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治理理論的本質及其實現邏輯

治理理論的本質及其實現邏輯

[摘要]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行政與管理的新理念，治理理論備受推崇。目前，主流學界對治理理論的界定，突出其多元協商及網絡參與。這誠然提出了治理與傳統管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差異，但不能解釋治理與傳統管理的根本區別。治理理論與傳統管理理念的一個本質差異在于，前者打破了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變了科層制格局的等級恒定法則。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發揮對整體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因此，治理理論要真正取代傳統管理，重點之一在于能夠構建參與者共同的價值認同。在具有共同價值認同之下，各個部分才可能低成本地進行協商和參與，實現真正的治理。[關鍵詞]治理理論;公共管理;價值認同;社會中心論;政府主導論;網絡參與論;科層制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487(2017)03-0050-16 [收稿日期]2016-09-3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沿海大型項目環境風險及其整體性治理研究”(16BZZ079)。[作者簡介]王剛(1979-)，男，山東即墨人，博士，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海洋環境治理研究;宋鍇業(1992-)，男，山東威海人，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

一、問題的提出

治理理論①(governance theory)是20世紀末興起于西方社會的公共管理學科下頗具影響的理論之一。作為對國家(政府)、市場失靈的反思以及全球合作共治、新地區主義等現實的回應，治理理論自其誕生之日便強烈沖擊了傳統管理理念，被視為認識及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分析框架和理論工具，并迅速確立起自己的主要思想意涵(如主體多元協商、責任模糊互滲)，得到相關研究者的基本認同，成為國際學術界最為前沿的一門“顯學”。隨著主流學界賦予“governance”以更豐富和宏觀的理論意圖，治理理論開始涉及地方(local)、社會(society)、次國家(sub-national)、國家(national)、全球(global)等諸多論域[1]，成為一個包含不同意蘊，乃至可以映射任何事物的“流行詞匯”*2+。治理理論表面認同的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分歧。關于治理的本質，主流學界始終未在基本認同的基礎上形成整體性解釋，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闡釋表征，其一致共意僅局限于工具層面。

從經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治理的本體論解讀依然多立足于“現代國家與社會結構變化”的規范分析框架，認為治理的實質在于“所偏重的統治機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權威或制裁”*3+，突出其“主體多元協商”及“網絡參與共治”，這誠然“捕獲”了治理與傳統管理的重要差異，但并未解釋治理與傳統管理的根本區別。因為這種治理的本質認知很容易造成治理與傳統管理的邊界混淆，導致治理泛化為其他管理形式，甚至于許多非治理行為也被冠以治理之名。基于這一本質認知也帶來了一系列對治理理論的誤讀，從而產生了部分學者將治理等同于新公共管理，國家治理等同于政府治理等思想誤區[4]。將治理理論進行適應性改造以契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顯然從思想上就否認了治理與傳統(政府)管理的本質不同[1]。進而言之，主體多元、參與協商、網絡治理等語義轉變并不能構成治理與傳統管理差異的充要條件，也并不能解釋治理取代傳統管理的實現邏輯。有鑒于此，在治理理論概念趨模糊化以及治理的本質把握依然不清晰的背后，我們有必要對治理理論進行更為深刻的剖析，正如王詩宗所言，“治理理論需要提出進一步更具解釋力的基本假設”*5+。因此，本文試圖在治理理論研究的主流學術話語的基礎上進一步追問兩個命題：其一，治理理論相較于傳統管理的本質差異是什么?其二，治理理論作為傳統管理的一個連續譜系，其取代傳統管理的實現邏輯是什么?我們嘗試理解并捕獲治理理論本質及其實現邏輯的關鍵變量，以便進一步明晰治理的實質與實現要義。

二、文獻回顧：從管理到治理的譜系變遷

傳統管理理念普遍倡導偏重“技術理性”與“價值中立”的科層制。這一由韋伯最早提出的“烏托邦”式的理想管理模式，主要特征可概括為：強調集權，在既定章程與規則約束范圍內，通過等級形成的權威影響所產生的行動模式[6]。但以科層制為模式的傳統管理無疑會造成政府的能力負載，引發政府失靈現象。而政府失靈時，市場也難以補缺遺漏。于是學界開始探索政府與市場以外的第三種應對機制。20世紀90年代，世界銀行與經濟合作組織倡導的治理理論更強調主體的多元化，公正看待第三部門參與，使得傳統管理理念進一步深化，由此二者成為一個不可割裂的連續譜系。誠然，從詞源學角度來說，“治理”(governance)與其同源詞“統治”(government)都有管理、控制之意，并交叉使用。但其誕生伊始，治理的概念始終存在迷惑[7]。Kooiman 和Vliet認為治理是非外部強加的秩序的產生[8](P64)。Salamon 和Elliott則將治理視為一種通過現代努力的協同性來滿足人類需求的工具，其強調合作與授權而不是等級與控制[9]。在關于治理的界定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該委員會將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10+。關于治理理論，學界有著悠久的研究傳統，已有研究呈現出社會中心論、政府主導論、網絡參與論三種主要路徑。

(一)社會中心論：作為“自治”的治理

該路徑的治理理論強調在“個體中心觀”視角下進行消解政府“統治”的實踐，即沒有政府的自治治理。這一路徑的代表學者羅西瑙(Rosenau)在其《沒有政府的治理》一書中提出，“無政府狀態就是不考慮普遍原則、規章、程序等的非等級式統治”*11+。其更意似于一種“前理想社會”式的非現實論。就其事實意義來說，作為自治治理的社會中心論更多的是立足個體中心觀的秩序建構，其肯定了在沒有政府狀態下進行合理治理的可能性，推翻了傳統管理理念中政府的一元主體地位，從而形成更良好的秩序建構或秩序層級。而該意涵的治理理論發展到現在逐漸形成了“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研究導向。即治理的實質就是公民社會的自組織網絡，它是一個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由個人組成的介于“公域”與“私域”之間的多元且自主的領域[12](P80)。也即無論政府、公民還是私人部門，任何個體都不擁有解決所有問題的知識與信息，傳統管理所產生的主體間的相互取替在治理理論中被主體間的依賴共生所取代，公民、各種社會組織將與政府平等治理各種問題。

(二)政府主導論：作為“管治”的治理

該路徑的治理理論是與“社會中心論”相呼應出現的對治理理論意涵的重新修正和逆向路徑，是一種主張“國家中心主義”視角下維持政府“統治”的理論。Stoker曾言，“治理所求的終歸是創造條件以保證社會秩序。因此治理的產出與統治并無任何不同，如果有所差異，也只在于過程”*3+。而在確立秩序的過程中，權力才是秩序建設的核心力量，政府才是合法權力的唯一擁有者。因此，作為“管治”的治理實際上即是政府自身的革新重塑[13]。該路徑的研究者肯定了政府由于其擁有的財政資源等獨特優勢[14]從而在治理體系中扮演的“元治理”(meta-governance)角色。元治理在堅持社會中心論基本內涵的同時，更為強調國家(政府)在治理體系中扮演的遠景構設、規則制定、行動協調等重要作用。在這一意義上，重新修正的治理理論(即元治理)與社會中心論路徑的本質區別在于，前一路徑強調治理過程中國家(政府)的脫離，后一路徑則強調協調治理過程中政府對其他主體的影響，其實質正如羅茨(Rhodes)所言，“是管理的新含義，是一種新的管理過程”*15+。(三)網絡參與論：作為“合作”的治理

該路徑的治理理論試圖基于“網絡結構”*16+(network structure)②的框架整合“社會中心論”與“政府主導論”兩種研究途徑。一方面，其吸納了“社會中心論”的某些觀點，將公民社會組織視為區別于傳統管理的新的治理主體;另一方面，其承認一個高效、法治的政府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當代主流學界對治理理論③的概念界定與意涵認知也主要集中在這一路徑上，這也是治理理論的最終走向[13]。作為“合作”的治理，其立足點是純粹的“多元主義觀”，政府只是整體管理系統中的一元，公民、市場、社會組織等與政府處于近乎等同地位，各個主體之間通過共享公共權力的良性互動形成多元行動網絡，政府不再是聯系各個主體的必然環節。其實質正如羅茨(Rhodes)所言，是多元參與主體通過資源的相互依賴和經常性互動，培育出共同價值觀，形成一套解決問題的方式，或者說是“多元利益轉化為集體行動和實現社會行為體對行動服從的手段方法等”*17+。在這一意義上，國家衰落、網絡轉向等信仰與實踐上更多的協商與約定成為治理的目標所向[18]。通過對前述三種路徑的簡單描摹，我們可以得到以下認知：其一，已有治理理論的研究路徑經歷了“社會中心—政府主導—網絡參與”的連續變遷。在這一變遷過程中，主流學界逐漸對治理的概念意涵形成了一定的共識，但對治理的本質及其與傳統管理的對比依然停留在“社會中心”或“政府主導”的基本分析框架，對治理體系中不同主體的互動關系局限于“誰主誰次”的層面，這依然不能回答“治理的實質及其取替傳統管理的實現邏輯”這一核心議題。而且社會中心論強調消解政府這一主體，政府主導論將政府這一主體請回到元治理的行動位置上，網絡參與論則將前兩種研究路徑進行了理論整合。可以觀察到，治理的三種研究路徑并非是涇渭分明的，更多的是以政府等其他主體在整個治理行動網絡中的地位及與其他主體的相互關系作為治理與傳統管理的劃界標準。這種對治理的本質認知極易導致治理與傳統管理之間發生誤讀，使得一些與治理的基本價值理念相違背的非治理行為由于具有主體多元等表象特征而被歸結為治理行為，如申建林和姚曉強認為，一些學者將村民自治等同于鄉村治理是對治理理論的明顯誤讀[4]。村民自治中雖然存在主體多元的治理表征，但是主體之間依然存在著主要與次要的關系，即村干部與鄉村精英左右決策，而普通民眾對村集體決策的影響微乎其微，管理色彩較為濃厚;其二，治理理論的三種研究路徑演變告訴我們，治理作為一個理論范式始終處于動態的嬗變過程中，這誠然是由于治理過程本身的動態模糊所致，但恰恰也是治理范式的這種動態特性，促使我們有必要找到貫穿于三種治理研究路徑中體現出的治理的特質。簡而言之，無論不同研究路徑的治理理論存在多大的理論互斥性，其應該都包含著治理理論的本質要義與實現要求。

三、治理的本質：消解“主次關系”的圖式

前已述及，傳統管理與治理是一個連續譜系，后者建立在對前者質疑的基礎上，其共同演繹了治理路徑的嬗變邏輯，并使治理理論呈現出不言自明的本體特質，呈現出一種更為寬泛的意涵[19]。有鑒于此，基于敘事的一貫性，本文認為有必要通過治理與傳統管理的差異對比來捕獲治理的實質。由表1可以觀察到，治理理論顯著打破了傳統管理理念以政府為中心的等級制，是建立在資源交換、權力依賴的基礎上，把有效管理看作政府與社會的合作過程。治理脫離了原初的單一層，將管理的最小分析單元從個體轉移到網絡[20]。政府、公民、社會組織等不同行動體“以信任和合作為治理機制，共享共同權力，共治社會事務，共分公共收益。兼具權力格局分權化、政策過程分割化、治理結構扁平化等特征[21]。由此，筆者認為，治理理論之所以能取替傳統管理，其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打破了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變了科層制格局的等級恒定法則。[FL)](一)治理打破了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

