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方向探討

2010年10月7日星期四

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方向探討

2007-12-27 00:00:00

[摘要]產權問題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問題，由于我國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土地產權問題，所有權主體虛置，使用權缺乏自主性、穩定性，收益權被分割，缺乏獨享性，轉讓權不自由，由此引發了困擾“三農”的一系列問題。為解決現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文章提出，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應多元化，即國家土地的終極所有權、農民土地實際所有權即農村土地私有、農村公共領地的集體所有權。而要實施農村土地產權多元化改革，則必須在明晰農村土地產權的同時賦予產權主體相應的權能，進行土地管理體制改革。使法律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相協調，建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機制。

（中經評論·北京）

一、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引發的問題

產權問題是農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問題，新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經歷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進一步穩定與完善土地承包關系等前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時至今日，農村土地產權模糊狀態還沒有根本轉變過來。國家賦予的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或曰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權，或曰法律規定的占有、使用、收益、處置、轉讓、抵押、繼承等權利屢遭侵害，究其原因就是農村土地產權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表現為所有權主體虛置，使用權缺乏自主性、穩定性，收益權被分割，缺乏獨享性，轉讓權不自由，并由此引發了困擾“三農”的諸多問題。

（一）農民難以真正獲得土地所帶來的收益。

有關法律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集體”是哪一級，法律規定得較為含糊。如《憲法》籠統界定為集體所有；《民法通則》中界定為鄉（鎮）、村兩級；而《農業法》、《土地管理法》界定為鄉（鎮）、村或村內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實際七由于土地所有權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復存在，農村縣、鄉（鎮）、村的基層政權組織成了事實上的土地產權所有者。所有權主體虛置，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和支配權被層層分解，國家作為超經濟主體對土地享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控制、處置農村土地，如國家或公共權力機關隨意征用或過度使用土地，資本大力圈占土地。代表集體行使土地實際所有權的基層政府主管部門及領導也時常侵占農民的利益。農民僅憑使用權很難有話語權，土地收益幾乎被各利益部門掠去，農民所獲補償甚微。

（二）農村土地流轉受限，土地市場被割裂、扭曲。

國家以壟斷身份處置農村土地，規定農村土地不準買賣，土地的唯一買者只有國家，農村土地市場的微觀主體難以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統一的農村土地市場無法形成。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主體不確定，其所有權被分割，為眾多的行政村或村民小組所掌握，造成行政村（或村小組、社區、城鄉）之間的壁壘，土地產權市場被割裂、扭曲。與實際市場行為相背離，使二元經濟結構難以打破。而真正的所有權主體（農民）又缺位，被剝奪以土地要素進入市場交易的權利，不可能很好地履行土地流轉和土地市場運作的權力，僅有土地使用權（以契約方式訂立的土地承包權，其內容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土地的流轉受到極大限制，因而造成農村土地資源浪費或低效配置。

（三）農業規模效應和可持續發展難以保證。

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不確定性和農戶土地使用權的頻繁調整，土地租賃市場無法正常發育，種地農民的利益很難得到保證，種地能手無法擴大經營規模，即使有些地方搞了規模經營，也往往受政府部門主導或強制，這種非市場行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交易成本很高，農業效率令人質疑。又因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低，農村土地增收的空間有限，農業變得無利可圖，農民只好棄耕或離開農村淪為被雇用的“農民工”。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土地增值、獲利減少”的效應會不斷加劇，農村日漸失去內在的發展沖動。另外，使用權不穩定也影響著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盡管政府一直強調不準隨意改變土地承包合同，但土地使用權“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的現象十分普遍，影響了農民對農村土地長期投資的積極性，同時極大地刺激了農業生產者的短期行為，進行掠奪性經營。

（四）農民的經濟預期具有不確定性。

政府承諾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長期不變，但土地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又是不爭的事實，因而均分土地（增人增地，減人減地）獲取保障是農民群體的不斷要求。然而農民土地使用權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不可能獲得土地要素收入，農民無法以土地作抵押，農村金融資本不能發揮作用，僅靠農民漫長痛苦的自身積累發展（規模）農業、調整農業結構或轉為其他行業，對于目前處于窘境的一般農民群體來說很難有現實的可能性。農民心態表現為，“既想離開土地，又要守住土地，既小愿種田，又不能不種田，受這種心態支配，自然會出現一些短期行為，有的粗放耕作，只保口糧和地稅，不愿在改良土壤方面下本錢。有的農民雖另有職業，但不能不留后路，準備歸田還農。大批農民工進城就業，但很難落下常住戶口，隨時有被遣返風險。所以，農民對農村、農業發展的預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二、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方向的考辨

針對上述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學術界提出了大致五種改革思路和主張：（1）土地國有制；（2）土地集體所有制，包括按份共有制、股份合作制、強化承包權或承包權永久化、集體所有制下的自由式；（3）土地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自耕農所有制、有限私有制、農村土地家庭財產權或土地家庭所有制；（4）兩級或復合土地產權制，包括國有與集體所有制、集體與私人所有制、國家與個人所有制；（5）多級土地所有制。以上研究各有側重，論述也似乎各有其理，但從解決現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存的問題考慮，本文認為，必須明確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第一個層次

必須弄清以下兩個問題：

（1）農村土地產權到底歸誰合理?從產權經濟理論看，產權是一組權利，由法律明確界定，包括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不同的產權安排會有不同的經濟效率，而私有產權的效率是最高的，只要產權明確界定為私有，無論采取哪一種合約，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都會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同樣，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回歸農民，使農民能夠成為真正

