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的嬗變及啟示

中國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的嬗變及啟示

汝緒華/劉洪寅

2012-8-17 13:54:28 來源：《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2期第11～

15，43頁

【內容提要】 自秦漢以降，與社會性質的變化相應，中國社會階層話語權的發展呈現為三種典型的發展模式：中國封建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中華民國”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與二元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中國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的嬗變給我們重要啟示，同時也為當代中國社會均衡階層話語權模式的建構指明了方向。

Discourse power of all the social classes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falls into three models: models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ual structu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characters, the change not only brings us important revelation but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constructing idealistic model of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s social strata.【關 鍵 詞】階層話語權/封建社會/二元社會/話語霸權discourse power of social strata； feudal society； dual structu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iscourse hegemony

中圖分類號：C9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2129(2011)02-0011-05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考察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話語權狀況、構建均衡階層話語權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回溯中國社會階層話語權的發展史，不斷總結經驗得失，才能夠真正實現資治通鑒。自秦漢以降，按照社會性質可以把中國社會發展史分為三個時期：封建社會時期、“中華民國”時期以及新中國，與此相應，中國社會階層話語權的發展也經歷三個階段，呈現為三種典型的階層話語權模式：中國封建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中華民國”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與二元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

一、中國封建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

中國封建社會是典型的農業社會，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其存在的基礎，與此相應，整個社會階層結構也呈現為鮮明的金字塔型：居于塔尖的是占總人口極少數的由君主、高級官吏以及大地主構成的統治者階層，居于中部的是由中小地主、中下官吏、商人以及手工作坊主等構成的被統治者中的中間階層，居于塔底的是佃農、手工業者、雇工等被統治者中的弱勢階層。賦予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合法性的宗法禮治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宗法制度的作用下，國家政權與社會融合為一體——家國天下。雖然中國封建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鄉村自治的特點，但這也不能說明相對獨立的、自治性社會領域的存在，原因只是由于當時統治技術的限制。并且這種自治也區別于現代民主意義上的“對抗性”的自治，而是國家在基層社會“大一統的延續”。在這種宗法禮治話語敘事的背景下，中國封建社會的話語權只能是統治階層的話語霸權。

與宗法禮治話語敘事相呼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話語體系也論證了上述階層話語權狀況的合理性。儒、法、道的政治思想話語體系無不是在不同側面為統治階層提供統治策略、統治技術。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占據獨尊地位，“他把先秦儒家的‘五倫四德’改造為‘三綱五常’??董仲舒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名教綱常精神實質上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正統”。[1]通過歷代統治者不斷地對儒家思想所做的一元化、政治化的符合自己統治的解釋，統治階層的話語權合法性也就具有了不證自明的合理性。當然儒家經典中也有很多“民本”思想，如孟子極為重民，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2]250。主張行仁政，他說：“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2]56荀子則把君民關系比作舟水關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3]但這些思想的出發點不是為保障被統治階層的權利，而是從維護統治階層的統治出發來強調重視被統治階層的意義。

除了上述的宗法禮治話語敘事與儒家話語獨霸的文化體系的原因外，被統治階層的階層意識無法形成還與封建社會的戶籍制度密切相關。從秦漢以來的戶籍制度，無論是鄉里制、鄉保制還是保甲制，都是農耕文明把農民束縛于土地之上的強制制度，農民被分割在缺乏聯系的一個個孤立的單元地域中，沒有遷徙的自由，團結在一起是不可能實現的，更遑論形成共同的階層意識，他們集體的話語沉默也就順理成章了。但這并不說明被統治階層的利益是被完全忽略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封建社會實行中央專制集權的君主的“超階級”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世襲制的皇帝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統治，皇帝及其統治機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夠體察民意、照顧民生的。二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精神特質。秉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階層，經世濟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一種高貴的士大夫精神，區別于封建官僚的奴性與一般知識分子的狹隘。在一定程度上，士大夫階層也起到了為民鼓與呼，維護江山社稷，溝通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作用，緩和了社會矛盾。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一個社會的生命力就在于內部各階層的流動性。通過制度化的機制把下層精英流動到統治階層，是幾乎所有階級社會的共性，中國的封建社會也不例外。與普通的被統治階層成員的話語沉默不同，下層精英的話語表達與改變自身現狀的愿望要強烈得多，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統治秩序是很難維持的。中國封建社會的人事制度有效地解決了這個難題，除了世襲制、恩蔭制等被用來保障統治階層的利益外，秦漢至魏晉南北朝的薦舉制、隋唐至明清的科舉制，為社會各階層精英開辟了進入統治階層的制度化渠道，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最為典型，是中國封建制度中后期最重要的人事任用制度。這種用封建正統話語敘事洗腦的社會各階層精英，被整合進統治階層，成為統治階層話語霸權新的維護力量。科舉制度的神話敘事也使得被統治階層深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完全遮蔽了階級剝削的真相，麻痹了下層人民。

中國封建社會君主專制的主要特點是皇帝大權獨攬、乾綱獨斷，雖然君權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相權的制約，但總體來看，君主中央集權的趨勢是越來越強，這使得君權濫用難以避免。縱觀中國歷史，暴君的暴政數不勝數，非但被統治階級的利益被摧殘殆盡，甚至統治階層的利益也難以保全。一旦最基本的生存都無法維持，基于生存本能的農民起義勢必連綿不斷，質疑統治階級話語權合理性的異議就出現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由于當時農民的階級局限性，這種異議仍是鳳毛麟角，難以得到大規模回應。農民起義也往往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封建社會的階層結構沒有改變，統治階層話語獨霸的局面也沒有絲毫變化。

在封建社會晚期的明末清初，也出現了部分批判君主專制的思想家。黃宗羲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君與民：誰為主人，誰為客人？他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4]2一切罪惡都源于君反客為主，“秦漢以來的君，無論是明君還是昏君，都‘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5]692-693“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4]5顧炎武批判了“家天下”觀，“易姓改國號，仁義充塞，而至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6]他還主張通過“清議”和放權等措施來改變君主專制。龔自珍則從重人才的角度批判了君主專制，在《病梅館記》中他批評了君主專制對人才的摧殘；他還批判了誤才、害才，而不能得到真才的科舉制度。“在《與人箋四》中言道：‘今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海。《四書》文錄士五百年矣，士錄于《四書》文數萬輩矣’。”[5]738這些批判不可謂不深刻，但是這些批判都集中在君主專制上，而不是對以君主為首的整個統治階層的批判，還沒有質疑賦予統治階層話語權合法性的封建話語敘事；由于當時中國仍然是小農經濟社會，沒有市場經濟的發展，他們批判的立足點也不是人權話語意義上的，還不能夠揭示統治階層剝削的實質。

中國封建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的主要特點在于以君主專制為核心的統治階層話語霸權，封建的宗法制度、戶籍保甲制度賦予這種差序階層話語權模式以合法性的同時，也從意識與制度層面剔除了民眾的話語表達、結社的危險。它給我們以重要啟示：沒有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沒有封建等級制度的破除，沒有權力的制約，沒有基本的人權，沒有舊文化的批判、新文化的產生，合理的階層話語權是不可能形成的。

二、“中華民國”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

“中華民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1912—1927年)與南京國民政府專制時期(1927—1949年)。民國時期的社會階級結構比較簡單，主要有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地主階級以及農民階級。民國時期是大變革的時代，中國社會加速向現代化邁進，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下，政治制度與人民大眾的觀念漸漸地發生著變化，但是由于當時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獨特性質，民國時期的政治格局與社會階級結構也處于劇烈嬗變中。因此，當時社會各階級的話語權呈現出“新舊雜陳”、多樣流變的狀況。

