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魯迅的朋友和敵人

周揚

1932年11月，周揚主編《文學月報》，浙江寧波人邱九如以“蕓生”筆名創作了長詩《漢奸的供狀》，在《文學月報》第4期上發表。為了諷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種人”蘇汶，蕓生在詩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嚇甚至下流的語言，比如“×你的媽，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魯迅看后認為有批評的必要，便以致《文學月報》編輯周揚一封信的形式，即著名的《恐嚇和侮辱絕不是戰斗》，指出“現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對話里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為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似的。??至于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Q’的戰法了??戰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斗的作者的本領。”表達了魯迅對《文學月報》類似文風和導向的批判，其目的是確保“左聯”斗爭的正確方式，使其既擁有充沛的戰斗力，又具有端正的文風。作為主編的周揚，魯迅的信于他而言是一種批評和期望。

這封信被周揚發表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學月刊》第1卷第5、6期的合刊里，隨后，周揚以貌似緘默的方式向魯迅的意見提出挑戰，把魯迅推上了矛盾和論爭的焦點上。1933年2月3日“左聯”的刊物《現代文化》就出現了公開反駁魯迅的文章，即《對魯迅先生的〈恐嚇和侮辱絕不是戰斗〉有言》，諷刺魯迅“帶有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色彩”，“無形中已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1934年《大晚報》指責魯迅的雜文《倒提》有“買辦意識”。這使魯迅感到“左聯”內部的復雜性，有人存心與他暗中為敵。1935年魯迅對蕭軍和蕭紅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1935年魯迅在給學生蕭軍的信中寫道：“那個雜志（即《文學月報》）的文章難作得很，我先前也曾從公意作過文章，但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我真好像見鬼，怕了。”此信中的“同道中人”暗指“左聯”的黨團領導周揚等人。魯迅在《答〈戲〉周刊編者》一文中還寫道：“倘若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后給我一刀，則我對他們的憎惡和鄙視，是明顯在敵人之上的。”由此可見周揚勢力對魯迅的內部斗爭，也可以看到魯迅所承受的壓力和隱忍的心情。

當時“左聯”的內部刊物《文學生活》，每期都要寄給魯迅、茅盾等領導人。但其中有一期未寄，魯迅找來這期刊物，發現其內容是總結1934年全年工作的報告，其中對“左聯”工作中的缺點提得很尖銳，作為領導人的魯迅卻一無所知。1935年1月26日，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表示不滿：“這里的朋友的行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過一種刊物，將去年為止的事情，聽說批評的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來，不寄給我看。”1935年9月12日，魯迅在給胡風的信中寫道：“以我自己論，總覺得縛有一條繩索，由一個公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么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過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這真令我手足無措。”

1936年，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第一次提出“四條漢子”的稱謂，明確表達對周揚的反感：“而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另外，魯迅很看好蕭軍《八月的鄉村》這部作品，幫助出版，并為之作序。此書出版后，周揚寫了一篇書評，對其多有指責。魯迅對此較為生氣，在上文中他又對徐懋庸說：“??現在我們的人，對一個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義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對于資產階級作家，卻很客氣，這不是同那奴隸總管一樣的么？”

自此，魯迅與周揚的矛盾公開化。

“左聯”的解散和“兩個口號”的論爭

在魯迅的眼中，周揚將“左聯”漸漸演變為一個政治團體，內部有著完整的權力結構，不允許異端的存在，他竭力建立個人權威，志在做“文壇皇帝”。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種新的階級關系，根本上還是壓迫和被壓迫的關系。

1935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促進了抗日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托蕭三寫信給“左聯”，認為“左聯”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建議解散“左聯”，建立新的文學團體。周揚等人認為“左聯”存在“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應解散“左聯”，成立以抗日救亡為宗旨的“文藝家協會”。魯迅贊成組建新的文學團體，但不支持解散“左聯”，理由有如下幾點：1.“左聯”是革命文學青年們用鮮血和生命戰斗來的，解散“左聯”意味著要抹殺血的記憶，放棄先前的戰斗原則。2.由“左聯”的外部力量或上級而不是“左聯”的成員決定它的存亡，本身是不能接受的。3.“左聯”的作家們還很幼稚，同資產階級作家講統一戰線，有喪失獨立性的危險。得知“左聯”不得不解散后，魯迅提出發表一篇解散“左聯”的對外宣言，聲明“左聯”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勢之下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需要，以避免外界的各種猜測，但是這個簡單的要求也沒有被采納。1936年2月18日，當魯迅得知“左聯”已解散時非常失望，“臉色一沉，不發一言”。后來他對馮雪峰說，“就這么解散了，毫不重視這條戰線”。解散“左聯”沒有鄭重地征求和聽取魯迅的意見，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這也使他對周揚的看法雪上加霜。

隨后，周揚等人所鼓吹的“國防文學”口號，在宣傳中出現了片面強調必須以“國防文學”作為共同的創作口號和忽視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的傾向。于是，魯迅與胡風、馮雪峰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對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藝界圍繞這兩個口號進行了尖銳的爭論，周揚等人對與之相異的口號進行猛烈攻擊。后來，魯迅提出兩個口號可以并存的設想，周揚等人不予理會，他們對胡風和馮雪峰進行了堅定不移的斗爭，以趁機掃除異己。當馮雪峰站出來說口號是他提的時，周揚竟聲稱：“我還以為是魯迅提出來的，反對時有所顧忌，現在既知是你提出來的，那我就要大反特反。”