完整獨立的經濟主體，在法律的保護下自主決策、權衡利弊，放心大膽地行使土地財產的“三權”（使用權、收入的獨享權和轉讓權），符合經濟學的基本規律。從歷史角度來看，長達數千年的中國歷史，盡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實上二地私有制根深蒂固，具體的土地財產權私有實際上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中國共產黨以“耕者有其田”號召進行民主革命，認大量流離失所的農民獲得二地，并在建國后得以實現，然而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前蘇聯“集體農序”模式的影響，土地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導致農村土地產權長期處于模糊狀態，這不僅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而且有悖于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從現實看，1979年以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有自主支配土地的權力，但僅有使用權的土地在其績效最大限度發揮之后，隨著社會轉型、斷裂與分化，原訂的制度效應逐漸弱化，“三農”問題日益突顯。意政府雖識到了產權問題，卻只在使用權上做文章，土地承包期一再延長，到目前承諾永久不變，其本意也是土地回歸農民，然而沒有最終所有權的實現，結果必然是農民的土地被大量侵吞、占有和流失，農民的利益屢遭侵害。從國外實踐看，除中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實行土地公有制之外，其他國家部實行土地私有化，而相比之下中國的農業生產效率卻很低。同外實踐證明，土地私有化后，土地便于流轉，土地必然向耕種能手集中，土地的集約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業效率也不斷提升。所以，實現土地產權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就是土地回歸農民。

（2）產權歸屬清晰能否有效解決存在的問題?許多人認為，產權回歸農民不可能解決因產權模糊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我們不否認產權回歸會產生問題，但相比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產權回歸農民至少有以下好處：其一，提高農業效率。上地產權私有是土地市場化的基礎，能使土地和農村勞動力流動起來，不但有利于交易費用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城鄉二元體制的破解、生態環境的改善和可持續發展的實現；其二，減少政府干預。土地產權回歸能增強農民與政府博弈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減少國家、集體以公共利益名義侵害農民土地，如“在轉讓過程中擁有地權的農民至少還有點發言權，是交易的主體方，在許多情況下農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現在這樣少”；其三，保障農民利益。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如果把土地私有了，村民會自發維護自己的權益，土地不會被輕易出賣；土地補償費會給每一戶村民，鄉村官員失去了一大人塊腐敗的機會，這對于村民權益，對于廉政建設都足有好處的”。

（二）第二個層次

如果農村土地產權農民所有是一種理性回歸，那么必然要理清學術界爭論最為激烈的幾個問題：

（1）產權回歸是否會造成土地兼并，出現社會危機?許多人認為，農民一量有了私有權就會失去土地，就會發生土地兼并，出現社會危機。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如果國家允許土地私有化，必然會帶來頻繁的土地兼并，很多干部會成為大地主，很多農民會因天災人禍而失去土地，成為佃民；土地的自由買賣將徹底完成國際資本與新興資本對土地的占有和瓜分，形成金融資本兼并士地。事實上農村土地私有化小會出現土地兼并和大量無地農民，“土地兼并主要由于政治勢力的介入，例如封賜、圈地、投獻豪門等。若非政治勢力介入，土地私有制也不會導致土地高度兼并和社會**”；舊中國的農村上地私有制所出現的‘土地集中兼并’或‘農民兩極分化’的現象，根源不在于土地買賣與產權流轉，而是政治強權造成的”。農民也是理性經濟人，出賣土地是非常謹慎的，如果“農民賣地完全是自愿的選擇，就像城市居民不會為了變現把私有住房賣掉向露宿街頭一樣”，各國經驗證明，在民主與法治條件下，可以防止土地惡性兼并現象發生，“土地的適度集中，小僅不會導致社會沖突，反而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

（2）產權回歸是否會導致農民失去保障?許多學者認為，農村土地私有化后農民將失去社會保障。其理由是，中國農村不具備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條件，基國國情決定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農民的就業保障和絕人多數農民的謀生手段；如果賦予農民土地私有權，貧困的農民面對孩子上大學、病人住院或家里有何人賭博、喝酒時，別無選擇，只有賣地，沒有了土地，其生存會失去保障。僅就這些問題而否定農村土地私有，“在邏輯上完全不能成立，二者沒有必然聯系，歷史上土地并沒有起到保障作用，土地也不應該成為農民的生活保障（應由國家或社會提供）”。如今農民已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土地作為生存保障也只有在貧困地區或西部地區，對絕人多數地區的農民而言已不把土地作為生活保障，農業通常是弱質產業，許多地方種地反而虧本，農民收入主要來自第二、三產業，農民看病、孩子上學等主要依靠打工收入。就許多發達同家來說，農民的保障小是靠土地，而是靠政府的再次分配即政府的補貼。

