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六十年中國鄉村治理邏輯的嬗變

六十年中國鄉村治理邏輯的嬗變

劉濤

鄉村治理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建國六十年來，鄉村治理一直服從于現代國家建設的需要，無論是國家工業化還是城市化都在不斷提取農村資源，正是源于農村的這種“無私”，使得中國的整個現代性體系得以建構成功。

鄉村治理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建國六十年來，鄉村治理一直服從于現代國家建設的需要，無論是國家工業化還是城市化都在不斷提取農村資源，正是源于農村的這種“無私”，使得中國的整個現代性體系得以建構成功。當時農村的這種犧牲，也使城鄉二元結構得以形成，由此造成的農村落后、城鄉差異的現實成為制約中國整體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國家實行了積極的農村發展計劃，甚至取消了“皇糧國稅”，以推進農村的發展，鄉村治理的邏輯發生了轉變。這一方面說明鄉村與整個國家治理的關系密切；另一方面國家的戰略目標發生轉移，實現農村社會的轉型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環節。

一、鄉村治理中“政社合一”的國家主導模式

新中國成立以后，農村實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權力體系，國家通過各種手段占據了大部分社會領域。[1]隨著合作化、集體化運動，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在制度上進一步鞏固了對鄉村社會的強力整合與控制。這一時期村莊的組織基本上是由國家“嵌入”的，農民直接處于國家政權的嚴密控制之中，這種控制表現出較強的政治“全能主義”傾向，這一政治全能主義使得鄉村的社會生活軍事化、經濟生活行政化、精神生活一統化，國家的政權建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說，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政治的一體化，將中國鄉村社會的廣大民眾納入到無所不包的政治體系之中，國家增強了對農民的動員和控制能力。有些研究者認為，國家對鄉村的強力控制造成了干群分化與權力過度集中。公社組織是按照工業組織的科層制和國家組織的統一性加以治理的，在自上而下的科層制和全國高度統一的領導體制下，農民的自主性和鄉村發展的多樣化受到抑制 [2]。但是它的歷史意義在于，“徹底推翻鄉村的舊秩序，使中國借以完成20世紀的歷史任務：‘重組基層’使上層和下層、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獲得巨大組織和動員能力以及政令統一通行等諸多好處。弱化了村民對家族和地方的認同，集中了公共物品進行建設，保證了農村建設的物質供給等”[3]。這兩種評價從不同層面反映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特性。

從一個長時段來審視，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有其特定的意義。社會主義中國成立后，不僅國家的經濟基礎特別薄弱，而且面臨嚴峻的國際形勢，內憂外患使得國家需要加快發展。而發展首先需要把農民組織起來，集中資源以服務于國家建設大局。1953年11月，國家決定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務院第194次政務會通過了《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到國家計劃軌道，以促農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統購統銷切斷了私營工商企業與農村的聯系，加速了二元結構的形成。但是他起到的積極意義是應該充分肯定的，因為它保證了整個國家工業化起步時所必須的糧油供應，這對于市場、物價和全國人民生活的穩定都是功不可沒的。同時改善了農業發展的困境，農業化合作之初的調查也顯示，擁護合作化的農民占到90%以上，因為農民認識到，走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國農民的根本出路。農業的合作化摘掉了農民幾千年的小農帽子，使得農村成為一個團體社會。實現了國家與小農社會的對接，這樣不僅使得農村資源得以最大限度地使用，而且使國家權力更為快速地進入到鄉村社會，政治、經濟與社會很快結為一體，這個時期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成為必要選擇。

現代國家與鄉村社會的快速一體化使得人民公社全能治理模式的形成成為必然，國家面對如此龐大的小農群體，單純依靠農民的自發性顯然難以組織起來，必須進行制度完善，1958年8月29日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首條即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幾年之后，公社制度迅速在全國推廣開來，公社的規模與建制不斷擴大，有的公社達上萬人，為了強化管理，形成了“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管理模式，這樣鄉村的治理模式基本定位。這種治理模式不僅是政治的管治，也伴隨著意識色彩的教育與革命文化的傳播，尤其是鄉村文化建設非常豐富，在物質缺乏的年代，經常性的文娛活動調動了大家的生產熱情，“尊老愛幼、鄰里互助”等優秀文化觀念的教導，使得村莊共同體得以長期維系。鄧子恢在評價這一時期的鄉村建設時說：農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農具不足，或者勞勞動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幫我，我幫你，解決牲口、農具、勞動力不足，要求互助。這些問題很快就解決了，他們不僅要求農業互助，還要求搞副業互助，要求勞動分工，土地合營，合作就是必然的，農民增收、增產就可能。”[4]如果從一個時間斷點來看，人民公社制度確實存在一些弊端，尤其是到后期限制農民的創造性，民主化不足使得制度逐漸僵化。但是放寬歷史的視野，筆者認為，人民公社為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做出巨大貢獻，也是特殊情況下的合理選擇。首先，國家要立足于世界，必須發展工業，而當時內憂外患，工業化的資源只能依靠從農村提取。這就涉及如何快速實現從分散小農那里獲取資源的問題。而人民公社制度則解決了國家與分散小農交易的難題，因而，人民公社制度具有合理性，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現代化戰略選擇及當時國際國內處境下的必然結果。其次，對于農村發展來說，中國在人民公社時期較好地完成了對鄉村社會的制度化滲透，國家的組織動員非常強。通過將生產隊建立于自然村基礎上及通過工分制度來降低管理成本；通過意識形態教育來提高農民的認同和調動農民的內在積極性，使得人民公社發揮了內在效率，在為國家工業化作貢獻的同時，也發展了農村生產，提高了農民素質。第三，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中成功地把農民組織、動員起來，使老百姓與共產黨分享了大致相同的文化和理念，成功地塑造了農民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觀念，共產黨人在更加激烈地破壞舊的文化網絡和倫理觀念的同時，成功地營造了新的文化網絡和倫理體系 [5]，人民公社為農民提供了生活和生產的意義系統，從而使農民可以從生產和生活中獲得意義感，這在某種意義來說才是中國國家政權建設得以完善的關鍵所在。

這個時期的鄉村治理明顯是服從于現代國家建設的需要，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鄉村治理體現的是一種國家治理，國家主導著鄉村社會的發展。而且由于建國初期的特殊國情決定這個時期很難實現民主化、公共化的鄉村治理，從國家現代化的戰略選擇來說，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是把民眾組織和動員起來，有效地從農村持續提取足夠多的資源，這是歷史的要求也是歷史的選擇。

二、從“國家治理”到“鄉政村治”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已經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農村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國家越來越不依賴于從農村抽取資源來進行現代化建設。隨著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農村土地改革的實施，農民從國家性的地方政治經濟共同體中迅速回歸到家庭組織中，這個轉變使得農民一夜之間又似乎回歸到傳統，國家政治也回歸到鄉村現實中。但是這個時期的傳統文化權力網絡已不復存在，國家的抽身也使得農民公共公共品供給、農民組織生產等方面出現了大量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率先起步，推動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發生巨大變化。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正式宣告人民公社開始解體，從此確立起“鄉政村治”體制模式。同時，1987年11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3次會議又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并于1988年6月1日開始試行，于是在全國農村基層普遍地建立了村民委員會。從而用“鄉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代替了人民公社“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的模式，“鄉政村治”的治理架構最終確立。具體而言，“鄉政”指的是鄉一級政權（包括鎮政權），是國家依法設在農村最基層一級的政權組織；“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員會，是農村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鄉鎮政權和村民委員會的結合，形成了當前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基層的一種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這種治理模式并不是由國家主導，鄉與村是一種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在村民自治的實行初期，農民的熱情較高，在整個八十年代農村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農民收入有了相當的提高，農民負擔不重，鄉村干部也為了獲取民心而輕徭薄賦，無為而治，鄉村治理狀況

較為平穩，農村社會一片祥和景象。國家以經濟上的分田到戶、政治上的村民自治等，力圖給予農民充分的自主權，以激勵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實現鄉村的自主性發展。

隨著鄉村治理的深入，國家在具體的治理過程中需要和分散的小農打交道，以支持現代國家建設，要實現這個目標，由于國家權力退出鄉村后需要依靠基層行政力量來主導。于是國家在鄉村治理實踐中實行政治承包制和壓力型體制，以數字化的考核機制來動員基層政府的積極性，同時以此來監督地方政府，但是這一策略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成為基層政權單純制造政績的動力，治理模式的弊端不斷暴露，正如有學者所觀察到的：鄉鎮政府權力自我擴張和利益自我膨脹使鄉鎮政府步入“既非純國家的，又非純社會的”狀態 [6]，導致新一輪“國家政權內卷化”和“經紀體制”的復活 [7]。從鄉村社會權力制衡角度看，“鄉政村治”模式是無能為力的，鄉鎮政府由于控制了“鄉政”的主導性權力，而對村莊的自主性也起到了強大的牽制力，村莊在體制上受制于鄉鎮，因此，大量的資源被鄉鎮提取，服務于基層政權建設，并不斷向上層層傳遞。農民的負擔也因為鄉村的這種治理政治及農業稅的存在而不斷加重。農業稅的加重使得政府征收難度加大，必須進行機構擴張，而這種擴充又需要更多的資源來維持，于是陷入了機構膨脹的“帕金斯”怪圈之中。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基層政權“贏利性經濟”的復歸，同時由于權力的集中使得鄉村干部的腐敗越來越嚴重，干群關系日益緊張，鄉村的治理性危機不斷暴露，并日漸烘托為嚴重的政治性問題。20世紀末，因社會轉型而加劇的“三農”問題突出，鄉村治理遭遇新的挑戰。以農民負擔為中心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成為鄉村治理的時代困境 [8]。