民國時期的農村主要存在兩大階級：地主階級與農民，由于政治格局的破碎，農村成為民國政府統治的薄弱環節，這一點在整個民國時期都無大改觀。這并不是說農村處于無政府狀態，傳統上沿襲的縉紳鄉村自治有效地填補了這塊空白，但這兩個時期的鄉村自治是有明顯差別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鄉村自治是封建的、自發的鄉村自治，而南京國民政府專制時期的鄉村自治是政府干預下的鄉村自治，體現了民主思想。1928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專門召開民政會議，檢討了鄉村自治的意義和運作方式，審議通過了《限期實行鄉村自治案》，指出：“地方自治，為訓政實施之基礎??蘇皖閩浙贛五省處交通便利之區，接近畿輔，尤宜樹之風聲，模范全國，事關訓政基本工作，認為無可緩行。”[7]總體說來，這一時期的農民在經濟上、政治上基本無權利可言，鄉村的話語權往往處于縉紳話語獨霸中，但通常這也受習俗的約束。然而，在南京國民政府專制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與邊區，農民的話語權狀況卻得到極大改善。民國時期鄉村話語權的表達主要集中在縉紳身上，他們既是自身利益的代表，同時也是整個鄉村利益的代表，在政治決策上特別是關于鄉村的決策上起著主導地位。

民國時期的資產階級大致可以分為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民國的不同時期，他們的社會階層排序是有所變化的，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官僚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消長。在北洋軍閥政府統治時期，由于軍閥官僚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政局和經濟，國民收入的分配是以市場化分配為主，工商業者相對獨立，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高。當政府很弱而不能解決一些公共事務時，上層工商業者常挺身而出發表意見，甚至在戰亂或經濟動蕩之時領導工商組織代行維持地方經濟和社會穩定的職責。這一時期，政府法令獎勵實業發展，且消除了封建專制的阻礙，又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列強無暇東顧，中華民族資本主義迎來了短暫的春天，民族資產階級的話語權是有很大力量的。在南京國民政府專制時期，由于官僚政府基本有效地控制了社會和經濟，而官僚階層的行為卻沒有受到應有的約束，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呈現出一種非市場化的傾向；又由于缺乏公平的二次分配，分配的不公趨于極端，官僚特權階層通過種種手段攫取國民財富，特別是對民族工商業進行排擠、控制，民族資產階級陷入窘境。[8]如中國近代著名企業家榮宗敬1932年一年從茂、福、申新系統的收入達到236.4萬元，等于14070個紗廠工人的收入總和。[9]但至南京國民政府專制后期，中國最大的民營紡織企業申新紗廠連維持生產的流動資金都無法湊集，向國有銀行申請購棉貸款手續繁雜，不僅緩不濟急，而且要得到貸款很困難。[10]榮氏企業的生產節節下降，而1948年8月政府的限價政策更使其損失率達到一半以上。[11]這一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話語權受到官僚特權階級的壓制，他們由民族資本的大老板變成了官僚資本的伙計。

近代中國工人在經濟、政治上處于無權地位，為了爭取自身的利益，罷工是一種必要的表達手段，但是由于這一時期工人階級處于自發形成階段，工人通常是缺乏階級覺悟與行動自覺性的。根據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資料統計，從1840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中國工人共發動經濟性質的罷工533次，其中與機器大工業有聯系的產業工人的斗爭共285次，占經濟罷工總次數的53.5％；城市手工業者和苦力工人等的斗爭共247次，占總次數的46.5％。[12]1919年以前的工人罷工多是經濟性質的，他們還沒有自覺地去爭取本階級的話語權，因此罷工失敗者，多成功者少。五四運動是中國工人運動的轉折點，標志著工人階級實現了由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的轉變，此后中國工人運動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政治性，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工人階級結合以后，中國工人階級的話語權的影響力大增，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舞臺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民國時期社會各階層的話語權是嚴重失衡的，工人階級、農民基本處于無權地位，小資產階級的話語權也極其有限。雖然民族資產階級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話語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顯，但很快在民國后期淪為官僚資產階級強勢話語權的附庸。雖然民初的政治制度設計帶有很強的民主政治形式，但是僅僅在上層政治領域搭建一個西方政治制度架構，這并不是民主政治。議會斗爭在民國初期顯得分外熱鬧，但是這種議會斗爭所呈現的政黨斗爭僅僅是寡頭斗爭與政治分贓的折射，而不是民權、民意的代議，這些政治勢力既不能代表廣泛民意，也無意對民眾進行組織動員，他們所爭取的民眾支持局限于城市中的上層市民、大商人以及學生知識分子，政黨組織本身也很不完善，它們不是以長期的政治目標為政綱，而是以某一權勢人物為核心，充其量只能算是政治俱樂部。剝開民國初期政治運作的熱鬧表象，看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軍閥、官僚、大資產階級之間利益爭奪。因此，即使有一套民主制度設計，如果不能起到實質作用，也只能是騙人的噱頭，不能真正實現社會各階層話語權的均衡，民主政治更談不上。至于民國后期，國民黨一黨專制、話語權獨霸也就無法避免了。

“中華民國”社會模式給我們重要啟示：其一，民主、均衡階層話語權的形成，不在于搭建一個民主政治制度的空殼，而在于合理制度性安排——實質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程序與手段。其二，實踐證明市場分配更有利于階層話語權的均衡，因此，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更要防止官僚資本的滋生。其三，話語權的獲得不是恩賜的，要通過本階層成員自覺地、不斷地斗爭來取得，代表本階層利益的政黨或社團是階層話語權實現的現代政治組織形態。三、二元社會階層話語權模式

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提出來的，他認為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普遍呈現出城鄉有別的二元結構。經濟結構的二元性本來是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過渡的必然現象，在世界各國，城鄉有別也只涉及行政建制與轄區劃分，市民或農民的身份只是一種職業或居住地的標識，并不存在一種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遷徙壁壘。但在我國卻由于歧視性政策制度的安排，形成了特有的城鄉隔離二元社會結構，這一概念最早由農業部原政策研究中心農村工業化城市化課題組于1988年提出并詳細論述的。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指的是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通過一系列分割城鄉、歧視農民的制度安排而人為構建的城鄉隔離的社會結構與制度體系。

二元社會模式的實質與核心在于強制性的居民身份制度，不同的身份享受截然不同的社會待遇，它是由一系列具體制度建起來的，即戶籍制度、糧食供給制度、生產資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等，由此中國被切割成涇渭分明的兩大塊。政府人為地將全體公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形成農民和市民之社會地位完全不平等的制度體系，這在當今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構成發展中國家特有的中國式社會狀態。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表現在權利保障和經濟發展上天壤之別的城鄉差距：一方面城市和市民享有各種特定權利和利益，另一方面農村和農民則喪失了一系列基本的平等權利和利益。

具體來說：其一，經濟權利包括勞動權、休息權、社會保障權、同工同酬權等。在我國特有的二元社會模式下，農民的經濟權利受到嚴重侵犯。剪刀差是二元社會中以農養工的代名詞，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照搬蘇聯模式實行以農養工政策，人為實行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以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村源源不斷地吸取巨額資金支持工業和城市的發展，這使得農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據測算，1954—1978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手中獲取了5100億元的巨額資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計已高達12329.5億元，相當于同期農業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農民將自己創造的1/5的財富無償交給了國家。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剪刀差還呈不斷擴大的趨勢，每年剪刀差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13]。剪刀差的存在與不斷擴大意味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據有關部門測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由20世紀80年代的1.8：1擴大到2002年的3.11：1??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之比為1.5：1，超過2：1的極為少見”[13]。近年來，雖然國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來增加農民的收入，但與因高昂的學費、醫療費、價格飛漲的農資等導致的開支劇增相比，農民經濟平等權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權利的不平等對農民話語權的傷害是異常顯著的，沒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農民話語權也就沒有了堅實的支撐。

