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

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

摘要：話語是思想文化的載體、表達思想與開展情感交流的重要紐帶，對觀察世界的地位、行為方式等將產生重要影響。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意義與價值都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使包含的主張、思想等能被更多的人掌握，并轉化成自覺行動。建構中國政治學構建規范化的政治學話語體系，使其成為維護并體現群眾利益，更符合廣大人民群眾思維方式與話語習慣，發揮好政治學對現實政治問題的解釋與實踐指導力。

關鍵詞：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6-0068-02

中國政治學強調經世致用，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要建構并全面發揮政治學體系的效用，服務于我國政治建設，必須構建適合的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同時，伴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發展所獲得成果、政治學發展的歷史積淀，以及政治學方面所獲成就和理論隊伍研究建設實際，需要從我國實際出發，來構建適宜當前我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發揮政治學服務國家政治發展的重要作用。

一、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符合政治發展需要

建構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是展示政治學發展實踐價值，說明其發展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學發展的不同階段，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文化、技術水平以及人們的認知上的束縛，勢必存在不同的價值取向，但其都始終圍繞政治發展的終極價值所開展的，是政治發展進程中價值的階段性展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價值是通過透視理念，采用理論形式去展現政治學發展的實際價值。如果政治實踐價值在整個政治學話語體系中迷失，政治學話語體系勢必失去其存在的現實價值[1]。因此，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符合政治發展需要，展現發展的社會價值。同時，政治學話語體系也應該全面反映政治發展實踐。經大量的實踐表明，對全面推動歷史發展進程的政治學話語體系，都是對政治發展實踐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所進行的系統思考。全面反思政治發展實踐歷史，更全面進行總結經驗，而審視當下和未來，是為了保障價值的所在，設計未來不僅是實現更好傳承政治發展的實踐重要價值，也是探索今后政治發展的愿望。當前建構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需要在總結過去、現在以及審視未來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系統性總結，提升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水平，滿足我國政治發展的現實需要。

二、政治學研究的豐碩成果為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奠定基礎

自從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一直著力將馬克思主義和我國國情相結合，創建了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這些制度的設立為保障人民群眾實現當家作主，享有民主權利給予了制度性保障。上面談到的這些制度的順利運作，確保了廣大人民群眾在參與政治生活中，不斷得到鍛煉，并在這一過程中，使用并提出話語，很好融入到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中[2]。自從改革開放后，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在政治領域開展了全面的探索與實踐，不斷創新及改革當前的政治體制，為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體系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經過大量的事實充分表明，黨在應對多種挑戰、全方位加強黨的建設、提升執政能力等方面，我國進一步的完善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了廣大公民的權利，法治建設、行政體制等方面的建設，進一步完備，政治關系實現全面協調，形成了和諧的對外關系的新局面等等，這些在政治學領域內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為我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奠定了基礎。

三、中國政治話語體系建構的難點

建構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從當前政治話語體系建設的實際和我國的國情出發，還不得不面對以下困境：一是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的政治話語體系，不僅需要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還有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對人民群眾來講，關鍵好似團結廣大人民群眾能團結一心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道路，而對國際社會來講，需要創建穩定、和諧的國際環境。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價值追求上強調以人為本，尤其是將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出發點與落腳點，鞏固并發展人民民主，但是從當前我國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來看，整體上不高，并且社會文化發育程度也有待提升，當前的政治體制建設不完善，政治體制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推進，政治話語體系中強調以人為本的政治價值追求，還需要通過不斷努力才能實現[3]。

四、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思路

（一）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與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

首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本身體現著某一特質意識形態。在不同的社會中，不同階級采用表現其意志與利益的理論來主導政治學話語體系，所以，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在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中處于重要位置。馬克思主義需要在全面發展生產力基礎上，實現物質、精神等方面的共同富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體系，需要堅持為人民服務，因此，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全面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以及方法等去解決實際問題，全面鞏固社會發展進程中，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奠定堅實基礎[4]。