（3）產權回歸是否會使規模經營難以進行?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沒有條件以所謂的耕地私有化來形成規模經營，因為農村土地私有會使農民惜售心理增強從而阻礙土地的轉讓與集中，即使人部分收入來自非農產業，一些農民也寧可粗放經營甚至撂荒而不愿出讓土地，造成農村土地小規模經營的凝固化，阻礙農業規模化的發展；即使規模經營，其追求規模擴張的具體過程必然是大農場擊垮小農。這里要弄清兩個問題：其一，哪種產權更有利于規模經營，足政府（公有）主導好，還是私人（個體）主導好?其二，規模經營足“大”好，還是“小”好?眾所周知，政府能在短期內迅速發展規模經營，但其效益卻不樂觀。實踐證明，許多政府主導的規模經營都失敗了。至于規模“大”好，還是“小”好，要因地而宜，因人而宜，因時而宜，二者是相對和可變的，有的地方適宜“大”，有的地方適宜“小”，“規模的‘大’不是通過主觀改造或行政賜予，而是通過競爭由‘小’發展而米，‘小’是‘大’的基礎，‘大’是‘小’的發展”。所以，農村土地私有與規模經營并不矛盾，農村土地私有可以使農民成為自主決策的市場主體，在市場運行機制完善的基礎上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效率，使農民不斷成熟起來，逐步實現適宜的農業規模經營，這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通過分析，各種改革思路和主張孰優孰劣，不言而明。純粹的農村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已經被證明足發展的死胡同；純粹的私有化在中國又不具有現實性，強烈的路徑依賴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國有或集體主導下的實現形式難以根本突破公有制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強化農民私權的兩極或多極所有制不是最好的方案，但應是最優的方案，應成為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方向。

三、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方向探究

筆者主張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多元化改革，其一，國家土地的終極所有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其二，強調農民土地實際所有權即農村土地私有，這是改革的核心部分，也是最具有實質意義的改革；其三，農村公共領地的集體所有權（主要包括公共的水塘、水庫、山地、森林、墓地、祠堂、試驗田等），這是出于對改革的路徑依賴、村莊公共治理、基層公共服務的考慮。實施農村土地產權多元化改革的具體建議如下：

（一）明晰農村土地產權并賦予產權主體相應的權能。

明晰農村土地產權主體并確定產權主體對土地的權利、義務、利益和責任的限度，使產權主體行使相應的權力，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1）國家土地終極所有者的權能。國家擁有土地的宏觀調控權，通過決策、計劃、指導、協調、審批、監控來規范農村土地的基本用途、土地流轉及征地行為，特別對地方政府的土地決策及執行活動予以監督、規劃、約束，即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和農村社會的穩定，保障農民土地私權的享有。（2）集體（鄉、鎮、村或村小組）享有對農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權，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履行對自己產權領域的職責，對農村的土地由過去的產權土體和直接參與者轉變為農民權力行使的維護者、監管者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者。（3）農民個人或家庭對自己的土地擁有絕對所有權。國家要明確農民土地私權的范圍、國家公共利益的邊界，依照國家法律、法規讓農戶享有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使用權、繼承權、收益權、流轉權，即包括所有權在內的所有權能，使農民擁有獨立的經濟主體地位和權利。

（二）轉變政府職能與干部政績觀，進行土地管理體制改革。

約束地方政府的行為，改變農民絕對弱勢地位，必須在明確農村土地產權的基礎上進行土地管理體制改革，把土地資源市場化作為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實施中央到地方垂直管理，國家對土地履行規劃、管理、調控和監督職責；轉變地方政府職能，使地方政府從上地交易中退出，把精力主要放在上地規劃的制定和執行上，充當純粹的服務者、監管者和仲裁者；創新政府官員的考評機制，轉變政府政績觀。只有這樣，政府職能才不至于缺位、越位、錯位，才能有效擺正領導干部的政績觀，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

（三）加強和完善土地立法，使法律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相協調。

中國擁有最嚴格的立法，但土地違法卻令人觸目驚心。其原要在于，只有嚴格的土地審批法，卻沒有約束政府行為失范的法；只有保護公共利益如何實現的法，卻沒有維護農民土地權益的法；現有的土地立法足粗線條的，彈性大，沒有更為細致和專門的立法，而且已有的立法存在相沖突的地方，對土地關系的處理方面主要依靠缺乏系統性、可操作性的政策來調整，而不足靠具體的法律來嚴格規范、界定、保護農民的土地權利。所以，一要通過立法來確定各產權主體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規范其土地使用、流轉和補償等行為，依靠法律規范、界定國家土地管理部門的權限、義務及行政行為。二要完善現有農村土地法律法規。如解決《農村土地承包法》表述過于寬泛、缺乏實施條例的問題，統一《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的相關規定，解決中國征地制度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現象；優化土地征用的審批程序；制定土地抵押貸款的法律等。三要進行司法制度改革，為農民提供法律服務。當農民土地權益遭受侵害時，要有能為農民提供救濟的制度與機制，如法院不受地方政府控制，擁有獨立審判權，能相對公平地裁判農民與地方政府間的土地糾紛。

（四）建立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或機制。

最大限度地發揮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效益，還必須考慮其他約束條件：第一，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以防止短期內出現“大土地所有制”，即所謂的“土地兼并”，或防止農民因天災病禍出賣土地，出現“貧民窟”；第二，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戶籍制度，讓所謂“盲流”的農民工真正城市化并成為“穩定流”；第三，建立真正的村民自治，讓農民成為發展主體，改變過去壟斷農民話語權和代民作主的行為，讓農民組織成為農民的代言人，以增強農民集體或農民合作組織與政府談判的能力，使土地產權改革與國家治理、鄉村民主自治糅合起來；第四，完善市場機制，確保農民能自由地在市場上支配土地，進行合法的土地交易和買賣，并適時推進土地證券化和建立土地銀行的改革。

