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我國土地制度的一些問題

關于我國土地制度的一些問題

班級：09土地資源管理姓名：許杰華

隨著我國第三步戰略目標穩步推進，經濟建設和各項社會事業發展齊頭并進，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工業經濟再次加速，文明新村建設穩步發展，這之中無一不需要土地的支撐和保障。然而，土地權利制度不完善導致主體越位或者虛化，宏觀調控措施難擋投資需求的多元性，利益驅動致使強行征地以租代征，縱多的問題凸現土地制度的缺陷，也對現行的土地制度提出了挑戰。

一、當前我國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1）是土地規模小，權利主體分散

這既從技術上制約了農業規模化經營，也從制度上提高了規模化經營的成本。中央政治局委員作了一個報告中講到，20年前的承包政策和機制已經走到了它的頂峰，迫切需要一個新的突破，以滿足農民農業農村的發展。必須要出臺新的土地集中政策，這樣才能吸引到對農業的投資。現在這種土地的零碎、小塊使用阻礙了需要進行投資生產的企業家進入土地市場，應該修改土地法，讓私人聚集土地，減少農村土地分流的狀況，這樣才能起到鼓勵對農業投資的作用。

（2）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得不到切實保障

從《憲法》和在《憲法》指導下《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都規定了我國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國有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形式。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權由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農戶使用和經營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承包山，也屬于集體所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但是，權利主體卻并不明確。“農民”、“集體”之間的關系不清楚，國家利益和商業利益的界限不清楚，抽象的村“集體”往往決定了集體所有土地的分配、使用和出讓權，政府也往往在經濟發展的驅動下，濫用公權，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剝奪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使集體用地轉變為國家所有土地。這個過程中，農民既缺乏有效的環節行使雙重的權利，又得不到足夠的補償。姑且不論其中的政治因素，僅從法律上來看，按照現行法律，農民社區集體不擁有讓渡土地權屬的權利。在農地改變用途時，要先按照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將其收歸國有，該社區的農民除按政策規定獲得低的補償外，不能分享農地轉為非農用地所獲的增值收益。但“公共利益”實際上很難界定，有些情況是以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為名，實際上行的是部門或集團的既得利益之實。公共利益相對應的是公共產品，于是稀缺的生產要素土地就變成了廉價的公共產品，對農民的剝奪隨之合法化了。由于我國農地價格表現為具有政府強制性的征地費，征地費普遍較低，大約相當于真正的農地價格(即農地收益資本化的價格)的50%，所以實際的城市生地價格與實際的農地價格(征地費)的差價不僅包括“農轉非”增值，而且還包含了部分農地價值。這樣造成的實際后果是，低價征用農地使農村集體利益受損，協議出讓規劃建設用地使國家利益受損，農村集體和國家損失的利益成了房地產開發公司的額外收益。

（3）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實現形式匱乏

《農村土地承包法》已經把農地所有權中除了抵押和繼承權之外的大部分權利讓度給了農戶。但這也是制約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農民擴大再生產的重要法律障礙。簡單講，就是無法用土地換資金，資產無法變成資金。另外，即便賦予農民抵押權，由于土地規模過小，零散的賦權無法實現用土地換資金，也無法實現土地利用規模化。同時，由于無繼承權，承包經營權設立了明確的期限，也不利于土地的長期經營。這一問題目前尚不明顯，但會隨著發包期限的到來而逐漸顯現。所以，如何解決好承包經營權的保障與流轉之間的關系，在法律實踐中仍然有待探索。

（4）土地級差收入問題沒有很好的解決途徑

級差土地收入是指經營較優土地或在相同的土地上投人較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所獲得的超額收益。由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使國家目前難以通過有效手段把級差土地收入動員到國家手中，補償給邊遠地區。近郊土地收益高，而山區等地區土地收益低。邊遠山區生態建設給予平原地區（包括城市與鄉村）的生態效益無法得到補償。同時，由于農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過多地依賴村集體，使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該得到的土地收益也無法得到保障。