其次，強調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一般來講，政治學話語體系是在特定社會歷史發展階段與語境中的思考方式、價值理念、生存方式以及使用術語總稱，本質是政治學人精神與工作特征的整體描述與概括。但從另一個層面來講，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價值取向是政治學話語體系中的核心元素，其決定了對政治生活的思考方式、生存方式的抉擇。當前我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價值取向，應注重維護好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全面鞏固并發展厚愛社會主義民主。

（二）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應遵循政治學發展規律

建構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需要遵守政治學發展的規律。一般來講，話語體系和政治學理論體系、概念、研究方法等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都需要使用話語進行表達與說明，但是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也需要全面遵守政治學發展的規律，在全面推動政治學發展的進程中來開展，因為政治學本身呈現一定的規律性，需要堅持采用科學的態度、精神與方法，嚴謹審慎地對待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在建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進程中，由于政治哲學是使用超驗以及思辨的方法，對政治的價值、本質以及發展規律開展深層次的解釋以及科學論證的學問，影響并決定政治學的學術化、理論化水平，以及對政治的引領力、解釋力，呈現出不可代替的認證、評價、建構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作用。反觀學術史，政治哲學的發展與繁榮總是與社會的變革、進步等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所以，需要關注政治哲學方面的探索。強化政治價值理論方面的研究，有利于完成既定的政治目標。政治本體論強調政治學理論與學科發展的規律相符，能更好解釋政治現象，全面展示政治發展的規律，同時，政治認識論也能為政治學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與新視角，政治哲學呈現出明顯的思辨性特點，這也決定其擁有重要的說服力、解釋力以及理論深度，需要關注對政治哲學方面的研究。

其次，遵循政治學發展規律，也要積極開展政治理論以及政治科學方面的探索。通過全面提煉以及總結政治學的方法、原理、范疇等，建設更為嚴密、有序的政治學理論系統，提升政治學的解釋力，全面擴展政治學研究的議題，始終采用問題為導向的發展思路，逐一破解發展中遇到的學科限制，并開展跨學科、多層次研究，提升政治學解決實際問題基本能力。與此同時，也應關注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創新，科學的研究方法能影響到學科狀況以及話語體系。因此，政治學研究方法是一重要工具，能決定政治學功能的發揮，創新并全面運用多種研究方法，讓研究方法更為科學合理，也可以適當引入數理統計的方法，提高政治學研究的水平，并全面加大對其它學科研究方法的引進力度，通過采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創建政治學話語體系。特別是需要進一步加強理論和實踐相互結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到實際生活中，密切聯系廣大群眾，積極投身到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進程中，采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從社會實踐中去汲取話語體系營養，確保我國政治學話語更生動與鮮明，更富有引領力和說服力。

（三）理順科學化和大眾化的關系，借鑒古今中外政治學話語體系

首先，全面理順好科學化和大眾化的關系。科學化強調在創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中，要全面展示政治學話語體系的要義，彰顯政治學的生命力與凝聚力，這需要在創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中，需要全面闡釋中國政治學發展的規律、本質，做到實事求是。大眾化指出建設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重點是闡釋為誰開展服務的問題。政治學話語體系本身有其概念、研究方式，但是這并不妨礙其大眾化的必要性。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在被廣大群眾所認知、使用，才能贏得社會實踐的廣泛認可，功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發揮，更好服務我國政治發展。實現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大眾化，不僅要將政治學話語體系植根于我國政治發展的實踐中，也要被廣大人民群眾所認可，采用科學的方法實現群眾的廣泛認同[5]。

其次，借鑒古今中外政治學話語體系。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采用開放的姿態，在全面借鑒古今中外政治學話語，并融會貫通政治學話語體系，將其適應我國政治學發展的國情，并利于在世界范圍內開展廣泛對話政治學話語體系。一是始終堅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念。在我國政治學話語體系長期發展的進程中，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廣泛認可的“民本”“忠恕”“和諧”等思想，成為我國廣大人民群眾思考政治問題的原則，并且在較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能影響其他國家政治發展。同時，也要積極從西方政治學話語體系中汲取營養，從當前發展的情況來看，西方政治學話語體系當前處于優勢地位，在政治學范疇、方法、理論、概念等多個方面的話語，已成為世界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需要借鑒西方政治學話語研究成果，并在不斷借鑒與吸收基礎上，貢獻中國智慧，展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在世界政治學范疇內的影響力。最后，也要嘗試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傳播與普及，讓中國話語體系承載的內容得到世界的廣泛理解與認可，全面發揮中國政治學話語的效能。

