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縣干部》有悖學術倫理

《中縣干部》有悖學術倫理

作者：程海華旅美學者

最近，北京大學一篇題為《中縣干部》的博士論文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轟動，該論文作者借兩年在中部某縣掛職之機，調查了中國某地的政治生態，文章的水平如何筆者暫不予置評，或許確實發現了當下中國基層政治中的某些“真問題”，所以為大眾媒體所青睞。

然而筆者看完該新聞后不禁大吃一驚，因為這篇博士論文如果是由美國高校的博士生撰寫，并且配合大眾媒體報道，那么，不但作者本人要被取消學位并開除，作者的導師以及所在院系、甚至校長都要受到處罰，其原因就是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有一個權力相當大的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IRB）。

科學研究雖然能造福人類，但違反倫理的科學研究卻是殺人手段。與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隊用中國人做實驗一樣，美國衛生部研究機構20世紀30年代為了治愈美軍士兵的性病，以免費醫療為名，在阿拉巴馬州很多黑人中間先種植性病病毒，再進行藥物治療以測試療效，這項研究竟長達40年。

上世紀70年代民權運動揭露了這一丑聞，引起社會各方對科學研究倫理問題的關注。在強大社會壓力下，美國聯邦食品藥品管理局于1974年出臺法令，要求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一切關于人的醫學藥物等研究。

并非所有美國高校都有倫理審查委員會，但有該委員會的高校都是研究型大學，沒有該委員會的高校則沒有任何資格做此類研究。

一項完整的審查程序是這樣的：首先要向委員會提交研究申請，由委員會進行審查，必要時與申請者面談。各項審查極嚴，包括被研究人員是否了解該研究的危害、被研究對象的身份保密，甚至包括存放資料的電腦安全性等種種細節。

倫理審查委員會要仔細研究該申請，如果發現任何違反倫理的細節，要么要求修改，要么就否決該研究。一旦被否決，就很難上訴，更不能一意孤行去實施。因為委員會權力非常大，違反規定的研究人員不但要被開除、取消學位和學術資格，并通報全國高校聯盟，有時甚至會被移交司法機構，也就等于葬送了自己前程。相關機構如所在院系等管理者也要受到不同程度處罰。

這項法令迅速在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中實施，并從自然科學研究向社會科學研究拓展。因為社會科學往往需要采訪當事人，因此研究底線是該研究不能導致被采訪者名譽損害，或者遭到逮捕、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險。違反倫理的自然科學能殺人，社會科學亦然。

美國高校社會科學研究邏輯認為，學者是研究人員，而不是新聞記者或執法者，并不肩負揭黑打黑的責任。“臥底式”研究是違反學術道德而絕對禁止的。社會科學倫理審查制度不僅保護了被采訪研究對象，也防止研究者超越身份的研究遭受被采訪者的報復。

《中縣干部》這篇論文受中國輿論追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人對學術倫理缺乏基本的價值認知。我們不能胡亂猜測這位博士的研究初衷，但學術研究不能違背倫理的底線，應成為社會共識。在美國，違反倫理審查制度的研究，是比剽竊更惡劣的學術道德丑聞。為了重建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與信任，建立中國高校倫理審查委員會制度刻不容緩。▲(作者是旅美學者)

第二篇：學術倫理與價值觀感想2

關于“大學學術倫理與價值觀”的感想

價值觀是指實踐主體在追求某種“價值”時所把持的內在尺度，也是一種對人的行為起深層導向作用的內部控制力量。目前，價值觀得到了普遍的重視。在理論研究方面，價值觀被認為是建構某種倫理關系的基礎和靈魂，而在實踐應用方面，一些企業，新聞媒體等社會組織機構把“價值觀”提到了與自身發展相匹配的戰略高度，在實施“價值觀驅動式”的管理或規制模式方面走在了前面，也的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對于大學這一有著崇高精神追求的學術組織來說，要想讓學術價值觀在學術實踐活動中也起到強有力的“驅動”作用，把學術價值觀旗幟鮮明地確立下來就是其前提和基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大學在建構自身的學術價值觀方面卻不盡人意，學術核心價值觀淡化，學術價值觀缺乏層次感，盲目照搬、曲解國外學術機構的價值觀。為此，有必要就建構一套符合學術倫理關系要求的價值觀體系進行充分的探討。

