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土地管理體制變遷郝玉林

中國土地管理體質變遷綜述

郝玉林

一、前言

自《土地管理法》頒布以來，我國土地管理工作已有20多年的歷史，土地管理事業嘗試了從分散管理、統一管理、垂直管理等多種模式，從而推動了我國土地開發利用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我國的耕地資源。但是，我國的土地管理始終沒能走出高消耗、低產出的局面，一直困擾著我國，水土流失、耕地濫用和違法占地、用地問題始終沒得到有效地解決。通過閱讀大量相關參考文獻，本文總結出對于我國土地管理體制變遷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對研究結果進行分析，總結出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解決建議。目的在于進一步完善我國城市土地制度，使其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二、內容

城市土地管理體制變遷：兩個階段、三大轉變

建國以來，我國的城市土地管理體制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城市土地國有化階段和國有土地有償使用階段。如以改革開放為標志進行劃分，第一個階段屬于計劃經濟時期，而第二個階段則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大致吻合。兩個階段的共同點是城市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區別在于土地是否有償、有期限使用，土地使用權是否可以流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我國土地基本上實行的是私有制。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著力推行城市土地國有化，經過一系列的變革最終形成了城市土地國家所有制。這種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特征是：（1）否認土地的商品屬性，土地完全退出流通領域；（2）城鎮土地實行無償、無流動、無限期使用；（3）農村土地轉化為城鎮土地采取征地形式；（4）按照行政組織和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資源；

（5）土地收益隱性化，土地收益流失嚴重。如果說，城市土地國有化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與鞏固起到了重大作用，那么，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土地所有制的運行方式，逐漸成為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體制性障礙或制約性因素。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城市土地管理體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城市土地無償、無限期使用，使得國家所有權形同虛設，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征地過程中的低價補償與暗箱操作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

益；土地隱性市場的存在，造成了土地收益的大量流失；土地資源的行政配置，嚴重抑制了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城市土地管理體制在其運行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于是人們便思考能不能在堅持城市土地國有的前提下，實行國有土地有償、有期限使用。1987年，深圳市政府以定向議標的方式出讓了中國第一塊國有土地的使用權，從實踐中解決了我國土地使用中的難題。1990年，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對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出租、抵押、中止等問題作了明確規定。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建設單位使用國家土地，應當以出讓等有償方式取得。至此，我國城市土地的管理運行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1）承認城市土地的商品屬性，建立起以招拍掛為主要形式的土地轉讓制度；（2）實行有償、可轉讓、有限期使用制度；（3）土地資源配置逐步由行政手段向市場手段過渡。如果說城市土地由私有個體轉變為國家所有是一個歷史性轉折的話，那么城市土地由無償占有到有償使用，是又一次歷史性轉折。歸國家所有的土地以有償的形式出租或轉讓，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城市化建設的現實需要。

我國城市土地管理體制變革的最大特點是三個轉變：一是變國有土地的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二是變國有土地的無限期使用為有限期使用；三是變僵化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模式為靈活多樣的使用權可流轉模式。

通過大量閱讀文獻，歸納總結出我國城市土地管理體制存在的缺陷主要是：

（1）中央與地方的權屬關系不夠明晰。近年來“土地財政”問題之所以日益突出，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央與地方的權屬關系不夠明晰。面對土地出讓帶來的巨大收益，雖然土地管理法中對出讓土地的權限作了明確規定，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化整為零”、不報審批或審批出讓不實等措施，謀取地方利益。由于中央和地方土地所有權關系不明晰，因而在土地出讓中出現了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的現象。（2）城市土地儲備制度不夠完善。土地儲備是政府依法運用市場機制，通過收購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對土地進行前期開發整理與儲備，以滿足城市建設用地需求的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1996年，上海市成立了我國第一家土地儲備機構———土地發展中心，接受市政府委托實施土地收購、儲備、出讓工作。此后，杭州、廈門、南京、青島、廣州、鄭州等城市相繼成立了土地儲備機構。2001年4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強國有土地資產管理的通知》指出：為增強政府對土地市場的調控能力，有條件的地方政府要對建設用地試行收購儲備制度。隨后全國大部分城市開始建立土地儲備機構，推行土地儲備制度。土地儲備制度作為一種制度創新，曾經在政府宏觀調控中起到過積極作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一是土地儲備機構與政府職能相矛盾。政府職能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宗旨，而土地儲備機構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二是土地收購價格機制混亂。土地儲備機構在收購土地時，沒有一套明確統一的價格機制，既不是按照土地市場價格來定價，也不是完全的政府行為，而是不同地方按照各自情況采取不同的價格制定方法。三是融資風險較大。目前我國城市土地收購資金來源以銀行貸款為主，其他渠道資金來源較少。（3）土地隱形市場的普遍存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國城市土地轉讓普遍實行招拍掛方式，但不可否認城市土地交易過程中隱形市場依然存在。這種非法交易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存量土地非法交易；二是農用地非法轉為建設用地。（4）部分城市試行土地年租制并不成功。針對土地出讓制推行困難和國有企業效益普遍低下的現狀，從1998年初，部分城市開始試行城市土地年租制。但從試行的情況來看，年租制在實際運作中至少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相關法律制度不夠健全。另一方面，租賃制度不規范。租金的確定沒有統一的標準，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土地出租期限不明確。（5）稅費名目繁多且征管不夠規范。一是租、稅、費名目繁多，且有交叉重復。目前，我國城市土地的收益分配體系中稅、費、租多種形式并存。不僅稅、費相互重疊，而且三者之間關系也較為混亂。部分稅、費設置不合理，有的環節上存在重復收取的現象。二是收費部門混亂，相互牽制。目前，我國各地在土地稅、費征收過程中，往往存在著同一項費用，多個政府部門征收的現象。