總之，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符合政治發展需要，不斷推動我國政治的發展，同時，政治學研究的豐碩成果為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奠定基礎，尤其是建國以來和改革開放后的政治學發展成果，全面推動了我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發展，但是也要看到中國政治話語體系建構的難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的政治話語體系，不僅需要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還有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再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價值追求上強調以人為本，因此，建構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不僅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與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還要廣泛借鑒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應遵循政治學發展規律，理順科學化和大眾化的關系，借鑒古今中外政治學話語體系，全面提升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發展水平。

參考文獻：

〔1〕萬華瑋.基于政治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構建[J].社會主義研究，2015，（01）.〔2〕鄭慧.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話語體系[J].政治學研究，2014，（06）.〔3〕于家琦.服務輿情研究服務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J].2015，（03）.〔4〕馮志峰.當前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現狀和反思――對九本政治學方法論教材的調查分析[J].甘肅理論學刊，2008，（05）.〔5〕魏姝.中國政治學研究概況分析――基于CSSCI分析[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5）.（責任編輯賽漢）

第二篇：國際話語體系

論全球話語體系建構

作者：陳汝東

來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經濟的全球化和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成就了一個全球話語場。既有國際話語秩序中主導者話語權的衰弱和新興話語主體的崛起，正在演繹一個新的全球話語秩序。中國正力圖成為亞洲區域話語秩序的建構者和全球話語新秩序的主導者。文化沖突與融合中的全球話語體系建構已成為全球傳播現實和話語學研究的雙重命題。霸權與和平的對立，文明與文化的對抗，以及民族與普世、官方與民間、區域與全球等沖突，是全球話語體系建構的重要威脅。話語主體和話語機會的平等性、話語權利的自由性、話語空間的開放性、話語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話語體系建構的重要條件和保障。全球修辭是全球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和平手段。“禮”、“仁”、“忠”、“信”、“兼愛”、“非攻”等中國古典智慧，是建構全球話語體系、解決全球文化沖突、實現文化融合與區域和平發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來，話語學研究在中國如火如荼，話語已經成為一個跨越諸多學科的通用詞匯。最近幾年，“國家話語”、“國家話語體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學術范疇，進入政治、文化領域，上升為一種國家戰略。所謂“國家話語”，“是國家話語權利實施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一種國家傳播現象及信息形態，是一種以傳播國家信息、塑造國家形象、提升國家軟實力、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為目的的國家傳播行為”[1]；而“國家話語體系”則“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學術、外交、貿易等實力的媒介表達形態，是一個國家作為話語主體在國內外乃至全球行使國家主權、進行國家傳播的行為系統”。“它也是國家意識、國家意志、國家價值觀、國家追求、國家夢想在全球舞臺上的綜合展現形式，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文明的載體和重要表達方式系統，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話語學層面上的再闡釋。”陳汝東《提高國家傳播能力，建構國家話語體系》，中共中央黨校六部委哲學社會科學教學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獲一等獎，修改稿即將發表于《江淮論壇》2015年第2期。

隨著新媒介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全球傳播體系正在形成，“全球話語”、“全球話語體系”也正在成為現實發展和理論研究的雙重選擇。我們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辭”和“全球修辭學”概念

[2]將成為全球話語體系建構的重要途徑。目前來看，這兩個范疇正在成為新一輪的學術熱點。為此，我們力圖進一步廓清“全球話語體系”所提出的國際環境、面臨的挑戰及其建構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話語體系建構的途徑與策略。