有研究者認為：“多元化的治理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關系。”*22+這可以看作是對治理本質認識的端倪。Stoker曾指出，所謂權力依賴(power-dependence)主要包括三個維度：第一，致力于集體行動的組織必須依靠其他組織;第二，各組織以資源交換、共同談判為手段來達成目標;第三，資源交換結果受制于各參與者的個體環境，也受制于整體游戲規則及整體參與環境。可以觀察到，依據權力依賴的概念，任一投身于集體行動的組織都需要借助其他組織的力量來進行資源交換，并合作達成共同目標[23]。進一步而言，治理理論中多元主體間的權力依賴關系，使得整個治理環境變成互依互賴的整體。在對特定社會公共事務的處理過程中，與被處理客體相關的利益主體只能通過彼此有限資源的交換，以共同談判的形式采取一致的集體行動，從而搭建起“全面參與④”模式。在該模式中，任一利益主體都沒有處理該社會公共事務的全部知識與資源，對被處理客體的權力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管理中的國家(政府)。而各主體間囿于只能平等互賴、全面參與，才能針對特定社會公共事務達成協商一致的行動策略，使得多元主體間的“主次”界限也逐漸模糊。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治理理論顯著促使了公共權力的重新配置與社會運作秩序的再次調整，在這一重構過程中，治理主體間逐漸形成了無“主次”的伙伴關系，打破了傳統管理中各個主體間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治理理論帶來的“主次關系”轉向也進一步佐證了這一觀點：一方面，從國家層面來看，“草根NGO”等邊緣化主體越來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15年實施的新環保法還從法律視角賦予了700多個非政府環保組織以“環境公益訴訟主體”的資格;另一方面，從全球環境治理的現狀來看，治理理論影響下的國際環境治理體系也正處于嬗變之中，它改變了以往大國主導一切決定一切的“主次模式”，一些小國也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譬如，就碳排放治理等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召開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正是由于拉美、非洲國家等全球治理體系中“次主體”的反對，192個參與主體國最終只形成了一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性草案。由此，傳統管理視角中的“主次關系”模式在國家乃至全球層面的治理實踐中被“反形塑”，主要、次要的格式化模式逐漸消弭于治理理論所建構的“權力依賴網”。(二)治理理論改變了傳統管理科層制格局的等級恒定法則

傳統管理的組織基礎是層級節制的科層制布局，以“等級恒定”(hierarchy constant)為法則。科層組織內部等級森嚴，權威自上而下按照“金字塔”式的階梯方式固化確立，形成恒定等級。而治理理論中囿于任一參與主體都只是整體中的特定部分，彼此單獨行動都無法解決特定問題，在權力依賴的情況下就產生了網絡制格局。網絡制格局包括不同行動體之間的非分散聯結，具體而言是針對特定公共事務的信息共享、決策共議、行動共商等。它攻擊了傳統管理的等級式制度，建立起互信基礎上弱化中央控制的非分層系統，搭建起扁平化的管理合作網絡。由此，我們認為傳統管理與治理理論一定意義上也是“科層制格局”與“網絡制格局”的建構性沖突。后者與前者的本質區別在于，網絡制格局下的治理理論對科層制格局下傳統管理“等級恒定”的悖逆。

這種“等級恒定”的悖逆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在網絡制格局中，傳統的權力和權威已失去了其核心作用[24]，如果網絡中權力的控制作用依然強大，網絡便會退化成科層，因此即便部分主體(通常是政府)囿于多量的資源占有可能在治理體系中具有更大的正式權力，但是網絡制格局中任一主體都不能隨意對其他主體施以壓力，這意味著“等級式”的傳統管理模式逐漸向“誘導色彩”濃厚的引導式管理發展。當然，即便網絡制格局中存在這種引導式行為，但并沒有形式性的命令等級或科層鏈條貫穿其中[25]。在這一意義上，治理間接促成了“政治以及傳統層級統治與社會自主治理之間的互補”*26+(P54-90)，使得其中的任何參與主體都肩負普遍的責任與義務;另一方面，科層制格局的凝結要素是以權威為基礎的。不同主體權威的差異塑造了主體間的等級結構，而等級結構反過來又鞏固了主體的權威，但網絡制格局中作為組織凝結要素的合法權威逐漸被“信任”所取代，并成為多元主體間合作互賴的粘合劑。信任成為多元主體的實質聯結紐帶，意味著法律等制度性要素對網絡制格局中的諸多主體所帶來的約束與限制趨于寬松，傳統等級式的上下級關系也自然逐步消解。

值得說明的是，治理理論對科層制格局“等級恒定”的改變并不意味著完全取替[5]。在涉及經濟、政治體制等需要“權威”作用的關鍵領域[27]，治理往往需要與科層協作以延展其作用半徑。再從價值視角來看，科層制對“效率”等“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⑤的追崇導致工具理性的不斷膨脹必然是以價值理性的不斷喪失為結果的，這使得“實質合理性”(essential rationality)墮于次要地位。而治理理論則是一種消解主次關系的圖式，呈現出“形式與實質合理性”殊途的同歸。在這一同歸的過程中，如果沒有等級結構保證“形式合理”，治理的“實質合理”追求往往也難以有效實現。所以，治理的宏觀意圖并不是簡單的單向度關注，其諸多主張改變了既有理論的藩籬，但也有對科層等級的融合保留⑥。

基于前述研究，本文認為治理相較于傳統管理的本質在于：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發揮對整體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按黑格爾(Hegel)的觀點，自古希臘羅馬哲學到德國古典哲學，對整體與部分這對哲學范疇，通常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直接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即整體由部分構成，部分間及部分與整體間沒有內在聯系;另一種則是有機的、聯系的。后一種解釋按照唯物辯證法的敘事觀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整體的性能態勢及其變化會影響部分的性能態勢及變化;另一方面，部分也能約束整體，甚至于一定條件下，關鍵部分會對整體狀態起決定作用。在傳統管理體系中，各個部分更傾向于第一種機械聯系，政府作為關鍵部分處于核心地位，發揮主導作用。社會組織、公民等處于被動、從屬的非關鍵部分，部分之間的聯系并不緊密。而治理理論顯著打破了這一論斷，政府、社會組織、公民在作為整體的治理體系中，都隸屬于關鍵部分，對整體格局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各個關鍵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也十分緊密，從而推翻了“機械”的傳統管理形式。

國外學界有部分研究者提出的“生態治理”(ecological governance)⑦概念已經開始觸及治理的這一核心本質。“生態治理”與傳統管理“機械唯物”視角的不同之處在于，其主張用一種有機、生態的視角視察管理行為。但是，研究者們在“治理”前冠以“生態”的名稱，又反映了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是治理的核心特質。事實上，生態治理在組織結構、決策過程等諸多維度都呈現出與傳統管理的本質區別，其諸多主張都體現了治理的本質要義：其一，生態治理中的每個參與主體都在明確的原則和核心價值觀的規范下依據各自使命進行運作;其二，該理論下的組織結構由網絡結構取代了層次結構，具體而言是相互關聯的參與主體基于動態網絡整合成的連貫統一體;其三，生態治理的決策過程要求整個治理體系中的每一個參與主體都有權力和責任參與到決策當中，如回應外部需求、與其他主體相聯系，故而其決策是建立在參與、民主及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其四，生態治理的權威相較于建立在科層基礎上的“職位權威”更具流動性，且系統中的每一參與主體都沒有超越其他主體的權威[28]。

四、治理本質思想的展開：多元價值觀

長期以來，治理理論研究者圍繞治理相較于傳統管理的本質形成了三種研究路徑，貫穿于三種路徑中的核心就在于：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發揮對整體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那么，將治理的這一本質思想展開，我們可以發現其內在包含著一種多元價值的思考，這一點可以從治理誕生的外圍淵源去探討。既有研究者指出，治理理論誕生于福利國家危機、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大背景之下[29]，這只是從現實的角度，而非理論的角度指出治理理論何以能在20世紀下半葉風靡全球。盡管有研究者捕捉到公共選擇理論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等治理理論的外圍淵源[1]，但少有相關研究指出及證明，發軔于20世紀的語言哲學(linguistic philosophy)⑧及后現代哲學(postmodernism philosophy)也對治理理論的形成及演變有著重要影響。毋庸置疑，這兩個重要哲學流派的諸多主張都與治理理論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契合。(一)治理理論的外圍淵源：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 在治理誕生的20世紀，西方哲學也在歷經著重大變革。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以《邏輯哲學論》(1921年)一書將分析哲學推向高點，又在《哲學研究》(1953年)中提出語言哲學的觀點對分析哲學進行了全面批判，并親手“埋葬”了其此前推崇的分析哲學[30]。語言哲學也逐漸成為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哲學的主流。而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的發展變化，其基礎都建立在語言的轉向上，并與對理性的認知息息相關。前者高舉解構形而上學與建構完全理性兩面大旗，將一切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后者在繼承前者解構形而上學的同時，又改變了前者對完全理性的推崇。雖然二者都以解構形而上學為發端，但對理性奴役的反叛卻肇始于語言哲學，這種反叛延續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又引起后現代哲學的誕生，后者繼承了前者對傳統“形而上”的批判，并將其外延至文學、藝術等其他領域。1.語言哲學對分析哲學的“埋葬”及其與治理理論的契合

在前維特根斯坦時期(即分析哲學時期)，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一書中基于傳統形而上學的崩潰聲稱，語言與現實行為之間只是一種意義賦予的關聯，這一闡釋源自于維特根斯坦對弗雷格(Frege)和羅素(Russell)批判認知理論和反心理主義的繼承[30]，即忽略認知、思維、意向、意指等心理意義上的概念對現實行為的影響，可以表達為：“語言—現實”的“指謂模型”。但語言與認知等概念實際上是緊密相連的。因此，維特根斯坦在意識到指謂模型的立論錯誤之后，又以語言哲學的概念對形而上學進行了重新批判。在語言哲學的理論殿堂中，語言并不直接反映現實行為，認知對現實行為也具有實質影響，可表達為：“語言—認知—現實”的形式。在反應現實行為的過程中，語言通常是落后于認知的需要，即語言符號是有局限的。由此，前維特根斯坦到后維特根斯坦，即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的變遷過程中，語言與認知的主次界限逐漸模糊，前者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

而后維特根斯坦時期語言哲學所主張的這種主次界限的打破與模糊是治理理論本質思想最原始的源泉。這種主次的打破還體現在語言哲學對“結構等級”的消解和“語言中心”的削弱：一方面，分析哲學認為，語言與現實之間只是決定與被決定的等級映射，而語言哲學推翻了奧古斯丁關于語言與現實一一對應的等級對峙，認為語言本身即是一種現實存在，從而將語言與現實之間主次的、對立的關系校正為平行的、互補的關系模式;另一方面，語言哲學所主張的“語言游戲論”又促使基礎主義認識論的滅亡。后者主張世界上存在著某種人類理性能最終依據的客觀本質，而語言游戲論則通過對“語言”比作“游戲”，而“游戲”是沒有本質的論斷摒棄了基礎主義對本質的追求。在這一意義上，削弱傳統的語言中心及顛覆對中心的吹捧成為后期維特根斯坦與德里達、巴爾特、福柯等諸多解構主義論者所共同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僅改變了對語言的慣習看法，還帶來了多元價值的“抬頭”*30+。