第二篇：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

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

土地制度是農村的基礎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是農業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土地制度的核心。科學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亟需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進行改革。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現狀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基本構成一是我國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由勞動群眾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種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國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制度。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的用益物權除地役權外分三個部分：農用地；宅基地；集體企業建設用地以及農村集體公益事業用地。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現狀

截至末，全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登記發證覆蓋率66％，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登記發證覆蓋率46％，宅基地登記發證覆蓋率80％。

（三）我國集體土地征收和流轉中的收益分配現狀

目前，我國集體土地的收益主要產生于征收和流轉過程中。國家對農村土地進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給予四種補償費用，即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設定的收益分配和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的收益分配。

1、農戶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這兩項主要費用是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而個人承包經營戶在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同時卻不能直接作為受償主體，而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或基層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那里受償。

2、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過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政府-集體分享型、集體獨享型、限制性集體獨享型、政府-集體-農戶分享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補償型。對于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增值收益由集體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權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權利人包括集體和集體建設用地原使用權人、再轉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國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現狀

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大體上可分為三種：以第一輪或第二輪土地承包時的承包地或劃地人口為依據；以現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在冊人口為依據；以第二輪土地承包日期起為時限的年齡段為依據，包括死亡人員、新生嬰兒、遷出、遷入人口。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集體成員資格界定越來越困難，一是部分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使戶籍的遷移變得相對容易和簡單，使原來單純以戶籍作為判斷集體成員資格的標準難以適用；二是身份變化所引起的農民集體成員資格取得和喪失界定難。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集體土地的產權主體的虛位

“農民集體”只具有抽象的意義，很難成為實踐層面上的所有者主體。而事實上的“集體所

有”則表現為無實際內容的集體“空殼”，集體所有使所有者處于“虛位”狀態；同時，農民集體常隨行政村組的存廢、變更而存廢、變更的狀態，產權主體的地位極不確定。

（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權能殘缺

國家只是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承認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而事實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體土地，作為集體的農民和“農民集體”實質上都沒有對土地的最終處置權。

（三）征地補償標準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規范

一是征地補償標準低，政府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所獲收益比重過大。二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無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補償收益使用、分配不規范。四是集體土地流轉中國家與集體、集體與農民利益分配關系不確定、不規范。

（四）產權的激勵功能不明顯

由于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沒有長期化保證，政府可以對已經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隨意調整、限制土地使用權的繼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經營，使農民難以形成長期的生產積極性，沒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勵機制，影響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及框架

（一）明確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

一是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關系。二是村民委員會與農村經濟組織的關系。三是政府管理權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關系。

（二）確保農村集體產權權能的實現

以法定的形式賦予農民集體真正的所有權和農民個人真正的使用權，要保證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得以充分體現，維護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權益；在服從國家或集體全局利益的前提下保持集體土地所有者對其所擁有的土地的處置權。

（三）逐步建立和規范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

首先要明確集體所有制中“集體”的內涵，創新保障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法律制度，建立新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其次要通過具體的法律制度設計解決和規范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問題，實現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的同地、同權、同價，合理分配收益。

（四）拓展國家宏觀調控權

農村集體土地產權除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及他項權利外，還包括規劃權、管理權、發展權等。國家應強化對農村集體土地的管理權、規劃權、發展權。

四、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

（一）明確界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

一是應對集體成員的資格予以確認。二是明確界定土地所有權主體，三是明確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穩定農村土地關系。四是明確村民小組與村委會的關系，保障土地所有權的行使。

（二）集體成員享有平等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可以考慮把集體土地所有權細分為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權以及農民個體成員權益，兩者產生連帶法律關系，成員人的權益依附于所有權，所有

權由各成員人的權益組成。

（三）賦予集體土地所有權完整的權能

一是承認農村土地所有者的排它占有權，以便有效抵制對土地的侵權行為。二是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物權化。三是強化權利主體對集體土地的收益權能。四是實現集體土地所有權完整的處分權能。

（四）依法保障實現集體土地所有權

一是配套改革國家土地征用制度。二是建立農村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制度。三是放開并規范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顯化農民財產權價值。四是合理分配集體土地流轉收益，保護國家、集體、農民共同利益。

（五）完善農村土地財產權利登記管理制度

農村土地權屬管理應逐步由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向具有物權公示意義的土地登記管理轉變，由多部門管理向統一管理轉變，由部門行業管理向專業化、規范化的屬地管理轉變，最終建立起一整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村土地財產權利登記管理制度。

第三篇：論文：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

土地制度是農村的基礎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是農業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土地制度的核心。科學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亟需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進行改革。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現狀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基本構成一

是我國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由勞動群眾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種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國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制度。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的用益物權除地役權外分三個部分：農用地；宅基地；集體企業建設用地以及農村集體公益事業用地。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現狀

截至末，全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登記發證覆蓋率66％，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登記發證覆蓋率46％，宅基地登記發證覆蓋率80％。

（三）我國集體土地征收和流轉中的收益分配現狀

目前，我國集體土地的收益主要產生于征收和流轉過程中。國家對農村土地進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給予四種補償費用，即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設定的收益分配和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的收益分配。

1、農戶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這兩項主要費用是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而個人承包經營戶在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同時卻不能直接作為受償主體，而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或基層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那里受償。

2、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過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政府-集體分享型、集體獨享型、限制性集體獨享型、政府-集體-農戶分享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補償型。對于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增值收益由集體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權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權利人包括集體和集體建設用地原使用權人、再轉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國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現狀