其實在人民公社解體后，國家治理方式的變革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國家希望結束對小農高成本的治理模式，通過家庭聯產承包、村民自治等政策達到村民自我治理、自我發展的目標，這不僅可以減少治理成本，同時國家還可以不斷從農村提取資源，可謂一舉兩得。但是在現代國家政權建設沒有完成之前，一方面國家缺少對基層政權的監控能力，另一方面國家缺乏與小農進行交易的低成本的制度化手段，鄉村利益共同體很快便得以形成。國家的制度建設在叢林狀的底層政治面前趨于失效，國家政治的合法性受到極大挑戰。由此，國家為了斬斷造成治理混亂的主線，自2003年開始，在全國農村實行稅費改革，并最終在2006年取消農業稅，以此來增強自身的合法性，并徹底解決鄉村社會中不斷出現的治理性危機。應該說國家這一舉措是現代國家政權建設中的必須步驟，也是當時形勢所迫的

必須之舉。而這一治理的技術性變革雖然暫時改變了鄉村社會的治理性危機，卻因缺乏一定的社會基礎變化的協同，在農村社會的后續發展中又出現了很多伴生性問題。三、六十年鄉村治理邏輯的嬗變

無論是對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還是對當前農村的研究，學界研究的共識是在鄉村社會中存在著基層政治與國家政治兩套治理邏輯，而從整體上來理解六十年鄉村治理邏輯的變遷，可以說是服務于現代國家建設的過程，一定程度上犧牲鄉村的治理去服務于現代國家的構建。而在這個宏大目標下，六十年鄉村治理邏輯在現代化事業實現過程中發生了較大變化。

鄉村治理技術的變化是最為明顯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是國家治理的體現，鑒于國家成立之初內外之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整合廣袤的農村資源，并抽取用于現代國家急需的發展。而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效地把農民組織起來，人民公社就是最為有效的制度選擇，從組織、文化等多個層面把農民動員起來服務于這一目標。到1970年代末期由于人民公社制度權力的過于集中和本身的僵化，使得其維持的支付成本越來越高，國家不得不尋求新的治理模式。同時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國家不再需要大規模地提取農村資源，但是暫時還沒有能力反哺農村，因此二十世紀80年代國家開始放權于基層政府，希望村在鄉鎮政權的指導下，通過各種行政性的任務指標推動落后于城市的鄉村現代化建設，于是呈現出暫時的“國退民進”的表象。在村一級讓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實行村民自治，運用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與鄉村的各種贏利型經紀進行合法抗爭，抑制鄉鎮權力的過度膨脹，村莊能夠實現自主發展的目標。同時國家通過村民自治這種形式，改善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提升國家在廣大鄉村民眾中的權威以及國家對鄉村社會有效整合的能力。但是國退并沒有實現民進，鄉鎮一級權利迅速增大，為了解決鄉鎮財政開支，亂收費、亂攤派現象嚴重，農民負擔不斷加重。到1990年代，尋找民主進程的村民自治的論證邏輯失效，農村的各種潛在危機不斷涌現，因此中央在2006年宣布取消農業稅，從治理技術上進一步以增強國家合法性與農民認同感的方式實現鄉村治理的穩定。

同時國家治理技術在變革的背后是國家戰略目標的改變，前三十年國家以農村來支撐工業化為主導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而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發展也得益于農村三十年的積累與貢獻。改革開放后，國家就逐漸放松對農村資源的提取，并逐漸嘗試探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路徑。因為農村無論在人口還是土地面積上都占據了主導，而沒有農村的發展中國的現代化也很難完全實現，如何實現農村的快速發展就成為新時代的任務。面對農村出現的各種問題，國家不斷嘗試用現代化的治理技術去解決，希望引導農村走出傳統，走到現代國家發展軌道上。尤其是在村民自治、一事一議等民主發展進路趨于失效時，國家開始主動去支持農村發展。于是2006年取消了引發各種治理危機的農業稅并實行糧食直補，使鄉村社會又再次恢復平靜，同時它標志著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

反思六十年鄉村治理的基本邏輯，并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是繼承與完善的過程，并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首先，基層治理體系自身的完善，有效的維系著基層社會的基本秩序，保證了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其次，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并一直服務于現代國家建設的目標，由此各個時期的治理模式都有其合理的位置。

四、遺留的問題與當前鄉村治理的現實

取消農業稅后，國家開始全面支持農村的發展，無論是政府還是非政府組織都給予農村高度的關注，國家不僅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反而大規模向農村提供轉移支付，而且國家為了防止惠農資金的截流，開始實行資金直補到戶，通過以資源直接對接農戶來獲取農民的認同，獲得一種間接治理的目標。這使得農民對國家、對中央充滿了信任與感激，國家合法性在一種感恩的環境中得以增強，看似正在走向一種現代性的國家治理模式，但是對于基層治理問題仍然很多。

對于基層政權來說，由于農業稅的取消以及隨之而來的機構改革使得治理資源極為缺乏，很難再有能力和分散的小農打交道。尤其是取消農業稅后，基層政府與農民的親密接觸越來越少，利益渠道的消失使得他們感覺沒有必要去做出力不討好的事情，他們因此也逐漸遠離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這樣鄉村治理表面看來一團和氣，但是卻處于一種“無治理的狀態”，而一些研究者也稱之為“選擇性治理”，就是以農村基層政府為本位，對那些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對那些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討好的事就盡量不去管、不去做，有選擇性地展開行政作為 [9]。這樣無論基層的正式治理還是非正式治理都非常微弱，使得農村基本的公共服務極為缺乏。

因為基層政府的選擇性治理使得村民選舉越來越成為村莊的事情，而代表農民權利與利益表達機制的村民自治的實踐變得越來越困難，由于不再收取農業稅，很多缺少集體資源的村莊沒有人愿意參與干部競選，而集體資源富足的村莊選舉則因為灰色勢力的介入而變得異常激烈。這個時期農民的個體意識仍然沒有改變，農民的分散性使得村民自治難以達成共識，由于干部不再關心村民的生產與生活，很多村民也不再主動與村干部打交道，村民也不再關心村莊選舉，官民關系日漸淡薄。加上農民的流動性增強，大部分鄉村精英都流出了村莊，因此村莊內部處于“零治理”狀態。雖然缺乏治理，但是由于農民關系的淡化很多人不再愿意招惹麻煩，村民之間的沖突也因為接觸的減少而降低，莊村暫時并不會出現較大問題。但是這對于越來越原子化、陌生化的村民并不是好事，因為農民越來越難以合作，農村發展必須依靠集中資源，而組織農民的力量已經不復存在。而直補到戶的政策雖然可以強化國家的認同感，但是卻不能用來解決農村發展的基本設施建設，長期來看就如很多基層官員所說，因為資金分散并不利于農村發展。而對于國家來說，由于農村發展緩慢，而治理技術的變革雖然可以暫時緩解治理性危機的出現，但是新的危機又會出現，比如因為孝道衰落、金錢崇拜而導致的“倫理性危機”、選舉的混亂有可能帶來的“政治合法性困境”等等 [10]，這樣看來隨著潛在問題的增多，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也會日漸疏遠。

鄉村治理的完善是一個系統而復雜的工程，從其歷史演變邏輯來看，它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也是國家建設中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現代國家沒有完全建立，農民沒有“終結”之前，國家還需要與千萬的分散小農打交道，必須依靠基層政府去組織農民、發展農村，需要不斷地完善鄉村治理的路徑，一旦基層組織退出鄉村，現在的土地流轉、農村合作社等利民項目就很難辦，農村發展步伐就會顯得舉步維艱。因此當前在強調處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不斷增強農民的權利，拓展他們發展的空間時，也需要不斷總結經驗完善基層治理的模式，那樣鄉村發展會變得相對輕松。

第二篇：建國六十年中國工業化歷程

建國六十年：輝煌的工業化歷程

Post By：2009-8-23 20:50:00

窮鄉親

二十世紀世界上發生的巨大變化之一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的主要標志是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的實現。新中國在大約三十年的時間里，就從一個貧弱的農業國而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能夠同世界霸權主義國家抗衡的工業國，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格局，從而為當代中國的振興贏得了機迂。隨著歷史的延展，越來越顯示出毛澤東時代的決定性意義。

中國工業化是怎樣實現的？它經歷了怎樣一個艱巨豪邁的歷程？這是當代中國人不能不了解的事惰。

實現工業化向來是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明確的奮斗目標。在建國初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任務之后，毛澤東和黨中央就及時地把實現工業化的歷史任務提到中心日程，著手部署和規劃國家工業化建設的藍圖。這主要體現在1952年“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1953年國家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簡稱“一化三改”。）其主體就是迅速發展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1、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面勝利實現

從當時的惰況出發，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制定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冶金、燃料、動力、機器制造、化學工業等。計劃五年內國家投資總額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其中58.2%用于工業基本建設，新建一批規模巨大、技術先進的新工業部門，并要用現代先進技術擴大和改造原有的工業部門。一方面要合理地利用和改建東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地區城市已有的工業基礎，另一方面要開始在內地建設一批新的工業基地，以求大大提高我國工業生產的能力，并逐步改善不合理的生產力布局。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注意統籌兼顧、平衡協調發展，相應地發展農業、交通運輸業、輕工業、郵電業和商業以及文化教育事業等。正如毛澤東在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開幕詞中宣布的：“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33頁。）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部署和蘇聯的大力援助下，中國工業化建設出師大捷：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和任務提前一年勝利完成。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全國完成基本建設投資總額588億元，以156個大項目為中心，施工的限額以上的工礦建設項目694個。到1957年底，全部投產和部分投產的分別是428個和109個。固定資產新增492億元，是1952年的1.9倍。其中有許多大項目大建設，如：鞍山鋼鐵公司的三大工程— 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七號練鐵爐開工生產；馬鞍山鋼鐵公司、包頭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聯合企業新建施工；中國第一汽車制造廠（長春）建成并開始生產“解放牌”汽車；中國第一座拖拉機制造廠（洛陽）始建；第一座飛機制造廠建立并試制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第一座機床制造廠（沈陽）建成投產；第一座現代化的電子管廠（北京）建成并投產；第一座現代化的制造無線電元件的綜合性工廠— 華北無線電器材廠開工生產；西北第一座大發電廠— 西安第二發電廠建成；第一個天然石油基地— 玉門油礦建成。還有武漢長江大橋、衡陽湘江大橋建成并通車，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車等，都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創建和完成的。這些建設不僅填補了一些現代工業的空白，而且對一些老工業進行了技術改造，使中國工業的基礎和生產能力有了顯著提高。有許多重要的工業產品，如發電機、冶金和采礦設備、最新式金屬切削機床、汽車、噴氣式飛機等都是原來不能制造的，這時都能生產了。同時，由于大部分項目和投資投放于內地，（例如僅武漢就建立了武漢鋼鐵廠、武漢重型機床廠、武漢鍋爐廠、武昌造船廠、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等大企業）因此對改變舊中國工業過份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起了很大作用。