（5）土地使用權過多的限制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

按照現行的法律規定，在國有土地上經批準可以從事所有的經濟建設和各類社會事業發展項目，國有土地國家可以依法劃撥或者有償出讓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權；國有劃撥土地沒有使用年限規定，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則按照不同的用途劃分了20-70年不等的使用年限；國有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出租、抵押等，即可以實現物權關于使用權的所有權能。集體土地使用權，只能從事農用和本組織成員宅基地、興辦鄉鎮企業、農村道路等建設用地等，集體耕地、林地等農用地首先分配給本集體組織成員經營和使用，承包經營權可以轉讓；嚴禁集體土地使用權轉讓、出租、出讓用于非農業建設，因此在法律制度上集體土地的使用權能受到了嚴格過多的控制。極易使人產生所有權權能不平等的概念，不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尤其是不利于縮小城鄉差別，推進農村小康。

二、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辦法

（1）完善土地所有權體制，尋求有效的國有和集體土地組織形式

就我國目前和未來的土地制度改革來看，走回過去的極端公有、集中分配一大二公的體制是不可能的，將大部分土地私有化、土地資源配置完全交由市場調節也絕不可行。從市場取向的改革看，可以根據不同用地類型，不同的經濟成分，進一步完善所有權和使用權兩權分離制度，分解細化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權的所有、占有、使用、使用權處置等內容，堅持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土地所有權的原則上，合理分配省、市、縣三級政府按照國務院的授權作為本行政區域內國有土地所有權的代表的權限和職責，在集體組織內部實行村民代表會議集體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制度，進一步顯化土地所有權主體代表，逐步實現“因所有而受益、因使用而受益”的格局。

對于國防安全、國家機關等代表國家體現國家利益和道路交通、城鎮基礎設施、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有企業等企事業服務用地一律為國有土地，并且其新用地也只能使用國有土地，對于經濟類、盈利類企事業一律實行出讓國有土地制度。對于農村村民宅基地、農村基礎設施、農村公益事業仍然確定為集體所制，其發展也使用集體土地；當然在集體土地上從事經濟或者營利活動，在所有權不變前提下，比照國有土地出讓制度，集體土地所有者也會因出讓土地而得到收益。

除此之外，對于非國有又不屬于使用集體土地的其他經濟或建設活動，實行即可以使用國有土地，又可以使用集體土地的雙向選擇，所有的建設用地由使用者占有和使用，使用者可以依法處置使用權。這樣國有和集體兩種土地所有權逐步走向平等公平。

（2）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實現土地合理利用

據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顯示，“十五”期間，全國共新增建設用地3285萬畝，年均新增建設用地657萬畝。新增用地中，主要是獨立工礦、城鎮建設、交通用地等。“十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生態建設力度加大，農業結構調整頻繁，全國耕地面積凈減少9240萬畝，由2000年10月底的19.24億畝減至2005年10月底的18.31億畝，年均凈減少耕地1848萬畝。多年來，建設用地持續增加，耕地不斷減少，從這一增一減的壓力和趨勢中可以清醒地看到，我國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備資源不足，仍然是我國國情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嚴格控制建設用地規模，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是我們執行基本國策的重要措施和目標。

在堅持所有權平等的前提下，集體和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平等也可以迎刃而解，建立平等的國有和集體土地使用權權能體系，凡是出讓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均有同等的使用、收益、轉讓、出租、抵押等權利。土地使用權力的平等，有利于集體農地規模經營而實現產業化，有利于使用國有土地的企業遷并聯營聯合，擴大經濟效益。土地使用權者在追求更大經濟效益的同時，土地要素得到優化配置，也將促進土地的合理利用。積極實行 “公平的市價”的補償機制，在征收集體土地、出讓土地中，對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者一律按照市場價格予以補償；同時在加大國家土地收益對農村投入的同時，把集體土地出讓的收益、土地“農轉非”的增值收益，部分留作集體發展使用，部分分配給農民群眾，不僅實現了所有權的收益，又能促進集體和農民家庭的全面發展，必將為農村小康乃至整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在改變所有制的同時也要注意以下問題 ：