瞿秋白

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來到魯迅家。他們的第一次會面，竟如久別重逢的朋友那樣，親切自然，無拘無束，而毫無陌生人之間的那種矜持與尷尬。他們暢所欲言，從政治談到文藝，從理論談到實際，從希臘談到莫斯科，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也談得津津有味，妙趣橫生。

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中午，魯迅特意準備酒菜，兩人邊飲邊談，似乎有著永遠說不完的話，直到夜幕降臨，才依依告別。魯迅的夫人許廣平還在女師大讀書時，就曾聽過剛從蘇聯回來的瞿秋白的講演，此時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顯得更老練、更成熟，給她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那時是一位英氣勃勃的青年宣傳鼓動員的模樣，而1932年見到的卻是剃光了頭，圓面孔，沉著穩重，表示出深思熟慮、爐火純青了的一位百煉成鋼的戰士，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

第一次見面后，瞿秋白熱切期待著再與魯迅的會面，以繼續他們未盡的話題。可是，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他們的行動十分不便。9月1日上午，天空下著綿綿細雨，魯迅特意選擇這樣的陰雨天，以擺脫特務的盯梢，他和許廣平帶著小海嬰，來到瞿秋白住處。兩人見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題，討論文字改革和文字發音。瞿秋白對粵語陌生，特意找出幾個字，請許廣平用粵語發音。

楊之華看他們談興正濃，便悄然退出，到飯館叫了一桌飯菜。可是，等他們談話告一段落，坐下用餐時，菜已經涼了，而且味道也不好，楊之華感到很不安，魯迅卻全不在意。席間，他和主人談笑風生，十分親熱。

這以后，魯迅在日記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筆名，如“何凝”、“維寧”、“寧華”和“它兄”等。

楊之華受瞿秋白的鼓勵和影響，寫了短篇小說《豆腐阿姐》，她很想拿給魯迅看看，可又有點害怕。瞿秋白卻不時地催促她：“拿去給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時常以家人的口吻，親切地稱呼魯迅為“大先生”。楊之華不想以自己的習作，去打攪魯迅的工作。瞿秋白則再三勸說道：“不要緊，大先生是很樂于幫助人的，特別是對初學寫作的青年。”楊之華于是鼓起勇氣，專程將文章送到魯迅處。

魯迅接過文稿后，便認真閱讀，將稿中錯字一一校正，再用楷體和草體書寫，然后用紙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這段時間，蔣介石正對中央蘇區實行軍事“圍剿”，國統區內也彌漫著腥風血雨，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危險。在這種危險的環境中，魯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顧，將自己的家作為瞿秋白夫婦最可信賴的庇護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魯迅曾三次接納瞿秋白夫婦，讓他們在自己家安然地避過了危險。

1932年12月23日深夜，陳云受中央派遣前來魯迅家，負責轉移在此避難的瞿秋白夫婦。陳云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說，魯迅將瞿秋白夫婦送至門口，“就向秋白同志說：‘今晚上你平安地到達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訴我一聲，免得我擔心。’秋白同志答應了。一會兒，我們三人出了他們的房門下樓去，魯迅和女主人在門口連連說：‘好走，不送了。’當我們下半只樓梯的時候，我回頭望望，魯迅和女主人還在門口目送我們，看他那副莊嚴而帶著憂愁的臉色上，表現出非常擔心我們安全的神氣。”

瞿秋白在魯迅家避難時，曾將自己年輕時寫的一首詩書贈魯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

這首詩寫于1917年。那時，瞿秋白母親自殺，家境破落，前景堪憂。他在失落、彷徨中寫出的這首詩，帶著沉郁的“頹唐氣息”。時隔15年，歷史的場景雖然有了大的更換，但是，他受排擠、打擊，忍辱負重的心境與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將這首詩贈予魯迅，是將自己的心扉向魯迅敞開，是對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一次，當他用“犬耕”的筆名發表文章時，魯迅不解地問道：“此寓意為何？”

瞿秋白說：“我不是政治動物，搞政治，無力量可濟。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當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權當充數的耕田的‘犬’。”

魯迅聽后微微頷首，稍頃，便又叮囑道：“你對我說可以，不要再對別人說了，可能影響不好。”1933年3月，魯迅來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帶來堇花一盒，以作喬遷之賀，并將清人何瓦琴的聯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書寫成條幅相贈。

經歷風風雨雨的洗禮，坦誠暢懷地交換心跡，他們已相互引為患難知己并世奮斗的同志。瞿秋白分外珍惜和魯迅的友情，以至在身陷囹圄、生死攸關之際，還時時思念這段他一生中“最愜意”的時光。（黨史縱覽）

馮雪峰

馮雪峰是魯迅的學生和戰友。1928年12月至1936年10月魯迅逝世，中間除了馮雪峰去中央蘇區和長征到陜北的二年多時間外，兩人一直在一起。有時馮住在魯迅家里，有時兩家同住一幢樓，相互信任，關系親密。馮雪峰后來寫了不少回憶魯迅的文字，成為研究魯迅、了解魯迅的可貴材料。