到195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到704億元，比1952年增長128.3%，年均增長18%。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鋼535萬噸，比1952年增長296%，為建國前最高年產量的5.8倍；煤產量達到1.3億噸，比1952年增長96%，為建國前最高年產量的2.1倍；發電量達到193.4億度，比1952年增長166%，為建國前最高年產量的3.2倍；水泥686萬噸，比1952年增長140%，等。各項指標大都提前和超額完成。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就，不僅有力地證明了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計劃經濟的科學、正確，而充分地顯示了共產黨在領導經濟建設、優其是發展工業方面的卓越能力和高超的效率。

2、大躍進運動功不可磨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的一片熱火朝天、全面勝利的局面下，毛主席決定進一步加快建設和發展的步伐。為此發出了“生產大躍進”的號召。1958年1月他說：“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簿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 “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和超過英國（指鋼產量）”。（《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50頁。）“要掀起一個生產建設高潮”。

大躍進運動雖然出現了許多失誤，但從中國工業發展史上看，其重要地位和偉大成就是不容否定的。對于工業建設來說，大躍進實現了現在人們說的“超常規”、“跨越性發展”。有許多大項目、大建設，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躍進中實施和取得的。例如在鋼鐵工業中，不僅興建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煉鋼廠武漢鋼鐵廠，而且還有邯鄲鋼鐵廠、濟南鋼鐵廠、杭州鋼鐵廠、廣州鋼鐵廠、南京鋼鐵廠、安陽鋼鐵廠、成都鋼鐵廠、柳州鋼鐵廠等，一大批大型鋼鐵企業都是在大躍進中開始建立的。同時，還有最大的煉鋼平爐在鞍鋼建成、出鋼，北京石景山鋼鐵廠首次進行氧氣頂吹練鋼技術試驗成功等。

在1958、59年實施和完成的其他重大建設項目還有：第一臺半導體收音機制造成功，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和第一臺黑白電視機研制成功（清華大學），第一臺40匹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第一臺內燃電動機車試制成功，第一部國產轎車“東風”（后為“紅旗”）牌轎車誕生，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貨論“躍進號”下水，第一臺138噸交流電力機車試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機廠（洛陽）建成投產，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臺每秒運算一萬次的電子數字計算機試制成功，我國最大的重型機器廠（國家重點鑄鍛件的生產中心之一）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富拉爾基建成、投產，另外，還有寶成鐵路、鷹廈鐵路、包蘭鐵路、黔桂鐵路建成通車，昆明鐵路同越南鐵路接軌通車，重慶的白沙沱長江大橋、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等。在公共設施建設方面，如首都人民大會堂、博物館、火車站、工人體育場等“十大建筑”。至于各地方開工、建立的工業、交通等各業項目以及“標志性”建筑就更多了。

這種大發展的勢頭一直持續到1960年。例如上海吳涇化工廠就是在1960年投建的。該廠是由我國自己設計、自己制造設備的大型氮肥廠，于1963年建成、投產，它對建立我國新興的化肥工業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僅在兩、三年時間內，國家就有這么多的項目投建、完成，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大躍進在當時之所以反響于世界，并不奇怪。

當然，由于當時基本建設戰線太長、工業鋪的攤子過大，投資超過了國力，因而造成農業和輕工業大幅度下降，消費品短缺，人民生活嚴重困難。但是大躍進給中國工業創造出的生產能力卻是空前的、巨大的。三年中，工業總產值以及主要產品的產量：鋼鐵、原媒、機床、發電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長。據統計，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躍進三年中開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建國到1979年三十年間新增練鋼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紡綻占25.9%等。（引自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15、416頁。）包括大躍進在內的整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基本建設投入共1206.09億元，建成大中型項目581個，新增固定資產861.82億元，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

談到大躍進，有些人總是講它的失誤和挫折，而無視它在中國工業建設史上的重耍地位和偉大成就。這是對歷史的歪曲。我們說：如果沒有大躍進中的那些工業成就，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將會推遲許多年。包括后來在六、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汽車、造船、機床制造、交通、國防工業、甚至“兩彈一星”的成就都將是個問號！

3、工業學大慶運動開創了中國工業建設的新局面

1961年初，為了克服困難，同時調整自大躍進以來被打破的某些經濟平衡關系，整頓經濟秩序，黨中央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此后黨中央還發布了《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制定了許多新的政策和措施。大幅度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和工業生產指標，對經濟發展中的重大比例關系、管理制度等進行了一系列調整，使其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和規律的基礎上，從而指導中國工業向更加積極、扎實、健康的軌道轉變。

正當中國工業處于調整、壓縮局面中，石油戰線卻發憤圖強、異軍突起，爆出了振動全國的喜訊。

為了解決我國工業發展的能源這一基礎問題，毛主席和黨中央對石油工業十分重視，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就把石油勘察、石油開采列為一項重要任務。1959年我國石油地質工作者在東北松遼盆地發現地下油田，當時命名為“大慶”。經黨中央的批準，1960年石油部調集來自全國石油戰線4萬名職工開進茫茫大草原，投入開發油田的大會戰。在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施工設備十分落戶、投資很少的情況下，硬是靠毛澤東提出的“革命加拚命”的精神，苦戰三年，創建了一個年產600萬噸的大油田和一個大練油廠。建設速度比蘇聯杜依瑪茲大油田快一倍。大慶油田是在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蘇修撤退專家、停止支援、卡我們的脖子的情況下，完全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創建的。大慶的事跡對當時的中國無異于成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使整個工業戰線受到振奮，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大慶的經驗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1964年發出了“學解放軍、學大慶”的號召。自此，全國工業戰線掀起了“學習大慶經驗、創大慶式企業，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道路”，培養“三老四嚴”良好作風的熱潮。（注：“三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人；“四嚴”：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

繼大慶油田的開發，接著又以同樣的方式開發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中國石油產量達1131萬噸，比1957年增加了6.75倍，從此中國石油實現了全部自給，靠“洋油”的時代就結束了！隨著中國現代石油工業基地的建成，與此相聯系的石油化工、化纖、塑料等一批新興工業也迅速建立起來。這標志著一個以石油、能源為領軍的新的工業模式的出現，中國工業發展開辟出新局面！

1965年我國采用國際先進技術，由自己設計的第一座維尼綸廠建成投產，這標志著中國的紡織工業開始向新興的合成纖維工業發展。

工業學大慶運動，以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為強大動力，給工業生產帶來新的活力。中國工業不僅完全從壓縮、下降局面中走出來，而且又大步、迅速地前進，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高峰。1962—1965年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7.9%，接近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增長速度。1965年工業總產值達1402億元，比1957年增長98.1%。八年中基本建設投資完成938億元，建成大中型項目531個。主要產品產量：鋼達到1223萬噸，比1957年增長1.3倍；煤達到2.32億噸，比1957年增長77%；發電量達到676億度，比1957年增長2.5倍；合成氨達到148.4萬噸，比1957年增長8.7倍等。其他產品，水泥、汽車、棉紗、食糖等產量都有很大增長。（引自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15頁。）

這時，中國工業的門類己初步建全。工業產品的品種，五年中增加了三萬多種，而且質量普遍提高，成本顯著降低。成為新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好的時期。1965年全國企業總數達到15.8萬個（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4.6萬個,集體所有制的11．2萬個），全國職工人數達到4965萬人（其中全民3738萬人、集體1227萬人）。

1963年在國民經濟己開始全面好轉的情況下，黨中央、國務院批準，拿出11億元，為全國40%的職工增加了工資。

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難時期，有人曾主張把國防和科技上的核試驗項目下馬，但毛主席和黨中央則頂住了壓力，堅持了研制“兩彈一星”的重大戰略決策。在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艱苦努力下，到1964年10月就成功地爆炸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1965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二顆。從此中國邁進了世界核大國的地位。

當有人大肆宣傳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失敗”時，難道不為中國在此后僅三、四年時間就奇跡般地涌現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而感到困惑嗎！

4、文革時期 — 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基本建成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建設史上，跨越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占了十多年。有人說：當時中國完全陷入政治運動、階級斗爭之中，而經濟發展“停滯”，“瀕臨崩潰的邊緣”。但事實證明了這種說法的荒涎不經。

“文革”十年正處于中國工業和科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在建立我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當時毛主席的“工業學大慶運動”、“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一系列指示下，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革委會對工業生產抓得是很緊的，都是將其作為反對霸權主義和修正主義的一項硬任務堅決完成的。雖然在個別年份由于派性和無政府主義的干擾，出現過生產和產量下降的情況，但從十多年總體上看工業發展仍是迅速的，決不是“停滯”和“緩慢”。設想十多年間工廠都是停止生產搞運動、整日開批判斗爭會那是十分離奇的！

這只要回顧一下那時國家在工業建設方面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暑，想想那時全國實施和建成的一系列大項目、大工程、骨干企業，辦的許許多多大事和取得的成就，事實就很清楚了。