其二，政治權利通常包括平等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自由權、出版自由權、集會自由權、結社自由權、游行自由權、遷徙自由權、人身自由權、批評建議權、申訴控告和檢舉權等。但我國農民的政治權利卻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就遷徙自由來說，自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出臺建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以來，農民的自由遷徙權事實上就被取消了，1975年《憲法》干脆取消了公民居住和遷徙自由權的規定，此后歷次憲法修改都沒有恢復此項規定；二元分離的戶籍制度是農民“二等公民”地位的制度淵源，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進大中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定居的條件”，戶籍制度才有所放松。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來說，1953年的《選舉法》對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作了不同規定，即自治州、縣為4∶1；省、自治區為5∶1；全國為8∶1。這個比例一直延續到1995年，新的《選舉法》才統一把各級人民代表選舉中的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數改為4∶1。從歷屆全國人大的構成來看，第一屆有農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屆67人，占5.46％；第三屆209人，占6.87％；第四屆662人，占22.9％；第五屆720人，占20.59％；第六屆348人，占11.7％；第七屆與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屆280人，占9.4％；第九屆240人，占8％。[14]這顯然與農民占總人口80％的比例不相稱。與其他社會成員相比，農民也缺乏統一的群眾性社團，如工人有工會，婦女有婦聯，私營企業主也都有個體協會，這些群眾性社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本階層成員的利益。但是對于農民來說，由于政治參與渠道的缺乏，人口眾多以及經營的分散性，使得各種坑農、傷農、卡農的事件不斷發生，各種攤派、集資名目繁多，雖經中央三令五申，農民負擔問題卻難以得到有效解決。顯然，沒有了平等的政治權利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農民話語權在政治層面上的影響力就無從談起。

其三，按照我國憲法的規定，社會權利主要有獲得物質幫助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等，然而在二元社會模式中，中國農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卻是普遍的。就社會保障權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至21世紀前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就只屬于城市戶口的居民，農民既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也沒有工傷事故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就受教育權來說，城市教育與農村教育差別巨大，長期以來，“城市中小學教育基本是國家投資；農村中小學教育基本是以攤派的方式由農民自己投資。一部分大中專院校錄取分數線，農村考生竟被要求程度不同地高于城市考生”。[15]這實質上是對農民平等受教育權的剝奪。以就業權來說，政府統計層面上的就業指的只是城市居民的就業與失業，人口眾多的農村剩余勞力根本不在政府統計的就業率或失業率的范圍內。此外，在自由遷徙權、健康權、社會安全權等方面對農民的不平等也普遍存在。

正是二元社會的制度性障礙造成了中國農民的弱勢，這也是農民話語權虛弱的根源。在當今世界上，反歧視或不平等對待已經成為文明社會的共識，因此在消除對農民的歧視和實現農民平等權利的進程中，每一個農民是否與全體國民一樣享有憲法規定的平等權利，每一個農民是否得到政府的平等關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也是檢驗黨的執政能力和政府管理水平提高與否的重要標志。

綜上分析，中國階層話語權模式嬗變的重要啟示在于：國家與社會的分離是均衡階層話語權萌生的前提，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是均衡階層話語權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民主制度下合理階層話語權博弈制度的搭建是均衡階層話語權健康成長的制度性保證，舊文化的批判、新型政治參與文化的塑造是均衡階層話語權發展完善的文化環境，橄欖型階層結構的形成則是均衡階層話語權形成的關鍵條件。因此，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民文化，精心培育和保護社會中產階層，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民主進程，構建現代化服務型政府，唯有如此，均衡階層話語權才能夠得以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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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國社會階層分析

中國社會階層分析

最近網絡上出了一個最新中國社會的階層劃分模型，很有意思，先摘錄如下：

1級：以在任委員、退休常嘒委為代表，和2的區別在于，1對全國局勢有控制能力2沒有。2級：以在任實權省部級干部、退休委員，比如劉跨越就是本級的典型，部分大權嘒貴TZD富商、大銀行家（這個目前是體制內）為代表。和3的區別在于，2能影響國家政策3不能。3級：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別實權的局級，或是大企業主、一般權嘒貴富商、名牌大學校長、中等銀行家（比如董嘒文嘒標之類）為代表。和4的區別在于，3能夠影響一個地區或者行業的發展，4不能。3以馬云、馬化騰等為體制外的頂峰，3其實是行業精英或地區體制精英。

——1—3級是中國的上層社會，普通人非奇遇不能進

4級：以一般地廳級、實權縣處級、院士、大教授、高級職業經理人、名醫名律師、高校校長、演藝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業主、小銀行家之類為主。普通人通過奮斗最多能夠達到這個層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國區總裁、范冰冰之類就是體制外本級的頂峰。4和5的區別在于，4和上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5沒有。

5級：以小企業主、普通處級副處級或實權科級干部、教授、中等職業經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線明星、小有名氣的醫生律師工程師等。5和6的區別在于，5有自己的事業，6沒有。

6級：以普通公務員、主流企業職員、高校青教、普通自嘒由職業者、一般醫生律師、一般工程師、大點的個體戶等為主；

名牌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后多在這個層次。6和7的區別在于，6有一定的上升空間，7很難。----4-6級是中國的中層社會，分別是高中低端中產階級，普通人通過努力大多最后定格在第5級。

7級：以普通企業工人、邊緣化的體制內、小個體戶、城市底層土著、富裕農民之類為代表。7和8的區別在于，7能夠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級：以血汗工廠工人、普通農民等為代表。8和9的區別在于，8能夠自食其力，9不能。9級：以大城市底層失業人口、偏遠山區農民等為代表，基本不能自食其力（以城市的基本生活要求）。

----7-9級是中國社會的底層；中國目前8>9，已經開始向紡綞型過渡。

所謂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就是中層遠小于底層，比如印度；紡綞型的社會，就是底層少中層多（上層哪兒都少），比如美國。

以后中國會以5-7級人口多，8-9級人口少。

首先非常不同意這個模型最后的結論。中國以后一定是7——9級人口多（后面會分析），所以中國一定是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而要達到紡綞型的社會，則應該是4——6級人口占主流。

更重要的是，這個模型是一個線性結構，能夠解釋一些社會現象，但是不夠全面。如果要全面解讀中國社會個階層就必須把這個模型變成立體結構——簡單的說，假如上述1-9級是一條X軸，那么還得加上一條Y軸——體制內，或者說公務員與官員（包括軍隊里的軍官）。將這兩條軸線結合起來看就會發現很多有趣的現象，比如，在X軸中越往上走，則在Y軸投影面積越大，到了上層（1——3級），95%以上都屬于體制內。而體制內在下層投影面積幾乎為0。普通人如果在體制外最多能到4級，而到體制內則可以達到頂峰。這足以說明這個國家為什么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另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即使在同一級別，體制內與體制外不僅僅社會地位有很大差別，在其他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面也差別甚大。

說點有意思的。

毫無疑問，1——3級是上層，是統嘒治階層，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從經濟發展切下最大蛋糕的階層。而4——6級大致屬于中產階級。他們也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其中，5級是可以分享經濟成果的最低階層（雖然比例小得可憐）。