一、文化沖突： 國際話語的新走向

導致上述沖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國際政治格局發生變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新的國際聯盟和國際經濟體的形成等加劇了國際競爭。第二，隨著國際產業和金融體系的調整、整合，以及貿易體系的發展、變革，資源競爭日趨激烈，利益沖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間等各種形式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差異、宗教差異以及許多歷史遺留問題更加突顯，產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國家的內部矛盾激化，并引發沖突，各種國際勢力趁機滲透并參與角逐，進而向國際擴散、轉移，國際、國內話語場糾葛在一起。第五，數字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和普及，全球傳播體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互聯網傳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發生，便很快實現全球傳播，實現網絡與現實的同步化、一體化。

當然，辱華言論主要還是源于最近幾十年中國的崛起。首先，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實力大大提升，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力大為增強。世界對中國貧窮積弱形象的轉變不適應，某些西方國家對一個強大的中國感到不舒服、擔憂乃至恐懼。其次，中國的對外商品、勞力、資本、技術輸出擠占了國際市場，本土利益群體認為對他們構成了“威脅”。比如在中國的海外農業投資上就存在“土地掠奪”、“擴張”、“零和”與“雙贏”等爭議[6]。第三，中國面對貿易摩擦及領土、領海爭端等的態度，不再像從前那樣平和、隱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國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讓，而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第四，中國的國民面貌煥然一新，他們走出國門，“搶灘各國，購買世界”。第五，中國的國際文化空間拓展戰略，比如孔子學院計劃等阻擊、擠壓了強勢國家的語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義在中國和全球的既有空間。此外，一些霸權國家的慣常做法受到了質疑和挑戰。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國海軍偵察機飛抵海南島以東附近空域偵察，中國海軍航空兵戰機進行例行性識別查證，但這卻遭到

了對方的指責[7]。當然，這種指責是站不住腳的。對此，中國記者質問該國國務院發言人：“如果中國把戰機飛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嗎？”對方以“不想多說”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應，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腳。因為該國對此霸道做法已當成了家常便飯、理所當然，對受到挑戰不舒服，覺得在世界面前丟了面子。因此說，在新的全球話語體系中，世界對中國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認識，需要積極適應，允許中國擁有新的角色、新的話語權。

2013年7月，美國前情報部門官員斯諾登所揭秘的“棱鏡門”事件，則是霸權主義國家侵害世界各國的罪證[9]。美國不僅監聽本國的國民，而且監聽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國、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國家領導人[10]。美國慣常以批評他國的人權、網絡黑客攻擊為樂，但在此事件中，美國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顏面掃地，喪失了國際正義的道德制高點。美國的監聽行為引發的不僅是文化沖突，更是霸權主義與和平主義的沖突、民族主義話語與普世話語之間的沖突。斯諾登所進行的顯然不是一個人的戰斗，而是世界和平話語與全球霸權話語之間的戰爭，是國家正義和國際正義之間的角力。

顯然，無論是政治對立，還是領土爭端，乃至文化的對抗和沖突，最終都會反映到話語層面，都需要通過話語和媒介進行，而所有沖突最終都要訴諸文化來解決。因此，探討當今國際沖突中的話語形態、話語主體、話語方式以及各國的話語策略，研討全球話語體系的內涵、外延以及區域話語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臨的挑戰，對解決國際文化對立與沖突，謀劃全球話語秩序，維護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化融合： 全球話語體系建構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在全球傳播沖突中，有國家制度、意識形態的沖突，也有歷史沖突、文化價值沖突，以及種族、宗教和文明沖突，更有國別沖突、區域沖突，甚至全球沖突。比如中日、韓日、日俄之間以及中國在南海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海洋島嶼爭端，就屬于區域性的領土沖突。而美國的“9·11”事件，則既有宗教之間的沖突，也有文明之間的沖突，超越了國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國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國、英國等發生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和騷亂，則涉及種族歧視和普世正義[11]。上述沖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變化，也折射出各國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糾葛與對抗，既反映了舊有世界秩序的不斷消解，也表現出新興力量的增長及其利益訴求。