1928年春，馮雪峰到了上海。9月，正當創造社、太陽社猛烈攻擊魯迅為“封建余孽”、“雙重反革命”、“跟著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時，他發表了《革命與知識階級》一文，有針對性地指出：魯迅并不反對革命，而是站在革命一邊的；魯迅在文化藝術上的成就，不能否定；魯迅的人道主義是反封建勢力的，是革命的“友方”；創造社某些人是在搞“小團體主義”，排斥異己，抬高自己，是有害于革命的。但馮雪峰也受到當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左”的影響。他認為，知識階級中有兩類角色，一種是堅信和勇猛地參加革命，一種是在“承受革命，向往革命”，與“反顧舊的，依戀舊的”之間“徘徊著，苦痛著”；而魯迅屬于“第二種人”。馮雪峰后來在《回憶魯迅》等著作中承認，他是受了“機械論”的影響，把魯迅派定為“同路人”。魯迅看了馮的這篇文章，認為：“這個人，大抵也是創造社一派！”經柔石說明，文章主旨在批評創造社的小集團主義，魯迅也就不再說什么了。

1928年12月的一個晚上，柔石陪同馮雪峰去見了魯迅。馮雪峰當時正在從日文翻譯本轉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著作，而魯迅也在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工作，所根據的也是日文譯本。他遇到一些疑難，很想請魯迅指教。同時，他正在籌劃編一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叢書，希望魯迅參加。魯迅都爽快地答應了。這之后，馮雪峰與魯迅的往來逐漸頻繁起來。1929年2月，馮雪峰住進茅盾家的三樓，與魯迅家同在一個弄堂里，而且兩門相對，往來很方便。“于是到魯迅先生那里去的次數也多起來，談的話也更多，常常談一兩個鐘頭以至三四個鐘頭。”（馮雪峰《回憶魯迅》）兩人都在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都在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可以互相探討、相互交流。許廣平在《魯迅和青年們》中這樣寫馮雪峰：“在閘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對門即見，每天夜飯后，他在曬臺一看，如果先生處沒有客人，他就過來談天。他為人頗硬氣，主見甚深，很活動，也很用功，研究社會科學，時向先生質疑問難，甚為相得。”兩人之間，可說是彼此相知。馮雪峰在回憶魯迅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記錄了魯迅對自己思想認識的說法。如《觸到他自己的談話》、《這時期所表現的思想毅力》、《思想上又有新的發展的征象》等。對照魯迅的著作、書信和其他人的回憶錄，這些記載基本上是合乎魯迅的思想實際、合乎史實的。

可見馮雪峰是魯迅思想發展的見證人。

根據黨的指示，馮雪峰還鼓動、勸說和追隨魯迅，參加了不少革命活動。魯迅自己也知道，他不是書齋里的馬克思主義學習者，他要力所能及地參加社會革命實踐。魯迅到上海不久，參加過中共領導的濟難會（后改組為革命互濟會）的活動，并捐過幾次錢，但并不是濟難會或革命互濟會的成員。魯迅參加中共領導的第一個社團組織是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并是該盟的發起人之一。魯迅作為自由盟的發起人，是他公開向社會宣告了：他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接著，魯迅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并作為發起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魯迅還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并且是堅持到最后的少數幾個核心成員之一。魯迅還參加了由馮雪峰具體籌劃的國際反戰大會等活動。魯迅參加這些重大的社會活動，使魯迅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也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了解了魯迅。

經馮雪峰的介紹和聯系，魯迅還會見了不少著名的共產黨人。馮雪峰介紹魯迅和瞿秋白相識、交往。瞿秋白曾五次住在魯迅家里，以逃避國民黨特務的追蹤。他倆討論了翻譯上的得失，在翻譯外國名著上互相支持，合作撰寫了多篇雜文，還共同探討了文藝理論上的種種問題。瞿秋白還評論了魯迅思想發展的脈絡，和魯迅雜文的社會意義。馮雪峰還精心安排了魯迅與陳賡將軍的會見，使熟悉文化戰線革命形勢的魯迅，也能了解革命軍事戰線的形勢和許多感人的戰斗故事。以至數年后，蘇聯駐上海領事館為宋慶齡、魯迅等放映電影《夏伯陽》后，魯迅欣然說：“我們中國現在有數以千計的夏伯陽正在斗爭。”魯迅接待過為瞿秋白轉移住處的陳云，接待過從根據地來上海試圖與黨中央聯系的成仿吾，并曾把方志敏送來的書信文稿交馮雪峰轉黨中央。還有不少普通黨員一時失去組織聯系，寫信給魯迅，魯迅多是轉給馮雪峰幫助“接線”。

所以說，馮雪峰是溝通黨與魯迅之間的重要橋梁。

魯迅與馮雪峰之間，也會有認識上的差異，也會有爭執。許廣平在《魯迅和青年們》中說：“這青年有過多的熱血，有勇猛的銳氣，幾乎樣樣都想來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變，重新再做，從來好像沒見他灰心過。有時聽聽他們談話，覺得真有趣。F說：‘先生，你可以這樣這樣的做。’先生說：‘不行，這樣我辦不到。’F又說：‘先生，你可以做那樣。’先生說：‘似乎也不大好。’F說：‘先生，你就試試看吧。’先生說‘姑且試試也可以。’于是韌的比賽，F目的達到了。”這里的“F”、“這青年”就是馮雪峰。