那么，這樣的金子塔結構怎么保持穩定呢？最基本的統嘒治模式就是：保、拉、壓、控、放。1-3級的利益是保，否則統嘒治階級內部就要分裂，團結是第一位的。第4級是拉。社會精英要拉攏，因為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資源，為了穩定，這個階層都得進人大、政協，有什么訴求“內部協商”。5—6級是壓。普通人比較優秀者一般到這個位置幾乎就是天花板了，社會幾乎沒有給予他們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間，對于這些階層創造財富的熱情以及上升的欲嘒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壓制——每當這些階層積累一定的財富時，新的政策或者游戲規則出臺，積累的財富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切走了。7—8級是控。所謂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動。7—8級沒有上升空間，在社會上也就混口飯吃，是絕對數量最大的一個人群。由于這個人群無法向上流動，只能向下嘒流動，但是向下嘒流動到9級——9級數量過大會影響社會穩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動——怎么控制？宏觀經濟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長、控通漲”，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強制社保（從4、5、6級的財富中切下一塊分配給8-9級），除了胡蘿卜也有大棒——從城嘒管到暴力機關，對抗與沖突的事件基本都在這個階層。9級是放。放是放棄的意思。這個階層只有在過年過節，才有可能得到官員作秀的一點點可憐的慰問品。

這種統嘒治模式在經濟基本面不出大問題的情況下是有益于社會穩定的——即使這個社會充斥著腐嘒敗、不公正也不會出現大的問題。這種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個強勢的人物也不能輕易改變。

比如西紅柿，他試圖創造另一種模式——即打嘒壓第4級，然后將第4級的財富分配給8-9級。雖然他在普通民眾中獲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級的能量——他們可是與上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者也可以認為他們是上層在這個階層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強勢的西紅柿也只能悲催了

這里必須強調的是，財富再分配只能在4、5、6與7、8之間展開，1-3級是不會動的，甚至在4、5、6中體制內人士也不會動他們的利益（這也是要增加一個體制軸的原因）。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就是把4、5、6級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給7、8，強制社保，不僅是把4、5、6級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給7、8，還要多切一塊分配給4、5、6中的體制內。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撫7、8，防止7、8流動到9，另一方面就是壓制5、6。至于印鈔就更好玩了，這是1-3級無條件對4-8級剪羊毛——當然，也會拿出一小部分來給7-8，比如，提高退休職工工資標準。

在90年代。強勢的經濟沙皇搞經濟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幾千萬工人下崗——把大量的8趕到9去，搞民生產業市場化——從7-8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塊弄成“市場需求”供1-6分享。這個時代，7-8的待遇是最悲慘的，與此相對的是，4-6的機會是最多的——那個時代出現了一大批明星企業，因為4-6的紅火，吸收了大批9的人群，所以社會得以穩定。到了HW時代，強調和諧，于是通過提高工資標準、強制社保等等來安撫7-8，過去10年，除了少數行業（房地產、金融），其他行業的發展機會遠遠比不上90年代。

過去20嘒年的歷史表明，在現有的體制下，財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與7、8之間展開，1-3任何時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從1-3中切蛋糕來分配給4-6或者7-8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時候，我對實質性的減稅不報任何希望。

說說法律。

毫無疑問，法律是為統嘒治階層服務的，具體的說就是為1—3服務，這個服務的邊緣就是第4級以及5級中的體制內，法律的鴻溝在4-5之間。當不涉及1-4級時，法律是相對公正的，也受到輿論較大的影響——具體參見吳虹飛案。當法律的兩個對象涉及4級以上與

4級以下時，法律就成了掩護權嘒貴的遮嘒羞嘒布——具體參考李天一案、70碼等等。特別要強調的是，在4級以上特別是1-3級的糾紛，都不會通過法律解決——因為上層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騙4級以下的老百姓。上層的糾紛是實力對比喝講茶，這個層面講法律傳出去是要被笑話的。最典型的是360與QQ的戰爭，事情鬧得這么大，沒有通過法律，最后是大佬招呼就和諧了。

階層的固化是金子塔結構的另一個重要的特征。在這樣的社會結構里，個人奮斗遠遠不如人脈更重要。有一個好爹當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沒有靠鉆營靠獻身——或者說“我不嘒要嘒臉了”也有機會獲得層面更高的人提攜。無數事實證明，層面更高的人士提攜比個人奮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階層。5-6級如果有4級體制內或者3級以上的人提攜，很容易到達4級。7-8級如果有4級以上的提攜，也很容易到達5-6級。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有貴人賞識，要到更高的階層也必須要有自己的事業，沒有事業那么5級就是你的天花板。比較著名的案例就是郭美美同學，毫無疑問，美美同學獲得3級以上的貴人賞識，但是美美同學的智商顯然還沒有突破靈長類的下限。她很可能獲得了一張可以無限透支的信嘒用嘒卡，所以她獲得很多奢侈品也可以在目前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很顯然她沒有建立自己的事業，如果沒有后面的貴人光環，她實際地位連第5級都算不上。

下面談談各個階層復雜的心態。

1-3無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這個階層另一個特點就是利益可以世襲——只要社會保持穩定，他們的子子孫孫就可以穩定的待在這個階層繼續成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這個階層最討厭變化，最喜歡的就是穩定。所以，即使在體制內，政績什么的都可以排在后面——維嘒穩才是真正的一票否決。在這個意義上至上而下真正的改革出現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有一個政治人物同時具備2點特征：第一，他能超越自己與家族的利益；第二，他能找到同類的伙伴能沖破強大的既得利益者束縛。在和平時期，我對出現這樣的人物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在動蕩時期出現這樣的人物倒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是一個極右的野心家——這對整個民嘒族幾乎是最差的選項。

4級改革的欲嘒望很低——如果不是沒有的話。因為他們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階層，而且與上層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成為4級也與這些“千絲萬縷的聯系”脫不了干系。他們關心宏觀政策的走向，但是他們更相信體制朋友給的內幕消息。從整個階層而言，他們是比較穩定而且安全的——前提是沒有成為同級體制內或者更高階層的對立面，否則他們掌握的財富就成了別人眼中的最豐盛的蛋糕。典型的例子參考曾遠志案嘒件。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這個階層的體制外最容易成為犧牲品——與權力結合固然是發財的捷徑，但同時也懷抱炸嘒彈。所以，這個階層的人士一般在政治上都非常謹慎——在商言商，不談政治——比較典型的例子如馬云、柳傳志。在這個意義上，王石、任志強才是令人欽佩的。基于上述原因，這個階層的人是最沒安全感的，所以，也是移民比例最高的人群。

5-6階層是創業熱情最高的階層。他們沒有與上層“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有靠分析宏觀形勢與政策來尋找機遇。他們想打破天花板所以也有很強的改革愿望。但是現實的犬儒主義使這些階層大多數人選擇觀望——頂多是在言論上呼吁。他們一方面羨慕4級以上階層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更低階層中找到優越感，這種復雜的情緒讓這些階層的人群充斥著一種浮躁的心態。需要強調的是律師這個人群，4、5、6階層都有，但是改革的欲嘒望更強烈甚至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能行動起來的人群。其更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改革至少是司法獨立，律師才能獲得更大的發展——在司法嘒不嘒公正或者腐嘒敗的的情況下，律師生存的空間只會越來越狹窄。所以律師為社會公正、司法公正的呼吁與行動更大意義上是為自己的命運做抗爭。7-8階層是最沒有希望的階層。他們沒有上升的空間，沒有人脈、積蓄很少甚至沒有。他們可能一輩子都在為一套房子在奮斗。他們不關心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因為這些與他們無

關。即使有個什么機遇，他們也沒有任何資源（人脈、資金）來把握這個機遇。最不公平的是——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福利來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他們沒有安全感——事實上每當經濟低迷或者惡化，他們有很大一部分將跌到最悲慘的9級。他們渴望一夜暴富——買彩嘒票是少數可能實現他們這個愿望的途徑——另一個途徑就是綁大款，做二嘒奶（比如美美同學）。在一個惟利是圖的世俗社會為了財富與利益他們大多數人可以毫不猶豫的付出自己的一切——人格、尊嚴。他們渴望改變很多人甚至在祈求動嘒亂——這2個階層充滿著一股暴戾之氣。