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大體上可分為三種：以第一輪或第二輪土地承包時的承包地或劃地人口為依據；以現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在冊人口為依據；以第二輪土地承包日期起為時限的年齡段為依據，包括死亡人員、新生嬰兒、遷出、遷入人口。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集體成員資格界定越來越困難，一是部分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使戶籍的遷移變得相對容易和簡單，使原來單純以戶籍作為判斷集體成員資格的標準難以適用；二是身份變化所引起的農民集體成員資格取得和喪失界定難。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集體土地的產權主體的虛位

“農民集體”只具有抽象的意義，很難成為實踐層面上的所有者主體。而事實上的“集體所有”則表現為無實際內容的集體“空殼”，集體所有使所有者處于“虛位”狀態；同時，農民集體常隨行政村組的存廢、變更而存廢、變更的狀態，產權主體的地位極不確定。

（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權能殘缺

國家只是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承認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而事實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體土地。實踐中，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基本權能事實上由土地使用權所代替，“農民集體”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權人，國家才是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因此，作為集體的農民和“農民集體”實質上都沒有對土地的最終處置權。

（三）征地補償標準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規范

一是征地補償標準低，政府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所獲收益比重過大。二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無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補償收益使用、分配不規范。四是集體土地流轉中國家與集體、集體與農民利益分配關系不確定、不規范。

（四）產權的激勵功能不明顯

由于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沒有長期化保證，土地承包期短，政府又可以對已經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隨意調整、限制土地使用權的繼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經營，使農民難以形成長期的生產積極性，限制了經營預期，結果對農民而言沒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勵機制，影響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及框架

改革和完善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應當從我國實際出發，根據我國農地資源及人地關系的特點，在保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尋求建立以新型的產權關系為特征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構建和明確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主體，顯化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權能，使農民擁有有效的土地產權。

（一）明確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

首先是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關系。農村集體應當是為一定物質、經濟的利益而聚集形成的，集體的意志應當是其成員的共同的意愿指向，農

第四篇：論文：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

論文：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制度在生活中的使用越來越廣泛，制度是要求成員共同遵守的規章或準則。那么相關的制度到底是怎么制定的呢？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論文：關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討論與研究，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土地制度是農村的基礎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是農業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土地制度的核心。科學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亟需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進行改革。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現狀

（一）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基本構成一是我國農村的集體土地所有制，是在一定的范圍內由勞動群眾共同占有土地的一種共有制形式。二是我國實行集體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制度。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的用益物權除地役權外分三個部分：農用地；宅基地；集體企業建設用地以及農村集體公益事業用地。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現狀

截至末，全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登記發證覆蓋率66％，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登記發證覆蓋率46％，宅基地登記發證覆蓋率80％。

（三）我國集體土地征收和流轉中的收益分配現狀

目前，我國集體土地的收益主要產生于征收和流轉過程中。國家對農村土地進行征收后，政府通常得給予四種補償費用，即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收益分配主要包括：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設定的收益分配和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的收益分配。

1、農戶的承包地被征用后，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這兩項主要費用是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而個人承包經營戶在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同時卻不能直接作為受償主體，而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或基層農村的村民委員會那里受償。

2、集體建設用地流轉過程中的收益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政府-集體分享型、集體獨享型、限制性集體獨享型、政府-集體-農戶分享和土地承包經營權補償型。對于集體建設用地土地使用權再轉移收益分配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增值收益由集體和土地使用者分享型；增值收益由土地權利人和政府共享型；土地權利人包括集體和集體建設用地原使用權人、再轉移收益由原土地使用人和政府分享型。

（四）我國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現狀

農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大體上可分為三種：以第一輪或第二輪土地承包時的承包地或劃地人口為依據；以現有集體經濟組織的在冊人口為依據；以第二輪土地承包日期起為時限的年齡段為依據，包括死亡人員、新生嬰兒、遷出、遷入人口。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集體成員資格界定越來越困難，一是部分地方的戶籍制度改革，使戶籍的遷移變得相對容易和簡單，使原來單純以戶籍作為判斷集體成員資格的標準難以適用；二是身份變化所引起的農民集體成員資格取得和喪失界定難。

二、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集體土地的產權主體的虛位

“農民集體”只具有抽象的意義，很難成為實踐層面上的所有者主體。而事實上的“集體所有”則表現為無實際內容的集體“空殼”，集體所有使所有者處于“虛位”狀態；同時，農民集體常隨行政村組的'存廢、變更而存廢、變更的狀態，產權主體的地位極不確定。

（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權能殘缺

國家只是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承認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而事實上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征用集體土地。實踐中，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基本權能事實上由土地使用權所代替，“農民集體”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權人，國家才是農村土地的終極所有者。因此，作為集體的農民和“農民集體”實質上都沒有對土地的最終處置權。

（三）征地補償標準低，使用和分配也不規范

一是征地補償標準低，政府在土地征收過程中所獲收益比重過大。二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無法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三是征地補償收益使用、分配不規范。四是集體土地流轉中國家與集體、集體與農民利益分配關系不確定、不規范。

（四）產權的激勵功能不明顯

由于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沒有長期化保證，土地承包期短，政府又可以對已經用承包制承包的土地隨意調整、限制土地使用權的繼承以及采取行政方式更改土地承包經營，使農民難以形成長期的生產積極性，限制了經營預期，結果對農民而言沒有形成必要的土地投入激勵機制，影響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及框架