正因為相知相識很深，馮雪峰有時還為魯迅起草、整理文章和發言稿。《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就是根據發言記錄和魯迅平時談話的意見整理而成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是起草后，經魯迅作重大修改和增寫了一些段落而成。《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起草后，魯迅因大病臥床沒有修改，聽讀后同意發表。這幾篇文章，發表后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由此足見魯迅、馮雪峰之間的幫助、影響，是雙向的。

周作人

第二篇：《蠅王》讀后感——朋友與敵人

《蠅王》讀后感——朋友與敵人

引：無論文學角度還是在對人性的深刻探討方面，《蠅王》都不失為一部巨著。胡青善·《蠅王》的寓意和預意——及其象征體系的構建再析：“野蠻的核戰爭把孩子們帶到了孤島上，但這群孩子卻重現了使他們落到這種處境的歷史全過程，歸根結底不是什么外來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樂園變成了屠場。”——引自《蠅王》序言

那么人本身究竟是什么？人本身何以能夠將樂園變成屠場？筆者認為這正是《蠅王》的寓意所系。它主要構建了這么一些沖突，那就是：人性與獸性，善與惡，理性與非理性以及文明與野蠻的矛盾沖突；沖突的結果無疑顯現出文明和理性的脆弱性，這一點與《迷惘》所體現的思想意義是相一致的；即在人類的欲望和野蠻面前，文明是顯得如此的不堪一擊。無疑這正是《蠅王》的思考所在。

近代以來，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人類對未來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人類愈來愈相信科學和民主的力量能夠征服一切，人類的理性和智慧是不可戰勝的；但是，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卻給人類帶來幾乎毀滅性的災難，這就不得不引起人類開始反思：人和人類本身的存在（筆者認為盡管是人構成了人類，但決不就此可以將人和人類隨意混同，事實上，個體的人和群體的人有其一致性，然而也更有其矛盾乃至背反性，因此個體的理性和非理性也是有別于群體的理性和非理性，這里筆者不加以細究。）；反思人類的理性以及人的本能欲望，更不得不反思人類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前景，美妙的抑或恐怖的？是美麗的烏托邦還是馬克思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或者正如《美妙新世界》里描寫的一般：一切都用理性來加以控制，包括總統也用專門的試管進行培養。然而，現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的人類卻無疑處在一個人類自身創造的火山口上；人類擁有的核武器足以整個地毀滅人類自身，試想如果某天那位總統真的神經失控，引發了核戰爭，其結果如何？真讓人不可思議。就此而言，《蠅王》又是一部預言小說。

否極泰來。一旦當惡發展到了極至，人類才會得救。象征理性的小火堆無法拯救孩子們，非理性的大火堆卻引來了救星；拉爾夫也因此得救；但人類卻依舊未能擺脫困境。事實上，正是因為戰爭帶來的災難，才有了故事的發生；發生在孤島上的未成年人之間的這場文明與野蠻的斗爭，不過是人類社會歷史的重新演繹；拉爾夫寄希望以小火堆來發出信號從而獲救，這無疑合乎理性的行為，但就是維持這么一個小火堆，卻根本做不到，相反文明被野蠻所征服，理性被非理性所壓倒，代表科學的眼鏡在爭奪的過程中被摔碎，而代表民主的海螺更是被摔得粉碎，理性無法拯救他們，而當熊熊烈火即將燒毀整個島時，因為發出了濃煙，才引來了救援；這無疑寄托了深意，那就是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相伴著無窮無盡的災難，歷史總是在災難中才可能獲得前行，大難才可能有大治，二十世紀是一個災難的世紀，經歷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才有后半個世紀的相對安寧；中國的文革無疑又是一個充分的例證，只有經歷了整十年的**，中國人才從迷狂中得以驚醒過來，這代價不可謂不巨大，然后才有了后二十年的平靜和發展；先知先覺對人類的未來都有過種種的預言，其中有預言人類在什么時候會遭到毀滅，這雖然談不上有多少科學的根據，但這些預言卻無疑警醒著人類不能太掉以輕心，當人類構想著美麗的烏托邦時，卻不能不看到科技的發展已經對人類構成了威脅，人類在享受科技帶來的好處同時也在受到異化，僅此而言，本書都有著深刻的精神和思想意義。是對前人的超越和突破。

戈爾丁一九八三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瑞典文學院聲稱，這是“因為他的小說用明晰的現實主義的敘述藝術和多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神話，闡明了當今世界人類的狀況。”這一句話其實精確地點出了《蠅王》的寫作藝術特點，那就是現實主義的描繪敘述和象征體系巧妙結合。《蠅王》無疑構筑了一個象征體系，大致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是背景的象征。