9級是這個社會最悲慘的階層。在全球還沒有幾個國家象這里直接將一個階層作為棄子。權嘒貴們可以慷慨的對外拿出大筆援助，卻舍不得給予這個階層一個銅板。這個階層沒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農村只能茍嘒延嘒殘嘒喘。這個階層是最不安分的階層，如果說7—8兩個階層充滿著一股暴戾之氣，那么9就是直接鋌而走險——80%以上的刑事案嘒件的罪犯都來自這個階層。

當法律不能維護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時，被權力侵犯的屁嘒民怎么辦？上嘒訪，期望遇到一個海瑞式的清嘒官來主持正義？這種事情發生的幾率不比買中國彩嘒票中獎的機會更高。2012年，一個副部級官員在自己的生命遇到巨大危險的時候，他沒有去尋求組織的幫助，而是果斷的躲進美領館。幾個月后，一個盲人也進入美領館。最后他們的結局都不錯——副市長生命保住了，盲人去了美國獲得了自嘒由。對比那些在信嘒訪總局門前被截嘒訪、毒打、關押的人們，雙方的境遇無疑天壤之別。

是的，如果說這個社會還有公平正義的陽光能夠穿透重重烏云照耀在普通民眾身上，那么，這縷陽光一定來自于國際社會的壓力。

下面，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力量。

公平正義是奢侈品，顯然不可能產生在亞、非、拉這些不發達國家。即使這些國家實行了民嘒主制度，也很容易被金錢收買。過去幾十年，能夠在國際上主持正義并付諸行動的，一般僅限于歐美發達國家。但是，近幾年事情也在發生變化。

08年后，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歐洲陷入一個債務危機的泥潭，這個時候，歐洲迫切需要中國的財富來挽救經濟。中國當然承諾了巨額的援助——天下沒有免費的蛋糕，當接受了中國的財富后，他們就只能在另一個領域閉上嘴巴。

現在只剩下美國了。先不論美國與中國復雜的經濟關系。簡單說說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美國是兩黨制。在對外政策上，兩黨的政策可謂涇渭分明。

共和黨執政時，對外將普世價值觀作為最重要的標準。這個時候，美國更象一個正義的警嘒察大叔。全世界專嘒制體制與獨嘒裁者都噤若寒蟬。典型的案例就是薩大叔的悲劇（2打伊拉克都是共和黨執政時期）。

民嘒主黨執政時期，普世價值觀雖然也是重要的標準，但是這個上面還有更重要的標準就是美國自己的利益——具體而言就是更注重美國的經濟利益。所以，民嘒主黨執政時對外一般講和諧，講撤軍。這是全世界專嘒制體制與獨嘒裁者最喜歡的時期。克林頓時期打擊科索沃是個例外，因為種族屠嘒殺，大批難民已經影響了歐洲的穩定，這次是北約出面，美國不過是湊了個份子。

對外干涉是有成本的，所以共和黨執政時一般都是特別能花錢的主；而一旦民嘒主黨上臺開把自己經濟利益放到第一位時，以美國的地位攢下兩錢也不是特別難的事——這就造就了兩黨輪流執政的基礎。90年，老布什打了第一次海灣戰爭，國庫可以跑老鼠；所以美國人民讓克林頓上臺，8年后，老克攢下4000億美金的財政贏余，這個時候自然得讓小布什上臺把錢花出去，沒想到小布什太能折騰，不但把老克的積蓄花光還弄出一個次貸危機，所以08年，奧黑上臺基本沒有懸念。

奧黑上臺好啊，全世界專嘒制體制與獨嘒裁者都在放鞭炮——這不，無災無難又4年。最后一縷陽光終于被烏云遮蓋。2012年該死的奧黑居然繼續連任，P嘒民只能期盼2016年。好消息是，16年共和黨執政的可能性很大。壞消息是，如果16年繼續是民嘒主黨執政，那就太悲催了。

我常常在想，如果，僅僅是如果，12年美國大選時是共和黨獲勝。18大還會是這樣嗎？哪怕是7長老中多2個改革派，現在都會大不一樣。

很多diǎo絲渴望社會動蕩，以為只有大洗牌自己就有機會。徦如，社會真的大動蕩了7、8、9真有機會嗎?明天我將做一個社會動蕩下的各階層變化模擬分析，讓下層的diǎo絲看看什么叫：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假如社會出現大動蕩，那么，社會各階層會出現什么樣的變化呢？

毫無疑問，1-3級大部分都要失去權力。但是，即使失去權力，這些層面的人也可以很輕松的移民做個富家翁——反正都是已經撈飽了的，也無所謂了。即使有個別清廉的，也頂多掉到4級——靠演講、寫回憶錄也可以保證下半輩子舒適的生活。典型案例參考戈氏。需要強調的是，1-3級相當一部分人在社會大動蕩后會繼續呆在1-3級。原因無它——上層曾經掌握的資源太多太強大了，換一個馬甲，找個代嘒理人一樣可以保證幕后人物繼續掌握著國家大部分權力——不管是在什么制度下！典型案例參考葉利欽時代。唯一的亮色就是動蕩會給4級開一扇向上的大門，一批第4級中的優秀者會進入1-3級填補這個金字塔留下的空白。典型案例參考普京簡歷。1990年819事變前，普京已經擔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長。（這個身份怎么看也是在第4級），后面的經歷大家可以自己去問度娘。

在劇烈的社會動蕩中4級是分化最嚴重的階層，一批人上去了，一批人移民跑路，更多的人直接跌到5、6、7級。

5、6級的境遇與4級類似，少數人進入4級（個別優秀者可能進入3級），大多數人直接跌到7-8級。沒辦法，社會動蕩時首先消滅的就是中產階層，動蕩必然帶來的惡性通貨膨嘒脹將中產階層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P嘒民的100元變成1分錢可能無所謂，中產的100萬變成100元才是真正的悲劇。

7-8級更慘，過去好歹有個工作可以自食其力，現在大批企業破產，大量7-8級失業——直接掉進9級。9級人數急劇膨嘒脹，加劇社會的動蕩，形成惡性循環。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社會動蕩時期。最有上升機會的是4級，其次是5-6級（6級基本就是有可能上升的底限），7-8級唯一的機會就是掉進9級。但是從整體而言，即使是4、5、6級上升的幾率也遠遠小于下降的幾率。所以，社會動蕩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是個多方共輸的結果。

為什么7-8級沒有機會？很簡單，當社會動蕩時，整個社會某種意義上更遵從一個叢林法則。實力成了壓嘒倒嘒一嘒切的籌碼，7-8級有什么實力？資金、人脈、名望（號召力）、閱歷??無論硬實力或者軟實力一樣都不具備，憑什么在社會動蕩時期會有機會？動蕩前連部分經理都沒混上，還指望動蕩后能做市長、省長或者D和國家領導人？這大概就是白日夢吧。6級哪怕是畢業不久，至少還有個名牌大學的人脈——雖然機會很小，至少還有希望。

跌入9級怎么辦？以目前底層目前浮躁充滿戾氣的心態，相當一部分人會鋌而走險，不管是使用暴力或者成為暴力侵害者，最終都是暴力的傷害者。典型案例參閱連續劇《上海灘》。正所謂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

第三篇：中國互聯網已經失去了話語權

中國互聯網已經失去了話語權？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最大的移動互聯網、最大的電子商務網、最大的互聯網金融平臺等。