2.后現代哲學對語言哲學的繼承及其與治理理論的契合

如果說語言哲學是治理本質思想最原始的源泉，那么深受語言哲學影響的后現代哲學就是治理本質思想的直接源泉。在語言哲學的話語運動中，西方哲學逐漸厘清了自身的語言基礎，這種變化也深刻地影響了哲學、語言學、社會學、邏輯學等諸多領域，并引發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現代哲學的產生。以德里達(Derrida)和利奧塔(Lyotard)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論者繼承了語言哲學中體現出的“后形而上”思維及語言的轉向，對西方傳統哲學形而上的思維傳統再次進行了猛烈抨擊(如德里達的反邏各斯中心、利奧塔的反元話語敘事)。與語言哲學打破了語言與認知對現實行為的主次影響相似，后現代哲學則打破了話語之間的主次關系，其與治理理論在解構與建構雙形態上存在著諸多契合。

其一，解構性契合。解構是后現代主義的核心形態之一，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主要意涵包括：思維方式的反傳統、反表象、反形而上學，否定普遍價值意義，代之以價值的碎片化;反對主體居于主導地位，客體居于從屬地位的主客二分法;主張中斷和消解同主體范疇相聯系的獨特權力關系和隱藏的層次結構[31]。這些理念與治理理論試圖全面消解政府的絕對主權觀[32]及打破科層等級制格局的權威一脈相承。兩者都表現出對傳統的顛覆，呈現出反中心主體、注重邊緣化等關聯特征。

其二，建構性契合。建構是與解構相對應的形態。囿于解構性后現代主義重“拆解”而疏于“立新”，建構性后現代主義在對傳統理念進行消解的同時，還伴隨著繼承與包容，將傳統思維忽略的表象、邊緣進行存在性的重新建構與排列，旨在為現代世界提供一個積極的選擇途徑[33]。其在拒斥二元論的基礎上，主張構建整體而有機的后現代生態觀，系統中每一實體間是相互約束的依賴關系，反對割裂事物間聯系的機械論。而治理理論同樣主張主體間的有機聯系，認為每一個體基于理性產生集體行動，其中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可以共同組成新的權威空間(SOAs)，兼具“建構”的語義表征。(二)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促使治理理論多元價值觀的萌芽

綜前所述，我們可以觀察到：一方面，治理理論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后現代主義哲學色彩，不可避免地受到語言哲學，特別是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深嵌著后現代主義的時代烙印。其都“強調文本意義多樣性、多元性和不確定性，消解傳統‘形而上思維’對文本語言的多樣壓制”，呈現出思維的共振、話語的共鳴;另一方面，前述研究體現了這兩個重要的哲學流派與治理理論的多維度相關。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雖然具體發端時間不同，卻都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西方社會的重要哲學思潮，治理理論則是20世紀末期成為駁斥傳統管理理念的新模式，故而不考慮復雜動態關聯，僅從簡單因果關系上，我們不妨得出結論：語言哲學與后現代哲學對治理理論的形成及演變有著重要影響。

而這兩大哲學思潮對治理理論最為重要的影響就是對多元價值的推崇，它們直接影響了治理本質思想的生成。語言哲學放棄了分析哲學中的“語言邏輯本質論”，代之以語言游戲論(Sparachspiel)。其強調“語言”如同棋牌、紙牌游戲一樣，是形式復雜、功能多樣，并不存在本質的東西，更像是一種家庭成員之間基于血緣關系形成的“家族近似”。這種沒有本質的非理性活動所遵循的規則也是隨意而盲目的，我們可以隨時根據自身需要調整規則。這種“游戲思想”直接催生了多元主義價值觀在“懷疑論”“相對論”的理論土壤上萌芽，使得傳統理性對非理性的統治在多元價值的成長下開始崩塌。而后現代主義哲學論者將語言哲學中的“游戲論”移植到其他不同領域，如后現代主義哲學代表利奧塔將人類的全部話語都視作“語言游戲”，這種游戲以“元素異質”“局部決定”及“無特權對話”為特征。他們主張用游戲的自由性、隨意性來抗爭任何理論存在的普遍性、確定性。這種態度的產生帶來了中心的隱匿與本質的消解等必然結果，同時進一步促生了主體多元、認識多元、價值多元等純粹多元主義觀的興起[30]，使得多元主義的哲學思想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哲學范疇，擴展到人文社科的不同領域，為治理理論的誕生播撒了理論的種子。

五、治理的實現邏輯

研究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與治理理論的契合后可以發現，二者留給我們的遺產并不是某些確立的哲學論斷，而是多元的價值思考。它不僅在為治理本質思想的追根溯源提供了借鑒與參考，更為我們視察治理的實現邏輯提供了特殊“視窗”。在秉持這一意義上，筆者認為，無論是傳統管理還是治理，其實現效果都可歸結為“價值觀”的影響，將理論效果視作不同價值觀影響下的理論實踐，這一點可以從治理與傳統管理的差異對比中得到輔證。學界主流觀點在區別治理與傳統管理時，就大都帶有價值判斷，即其對治理與管理的區別采用兩兩對照的方式，大多從肯定前者而貶斥后者的方式去辨析二者的差異，價值判斷貫穿于“管理—治理”這一連續譜系的整個過程。有鑒于此，本文提出，治理理論要想真正取代傳統管理，重點之一在于能夠構建參與者共同的價值認同(value identification)，在共同的價值認同之下，各個部分才可能低成本地進行協商和參與，以實現真正的治理。

(一)價值認同的重要性：基于理論與實踐層面的探討 所謂價值認同，原本包含著兩個層次的理解。一方面是指民族和國家等個體或社會共同體通過相互交往而在觀念上對某一或某類價值的認可和共享，并表現為共同價值觀念的形成[34]，它主張在多層次、多元化的價值觀念中倡導居于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則指不分領域，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全人類的普適價值[35]。無論是哪一層面的理解，將其置于治理的語境中，其共同含義在于：治理體系中的多元參與主體以某一或某類價值觀作為標準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規范，并內化為自覺價值取向。在治理實現的過程中，價值認同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理論層面思考：價值認同是主次關系轉化的關鍵驅力

在治理實現的理論層面，隨著傳統管理理念瓦解及由此形成的社會秩序重新建構中的沖突，價值認同已成為影響社會秩序型塑與穩定的重要因素。歷史地看，古代城邦社會就已經開始強調價值層的共識與認同對社會秩序型塑及穩定的重要影響。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城邦以正義為原則……而正義恰恰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近代康德則指出，“永久和平”的世界需要在“公民空間”基礎上超越認同與承認，形成“共識”*36+。換言之，社會秩序的重新建構離不開原有維持秩序主體對某一或某類價值的認同。在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價值層面的共識與認同成為尋找社會秩序的精神活動方式[36]。在傳統管理理念支撐下的社會秩序中，政府以外的治理主體通常是缺乏主體意識的，它們經常扮演的是缺乏“對象性”而存在的治理手段而非治理主體的狀態。作為“次要”一方的社會組織及公民囿于不能擺脫政府等強勢主體的權威與資源束縛，始終不能培育出自我意識，因而總是次要而被動的。由此，治理理論對社會秩序的重塑便離不開對政府以外的其他組織主體意識的培育。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啟示我們，價值層面的認同可以把某種價值從“教化”轉化為“識見”，從而賦予政府以外的價值主體以“自我意識”，并在自我意識基礎上出發，運用某種共識性認同重新確立新的權責觀與秩序體系。這樣，多元主體的價值認同與社會運作秩序的變化緊密纏結，并在對傳統管理“主次關系”的顛覆中扮演著關鍵作用。2.實踐層面佐證：價值認同是治理實現邏輯的先決條件

在治理實現的實踐層面，價值認同的重要性在全球治理中表現得尤為顯著。在通過約束性的國際規制解決全球性沖突、環境、人權等問題，以維持正常國際秩序[36]的過程中，許多研究者已經捕捉到價值認同的重要性⑨。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確立了近代國際關系中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的原則以后，這一價值觀已深入人心，并極大地阻礙了治理在全球層面的實踐。全球治理的多元主體⑩往往會基于主權利益最大化的行動策略將責任推諉或轉嫁給其他主體。從這一意義上來講，治理的手段、結構等“形式基質”并非是全球治理的最大掣肘，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國家關系體系及依附其中的利益觀才是全球問題愈演愈烈的體系根源。因此，治理在全球層面實現的首要問題，應是對“國家中心”維持現狀的價值觀念予以解構重塑，國家中心主義迫切所需才是解決全球問題的價值障礙。不從價值視角弱化國家利益至上的利益觀，樹立起全球治理多元參與主體共同的價值認同，全球問題的解決也就無從談起[37]。亨廷頓也曾指出一個有趣的悖論：美國人認為自己社會中的沖突是好事，而不同社會之間的沖突卻是壞事[38]。如果從全球治理的角度，則可很好地解釋這一悖論。因為在美國人的觀點中，有一套平衡沖突的價值觀和機制。在價值觀互相認可下，一些沖突反而可以促進社會進步。相反，在當今全球社會，卻缺乏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和平衡機制。因此，在全球范圍內，不同社會之間的沖突有可能發展為不可逆轉的災難。(二)走向“價值認同”：基于治理重構模型的解讀

Lynn et al.曾提出治理輸出結果的簡約模型(reduced-form model)，指出治理的輸出結果(O：outputs)取決于環境因素(如政治結構、經濟表現等)、客體特性(如客體屬性、客體行為等)、手段(如核心進程與技術)、結構(如組織類型、制度文化等)、管理角色和行為(如決策工具、溝通安排等)五個變量的共同作用。如果將治理的最終實現效果作為因變量O，其他五個因素作為自變量f(x)，那么治理輸出結果的簡約模型如下：O = f(E，C，T，S，M)。[39]該模型將治理的實現視作環境、客體、手段、結構等不同變量的共同作用，但是并沒有考慮到價值認同在治理實現過程中起到的關鍵驅力作用。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礎上認為，治理輸出結果的簡約模型有必要導入“價值認同”這一變量。

在上述重構模型中，治理的實現邏輯由兩個重要環節構成。在政治結構和法律制度等治理環境改善的情形下，針對生態環境和人權保障等治理客體的變化、行政法規和合約安排等治理結構的重塑是治理實現的外化環節。而主體間共同的價值認同則成為治理實現的內化環節。進一步而言，外化環節體現了治理過程中具體的工具選擇(體現為某種制度安排、治理結構的適應)，它是治理實現的“形式基質”。內化環節則體現了治理過程中的價值共識變化過程，它是治理實現的實質基質。按照人類需求由生理需求到自我實現的層次邏輯來看，治理實現的邏輯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形式上相吻合，應該是“工具選擇—價值認同”的連續環節。其中，多元主體價值認同的建構途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價值認同的建構與“主體平等”的培育

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全球層面，多主體間價值認同的實現都離不開主體平等意識的培育。在治理的全球層面，民族國家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仍將是重要的價值主體，反映著各自的利益訴求。部分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雖然表象上呈現出對治理跨主權的追求，但實際上蘊含著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本質上依然是服從于民族國家這一價值主體的根本利益。非政府組織和正式的政府間組織歸根結底還是為母國利益服務的。因此，在治理的全球層面，盡管存在著各種國際規章的約束，多元價值主體之間囿于利益沖突博弈和資源占有差異，仍然處于地位不均勢的狀態。而在治理的國家層面，政府也通常成為治理的主導主體，即使在公民社會發育較為良好的一些西方民主國家，政府以外的價值主體通常也很難有超越政府的權威和資源。在這一意義上，構建治理的價值認同，首先就是對平等主體意識的培育，這既是特征也是要求。在弱化“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確立的民族國家主權觀的同時，更需要維持整體治理秩序中對非政府角色的價值肯定與認同。