改革和完善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應當從我國實際出發，根據我國農地資源及人地關系的特點，在保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尋求建立以新型的產權關系為特征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構建和明確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主體，顯化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權能，使農民擁有有效的土地產權。

（一）明確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

首先是農民集體與農民個人的關系。農村集體應當是為一定物質、經濟的利益而聚集形成的，集體的意志應當是其成員的共同的意愿指向，農民集體的成員應當能夠享有所在集體的權益。其次是村民委員會與農村經濟組織的關系。村民委員會具有管理組織的性質，具有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職能。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農民發展生產經營的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戶及其相關產業組織之間的自愿合作或者聯合，不應成為帶有行政化色彩的組織。最后是政府管理權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關系。國家土地管理機關應當側重于土地資源的宏觀調控和行政監管；而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所有權的行使則應側重于對本集體內部土地資產的具體管理和對農戶行使土地使用權的監督。

（二）確保農村集體產權權能的實現

要充分實現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權能，必須要以法定的形式賦予農民集體真正的所有權和農民個人真正的使用權，要保證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得以充分體現，要維護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權益；要在服從國家或集體全局利益的前提下保持集體土地所有者對其所擁有的土地的處置權。

（三）逐步建立和規范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

首先要明確集體所有制中“集體”的內涵，創新保障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法律制度，建立新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其次要通過具體的法律制度設計解決和規范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問題，實現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的同地、同權、同價，合理分配收益。

（四）拓展國家宏觀調控權

農村集體土地產權除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及他項權利外，還包括規劃權、管理權、發展權等。國家應強化對農村集體土地的管理權、規劃權、發展權。一方面通過制定相關法律，不斷規范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建設中的問題；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督和管理，使相關土地政策落到實處。

（五）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具體框架

根據改革的總體思路，結合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現狀，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具體框架如圖1所示。

四、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

（一）明確界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

在法律上界定產權主體，保障農村土地所有權人的主體地位，是農村土地所有權改革的關鍵。一是應對集體成員的資格予以確認。允許各地以戶籍為基礎、經由嚴格的村民自治程序自主決定，并承認所有成員有平等占有和使用集體土地的權利。二是明確界定土地所有權主體，并以土地所有權證書這一法律形式予以體現。三是明確農民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穩定農村土地關系。四是明確村民小組與村委會的關系，保障土地所有權的行使。

（二）集體成員享有平等的集體土地所有權

可以考慮把集體土地所有權細分為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權以及農民個體成員權益，兩者產生連帶法律關系，成員人的權益依附于所有權，所有權由各成員人的權益組成。集體成員在征地補償安置、集體資產處置等重大問題上都有相應的、平等的收益權、表決權等。對承包經營權的處置，由三分之二以上集體成員表決決定。

（三）賦予集體土地所有權完整的權能

一是承認農村土地所有者的排它占有權，以便有效抵制對土地的侵權行為。二是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物權化。將農民的集體土地使用權法定化、固定化、可繼承化和市場化。三是強化權利主體對集體土地的收益權能。國家只有因公共利益才能征用農村土地。四是實現集體土地所有權完整的處分權能。

（四）依法保障實現集體土地所有權

一是配套改革國家土地征用制度。嚴格控制政府征地行為，強化集體所有權主體地位。二是建立農村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制度。對集體土地參照國有土地使用制度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有期限、有限地流轉的制度，并對其出讓、出租、轉讓、抵押等加以明確規范。三是放開并規范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顯化農民財產權價值。四是合理分配集體土地流轉收益，保護國家、集體、農民共同利益。

（五）完善農村土地財產權利登記管理制度

農村土地權屬管理應逐步由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向具有物權公示意義的土地登記管理轉變，由多部門管理向統一管理轉變，由部門行業管理向專業化、規范化的屬地管理轉變，最終建立起一整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農村土地財產權利登記管理制度。

第五篇：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

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

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對完善國有企業產權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是我國當前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是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基礎”。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是企業產權制度。本文首先分析了產權及產權制度的涵義，在此基礎上，探討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的對策建議。

關鍵字：國有企業

產權制度

改革

一、研究背景

企業產權制度是企業經營管理活動賴以存在的基礎，沒有良好的產權制度，企業就不可能充滿活力和快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產權結構變遷的主線是國家與企業的關系變化，其改革的過程經歷了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制、股份制等幾個階段，其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對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不斷進行調整。從80年代的放權讓利，到90年代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進展，國有資產管理、監督、營運體制框架初步形成，大中型國有企業在集團化改組和劣勢企業退出方面邁出了較大步子，國有企業的總體實力和主導作用有所增強。通過股份制改革，國有企業實行產權結構創新，由原來單一的產權結構向多元產權結構過渡，有利于建立規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便于國有企業轉換機制、改善管理。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國有企業整體素質明顯提高，效益大幅增加。

但應該看到這些改革僅局限于經濟性層面的放權讓利，并未從根本上打破傳統的政企不分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沒有真正形成產權清晰、結構多元、自由流動的產權制度。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還很艱巨，特別是建立符合市場競爭條件的產權制度這一核心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由于己改制國有大中型企業相當一部分沒有實質性地觸動產權，未從根本上改變國有機制，不僅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也嚴重影響了國有企業的產權流動，限制了企業間的出售、并購、增資擴股等產權交易的進行，制約了企業的發展。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近30年，從擴權讓利到承包制再到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但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依然有問題需要解決。因此，進一步深化產權制度改革，對壯大國有企業的生產規模、提高運營效率，至關重要。