這體現在書名《蠅王》和書中人物名稱的設置上，蠅王在英國是有其固定的文化象征意義的，那就是惡和陰暗的意思；而書中主要人物的取名則來自于巴倫坦的《珊瑚島》，這同樣也是一部描寫小孩的孤島小說，不同的是文明戰勝并且同化了野蠻，理性征服了非理性，人性是向善的。如此對比，可見戈爾丁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同樣是小孩，一方面是互助團結友好充滿了愛心，一方面卻是相互爭斗不休，乃至于殘殺，這其實根本顯示了現代主義對社會和人性認識與前人的差異所在。這正如戈爾丁自己所言：“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如果還不了解，‘惡’出于人猶如‘蜜’產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腦子出了毛病。” 第二，人物的象征。英國文學批評家伊文斯就稱《蠅王》是一部關于惡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這樣的哲學寓言式的小說。顯然書中的人物都是有著特定的象征意義的，或者說，書中的人物其實都不過是一個抽象的符號而已。拉爾夫是社會理性的象征。他是書中的主角，勇敢堅強而又有號召和領導的才干，同時他又頗富有民主精神，他手持的海螺則成了民主的旗幟，他始終都保持著理性，力主保存火堆爭取獲救，這個形象又可謂人類意志的象征；具體來說，他扮演的就是民主政治家的角色，但是，他的內心同樣也有著陰影和黑暗，在風雨雷電交加的夜晚，他畢竟不由自主地參與了對西蒙的迫害，而且他最終也未能把握局勢，把這個孤島上的群體引向光明，眼睜睜地看著豬崽仔被慘殺，甚而自己也被追殺得無處可逃，差一點就要死于非命，幸虧軍隊的救援到了。這無疑都表明了建立在社會理性基礎上的民主是多么的脆弱無力。例如人類的社會進展并非如人所愿。豬崽仔則可謂科學理性的象征。就其社會身份來說，他事實上是屬于科技知識分一類的，有著很強的科學理性精神；他與拉爾夫關系是極為密切的，事實上兩個人始終是抱在一起的，拉爾夫開始總覺得想不清，主要的思想和主意都是來源他的出謀劃策，且豬崽仔始終都能堅持科學和民主。他向往著成人的世界，在孤島上，每遇到困難時，他總想著要是有成人那就好了，而事實上成人的世界卻更不太平，而且恰恰是因為具有理性的成人之間的互相殘殺，才使得他們流落到孤島上，從而在未成人之間也來演繹一場人類血腥發展的歷史，來展示人性的丑惡；豬崽的眼鏡代表著科技，正是有了眼鏡才有了火，而火又無疑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荒謬的是因為有了火他們可以向遠方發出求救的信號，卻也同時導致了他們之間的分裂，火成了他們爭奪的焦點，這似乎也暗示了科技在促進人類發展的同時又在阻礙人類的前進。豬崽最后是抱著海螺死的，他至死都堅信民主的力量（海螺是民主的象征）是強大的，這無疑又在諷喻人類社會。二戰的直接原因無疑是因為法西斯的瘋狂發動，希特勒為首的法西斯分子打著冠冕堂皇的理由，掀起二戰幾乎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表明了專制力量的可怕存在；而民主是多么地脆弱。當然這其中似乎尚暗示了科技知識分子的命運和處境尷尬的社會地位。畢竟這些理性的科技知識分子有時過于理想地看待了人類社會的命運和前途；他們所想象的烏托邦王國畢竟是不現實的，社會的發展絕非只是由科學所能決定的，也就是絕非生產力能夠線形單向決定社會的發展；歷史已經充分的證明了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它的負面影響是與之具來的，只不過到了現代社會更為突出而已，因為科學自身步伐的加快。西蒙不同于豬崽仔的科技理性知識分子的身份，更不是工具理性的象征，而是作為人類的直覺象征出現的，并非非理性的直覺；其扮演的是人文知識分子的角色，他可謂真正意義上的英雄和人類的先知，他有著非凡的洞察力，敢于探索真理、發現真理并且有著正直的人格，他性格內向靦腆卻非常敏感，他意識到所謂的野獸只不過是人自身，這當然得不到眾人的理解，于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斷，獨自一人去探摸究竟；書中有一段描寫他與蠅王的意識對白，剖析了人性的黑暗，也預示這位先覺的可悲命運；事實上歷史確實存在著無數這樣的先覺者，他們都落到一個悲慘的下場。尼采說：“上帝死了！”但尼采成了瘋子；魯迅筆下的狂人當然不是真正的狂人，而是一個不為世人理解的先覺；布魯諾發現了真理卻被教會活活燒死等等，這里面存在著深意；涉及到許多的原因，簡單說根本在于人的惰性、人類的惰性。最后當然是另外一個主角杰克，顯然這是一個與前三者對立的人物；他代表著人性的惡其實也就是人的獸性、人類的非理性，杰克是教會唱詩班的領隊，（這對基督教是一個諷刺，暗示了基督教的原罪說），他高大卻非常專制有著很強的欲望（主要是權利欲望），他始終都在爭奪領導權，但得不到信任，因為他明顯不具有理性精神，他只憑本能非理性一味地要打獵，而不考慮是否要尋求得救，最終在所謂野獸的威脅下，他掠奪了領導權，實行了專制統治。簡單說，這是人類的惡魔，人自身永遠的敵人。第三是細節和道具的象征。作為一部寓意小說，其中的細節和道具都有特定的意義：運載孩子們的飛機，豬崽仔的眼鏡，以及后來出現的軍艦等象征的是科學，但不幸的是飛機被炸毀，眼鏡被打碎，這些代表的是人類的文明和理性，但是這些文明非但不能拯救人類卻往往加速人類走向滅亡的命運。相反城堡巖、尖棍卻是如此的堅挺，代表的是人類的野性，人類早期正是用這些野蠻的工具，相互撕毀著自身。至于小火堆和大火堆則更是明顯，代表的是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蠻的對撞；至于軍艦的出現似乎象征著人類的得救，但如同飛機一樣，作為現代化的戰爭武器，它不過是將孩子們從野蠻的斗爭重新帶入了人類社會自身的瘋狂之中罷了。（當然相對也可如此認為：科學同樣可以暫時的拯救社會。）孩子們相信成人，以為只要有成人在的話，就不會有混亂和無秩序，卻不知恰巧是因為成人的瘋狂才演繹了他們的恐懼（所謂的野獸不就是帶降落傘的飛行員嗎？）和相互殘殺。更有意思的則是杰克的面具：人之所以為人，關鍵其實就在于人有一張臉，人類一旦帶上了面具，于是不就有了狂歡嗎？同時人的獸性也就可以盡情地發泄暴露，而事實上掩蓋惡性的又絕非僅僅只是面具，更可怕的還是善的借口和理由，這種面具比之惡性更對人類具有威脅性；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凡事都要首先正名。縱觀人類的歷史上一些災難性事件，有幾個不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旗子；不論是希特勒還是文革不都有一個漂亮的借口和理由嗎？希特勒是要優化人類，要讓優秀民族來代替劣等民族；而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是捍衛社會主義道路，紅衛兵帶上紅袖章從事的事業是要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領導；由此可見人類可怕的并非人性惡，而是在善的面具下從事惡。