2.價值認同的實現與“重疊共識”的捕捉

價值認同的實現還依賴于多元價值主體間的重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所謂重疊共識是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一書中系統提出的為處理當今社會如何在價值多元性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意見的重要概念。他認為盡管“現代民主社會中存在很多不相容卻合理的各類綜合學說”，然而存在著“合乎理性的完備性學說之重疊共識以保持多元社會穩定”*40+。將其置于治理語境下，即指多元價值主體承認彼此價值觀念分歧的同時，在治理目標上存在價值的共識與重疊。前已述及，無論是國家還是全球層面，治理主體地位往往呈現出不均勢。多元參與主體間的利益博弈和資源差距往往使得處于弱勢地位主體的價值觀呈現出對強勢價值觀的趨從與反趨從，兩者間的博弈態勢使得公共領域的價值觀很難呈現出一致性。這樣，介于一致與歧見之間的價值主體通過“重疊共識”的捕捉，才能保持多元條件下有理由的穩定。國內研究治理理論的著名學者俞可平教授指出，一個良好的治理所具備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和有效 [41]，其中蘊含的治理精神可以看作多元主體價

值觀的交織所形成的重疊性共識，這是價值認同實現的重要途徑之一。

六、結語

自治理理論興起伊始，研究者們不斷賦予其豐富內涵，并逐漸分化為“分析治理理論本身的本體論與側重于治理實踐的方法論兩個取向”。本文延續了本體論研究，所不同的是，本文在治理與傳統管理對比的基礎上試圖找到治理的本質。重回筆者在開篇提出的兩個問題，即治理相較于傳統管理的本質差異及其實現邏輯是什么?本文發現，治理理論與傳統管理理念的一個本質差異在于，前者打破了重點與非重點、主要與次要的格式化模式，改變了科層制格局的等級恒定法則。在治理之下，任何部分都可能發揮對整體格局具有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同時，本文考察了治理本質思想生成的外圍淵源，發現語言哲學、后現代哲學對治理理論多元價值觀產生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治理的實現過程中，治理工具(包括決策方式、結構方式等外化環節)并不是治理實現的核心變量。多元參與主體共同的價值認同這一內化環節才是治理實現的核心與關鍵，只有在“價值認同”的基礎上，各部分才能低成本地協商，以實現真正的治理。進而言之，從單純的邏輯視角來看，“工具選擇”和“價值認同”的有機結合，才是治理實現的根本邏輯。而且這兩個環節有邏輯上的前后之分，即沒有政府、市場、社會等多元主體間價值認同的形成，公民的有序參與、協商機制的完善設置等就很難付諸推行，治理的結構、程序、制度等工具選擇將因為難以實現與主體的“價值同一”而不被認同，進而導致持續沖突的產生。然而，在具體的地方(local)、社會(society)、國家(national)、全球(global)等不同層次的治理實踐過程中，治理的實現邏輯一般很難區分出前后主次，“工具選擇”和“價值認同”這兩個“形式”與“實質”基質相互滲透、彼此促進，前一環節既是后一環節的前提也是歸宿，后一環節既是前一環節的基礎也是關鍵。正如伯克(Burke)指出，“認同與社會結構實質上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治理的實現邏輯正可以從這種辯證的“兩面”來加以理解，需要重申的是，這兩個方面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基質”，無前后主次之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價值認同的確立并不意味著良好治理的必然產生，還需要價值主體不斷推動的治理實踐才能將共識的價值觀轉化為實質的治理輸出結果。

第二篇：數字邏輯理論

參考書（華中科技大學康華光主編第五版）

第一章 數字邏輯理論

1.1掌握占空比的概念（04年第九題提到占空比）。

1.2掌握二進制，八進制，十進制，十六進制的相互轉換關系和各自的概念，以及二進制的優點。另外熟悉串行和并行兩種傳輸方式，后面學到組合邏輯電路的時候可能會出把串行電路變成并行電路的題，1.3另外二進制加法和減法的運算以及原碼。反碼和補碼的變換，以及帶符號減法運算兩種方式。后面設計加法器和減法器的時候可能會涉及到，1.4編碼的那一塊掌握8421碼5421碼2421碼，能寫出來，記得一年的真題中寫到了要寫出來這幾個碼，所以要掌握他們的形式，另外要知道什么是有權碼，什么是無權碼另外就是重點要掌握格雷碼的性質和特點，并且能寫出從0到15各自的格雷碼形式，這是一年的考題！

1.5掌握與或非三種基本的邏輯運算和符號表示，另外就是會用開關法表示與或的關系，有一年的考題三分就是這些簡單的內容，而且重復會出現。另外就是掌握與非，或非，異或，同或之間的關系和符號表示方法。這是基礎，1．6了解邏輯函數的表示方法，不用特別的看，明白即可！提到哪種方式要知道，會表示。這一章一般都是考概念的題，不過他也是后面要學習的許多東西的基礎。掌握了才能更明白后面的一些東西，下面把考題寫下，2003 第八題第四個，2004年第八題第一個05年的第八題第一個，06年第八題第一個08年第八題第一個07年第八題第一個第三個。

第二章

2.1 掌握邏輯代數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定律。，和三個基本規則，帶入規則，反演規則和對偶規則。邏輯代數的化簡方法這個重點看自己掌握程度吧，第二節就是講的是卡諾圖的化簡方法，2.2卡諾圖的化簡方法要重點掌握，因為到后來時序邏輯電路設計的時候用的很多，所以2.1和2.2要做適量的題目，并且要多看幾遍，增強印象，另外卡諾圖的化簡，書上只涉及到2個變量，3個變量，4個變量，你可以參考其他書，還有5個6個變量的情況一般不會出現，因為我沒有看過，而且做每年的真題，也沒有遇到變量很多的情況。另外書上只提到最小項，其實還有最大項的說法，這個要參考其他的書，因為考試的時候好像有最大項的提法，這點給的建議是參考那本學校指定的書，不過內容不多，可以大致看看，很容易明白的，還有就是可以參考重郵的那本數字電路，這個方面也有介紹，另外我的那個講義上也講到了自己要看明白，和那些人一起商量搞懂這些知識，另外就是卡諾圖的化簡方法及注意的原則要注重掌握，以及卡諾圖畫圈的時候應該注意的規則，把課后習題相關內容做完，明白即可。還有就是多余項的處理。要根據情況去化簡。這個在設計邏輯電路的時候經常用得到，在講義上叫隨意向，記住叫法的不同。還有最大項和最小項之間的關系，就是最小項的取反，記住 本章是以后學習的基礎，因為再設計邏輯電路的時候都要涉及到

這張有些東西要是你邏輯思維好的話不難，要掌握方法，因為幾乎后面的每道大題基本上都要涉及到邏輯函數的化簡，所以要重點掌握。否則大題中你的化簡做錯的情況下，電路就全錯了，要注意這一點，一般情況下單獨出題的情況很少，只有簡答題中有幾個吧，不過大體都要涉及到化簡，03年第八題第五個，04年第八題的第二個05年第八題的第二個。第三個。

第三章 邏輯門電路

這個最好根據講義和題目去看，因為我也沒有看明白，這一章不算是重點，常考的內容我已經寫到了講義上。這章有許多題目我也不會，建議去聽一下優酷中的那個老師講的，是哈工大的老師講的，在搜索中輸入哈工大數字電路即可出現。下面我把這張重點考得東西寫一下，有些考的我也不是很懂，三極管的原理一定要掌握，分清基極b，集電極c，和發射極e，還有就是當基極和集電極之間的電壓大于0.7V的時候發射極和集電極之間是導通的，就是相當于短路，如果發射極接地的話那么集電極就相當于接地。一般復雜的電路都是根據這個原理去推斷的，其他的我也不太懂，還有就是開門電平和關門電平，這個定義在重郵的那本書上有定義和詳細的解釋，詳細的解釋我已經寫到了那本將以上了，認真看一下吧，開門電阻和關門電阻的含義，關門電阻就是當電阻小于0.91K歐姆的時候相當于低電平，這個就是關門電阻，開門電阻就是當電阻大于3.2k歐姆的時候相當于邏輯一，這個就是開門電阻。另外就是與非門的伏在輸出特性這個是一年的考題，我當時不知道什么意思，還是重郵的那本書上有這個講解，那個講義上也有，也就是當與非門的發射極的電阻高于2k歐姆的時候則輸出的電壓時1.4V2008年的第八題的第二個就是這個題目和對應講義上的圖的解釋，另外要掌握扇出系數的概念，就是講義上的，門電路的扇出數就是在其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所能帶同類門電路的最大數目，還有扇出系數的計算方法，下面就是兩類特殊的門，（1）集電極開路門，OC門，這個掌握的主要是國標的畫法。功能，和特點，我已經寫

到講義上了，另外就是上拉電阻的計算，我沒有看懂。也沒有碰到類似計算的考題，所以建議看不懂的話就別看了，不過那個公式要了解，（2）三態門，三態門的特點和功能已經寫到講義上了，（3）另外就是課本116頁那個講了多余端口（空余輸入端）的處理，要記下來因為好像

重復考了幾次，課本上我已經用紅線表示出來了。

2007年第八題第五個說明OC門的特點和應用，08年就是與非門輸出特性，05年簡述三態門的特點和應用，04年第八題第四個說明與非門和或非門空余輸入端的處理方法03年第六個已輸入低電平為例說明TTL門電路為什么會有扇出限制（我不會，可以看看優酷上的講解把這一章的內容搞懂）03年第八題的最后一個是簡述OC門的特點和功能用途（07年重復該題）還有講義上講到的例題。

第四章 組合邏輯電路

4.1組合邏輯電路的分析自己會分析即可，把課本上的看完，明白其中的道理，以后再分析此類問題的時候按照書上的步驟做即可，4.2 組合邏輯電路的設計類似吧，按說應該是先講完組合邏輯電路中的原件后再講這些，呵呵，再設計組合邏輯電路的時候要按照此章的內容的步驟去設計即可，4.3競爭冒險，明白競爭冒險的原因，然后掌握消除競爭冒險的方法，要記下來，可能會考概念的問題，一共有三個：

（1）發現并消去互補相乘項。

（2）增加乘積項以避免互補項相加，（3）輸出端并聯電容器

4.4

（1）編碼器：知道什么叫編碼，編碼的位數和符號數之間的關系要掌握，2的n次冪要大于N，n為編碼位數，N為要編碼的符號數。掌握42編碼器和83編碼器優先編碼器理解即可，不需要記住，另外就是編碼器的擴展要看懂，理解并掌握。還有編碼器的真值表還有功能要掌握。