二、產權理論的內涵

產權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而出現的經濟范疇。《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認為，“產權是一種通過社會強制而實現的對某中經濟物品的多種用途進行選擇的權利”。國內外學者對產權從不同角度有多種定義和解釋。一般認為，產權主要是指財產權或財產權利，是以財產所有權為主體的一系列財產權利的總和，包括所有權極其衍生的占有權、使用、經營權、讓渡權等權利。現代意義上的財產，既包括土地、房屋、設備及存款、現金等不動產和動產，也包括股票、債券等證券資產，還包括由專利、商標、名譽、商業秘密等無形資產。因此，現代意義的產權，是指自然人、法人對各類財產的所有權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等權利，包括物權（對物的所有權及相關權利）、債權（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權利）、股權（對股份、股票等財產的所有權及相關權利）和知識產權及其他無形財產權等。

產權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獨立性，產權主體擁有自主運用產權的權利；二是排他性，產權受到法律保護不可侵犯；三是流動性，產權主體可以通過產權流動、重組，謀取產權收益最大化；四是可分性，產權所包含的一組權利可分割組合使用。近代股份制產生以后，就形成了財產所有權與財產實際占有、使用權相分離的狀況，并衍生出“法人財產權”，即非財產所有者由于實際上經營屬于財產所有者的財產而對其享有的占有、使用及在一定限度內依法享有的收益和處置的權利。因此，在現代產權的基本內涵中，不僅包括法律上的財產所有權，實際上還包括企業“法人財產權”。

產權制度是關于產權界定、運行、保護等的一系列體制安排和法律規定的總稱。而現代產權制度則是與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制度。其主要特征，一是歸屬清晰，各類財產所有權的具體所有者為法律規定所清晰界定； 二是權責明確，產權具體實現過程中各相關主體權利到位，責任落實；三是保護 嚴格，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完備，各種經濟類型、各種形式的產權一律受到法律 的嚴格保護，四是流轉順暢，各類產權可以通過產權交易市場自由流動，以實現 產權的最大收益。所有制是生產資料等歸個人、階級、集團或社會所有的制度。所有制關系決定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馬克思說，私有制不是一種簡單的關系，而是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總和。

三、國有企業產權制度變革存在的問題：

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初步改革大多是繞開產權來進行，導致產權虛化的問題普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1、產權界定不清。國有產權關系模糊，盡管國家對國有資產擁有的各種權利在法律上已被明確界定，而且權力具有明顯的排他性規定。但是國家在國有資產上的各種權利得不到切實有效的保護以及明確界定的產權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從而導致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和國有資產流失，后者更是國有產權模糊的集中體現。

2、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法律制度基礎不完善。

在我國的國企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國務院及其下屬各部委，頒布了眾多涉及產權制度調整的法規。其中包括《國有企業富余職工安置規定》、《國有企業及其國有控股企業領導人員任期經濟責任審計暫行規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其控股企業深入實行廠務公開制度的通知》和《國資委關于推進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重組指導意見的通知》等等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涉及到了國企改革中的產權交易、公司制度、職工安置、資產重組等各個層面。但是這些法律體系存在一些缺陷：時效性差、覆蓋不全、口徑不一和權責失衡等問題。首先，國有資產產權主體的法律地位問題，改革后的國有產權歸屬于全體公民，每個公民都能擁有國企產權的一部分，但作為不可無限分割的產權份額，國家無法找出一個法律主體與產權所有人相對應。產權的主體實則模糊了，沒有明確界定。其次，各股權產權管理監督部門的法律界定問題。這集中體現在各職能部門的權責利的分配問題。再次，改制過程中法律頒布的滯后性，我國的國企改革獨創性，沒有教科書可以參考的改革，同樣注定了會留下很多的體制和程序漏洞，有些法律頒布滯后，適應不了發展需要。

3、缺乏完善企業“委托一代理”權責利的均衡配置。“委托一代理”制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任用體制，從而影響了企業產權改革中管理人才的選聘。在公司治理制度下，股權權重成為衡量出資人在一個企業中控制力大小的關鍵因素。我國的國家性質和國有企業改革總體布局決定了，關乎國計民生、對社會經濟有重大影響力的企業還是由國有控股的。于是，一些領域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后保持了原班人馬，產權改革卻又很難深入關鍵領域的部門。“一股獨大”使得公司董事會由國家資本絕對把持，管理人員的選用時由行政認命或者上級指派的，公司經管人員很難向社會選聘的，完全局限在內部提拔或行政聘用的老方法里。

“委托一代理”制下聘用管理人才的激勵機制問題。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財富最大化，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資津貼收入和閑暇時間最大化，這必然導致兩者的利益沖突。在沒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雙方可能造成嚴重的利益沖突。國有公司經營者激勵機制的存續與股權結構緊密相連，結構中的缺陷使得我國在積極探索年薪制、經理股票期權試點的情況下，仍然存在國有企業對經營者的激勵不足的問題，總體上激勵形成的實際效果距離有效激勵機制的要求相去甚遠。國企經營者的收入水平雖然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相比較發達國家大型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仍然處于較低水平。高水平經營管理者不愿意進入到國有股份制企業中任職。“委托一代理”制下公司監管機制薄弱影響了產權改革的真實效果。按照我國《公司法》的規定，監事會成員由股東代表和職工代表組成，負有對公司董事和經理人員進行監督的職責。但是，缺乏實施細則，使得監事會職能空置，形同虛設。個別國有企業，甚至將監事會作為公司富余人員的安排場所，黨政干部和老干部在監事會中占據很大比例。職工主張無人傾聽、意見無法上達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企業職工對公司決策更是產生不了影響。