首先，以石油、煤炭、電力為主的能源、動力工業為例。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間國家的投資就超過了500億元。在石油工業中，不僅擴建了大慶油田，而且新建了勝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遼河油田、中原油田、江漢長慶油田等。原油產量以每年平均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產量突破了1億噸，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發展之快是首當其沖的。在煤炭工業中，新建了山西高陽煤礦、山東兗州煤礦、河南平頂山煤礦、四川寶頂山煤礦、新疆哈密露天煤礦等一系列新的大型企業。由于石油、煤炭工業的迅速發展，一大批新的化工，化肥企業也在當時建立起來。如兗州煤礦新建了魯南大化肥廠等。在電力工業中，僅全國新建的大型發電站就有：劉家峽水電站、丹江口水電站、龔咀水電站、黃龍灘水電站、碧口水電站、八盤峽水電站以及唐山陡河發電廠、山東萊蕪火力發電廠等。中國首座核電站 — 秦山核電站開始建造。各地興建的的中小型發電站就更多，每年都有大批投建，到1975年僅小型水電站全國就有5萬多，1978年達9萬多座。十年間中國能源產量年均增長率達到9.2%。這大大高于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人們知道，到2007年，全國石油產量才1.87億噸，29年時間才比1978年增長了79%倍，遠遠低于從1949—1978年增幅的866.08倍！可以說，如果沒有文革時期石油、媒炭、電力等許多大型工業基地的建立和迅速發展，我國八、九十年代的整個能源供應將是大問題，與此相關的化工、化肥、化纖等許多工業門類也不會發展起來。同時，文革時期建材工業也有迅速發展，如各縣都建立了水泥廠，1978年全國小水泥廠達到3400個，還有許多在建中，每年以幾百家的速度投產。

適應當時國防建設和備戰的需要，六、七十年代黨中央采取了以內地“三線建設”為重點的方針。從1965年到七十年代中期，國家在“三線建設”中投資達2050億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十堰第二汽車基地、六盤水工業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制造、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等新的工業基地，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狀況大大改變。全國有許多著名的大企業，如湖北二汽、貴州鋁廠、邯鄲大型水泥廠、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江油特殊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山東萊蕪鋼鐵廠、山東拖拉機廠、推土機廠等也都是那時創建的。至于各地建設的大型骨干企業就更多了。到七十年代末期僅“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就由原來的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了3.92倍。這極大地促進了中西部經濟、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對于改善工業布局，克服過于集中于東部沿海大城市的狀況，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人們看到，改革開放以后一改原來的指導方針，實行以東部沿海地區為重點、向沿海地區傾斜的方針，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資金“孔雀東南飛”，造成地區差別和社會矛盾迅速擴大。可想而知，如無過去“三線”建設時期的基礎，目前中西部的經濟發展還會更加落后。

新興工業，如電子工業，到1979年全國已建立了2000多個電子企業，職工隊伍達到100多萬人。全國建設了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自1956年以來，23年間電子工業產值年均增長20.3%。并擁有相當規模的生產和研究裝備。初步形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部門。人們知道，目前中國己作為一個電子產品的生產大國出現在世界，電視、電腦、電話等產品和自動控制技術己廣泛運用于生產、辦公、普通家庭。但是應該知道，這些現代科技產品的核心技術的研發、攻關和形成工業生產能力卻都是在改革前的六、七十年代實現的。例如到七十年代末，我國研制的機算機型號就達到了200多種，專業生產廠有十多家，生產計算機2300余臺。電視機年產達249.2萬臺。早在1974年四川長虹電子企業就上了彩電生產線，開始生產彩電。到七十年代末，電視、電話等產品就開始在部分家庭里使用。而到了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電子工業曾一度出現了不景氣。因此說，如果不搞改革，這些現代科技產品和裝備定會更快地在廣大群眾中普及。當主流媒體大肆宣傳目前電視、電惱、電話的發展成就時，殊不知它并不能記在改革開放的功績薄上。

為了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和技術，加強我國工業的薄弱環節，以滿足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1972年以后，毛澤東、周恩來批準以“四三方案”為中心的引進國外成套設備的報告。先后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了26個大項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還有武鋼一米七軋機，3個大電站、43套綜合采煤機、1套彩色顯象管成套生產技術以及透明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通過這些引進，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山東勝利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北京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化纖維聯合企業、福建維尼綸廠、四川維尼綸廠以及大慶化肥廠、南京棲霞山化肥廠、遼河化肥廠、洞庭氮肥廠、四川瀘州和貴州赤水天燃氣化肥廠等國內一大批現代企業。并且它們都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這些都大大增強了我國化工、化肥、化纖等工業的生產能力。其中13套大化肥項目就占全國化肥總生產能力的1／5。1976年我國自己設計、制造的三十噸乙烯工程（1973年動工）在北京石化總廠建成、投產。在這些大化肥項目的帶動下，七十年代各地也大辦化肥工業，1978年全國小氮肥廠就達1534個。這直接為八十年代的農業增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創造了條件。

中國的汽車工業，自從五十年代建立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之后，又對當時基礎較好的全國四個汽車制配廠進行技術改造，在六十年代初形成了南京、上海、北京、濟南四個汽車制造廠。文革時期，在建立湖北二汽、四川汽車制造廠（后為重慶）、陜西汽車制造廠等項目的帶動下，全國各地的汽車工業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七十年代末遍布全國各地的汽車制造廠近200家。1980年全國的汽車產量達22.2萬輛，由建國初汽車工業的空白點，擠身于世界汽車制造行列的第14位。與其同時，機床年產量達13.4萬臺，拖拉機產量達9.8萬臺，手扶拖拉機21.8萬臺等，這些都主要是在文革期間發展起來的。

最令人睹目的是國防工業和航天工業。自１９６４年我國第一次核爆炸試驗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后期,共成功進行了16次核爆炸試驗，還有第一枚導彈發射成功、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第一次運載火箭發射成功、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第一艘核潛艇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發射的地球衛星成功等，可以說成果一顆接一顆，捷報一個接一個，勇往直前，直上云天。十幾年的時間就突破了歷史上的“八個第一”，成功發射了8顆人造衛星等。使中國成為繼美、蘇之后第三個核武和航天大國。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這是繼1964年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之后，在核工業領域取得的又一個震驚世界的壯舉。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便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從原子彈到氫彈兩個發展階段質的跨越。

又如中國的造船工業，自1958年建造萬噸級“大躍進”號和六十年代建造“東風”號、“安源”號等遠洋貨船之后，到七十年代初迅速發展到建造二萬五千噸的貨船（1971年上海江南造船廠“長風”號下水），還有七千五百噸的客貨兩用船。1974年之后，自造的萬噸級船舶一艘又一艘下水，速度越來越快。1974年生產的船舶噸位數和艘數就比1965年增長了近10倍。其中有能夠沖破三米厚冰層的破冰船、三千噸的海洋地質綜合調查船、七千六百噸的雙體石油鉆井船、深海上的油臺船、萬噸級的挖泥船以及巨型深塢船等。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逐步提高到造五萬噸和十萬噸級巨輪的水平。由此中國迅速邁進世界造船大國的行列。

文革期間，在鐵路、公路、航空、大橋梁建設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驚人的。十多年間，先后建成了成昆鐵路、湘黔鐵路、川黔鐵路、襄渝鐵路、焦枝鐵路、枝柳鐵路、京通鐵路、陽安鐵路等十多條鐵路干線，還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岡山公路在內的許多貫穿各省城鄉的公路干線。到1979年，全國鐵路通車里程達五萬多公里，有復線的八千多公里，并且開始了電氣化鐵路建設。內燃機車也投入使用。鐵路貨運量達十億萬噸。全國公路通車里程達80萬多公里，全國兩千多個縣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大大改變了全國交通干線落后的狀況。尤其顯著的是，當時的鐵路、公路干線建設大多是在西南地區高山峻嶺的復雜地形條件中施工的，施工過程極其困難、艱苦。像成昆鐵路，全程僅打鑿隧道就有427個，架橋梁991座，其工程艱難程度在世界鐵路建設史上少有。工人階級、技術人員硬是靠發揚“敢啃硬骨頭”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戰勝困難，譜寫了人類建設史上最豪邁的篇章。

在交通發展的同時，中國的大橋梁建設步入新階段。1968年世界聞名的大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此后，十年間又先后建成了長沙湘江大橋、山東省北鎮黃河大橋、前扶松花江大橋、浙江省蘭江大橋、蚌埠新淮河大橋、上海黃浦江大橋、閩青大橋、洛陽黃河大橋、田莊臺遼河大橋、江蘇省淮南大橋、五河淮河大橋、重慶長江大橋等，使我國大橋梁建設無論在設計施工水平，還是在建設速度上都跨入到世界先進的行列。

其他在大港口建設、長距離輸油管道建設、高壓遠距離輸電變電工程、載波通信干線工程，衛星通信地面站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發展，施工能力和技術水平上了新臺階，成為建國以來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時期。

從歷史上看，中國在基礎工業方面投入規模最大、建立企業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一是“大躍進”時期，二是“文革”時期。“大躍進”時期所建立的企業有少數在“調整”時期下了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來形勢好轉時又陸續恢復發展起來）與其不同，“文革”時期的工業建設卻謹慎得多，穩健得多，項目建設一個成功一個，幾乎找不到有任何效益不好的企業。在包括文革在內的整個“三五”、“四五”計劃期間，國家基本建設總投入達3116.42億元，（統計到1977年）新增固定資產2157.40億元，全部建成投產大中型項目1691個。到1979年工業企業總數達到35.5萬個，（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8.4萬個,集體企業27.1萬個）,是1965年的2.25倍，而且企業規模普遍擴大,其中大中型企業有4500個。例如全國鋼鐵企業就有984個，有色金屬企業945個。1978年全國職工總數近一億人（9967萬人,其中全民制7693萬人、集體制2274萬人）,比1965年增長70％以上。

主要產品的產量：1978年鋼產量達3178萬噸，超過了英、法、意、德，成為繼美、蘇、日之后的第四位國家；石油產量達10405萬噸，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原煤6.18億噸，居世界第三位；全國發電設備容量達5712.21萬千瓦，年發電量達2566.5億千瓦時，分別是1965年的3.43倍、3.78倍，居世界第七位；棉紗達238萬噸，居世界第一位；化肥達869萬噸，居世界第五位，等等。水泥達6524萬噸。