（2）譯碼器，和編碼器正好相反，要掌握24譯碼器和38譯碼器和他們的功能，還有就是使能端的作用，還有要會怎么兩個38譯碼器擴展到416譯碼器，這個是很重要的，書中一個例題是用1個24譯碼器和4個38譯碼器組合成一個532譯碼器，這個要掌握，看懂，其他的原理類似。還有就是用譯碼器實現一個邏輯函數，就是148頁的例題。210進制譯碼器不需要掌握，還有七段顯示譯碼器也不需要看。然后就到了數據分配器，其實就是一個譯碼器。看懂數據分配器的原理，并要記住數據分配器的應用，可能會考概念的問題，（3）數據選擇器，掌握數據選擇器各個端口的功能，要理解并會應用156頁輸出的那個表達式4.4.7，明白其中的含義，另外就是掌握數據選擇器的幾個應用，第一：擴展，兩種擴展方式，一個是位的擴展一個是字的擴展，學了儲存器以后容易理解了。一般字的擴展應用比較廣泛。考題中比較多。字的擴咱就是用兩個八位的數據選擇器擴展為16位的數據選擇器。第二：就是邏輯函數產生器，這個要掌握例題4.4.7，另外就是數據選擇器的優點是無需對函數進行化簡，第三個應用就是實現并行數據到串行數據的轉換。這個其實要用到定時器為實現其功能。這個要看看，要明白怎么轉化的，以后的考題中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4）數據比較器

掌握一位數值比較器和兩位數值比較器的真值表和各個端口的作用。看看理解數值比較器的擴展，這個數值比較器出一般都是很簡單的，不會涉及太深的內容。兩種擴展方式要掌握。理解。

（5）加法器

第一 半加器的定義沒有考慮低位進位的加法運算稱為半加。掌握半加器的真值表和表示方法，以及符號中各個符號代表什么，第二：全加器的定義就是能進行加數，被加數和低位來的進位進行相加。要掌握全加器的真值表以及各個端口代表數的什么意思，163頁4位串行進位全加器要掌握其中的原理，如果給出四個一位的，變成四位的就是這樣變。165頁加法器的擴展方式要弄懂，（6）減法器

有一年好像考過吧，不過這個比較難理解，要把167頁的那個圖理解了，主要是根據圖相關的講解進行理解了，好像有過要設計減法電路。要注意這方面。

4.5組合可編程邏輯器件屬于存儲器那一部分的內容，（暫時先省略）

這部分組合邏輯電路的設計很重要的一般情況下大概有20分左右的題目是單純的組合邏輯電路的，還有一部分是組合邏輯電路和時序邏輯電路綜合的，所以這部分掌握好很重要。這部分的例題就不一一列舉了，看講義上的那些題目弄懂。建議把課本上的習題做一遍，第五章鎖存器和觸發器

5.2 鎖存器

鎖存器是對脈沖電平敏感的存儲單元電路，而觸發器是對邊沿敏感的電路，可以分為上升沿觸發和下降沿觸發。這是鎖存器和觸發器的區別，另外就是在講義上根本沒有鎖存器的概念，只是重點講解了各個觸發器的功能。所以這一章根據歷年考題來看。SR鎖存器還是看看，為了防止意外考試，然后這一節重點我都用紅筆畫在書上了，那些就是我感覺的重點。209頁消陡電路時怎么工作的，我記得當時考重郵的那位同學問過我，最好看看吧，其他的可以跳過不看。掌握了D鎖存器的特點就行。至于那些傳輸門不用也別了解

5.3 觸發器的電路結構和工作原理

觸發器的類型根據將以上看吧，可能會考簡答題，書上分為三種，講義上分為四種，以講義為主吧。主從觸發器中的功能表中有一個S和R一個是置0一個是置1，這個以后再設計電路的時候可能會用到這兩個按鈕的作用。其他的不用看了，5.4觸發器的邏輯功能（這是重點，好好看看0

(1)首先區分什么是現態什么是次態（225頁課本中有定義）

（2）掌握D觸發器，特想表特性方程和狀態圖都要掌握

（3）JK觸發器同上

（4）T觸發器（還有T’觸發器）

（5）SR觸發器（這個不是常考，但是還是要掌握看懂）

（6）各個觸發器之間的轉化。這個不僅僅是書上的D觸發器轉化為別的觸發器，以后做題的過程中會用得到，掌握轉換的過程，講義上也特別的寫明了。

這一章主要的內容就是掌握各個觸發器的功能，并在實現邏輯功能的時候用得上。

這一章的習題就不一一寫了，許多設計的題目要自己看懂。這是時序邏輯電路設計的基礎。

第六章 時序邏輯電路

6.1 明白什么是次態，什么是現態。另外理解什么是輸出方程，什么是激勵方程。，什么是狀態方程。了解時序邏輯電路的主要特征。明白什么是異步時序電路和同步時序電路。

（2）248頁的例題要弄懂，三個邏輯方程組要回列，這個要做題明白是什么，會寫狀態表，畫狀態圖和時序圖，這個一般是分析時序電路邏輯功能的必要的步驟。

6.2 同步時序邏輯電路的分析。這一節要掌握怎么分析同步時序邏輯電路。多做題去明白。

6.2.1和6.2.2的例題不錯，看懂明白，可能會有問題說最后判斷電路的邏輯功能這個剛開始做題時可能不知道為什么書上會那么想。等你做很多題目的時候你就能理解了，多做題對比答案，增強分析能力。多見見這種題型，一般邏輯功能就那么幾個。

6.3 同步時序邏輯電路的設計

這個是重點中的重點，一般將近=一半的分數和答題都在這。一半后面的兩道答題會設計和存儲器有關或者和組合邏輯電路綜合的題目，同步時序邏輯電路的設計這個過程不是很麻煩，但是后面化簡的時候要仔細認真，在建立原始狀態表和狀態化簡的時候這方面一定要仔細，一半此類題目考的就是你的耐心和細心，10年倒數第二道就是一個同同步時序邏輯電路的設計題，我花了20多分鐘才寫完，那道題25分。

6.3.1 設計步驟這個要仔細明白每一部的內容。重點我已經劃到我的書上了。

6.3.2 同步時序邏輯電路的設計舉例。這一屆要重點掌握它的分析方法。以及每一個步驟這個東西要多做題自己去明白和體會其中的道理。另外就是要重點明白什么是具有自啟動能力，還有就是狀態化簡的哪一方面，有兩種不同的化簡方法，現在我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種就是不需要檢查狀態就是做出來就具有自啟動能力，這個一定要重點掌握。因為考試的時候無論怎么樣都不要做這方面的檢查，因為你已經寫上了，再改的話很麻煩，所以一定要掌握那種不需要檢查是否具有自啟動能力的化簡方法。還有就是6.3.2例題中那個JK觸發器的狀態確定要參考書上的，但是好像講義上給出了另外一種化簡方法，要掌握講義上的那個，因為那個就是具有自啟動能力的那種。書上的化簡方法也要掌握，但是做題的時候盡量多的使用講義上的。另外就是原始狀態圖化簡的時候出了書上的那種方法以外還有就是重郵上的那本上也有的另一種方法，有時間的話最好參考看一下，沒時間的話掌握現在課本上的即可，這個要靠做題去體會了。許多問題要自己去明白了。這一節可是重點，要把課本上的題目做了，做多了才能明白。

6.4 異步時序邏輯電路的分析。這個要明白什么是異步時序邏輯電路，另外就是要會分析，這個不要求會設計，這一定要自己看明白，雖說題目考的不多甚至不考，但是有許多情況下會考的到，比如異步二進制計數器的設計什么的，很多的，學會分析即可。

6.5 若干典型的時序邏輯集成電路

（1）寄存器，這個要看看吧，主要看看每個端口的功能是干什么的，看懂功能表即可，但是好像在我記憶中沒有考到這方面的設計內容。

（2）移位寄存器這個要是重點掌握的。首先掌握單項移位寄存器的特點。和基本原理，還

有多功能寄存器的特點，另外就是雙向寄存器的功能表要重點掌握。還有看看環形計數器的特點

（3）計數器，這個算是每年必考的一個東西，首先掌握簡單異步二進制計數器的特點和基本原理。另外就是掌握二進制計數器的狀態表。還有就是74161計數器要重點掌握它們的功能。掌握各個端口放入名稱，這個你們做歷年真題就明白了，這個是每年都要涉及到的東西。所以要重點看看，必須掌握。另外就是計數器的擴展，這個自己要會，并且明白怎么擴展。非二進制計數器不需要掌握，看懂即可，沒時間可以不看。

用集成計數器構成任意進制的計數器這個296頁的要看懂，明白，要明白反饋清零法和反饋置數發的不同之處。6.5.3和6。5.4的例題 要掌握。后面涉及這方面的題目很多要重點掌握。（4）環形計數器和扭環形計數器要明白它們的狀態有多少，這個我在講義上寫了，要重點看看。好像有一年的考題涉及到了。

這算是數電中最重點也是最難的一章了，一般后面的大題都要涉及到設計電路，不是組合就是時序，所以重點的這幾章內容要好好掌握，這個最好要把后面的習題做一遍，自己好好掌握。不然你看一遍不做題是沒有感覺的。看懂不一定代表你會了或者你會做題了。

第七章 存儲器和可編程邏輯器件，這個要看看講義上的東西了，講義上的總結很好，掌握不同可編程邏輯器件的特點，有的或門固定與門可編程，有的相反，有的都可以編。另外就是還要掌握用可編程邏輯器件設計電路，或者實現一個邏輯表達式，這個在組合邏輯電路第五章最后的內同要涉及到，那節自己看看，這一章不算是很重點，但是他會考察一些概念的問題，有些問題我也不明白。比如08年第四題的第四個，04年EPLD和FPGA的特點。這些問題都很難的，這個靠自己去總結。

7.1.1 明白ROM的組成。333頁上面明白什么是數據線和地址線，什么是字長即可，其他的不用看，7.2.4存儲量擴展，這個算是這張比較重點了，因為后面有的答題就是要么擴展字數，要么擴展位數，分值也很大吧。

7.3.2 CPLD的特點看看

7.3.3FPGA的特點也要看看

這章也就是這么多了，另外就是講義上的東西要看看，還有就是那個優酷上的視頻，這章建議有些東西參考老師講可能會更明白吧，第八章就是脈沖波形的變化與產生

說實話這章以前我看了看只是考了一些概念性的問題，比如單穩態觸發器有幾個狀態，單穩態觸發器的分類等等吧，不過10年的考題中有一道是設計一個脈沖波，好像應該用到這個章的內容，這章在大綱上沒有要求但是為什么會考到我也不清楚，不過當時我們考重郵的那些同學他們是把這一張作為重點，我的建議是大家還是看看吧，我也說不清楚該怎么辦。畢竟我已經考上了，我感覺即使看也要有重點的看看電路設計的哪一方面吧，關于什么參數計算的應該考不到，而且我的建議是參考一下別人的數電的教材吧，畢竟我考試的時候還沒有看到關于555定時器的應用。

第九章 數模模數轉換

9.1DA轉換這個看看講義把，對比課本看。因為不同的轉換方式可能叫法不同，這一章占得分值不多，可能會考一些概念的問題，大家可以參考每年的真意出題的重點復習。

DA轉換器的分類另外就是轉換器的一些參數的比如電流或者電壓的計算方法大家要掌握。還有就是他們的優缺點。也要掌握。

轉換器的技術指標就是分辨率的計算應該算是考的，要掌握，課本上和講義上的計算好像不一樣要參考講義上和他說的那本參考書上的內容。

9.2 AD轉換器的一般過程掌握名字即可。量化的方法課本上和講義上不太一樣。還是要把課本上先掌握在理解將以上的東西，10年好像沒有涉及到大題是關于這章的。量化的方法要掌握。并行轉換的優缺點要掌握，另外就是用的幾個比較器，448頁我用紅筆寫了，要仔細看看。并且要掌握并行轉換的優缺點。449頁上面我用紅筆畫了