三、小結

我國的土地管理體制尚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斷優化，我們需要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角色和權利；進一步完善城市土地儲備制度；建立公開的土地交易市場制度，避免土地隱形市場；改革土地年租制，實行年租制可以降低企業成本，盤活國有企業存量土地資產，防止土地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從根本上削弱劃撥土地隱形市場的存在范圍。建立與城市土地使用權制度相適應的租、稅、費制

度。城市土地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心是土地使用權制度改革。為此，我們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統一協調的租、稅、費制度。

四、參考文獻

[1]朱寧玲.城鄉土地市場一體化改革的探討[J],2010.03.01.[2]邵欣,張麗麗.對我國土地管理體制的思考及建議[J]，2010.12.15.[3]郭宏穎.市長辦公會部署全市土地集中統一管理工作[J]，2010.01.15.[4]楊元慶,劉榮增.土地財政與土地市場管理[J].城市問題,2011.03.27.[5]張林山.我國土地管理制度主要問題分析與政策展望[J].宏觀經濟管理,2011.03.08.[6]羅婷文.中國城市工業用地集約利用策略研究[J].科技信息,2010,0815.

第二篇：中國土地管理體制變革的路徑選擇

中國土地管理體制變革的路徑選擇

李國敏 盧珂

（1.湖北大學，湖北武漢430062；2.武漢科技大學，湖北武漢430081）［摘要］

在回顧土地管理體制演變的基礎上，指出中國現行土地管理體制的運行效率低下，導致土地違法行為繁生和農地非農化嚴重，已危及到耕地與糧食安全。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土地垂直管理體制不完善。為此，在基于基本國情的基礎上，提出變革土地垂直管理體制的可行路徑。

［關鍵詞］

土地管理體制；變革；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1)06-0089-05

在經濟高速增長和房地產過熱的推動下，我國土地（特別是耕地）被大量占用濫用，已嚴重危及國家糧食安全、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穩定。盡管中央政府在不斷加強土地管理，遏制違法占用濫用土地現象，但并未根本扭轉耕地日益減少的趨勢。因此，無論從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的角度，還是從政府有效管理土地資源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國土地管理體制變革的合理路徑，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實踐意義。

一、土地管理體制的演變

自建國以來，我國土地管理體制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1.土地統一管理階段

在建國初期，為適應土地改革、社會管理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按1949年7月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規定，在政務院內務部下設地政局，負責全國各類土地統一管理，以在全國范圍內消滅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農民勞動者個人土地所有制度和國家所有制度，保證“耕者有其田”，為實現土地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基本條件，進而形成了土地的統一管理體制。然而，隨著政府管理部門分工的細化，土地管理工作開始分散。1952年城市基建規劃及考核移交給新成立的建筑工程部；1954年國家撤消了地政局，在農業部設立土地利用總局；1956年土地利用總局與有關部門的人員集中組合成立農墾部，主管全國荒地開發和供應農場建設工作，而城市房地產管理工作移交新成立的城市服務部[1]，從而結束了土地的全國統一管理體制。

2.土地分散管理階段

在全國土地統一管理體制結束后的30年里，土地呈現出多頭分散管理體制。自1956年土地的公有制制度建立后，人口眾多和農業生產力低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土地管理必然是以滿足糧食供給為核心，最大規模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產量成為工作重點。基于此，農牧漁業部主要管理農用地，通過大規模的復墾與開墾耕地、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及中低產田改造工作，盡可能地通過擴大耕地數量來保證對農產品特別是對糧食產量的需求，而國務院各職能部門，如民政部、林業部、鐵道部、交通部、建設部、工業部等職能部門都分散管理各自的建設用地，從而形成了各自為政、政出多門的分散的土地管理體制。

3.土地垂直管理階段

在分散的土地管理體制下，在1984年前后發生了第一次“圈地運動”，中央政府于1986年3月下發了《關于加強對土地管理、制止亂占耕地的通知》，并組建國家土地管理局，統一管理土地，結束了土地的分散管理體制；1986年擬定《土地管理法》、1988年對《憲法》進行了修訂，允許依照法律規定轉讓土地使用權，加強對土地市場化改革；1992年經國務院批準在全國范圍建立基本農田保護制度，但在1993年后依然爆發了第二次“圈地運動”；2004年4月下發《關于做好省級以下國土資源管理體制改革有關問題的通知》，正式明確省以下土地管理機構實行垂直管理，即省級以下土地管理部門的土地審批權和主要領導任免權上收至省級政府；2006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建立國家土地督察制度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土資源部向全國派駐9個國家土地督察局，以切實加強土地管理，完善土地執法監察體系，基本形成為土地垂直管理體制。

二、現行土地管理體制下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土地垂直管理體制，在業務上，土地職能部門接受上級部門“條條”式的垂直管理；在行政上，土地職能部門接受本級政府“塊塊”式的分級管理；在人事和財政上，由各級地方政府負責（省級以下土地管理部門的主要領導任免權和土地審批權上收至省級政府）。這種土地管理體制實質是督辦性的半垂直管理體制模式[3]，盡管在提高中央調控能力、加強土地統一管理等方面取到了重要作用，但其運行效率依然低下，導致土地違法行為繁生與農地非農化嚴重等諸多問題，已危及到耕地與糧食安全。