第三篇：信托業的敵人

信托業的敵人

“屢亂屢治”的中國信托業，面臨的最大敵人究竟是誰？

相較其他金融部門而言，中國的信托業無疑是一個“壞孩子”。它一直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和麻煩，引發一次次金融動蕩。雖然僅僅誕生了三十多年，卻已經歷了六次清理整頓。

但信托業依舊頑強成長，其資產管理規模至今已逾11萬億元人民幣，超過保險、證券和基金，成為僅次于銀行業的中國第二大金融部門。

然而，隨著今年以來經濟下行趨勢已成定局，若干問題信托產品的兌付危機再次浮上水面，信托業內更是大事頻發。

隨著《關于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99號文”）及《關于對99號文相關事項的說明》兩大重磅檄文的下發，針對信托業的第七次清理整頓山雨欲來，“屢亂屢治”的信托業，面臨的敵人們究竟是誰？

大敵之一：影子銀行監管收緊重擊通道業務

按照《信托法》的定義，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但吊詭的是，在2001年之前，中國信托業竟在無法可依的狀況下“野蠻生長”了二十余年。

另一方面，從誕生之日起，中國信托業就面臨著一個從混沌中裂變重生的市場經濟體系和與之相對應的一直在“摸石頭”的金融體系和監管體系，這使得信托業從一開始就“不務正業”：既涉及銀行存貸業務，又從事證券投資和實業投資，沒有集中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主業上來。

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史無前例的大幅度貨幣擴張中，“什么都能做”的信托業又成為了資金借道的首選通路。據統計，截止到2014年一季度末，作為各類金融機構間互相打通業務的“通道類”單一信托產品，占全部信托產品總額的比例已達到近75%。為此，輿論界一直存在聲音，質疑中國信托業已淪為影子銀行業務的最主要途徑。

中國影子銀行體量究竟有多大？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日前在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透露：影子銀行已超過GDP規模的40%。截至去年末，僅“體系內影子銀行”規模就達5.16萬億元。許多信托產品形式、名義上是非貸款理財產品，實為替不符合放貸條件的行業、企業策劃“變相貸款”。月16 日下午，一行三會和外管局聯合發布《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127 號文），其中明確規定，金融機構開展買入返售（賣出回購）和同業投資業務，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此外，買入返售（賣出回購）業務項下的金融資產應當為銀行承兌匯票，債券、央票等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價值和較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賣出回購方不得將業務項下的金融資產從資產負債表轉出。

用益信托首席研究員李?D也對外表示，“127號文”將大幅影響通道類業務，銀信合作2萬億元左右的資產規模將大幅縮減。

有信托公司研究員表示，“過去，由于銀行有大量將表內資產轉移到表外的需求，同業業務也不規范，使得大量信貸資產通過銀信合作這樣的通道類業務轉出，減少計提資本，也使得表外資產爆炸式增長。127號文 將導致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等類似業務無法在同業項下續做，只能到期結清或轉入投資項下。銀行表外業務也將面臨極大收縮壓力”。

2013年信托公司年報顯示，單一資金信托占總信托資產的比例中，三家“銀行系”信托均非常靠前，交銀國信高達94.09%，興業信托高達92.46%，建信信托78.02%。

此外，信托公司投向金融機構領域的信托業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與銀行理財產品對接，投資于信貸資產、銀行票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等回報穩健的資產。其中，建信信托、華寶信托遠高于其它信托公司，占比分別為37.22%、32.74%。

“99號文”及其執行細則，明確要求第三方理財機構不得代銷信托產品，也禁止信托公司采用非標準化理財資金池形式設計產品，對已開展的非標準化理財資金池業務，要查明情況并形成整改方案，于2014年6月30日前報送監管機構。不僅如此，“99號文”還明確了目前主流通道和信貸兩類業務的監管方向，通道業務今后必須在合同上明確風險承擔主體和通道功能主體，而信貸類業務要加強風險資本的約束。

大敵之二：實體經濟下行引發兌付危機

下半年，信托違約事件可能將不斷發生。中信證券研究部統計數據顯示，預計2014年將有7966只集合信托產品到期，規模共計達9071億元；考慮到結合利息支付等因素，今年僅集合信托需兌付的本息就將近1萬億元。