在20世紀上半葉之前，人類解決大規模國際紛爭的方式往往是訴諸戰爭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決國際紛爭單純依靠武力和戰爭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選擇，盡管武力和戰爭還將存在。許多國際實例也說明了這一點。“9·11”事件以來，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了數次戰爭，但其結果是，不僅制造了當事國家的持續**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實力明顯下滑，軟實力也受了硬傷”[12]。這表明，如今人類已進入通過政治、經濟、貿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綜合手段來解決文明沖突的時代，單純依靠武力、戰爭的時代已過時，溝通、協商、合作、共贏已經成為時代發展的新趨勢。因此，一方面，人類文化和文明處在對立沖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現出了溝通、交流與融合的新趨勢。

這種融合的趨勢集中體現在了全球話語層面。比如，20世紀80年代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陣營與以蘇聯和中國等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就逐漸結束了“冷戰”狀態，并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對話、交流乃至融合機制。就連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一直處于“冷戰”狀態的美國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時發表聲明，宣布將恢復兩國外交關系[13]。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話語場域徹底改變了。一方面，歐美等發達國家利益共同體逐漸瓦解，各自紛紛開展與發展中國家的對話合作；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等逐漸取得了話語權，并形成了新的話語場，比如金磚國家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此外，不同洲際、地區之間也形成了交錯對話的格局。

一個新的全球話語場正在或者說已經形成。這是因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一體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類進行更加廣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溝通與交融。其次，全球傳播體系已形成。國際互聯網使世界各國在時間和空間上完成了一體化、同步化。國家價值、國家文化、國民生活實現了網絡化，國家之間的現實領土空間很大程度上已被虛擬空間所替代。網絡化生存成為新的全球生態，網絡話語成為新的世界形態。現實世界的沖突反映到網絡上，又通過網絡消解、擴散，最終實現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無疑需要一個全球話語場。實際上，目前的國際格局也存在一個客觀的全球話語場，存在許多話語主體和區域話語場。盡管這些話語場的形態不斷變換、更替，但話語場一直都存在。話語場不僅是一個大眾媒介范疇，也是一個國家范疇，是一個國家場域，一個國際政治場域，一個全球國家實力展示與角逐的場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則是國家實力、國際關系，是國家利益、國際利益的再平衡系統。各個國家都要在這個話語舞臺上走秀、表演，展示他們的實力，表現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話語體系呢？我們認為，全球話語體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綜合呈現，是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軍事等以話語為形態進行展示的舞臺，是世界各國的媒介表達系統，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話語再現系統。世界各國、各民族、各種宗教、各種文化與文明是全球話語體系的構成要素，也是全球話語的主體。當然，全球話語體系也是有層次的，分地域、有場域的，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

目前，全球話語體系研究才剛起步，對人類話語體系的劃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據地域、文明類型把全球話語體系劃分為遠東、中東、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進而區分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猶太文明、美國文明、歐洲文明、俄羅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種話語體系[14]。顯然，這種劃分是基于傳統歷史視角。當今的全球話語體系并非傳統歷史和文明的簡單相加。也有學者把人類話語區分為全球、西方、東方三個層面

[15]，或直接劃分為西方和非西方兩個對立范疇[16]，如此劃分又不免失之于籠統。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國家、民族、宗教、國際組織和區域因素等構成的綜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亞洲國家，本屬于亞洲文明區，在歷史上屬于亞洲話語體系，但目前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卻從屬于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話語體系。烏克蘭脫胎于蘇聯，原屬于以俄羅斯為主的西伯利亞話語體系，但目前它已轉向歐洲話語體系。因此，全球話語體系的劃分應從歷史與當代、現實與虛擬、宗教與文明、區域與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 增強國際影響力話語權

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增強國際影響力話語權

——深入學習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筆談

作者：《光明日報》（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編者按

在實現中國夢的進程中，加強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總書記強調，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剛剛結束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這些論述和決定對哲學社會科學界提出了一項重大戰略課題，激發了廣大社科工作者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圍繞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理論界涌現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理論研討會召開之際，本期我們特刊發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上海大學等單位的學者根據他們的研究撰寫的5篇文章，圍繞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從理論認識和實踐層面進行闡述。