1.土地違法行為繁生

我國現行的土地垂直管理，意在加強中央政府的管理權限，限制地方政府的權力，以便統籌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保障耕地與糧食安全。但這種垂直管理模式，在縱向上，由于過于強化中央政府管理土地的權限，而嚴重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尤其使市縣政府處于“想管但無權管”、“不管”又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的兩難境地，造成地方政府無所適從而嚴重挫傷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也造成了土地管理實踐的“條塊分割”而使中央與地方管理土地的矛盾凸現；在橫向上，由于土地垂直管理的業務、人事、后勤保障等方面仍依賴于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門，造成垂直管理力度容易受地方左右，使土地垂直管理機構的執法活動常常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配合，甚至在復雜的土地管理問題上，地方政府又常常以無權或不干涉為由而游離于問題之外，使土地垂直管理過程相當艱難。在這種垂直管理體制下，不僅使土地管理的力度不夠、行為不規范，而且在土地的政府壟斷、出讓收益以及政績驅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占用濫用土地現象依然大量存在，造成土地違法行為大量繁生。盡管中央政府在不斷推出新的政策，加強土地垂直管理，但往往是在政策實施初期，違法用地案件有所下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會漸漸失效，違法占用耕地的案件又快速上升，造成土地違法多次反復、屢禁不止，并呈現“下移”傾向，導致土地管理領域出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2001-2009年的全國土地違法案件的數據就是一個較好的佐證，見表1）。因此，現行的土地垂直管理體制，在實踐中不僅使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土地資源的能力受損，而且使土地違法行為難以從根本上根除。

表12001-2009年全國土地違法案件查處狀況（略）

注：數據來源于2009年中國國土資源部土地公報。

2.農地非農化嚴重

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快速發展中，一方面，由于土地垂直管理的低效率和經濟增長的“GDP”主義，地方政府為繁榮經濟和增長業績，不顧農業用地的資源成本和開發成本，不顧整體經濟的產業結構平衡，低質量、低強度、低成本的重復建設，導致城市規模過度“擴脹”，致使農地大量非農化，使耕地數量大量減少。據國土資源公報的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全國耕地面積為12171.6萬hm2億畝，年耕地面積凈減1.93萬hm2。這已是耕地面積第12年持續下降，與1996年的13003.92萬hm2相比，12年間中國的耕地面積凈減少了832.32萬hm2，已逼近12000萬hm2耕地的保障紅線（見表2）；另一方面，在耕地數量快速銳減的同時，耕地質量也在持續下降：一是在城市建設向外擴張的同時，城郊大量的優質耕地被占用，即使運用“占補平衡”的方式，從后備耕地資源中整理回補同樣數量的耕地，但其質量遠不如已被占用的耕地，導致耕地的整體質量下降；二是在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要消耗大量的水資源，從而擠占大量的農業灌溉用水，使耕地灌溉用水不足，也導致耕地鹽堿化或沙化而使耕地整體質量下降；三是城市住房建設發展過程，在消耗大量能源資源的同時，排放了大量的污染性廢物，造成生態環境惡化，導致耕地的質量和數量整體下降。據相關研究表明：中國耕地的土壤環境質量與耕地的土壤健康質量下降，且農田污染物種類增多、污染呈現擴張化、復雜化與不斷加劇的趨勢，使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面積已近2000萬hm2，其中工業“三廢”污染耕地已近1000萬hm2，尤其是局部區域耕地質量惡化問題突出，還有不少地區的城鎮化是建立在占用交通方便、區位條件優越、集中連片的優質耕地上的，使得區內耕地向破碎化、零星化、劣質化。[4]

三、現有土地管理體制下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我國現行土地管理體制的低效率，導致土地違法行為繁生和農地非農化嚴重，使得其對土地管理的實際效果差強人意，難以實現保護耕地與糧食安全的基本目標。究其原因，最根本的還是土地垂直管理體制設計的不完善。這是因為：

表2 1997-2004年我國耕地總量及變化狀況（略）

第一，在府級關系上，該體制包含兩層督辦性半垂直管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機構的垂直管理與省級政府對其下級政府土地管理機構的管理。第一層垂直管理主要依據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和國家土地督察來制約和監督省級及以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為，但由于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且內容粗泛、違法責任及追懲不明，造成土地違法收益遠遠大于其成本與風險，法律法規體系對土地違法行為約束力不強，致使土地垂直管理作用較弱，土地違法行為屢禁不止；第二層土地垂直管理雖然提高省級政府的積極性、土地管理能力、促進綜合配置全省土地資源能力，但忽視了省級政府也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它常常會在土地審批中重視保護地方經濟，甚至出面為地方政府的違規操作進行解釋或開脫，這必然