中國工業的門類，如果說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躍進運動、國民經濟調整和工業學大慶運動，到六十年代中期己初步建全，那么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中國的工業體系不僅進一步建全，而且在基礎、實力上大大增強。對比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是上了一個大臺階。這時各主要工業部門的設備、生產領力和產量都進入世界比較靠前的行列。在技術上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中國工業己經發展成一個包括冶金、鋼鐵、原材料、燃料動力、汽車、機械制造、化工、輕紡、有機工業、電子、航天、核工業、國防工業等大型工業基地、之間相互關聯而又配套的完整體系。中國從建國初連手扶拖拉機、縫紉機等都不能制造的落后農業國，發展到這時己經成為能夠生產制造各種機床、拖拉機、汽車、火車、巨輪、坦克、飛機、戰艦、各種精密議器、核發電站、電子計算機、電視、原子彈、氫彈、核潛艇以及發射導彈、運載火箭，衛星等等的工業大國。而且是在沒有任何外國援助、合作的情況下完全由自己設計、自己制造。這大大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其關鍵性的步驟都是在“文革”時期完成的。

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標準：工業化的要求是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即工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占主要地位，重工業在整個工業中占顯著優勢；能自行設計和制造各種主要的機器設備、原材料和各種消費品；有相應的化學、動力、運輸和輕工業等。那么可以說這一目標到了七十年代末就基本實現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基本建立起來。這也同1975年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代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在1980年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判斷完全相符。

鄧小平在1980年12月也講：“經過三十一年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交企業單位己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比它們大，建設的速度也比它們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56、357頁。）這說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國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就建立起來了。中國工業從不存在“發展緩慢”的問題！如果沒有當時工業發展上的巨大成就，中國靠什么戰勝美、蘇兩個霸權主義？怎么能夠打破他們的封鎖、制裁、禁運以及軍事侵犯？世界頭號霸權主義國家的總統尼克松能前來北京與毛主席會見嗎！

人們知道，世界上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工業化的主要指標，就是看其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70%以上）。根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1978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4231.0億元，占當時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是74%，農業的比重是26%。這與1952年工、農業產值是30%與64%的比重相比，完全是根本的改變。這標志著中國從此進入工業化時代。

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工業不僅在國民經濟總量中高達75%以上，而且門類齊全，尤其是一個掌握核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等現代工業類型的國家。即使與現代的各工業國家相比，中國許多產品的產量和技術水平也列前幾位。按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說法：'中國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在國防力量和航天工業上，則躍居世界第三位。主要物質生產部門采用了大機器生產，電力、媒炭、燃油成為主要的動力源；農業上達到了半機械化程度等。從主要的經濟指標上看，當時的中國當之無愧地稱得上是一個工業化國家。中國以東方巨人的恣態開始崎立于世界！

第三篇：年鄉村治理工作方案

0 2020 年鄉村治理工作方案

為全面貫徹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和縣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實施方案，按照省、市鄉村振興領導小組工作部署，結合縣鄉鄉村治理工作實際，特制定如下實施方案：

一、總體要求

(一)加強宣傳推動。各村要采取多樣化宣傳媒介，堅持因時、因事、因人制宜地選擇適當的宣傳形式，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做好宣傳工作，把《指導意見》精神講全面、講明白、講透徹，提高宣傳工作的針對性和時效性。各村要結合本村工作實際，全面學習傳達、深刻領會文件精神實質，認真硏究提出貫徹落實措施，各站辦所每年在鄉里發表以“鄉村治理”為主題的宣傳稿件。

(ニ)強化組織推動。各村要成立專門組織機構，把鄉村治理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各村要及時向上級報告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展情況時，要將鄉村治理工作情況作為重要內容。

(三)抓好試點示范創建。在鄉村分別開展試點示范創建，根據我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發展情況，圍繞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打造一批可復制、可推

廣的“三治結合”新路徑、新模式。

(四)納入績效考核。各村要認真對照重點任務清單，對涉及本村的工作任務逐條細化分解明確責任人和完成時限，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工作。

二、主要任務

（一）完善村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發揮黨員在鄉村治理中的先鋒模范作用

建立村級組織體系，村黨組織全面領導村民委員會及村務監督委員會、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合作組織和其他經濟社會組織履行好各自職能。組織黨員在議事決策中宣傳黨的主張，執行黨組織決定，推動黨員在鄉村治理中帶頭示范，帶動群眾全面參與。

(二)規范村級組織工作事務、全面實施陽光工程

清理整頓村級組織承擔的行政事務多、各種檢查評比事項多問題。規范村級各種工作臺賬和各類蓋章證明事項，規范村級會計委托代理制，加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審計監督，開展村干部任期和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完善黨務、村務、財務“三公開”制度，推廣村級事務“陽光公開”監管平臺，推進村級事務即時公開。

(三)増強村民自治組織能力、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

健全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完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充分發揮村民委員會、治安維護協助、社情民意通達等

方面的作用。創新協商議事形式和活動載體，依托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議事會等鼓勵農村開展村民說事、民情墾談、百姓議事、婦女議事等各類協商活動。為農民提供“一門式辦理”“一站式服務”，構建線上線下相結合的鄉村便民服務體系。

(四)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値觀、培育鄉風文明

通過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農民夜校等渠道，組織農民群眾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加強村規民約建設，建立健全村規民約監督和獎懲機制，發揮紅白理事會等組織作用。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大力開展文明村鎮、農村文明家庭星級文明戶、五好家庭等創建活動，開展鄉風評議，弘揚道德新風。加強基層文化產品供給、文化陣地建設文化活動開展和文化人才培養，加強傳統村落保護。因地制宜廣泛開展鄉村文化體育活動。

(五)推進法治鄉村建設、加強農村法律服務供給

規范農村基層行政執法程序，加強村里行政執法人員業務培訓。大力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創建，深入開展“法律進鄉村”活動，實施農村“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培育批以村干部、人民調解員為重點的“法治帶頭人”。深入開展農村法治宣傳教育。

(六)加強平安鄉村建設、健全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機制

推進農村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落實平安建設領導責任

制，大力推行“一村一輔警”機制，扎實開展智慧農村警務室建設。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健全防范打擊長效機制。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人民調解員隊伍，加強人民調解工作。探索建立“互聯網網格管理”服務管理模式。

(七)規范鄉村小微權力運行、健全小微權力監督制度

織密農村基層權力運行“廉政防護網”，大力開展農村基層微腐敗整治，推進農村巡察工作，嚴肅查處侵害農民利益的腐敗行為。

三、保障措施

(一)支持多方主體參與鄉村治理

加強婦聯、團支部、殘協等組織建設。積極發揮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區社會組織作用。堅持專業化、職業化、規范化，完善培養選拔機制。探索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農村社會工作和志愿服務發展。

(二)建立協同推進機制

嚴格落實責任，加強部門聯動，建立鄉村治理工作協同運行機制。鄉黨委農村工作部門要發揮牽頭抓總作用，強化統籌協調、具體指導和督促落實，對鄉村治理工作情況開展督導，對鄉村治理政策措施開展評估。組織、宣傳、政法、民政司法行政、公安等相關部門要按照各自職責，強化政策、資源和力量配備，加強工作指導，做好協同配合，形成工作

合力。

(三)強化各項保障

加強鄉村治理人才隊伍建設，聚合各類人才資源。加強鄉村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設施裝備保障，落實鄉村治理經費。切實保障村干部基本報酬，建立健全與績效考核相掛鉤的報酬兌現機制。有計劃、分層次開展村干部培訓。堅決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鼓勵各地創新鄉村治理機制。組織開展鄉村治理示范村鎮創建活動，大力選樹宣傳鄉村治理各類先進典型，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四)加強分類指導

對于需要普遍執行和貫徹落實的政策措施，要加大工作力度，逐級壓實責任，明確時間進度，盡快取得實效。對于需要繼續探索的事項，要組織開展改革試點，勇于探索創新，及時總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加快在面上推廣。對于鼓勵提倡的做法，要有針對性地借鑒吸收，形成適合本地的鄉村治理機制。

第四篇：讀《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有感

讀《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有感

周雪光，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博士、社會學系講座教授。《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是他積十年中國鄉村的田野觀察，以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方式真實地體驗中國鄉村基層治理和基層社會，潛心研究中國國家治理制度的一個階段性總結。洋洋灑灑三百多萬字不僅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個他親歷的“故事”,更從這些微觀的小事件中梳理出回應國家治理這一宏大問題的理論脈絡，作為一個海外學者的學術精神令人感佩。尤其是他從兩個村莊的修路故事，一個政府部門的檢查驗收過程這些或大或小的現象背后，努力尋找把握國家治理的邏輯線索，使我這個曾經有過基層治理工作經歷的“過來人”頗受啟發，獲益良多。

《國家治理邏輯與中國社會》

在本書的第三單元《國家治理邏輯與中國社會》一章中關于通往集體債務之路：兩個村莊的故事一節，作者為我們呈現了一幅似曾相識的基層工作話劇。作者寫到：“國家治理邏輯貫穿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實執行過程之中，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必然遭遇官僚體制和基層社會各自的組織邏輯。正是在這些不同制度邏輯的相互作用中，在基層官員的應對策略中，在民眾百姓的具體反應中，國家治理邏輯獲得具體、實在的呈現，并在國家、基層政府、民眾的日常互動過程中被重新塑造。”在此，先讓我們從作者講述的發生在本世紀初，桑干河畔中國北方一處叫做上坡村和下坡村，被挑選出來的兩個村鎮參加的“村村通”項目，切入話題。

上坡村和下坡村彼此相鄰，都種植同樣的農作物——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樹木。兩個村的田地緊挨著，在一些地方還犬牙交錯，這兩個村的相似之處僅限于此。在其他的諸多方面，這兩個村可謂大相徑庭。多年來，上坡村在對待上級布置的任務像是一個帶頭人，多次率先進行創新改革，而下坡村都是扮演著追隨效仿的角色，而且力度有限、規模較小。這兩個村如此較大差異的原因，看似來自這兩個村不同的領導班子。上坡村有一個穩定的權威中心康書記，他多年來既是黨支部書記又是村委會主任。而下坡村卻相反，村領導經常更換變動。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為人們爭奪領導位置，比這更糟糕的是，村里很少有人對村領導的職位感興趣。這背后隱藏的邏輯為何？

在“村村通”項目動工前夕，這兩個村的集體資產也有很大差異。上坡村每年有30余萬元穩定的村集體收入，寬敞的村委會大院，驕傲地展示著該村的政績和經濟成就。下坡村則是相形見絀。每年勉強1萬元村集體收入，村委會大院混亂無序、房子破舊不堪、無人照料。

