污水排進河中，使河流遭到污染。英國學者卡特萊特指出，到1830年，英格蘭的大工業城市沒有一個安全的飲用水供應，這些地區的河流都受到了嚴重的污染，以致河里魚都沒有了。最典型的就是倫敦的泰晤士河，由于工業污水不加處理直接排放到河中，使得本來清澈宜人的“母親河”變成了奇臭無比的污水河。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這年6月，臭氣沖天簡直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就連河邊議會大廈的窗上也不得不掛起一條條浸過消毒藥水的被單。1878年，“愛麗絲公子”號游船在河上沉沒，死亡640人，其中許多人并非溺水死亡，而是因為喝進了污染的河水。

三是自然環境和城市環境的惡化。在工業革命中，繼棉紡織業之后，鋼鐵業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作為重工業的鋼鐵業對環境的破壞相當嚴重。煉鐵業的發展直接導致了對森林的大肆砍伐。煉鐵廠在沃里克郡、斯塔福德郡、赫里福德郡、伍斯特郡、蒙默思郡、格洛斯特郡和薩洛普郡的發展，對當地的森林中所造成的損害是不可想象的。而這樣的破壞直接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在英國，大片的森林早已不復存在，人造林的面積也特別小，直至今日，英國的郊外依然是草多樹少。不僅如此，工業革命中，隨著新興的工業城市的出現，人口的大量集聚，也帶來了城市環境的惡化。街道上到處都是垃圾，排水設施不暢,住房和地下室常常積滿了水，即使是有排水溝，其中流淌的污水也充斥著化學污染物的怪味,甚至會有硫化氫的水蒸汽逸出，這些氣味會對人類健康造成嚴重威脅。所以,就城市的居住環境而言，工業革命時期“人們居住的大小城鎮都是些可怕的地方，充滿了令人厭惡的景象和氣味，促進健康和幸福的東西幾乎樣樣都缺?！碧貏e是在工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形成了城市中的貧民區，在這些貧民區里，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大部分沒有鋪砌，也沒有污水溝。到處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積在這些死水洼之間的一堆堆的垃圾、廢棄物和令人作嘔的臟東西不斷地發散出臭味來污染四周的空氣，而這里的空氣由于成打的工廠煙囪冒著黑煙，本來就夠污濁沉悶的了。

令人悲痛的是，環境污染的嚴重，生態環境的惡化直接導致了疾病流行，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人類為自己肆意的破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資料顯示，1831年至1832年，英國爆發霍亂，造成約2.2萬人死亡。1848年霍亂再次發生，其程度比1832年還要嚴重，死亡人數超過7.2萬。1854年，英國又爆發了第三次霍亂，倫敦在10天中就有500人死亡。1866年，霍亂第四次爆發。如果說霍亂的爆發是水污染的原因，那么，各種煙氣、熱氣和毒氣也直接帶來了多種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在英國，肺結核、支氣管炎、肺炎、上呼吸道感染已經成為常見病和導致死亡的最大原因。僅在倫敦，1873、1880、1892和1952年就發生過四次毒霧事件，造成非常慘重的死亡。1952年的這次煙霧事件在四天內就有4000多人死亡。

3、結論

3.1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傳統觀點是認定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是對立的、矛盾的，經濟發展必然要導致污染，環境污染與生態惡化是人類發展經濟的必然結果，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承受環境污染的代價，否則經濟就失去了發展空間。正如部分發達國家一樣，他們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政策，以毀壞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的告訴發展。然而，工業革命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這是不可取的！尤其在新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經過上百年歷程，環境資源供給相對減少，而對其需求卻在不斷增加，環境所面臨的壓力增大了。人類經濟發展所能夠消耗的資源在減少，環境資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發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護環境資源，經濟根本無法實現發展。