逐次比較型的要掌握怎么比較的，這個好像后面有題，并且寫出轉換后的編碼，這個要看懂。理解掌握。

雙積分的我把各個參數的計算方法看了看，并理解掌握了。不過好像考的題目不會過多涉及到，而且也比較難理解，我的建議是打擊有時間的話看看，沒有的話就了解幾個參數的計算方法死記下來也可以，雖說沒有考過，但是不一定以后不考。

AD轉換的精度也要會計算。

這一章考點不算多，但是唯一比較難的是就是可能以前學的簡單，學起來還有點費勁。數字電路的重點不算是很多而且學起來相對信號容易，因為信號需要計算和理解記憶的東西太多了，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要在不同時候參考不同的參考書，還有要和別的學校考數字電路的人多商量題目，這樣對提高你的水平大有幫助，還有就是要多和考同一學校的資料要分享并且相互商量一些問題，這對提高你們自身競爭力有很大幫助。

第三篇：社會主義本質和初級階段理論

社會主義本質和初級階段理論

1.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是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2.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特點：①把生產力放在社會主義本質的首要地位。②把發展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統一起來。③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一起來。④把基本任務和根本目標統一起來。⑤把發展過程和最終結果統一起來。

3.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從根本上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大力發展生產力，對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戰勝資本主義，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消滅三大差別，向共產主義過渡。

4.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理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分為三個相互銜接的歷史發展階段：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時期、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他們特別強調指出，這些發展階段都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過程。

5.三階段劃分。把共產黨主義第一階段明確稱為社會主義社會，把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稱為共產主義社會，并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還可以劃分為初級形式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和完備形式的社會主義。

6.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括兩層含義：①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

7.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8.黨的十七大通過的黨章又把“和諧”與“富強、民主、文明”一起寫入了基本路線，并明確指出：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證。

9.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

10.三步走戰略內容：①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②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③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11.三步走特點：①注重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②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③有步驟地逐步推進④既堅持實事求是，又具有雄心壯志。

第四篇：治理理論

陳振明版《公共管理學》之治理理論

第一節 治理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論是在西方學術界日漸崛起的顯學，而合作網絡途徑則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進展。本節將主要從合作網絡途徑的角度，探討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

一、治理理論的實踐基礎

自從有了人類社會，就有了處理群體生活的組織活動，就有了解決合作事務的具體實踐。公共管理就是這樣一種實踐活動，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國家產生以前。

早在國家產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為單位管理集體生產和共同防衛等事務。這是公共管理在人類歷史上的原始形態。

步入階級社會后，國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務的主要組織方式。國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統治只能，還要履行社會管理職能，以維持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秩序。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低，公共事務少且目標單一，國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從根本上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和長遠利益。同時，國家的公共管理職能也反映了社會的共同利益，對緩和社會矛盾和階級沖突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維持下去。”

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尤其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國家公共管理的范圍日趨擴展，規模不斷擴大，大量社會事務被納入政府議程，公共管理逐漸淡化階級通知的色彩，進而獲得了相對政治通知的獨立性。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了適應公共管理的這種發展趨勢，行政力迅速擴張，大量介入國家和社會事務，出現了行政國家現象。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礎上的官僚行政成為這一時期管理公共事務組織工具。它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納入到官僚組織的管理范圍，隨著公共事務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隨之增加，政府規模隨之膨脹，大政府時代也就到來了。20世紀70年代的福利國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時期的重要標志。

20世紀70年代末，一場質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運動在西方各國蔓延開來，各國開始重新調整國家和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關注國家的競爭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門對公眾的回應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一開始，人們提倡民營化，主張將市場機制引入公共服務，采用工商業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務，重塑政府。進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權化的社會趨勢極大地改變了公共管理的生態環境，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多變，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深，范圍不斷擴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會之間的 1 合作正成為民族國家競爭力和國家繁榮的基本構成要素。

在這種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場競爭機制來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見肘。合作網絡應運而生，開始成為治理公共事務的重要形式。在網絡中，各種行動者通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化和分權化提出的挑戰，一起處理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使公共管理開始成為真正的社會聯合行動。正如瓦爾特所言：“作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戰是處理網絡狀，即相互依存的環境。公共管理因而是種網絡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治理模式，合作網絡為處理公共事務引入了新的機制，也為提升集體行動的能力提供了新的途徑。

二、治理理論的研究途徑

英文中的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的gubenare，有掌舵的、導航的意思，常被用來指稱有關指導（guiding）的活動，組織引導（steer）自身的過程。在漢語中，governance被譯成治理，最早出現在市政學中，用來研究如何有效地解決城市和地方上的種種問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政治學領域，而是被廣泛地應用與經濟社會領域。

有關治理的研究是近年來社會科學的關注焦點，今天的國際多邊、雙邊機構和學術團體以及民間志愿組織敢于發展問題的出版物很難有不以它為常用詞匯的。世界銀行1992的報告就以《治理與發展》為標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6年業以《轉變中的治理》為題總結經合國家的治理變革；《國際社會科學》雜志（英文版）1998年專門刊發了一期探討治理的文章。在學術研究中，也已出現一些代表人的代表作，如詹姆斯·N·羅西瑙的《沒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和變革》、R·羅茨的《新治理：沒有政府的統治》、蓋伊·彼得斯的《治理的未來：四種出現的模式》、吉爾斯·佩奎特的《通過社會學習的治理》和沃爾特·基克等人的《管理復雜網絡：公共部門的行動戰略》等等。在公共管理領域，治理一詞也逐漸獲得話語霸權，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然而，由于分析角度和對象的不同，學者們對治理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理解，在定義上遠未能達成一致的看法。在R·羅茨看來，治理可用于指代任何活動的協調方式，至少有六種不同的永福：作為最小國家的治理、作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為善治的治理、作為社會——控制系統的治理和作為自組織網絡的治理，實際上這表明了龐雜的治理理論體系有著不同的研究途徑。

1、政府管理的途徑

這一途徑將治理等同與政府管理，側重從政府部門的角度來理解市場化條件下的公共管理改革，主要包括最小國家愛的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善治等用法。

新公共管理是對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西方政府改革運動的總結，被許多學者和政府官員視為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隨著西方各國由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的轉變，2 官僚科層制這一傳統行政模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變得機構林立，創新乏力，難于適應迅速變化、不穩定的社會環境，甚至日益成為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一場質疑官僚行政有效性、以追求三E為目標的改革運動在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部門迅速蔓延開來，大有成為一種國際性潮流的趨勢。盡管西方各國政府改革的動因、議程、戰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圍、規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個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以采用商業管理的理論、方法及技術，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務質量為特征的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綱領。

著名的公共管理學家胡德將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內容概括為“（1）即時的職業化管理。讓管理者進行管理并承擔起責任。（2）明確的管理目標和績效評估。（3）強調產出控制。用項目預算和戰略管理取代傳統的預算管理。（4）實行部門分權，破除部門之間的藩籬，建立網絡型組織。（5）引入市場競爭機制。（6）強調運用私營部門的管理風格和方法。不難看出，新公共管理以經紀人為行為假設，以市場化和管理主義為政策取向，強調結果導向和顧客導向，關注公共管理部門的微觀經濟問題，是新自由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表現。

1989年，世界銀行用治理危機來概括非洲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世界銀行看來，治理等同于單個國家的可統治性，指的是為了發展而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的管理中運用權力的方式。非洲國家由于缺乏必須的法律制度和權力規范，無法為處理公共事務提供一個可靠而透明的框架而面臨著發展的危機。最近，世界銀行又提出善治的口號，合法、效率、負責、透明、開放構成的善治的基本要素，成為規范政治權力的根本要求。

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善治與新公共管理是聯系在一起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在開展資金扶助、貧困開發等國際援助項目時，均要求欠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按照善治標準進行變革，采用由它們提出的效率主張，如財政緊縮、鼓勵競爭、市場化、私有化、分權和發展非政府組織。這種將政治和行政因素納入發展事業的做法有其合理之處和現實意義。因為發展史全方位的、系統的，考慮與經濟社會現代化相關的政治行政問題，才能實現政治與經濟的良性互動，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問題在于國際經濟組織能否對癥下藥，能否避開意識形態的考慮來思考發展所需的政治條件。欠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多認為，國際經濟組織開出的藥方不符合他們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情景，忽視了對其面臨的棘手問題的具體分析，尤其是對社群沖突、官僚機構不發達、國際貿易與技術依附等重大問題的關注；善治只不過是發達國家經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強加于人的婉轉做法，是西方國家將發展模式（尤其是政治制度）全球化的理論工具；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平等的環境中，善治塑造了一個市場萬能的神話。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內學者也開始從政府管理的角度關注智力理論。

最早一邊有關治理的文章出現在劉軍寧等主編的《公共論叢：市場邏輯與國家概念》中。智賢先生在《Governance：現代治道新概念》中將governance翻譯成治道，認為治道是關于治理公共事務的道理、方法和邏輯，是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管理經濟職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主要涉及運用公共權力的方式，旨在提高發展中國家管理公共事務的效能，駕馭經濟發展的能力。撇開翻譯上的差異，不難看出，當時國內學者對治理的理解源自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對善治的用法，治理被等同于明確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改革公共部門的管理，建立可預知的法律框架，健全責任制度和規范公共權力等。徐勇先生進一步發揮，認為治理不僅設計公共權力的運作，而且設計權力的配置，是統治者或管理者通過公共權力的配置和運作，管理公共事務，以支配、影響和調控社會。

在《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中，毛壽龍先生也將governance翻譯成治道，認為治道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如何運用市場方法管理公共事務的道理。治道變革指的是西方政府如何適應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需要來界定自己的角色，進行市場化變革，并把市場制度的基本觀念引進公共領域，建設開放而有效的公共領域。大體上，毛壽龍先生采用了治道的新公共管理的用法，強調了企業經營技巧及市場翱翔的激勵機制和公共管理中的運用。

2、公民社會的途徑

與將治理等同于政府管理的用法不同，在公民社會途徑看來，治理是公民社會的自組織網絡，是公民社會部門（或第三部門）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過程中創造的秩序，在公共池塘資源管理、攝取服務與發展、同業協會和跨國性的問題網絡中普遍存在。埃利諾·奧斯特羅姆通過對大量案例的分析證實了一群相互依賴的當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資源時的確可以建構自己的網絡，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公民社會的自組織網絡是一種沒有政府的統治，是獨立于國家體制之外、有個人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領域。在東歐，這一領域被認為是一度被國家剝奪的而現在正力爭重新創造的東西：即一個自治的社團網絡，它獨立與國家之外，在共同關心的事務中將市民聯合起來，并通過他們的存在本身或行動，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在西方國家，這一領域具有更寬泛的意義，被視為是由資源追求公共利益的個體、群體和組織組成的公共空間，涉及NGOS、自愿性社團、協會、社區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自發組織的社會運動等第三部門，即萊斯特·薩拉蒙等人所說的公民社會部門。他們認為，大量的公民社會組織是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創新，自治、自愿、私人、非利潤分配是公民社會部門的基本特征。