截止到2014年3月底，由建行山西分行代銷和資金托管的吉林信托?松花江（77）號山西福裕能源項目（以下簡稱“松花江77號”）6期信托產品，總計9.727億元已全部違約。根據吉林信托此前發布的公告，主要原因為融資方聯盛集團無法按期償款。此后又有媒體報道稱，除了吉林信托深陷聯盛能源之外，北京信托、山西信托、中投信托、華融國際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都曾為聯盛集團或其關聯公司發行過信托計劃。其中北京信托在2010年9月成立的“聯盛能源產業投資集合信托計劃”總規模更是高達48.72億元（包含劣后部分）。自從聯盛能源提出重組，購買信托的投資者便陷入了焦慮中，可是如今重組已經超過4個月，尚無最終解決方案。

同樣面臨兌付問題的還有中誠信托。雖然經過多輪協調，中誠信托30億元“誠至金開1號”最終以第三方接盤形式完成本金兌付，收益卻低于預期告終。但近期，13億元的“誠至金開2號”信托計劃也被指面臨兌付危機。

去年以來，煤炭等礦產類、資源類行業持續低迷，跌入周期性谷底，很多信托產品的借債企業出了問題，以其為投資標的信托產品自然受到牽連。前述出現兌付危機的產品，其融資方均為煤炭企業。

然而，更大的隱憂來自房地產行業。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拐點顯現，行業資金風險暴露的越來越充分。

5月中，“中國百強房企”光耀地產深陷資金鏈困局中不能自拔的消息成為財經熱點，光耀集團董事長郭耀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長達3年的15億元民間借貸款把光耀拖入資金泥淖無法自拔。如今，光耀已回天乏力，愿意接受一切企業的收購。“只要3億至5億元，光耀就能緩過來。”郭耀名表示光耀地產這幾年的盲目擴張，通過收購新都酒店和染指礦業試圖借殼上市，兩次重組告敗及高息民間借貸是光耀資金鏈斷裂的主要原因。

5月15日，ST新都（SZ000033）一紙公告進一步揭開大股東光耀資金鏈問題。公告顯示，公司至少為光耀4筆借款提供違規擔保，借款本金總額約2.35億元。公司解釋稱，上述借款擔保均未經公司決策程序，事后均未披露。這四筆借款均已進入訴訟程序，法院已凍結ST新都相關款項，查封了公司旗下資產新都酒店大樓。

公開資料顯示，光耀地產與中誠、中融、新華、華澳等信托公司均有合作發行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有媒體稱，以光耀資產為標的、目前仍處于存續期的金融理財產品至少有三個，分別為新華信托-惠州候鳥酒店特定資產收益權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中融信托?新都酒店股權收益權投資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以及財通資產-光耀揚州?全天候鳥度假地特定多個客戶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涉及總金額約為5.5億元。

而5月27日更是有消息傳出，華澳信托已在上海將深圳光耀地產公司的一干企業悉數告上法庭，原因是雙方存在金融借款合同糾紛。

此外，也有外界報道指稱中融信托與時代地產的合作項目面臨兌付問題。

過去五年間，由于宏觀調控政策，地產行業幾乎無法通過銀行融資，其資金來源大量依靠信托渠道，如果地產市場進一步下行，相關產業鏈的資金情況均會告急，這將給信托業帶來空前挑戰。

大敵之三：利率市場化帶來回報預期改變

2013年，“錢荒”頻現。銀行間市場短期流動性頻頻告急，而央行在公開市場依然保持收緊流動性態勢不變。受此影響，資金價格年內出現大幅上行，以銀行協議存款為主要投向的貨幣基金收益率持續走高，理財產品收益率全面抬升。

而以余額寶為代表的各種互聯網金融產品，也開始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大舉搶占信托業的傳統市場。大量新型融資手段開始出現，如以“金銀貓”為代表的互聯網短期小額票據抵押融資貸款業務等等。

除此之外，證監會的監管創新使得基金子公司、券商資產管理，甚至保險資產管理均開始涉足“大資管”，特別是通道業務這一信托業的傳統業務領域，讓信托業更感敵影重重。

“寶寶”們一度高達7%的年化收益率，和近乎零門檻、隨時變現的高流動性，使得兌付風險“壓力山大”、期限動輒為24個月，年化收益率不過10%左右的傳統信托產品面臨巨大沖擊。

在此背景下，2013年信托產品高收益優勢有所減弱。根據用益信托網的數據，1～12月集合資金信托產品平均發行規模雖呈現小幅上升趨勢，但從5月起平均成立規模便開始逐漸走低，成立發行比明確步入下降通道，顯示信托公司資金募集能力受到一定影響。

信托業界實際早有思考，也正在謀劃轉型。

中融信托發布的研究報告就認為，信托業自身謀求轉型的努力大致可分為兩大方向，即私募投行和財富管理。部分信托公司年內著手搭建各類資源平臺，以吸附眾多投資客戶及產業方，進而獲得投融資、事務管理等諸多業務機會，同時積極深入產業運營，以控制產品和服務質量；部分信托公司則向著專業財富管理機構方向轉型，以客戶需求為導向，致力于提供優質的產品組合和資產配置方案。信托公司經營方向將出現分化，業務重心將向專業財富管理、專業投資銀行等不同領域傾斜，而部分股東背景雄厚、資本實力較強的信托公司將繼續推進全能型金融控股集團的戰略目標。