創新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要自覺強化五種意識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教授靳諾

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關于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的明確要求，不僅表明黨對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表明中央對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寄予厚望。

當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當深刻認識自身肩負的歷史使命，自覺堅持和強化五種意識，為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創新而努力奮斗。

要有導向意識，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哲學社會科學既是一個知識體系，也是一個價值體系，既有科學性，也有其獨有的意識形態屬性。當前，一部分人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還有人認為堅持馬克思主義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現，我們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也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一以貫之的靈魂。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而空談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無異于緣木求魚、舍本逐末。列寧曾經說過：“沿著馬克思的理論道路前進，我們將越來越接近真理；而沿著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應該理直氣壯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動搖。

要有問題意識，重視發現問題力爭解決問題。以問題為中心、重視問題的研究，這是哲學社會科學得以發展創新的重要前提。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也要從問題入手，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作為研究探索的起點。正如馬克思所言，對一個時代來說，“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歷史經驗證明，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和解決當前重大的、迫切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脈絡、找到發展的規律，推動理論創新。

要有國際意識，立足世界學術前沿進行觀察研究。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不同國家引起共鳴，受到重視，一個根本原因就是馬克思主義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的。我們推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建設和創新，也要遵循這個基本方法。當今時代的最鮮明特點就是全球化迅猛發展，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聯系越來越密切。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不從國際的角度來觀察、思考和研究問題，很難取得大的成就。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80 年代論述哲學社會科學問題時講過，不僅是自然科學，就是哲學社會科學，與發達國家相比，也要承認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來，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取得很大發展，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得到初步確立，但跟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我們要吸納、學習和借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領域取得的優秀成果，從更高的高度、更廣的視野和更前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

要有綜合意識，系統地、綜合地推動整體創新。按照現有的學科分類體系，我們往往把哲學社會科學按照思維方式和實踐方式分為很多門類，比如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管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等等。這種劃分對于開展各學科的具體研究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作為一種實踐系統和認識體系，從來都不能簡單地劃歸到某個學科領域之內，而是不同學科、不同知識門類交叉滲透、系統集成的一種體系。因此，推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要注重綜合性，要多維度、多學科地看待問題、聯合攻關、協同推進。

要有本土意識，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我們的話語體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國的國情，著眼于繁榮發展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以中國的實踐為本位。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穩步提升和國家綜合實力的逐步增強，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從未實現的探索，取得了中國自己的寶貴經驗。研究、分析、總結偉大的實踐，我們應當跳出舊有的話語窠臼，構建適合中國國情、適應時代、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和學術進步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作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領域的一面旗幟，中國人民大學將進一步堅持、強化和弘揚這五種意識，為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建設和創新而持續努力。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中的指導地位

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陳先達

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也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我們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有它才能為貌似的舊概念注入新的內涵。比如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個字，12對范疇都不是新范疇，或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個話語體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內容，因為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原有范疇進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撐這種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論。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新的話語體系的構建，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構建話語體系的核心不應放在虛構概念上，而應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打通和融合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先進文化的研究，從而形成新話語體系。

話語權的核心是有理論支撐的、有具體內涵的概念或范疇，而不是單純的語詞。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內核，本質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通過特定話語的表達方式。如果離開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所謂話語只是一個可以表達不同內涵的詞語。任何話語都是在被特定階級、集團或不同政治實體使用時才能稱其為話語，否則就只能算是詞語。而要成為話語，必定是由某種理論支撐，表達某種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內涵的詞語。因此，話語的爭論甚至斗爭不是概念的爭論，不是詞語的爭論，而是理論的斗爭，是具有某種政治的、經濟的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話語權的爭論。

當前，構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在國際上，是反對話語霸權，向世界宣傳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和理論。話語權不同于話語霸權，西方的話語霸權本質上是一種以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為后盾的政治霸權。在國際交往中，我們反對西方的話語霸權，就要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用中國話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搶占世界學術制高點、掌握話語主動權，打破國際上的話語霸權。