其實從長期看，環境保護與發展經濟并一定是矛盾的，而且完全是可以共存的，共同促進的。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目的都在于提高人類的生活品質，之所以出現魚和熊掌難以兼得的兩難境地，是因為沒有衡量二者之間的成本和效益關系。環境的改善可能有助于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則能為環境保護提供資金和技術。二者的結合，即保護了人們的環境權，又為人們充分而全面的實現發展權創造了條件。尤其在新實際，保護環境和經濟發展更是相輔相成，共同進步的。一方面，二十一世紀所提倡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將環境作為經濟成本的一個部分，因而環境保護成為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的途徑。另一方面，我們今天所說的環境保護，不只是單單的保護，或是消極的防治，而是在保護的前提下，對環境進行合理的開發和利用，以保護人類的基本權利—環境權。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發展；同時，以優良的環境促進經濟發展。

新加坡的發展即是一個典型的實例。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只有620平方公里，僅及蘇州面積的十蘭分之一，約相當于太倉的面積.然而，今天的新加坡在經濟上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它是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早在1986年人均國民收入總值即高達7000多美元，財政盈余達30億美元，外匯儲備額達282億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較高，失業率極低，物價穩定，中小學教育免費，住房和醫療均能滿足人民的需要，私人擁有的汽車、電視機的比例為東南亞之首.值得關注的是新加坡同時也是一個處處是樹木、草地和花叢，一片綠色土地簇擁著幢幢高樓大廈的國家.進而成為備受贊譽的世界著名的“花園城市”.優美的環境強烈的刺激了新加坡旅游業的發展，從而帶動起一系列的經濟鏈，促進了新加坡經濟又穩又快發展。

3.2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解決環保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發展。我國要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須毫不動搖地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各項工作都要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來展開，無論是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提高，還是資源的有效利用，環境和生態的保護，都有賴于經濟的發展。但是，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我國必須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環境保護的關系，使二者相互統一，相互促進，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保持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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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從《警察與贊美詩》看歐

從《警察與贊美詩》看歐·亨利的諷刺藝術

美國現代短篇小說的奠基人歐·亨利，與法國的莫泊桑、俄國的契訶夫并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之王”，其筆鋒犀利、語言幽默、構思巧妙、人物形象逼真，富于諷刺性的寫作手法往往給人以悲喜交錯的感覺，讓人在捧腹大笑的同時，也可以體會到其中暗淡的哀傷，特別是他標志性的“歐·亨利式的結尾”，看似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在給人以驚奇和意外的同時，也讓人們充分地領略到了歐·亨利別具一格的諷刺藝術的魅力。

其中，出版于1906年的短篇小說《警察與贊美詩》就是體現了歐·亨利獨特諷刺藝術的代表性作品。

先從小說的標題設置來看，“警察與贊美詩”中“警察”本就應該是法治社會、法律制度的捍衛者，應該是一個正面的、公平正義的形象，然而我們知道故事中的警察可與這樣的形象大相徑庭，因此這個“警察”就可以理解為作者特意樹立的一個典型的諷刺形象；而“贊美詩”則保持了其原有的涵義，是神圣、美好、純潔的象征，也是其故事情節發生轉折、人物命運發生改變的關鍵性標志。那么，作者將二者同時放入標題之中，就此小小的一點，便可以足見其諷刺藝術的魅力，一個是集中力量諷刺和批判的對象，一個是潛心謳歌和贊美的對象，二者同時存在，卻分別象征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起著相反的作用，彼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得諷刺的更加諷刺，贊美的更加贊美。這樣正與反、是與非、白與黑的搭配使用，既是強烈的對比，又是巧妙的配合，使得小說的諷刺力量更加強大，更能夠彰顯其諷刺背后所蘊含的深刻思想內涵和人生哲理。

之后從整體故事情節來看，小說主要講述的是紐約街頭的流浪漢蘇比生活中一個滑稽的片段，并以此來反映美國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抨擊和批判當時社會制度的黑暗和腐朽。為了躲避冬季的寒冷與饑餓，蘇比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他可以到政府辦的救濟機關去領受施舍，但這樣做在他看來是精神上的巨大屈辱。所以，反復思量之后，他選擇了另一條路，就是去監獄里呆上三個月。就是為了達到這個可笑而又可悲的目的，蘇比費盡心思，千方百計，做出了一系