4、國企職工權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國家貫徹的是一種主人翁意識。但是在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往往因為相應保護職工權益的法律法規缺失或者配套制度不完善，導致相對于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而言處于弱勢地位的職工群體成為被侵犯的對象。部分企業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改革成果分享權并未受到應有的尊重，相反，企業改制過程中的成本很可能大部分轉嫁到他們的頭上。國企改革過程中職工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職工的權益沒有得到合法的和應有的保障。

四、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對策

本文主要從以下4個小的方面說說改革的對策：

1、進一步明確產權主體。

認真貫徹落實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明確國家和企業的產權劃分，維護各種不同形式的國有企業的法人財產權，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府和企業在職能上要各司其職，政府部門不能憑借行政權力對企業進行干預。當前尤其要解決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具體措施包括:結合政治體制改革，合理劃分政府有關機構的職責、權能，禁止越權干預企業;強化市場經濟思想教育，改變干部的思想觀念，改變“放權不放手”的心態，注重用政策、法律和經濟手段對企業進行宏觀調控，增強為企業服務的意識。

2、完善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法律體系

國家應該專門頒布一部《國有企業產權法》，《產權法》應當就國有資本的所有權主體、所有者權益、運營權限、監督體制和保障措施進行詳盡的規定，鑒于目前我國國有資本的管理基本轉交國資委負責，對于國資委的權利與職責，在本法律中也應該予以詳細的表述。

加強產權管理監督部門的權責利的法律監督及完善，不局限于明確界定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職能部門的具體職責，而是制定出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具體的問題具體對待，針對不同的問題完善法律法規，加強法律體系關于產權改革的完備性。

3、重構國有產權委托代理機制，實現“所有者到位”

將政府化的國有資產管理局從政府部門中獨立出來，將現由政府各部門掌握的國有資產管理權真正轉向國有資產管理局，使之成為經濟化、市場化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該機構主要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權，負責國有資產管理的日常工作和事務。它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角度，對授權的資本運營機構的領導班子和董事會、監事會成員的考核、獎懲、任免提出建議，負責其日常管理和考核，并對資本運營機構派出的產權代表通過備案制度加以確認，以達到管人與管資產緊密結合起來。

而且企業干部人選的范圍局限于相關部委的領導人員，企業干部任免權也基本上由上級黨組織掌握。要破除舊人事體制的束縛，就要改變國有企業高層的行政體制編制。建立國有企業自身的人事管理制度，參照公司治理結構設定企業領導崗位性質。不依照機關制度進行考核，評級和升級，解決好自身職責和干部身份的不銜接問題。

對于國企的人員任聘面向社會招聘，不局限于行政任命和上級任命，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同時，對國企的經營者設立合理的激勵機制，留住人才，激發管理經營者的積極性。

2、樹立正確的國企改革觀念

對國有企業“有進有退”的新理解。有進有退，不是指原來的國有企業一部分改制而“退”，一部不改而“進”：而是指除極少數需要國有獨資外，其他的國有企業都要退出單一國有體制(重要的由國家控股)，實現以退為進，退中求進，即在國有股權和比重上退，在國有經濟的總體實力和控制力、影響力上進。

著眼于搞好整個國有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從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調整上抓國企改制。特別是對全國同行業的優勢國有大企業，要通過引進跨國公司和民營資本，重組上下游和同行業企業，迅速做大做強。對需要放開搞活和整體退出的國有企業，要通過資本運營機構，統一策劃改制重組，統一籌措改制成本。

突破“產權交易和企業重組是市場行為，政府無所作為”的認識誤區。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出資人，理當按市場規律組織推進其產權交易和重組；并且只有政府才能解決交易重組中的條塊分割、債務處理、人員安置、分離辦社會職能等諸多難題，才能協調多個部門參與改制的行動、審批權限的行使和各自利益的調整。樣。

4、充分保障改制企業職工對改革的參與權

要充分發揮改制企業中職工的各種力量，確保改革中工人階層的利益不受損害，明確改革中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發揚民主集中制，維護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職工的發言權。職工是企業真正的主人，要做到企業產權改革中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得到體現，要做到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要維護好職工的發言權。在進行改制之前，要充分聽取職工對于當前企業的改革意見，不僅要創造意見積極發表的通道，還要在收集意見的基礎上，做好部分職工的思想工作，力爭做到“全體接受、多數滿意”的標準。針對企業改革所采取的改制、破產、兼并等選擇，要在尊重組織安排、符合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大多數職工的意見，聽取職工對于企業改制的建議；在改制過程中，對于職工反映的問題，及時向當地企業改制辦公室或上級機構反映，并及時的解決。當然，在改制結束之后，面對公司治理結構的新型體制，無論是對于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安排，還是對新聘用職工的就業要求，都要聽取群眾的意見，為人民辦事，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參考文獻：

[1]魏杰：《現代產權制度辨析》，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 [2]楊瑞龍等：《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3]肖耿：《產權與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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