1、私有化是紅線。如果中國農村實行土地私有化，農民自由買賣土地，在部分技術較為發達、農民素質較高的地區，最終的結果會形成美國式農場，農業

生產的效率會提高，技術和資本投入必然增加。不能否認部分農民會增加投入、提高技術水平，最終走向現代農民之路。但是，應該看到，多數農民必然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下來。由于只有大規模經營農業，形成規模效益才能降低成本，形成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因此，土地買賣不可避免。在土地買賣的過程中，部分農民會失去土地，而失地農民在沒有其他技能，無法參與城市就業的情況下，最終的政治結果可想而知。當然，在部分發達地區（如浙江），已經具備了形成規模較大的農場、農民成為雇傭工人的條件，因此，允許部分農民轉讓土地經營權已經成為國家的決策，也是必然的趨勢。但從整體上看，在農村還不能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或者說，生產要素還不能買賣。土地、勞動力都不能成為農業生產中的流動的市場因素。

2、18億畝是紅線。事關糧食安全和國家安全。我國的農業制度延續兩千年，農民一直被固定到土地上進行耕作，缺乏選擇其他職業的可能與權利。這一制度是與我國農業生產力狀況密不可分的。我國農業生產的特點是人均生產力低下，而畝均生產力很高。也就是說，按照人頭平均，每個農民創造的農業產值很低，而如果按照面積平均，單位面積的產量很高。這一現象表明，我國農業生產產值的創造是以勞動力的投入為條件的。在資源、資本、技術、勞動力四個主要生產力因素中，勞動力的投入特別突出。從勞動力分布上看，我國目前農村勞動人口約4億。按照總體人口平均，也就是每個農民養活三個人。去掉四億勞動力中流動人口1億，就地轉化為工人的6千萬（事實上，這兩部分人口也在部分時間從事農業工作），那么農村完全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也達到2億4千萬，平均為每個農民養活5個多一點非農業人口。也就是說，流失一個完全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則有5個人餓肚子。有人說，糧食可以靠買，估計不大現實。如果中國有10%的糧食、油料靠買，恐怕就沒有比較效益了——因為國際糧價會大幅度上漲。以上就是對我國土地制度的一些問題以及探討，我國的土地制度尚處于發展階段，有些許問題不可避免，只要積極面對將會有很大的改觀。所以，我們需要不停地去發現問題，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關于我國土地制度的一些問題

班級;09土地資源管理

姓名：許杰華

學號：0902090025

第二篇：我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存在問題分析

我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存在問題分析

[摘要] 政府既是規則的制訂者、執行者，又是市場的管理者和交易者，對政府行為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乃是我國土地資源流失與失控的深層次原因。應以土地權利為核心，以物權理論為基礎來構建、創新土地產權制度，健全土地法律責任制度。

[關鍵詞] 土地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權；土地市場；城市土地

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我國目前土地使用制度中的深層次問題不斷顯露，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改革的深化。因此在堅持基本國策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制定一整套符合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需的政策尤其重要，此乃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

一、我國城市土地市場運行中的主要問題以及原因

(一)土地產權制度結構單一。

長期以來，城市土地到底屬于哪級政府所有或由多級政府分享，現有法律未作明確界定；土地使用權的有償出讓和劃撥之間界線模糊。大量應以出讓方式取得的土地轉而通過劃撥方式流入市場，使得國家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兩種土地所有權不對等，法律規定只有國有土地才能直接入市，集體土地惟有通過國家征用變成國有后方可入市。國家在法律上和名義上壟斷了土地供應。

(二)土地市場機制欠成熟。

劃撥土地入市地價偏低。按照我國現行土地使用制度，劃撥土地使用權入市必須向市縣政府繳納不低于標定地價30％的出讓金，從

各地實際運作來看，達到40％的地方甚少，一般都低于40％。因而為了少繳或不繳出讓金難免形成“隱形土地市場”，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加劇了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其次，協議出止土地比重過高；租稅費體系龐雜、杠桿功能失調；城市土地市場供需矛盾突出等問題相當突出。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各項設施用地、交通用地和旅游用地等需要量迅速增加，造成耕地銳減

第三篇：我國歷代土地制度演變

我國古代土地制度主要有三種：

1.原始社會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

2.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井田制

3.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2)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

(3)自耕農土地所有制

先秦時期土地屬于國有。當時曾實行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在商代已經出現，到西周時期得到全面推廣。因土地被劃用“井”字形，故名。井田在法律上屬于王屬所有。周王按爵位高低賜封給諸侯及卿大夫相當差數的土地，受封者對于井田只有使用權而無私有權。土地不能轉讓或買賣，“田里不鬻”。井田的經營方式，是奴隸的集體勞動。