除了自建渠道之外，信托公司也開始謀求將資產流動性進一步提高。近日有消息稱，北京信托、中誠信托、杭州工業信托、長安信托等公司紛紛在官網上增設產品轉讓一欄，長安信托、杭州工業信托等還增加了產品受讓信息。某信托公司負責人對此表示，主要是為了方便一些客戶的轉讓需求。不過業內人士表示，這類平臺難以發揮大作用破解行業問題，建立信托產品登記平臺才是重點

也有人表示樂觀。中國人民大學信托與基金研究所所長周小明就認為，信托作為一項特殊的財產管理制度，具有其他金融機構無法比擬的資產配置多樣性、靈活性。憑借信托特有的優勢，信托公司可以不斷創新信托業務，拓展信托在企業資產證券化、并購投融資、家族信托、信托私募企業債、土地流轉信托、消費信托、養老信托等領域找到廣闊的拓展空間，繼續創造屬于自己的“藍海”，而這些優勢顯然是其他金融機構目前所不具有的。

周小明更指出，只有全面提升信托公司凈值管理能力，完成由融資向投資的轉型，也就是由非標固定收益產品，向基金化浮動收益產品去過渡發展，信托業才能應對新環境下的種種挑戰。

第四篇：《親愛的敵人》讀后感

《親愛的敵人》，作者是鄧一光，《親愛的敵人》讀后感。小說中主人公穆仰天與童云一見鐘情結為伴侶，生下美麗的“天使”穆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童云去世，突如其來的打擊使父女倆人產生隔閡、誤會。穆童以各種壞招阻礙女性對父親的接近，父親因為愛女兒和懷念妻子放棄了一次次擇偶的機會，倆人成為“親愛的敵人”。但當穆仰天患腦癌不久于人世時，父親用生命的最后時刻為女兒操辦一切，而女兒突然長大挑起照顧父親的重擔，二人的心真正走到了一起。

親情是偉大的，當穆童沉浸在父愛中，她忘記了如何去體諒父親，她只知道她想要得到什么，這和穆仰天的教育是有關系的，穆仰天甚至有點溺愛自己的孩子了。當一個人做什么事都一帆風順時，他會覺得很多事都是理所當然的，殊不知，當災難降臨時，他應該如何去應對，讀后感《《親愛的敵人》讀后感》。我很同情穆童最后的遭遇，同時，我也明白生活中必須有酸甜苦辣并進，時不時的挫折會使人慢慢成長，慢慢學會如何生存下去。

當親情的雙刃劍肆意傷害親歷者的心靈時，如何能夠較為積極地沖擊倫理的藩蘺，或許正是當今人們普遍面臨的最痛苦、進退兩難的境況，穆仰天和穆童之間留下的“流動的壕溝”寫得令人感動噓唏。在這部宿命深重的小說中，對“敵人”的愛是那樣的大，以至放棄了自己的父親得到悲愴的結局。而這恰是鄧一光竭力張揚的人生的審慎魅力，也是鄧一光思想光輝的又一次照耀。

第五篇：少依賴朋友多利用敵人美文摘抄

公元959年，趙匡胤成了宋朝皇帝。立國后不久，趙匡胤對他的大臣們說：“你們戰功顯赫，我寢食難安，如果你們也有機會和我一樣黃袍加身，你們也一樣不會拒絕的。在座的各位若是肯交出兵權，你們將在錦衣玉食中安享余生。”

他的話讓將領們十分震驚，他們也明白“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第二天，所有的將領紛紛請辭還家，從此過著安逸的生活。趙匡胤將一群極可能會背叛他的友善豺狼轉變成了溫馴的綿羊，鞏固了他的帝位。

公元971年，南漢的劉后主經過多年的叛亂之后終于投降。趙匡胤不但沒有殺害他，反而賜予他極高的地位，同時邀請他入殿喝酒敘情。劉后主害怕趙匡胤在酒里下毒，他哭喊道：“請陛下赦臣一死，不要讓我喝這杯酒。”趙匡胤聽了這句話，將劉后主的酒一飲而盡。從此之后，劉后主成為他最信賴和最忠誠的朋友。

當吳越王戰敗時，臣子將他密謀策亂的證據交給趙匡胤。吳越王晉見時，趙匡胤對他十分禮遇，并交給他一封信，囑咐他在返國途中打開。在回去的路上吳越王打開信封，發現里面記載的全是他謀反的文件。趙匡胤的寬宏氣度使他臣服，最后吳越國成為宋太祖最忠誠的屬國。

趙匡胤極少依賴朋友，而是多利用敵人，這正是他的成功之所在。朋友的胃口會越來越大，他們會因嫉妒而不平衡；敵人并無奢望，當他得到一切時，例如出乎意料地被免去死罪，就會感恩戴德，同時會死心塌地追隨赦免他的人。這些過去的敵人最終會成為可信賴的朋友。

不要輕易地因為友誼而解除武裝，否則，最難應對的戰爭將因此而爆發。相反，當應付對手時，不要忘記寬恕的可能。時時警惕朋友而寬容敵人是最謹慎的方法。復仇的快感有時會變成折磨，傷人的快意有時會變成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