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行為，但是卻始終沒能如他所愿。結果就在蘇比受到教堂里贊美詩的感化而幡然悔悟，決心改邪歸正、重新做人的時候，警察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送入監獄，一切的美好愿望和憧憬剎那間終成泡影。

小說的整體發展脈絡并不復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地點和六個場面。其中，三個地點的轉換就是：麥迪遜廣場——百老匯大街——麥迪遜廣場，這樣一個圓環式的地點轉換，讓故事在哪里開始又回到哪里結束。從蘇比開始在麥迪遜廣場盤算自己的“越冬計劃”，到他來到百老匯大街執行這一系列計劃，最后到他無功而返又回到麥迪遜廣場卻意外被捕。小說的開始和結束被作者特意安排在同一個地點，這也就無形之中加強了小說的諷刺意味，主人公蘇比千方百計兜了一個大圈，卻又回到了原點，并且在自己已經不想被捕的時候被捕了，這樣的諷刺藝術技法巧妙，首尾呼應，情節嚴謹，讓人更加印象深刻，發人深思。

而恰恰小說的情節也隨著地點的轉換發生了變化，大致是這樣的六個場面：

一、想在金碧輝煌的餐館白吃白喝，人家卻不讓他進門；

二、砸碎商店的櫥窗，警察卻不相信他就是肇事者；

三、在普通餐館飽餐一頓后，被人家扔了出來；

四、調戲風姿可人的少婦，卻倒霉的遇到了一個妓女；

五、在劇場門前大喊大叫，卻被警察說成是耶魯大學的學生在慶祝籃球賽勝利；

六、在雪茄煙店偷了一把雨傘，沒想到雨傘的主人正是一個小偷。

作者通過這樣極盡諷刺的場面設計，深刻地揭露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的窮困潦倒和無依無靠，諷刺美國社會現實的黑暗和腐朽。“被捕入獄”這個最高理想串起了小說的情節線索，把六個場面有機的串聯在了一起，形成了故事滑稽可笑、荒誕離奇的這么一個情感氣氛。然而，這也正是歐·亨利諷刺藝術最尖銳的地方所在，因為“被捕入獄”在常人看來確實不是一個崇高偉大的理想，但是蘇比卻把自己去不了的監獄說成是世外桃源，把進監獄看成了一個幾經周折卻無法實現的理想。最終，當蘇比受到教堂里贊美詩的感化而幡然悔悟，決心改邪歸正、重新做人的時候，警察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送入監獄，這個“理想”在他最不愿實現的時候卻意外實現了。

在結尾處，故事的地點又回到了開始的麥迪遜廣場，而蘇比的努力也兜了一個大圈無功而返，但就是在所有的一切都將柳暗花明的時候，蘇比卻意外被捕了。這會讓我們恍然間覺得，仿佛蘇比一系列的荒唐行為并沒有為他的“理想”起到任何的作用，是否獲罪完全不取決于他到底做了什么壞事，做了多少壞事，一切都只是個“意外”而已。

而這正是所謂的“歐·亨利式的結尾”，是歐·亨利諷刺藝術的魅力所在。在文章情節結尾時，作者突然讓人物的心理情境發生出人意料的變化，使主人公命運陡然逆轉，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看似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符合生活實際，從而形成了獨特的諷刺藝術魅力?！毒炫c贊美詩》這一篇更是歐·亨利諷刺藝術的代表之作，不論是荒誕離奇的情節設計，還是滑稽可笑的人物性格；不論是語言的詼諧幽默，還是筆鋒的犀利尖銳；不論是正面的敘述描寫，還是反面的諷刺批判，字里行間都能夠清晰的透露出歐·亨利特有的幽默個性。他甚至可以把可笑的、不可笑都拿出來調侃、戲謔一番，可以把諷刺批判黑暗社會現實這一大的思想主題，從某一個側面、某一個角落、某一個人物展現得淋漓盡致，仿佛只要文字從他的筆尖緩緩流過，就都會沾染上他獨特的幽默氣息，這也正是歐·亨利受人敬仰的、偉大的諷刺藝術。