可見，在這一途徑看來，自治的公民社會是共同利益的自愿組合，通過不受國家支配 4 的公民團體和民間組織，社會的各個部分完全可以自我建設、自我協調、自我聯系、自我整合和自我滿足，從而形成一個制度化的、不需要借助政府及其資源的公共領域；組織成員也完全可以在這一領域中通過公共討論和公共對話，自主地治理生活領域中的公共事務。這既是保護公民權利、促進社會參與的途徑，也是制衡政治權力、防止國家威脅的機制。正如羅伯特·達爾所強調的，相對獨立的自治組織或社團有助于防止政府通過等級制對公民實行單項控制，這是實施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和必然結果。

自組織的網絡主要從公民社會部門的角度來分析治理，將治理看成是橫向聯合的公民參與網絡，是一種社會中心論的治理觀。但由于它將國家視為一種潛在的威脅，有將國家邊緣化的傾向，所以也受到了很多學者的批判。這些學者明確反對將國家和公民社會對立起來的觀點，認為在解決集體問題和提供公共產品方面，公民社會和國家可以相互補充，形成良好的合作關系，公民社會的組織利益可以融合進國家的決策結構中。

近來，中國學者俞可平先生也開始從公民社會部門的角度來關注治理理論，認為有民間組織獨自行使或它們與政府一道行使的社會管理過程，便不再是統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質特征是公民社會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獨立管理或與政府的合作管理······公民社會的發展必然直接地或間接地影響治理的變遷。不難看出，俞可平先生以公民社會部門為分析中心，不僅將自治的民間組織視為對政府行為強有力的外部制約，而且將民間組織看做是溝通政府與公民的重要橋梁，影響政府決策和改革的重要因素。這種發展了的公民社會途徑已經接近與下面所定義的治理的本質屬性了。

3、合作網絡的途徑

這一途徑則試圖在網絡管理的框架內整合上述兩種研究途徑。它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私營部門、第三部門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出現在管理公共事務的大舞臺上，這些非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聯結起相互依存的合作關系（即網絡關系），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采取著集體行動。因此，治理是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的網狀管理系統。一方面，它繼承自組織網絡的主要觀點，將治理看做相互依存狀態下的管理，將公民社會部門看做治理的主體，并用它來解釋公司部門分享權力、合作治理的新型關系，從而脫離了社會中心論的窠臼，確立了多中心的公共行政體系論。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徑的重要觀點，承認一個負責、高效、法治的政府對治理的重要意義，認同掌舵而非劃槳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華，并認為在網絡中，政府與其他主體是平等的關系，需要通過對話、建立伙伴關系和借助其他主體的資源來實現依靠自身無法實現的目標。這就在公共管理中建立了新的工具箱，而不僅僅是市場競爭機制和工商企業的管理方法。

可見，合作網絡途徑綜合考慮了政府層面和非政府有關治理的用法，用它來描繪相互 5 依存時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對當代公共管理的環境變遷及其發展趨勢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所以日益得到學者們、官員們、國際組織和其他社會團體的承認，大有成為主導范式的趨勢。全球治理委員會也認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季后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相互沖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本書主要從這一角度來理解治理，并展開對治理理論和時間的分析。

我們認為，治理就是對合作網絡的管理，又可稱為網絡管理或網絡治理，指的是為了實現與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個人）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過程。對政府部門而言，治理就是從統治到掌舵的變化；對非政府部門而言，治理就是從被排斥到主動參與的變化。這是一種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由于該途徑強調，多中心的公共行動者通過制度花的合作機制，可以相互調適目標，共同解決沖突，增進彼此的利益。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講，治理實質上是一種合作管理。

這一概念也表明，治理與統治追求的目標相同，都需要借助公共權力維持社會秩序和處理公共事務，以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二者在實現公共利益的過程上又具有明顯的區別，表現在：（1）管理的主體不同。統治是政府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活動，而治理是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公共行動者共同處理公共事務的活動。（2）管理的客體不同。與統治相比，治理的對象更多，范圍更廣。治理除了要處理公共問題、管理公共資源外（與統治一樣），還要解決涉及人群較少的集體事務（如公共池塘資源）。（3）管理的機制不同。統治主要依靠政府的權威，有科層官僚制組織對公共事務進行自上而下、單向度的管理；治理則依靠網絡的權威，由公共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運動非強制性權力進行協作。統治的機制是控制、治理的機制是信任。（4）管理的手段不同。統治的手段主要是強制性方式，如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甚至是軍事手段；治理則開發出了新的管理工具，如合同外包、內部市場、公共哲學、政策社區等。（5）管理的重點不同。統治以滿足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強調國家的作用，官僚組織的能力；而治理以滿足公民的需求為出發點，強調國家和社會、政府與市場、私域與公域的合作。可以預見，隨著歷史的發展，統治將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而治理將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中管理共同事務的社會協調模式。

在治理的諸多用法中，只有網絡治理才有新的特征。這些新特征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多中心的公共行動體系。合作網絡途徑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賴的環境中，沒有哪個機構擁有充足的資源和只是可以獨自解決所有的問題；在解決公共事務時，相互依 6 賴的行政者通過交換管理，共享知識，談判目標，采取著有效的集體行動。的確，在公共管理領域，并非只有政府一個主體，私營部門、志愿團體、社區互助組織和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在社會經濟領域內積極活動，并依靠自身的資源參與解決公共問題。公共管理已經成為由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和公民個人等參與者組成的公共行動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各種主體相互依賴，網絡治理因此成為公共管理在相互依賴下的表現······是在現存的跨組織關系網絡中，針對特定問題協調目標與偏好各異的行動者的策略的活動。正如格里·斯托克所說的：治理指公私機構和自愿社團的相互依存。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體現在制度、組織、物質、信息、人力資源和時空環境等多個方面。

（2）反思理性的復雜人。這是合作網絡途徑的行為假設。它認為，公共行動者在不確定的社會條件下，不可能獲得有關公共問題的所有信息，不可能擁有處理信息的完全能力，也不可能絕對理性地進行選擇；而且，行為主體有著復雜的動機，既有逐利的一面，也有追求社會效用（包括公共利益）的一面；既有利益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是，由于行動者能夠通過不斷的對話交流信息，能克服有限理性的先天不足；能夠通過各種形式的合作，將行動者所定在厲害相關的網絡中，從而減少機會主義行為的動機；能偶通過持續的學習，積累經驗，改進過去的行為模式，進而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反思，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學會了約束自己的不合理要求，可以在相互尊重對方利益的基礎上采取合作行動實現共同利益。這使得行動者可以通過持續的對話調整各自的行為，追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結果。這與建立在完全理性、道德人假設基礎上的傳統行政科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合作互惠的行政策略。在網絡治理中，每個行動者所做的事幾乎都會對其他行動者產生影響，所以行動者在考慮個人的行動策略時都會考慮其他行動者的選擇。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許多重復出現的博弈中，合作策略是最有利的利己戰略；經過多次博弈，行動這之間傾向于建立面向長運的互動關系。用博弈論的話說，當博弈各方面協調一致去尋找有利于共同盈利的戰略時，就會出現協同性均衡狀態了。正如羅伯特·艾克斯羅德所認為的，在機遇互惠以及存在互動的群體中，合作會發生演化，并且一旦建立，就可以防止其他不太合適的戰略的侵入。也就是說，為了擴大從集體行動中獲利的空間，行動者在不斷的互動中會逐漸放棄單獨行動策略，轉而采取合作策略。相互依賴的公共行動者由于厲害相關，信息共享，更有動機和條件采取合作行動，以創造多贏的博弈的機會。

吉爾斯·佩奎特認為，網絡是合意或動機導向型的組織和制度。這表明，合作策略的實現離不開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種合意，體現著行動者的共同理解和價值取向，并有要求行動者遵守的壓力，能使行動者認同組織目標，進而采取合作行動。而且，在多主體的治理環境下，行動者能否擺脫集體行動的困境而實現合作，不僅取決于行動者和制度環境本 7 身，還取決于雙方發生聯系的中間媒介——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合作網絡運作的深層機制。它塑造了網絡成員對外部環境的共同認識，對政策問題的共同看法，有助于解決成員之間的沖突，規范合作伙伴關系，從而使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趨向一直。這要求行動者達成互惠的公式，培育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和具有寬容精神的合作性文化。

（4）共同學習的政策過程。在合作網絡途徑看來，治理與通知的實質一樣，都在于作出有約束力的決策，將行動者的不同偏好轉化成分配價值的政策。集體行動的需要通過政策產出來實現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不過，網絡治理中的政策是公共行動者共同學習的產物，而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安排。這意味著集體行動變成一種自上而下的過程，成為涉及特定政策問題的行動者（包括行政官員和目標群體等在內）的集合，即由參與特定政策領域的相互依存的公共、準公共和個人行動者所組成的政策網絡。在政策網絡中，各種治理主體通過對話和協商，在各種集體選擇的論壇中交流信息，談判目標，貢獻資源，減少分歧，并努力地增進合意，在改善互動關系的同時達成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這就是公共行動者集體學習以產出政策的過程。同時，這也是公共行動者通過政策設計共同管理網絡的過程，表現在：一是通過沖突管理、優化行動環境等手段來敢于網絡的運行，改善網絡中的互動關系，這是對網絡游戲的共同管理；二是在現代網絡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重建網絡的制度安排，即共同商討如何改變網絡的游戲規則，如重新非配權力和資源，改變成員的價值觀念，對組織之間的關系施加影響等。這種共同學習的過程在培育社會資本，防止社會制度和價值碎片化時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

三、網絡治理的時間類型

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是網絡治理的根本任務。布坎南認為：任何由集團或社會團體決定······通過集體組織提供的物品和服務，都被定義為公共的。然而，任何組織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時都面臨著集體行動的困境。合作網絡為解決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徑，按照網絡設計的對象和作用的范圍，網絡治理可以氛圍以下幾種基本類型：

1、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對國際合作網絡的管理。在國際政治領域，全球治理有很多稱謂，如國際治理、世界秩序的治理等，一般用來指為了維護正常的全球秩序，國際社會通過有約束力的制度安排，對全球生活中出現的生態、移民、毒品、地區沖突、貧富差距和國際共同財產等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

國際合作網絡的興起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系統結構性變動的產物。冷戰結束后，一個新的穩定的世界秩序并沒有自動形成，相反，大規模的地區沖突接連不斷，以聯合國為主體的集體安全機制行動能力有限；而全球化進程也并非世界福音，南北差距不 8 斷拉大，國際金融市場不斷失控，并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在這些問題面前，各國的政府不再壟斷一切合法的權力，各種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私人企業、利益集團和社會運動在國際層面上也承擔起了維護秩序、調節經濟和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能，民族國家將管轄權授予了區域的、跨國的和全球的機構，或與他們一起分享權力，這些機構與國家之間形成合作網絡，通過制定和實施全球性和跨國行的國際制度來解決共同的問題。

這種合作網絡不同于以霸權為基礎的合作。以霸權為基礎的合作是冷戰時期的集體行動方式，是單個國家或國家集團通過霸權力量主導國際政治和經濟機制的安排，為成員提供安全和福利等公共物品，從而道道促進合作和維持秩序的目的。全球治理則是多中心權威的合作，通過多國之間、多種行為體之間的協調、溝通與大成功是，進而通過集體行為的方式促成多領域合作，已成為當今十二節政治的主流。

第五篇：市場邏輯本質是對策不是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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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邏輯本質是對策不是博弈