習近平“關于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四項原則、五大主張，引起全世界的強烈共鳴。

看似風光無限的背后，卻是被美日資本操控的隱憂。

一、美國資本的溫床

如今，中國一些重要的行業網站，都被美、日的資本布局，有的甚至被絕對控股。中國互聯網最重要的媒體、金融、人才都被美國資本家所掌控。

這意味著中國人民，不僅要永遠為美國資本家打工，而且也會永遠喪失了話語權！

中國互聯網已經成為美國資本的溫床。

二、外資機構大股東

中國互聯網的主要企業都是股份公司，而且大多數在美國、少量在香港上市。這些公司無一例外的都是美國、日本等西方資本。

如今，中國互聯網的大股東，幾乎清一色都是外資機構。

例如：

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京東、人人網、新浪、搜狐、網易、攜程、去哪兒、優酷、土豆、完美環球、暢游、陌陌、前程無憂、中華英才、智聯招聘、搜房、當當網、唯品會……。

中國所有重要的互聯網公司，都被外國資本主要是華爾街資本滲透。大部分公司外國機構控制的股權都有相當的比例。最少的也有20%~30%，有的已經絕對控股。

三、股權就是發言權

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宰著一切，包括話語權。

明白了中國互聯網公司外國資本的背景，就不難理解中國的輿論被操縱的事實。

“中國互聯網公司被外國機構控股”是整個網媒淪陷的標識，是網媒操控社會輿論、挾持民意的最有力證明。

如今，“中國的網媒”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制造輿論。

于是，網絡黑手出現，企圖壓制愛國網民，難怪看到宣傳毛澤東思想，以及伸張正義的文章，一上去就被秒刪！

原來，審查微博、微信等的“生殺大權”，掌握在外資機構手里。微信，已經成為重要的大眾傳播媒體，普及率極高。誰控制了微信，誰就控制了網民的言論！

四、資本操縱輿論工具 一個大國的言論自由，被外國資本控股的私有公司控制，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

令人震驚的是某些網絡公司，公然私下監控政府官員之間、愛國人士之間和情報人員之間的私密對話。

這不僅僅是侵犯隱私的問題，這完全是在危害國家最高安全利益。土耳其利用社交媒體平息了政變。但是，倘若社交媒體控制在政變者手中，土耳其或許就沒有那么幸運了。

對此，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情報機關，應予以高度重視!而今中國的新媒體，顯然正成為資本操縱輿論的工具。

五、防止顛覆關鍵領域

這個嚴峻的現實，需要愛國企業，尤其政府盡快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互聯網資本的進一步西化！

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通過法律途徑，集中資本掌控國家的重要行業。特別是：各類媒體、影視文化、金融、人力資源等，這是中國保持獨立，不被顛覆的關鍵領域。

第四篇：中國語言學的話語權危機

中國語言學的話語權危機

江結寶（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有人指出，中國語言學在相關領域處于“集體失語”狀態，換句話說，中國語言學缺乏應有的話語權。

什么是話語權？話語權，“樸素的理解無非就是說話的權力和權利、說話的資格和機會，還有說話的影響，這個影響是對于國際社會、政府大眾、相關領域的。”⑴或說，話語權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發言權，二是影響力，三是話題權。⑵

一、危機表現

初步梳理，中國語言學話語權的危機，可有如下表現：

1、學科上的附庸地位

在國家學科目錄上，語言學不是一級學科，從屬于文學。“語言學史把傳統的語文學說成是經學的附庸，而今進入階段，語言學在學科設置上又成了文學的附庸，仍然是處在附庸的地位。”⑵

2、語言規劃中的失語狀態

語言規劃，又稱語言計劃。“政府和社會團體為了解決在語言交際中出現的問題有計劃有組織地對語言文字學進行的各種規范和管理工作和活動的統稱。??（語言規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語言文字的地位規劃，即決定某種語言或文字在社會交際中的地位。??二是語言文字的本體規劃。即語言文字本體的改造和完善??。”⑶從學術上看，語言規劃可是地道的語言學的活兒，“但是不少學者感到，語言學界在國家語言規劃中似乎處在一種失語的狀態。”⑵

3、語言教育領域中的失語或弱聲現象

這里說的語言教育領域包括母語教育、外語教育、對外漢語教育和國際漢語教育等。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建勤指出：“近些年來，語言學家在語言教育領域對語言教育的某些語言政策問題和理論問題往往出現集體失語的現象。比如，關于母語教育和外語教育的關系問題，關于對外漢語教育50年與國際漢語教育的關系問題。有學者認為，在對外漢語教育時期，語言學家們還有點話語權，到了國際漢語教育時期，專家的聲音卻比較少了。”又說：“漢語國際傳播問題不僅僅是漢語教育問題，它是涉及國家的安全和語言戰略的重大問題，但是在這個領域，我們幾乎聽不到語言學家們的聲音。”⑷

4、中學語文教育中弱化現象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語言教育在中等教育中很受重視，一度曾打算像前蘇聯一樣，語 文教學實行文學與漢語分制開課。后來雖不分制，語言知識教學一直很受重視，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高考題仍然出現語言知識類題型。但是，自上世紀末以來，在“淡化語法”觀點的影響下，語言知識的教學逐漸弱化和淡出，教材中雖然還有些相關內容，而實際教學幾乎沒人當回事，因為中考和高考都不考。高校講授現代漢語課程的教師都明顯感覺，現在的大學新生語言知識很貧乏，連語素、合成詞、短語類型等基礎概念都不清楚。

5、學術生態并不理想

學術發展需要良好的學術生態，這包括相關學科的互動、激勵，包括政府及社會的扶植和支持。可是，語言學的學術生態并不理想。

1）在高校，在漢語言文學專業，搞文學的往往輕視語言學，一些人公開聲明：語言學的知識過去學過一點，現在早忘了！有的甚至說，“不學現代漢語，我還明白，會說會寫；學了你的現代漢語，我反而糊涂了，不敢說不敢寫了，說不好也寫不好了。”⑸但是，搞語言學的人，從未有人公開漠視文學，而研究修辭學的學者，事實上十分關注文學，常常研究文學理論，閱讀文學作品。筆者研究黃梅戲科渾藝術，必須研讀戲曲理論；研究罵詈語言文化內含，必須研讀社會學、心理學知識，研讀文學作品和文學形象。

2）《新華文摘》是我國文摘類級別最高的大型學術刊物，它設有哲學、政治、經濟、法律、歷史、教育、文學評論、文學作品等欄目，唯獨不設語言。聽說幾年前，教育部有官員為此特與其主編商談，建議開設語言欄目，但時至今日情況并未改觀。

3）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是我國最高級別的學術扶植和激勵的體現，據查，2008和2009兩年，文學（中國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共獲資助項目346項；語言學（包含古今中外語言學研究）共獲資助項目237項，為文學的68.49%。即使是被認為冷門、現實應用性較差的歷史學科，兩年也共獲資助項目217項。

4）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歷來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如建國后即1953年召開的全國第二屆“文代會”（第一屆于建國前召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會議代表。2006年召開全國第八屆“文代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黨和國家領導人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干等出席開幕式。

中國語言學會第15屆學術年會于2010年8月1日在內蒙古大學舉行，“內蒙古大學副校長齊木德道爾吉教授出席大會并致辭，他代表學校全體師生向來自祖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和客人致以熱烈的歡迎和誠摯的敬意！”⑹可見，出席開幕式上的官員，最高官階為副廳級，這與全國文代會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6、價值低估或者被忽視