由此來看，這兩個村莊對“村村通”項目截然不同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上坡村的康書記主動要求參加這一項目；而下坡村現任龍書記卻是百般推諉，最后在各種壓力下才不得已勉強參與。

這樣，無論兩位村書記的態度是興高采烈還是勉為其難，到了2004年夏天，這兩個村開始了“村村通”項目的啟動。那么，兩個村莊是如何填補這個項目的巨大資金缺口的呢？在動員資源應對任務以及隨后債務危機的過程中，又有哪些機制在發生作用呢？作者通過跟蹤調查，首先為我們描述了兩個村莊相同的資源動員情形，主要是兩個渠道來填補修路項目的資金缺口——捐款和舉債籌資。

政府的“村村通”項目資金只能支付修路所需的水泥，兩個村都需要流動資金來啟動項目。下坡村的龍書記預支了來年的承包費，收到了一筆村外捐款，還賣掉了一些集體種植的樹木。這樣，龍書記手上總計有了大約3萬元。上坡村做得更好。村黨支部號召每位村民捐款，得到了村民的熱烈響應。康書記走訪了他的社會關系網，特別是那些與村民家庭有關系，現在城市工作的親戚朋友。這樣，上坡村總共得到了22萬元的啟動資金。同時，兩個村的村民都表示愿意為修路出義務工。

對這個貧困地區而言，這些資金動員的成果還是相當可觀的，()但是，這些數額遠不能填補資金缺口。待到此項目竣工之時，上坡村修建了4.5公里的公路，為此集體負債大約63萬元；下坡村修建了1.5公里，負債大約20萬元。對兩個村而言，這些債務都是天文數字，而且是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堆積而成的。

那么，這兩個村的領導是如何融資拆借來應對如此大的資金缺口的呢？兩個村都采取了相同的策略——賒賬。它們向許多債權人借債，而且沒有明確還款期限。獲得信用的主要機制是非正式社會關系，即大多數賒賬都是通過非正式社會關系和社區基礎上的信任實現的。比如通過社會關系得到那些與本村有血緣或親情聯系但居住在外地的富裕人家的捐款。

隨著水泥道路的完工通車，人們最初的興奮和感激漸漸散去，兌現賒欠承諾的壓力開始不斷升溫，即償還“村村通”項目巨額債務的第二輪任務開始了。這些債務和討債活動對村干部產生了巨大壓力，特別是康書記的壓力尤為不堪。雖然這些債務是村集體所欠，但大多數借款都是基于個人關系，還債的責任都落在了他個人身上。

時間到了2008年末，“村村通”項目完工后的第四年，下坡村僅剩下2.5萬元債務，可望在今后兩三年內還清。由于下坡村動員能力有限，修路規模不大，債務也相應有限，所以可以比較從容地應對債務壓力。

與下坡村相比，康書記和他的上坡村則無可奈何地要面對來自上下左右潮水般涌來的討債人群。

在簡要敘述的以上故事中，我們看到兩個村莊對待政府發起的公共項目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處理方式，而它們也因此有明顯不同的經歷，其產生的債務壓力對村莊集體治理基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個村莊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集體資產幾近被掏空；而另一個村莊的集體資產基本沒有受到大的損傷。

工程竣工后，積極貫徹執行政府工程的村干部得到了獎勵，而貫徹執行不利的村干部被冷落在一邊。康書記被鎮政府評選為“模范黨支部書記”,并在全鎮干部大會上得到表彰，而下坡村龍書記在來年換屆時被換掉了。

在以上描述的情景中，我們不難發現有兩個相互關聯的過程貫穿始中。第一個過程是有關“政治”的故事，這是一個有關基層政府組織執行國家政策，以及政府官員與村干部之間互動的邏輯。第二個過程是有關“社會”的故事，即社會制度、村莊內部和村莊間社會網絡關系如何動員資源、解決問題、應對危機的邏輯。官僚制邏輯規定著地方官員在執行國家政策中的應對策略和行為，而社會制度邏輯則塑造了當地行動者在資源動員和解決地方問題中的行動策略。

作者在“討論與小結”一節中寫到：

在當前社會這一大背景下，官僚制邏輯的關鍵是對上負責的激勵設計和任務環境。在政府內部，上級官員對下級常說的一句話是：我不管你的過程是什么，我只要結果。下級則力圖貫徹執行好這些要求，完成自上而下布置的任務，以便在政績競賽中獲勝，至少不會為沒有完成任務而影響仕途；為了達成這一目的，下級費盡心思、各方周旋，很難顧及完成任務對這些地區的長遠影響。

作者寫到：

這里的故事表明，公共政策雖然有著良好的目標，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可能對鄉村社會機體造成極大傷害，弱化集體治理的基礎。因此，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國家和地方性社會制度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作用，及其對鄉村治理可能產生的與初衷相悖的影響。

在體制內的工作中，我們不難理解在上述“村村通”項目中觀察到的國家及其政策的積極主動角色，且既具有“高度現代化意識形態”,又有強大組織能力來實施它“以行政手段來安排自然和社會”的抱負。而村莊和地方性社區的公民社會發育不良，無力抵制政府項目的強制性推行，難以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利益。

一個問題油然而生：

隨著一條條負債而來的修路工程，究競是延長了還是縮短了有良好初衷的國家政策與鄉村民眾之間的心理距離呢？一個高效率、高能力的政府體制到底是為了誰、為了什么目標呢？

無疑，政府公共工程的失敗會削弱公共信任的基礎，也極大地削弱了集體權威的基礎；積極的政府干預還可能會阻礙自治的公共空間的出現，從而削弱公共產品供給中非正式責任的機制。換句話說，就是陷政府于無限全責的尷尬，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會成為問題的一部分。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既應該是我們對工作認識的邏輯起點，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2011年起我區麥子店街道開展的“問需、問計、問政于民”,圍繞解決政府難點，群眾關心的熱點，在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和促進居民群眾有序參與這兩個方面做文章，初步形成了黨的領導、政府負責、居民自治、社會參與、法治保障的“黨政群共商共治”模式。在提高城市精細化管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今天，政府需要重構自己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制度建設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互信關系，在制度層面上承認各種利益群體合法組織起來的權利，防止某些社會力量在抗爭中形成尋租、共謀，演變成反對力量。其次，將各種社會力量的利益訴求納入法治軌道進行規范，讓各種利益群體在一個公平、公開的程序中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達成共識，達成妥協，再把它轉換成政策。這在我們現行的人民民主和協商民主體制框架下，都是有著廣闊的實踐空間的。

總之，在良性互動中促進社會共識、完善公共治理，這是我們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形成“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生動實踐的重要目標和現實途經。

以上，是為粗讀《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的點滴心得。

（朝陽區國資委黨委書記 劉勇）

第五篇：鄉村組織的運作邏輯與村莊民主建設的治理方向

鄉村組織的運作邏輯與村莊民主建設的治理方向

2014年06月05日 00:00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 作者：韓鵬云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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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行政體制和鄉村社會變遷的共同作用下，鄉村組織呈現出“策略維控—能人治村”和“發展主義—富人治村”兩種運作邏輯。這種“能人”、“富人”治村的現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導致村莊寡頭政治，從而對村莊民主建設產生消極影響甚至形成阻礙的隱患。為糾偏并更好地完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應逐步推動鄉村組織治理轉型和村莊民主治理規則的重塑。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隨著政治學研究重心的下沉，鄉村政治研究日益成為顯學，以村莊選舉為主要內容的村莊民主政治建設成為學術界的公共性話題。但隨著對村莊選舉實踐過程研究的深入，卻逐步發現選舉之后村莊常態治理過程中的民主建設更為關鍵：村級重大事務是否能由群眾真正民主決策，村民的自治權力是否被虛置、漠視或侵犯，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關系是否依然緊張等等，歸結到一點，即村民自治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是否能真正落實到位[①]。這些問題顯然已經溢出了村莊選舉的范圍而成為選后村民自治或村莊權力結構的常態治理問題，但作為治理問題又必然難以繞開鄉村治理中的主導性主體——鄉村兩級組織。

當前學術研究領域對鄉村組織運作與村莊民主建設關系的認知往往有簡單化的傾向：認為稅費改革之前，迫于壓力型體制下的資源汲取任務，鄉村兩級組織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對村民自治進行干預，從而鉗制了村莊民主政治建設；但隨著稅費任務的取消和利益共同體的瓦解，鄉村組織失去了對村民自治進行管控的動力，轉而全力支持村民自治，村莊民主政治建設因而獲得了巨大的推進空間。在這一相對簡單化的邏輯推演中，鄉村組織被呈現為一個抽象化的逐利實體，自身多樣化的運行邏輯隱匿不見，村民自治也往往被簡單化和靜態化，其內部權力結構配置的機理也難以展示出來。筆者認為，這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斷只注重了利益的關聯，卻忽視了鄉村組織運作和村莊民主建設之間邏輯關聯的內在連續性：為了維持自身更好地運作，鄉鎮組織會將官僚機器壓力型體制所分解下壓的任務貫徹到村級組織，而為了確保自身意圖的實現又會通過多種正式或非正式方式“有意向”地選擇“好用”的村級組織和村干部。由于治理公共規則的不完善，這些“好用”的村級組織和村干部在選后治理中又往往傾向于依附鄉鎮政權按照原有的方式來推進治理，因而選舉只是增加了新權威的合法性，并沒有促成選舉后基層政權和村民權利關系的制度性改變，這會對村莊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造成消極影響甚至是阻礙。這一邏輯的真實性已被諸多有關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實地調查所證實[②]。

仍需要揭示的是，后稅費時代的當下，鄉村組織的“意圖”是什么，呈現出什么樣的特性，而“好用”的村組織和干部又呈現出什么樣的特性，二者會對村莊民主建設產生什么重要影響。筆者認為，鄉村組織在后稅費時代的當下具有社會管理和推動發展兩方面的意圖，呈現出“策略維控”和“發展主義”兩方面的運作邏輯，而據此選擇的“好用”村級組織和干部則是“能人”和“富人”型，而“能人治村”和“富人治村”可能會發展成“寡頭政治”，進而對村莊民主建設產生負面影響，要消除這一隱患則需要鄉村組織治理的轉型和基層民主治理規則的不斷完善。