第四篇：從《菜根譚》看現代人與傳統文化

從《菜根譚》看現代人與傳統文化

《菜根譚》是一本書，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是一本修身之書、智慧之書。它是由明朝的還初道人洪應明收集整理而著成的一本論述人生、修養、處事、出世的語錄世集。它之所以以“菜根”為名，其原因眾說紛紜，其中大部份人認為這則來源于宋代學者的一句口語--“人能嚼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作者借此表明了甘于清貧的淡然態度和平凡超脫的生活理想。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幾百年來《菜根譚》一直被蒙上歷史的塵埃，不為多數人所知。

二十多年的光陰如白駒過隙，在此期間，我讀過的書也數不勝數，然而真正讓我記憶深刻、難以忘懷的，只有《菜根譚》，它如一壺剛剛離窖的老酒，芳香四溢、唇齒留香；又如一杯熱氣騰騰的春茶，清新淡雅，意境悠遠。《菜根譚》是在朋友的介紹下我才知道的，在此之前我對它一無所知。身邊讀過這本書的人基本上沒有。所以有時候我也難免會感到一絲遺憾，就像吃貨得到好吃的想和別人分享、古玩收藏家遇到曠世其物想和同行一起品鑒一樣。

《菜根譚》全書，上至治國、平天下，下至修身、齊家，人世中的大道無所不包。政治家可以從中找到經邦治國的謀略。比如“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當忘利害之慮”。經商之人可以找到機智，一種進退的機智，一種以仁取勝的機智；僧人則會從其中發現博大和寬柔。而我喜愛《菜根譚》，因為這本書的思想極其曠達、悠遠，亦仙亦俗，以及作者的思辨及處世哲學，都能在思想上觸動我、啟迪我。

當你心情浮躁的時候讀它，它令你心思沉靜，天高地闊。當你滿懷愁緒的時候讀它，它如如春風化雨般，讓你思緒澄明。你通常覺得塵世紛擾，很多事情沒有人告訴你為什么，該怎么做，怎樣到達心靈的至境；該怎樣與人相處，怎樣修身養性、潔身自好。這些疑慮，在《菜根譚》中，都能找到答案，只要你悉心領會，認真思索。

苦難如影形隨，不可避免。當你人生失意，一蹶不振，它會告訴你，能嚼菜根則百事可做，這一份苦澀的執著，讓你直面苦難。當你在物欲橫流中暈頭轉向，迷失自我，它告訴你，閑看庭前花開花落，漫隨天外云卷云舒，這是何等的閑致和豁達。當你不顧一切尋求世界上所謂的真理，掌握萬物運作定律，妄圖爭做主宰世界的圣人，它只是淡淡地在角落里低頭，告訴你，真味只是淡，至人只是常，何等直接，卻是一語道破。當你苦苦思索人際交往的成功秘訣到底是圓滑世故還是獨善其身，它告訴你，交友須帶三分俠氣，做人當存一點素心，這才是做人之道。此外，這本書中無處不在的博大、淡薄、寬容、善良和智慧，所有的這一切，讓我覺得自己不只是在讀書，更像是在同一位長者交談，它年事已高，歷經滄桑，向我們訴說著它生命中的古老故事和經歷，又耐心聽我們的傾訴，開導我們、寬慰我們，驅散我們的疑慮，趕走我們的憂思。讓我們體味生命的獨特過程，慢慢回味，仔細反思，最后留下的是那一串串沉甸甸還帶著暖意的警策。當我迷惑的時候，我會想起它來，懷著虔誠的心去尋求它的指引和超度，尋求內心的救贖，就像朝拜的信徒尋求他信賴的神靈一樣。

然而，在我們的身邊，就在我們生活的現實社會中，已經越來越少的人還有閱讀紙質書籍的習慣，他們每天吃著“精神的快餐”：看手機新聞，看網絡頭條，看最新電子小說，不管是穿越的還是懸疑的都饑不擇食，胡亂吞噎著毫無營養的書籍知識。他們不愛和朋友、同事面對面聊天交流，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每天和陌生人聊著微信，聊著qq。更不用說讓他們去靜下心來閱讀一本經典書籍，深深品味一位先哲的思想和觀點。