求真是學術倫理的核心價值觀。求真是維系學術倫理關系的核心所在，是解決一切學術倫理困境的出口，也是一切學術活動的中心和靈魂，也是科學進步的動因和科學活力的生命源泉。我國學者彭國華于是認為，不同的學者盡管可能有不同的旨趣，但往往殊途而同歸都能夠在求真這個問題上找到共同點。學術是探求“真”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探求科學的“真”的過程。一方面由于科學的“真”總是隱藏在事物內部的深處是難以發現的；另一方面學術是不能窮盡真理或占有整個真理，需要學術人不斷提高自身學術水平，從而更好地探索真理接近真理不斷修正和完善真理。求真是真、善、美的統一，學術的本質就是在求真的基礎上，糅合了人類情感的、認識的、表達的、理智的、倫理的以及審美的需要，這正是給了學術以求真征善致美的動因和目標。

嚴謹是學術倫理的底線倫理，是維系學術倫理關系的最低要求。這也就是說，嚴謹是學術人最基本的學術道德義務，是學術人個人學術德性的最后邊界或屏障。需要強調說明的是設定底線倫理并不是將學術倫理的標準降格以求，恰恰相反，卻是學術人追求自己學術理想、最終取得創新性學術成果的基礎和前提。嚴謹是學術活動的規律所決定的。具體表現在，學術活動的對象需要嚴謹，學術活動的研究過程需要嚴謹，學術活動所需資源的有效利用需要嚴謹，學術活動外部環境的復雜性需要嚴謹。因此，需要學術人能以一貫的嚴謹作風抵御周圍環境帶來的不利影響，始終慎重地對待學術，以避免違背學術倫理價值觀的事情發生。

創新是學術倫理的“上標倫理”。創新處在學術倫理價值觀體系中最高層次，它既是學術共同體得以存在的社會資本，也是學術人的最高價值追求，是學術倫理的“至善”，是學術“求真”探求未知過程的愿望和歸依。創新是學術倫理的“至善”。在學術實踐過程中，“求真”是學術倫理價值觀體系中的核心，學術人應是圍繞著“求真”這一中心要求，來開展學術活動并實現或達到“求得真理”的愿望或目的。但要想“求得真理”，或者說把“求真”變成現實中的存在物，學術人不是僅學習已有的真理或照搬他人求得的真理，而必須是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新的拓展和發現。創新是學術人獲取學術承認的唯一媒介。隨著學術研究在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地位日趨提升，擁有創新性的學術成果不僅是學術人學術生涯發展的關鍵所在，而且還成為學術人獲取學術承認的唯一媒介。雖然在學術職業化趨勢愈來愈明顯的今天，學術研究帶給學術人的金錢和謀生的意義所占據的成份也越來越明顯, 但在一個學術人的內心深處真正看重的，卻還是以自己有創見的工作為媒介所獲得的學術承認。

綜上所述，我認為，作為有著崇高精神追求的學術組織，大學確立并明確宣示符合學術倫理要求的學術價值觀，對于樹立自身良好的公眾形象，建立清晰的學術倫理期望以及引導學校形成良好的學術文化氛圍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篇：關于“學術倫理與價值觀”的個人感想

關于“學術倫理與價值觀”的個人感想

2014年12月18日，河南理工大學組織“學術倫理與價值觀”的報告會，余老師就這一問題從多方面向同學們進行了闡述，并通過真實案例對學術不端、學術不當的危害進行了展示，最后還就論文上、學術上應該注意的問題向同學們提出了要求。報告會結束后，通過幾天的思索，就“學術倫理與價值觀”的問題也形成了一些個人想法。

根據羅志敏《“學術倫理”詮釋》中所講，“學術倫理(AcademicEthics)是伴隨學術的出現而出現的、關涉到大學等學術組織及其成員生存與發展的最基礎、最本原性的問題。20世紀末以來，隨著學術不斷由個人學術走向社會學術，大學學者等科研人員(以下簡稱學術人)的主體活動范圍也相應不斷得到拓展，尤其是近年來學術圈內屢被披露的學術不端事件以及整體學術創新力的不足，使學術倫理逐漸從科技倫理、學術道德規范等語境中剝離出來，成為日益受人關注的一個話題。”

不論是交大的假芯片事件還是韓國的黃禹錫假數據的事件，似乎人們印象中那些一心搞研究、搞學術、搞科學的人越來越少了，反而是追求名譽、追求金錢、追求虛榮的越來越多，人們不再談論哪個專家取得了什么樣子的進展，而是談論哪個專家今年拿到了多少項目資金。社會學術中，越來越多的科學工作者、學術工作者將自己的社會需求擺在前

第四篇：學術規范與職業倫理課程心得體會（范文）

今日研究生，明日之學者

------學術規范與職業倫理課程心得體會

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是科學研究工作者應遵循的基本倫理和規范，是保證學術正常交流、提高學術水平，實現學術積累和創新的根本保障。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位于前列，顯然，它比建功立業、著書立說更為重要。德包括政治品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和職業道德。就學者而言，學術道德是立身之本。