二、鄉村組織的“策略維控—能人治村”邏輯

針對基層政府對鄉村社會的治理，學術界的既有研究集中在“簡約主義”范式。黃宗智認為在基層政府對鄉村社會的治理實踐中，一直采用半正式的方式來進行半行政式的治理，即利用非正式組織或非正式方式（比如利用非體制鄉村精英進行司法調解等）來完成對鄉村社會的治理。他認為這是中國基層政權所具有的一種獨特的運作邏輯，并認為這種運作邏輯可能會在塑造中國特色的政治現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③]。但筆者認為，“簡約主義”所依托的是鄉村社會共同體的“權力文化網絡”和較為穩固的“禮治”秩序，而在后稅費時代的當下，“簡約主義”已成為一種理想，現實則是多種規則并行的“結構混亂”和“無公德個人”的盛行。面對這一現實，基層政府只能推行“復合治理”[④]，即針對不同的事務和不同的情況適用不同的規則，其運作不再是“簡約主義”式而是“策略維控”式。鄉鎮政權“策略維控”的運行邏輯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是“策略”，主要指鄉鎮政權缺乏穩定、抽象和普遍主義的運作規則，而是功利主義地將各類方法、技術、規則、手段和策略——不論其性質和實施成本如何——作為運作的規則[⑤]。其二是“維控”，主要指在“策略主義”運作的基礎上，鄉鎮政權只能維持基本的管理秩序，對鄉村社會的公共品需求或其他社會問題難以實現有效回應，甚至還會借助各種非正式策略來應對各種突發性問題。

“策略維控”運行邏輯的產生是由政治與社會結構決定的。鄉鎮組織位于國家與社會的“接點”位置，從而處于壓力型體制、鄉土社會和自身官僚制這三者關系的型塑之中，這三者之間的互動、博弈及相互矛盾塑造了其運作邏輯：首先是政治行政體制所帶來的“壓力型體制”。鄉鎮組織處于行政體系的末梢位置注定了其承擔著最為繁重的考核壓力和管理任務，也即“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多方面的任務致使鄉鎮難以依靠制度化和正規化的手段來完成目標，只能依靠各種非正式的策略手段予以維持和應對。其次是鄉村社會的管理特性和自身變遷。鄉村社會在生產生活方面具有自身的規律和節奏，往往表現為不規整性和非程式化，同時，在市場經濟的沖刷下，傳統“禮治”正在瓦解，而現代的公共規則遠未建立，鄉村社會已經成為權威和秩序并衰的地帶，從而各種“謀利型上訪”、“釘子戶”層出不窮。面對這些問題，鄉鎮組織只能運用策略進行維持控制，而無法徹底解決。再次是鄉鎮組織運作的“策略維控”邏輯更與本身的現實狀態有關。在稅費取消后，國家開始對鄉鎮組織多方規訓：通過“法律下鄉”約束其行政行為，在取消稅費的基礎上對財政轉移支付進行嚴格管控以約束其經濟行為。鄉鎮組織在多方約束下成為一個資源匱乏、權力衰弱的官僚化組織，為了維持自身的運轉并完成各項管理任務，只能采取多種非正式的動員或應急策略，從而表現出強烈的策略性和維控特征。

鄉鎮政權“策略維控”的運作邏輯必然會影響到村級治理。為了實現“策略維控”的意圖，鄉鎮政權更愿意通過多種正式或非正式方式支持和選擇“能人”型干部進入村委會并領導村級組織，從而導致村級組織表現出強烈的“能人治村”邏輯。鄉鎮政權“策略維控”的運行邏輯之所以與“能人治村”的邏輯捆綁，主要原因在于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能人”型的村委領導或村級組織能貫徹執行鄉鎮所分解的任務指標，策略性地完成上級下達的各種“政務”。壓力型體制下的鄉鎮往往為減輕自身壓力會將各種任務指標分解給村莊完成，尤其是隨著后稅費時代資源下鄉的推進，各項自上而下的升級達標任務逐步增加，在全國很多地區，為了推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和更好地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村級組織被要求“坐班”，村委干部的工資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并嚴格考核兌現。面對上級強力的監督考核和諸多繁重的“政務”，只有“能人”型的村干部或村級組織才能比較靈活而又策略地通過多種“變通”方式來較好地完成任務。

另一方面是“能人”型的村委領導或村級組織能“擺平”鄉村社會的“越軌者”，策略性地完成鄉村社會的各種“村務”。鄉村社會的“越軌者”主要指各種“釘子戶”、意圖謀利的上訪者乃至各路灰色勢力等，這些人破壞了鄉村社會的正常秩序甚至成為鄉鎮政權的“反制者”。例如一些謀利型的上訪戶往往不斷地越級上訪，鄉鎮政府為息訪只能滿足上訪戶的各種要求，而沒有原則的妥協又導致新一輪的上訪謀利，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又如在建設道路或水利等基礎設施的過程中，“釘子戶”往往為私利提出過分要求，造成“少數決定多數”的局面，最終導致公共品供給的失敗。對于這些“越軌者”，往往只有“能人”型的村干部或村級組織通過多種非正式手段或策略才能“擺平”。

三、鄉村組織的“發展主義—富人治村”邏輯

鄉鎮組織“策略維控”的運行邏輯主要側重于行使社會管理職能方面，此外，還有鄉村經濟發展的“發展主義”邏輯。當前學術界針對基層鄉鎮政府作為利益主體推動當地鄉村經濟發展的現象已進行過相關探討。戴慕珍（Jean Oi)將鄉鎮的角色比擬成公司，沃爾德（Walder Andrew)提出地方政府即“廠商”。張靜和楊善華則分別提出了“基層政權經營者”和“謀利型政權經營者”概念。可以說不論是“公司”、“廠商”還是“政權經營者”，在研究指向上都集中于政府推動鄉村社會的經濟發展，都可以被納入“發展主義”的范疇之中。筆者認為，“發展主義”是后發現代化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遵循的一種現代化意識形態，其影響已完全滲入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之中，鄉鎮“發展主義”的內涵可以簡略地概括為兩個相關方面：首先是鄉鎮往往將“經濟發展”作為工作的重心，并作為考量自身或村級組織工作績效的主導性標準，而在考量過程中經濟發展又往往被簡化為GDP或其他經濟指數的增長。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鄉鎮政府都會瞄準“農地”財政，以“合村并居”來進行土地增減掛鉤進而獲取建設用地指標，用以推動小城鎮發展或“農地工業化”等。其次是鄉鎮往往借用“發展”的話語來塑造農業和農村，即把農業和農村看成是需要改造升級的對象。“發展機器一般采取將社會現實問題化的手段”[⑥]，也即往往將農業看成是需要升級的落后產業，將農民看成是有待帶動致富的落后群體，而發展則被認為是解決所有問題的必經之路。

鄉鎮“發展主義”的運作邏輯亦是由其“接點”位置所決定的。其一，鄉鎮處于整個行政科層制的末端，“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推動和多種“發展主義”任務的下壓使鄉鎮成為最終的承接點，鄉村的發展必須經由鄉鎮來最終推動和實施。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國家權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尤其是鄉鎮政府開始運用政策或非政策手段來干預整個鄉村場域的經濟發展，鄉鎮政府開始扮演起“發展型地方主義”的角色[⑦]。其二，除了科層的控制之外，上級政府和基層鄉鎮政府在發展的主題上還存在委托代理關系，即上級政府賦予基層鄉鎮政府相應的權利來使用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使基層鄉鎮政府能夠獲得相應的報酬，這些報酬包括兩個方面：鄉鎮政府在當地經濟發展中可以獲得利益，經濟發展速度越快獲利越多；鄉鎮政府領導可以在經濟發展中獲得較好的政治評價，從而為政治升遷增加重要的籌碼。其三，鄉村社會對鄉鎮“發展主義”有潛在需求。鄉村社會身處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潮之中，基層政府竭力推動的發展確實是鄉村社會的迫切需求，例如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亦可以帶動農民增收。但另一方面，發展又往往會以農村土地資源或自然環境為代價，農民在當前獲利的同時卻損失了未來的利益增量。

鄉鎮政權“發展主義”的運作邏輯必然連帶到村級組織，甚至在很多地區，村級組織被要求完成有關發展的多項任務指標，甚至被動員起來直接參與其中。比如，有些地區的村委主要領導被要求外出招商引資，并必須完成相應的任務量。這一捆綁連帶式的邏輯必然要求村級組織和村干部能服務發展、帶動發展，也正是在這一邏輯的直接影響下，鄉村兩級組織對“富人治村”有強烈偏好，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

一是發展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對鄉村的社會發展價值觀起到了建構和支配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時候會極端化為一種霸權式的強制性話語，不論是鄉鎮政府和普通村民都受到深刻影響。國家在基層組織建設中的提倡“雙帶雙培工程”，指村級組織把黨員培養成致富帶頭人，把致富帶頭人中的先進分子培養成黨員，黨員帶領群眾共同發展，黨組織帶領致富帶頭人不斷進步。但在發展主義話語的支配下，在實際的操作中往往將“雙帶雙培”簡化為培養富人中的積極分子入黨并成為村級組織的主要領導來帶領群眾發展致富，富人治村即代表了發展，甚至成為發展的標尺。

二是富人有較為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具有較為雄厚的財力，不僅能幫鄉村組織分擔發展主義所要求的各項任務指標，帶來發展的政績，而且能利用其自身優勢彌補鄉村兩級組織財力的不足，甚至支撐起日益衰退的政治權威。例如，很多富人自己“掏腰包”去興建村里的基礎設施，并且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本及關系網絡去跑項目、發展集體經濟。可以說，富人治村在“發展主義”成為強勢話語的背景下，是鄉村兩級組織的最優選擇。