使土地垂直管理效率較低、土地違法違規行為屢禁不止。

第二，在制度設計上，除主要領導人接受上級主管部門的建議或任免、業務接受上級主管部門的指導外，土地垂直管理機構的業務工作、人事管理、機構編制和經費卻留給了相應的地方政府。這種制度設計是中央政府在預期收益高于成本時所做出的強制性決策，實質是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5]。由于該制度強化了國家利益而弱化了地方利益，使權力和利益在不同主體中將發生重新分配。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權力和利益受損的主體不會支持這種強制性制度變遷，甚至還會采取各種方式影響或抵制這種強制性制度的變遷，使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實際運行成本高于其運行收益，影響土地垂直管理制度的有效供給，也會導致了上級國土部門對下級國土部門的監督權力的虛置、業務指導職能的弱化和國土政策執行過程的嚴重扭曲等問題，從而使土地垂直管理部門與其它政府職能部門協調與配合困難，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甚至損害政府權威。

第三，在管理形式上，土地管理采用兩層委托代理機制，即全體人民委托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委托給了地方政府代為行使其管理職權。然而，由于市場機制與政府機制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官員考核制度與分級管理制度不完善，在土地資產價值逐漸顯化并快速上漲、利益驅動及土地外部性較強的作用下，該管理形式無疑為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資金來源，也為地方政府官員利用現行土地法律的漏洞及其監管松散而進行“尋租”提供了方便。可見，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這種委托代理制的土地管理目標將難以真正實現，造成耕地與糧食安全難以保障。

第四，在管理實踐中，一方面，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規體系不完善的狀況下，中央政府往往采取以擴大自己職能的方式——介入土地管理的具體事務，干預地方政府的執行權，這不僅分散了中央政府進行宏觀管理的精力，也影響了中央政府權威；另一方面，現行的行政考核制度，忽視了官員的權責分配的對等性問題，忽視了政績業績考核的可比性問題，造成某些地方政府為了自身的利益或業績，不顧其應對上級政府、全體人民負責的職責，專注尋找中央政策的漏洞，形成目前“上有政策、下游對策”的不良風氣。所以，在中央政府手中沒有直接掌握土地資源、也沒有與地方政府之間達成一種土地收益分配契約機制的背景下，勢必將造成中央政府無法有效調控土地市場、無法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造成中央政府將土地全權委托給地方政府管理的過程，實際上是在為地方政府“借地生財”提供了充分的便利，使土地垂直管理的實際效果較差。

四、變革土地管理體制的建議

土地是一種自然資源，對人類生存具有保障功能，政府有責任通過制度安排保證依附土地而生存的人實現土地保障的權利。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下，如何保證公民公平利用或分享土地資源帶給人類的利益，則是政府的職責，所以政府有責任通過制定和執行積極而有效的公共政策，為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6]這就要求作為全體人民代表的政府必須對土地行使政治控制權（即壟斷管理權），并獨占土地的所有權，以保證土地資源利用的效率與公平。然而，在現行土地垂直管理體制下，土地資源開發利用既無效率又缺乏公平，也帶來了糧食安全、生態環境保護、經濟可持續發展等社會重大問題，甚至危及到人類生存。因此，在目前態勢下，必須變革中國土地管理體制，其取向是：政府應更新土地管理觀念，培養“以人為本”、“地為民用”、“以地養地”的意識[7]，制定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政策體系，基于公平與效率著力統籌利用城鄉土地資源，并徹底退出土地利用的利益鏈，回歸其管理職能，消除“土地財政”現象，并按照“中央部門決策、垂直機構輔助、地方政府執行、督察機構督辦”的方式，建立中央督辦性的土地垂直管理體制。為此，筆者建議，可從以下方面變革土地管理體制：

1.再造土地垂直管理的府級關系

在“省管縣”公共權力重新分配的背景下,加強中央政府宏觀控制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積極性與決策能力，適時再造土地垂直管理的府級關系。也就是說，在變革的過程中，中央政府應重在立法層面，完善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并在統籌全國土地資源及其功能分布的基礎上，科學規劃主體功能區與土地發展權（特別是農地發展權），建立地方政府科學執行土地利用規劃的“標桿”，變革區域政策，重構績效評價與考核體系，協調地方政府之間矛盾與沖突，堅決退出土地微觀管理事務，切實賦予地方政府土地利用的執行權，充分發揮其智慧、調動其積極性；地方政府應堅持對中央政府負責的態度，以貫徹執行中央政策為主責，統籌全省土地資源利用規劃，嚴格執行中央核定的指標以及主體功能區與土地發展權規劃，落實中央制定的產業發展布局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積極彌補法律法規體系、產業與經濟發展規劃等方面的缺陷，徹底摒棄尋找“漏洞”、“跑要”優惠、注重政績等狹隘主義。

2.建立健全土地法律法規體系

我國現行土地法律主要有《刑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城市規劃法》、《城鄉規劃法》及一些土地使用暫行條例，中央政府還應該制定《土地法》、《住宅法》、《農地保護法》等基本法律，完善土地資源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界定土地違法行為及其責任，建立嚴格的追懲責任制，避免違法收益大于其成本與風險，消除土地違法動機，構建保護耕地、抵御地方政府土地違法的制度屏障，使土地管理的各項工作有法可依、依法追懲，使土地管理走上法制化道路。同時，政府應在統籌全國土地資源的基礎上，合理進行主體功能區規劃，嚴格制定土地發展權，特別是農地發展權，保障人們生活對土地的基本需求，控制不合理的土地需求，以保護耕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3.改革利益分配機制