甚至，我們的傳統文化產業也在自我放棄，這才是最令人心寒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們家在河南做生意，當時市場管理人員就明確要求在市場內做生意的商家每家必須定一份當地的報紙，才能在那里做生意。然而這些剛開始聽起來很讓人氣憤，因為做生意的人大多不是文化人，大家對這個報紙幾乎沒有什么興趣，其次，大多數人都是外地人，他們對當地的政策、規劃、管理新聞事件等并不像對自己家鄉一樣有濃厚的興趣，所以這份報紙每天送過來都不會看，大多數就是浪費了的。所以有時候我就在想，傳統文化產業的這種經營模式不僅拯救不了這個產業，反而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他們是否應該去思索如何在保持傳統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做出一些改革和轉型，以適應現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呢？

不管怎么樣，這樣一個事實是無法否認的：隨著網絡和信息化的發展，我們傳統的文化產業正再被淘汰和遺忘。人們越來越鐘愛于快速、便捷、大容量的網絡讀物，導致生活節奏加快，人的內心越發浮躁、不安，甚至毫不自知。

《菜根譚》是一本教人做人做事、修身養性的奇書，它聚集了前人偉大的智慧和才干，但是它只是我國燦爛民族文化寶庫中最普通的一小部分，在我國傳統民族文化寶庫中，還有千千萬萬和《菜根譚》一樣優秀的經典之作，它們在歷史的遺跡中被黃沙掩埋，沉默千年，只為等待后世人們的挖掘、欣賞和傳承。不管未來世界如何變遷，大數據時代如何包羅萬象，進步神速，歷史就是歷史，經典永不凋零。讓我們在浮躁的信息時代開辟出屬于傳統文學經典的一席之地，讓思想接受洗禮，讓靈魂暢游無礙。

第五篇：從企業管理看人治與法制

在以往的華人社會，家族企業通常是“任人唯親”，家長式管治，目標是將家族事業代代相傳；綜觀國家政治方面，亦自古崇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國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圣賢明君身上。由此可窺見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治”觀念根深柢固。

隨著世界經濟大同，東方傳統與西方理念正面交鋒，中國人希望藉提高道德修養帶來廉潔善政，管治以人為本，法中有情；西方社會則對人性比較悲觀，首先假設人是自私及損人利己的，故以法制衡，違法必究。孰優孰劣？各執一詞。

但觀乎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濟騰飛，道德觀念卻每況愈下，道德重整又談何容易，相信法治精神將越來越受重視。曾經盛極一時的“科龍”企業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創業老總潘寧談及香港與內地經營環境差別時說：“在香港不需要結識官員，百分之百時間可用于市場和業務，回到內地，你非應酬不可”，一言道破中國“人治”狀況對經濟發展的掣肘，同時更證明香港健全法制之可貴。

“法治”在辭淵中解釋為：“以法律為治國依據，如立憲制度稱法治，對人治言?！敝袊飞想m多次立憲，但法治觀念仍未深入人心，值得中國人反省深思。

在企業管治中，習慣“人治”的中國企業常常礙于人情，難以賞罰分明，發生過失亦不愿承擔，不敢面對現實，甚至拖延隱瞞，導致惡化。反觀西方企業作風現實，一旦發現對公司不利，大刀闊斧解決，看似毫無人情味，實乃企業生存之道，正如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物競天擇”、“汰弱留強”，看似殘忍，實質上卻有效推動了社會進步。

近代社會發展驚人，各行各業對人才的專業要求越來越高，家族公司若想跟上時代潮流，必須在體制上確立 “法治”而非“人治”，才能吸引優秀人才為公司效力，以現代化管理模式，確保公司屹立不倒。李嘉誠先生能成為華人首富絕非僥幸，端賴其高瞻遠矚，以高薪廣聘專才，知人善任，集中外管理模式之優點，建立優秀的人才團隊，使家族公司成功邁向國際知名大企業。

以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營商中的人脈關系固然重要，但終將會被專業知識所取代，希望法治能在中國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