四、“能富治村”與村莊寡頭政治的隱憂

鄉村組織“策略維控”和“發展主義”的運行邏輯，注定了在村莊治理過程中偏好“能人治村”、“富人治村”，即在社會管理上要“能”，經濟發展上要“富”。盡管全國不同類型的地區對“策略維控”和“發展主義”的強調各有側重，“能人治村”和“富人治村”有程度上的差異，但在邏輯上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在實踐中，“能人治村”和“富人治村”往往二位一體，即又“能”又“富”，可以統稱為“能富治村”。

問題是，“能富治村”的實際績效如何，能否實現鄉村兩級組織所預期的“良治”。筆者在全國多個地區的鄉村調研證實，“能富治村”在推動鄉村社會管理和經濟發展方面確實作出了貢獻，績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能人”、“富人”具有較強的開拓創新精神和魄力，能積極主動地加強村莊管理，維護村莊的穩定，同時積極規劃鄉村建設，對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引領作用；利用自身社會關系或資源積極找思路、想辦法，結合當地優勢條件，通過招商引資或調整經濟結構等各方面的努力來推動村莊的經濟發展。客觀地說，鄉村兩級組織的期望通過“能富治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

有研究指出，“能富治村”對村莊民主建設也產生了積極影響，認為“經濟老板”進入農村公共管理系統，有利于培養和造就一個既有領導才干又有公共精神的農村中間階層，帶領整個村莊開創民主全局[⑧]。甚至有研究認為，這樣的群體在掌握著農村社會財富的同時，也日益掌握農村的政治權力，由于他們在政治經濟地位上與傳統的鄉紳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被稱為“新鄉紳”，他們的治理被稱為“新鄉紳治理”[⑨]。對此筆者則不認同。傳統鄉紳是傳統鄉村社會的精英階層，扮演者近似于“民選”官員的角色，屬于民又處于民之上層。他們在鄉村社會貫徹朝廷的政令，又充當鄉村社會的政治領袖或利益代表[⑩]。鄉紳在國家和鄉村社會中發揮媒介作用，一方面將國家的意識形態引入鄉村社會以實現對鄉村的教化，另一方面又作為權威來維護地方性規范和鄉村社會秩序。可以說，傳統鄉紳治理是一種低成本而有效的治理模式。但“能富治村”與“鄉紳治理”卻有質的區別，其關鍵點即在于“鄉紳治理”是一種自治邏輯，而“能富治村”本質上卻是行政邏輯，這種行政邏輯不僅指在村民選舉中，鄉鎮政府基于“好用”干部的偏好進行干預或管控，更指在選后的村莊治理過程中，鄉鎮通過多種方式將村委干部和村級組織“準行政化”的行為。正是由于這一本質的區別造成了“鄉紳治理”與“能富治村”不同的治理表現：前者更多關注鄉村事務本身，會積極回應村莊內部的治理需求，可以說鄉紳的聲譽和地位與村莊內部的高度認可緊密相關；而后者則更多地關注基層政府的指示或任務，并無強大的動力或壓力去回應村莊的治理需求；前者的權威更多建立在公平仁愛的行為方式上，而后者則更關注村莊發展的政績。

因此，筆者不認同目前學術界有關“新鄉紳”主政的觀點。“能富治村”并非天然地就能促進村莊民主政治建設，甚至還存在為了在村莊選舉中勝出而進行賄選或引入灰黑勢力破壞選舉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能富治村”有發展為村莊“寡頭政治”的隱患，即在村級組織內部或村莊范圍內有可能形成少數人的專斷，俗稱“一言堂”。而村莊寡頭政治一旦形成，將會對整個村莊治理造成極大影響。首先，“能人”或“富人”治理一方面會在經濟實力、社會活動力等方面設立門檻，無形之中將大多數人阻擋在村莊權力網絡之外，使普通村民難以真正公平地參與到村莊政治民主進程中[11]。另一方面，如果權力得不到有效約束，往往會造成村民的正當權利和切身利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容易引發群眾上訪或群體性事件。同時，這種狀況長久持續會導致群眾對鄉村兩級組織合法性認同的流失，從而不利于國家政權建設。其次，“能人”或“富人”之所以競選加入村級組織，往往有對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在后稅費時代，國家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并開始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以工補農，國家和社會資源開始大規模“下鄉”以推動鄉村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治村“能人”或“富人”憑借其治村權往往變相壟斷或霸占項目及村莊集體資源，排斥普通村民參與分享國家惠農的利益，進而導致鄉村治理“內卷化”。

需要強調的是，“能富治村”并不必然導致“寡頭政治”，但在鄉村組織運行邏輯的促動下，在村莊民主治理規則不完善的條件下，卻有著極大的隱憂。筆者在全國各地的調研中已經發現了諸多此類現象，這應引起我們的警醒和反思，即鄉村組織應如何矯正現行的邏輯，村莊民主建設的推進又該從何處著手。

五、鄉村組織治理轉型與村莊民主治理規則的重塑

盡管“能富治村”有演變為“寡頭政治”的可能，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禁止“能人”或“富人”進入村級組織，因為作為村莊精英，他們在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中確實會起到引領作用，是應該善加利用的重要力量。當前務實的選擇應是揚長避短，推動其發揮積極作用，抑制其消極方面，推動鄉村組織的治理轉型和村莊民主治理規則的重塑，引導“能富治村”走向新的發展。

首先是推動鄉村組織的治理轉型。“能富治村”主要是基層鄉鎮政府行政邏輯推動的結果，“策略維控”和“發展主義”目的都在于通過“能富治村”來轉嫁上級下達的行政任務，這一行政邏輯的根源又在于國家機器的壓力型體制和基層鄉鎮自身財權及權威的衰退。因此，促進村莊民主政治建設首先應推動鄉村組織的治理轉型。一是要革除壓力型體制所帶來的體制弊病。鄉鎮政權是各項任務的實際執行者，對政策是否符合當地的管理和發展實際最有發言權，但現行的壓力型體制只強調“自上而下”的執行，卻沒有更順暢地開啟“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饋機制，從而導致有效管理變成“策略維控”，經濟發展演化成單向度的“發展主義”。鑒于此，政府應在組織結構和制度環境方面進行相應的變革，使政策執行和政策反饋相結合，從而在保證政策“一統性”的同時保證政策的“靈活性”[12]。二是要充實鄉鎮組織財力，增強其基礎性權力。后稅費時代，經過多次體制改革的鄉鎮政府處于財政資源匱乏和基礎性權力弱小的境地，在這一狀況下要求其以正規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和良好的治理秩序恐難實現，鄉鎮只能借助“能富治村”來充實管理能力，推動發展目標的實現。要消除這種現象，國家應針對鄉鎮建立起與其職責相應的公共財政制度并賦予其相應的權威，保障其享有充足而合理的財政資源，增強其管理、服務鄉村社會的基礎性權力，從而真正按照公共治理原則來監督和維護村莊的民主政治建設。

其次是重塑村莊民主治理的規則。針對基層民主有可能演變為“寡頭政治”的情況，在推動鄉鎮組織治理轉型，破除“能富治村”所遵循的行政邏輯的同時，更要在村民自治的基礎上建立起村莊民主治理的規則。“能富治村”本身并非壞事，主要看是否能在村莊治理規則的約束下導向良性的治理。一是要夯實村民選舉程序，對賄選和破壞選舉等行為進行堅決打擊，確保選舉程序的公正、公開、透明是推進村莊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保障。二是確保村民自治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村民自治講求三個民主：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三項民主的順利推進主要依靠村莊權力結構的合理架構和權力約束的制度化建設。當前的村民自治法規定，村莊中的重大事項涉及村民和村集體利益的問題可由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按照多數人的意見進行民主決策，但實際操作中村級組織往往利用裁量權將諸多需要多數群眾民主決策的事項只在村委班子討論通過，貌似合法卻規避了約束；同時村民自治法規定，黨員代表和群眾代表應在村級組織的決策、管理和監督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在實際操作中黨員代表和群眾代表往往由村委班子“內定”或“指定”，反而為村級組織按照自身意志行事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在全國一些地區被視為村莊民主政治建設制度創新的村民議事會和村民監事會也往往遵循了類似的邏輯，由于議事會成員和監事會成員在很大程度上未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進而在具體需要發揮作用的事務中被“俘獲”，村委主要領導的意志決定了村委班子的意志，而村委班子的意志則通過議事會和監事會獲得了村莊場域中的“合法性”，同時也失去了民主決策、管理和監督的本質。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村莊民主政治建設并非沒有制度拓展空間，主要原因在于諸多措施沒有按照現代公共規則的方式予以切實地貫徹落實，或者說權力結構的配置沒有制度化。村莊民主政治建設并非難事，主要在于將村民自治做實做細，權力結構合理且制度化必然能夠推動村莊民主政治建設的進程。三是提高村民民主素養，使其向現代公民逐步轉變。村莊政治民主建設最終還是要依靠村民來推進，村民的參與熱情和理性的參與意識是必備的基礎性條件。村民只有不斷學習各種基層民主政治活動的常識和要求，不斷地積累參政議政的能力并形成民主習慣，才能由村民向善于行使自身權利并以此來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現代公民轉變，這是全面貫徹基層政治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說，又是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所在。

注釋：

[①]參見仝志輝《“后選舉時代”的鄉村政治和鄉村政治研究》，《學習與實踐》2006年第5期。

[②]參見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浙江人民出版2000年版，第175~214頁。

[③]參見黃宗智《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開放時代》2008年第3期。

[④]參見狄金華《被困的治理：一個華中鄉鎮中的復合治理（1980—2009）》，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⑤]參見歐陽靜《策略主義——桔鎮運作的邏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

[⑥]葉敬忠：《發展、另一種發展與發展之外》，《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⑦]彭勃：《社會沖突困局與地方發展主義》，《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年第2期。

[⑧]參見張文《“老板村官”現象興起的原因及作用分析》，《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8年第4期。

[⑨]參見楊國勇、朱海倫《“新鄉紳”主政與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6期。

[⑩]參見楊海坤、曹尋真《中國鄉村自治的歷史根源、現實問題和前景展望》，《江淮論壇》2010年第3期。

[11]參見趙曉峰、林輝煌《富人治村的社會吸納機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對浙東先鋒村青年農民精英治村實踐的考察》，《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4期。

[12]參見周雪光《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一個政府行為的制度邏輯》，《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