根據《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新增建設用地的土地有償使用費，30%上交中央財政，70%留給有關地方政府。這種分配格局是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擴大建設用地規模、競相壓低地價（甚至零地價或變相補貼形式）出讓工業用地、擅自轉用農用地為建設用地等的根本動力，也是地方政府不積極供應土地于保障住房建設、公用事業建設的根本原因，更是土地垂直管理體制中存在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下級政府與上級政府）普遍博弈的根源。因此，中央政府應依據土地資源在社會生活、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性，考慮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管理權的利益，調整土地所有權出讓收益分配，建立科學的利益分配機制，統一事權與財權，以加大中央所占比例、降低地方政府所占比例，切斷利益驅動的根源，調整和完善土地垂直管理體制，明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等各主體的權利、利益、責任關系，以減少實際工作中不必要的摩擦和不應有的博弈，建立健全土地管理的長效機制。

4.建立土地安全保障基金

為了保障土地的安全，特別是耕地安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政府應建立土地安全保障基

金，用于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對土地毀損的修復，用于非農建設用地的修復，用于非農建設用地占用耕地的補償（購買農地發展權）以及土地整理等。從目前來看，可將土地所有權出讓收益全部納入土地安全保障基金，分中央和地方兩部分。中央掌管土地安全保障基金主要用于修復自然災害毀損的土地，購買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工業發展建設用地的農地發展權，購買國防、交通運輸、教育、衛生、保障體系等公益事業建設用地的農地發展權；地方政府掌管的土地安全保障基金主要在中央和省級政府監督下，用于購買縣域經濟發展建設用地的農地發展權。當然，在目前體制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掌管的土地安全保障基金由中央政府代管，監督使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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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國社會保險行政管理體制的歷史變遷及改革方向思考

中國社會保險行政管理體制的歷史變遷及改革方向思考

一、中國社會保險行政管理體制的歷史變遷

(一)以內務部、勞動部、衛生部為主的“三部主管”格局(1949年10月-1954年8月)1949年10月19日,毛澤東同志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政務院下屬委、部、會、院、署、行34個行政機構的決議,任命內務部、勞動部、衛生部三個部門負責社會保險的管理工作[1]。具體業務分工為:內務部干部司主管各級行政人員的社會保險等事務,勞動部勞動保險司主管企業社會保險事務,衛生部主管公費醫療保險事務。1950年10 月,干部司及其主管業務被劃入于1950年10月在政務院人事局基礎上重新組建的人事部。值得一提的是,受當時社會條件所限,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險覆蓋面和保障程度都不高,但就企業勞動保險業務的行政機構管理體制而言,當時所執行的監督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經辦模式是值得充分肯定的。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中明確規定:各大行政區工會組織對“所屬各省、市工會組織及其區域內產業工會組織的勞動保險工作,負指導督促之責”;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全國勞動保險事業的最高領導機關,督導所屬各地方工會組織、各產業工會組織有關勞動保險事業的執行”;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機關“監督勞動保險金的繳納,檢查勞動保險業務的執行,并處理有關勞動保險事件的申訴”;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為“全國勞動保險業務的最高監督機關,貫徹勞動保險條例的實施,檢查全國勞動保險業務的執行”。這種“管辦分離”的行政執行原則也是這一時期社會保險不同于社會救濟與社會福利“管辦合一”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特點之一。受歷史條件所限,在當時正式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未真正確立的情況下,雖然這一時期存在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分割化管理、社會保險覆蓋面和保障程度偏低等問題,但當時執行的內務部(后由人事部經辦)、勞動部、衛生部“三部門”主管,相關部門輔助配合的管理行政格局,以及企業勞動保險“管辦分離”的經辦模式對當時穩定社會局勢、鞏固政權、恢復生產起到的積極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二)以總工會、內務部、衛生部為主的“三部主管”格局(1954年9月-1968年12月)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制定和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指出由國家舉辦社會保險,成為中國社會保險事業發展的里程碑。1954年至1959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行政機構精簡整頓工作使得這一時期的社會保險行政管理機構經歷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1954年5月28日,政務院頒布《關于勞動保險業務移交工會統一管理的通知》,同年6月15日,勞動部、全國總工會下發《關于勞動保險業務移交工會統一管理的聯合通知》,對移交勞動保險業務、文件、撤銷勞動部門的勞動保險機構等做出了具體規定。此后,各級工會統管全部勞動保險工作。至此,在上一時期實行的執行權與監督權相分離的管理模式演變為執行權與監督權相統一的管理模式,形成了 工會參與擬法、政府立法、工會具體經辦的社會保險業務管理格局。進入20世紀50年代中期之后,在精簡機構政策的推動下,1959年7月,由國務院直屬的原人事局改由內務部管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社會保險業務也隨之劃歸內務部新成立的政府機關人事局管理,內務部的社會保障職能逐步得到加強。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衛生部新增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業務成為這一歷史階段社會保險經辦管理體制演變中最值得肯定的成績。這一時期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依然傳承上一階段的三部門主管經辦模式,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與企業社會保險仍被分割在兩個管理部門,事實上,全國總工會取代勞動部經辦企業勞動保險業務意味著勞動保險經辦管理模式已經由上一時期的執行權與監督權相分離演變為實質上的“管辦合一”,這也標志著中國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管理體制“管辦不分”的開始。不能否認的是,在當時經濟水平極為有限的條件下,這一時期由衛生部經辦負責的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不僅使衛生部門自身的職能得以增強,更推動了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三)“文革”時期的社會保險經辦管理格局(1969 年1月-1976年底)1969年1月,內務部被