秦國在統一之后，實行爰田制，雖然承認土地私有，但保留了一定數量的休耕地，政府對土地的使用權干預較多，賦稅的征收也比較繁瑣。統一之后，這種土地制度和賦稅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在公元前216年“令黔首自實田”，即讓老百姓如實上報自己的所有土地。在此基礎上，廢除爰田制，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土地私有制。兩漢時期，土地原則上歸國家所有，稱作“公田”，由皇帝“假”給農民耕種。

曹魏建國后，實行屯田制。當時的屯田有民屯和軍屯兩種形式：民屯是把召募來的流民和收編的黃巾軍家屬按軍事制度編制起來，專門從事農業生產。軍屯是由軍隊進行的屯田，由大司農派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到軍屯所在地管理軍隊屯田。屯田的實行，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根據門閥政治的需要，西晉王朝實行了占田制。國家準許個人占有的土地數量，并不是由國家授田。

北魏孝文帝改革時，實行均田制。規定：男子15歲以上授露田40畝，桑田20畝；婦女授露田20畝。為備休耕，露田加倍授給。露田年滿七十還官；桑田可作為私田，不必還官。露田和桑田均不得買賣，但原有桑田超過二十畝的可以買賣其超出的部分。地主可按其擁有奴婢和耕牛的情況另外獲得土地。奴婢授田與農民相同，耕牛每只授田30畝，但僅限四牛。地方官按官職大小授給公田，刺史15頃，縣令6頃。

均田制也是唐朝前期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它包括對百姓、貴族官僚受田的規定和對土地買賣的規定。唐代均田的辦法，和前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①受田的對象跟前代有些不同。②關于官吏受田的規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備。③土地買賣的限制益形松馳。④優待府兵官兵。

唐代以后，土地私有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但國家和皇室仍保有大量土地，這些土地以“皇莊”、“官莊”的面目出現，經營方式與地主經營沒有多少差別。明代清丈土地，繪制《魚鱗圖冊》，確定土地的私有權。

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土地高度集中，中國社會貧富不均，階級矛盾空前激化。針對土地兼并，以洪秀全為代表的農民階級提出了《天朝田畝制度》，觸及了當時社會的弊端，但解決的辦法過于平均和理想化很快夭折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由于沒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缺乏群眾基礎，革命也沒有成功，只有共產黨人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歷經土改、解放戰爭的《土地法大綱》，建國后的土地改革真正滿足了廣大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解決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問題，一步步建立了新中國。

建國后共產黨人又經過了艱苦的探索，先后經歷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終找到了中國特色的農業發展之路，冢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堅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將土地長期承包給各家各戶經營，既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又解決了封建時代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土地兼并問題，從而迎來了農村生產力的大發展時期，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基。

第四篇：城市建設土地制度相關問題

城市建設土地制度相關問題——征地拆遷 內容摘要：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推進，伴隨而來的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鄉建設用地的迅速擴張，城市建設征地拆遷數量劇增，由此引發的征地拆遷矛盾也十分突出。據有關信訪部門統計，近年來土地信訪總量中有50%以上是由于城市發展征用郊區農民集體土地而引發的，而因城市房屋拆遷引發的糾紛則已導致投訴量成倍增加??

關鍵詞：：城市建設；征地；拆遷；土地制度

正文：

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推進，伴隨而來的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鄉建設用地的迅速擴張，城市建設征地拆遷數量劇增，由此引發的征地拆遷矛盾也十分突出。據有關信訪部門統計，近年來土地信訪總量中有50%以上是由于城市發展征用郊區農民集體土地而引發的，而因城市房屋拆遷引發的糾紛則已導致投訴量成倍增加。這些都給城市建設和社會穩定帶來了十分不利的影響，也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城市建設征地拆遷中諸多矛盾的產生有著復雜的社會經濟背景和影響因素，本文主要探討其中的土地制度問題。

一、城市建設征地拆遷是土地權利變化的過程

從本質上說，城市建設征地拆遷中存在的種種矛盾和沖突，都與土地權利的變化及由此引起的各方利益格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城市建設征地拆遷中土地權利變化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1、土地征用

城市政府征用城郊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經配套建設后提供給用地者。在這一過程中，土地權利的變化過程如圖1所示。