在世界層面看，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1973年美國語言學會會長格林伯格（Greenberg）以‘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學科’為題發表論文。瑞士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Jean Piaget）說：‘語言學，無論就其語言結構而言，還是就其任務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學中最先 2 進而且對其他各種學科有重大作用的帶頭學科。’”⑺但是，在我國未能如此看待，往往低估其價值，乃至忽視其價值。語言學對于文藝學、美學、戲劇學、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民族學等的積極價值早有定論，西方人文科學的研究實踐也充分體現了這一價值。在中國，雖然有不少文藝學家、美學家也關注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那是模仿西方學者的結果，骨子里面、思想深處真正把語言學融入他們的研究實踐，恐怕為數不多，不然，搞文學的人為什么公然聲稱早把語言學忘掉了呢。文學研究中語言學氣氛并不濃厚，藝術特征、藝術風格、藝術個性的分析，往往少有語言學分析的佐證，如，不少學者評論黃梅戲風格特征時，說是“田野的春風”、“人間仙女”等，但是給這些結論提供的論據很少有語言學性質的材料。其他學科對于語言學實際態度和做法這里不去一一陳述，下面看看有學者對于倫理學做法的分析：

倫理學，為什么語言學很重要呢？因為倫理是規范人倫關系的社會規范，尤其是法律刑事以外的那些道德規范。我們知道人與人之間交際的很大一部分是靠語言完成的，而我們人倫關系的建立更需要語言來完成。……國外有很好的倫理語言學研究，包括語言交流的那些話外之音對于構建和維系倫理關系的重要性，倫理學家都要受很好的句法學的訓練和語義學的訓練，但是我們倫理學在這方面沒有什么語言學的聲音。⑻

2009年，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首次推出“2010中國大學星級排名”，排出最高的六星級的大學三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五星級十來所，有復旦、南大、浙大、人大等。劉丹青說：“我關注的是下面的一個解釋，就是這幾所大學里面強項學科有哪些。被列到的學科里面，包括清華大學在內，文學都算是強項了。??（而我們語言學）在大學里面的地位，就是寄人籬下的地位，語言學再好再差，跟星級排名無關，星級排名只關注文學的地位。”⑻

7、還沒有到爭取國際話語權的地步

語言所胡建華說：“我們語言學還沒到去爭國際話語權的地步”。他的意思，要爭還只在國內爭，甚至在本學科內去爭。因：其一，國際主要語言學刊物，像language等，少有中國內地學者論文；其二，真正有價值的國際會議少有中國學者聲音，許多在北京開的所謂國際會議，那是中國人操縱下的會議，主要是我們和我們自己玩的國際會議；其三，我們的研究主要是提供漢語材料，很難有普遍理論的貢獻；其四，提不出學術話題，不管是功能主義的、認知的、形式主義的、語法化的、語言接觸的等各類新興語言學話題，基本上是我們跟著人家走。⑼

二、對策斷想

1、生態改善

呼吁：如，尹洪波撰文《賦予語言學一級學科地位》，“認為，無論從哪方面看，語言學都完全地、絕對地滿足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置與管理辦法》第三章第七條所規定的設定一級學科的條件。”“主管部門應該與時俱進，盡 快調整我國相對滯后的不合理的現行學科設置體系，把語言學調整或者恢復為一級學科。”⑺

奔走：語言學界和關心語言學發展的人士，要尋找機會、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游說。

2、提升理論水平

無論本體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都要敢于提出話題，不甘于跟著別人走；要敢于打出旗號，建立學派。中國人很少提出話題，很難提出話題，特別是世界性話題。中國學者凡事都愿意沿用外國人的話題，不屑于依據中國自己人的話題，這也大大挫傷了中國人提出話題的積極性和成功率。中國人對于建立學派好像很忌諱，總怕被人說成搞山頭、搞宗派。其實不然，真正的學派和學派論爭對于學術發展是大有裨益的。真正的學派，有鮮明的理論體系，有強有力的學術領袖，有團結高效的學術團隊，有寬大的學術胸懷、民主氣氛，還有良好的學術承傳等，決不是什么山頭、宗派。

3、強化服務 1）樹立服務意識

求得社會認可，必須緊密聯系社會，服務社會，象牙之塔的理論要做，做得越深入越細致越好，但是一定要有走出去的一部分，以拓寬天地，形成影響，樹立形象，贏得尊重，如若一味夜郎自大、孤芳自賞，終將被社會所拋棄，憋死在塔底一隅。

2）拓寬應用研究面，提高服務水平

語言學服務面寬廣，服務功能強大，對于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生活等各個領域都有價值。語言無處不在，語言服務無往不勝。

比如，中文信息處理需要開發和建設漢語言文字知識資源，但是就是這個方面我國“還得從外國輸入”。⑴我們應該開發和建設擁有自己知識產權的語言文字知識資源。

比如，中國的世界影響力日益提高，漢語國際傳播日益興盛，但是漢語國際傳播的標準，外國人制定的卻比我們更加科學。王建勤說：“我們現在發布的漢語國際傳播標準在學術競爭力上要遠遠落后于歐美國家，沒有辦法和人家對話??雖然漢語是我們的母語，但將來漢語傳播的標準很可能并不是由我們制定，很可能我們要屈就于洋人制定的漢語標準。”⑷

提高服務水平，我們認為加強領域語言學研究或許是有效門徑。

就目前狀況而言，信息處理和教學領域的語言研究較為成熟，已經成為應用語言學的重要分支學科。法律、廣告、日常交際、新聞出版等領域的語言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但是還有很多領域的語言研究幾乎還是空白，或者剛剛有所涉及，例如刑偵語言、醫患語言、行政語言、商業語言、軍事語言、新聞發言人語言、媒體演講語言（學術演講、政治演講、藝術演講、科普演講）等等。

服務社會的語言研究，也可以選取其他角度，如職業語言、性別語言、階層語言等等。應用語言研究一定要有科學理論和先進的方法，羅列現象的就事論事式研究雖然也有必要，但深度遠遠不及。

以上話語權危機表現大都引自權威資料，個人決不敢獨撰。對策斷想卻是個人陋見，極不成熟，甚至荒謬，這里說出來求教各位同仁，敬請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⑴ 袁毓林《中國語言學在信息科學的話語權》，《中國語言資源動態》2010年第1期第10頁。

⑵ 李宇明《語言學在國家語言規劃中的話語權問題》，《中國語言資源動態》2010年第1期第3、4頁。

⑶ 蔡富有、郭龍生主編《語言文字學常用辭典》第347頁，北京教育出版社，2001。⑷ 王建勤《中國語言學在語言教育中的話語權問題》，《中國語言資源動態》2010年第1期第5、6頁。

⑸ 王希杰先生引用的某個“搞文學的人”的話。見江結寶等編《現代漢語學習與研究·序》（內部材料）。

⑹ 王彥軍《中國語言學會第15屆學術年會在內蒙古大學召開》，中國高校人文科學信息網http://www.sinoss.net/2010/0803/24572.html。