撤銷,其主管的包括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業務被分散到公安部、財政部、衛生部等部門接管,其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社會保險業務被國務院政工小組辦公室接管。1970年6月,勞動部被撤銷,成立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勞動部工作并入計委所屬的勞動局負責。直到文革后期,社會保險行政管理機構工作才逐步恢復正常。1975年9月,國家勞動總局成立,由國家計委代管,其主要職責之一便是負責管理企業勞動保險。1979年7月,勞動總局設置保險福利司,實施勞動保險擬法和部分管理工作,勞動總局管理職能的確立標志著社會保險經辦管理權利開始逐步向勞動部門轉移。此外,由于這一時期主管企業社會保險業務的全國總工會和地方工會組織被迫停止運轉,企業社會保險的籌資機制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1969年2月,財政部頒布了《關于國營企業財務工作中幾項制度的改革意見(草案)》,規定國營企業一律停止提取勞動保險金,原在勞動保險金中開支的勞動保險費用,改在企業營業外列支。這一規定改變了企業勞動保險金的原有籌資機制,形成了待遇標準按國家規定執行, 費用由企業實報實銷的“企業保險”,標志著勞動保險由工會組織在全國范圍統籌調劑18年之后,轉為由企業自行支付勞動保險待遇。相對而言,衛生部門是社會保險主管部門在“文革”中受到沖擊最小的部門。雖然公費醫療制度受當時“極左”思想的影響,被誣蔑為修正主義,但在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和倡導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

第四篇：中國重點大學變遷記

中國重點大學變遷記

一、1954年確定最早的6所重點大學

1954年12月，教育部在《關于重點高等學校和專家工作范圍的決議》中，指定以下6所學校為全國性重點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醫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

二、1959年指定16所重點大學

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高等學校中指定一批重點學校的決定》，指定以下16所高校為全國重點大學：

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工業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農業大學、北京醫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天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第一醫學院、西安交通大學。

三、1959年又增加4所重點大學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即“哈軍工”）

西安軍事電信工程學院(即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現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醫大學

四、1960年確定64所重點大學（16+4+44）

1960年10月22日，中央決定在原來20所（16+4）重點大學的基礎上，再增加44所重點大學：

1.文理（蘇式綜合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 山東大學；山東海洋學院（現中國海洋大學）；蘭州大學。

2.工科：大連工學院（現大連理工大學）；東北工學院（現東北大學）；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 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重慶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 合肥工業大學。

3.專門性大學： 北京石油學院（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地質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郵電學院（北京郵電大學）、北京鋼鐵學院（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礦業學院（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鐵道學院（北京交通大學）、北京化工學院（北京化工大學）、唐山鐵道學院（現西南交通大學）、吉林工業大學（并入吉林大學）、大連海運學院（大連海事大學）、華東水利學院（河海大學）、華東化工學院（華東理工大學）、華東紡織工學院（東華大學）、同濟大學、武漢水電學院（與武漢大學合并）、中南礦冶學院（中南大學）、北京農機化學院（與北京農業大學合并為中國農業大學）、北京林學院（北京林業大學）、北京中醫 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中山醫學院（中山醫科大學，并入中山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對外貿易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央音樂學院、北京體育學院（北京體育大學）、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電子科技大學）

五、1963年增加3所重點大學

浙江大學、廈門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上海外國語大學）

六、1963年又增加1所重點大學

南京農學院

至此，全國重點高校共68所。

七、1978年確定88所全國重點大學

1978年，國務院確定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88所院校為全國重點大學。

1978年，國務院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名單

重點綜合大學(17所)

北京大學 內蒙古大學 新疆大學 復旦大學 武漢大學 廈門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吉林大學 蘭州大學 中山大學 山東大學 湘潭大學 南開大學 西北大學 云南大學 四川大學 南京大學

重點理工院校（53所）

清華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中南工業（大學中南工業大學、湖南醫科大學、長沙鐵道學院合并為中南大學）北方交通大學（北京交通大學）電子科技大學 成都工學院 北京鋼鐵學院 上海科技大學（上海大學）西安交通大學 鄭州大學 重慶建筑大學（與重慶建筑高等專科學校、重慶大學合并組建成新重慶大學）沈陽建筑大學 東南大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大連海事大學 北京化工大學 西北輕工業學院（前身北京輕工業學院與北京商學院成立北京工商大學，咸陽部分更名為陜西科技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 大慶石油學院（現更名為東北石油大學）天津大學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東北大學 石油大學（中國石油大學北京，華東）華東理工大學 吉林工業大學 武漢水利電力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燕山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 河海大學 同濟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 浙江大學 東華大學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徐州）青島海洋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南京理工大學 南京氣象學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武漢）江蘇理工大學（江蘇理工大學已于2001年與鎮江醫學院、鎮江師范學院合并為現在的江蘇大學）合肥工業大學 華中理工大學 重慶大學 華北電力大學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西南交通大學 大連理工大學 哈爾濱工程大學 北京郵電大學 長春科技大學（長春科技大學于2000年6月12日與原吉林大學、吉林工業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長春郵電學院合并成為新的吉林大學。長春科技大學的相關學科并入吉林大學的相關學院，原校址現稱吉林大學朝陽校區）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武漢工業大學（2000年5月27日,武漢工業大學與武漢交通科技大學、武漢汽車工業大學合并組建武漢理工大學。國家建材局管理干部學院（武漢工業大學北京研究生部）并入北京工業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2000年8月2日，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湖北醫科大學合并成組建新的武漢大學。)湖南大學