第一步，城市政府通過征用，將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及農民耕地承包經營權或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轉變為國家所有權及國有土地使用權，向被征地農民集體和農戶支付一定數額的征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和青苗及附著物補償費。第二步，城市政府投入一定的資金進行基礎設施配套建設，將征用的農地或農村建設用地變為能夠被用地單位使用的城市建設用地。第三步，城市政府通過劃撥或出讓方式將城市建設用地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提供給土地使用者。

2、土地收回

即城市政府向原國有土地使用者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再提供給用地者。從理論上說，土地權利的變化過程如圖2所示。

第一步，城市政府通過房屋拆遷向原國有土地使用者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支付一定數額的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拆遷補償費。第二步，城市政府通過劃撥或出讓方式將國有土地使用權提供給土地使用者。

二、城市建設征地拆遷中土地制度的缺陷

城市建設土地征用和城市建設房屋拆遷中，雖然土地權利變化的過程和內涵不相一致，但都是以政府行使其強制性征用或收回權力為特征，從制度層面上看，實踐中二者所暴露出來的土地制度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1、土地征用權和收回權的行使范圍擴大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都有規定，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還規定，有關人民政府在“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為實施城市規劃進行舊城區改建”等情況下，可以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這些規定表明，土地征用或收回作為政府的一項強制性行政權力，其行使范圍應該嚴格限定在“公共利益”的范疇之內。但我國現行法律對“公共利益”的內涵沒有作出明確界定，導致在實際工作中，這種權力的使用被擴大化了。

據國土資源部專題調研，上海市寶山區1999年至2001年經征用的城市新增建設用地中，商業、房地產等經營性項目用地占整個建設用地的71.8%，工業用地占26%，經濟適用房和市政建設只占2.2%。天津市武清區2000年至2001年經征用的城市新增建設用地中，工業和房地產用地占了69%。安徽省合肥市2000年至2001年經征用的城市新增建設用地中，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不到10%，大量的是經營性用地。

城市拆遷大多是冠有“舊城改造”、“城市綠化”、“公益事業”等名義，然而真正因公共利益拆遷的卻為數很少，不少城市開發商與一些政府部門一起，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商業拆遷之實。

2、補償標準偏低

補償標準一直是被征地農民和被拆遷居民反映最為強烈的問題之一。在土地征用過程中，按照法律規定，征用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償費的標準，分別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和4～6倍。兩項之和，低限是10倍，高限是16倍，最高不得超過30倍。對土地征用過程中涉及的農民房屋，一直沒有專門的農民房屋拆遷補償標準，各地只是將其作為地上附著物給予補償，且補償標準很低，難以保障農民被征地后安居樂業的需要。

從實際情況看，現行征地補償費用標準都遠遠不足以使被征地農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按照我國東部地區一般耕地年產值每公頃1.2萬元計算，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兩項之和不過12萬～19.2萬元，也不過每公頃30多萬元。就是這樣低的補償費用，能到失地農民手上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一方面，按照法律規定，征地補償費用中直接支付給農民的只是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土地補償費是歸集體經濟組織的，安置補助費是給安置單位的；只有農民自謀出路，安置補助費才發給個人。并且，不少地方的安置補助費只發給“需要安置的”勞動力，并不是給每一個失地農民的。另一方面，征地補償費的管理使用混亂，隨意截留、挪用、拖欠征地補償費的現象十分普遍。

城市拆遷過程中，有關法規只規定了對被拆遷人的房屋所有權進行補償，但卻忽視了被拆遷人的土地使用權。而對房屋補償標準的確定，許多地方通行的做法是政府直接規定補償方式和標準，單方定價，造成拆遷補償價格與市場價格相去甚遠，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根據其財力的承受能力制定房屋補償安置標準，為了降低補償安置標準，直接干預拆遷價格評估，暗箱操作。有的地方政府出臺的房屋拆遷補償標準多年不變，與近幾年大幅度上漲的房價存在較大的差距。有的地方政府壓低拆遷補償價格，對被拆遷戶回遷房價格定價過高，超出了被拆遷戶的承受能力。這些都嚴重侵害了被拆遷居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被拆遷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3、安置不妥善