⑺ 尹洪波《賦予語言學一級學科地位》，中國高校人文科學信息網http://www.sinoss.net/2010/0708/23652.html。

⑻ 劉丹青《談談中國語言學在相關學科的話語權》，《中國語言資源動態》2010年第1期第9頁。

⑼ 胡建華《中國語言學在國際語言學的話語權問題》，《中國語言資源動態》2010年第1期第14頁。

第五篇：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現狀

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現狀

專家稱社會底層向上層流動受阻 流動機制不公[轉載] 2010-11-03 10:41:41| 分類： 默認分類 | 標簽：流動

階層

農民工

命運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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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LOFTER客戶端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中國夢”，即只要是中國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論是偏遠地區農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上升的空間，都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華和拼搏，改變命運。——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階層固化”挑戰中國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提出一個疑問：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文章感嘆，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日趨嚴重，“階層固化”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再不可漠視。早在2004年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調查報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課題的組長陸學藝當時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長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問題了，這個數字就會高得多了。”近年來，“農民工二代”、“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二代”(全家幾代人都在國有壟斷企業)的概念日漸清晰，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越來越窄。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真的越來越大了嗎？讀書者知識不一定能改變命運2009年，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4萬。為何造成缺考人數多，人口逐減、個人成績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觀原因。但有媒體報道，高職、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難，收入低”。“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是農村學生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在山東省政府部門工作的周興在家鄉被傳為神話。10年前，這個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農村一個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東某著名大學，從而人生發生轉變。然而，近年來，這個神話成了絕版。“近幾年，村里考上大學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學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幾乎絕跡。”周興覺得很惋惜。作為國家級的貧困縣，周興的鄉親中，能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并不多。“靠地吃飯的農民一年能攢下幾千元，算是好的。”周興說，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賺錢。現在家里的孩子們要么去讀技校學手藝，要么就外出打工掙錢。從古至今，“讀書受教育”一直是底層人士實現向上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方式。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后，一大批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許多人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然而，這種觀念正在慢慢發生了變化。錄取差距致農村大學生少“他們也想孩子有個好出路，不過，現在看來，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靠讀書改變命運已成記憶。”周興有些感慨，“當年，我們每個人都想考到縣城的好高中。雖然試卷相同，但我們的錄取分數必須比縣城的學生高10分。”這個道理在高考錄取中也是一樣。全國各地學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學的分數就高于北京市戶籍的學生。有調查顯示，在重慶市，每5個考生中幾乎就有一個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數占到17.19%，2009年更是達到30%。而農村的孩子更少有獲得加分的機會。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一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調查顯示，即便是以農學為主的中國農業大學，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考上大學也難有好出路“考上大學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從安徽六安的農村讀書出來的李倫，其父親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他常聽到父親感慨，“靠讀書出人頭地也難”。他的家鄉是典型靠“打工經濟”發展起來。“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洋樓。反而是自己這種大學畢業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買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沒能力再給父母在家蓋樓。”李倫說，以前回家過年，鄉親們都投來贊譽的眼光，現在反倒自己覺得不好意思。李倫感慨，雖然讀好書仍然是鄉親們亙古不變的“信條”，但他們也逐漸有選擇性地趨利避害，即便是讀了好大學，沒有路子，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工者改變命運的夢難圓“現在給年輕人的機會，還是少了些。”中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龍樂豪如此感嘆。他幼時家庭貧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漢解放，11歲的龍樂豪才得以讀小學，日后并有機會去改變命運。他說自己一個沒什么背景的農村娃娃，能夠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機遇。20年來，在中國農村，出門打工改變命運，衣錦還鄉的夢想一直流傳著。許多年輕的農民工正是懷著這樣一個“淘金夢”走進了城市。但是隨即，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淘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隨著國家經濟轉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見增加。受政策的限制，農民工們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和與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鄉差距的擴大，城市門檻的提高，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動的空間更是少之又少，背井離鄉的人們早已“淘金夢”碎。今年19歲的楊王邦是廣西欽州的一個普通農村孩子。當他的同齡人正踏進大學校門的時候，他已經是南寧一家炸石廠中有著三年工作經驗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辭去了這份每月工資1500元、看起來“還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與正在東莞打工的父親楊貴合一起工作，“父子有個照應”。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的楊王邦說，自己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兩歲的堂哥見多識廣。堂哥告訴他，出來打工就是見見世面，感受一下城市，發財的夢想不是那么容易實現。能夠不做普通的純勞務工作，找一份技術性強的崗位工作，才是他們踏踏實實的前途。在9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眼里，城市并沒有他們改變命運的夢。既得者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關區勞動就業管理中心進行的一次事業編制人員招聘中，錄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領導的子女。據其上級單位解釋，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職的無事業編制的工作人員以及局系統職工的子女或配偶。這是系統內的一次“公開、公平”招聘。“官爸爸”幫忙升學就業王心(化名)并不否認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親是中部某地級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師和同學的眼里，聰明好學的他絕對是清華、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他的高考成績離北大的錄取線差了幾分。在他父親開到一張能夠加分的“憑據”后，他才險過錄取線，走進了大學校門。2003年大學本科畢業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覺得“理想與現實相距太遠”，在父親的幫助下，最終進入某大型國有壟斷企業工作。王心不避諱去談這些，因為這一切都是現實。在王心的同學中不乏優秀之人。但大學畢業后，那些沒有社會資源的同學只能盲目地去尋找機會。“富爸爸”設計兒子人生老家山西的林國(化名)，現在是中央某部門的一名公務員，他坦言，自己從讀碩士到考公務員，都是家人為他設計的。他的爸爸就是人們常稱的“煤老板”。讀大學的時候，同學們開他的玩笑說：家里的錢多得要用卡車運出去。但是，爸爸卻沒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門做事。最終在父親的指點和“支持”下，他報考了中央某機關的冷門職位，并順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給他在北京四環買了一套房子。林國說，他完全沒有體會過同齡人的“北漂”的感覺。剛畢業幾年，他周圍過得比較好的同學，大多要靠父母的經濟、關系做堅強后盾。找工作、買房、買車，哪一樣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據“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顯示：以畢業后半年為界，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而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的只有15%。專家訪談流動機制不公平合理現代化有倒退危險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從現實的情況看，目前，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的情況是存在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提出擔憂：“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渠道有變窄的趨勢。”奮斗就可以改變人生？“從歷史上看，中國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那時候，只要有膽識，下海當個體戶的、搞承包的、考大學的、出國留學的，以及后來炒股票的、炒樓的、弄創業板的，這些人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顧駿說，“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系，不需要資源，有膽子去做就行。”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資源，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他舉例說，現在學生去一些金融單位應聘，都需要填寫一份家庭關系表，能不能被錄取，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沒有資源進行交換的學生，最終只有被淘汰的命運”。而唐家嶺那些“蟻族”，并不是所有大學生的問題，而是沒有資源的窮學生的問題。究竟怎樣流動才是合理？顧駿說：“目前，還沒有人能做這樣的調查，在技術層面上很難實現，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會要發展，必須要有充分的流動。顧駿有些憂慮：“中國的階層正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難再進入。”社會渠道開放不夠“社會資源主要是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三種。在國外，三種資源往往是統一在某些少數群體手上，收入、權力、聲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統一。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三種資源是不統一的。干部有權，但它的經濟收入和文化資源，相對較少；知識分子原來是有聲望有文化，社會名聲不錯，但權太小，錢太少；老板有錢，但是聲望和權力資源匱乏，20世紀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話：窮得只剩下錢了。”陸學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談到。“現在呢，不少官員的工資雖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車，有的人即使是高中畢業，也要去弄個博士當；很多教授工資也高了很多，有人買了車，住上了高級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還當上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陸學藝分析道，“現在的危險不在于上層人物開始兼具三種社會資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夠。渠道開放不夠，比如戶口制度卡著，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即使出來打工，還是個農民工。”他指出：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礙著人們向上流動以獲得更高社會地位，社會流動模式呈現出新老社會流動機制并存的兩重性特點。他提醒，社會資源在集聚，而后續的改革沒有跟上，戶口、就業、人事制度基本上還卡著，社會流動的渠道有被封閉的危險。對于一個社會來說：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于整個社會和諧。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國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面臨困難，甚至有倒退危險。流動真的減少了嗎？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訪中，陸學藝認為，他目前劃分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變化。這是由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科技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失業半失業人員等十個階層構成。但在數量上有所不同。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陸學藝說，根據他近幾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社會上下流動的速度正在加快，從社會底層流到中層的人員，估計每年有七八百萬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萬到800萬的中產階層。他說，現在每年增加近100萬個老板(民營企業家)。而歷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萬個，這些老板絕大部分是中產。同時，現在每年增加100多萬個個體工商戶，假設其中20%~30%是中產，那每年也有30萬個成為中產。還有農業養殖專業戶，總量至少超過100萬人，這不是一筆小數目。然而，對陸學藝的觀點，顧駿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關于他劃分的十大階層，我認為并不合理。我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