然而在我國，學術腐敗有很多種表現形式，例如制造學術泡沫、搞假冒偽劣、抄襲剽竊、進行錢、學、權的三角交易、從事注水學位教育或培訓、在學術評審拉關系以及辦刊收費等等，都是學術腐敗在學術研究領域的具體體現。事實上，在學術界，腐敗現象的存在早已有之，而學術腐敗的法律規范實際上也已算不上是一個新問題，早在上個世紀末就已有學者撰文提出了這一問題。學術規范問題已經由一個單純道德層面上的問題日益演化為一個身跨道德與法律兩個層面的重要現實問題。對這一問題，單純依靠道德建設已難以甚至無法收到實效，必須要在強化學術道德建設的基礎上，重視和加強學術法制建設，提高法律介入學術研究領域的頻率與效能。應當盡早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使其有法可依。這既是依法治國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基本要求，也是現階段治理學術腐敗的內在需要。此外，從根本上來說，學術腐敗的產生主要還是根源于目前我國極不合理的科研評價機制。這種畸形的科研評價機制日益腐蝕著學者們的學術良知與職業精神，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不愿意再坐冷板凳，而更傾向于在學界投機鉆營，謀名取利。基于此，要從根本上治理學術腐敗，不僅要重視學術法制建設和學術道德建設，更要重視良好學術體制的建設。畢竟，只有當我們從體制上根除了容易滋生學術腐敗的土壤，并進而凈化了學術研究的環境時，才能夠使學術腐敗因最終無處容身而歸于消亡。

我們研究生作為高等教育最高層次培養人才，在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塑造濃厚的學術氛圍、建立誠信的學術機制、培養自覺的學術意識以及提升高校學術層次等方面肩負著歷史的重任，理應成為學術道德的遵守者和學術規范的恪守者。

今日研究生，明日之學者。作為**大學研究生，杜絕“學術腐敗”、摒棄“學術造假”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更是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明確要求，我們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做一個有理想、有作為、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堅持真理、尊重科學、勤奮學習、誠信科研，拒絕做有損個人名譽、學校聲譽和學術道德的行為。

三、弘揚勇于探索、開拓創新的科學精神。以創新為己任，求真務實、精益求精，自覺抵制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

四、爭做遵守學術道德，恪守學術規范的先行者。大力倡導學術監督、積極開展不同學術觀點間的自由討論，營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

五、倡導嚴謹的治學態度，防止學術浮躁，注重論文質量，不抄襲、不剽竊，培養良好的創新精神和卓越的創新能力。

六、堅持品行為立身之本，勇于與不良風氣做斗爭。嚴格遵守學術規范，全力抵制各種污染科學風氣的行為，堅決杜絕喪失學術道德的行為，積極反對各種形式的粗制濫造和低水平重復行為。向假冒偽劣學術宣戰。

第五篇：安樂死中的倫理問題

安樂死中的倫理問題

摘要：以前，我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生命是脆弱的，更要尊重生命。但是事情永遠不會像我們想的那樣簡單，并不是所有想安樂死的人都能如自己所愿，沒有痛苦的離開這個世界，從此徹底解脫。安樂死意味著一個生命以不正常的方式消失，涉及到個人的利益及社會的利益,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如今的“安樂死”采取不同的態度。

關鍵字：安樂死，生命，價值，權利，法律；

一，安樂死的定義。

“安樂死”這一概念在學界和法律上至今仍然沒有得到統一，中國學者經過認真的討論為“安樂死”下了如下定義：安樂死是指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瀕死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的過程。除此之外，不同的學者給安樂死下的定義還有許多，不過綜其所述，這些概念中都包含著一些必要的因素，例如安樂死的實施對象、安樂死的前提、安樂死的合法性、安樂死的實施手段等。

二，安樂死的分類。

安樂死按照實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被動安樂死（間接安樂死）和主動安樂死（直接安樂死）兩大類。被動安樂死是指在認定治療不再有效的情況下，停止使用延續生命的器械或維持生命的治療措施，僅是采取止痛的辦法聽任病人自然死亡；主動安樂死是指對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遭受極端痛苦的人實施一種直接的、旨在仁慈的結束生命的行為。

三，安樂死中的法律問題。在我國的法律中，并沒有明確規定一個人有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特別是沒有選擇安樂死的規定，因此在未立法的情況下，實施安樂死（主動安樂死）仍屬于違法行為。但在國外部分國家已經立法表示安樂死的合法性，但有明確的條件。四，安樂死中的倫理問題。1．支持安樂死的倫理依據