能否對被征地農民和被拆遷居民進行妥善的安置，關系到城市建設能否順利實施，并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在土地征用過程中，長期以來沿用的“誰征地、誰安置”的辦法，隨著企業改組、改造、自主經營，導致用工制度的變化，已難以實行，于是大部分地區選擇了貨幣安置為主的方式，即一次性發放安置補助費，讓失地農民自謀職業。據調查統計，在近幾年各地上報國務院審批的建設用地項目中，采用這種辦法的占90%以上。在石家莊、哈爾濱、合肥、蘭州、南寧等省會城市達到100%。由于自身條件局限，失地農民自謀職業，很難找到穩定的工作，更無能力與城市其他人群競爭上崗，成為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游民。

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失為解決失地農民長遠生計的有效途徑。但據有關專家測算，失地農民每人保險金額最低為6.6萬元左右，而目前安置補助費的標準一般為1.2～3萬元，顯然存在較大的資金缺口。有的地方建起了農民公寓，采取了住房社區化集中安置，促進了失地農民生活方式的轉變。雖能安居，但就業無門。據筆者調查，住在成都市和平安置小區的村民說：“成都人愛打麻將，我們這兒的人更愛打，不打干什么。”該小區80%的人每天都在家呆著，其中有一半的人打麻將消遣。失地農民長期無法就業，終將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城市拆遷安置的形勢也不容樂觀。大批拆遷戶在拿到數目有限的拆遷補償費后，按面積差價重新購房很困難，在外租房又不劃算，最終只能選擇遷移到地價相對便宜的城郊結合處居住，而大量拆遷戶集聚郊外又抬升了這一地段的房價，后來的被拆遷戶又住不起，繼續向外遷移，導致被拆遷居民的“城市邊緣化”。如此形成惡性循環，使被拆遷戶生存成本大增，除了購買住房和家庭用品以外，謀生的手段往往也要從頭再來，交通、購物、子女入學都成為棘手的問題。

4、程序不合理

從總體上看，城市建設征地拆遷的程序強調征地拆遷的強制性，但忽視了被征地農民和被拆遷居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申訴權。在征地拆遷過程中，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尤其是廣大農民）以及城市國有土地使用者，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完全處于被動狀況和不平等地位。從土地征用、收回的認定，到補償費的確定和居住安置方式的選擇，基本都是由政府和用地單位說了算。

具體地說，土地征用和土地收回略有不同。從土地征用的情況看，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雖然規定了征地要公告，但公告是在征地已經批準后才進行的，征地范圍和征地補償標準、安置辦法已經批準確定，只是通知被征地農民集體到指定單位辦理補償登記手續。這實際是事后公告，農民只能被動接受。因此，一些地方把公告理解成通知性的公告，甚至是強制性的通告。

不僅對土地被征用后的用途，現行法律沒有賦予農民集體和農民質疑的權利，就是對征地的補償安置方案，法律也沒有要求與農民協商，只是要“聽取被征 用土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對補償標準有爭議，法律規定“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準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但地方政府既是征地者，又是用地者，還是補償安置標準的制定者，由他們協調，怎么保證公平公正？征地和補償安置方案的批準機關是國務院和省級政府，國務院和省級政府又怎么面對成千上萬個具體的征地項目，在一家一戶與征地單位之間進行裁決？各地反映，這樣的結果必然是農民申訴無門，只能不斷上訪，甚至激化成群體性事件。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征地補償、安置爭議不影響征用土地方案的實施”。這樣，不管被征地農民的生活出路有沒有解決，不管這些事對社會的長治久安會造成什么影響，都可以先征地。城市房屋拆遷管理中，由于過分強調政府的強制性權力而造成被拆遷居民權利受損也是十分嚴重的。其一，城市土地的國有屬性被片面強調，政府在決定將土地使用權出讓給項目投資者之前，法律沒有規定政府先向原國有土地使用者收回國有土地的程序，更沒有規定公告、協商、聽證等程序，這實質上是政府單方面決定了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收回和轉移。其二，一些地方政府通過拆遷行政許可、單方面確定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標準和進行裁決，嚴重侵害了被拆遷居民的財產權。其三，一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門或政府設立的拆遷機構，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行與被拆遷人簽訂不平等協議，達不成協議就進行行政裁決，組織有關部門強制拆遷，引發和激化了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三、土地制度創新的設想