通過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的市場監管理論的獲獎，揭示了“博弈”和“對策”是經濟主體兩種不同的行為方式，揭示了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由博弈向對策轉化的歷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歷史必然性。

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憑借其在大型企業、市場力量和監管等領域的學術貢獻榮獲2014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皇家科學院說：“許多行業都是由少數大型企業或單個壟斷者控制。如果不受監管，這類市場經常產生不良的社會后果——(實際)價格高于由成本推動的價格，或者效率差的企業通過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業進入市場而存活。”“價格高于由成本推動的價格，或者效率差的企業通過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業進入市場而存活”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市場失靈”，而這種市場失靈是由企業壟斷造成的，而企業壟斷又是由不受監管的市場完全競爭造成的。完全競爭必然走向競爭的反面——壟斷，壟斷使競爭不再充分，從而使市場失靈。這說明真正的市場競爭是充分競爭而不是完全競爭。怎樣充分競爭?引入政府的作用。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讓·梯若爾為有關這類市場失靈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他的研究對于政府如何處理企業合并或聯合，以及如何監管壟斷企業具有重要意義。2012年，讓·梯若爾在接受法國《回聲報》采訪時就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主要源于監管失敗。他認為，一些經濟學家無限相信市場效率，而這一觀點已經“落后時代30年”。如果在一個市場中，內部交易者可以隨意轉移資源，進行內部交易，將對其他交易者特別是小股東不利，股票市場也不能發育健全，只有信息透明才能保護小股東，使他們有積極性向市場注入資金。所以他認為公司信息透明性與公司治理很重要。對于由數家公司巨頭主導的行業壟斷及由此造成的價格與價值的背離，只有政府規制才能有效監管并糾正市場失靈。借助這些新的理念和相應的機制設計，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勵強大的公司變得更具創造力，同時又防范它們傷害競爭和客戶。讓·梯若爾針對企業信息不透明與壟斷造成的市場失靈提出的加強政府監管的對策方案說明，政府不在市場之外而就在市場之中，政府本身就是市場主體;包括企業規制在內的政府宏觀調控是保證企業信息透明、市場充分競爭與有效運轉的必要環節，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配置資源、政府主導作用與市場基礎作用不是對立的而是內在統一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把市場作用與政府調控對立起來、把政府看成市場外部性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政府本身作為市場主體，對于壟斷造成的市場失靈所采取的應對措施，是經濟主體“對策”的典型——政府的強勢地位，使其對企業的規制行為很難納入通常所理解的完全競爭主體之間的“博弈”范疇。因此，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意義，就在于通過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的市場監管理論的獲獎，揭示了“博弈”和“對策”是經濟主體兩種不同的行為方式，揭示了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由博弈向對策轉化的歷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歷史必然性。政府宏觀調控與微觀經濟活力是內在統一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內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高級更完善的市場經濟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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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經濟學是博弈論的理論基礎，而博弈論又是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西方現代經濟學中之所以沒有把博弈與對策、博弈論與對策論明確區別開來，是由于沒有把信息經濟學由信息認識論上升到信息控制論。停留在信息認識論層面的信息經濟學，只能教人在“囚徒困境”中進行非合作博弈實現消極的“納什均衡”，不能教人通過合作博弈實現積極的信息對稱，這樣的信息經濟學只能教人博弈不能教人對策是必然的。像張維迎這樣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市場自發論“邏輯”就是建立在信息認識論與博弈論基礎上的，他的厚厚的一大本《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就是教人怎樣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進行博弈。誠然，信息對稱或從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是自然現象，社會領域信息對稱是有自發的一面。人類社會追求信息從不對稱到對稱轉化，是人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本能，正好像追求公平是人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本能、通過內部基因變異外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實現生物體和環境的對稱與物種進化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本能、基本粒子運動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產生萬物是自然界本體論意義上的本能一樣。但人類追求信息對稱不能僅僅停留在自發層面，而必須上升到自覺層次;就好像人的本能不能停留在動物層面而必須上升到理性層次一樣。這就是信息認識論必須上升到信息控制論的邏輯的與歷史的依據。之所以會出現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梯若爾教授說的，好的經濟學家忙于教學和研究，所以沒有時間面對大眾媒體，差的經濟學家反而做這些事情的現象，就是因為差的經濟學家有時間面對大眾媒體，大眾媒體比較容易通過和差的經濟學家的接觸實現和經濟學家之間的信息對稱，大眾媒體通過和差的經濟學家的接觸可以相對提高和經濟學家信息對稱的邊際效率;而那些差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也樂于接受媒體采訪，也是出于用名氣來彌補學問不足、實現自己人生超越與心理平衡的本能沖動。這就是為什么著名經濟學家都是媒體經濟學家、好的經濟學家都不大著名的重要原因。但這種低層次的、表面的信息對稱會出現社會信息對稱中的“劣幣驅逐良幣”，在社會大眾整天聽那些差的經濟學家夸夸其談時，聽不到好的經濟學家的真知灼見。實踐證明：要解決市場經濟信息不對稱問題，必須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經濟控制論領域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僅僅從信息層面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是不夠的，必須從控制論層面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受控的實踐是一個主體與客體從不確定到確定，從不對稱到對稱的雙向融合過程。這說明必須用自覺的信息對稱代替自發的信息對稱。這就必然要求用信息控制論代替信息認識論，把對策和博弈分離開來，用對策代替博弈。本人之所以長期主張從現有的“博弈”中分離出“對策”，把現在不加區分的“博弈”和“對策”看成兩個概念，用對策代替博弈，就是希望提高人實現信息對稱的自覺性，減少人實現信息對稱的盲目性，提升人實現信息對稱的層次性，從而改變人的自發的行為方式，提高人的主體性，提高人作為經濟主體活動的效率與效益。

市場的邏輯本質上是對策的邏輯不是博弈的邏輯。法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之所以得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因為他把博弈論運用到經濟活動的控制中，提出用機制設計和產業組織來控制人的經濟活動，使人與人之間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無序“博弈”得以規范，使市場能夠有序運轉。這對于經濟學理論與人類經濟實踐的發展都有重要意義。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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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若爾：“如果在一個市場中，內部交易者可以隨意轉移資源，進行內部交易，將對其他交易者不利，股票市場也不能發育健全。因此保護少數小股東很重要，這樣他們才會有積極性向市場注入資金。”因此，“我認為透明性很重要，公司信息、公司治理也很重要。”如果說，“透明性”屬于信息認識論范疇，那么“公司治理”就屬于信息控制論范疇。通過信息控制實現信息對稱(透明)，實際上是用對策代替博弈，雖然讓-梯若爾本人仍然把對策稱之為博弈，或者他仍然把對策與博弈混為一談。這不奇怪，人類任何概念的發展，都有一個從模糊到精確、多義到一義的過程，讓-梯若爾的機制設計與產業組織理論客觀上揭示了把對策與博弈兩個概念剝離開來、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用對策代替博弈的必然性，雖然他本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用對策代替博弈、實現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方法，首先是進行產業組織的機制設計，也就是讓-梯若爾說的，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徹(實現信息不對稱向信息對稱轉化)，就必須用博弈論(這里的“博弈論”實際上就是對策論)表述出來，這樣就能知道改變游戲規則(進行機制設計)時會有什么樣的結果(是否能通過對充滿信息不對稱的經濟活動進行規制實現信息不對稱向信息對稱轉化、對充滿無序的經濟活動進行規范使之實現從無序向有序轉化的目的);其次是靠健全的法規和制度，對諸如內部交易等無序非法的博弈行為起訴、罰款甚至投進監獄，使之得到有效控制。這種通過制度設計(機制設計)以實現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原理，可以運用于市場的任何一個角落，包括宏觀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微觀的勞動力市場與經理人市場，以及股票、債券、期貨、借貸市場，等等。市場經濟的信息對稱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結于制度設計問題。讓-梯若爾認為禁止內部交易很不容易，必須靠健全的法規和制度，說明科學的制度設計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對稱”問題，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各級政府官員、政府和企業、企業和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和小企業、企業和股東與客戶“多種勢力和群體”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從而實現經濟主體與客體的信息對稱，掌控經濟體制改革方向，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國家在進行信息控制實現信息對稱方面確實有制度優勢。

曾幾何時，西方經濟學否認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并由此否認經濟科學決策的可能性。在他們那里，經濟規律與社會規律，社會規律與宇宙整體規律是脫節的，所以才有不確定、信息不對稱、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與博弈。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只有博弈沒有對策，即使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著述中也有出現“對策”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是博弈。讓-梯若爾的對策論產業組織理論實際上指出了西方經濟學通過對策走出經濟人有限理性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出路，雖然讓-梯若爾仍然沒有對對策與博弈的概念做明確的區分。讓-梯若爾把博弈論定義為研究人與人之間、組織以及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讓-梯若爾的博弈論定義過于寬泛，以致使人無法把握博弈的真正本質。人與人之間、組織以及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包括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信息的交換中又包括博弈與對策兩種方式。讓-梯若爾對博弈論的寬泛定義實際上是把博弈與對策、博弈論與對策論混為一談。實際上博弈與對策不同。所謂“博弈”，是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依靠經驗和猜測進行決策的思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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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行為方式，因此冒險是其本質特征，“風險也大機會也越大”是經營活動的基本信念;其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過程是自發的而非自覺的，結果很難做到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對稱。所以西方現有的信息經濟學實際上就是信息不對稱經濟學;信息不對稱經濟學是博弈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經濟學基礎上的博弈論又是市場自發論、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理論基礎。西方經濟學中所謂人與人之間在“囚徒困境”中通過非合作博弈實現“納什均衡”就是經典的博弈。但“囚徒困境”只是西方經濟學家抽象思維的產物，在現實生活中并不真正存在所謂的“囚徒困境”，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通過各種手段(包括間諜手段)實現信息對稱，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對策;即使人們經過努力后無法實現完全的信息對稱，人們這種想辦法獲取信息、實現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努力、措施從不得力向得力轉化的摸索過程，就是一種對策的過程而不是什么“囚徒困境”中的博弈過程。所謂對策，就在信息對稱或接近對稱的基礎上依靠知識和智慧進行決策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其本質特征是不打無把握之戰，“多算勝，少算則不勝”，“知己知彼百戰無不勝”，即使信息不對稱也可以通過各種制度、機制、方案設計取得和信息對稱一樣的效果;因此屬于對策范疇的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自覺的而非自發的，積極的而非消極的。讓-梯若爾對我國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取消內部關稅使國內商品自由流通等建議就是在總結經驗掌握規律基礎上的對策論建議，雖然他在表述上仍然把他的對策說成博弈。博弈論建立在信息經濟學(現有的信息經濟學實際上是信息認識論)基礎上, 而作為博弈論理論基礎的信息經濟學(信息認識論)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論的基礎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論與信息經濟學(信息認識論)基礎上的博弈論，與建立在對稱經濟學、知識經濟學與信息控制論基礎上的對策論有本質的區別。讓-梯若爾強調了經濟主體包括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主導作用，說明了博弈向對策轉化、信息認識論向信息控制論轉化的必要性，在強調實證性的西方經濟學中打開了一個缺口，說明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被中國經濟學——主體與客體對稱、規范性與實證性統一的對稱經濟學范式所代替是歷史的必然。這是讓-梯若爾對人類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從人類經濟學本身的整體發展邏輯而言，讓-梯若爾今年獲獎可謂名至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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