（1）人類最大的愿望是生活得好，追求生命的質量。當一個病人已瀕臨死亡，而且不可逆轉、極端痛苦，沒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價去換取低質量的生命。安樂死幫助病人結束生命,免除臨終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舉。

（2）主動結束必然要死亡的生命不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掙扎，而且減輕了家屬的經濟和精神負擔。同時，又可以避免社會衛生資源的浪費，從而可以將有限的衛生資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和人們的衛生保健上。以上體現了對病人負責和對社會負責的一致性。

（3）人有生存的權利，也應有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人的生命權不是單純的生存權，還應包含死亡方式的選擇權。安樂死是對人死亡方式選擇權的尊重，也是人類對生命權認識的升華，體現了社會和人類文明的進步。

2、反對安樂死的倫理依據

（1）醫務人員的職責是救死扶傷、實行人道主義，而實施安樂死與此職責相沖突，并且還可能被出于一定的政治、經濟目的所利用而將安樂死作為變相殺人的手段。

（2）人有生存的權利，只有法律部門才能量罪結束人的生命，其他任何部門和個人都沒有這個權利，而安樂死與此相悖。

（3）如果實施安樂死，在一定程度上使醫務人員放棄探索“不治之癥”的責任，而不利于醫學科學的進步。同時，安樂死也有可能錯過三個機會：病人病情自然改善的機會；繼續救治可望恢復的機會；有可能發現某種新技術新方法使該病得到治愈的機會。五，我對安樂死的看法。

我個人觀點贊同主動安樂死。從道德上，主動安樂死是尊重他人對自己生命的選擇。從法律上，它從犯罪的實質上說，并未構成犯罪。從犯罪的本質特征來講，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構成犯罪的基本條件。而有嚴格條件限制的安樂死，不僅沒有什么社會危害性，相反，從客觀上講可能還有利于社會。首先，從醫療工作上講，對那些身患絕癥，久治不愈，瀕臨死亡的病人施以安樂死，可以使醫護人員從繁雜而無益的工作中脫開身來，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醫療任務繁重，病人看病難的情況下，這更富有意義。其次，安樂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屬和親友及早從悲痛中恢復過來，投身到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生產中去。同時，由于家屬對病患者負有照料的義務，為了一個即將死亡的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對社會不利的。最后，對患有絕癥的病人施以安樂死，還可以減輕社會的負擔。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傳出顫抖卻又有力的聲音：“各位先生，我想問問你們，若我不能批準自己去死，那我這個軀殼的主人是誰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誰擁有呢？”我們既有生存的權利，也就應該擁有選擇安逸死亡的權利。對于一個救治無望又遭受病痛嚴重折磨的人來說，也許生不如死；他們能做的僅僅是忍受病痛的煎熬，增加親人的負擔，這樣的生命質量是毫無意義和價值可言的。用安樂死給以解脫，是最人道和最慈善的選擇，所以應該賦予其選擇“安樂死”以維持生命尊嚴的權利。

人的生命如何才能體現神圣性？答案就是生命的質量！莊子在妻子死后非但沒有哀嘆悲傷，而是“鼓盆而歌”，歌曰：“生死齊一”，在莊子的眼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是人難以逃脫的輪回，也是人間之大道，人要坦然面對死亡。我們不是不重視生命，而是人的生命要有質量，倘若一個人能在造成懂得了世間的大道，即使是晚上就與世長辭了，他的生命也是值得的。那么對于處于死亡邊緣的癌癥晚期病人、沒有任何能力生存的“活死人”植物人、天生就無腦或重度腦殘的嬰兒，他們的人生又有何意義？對于他們自身而言，這樣的生活沒有生命的神圣，卻只有生命帶給他們的痛苦和磨難和對身邊的親人的連累。況且，人的生命非同一般，人是生活在社會中的人，所以人的生命對于自身而言要有質量的保證，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則要有價值。司馬遷言，“人終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如果人的生命的存在僅僅是為了生命本身的質量的優越，那它還不是足夠神圣的，它的神圣更表現在一個生命對所有生命（對全社會）的價值。有的人的生命可以“重于泰山”，有的人卻只能是滄海一粟，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他的生命就是神圣的，因為他畢其一生創作了造福于后人的經典，偉大發明家愛迪生的生命也是神圣的，因為他的無數發明帶給人類生活的便捷。而對于一個可憐的瀕死之人、對于植物人、對于重度殘疾和缺陷的嬰兒，他們的生命毫無質量可言，他們不可能為社會創造任何價值，那么我們還可以以他們的“生命神圣”為名來阻撓他們以安樂死的方式擺脫這種痛苦的深淵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