近年城市建設征地拆遷的實踐表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發展的條件下，現行土地制度的缺陷日益明顯，已越來越不適應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要求。因此，土地制度創新勢在必行。

1、明確城市建設征地拆遷中被征地者和被拆遷者的土地財產權利。

2、對“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明確的界定，規范政府行使土地征用權或強制收

回權的范圍

3、要充分考慮被征地農民和被拆遷人對土地的權利，給予公平、合理的市價補償。要在確認被征地者和被拆遷者對土地的財產權利的基礎上，在城市建設征地拆遷中引入土地及房產價格評估中介，充分考慮土地本身的價值和預期收益

4、要明確安置被征地農民和被拆遷居民的責任。

5、從保護群眾合法權益和規范政府行為出發，完善征地和拆遷程序

參考文獻：

[1]《試析城市建設征地拆遷中的土地制度》 張曉玲 河海大學學報2004年4月

[2]《我國城市房屋拆遷的行政法思考》鄭瑋煒2006

[3]《城市拆遷中依法行政問題探討》崔靜遵義師范學院學報 2010

第五篇：淺談我國財政預算制度及其主要問題

淺談我國財政預算制度及其主要問題

摘要：本文以我國的財政預算編制為中心，對我國的財政支出、預算執行等等問題進行拓展。淺談我國的財政預算、財政支出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開始，就我國的財政預算、財政執行所不足的地方進行思考，并提出相關的意見。

關鍵字：財政預算制度問題

國家預算的收入和支出，反應了一個國家財政活動的事項范圍以及國家財政參與國民生產總值分配的程度。因此不可否認的是，國家預算是我們國家財政組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對折我們國家的財政支出起著指導性的作用。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這幾年財政預算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比如政府統一采購、國庫集中支付、績效預算等等，財政收入增長也很快，財政支出在向公共服務型財政轉變。總的來說，財政改革和發展的成績很大，但仍存在一些問題，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財政收支不透明，不公開，沒有形成科學和有效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制衡機制。納稅納費、收稅收費，使用稅費各方之間沒有科學的博弈、制約和平衡，進而財政收支和預算的協商、討論、匯集、編制、執行、監督等各環節之間也沒有形成科學的博弈、制約和平衡。另外財政編制和審批與預算執行不相符合，3月人大審查和批準預算時，預算實際已經執行了一個季度。

第二，財政顯性、隱性和或有債務率較高，根據有關專家計算，達GDP的120%左右，包括中央財政赤字和債務，地方政府的顯性、隱性和或有債務，一些最后需要政府出面承擔的國有企業的債務，銀行和非銀行機構中需要國家負責和兜底的債務等等。

第三，行政、執法和司法的事業化和收費化。政府在其機構設置中，許多行政和執法部門，設置成了事業單位，這類包括質監、環保、銀監、保監、海事、空管等等。本來是政府公務，卻讓它們事業化和收費化，許多政府的行政、執法和監督部門，甚至連公檢法等司法部門都商業化了，這無疑會打擊創業、投資、經營和就業。

第四，中央與地方間收入和支出關系不順。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各自應當承擔的事務界定不清，稅收劃分不合理，有收入向上層層集中，事務層層向下加重的趨勢，相當多的基層政府財政陷于困境。另外，財政層級太多，消耗財政資源較多，并且截留中央向基層轉移支付的資金。

第五，現行財政的生產建設和吃飯養人特征較為明顯，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公共服務型財政。在各級財政的支出結構中，生產建設和行政公務的支出比重較大，一些效率較低的本應由社會來辦的事業所消耗的支出較多，而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社會治安、生態環境、城市管理等公共需要方面的支出不足。

所以，針對這些問題，我們急迫的需要改進我們的預算方法，提高我們的預算水平。我們應該統一財政預算，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逐步降低預算中的投資建設項目支出，并控制和壓縮行政公務支出的比例，提高教育衛生、社會保障、治安消防、生態環境、農業科技等公共服務型項目支出的比率，清理和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費和罰款，提高預算過程的公開和透明化，使其真正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公共服務型的財政預算體制。

參考文獻：

[2]李炳鑒.政府預算管理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4]程東文.論國家稅費改革與加強財政資金預算管理[J].淮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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