重點農業院校（9所）

中國農業大學 山西農業大學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沈陽農業大學 南京農業大學 江西農業大學 華中農業大學 華南農業大學 西南農業大學（2005年7月與西南師范大學合并組建西南大學）

重點醫藥院校（6所）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 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大學醫學部）北京中醫藥大學 上海醫科大學（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中山醫科大學（2001年10月26日，中山大學與中山醫科大學合并，組成新的中山大學）華西醫科大學（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

重點林業院校（1所）北京林業大學

重點財經院校（1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重點藝術院校（1所）中央音樂學院

重點體育院校（1所）北京體育大學

重點民族院校（1所）中央民族大學

重點外語院校（2所）北京外國語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

重點政法院校（2所）國際關系學院 西南政法大學

重點師范院校（2所）北京師范大學 華東師范大學

（粗體為現在已經不存在的學校。后附其所并入的大學。改名的院校，在括號里以注明。）

八、國務院僑辦直屬的暨南大學、華僑大學被列為國家重點建設高校

九、1990年國家重點建設的高校(15所)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醫科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國防科學技術大學

十、1999年特別改組成立的重點大學（1所）

1999年9月，經國務院特別批準，同處楊凌的原西北農業大學、西北林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學研究所、陜西省農業科學院、陜西省林業科學院、陜西省中國科學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七所科教單位合并組建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注：全國重點大學中有13所，湘潭大學、燕山大學、山西農業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江蘇大學、江西農業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南農業大學、沈陽農業大學、陜西科技大學、沈陽建筑大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遼寧工程技術大學、東北石油大學，由于地理和自身發展水平受限等原因沒有納入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計劃，僅存重點大學之名。

全國重點大學的精品—985工程院校

這些大學全部為中央直屬大學，全部具有若干院士、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權、博士后流動站、教授任職資格審批權、研究生院，其中34所學校具有研究生招生自主劃線權。

北京市（8所）：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 北京師范大學 中國農業大學 中央民族大學

上海市（4所）：復旦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同濟大學 華東師范大學

天津市（2所）：南開大學 天津大學

江蘇省（2所）：南京大學 東南大學

浙江省（1所）：浙江大學

安徽省（1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黑龍江（1所）：哈爾濱工業大學

吉林省（1所）：吉林大學

遼寧省（2所）：大連理工大學 東北大學

山東省（2所）：山東大學 中國海洋大學

湖北省（2所）：華中科技大學 武漢大學

湖南省（3所）：中南大學 湖南大學 國防科學技術大學

福建省（1所）：廈門大學

廣東省（2所）：中山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四川省（2所）：四川大學 電子科技大學

重慶市（1所）：重慶大學

陜西省（3所）：西安交通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甘肅省（1所）：蘭州大學

1998年5月4日，原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慶祝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告：“為了實現現代化，中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由此，中國教育部決定在實施“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重點支持國內部分高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簡稱 “985工程”。

39所“985工程”大學分布在18個省，其中大部分屬于副部級大學，不屬于副部級的大學有6所：東北大學 湖南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華東師范大學 中國 海洋大學 中央民族大學。國防科技大學為副大軍區級，對應地方行政級別介于正部級與副部級之間。

全國重點大學的主體—211工程院校

“211工程”是中國政府為了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面向21世紀，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點建設百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專業，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質量、科學研究、管理水平及辦學效益等方面有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顯進展，力爭在21世紀初有一批高等學校和學科、專業接近或達到國際一流大學的水平的建設工程。“211工程”是建國以來國家正式立項在高等教育領域進行的規模最大，投入資金最多的重點建設工程，是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工程，也是高等教育事業的系統改革工程。

北京 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交通大學 北京工業大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 北京科技大學 北京化工大學 北京郵電大學 中國農業大學 北京林業大學 中國傳媒大學 中央民族大學 北京師范大學 中央音樂學院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北京中醫藥大學 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中央財經大學 華北電力大學 北京體育大學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 復旦大學 華東師范大學 上海外國語大學 東華大學 上海財經大學 同濟大學 華東理工大學 上海大學

天津南開大學 天津大學 天津醫科大學

重慶重慶大學 西南大學

河北河北工業大學

山西太原理工大學

內蒙古內蒙古大學

遼寧大連理工大學 東北大學 遼寧大學 大連海事大學

吉林吉林大學 東北師范大學 延邊大學

黑龍江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爾濱工程大學 東北農業大學 東北林業大學 江蘇 南京大學 東南大學 蘇州大學 南京師范大學 中國礦業大學 中國藥科大學 河海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江南大學 南京農業大學 南京理工大學

浙江浙江大學

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安徽大學 合肥工業大學

福建廈門大學 福州大學 江西 南昌大學

山東山東大學 中國海洋大學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河南鄭州大學

湖北武漢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武漢理工大學 華中師范大學 華中農業大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湖南 湖南大學 中南大學 湖南師范大學

廣東 中山大學 暨南大學 華南理工大學 華南師范大學

廣西廣西大學

四川四川大學 西南交通大學 電子科技大學 四川農業大學 西南財經大學

云南云南大學

貴州貴州大學

陜西西北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長安大學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陜西師范大學

甘肅蘭州大學

新疆新疆大學 石河子大學

青海青海大學

寧夏寧夏大學

西藏西藏大學

軍事系統第二軍醫大學(上海)第四軍醫大學(西安)國防科技大學(長沙)

注：“九五”期間，國家重點建設的高等學校為100所左右，中央政府并要求將此事當作面向“21世紀”的大事來抓。這項發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措施開始簡稱為“211計劃”，后來確定為“211工程”。原來的全國重點大學中湘潭大學、燕山大學、山西農業大學、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江蘇大學、江西農業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華南農業大學、沈陽農業大學、陜西科技大學、沈陽建筑大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遼寧工程技術大學等13所院校由于地理和自身發展受限等原因沒有納入國家“211”工程計劃，僅存重點大學之名。而原先不屬于全國重點大學的中央財經大學、上海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西南大學(1978年確定的全國重點大學西南農業大學于2005年7月與西南師范大學合并組建西南大學)、東北林業大學、江南大學、長安大學、暨南大學、大連海事大學、第二軍醫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天津醫科大學、河北工業大學、太原理工大學、遼寧大學、延邊大學、東北農業大學、蘇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安徽大學、福州大學、南昌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廣西大學、四川農業大學、貴州大學、石河子大學、海南大學、西藏大學、寧夏大學、青海大學一共37所院校由于發展迅速，實力上乘而被列入“211”工程計劃，成為國家重點建設大學。自上世紀90年代，“211”工程實施以來，計劃經濟時代下側重于重點之名的“全國重點大學”的提法逐漸淡化；逐漸被面向21世紀，市場經濟環境下，側重于重點建設的“211”工程所代替。在國際高等教育界，“211”工程大學也被公認為中國的國家級重點建設大學；是新世紀，中國高水平大學的代名詞。

第五篇：中國大學學費變遷

中國大學學費變遷

中國大學學費變遷免學宿費 30年代國立大學的收費

在30年代大學收費情況是：北大清華一律是每年二十銀元，一律免收學宿費。國立大學每年約22—40銀圓，師范類不收學費；私立大學每年約45—120銀圓不等，中間數約為90銀圓；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圓。國家全包 1950-1985年間的學費

這個時期上大學基本上是國家全包干，對于家庭差的學生來說,每月還可以享受到十七到二十三元不等的助學金。一般來說，一個貧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夠考上大學，不會給家庭增加任何負擔。并且一旦畢業，還可以有旱澇保收的工資。重生

1977年12月10日高考恢復

1977年12月10日恢復的高考，考試辦法基本沿用“文革”前的考試辦法，文理分科。當年報考人數最終達到570萬，錄取人數是27.297萬人，考試錄取比例只有29∶1。1978年，又有610萬人參加了剛剛恢復的高考，兩次總計1180余萬人的招考創下了中國乃至世界考試史上的紀錄。定向 1983年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規定在中央部門或國防科工委系統所屬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實行面向農村或農場、牧場、礦區、油田等艱苦行業的定向招生。計劃外

1985年中共中央指出可以計劃外招生

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計劃外招收少量自費生，學生應交納一定數量的培養費。”從此，開始實行高等教育收費雙軌制，只對部分自費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學費。中國大學學費變遷免學宿費

30年代國立大學的收費

在30年代大學收費情況是：北大清華一律是每年二十銀元，一律免收學宿費。國立大學每年約22—40銀圓，師范類不收學費；私立大學每年約45—120銀圓不等，中間數約為90銀圓；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圓。國家全包 1950-1985年間的學費

這個時期上大學基本上是國家全包干，對于家庭差的學生來說,每月還可以享受到十七到二十三元不等的助學金。一般來說，一個貧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夠考上大學，不會給家庭增加任何負擔。并且一旦畢業，還可以有旱澇保收的工資。重生

1977年12月10日高考恢復

1977年12月10日恢復的高考，考試辦法基本沿用“文革”前的考試辦法，文理分科。當年報考人數最終達到570萬，錄取人數是27.297萬人，考試錄取比例只有29∶1。1978年，又有610萬人參加了剛剛恢復的高考，兩次總計1180余萬人的招考創下了中國乃至世界考試史上的紀錄。定向 1983年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規定在中央部門或國防科工委系統所屬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實行面向農村或農場、牧場、礦區、油田等艱苦行業的定向招生。計劃外

1985年中共中央指出可以計劃外招生

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計劃外招收少量自費生，學生應交納一定數量的培養費。”從此，開始實行高等教育收費雙軌制，只對部分自費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學費。

國大學學費變遷開始收費 1989高等教育實行收費

直到1989年，國家才對高等教育進行收費，當時的收費也只是象征性的只收200元，但總算邁出了高等教育收費的關鍵性一步。試點 1993年收費并軌試點

我國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和東南大學開始收費并軌試點。國家教委考試中心在多次討論和試驗后，規定標準分數制度由省級常模量表分數、等值量表分數和等級量表分數組成。教改

1994《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

國務院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高校“繳費的標準由教育行政部門按生均培養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會及學生家長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專業）確定”。并軌招生

1996—2000年并軌招生推進

1996年，中國高等教育試行并軌招生，高校學費開始增加。1997年高校全面并軌，學費年增長幅度達到了30％，甚至50％。2000年，一直由國家“全包”的師范專業也實行了收費上學，標志著招生并軌改革的落幕。各地高校收費標準猛漲，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區提高20％，學費超過4000元。成本監審

2005年6月發改委出臺教育成本規定

2005年6月，國家發改委下發了《高等學校教育培養成本監審辦法》，對高校的教育成本作了明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