在國內，它有利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理論領域，抵制和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西方極端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思潮的斗爭，就包括話語權的爭奪。要批判這些錯誤思潮，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對中國的“歷史事實”、現實問題等進行解釋，不斷增強我們自己的話語權，增強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在學術領域，它有利于堅持正確的學術導向。高校是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和科研人員最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養人文社會科學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中，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基本理論和方法論指導，正確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話語，而不是讓西方話語成為支配我們各個學科的主導話語，這是有關我們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的價值導向和學術水平的問題。

總書記強調，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們要有這個底氣、有這個自信建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樹立自己的評價標準，掌握話語權，讓中國話語在世界學術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主導話語體系。對此，我們高等學校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責無旁貸。

提升中國話語權的基本路徑

中共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教授韓慶祥

總書記指出，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這就明確提出了提升中國話語權的問題。提升中國話語權，需要提供一種分析框架。這種分析框架，是由話語基礎、話語體系、話語核心、話語方式、話語自信、話語傳播六個要素有機統一構成的。由此，提升中國話語權主要包括六條基本路徑。

以堅實的話語基礎提升中國話語權。這主要指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外交、國防、政黨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發展實力，尤其是在經濟、科技、軍事和文化上所擁有的實力，即“中國實力”。有實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無聲的話語權。今天，中國道路促進中國走向成功，這條道路具有獨特優勢和世界意義，它既影響世界格局，也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以科學的話語體系提升中國話語權。這主要指基于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國問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即“中國理論”。這是一種科學的思想體系，它是對中國話語權的實踐基礎和對破解中國問題的理論的邏輯表達，因而是中國話語權的理論基礎。我們在世界上擁有話語權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擁有解釋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的話語權。這對于建設思想中國、回應西方社會關于“中國不會生產思想”的指責，具有重要意義。實際上，能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和中國理論更應當擁有話語權，因為中國問題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復雜性。

以鮮明的話語核心提升中國話語權。話語核心是從話語基礎、話語體系中提升出來的核心理念，也是蘊含在中國道路、中國理論和中國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國理念”。簡潔明了、便于記憶有助于提升中國話語權。這里所謂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發揮政府力量、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話語方式提升中國話語權。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來有效闡述、表述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闡述、表述、表達和言

說方式，“講”得有親和力，能表達好中國聲音。雖然有堅實的話語基礎、科學的話語體系和鮮明的話語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話語言說方式，就會影響話語權。所謂有效的話語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學性的學術話語表達政治立場；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分析問題、創新理論；用中國話語講中國故事，用中國故事講中國道路，用中國道路講中國理論；等等。

以堅定的話語自信提升中國話語權。主要指參與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的每個中國人，對我們的政黨、國家、民族、社會和人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傳統，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等，要充滿自信。尤其在國際交往和對話中，在闡釋和表達中國話語體系時，要堅定自信。今天，我們在客觀上已擁有話語自信的基礎。如果缺乏話語自信，在與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桿，就會影響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及中國話語權建設。

以較強的國際傳播能力提升中國話語權。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經驗、中國故事等，都要通過傳播、對話來影響世界、影響人。是否擁有快速廣泛有效的國際傳播能力，是否及時抓住事物、對象、信息的本質和實質，是否被人們所掌握，影響著中國話語體系能否被認同，進而影響著話語權的提升。較強的國際傳播能力主要表現在：要把復雜的問題簡要化；要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表達中國聲音；要用先進的國際傳播技術和手段進行快捷有效的傳播；要尋找共同話題、遵循共同規則來進行對話，等等。

講好中國故事的“舍”與“得”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房寧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改變我們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也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實現中國夢，不僅需要我們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國人民的理解與幫助。中國夢與世界各國人民、各個民族追求進步富強的夢是相通的。為此，我們應做好對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為我們的事業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與氛圍。近年來，我們進行了多項對外傳播介紹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理念與實踐的工作，并在工作中獲得了一些經驗和體會，其中最主要的體會就是對外傳播中要處理好“舍”與“得”的關系。

我們正在從事的事業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它是發自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由此產生的理論與實踐是具有中國特殊性的。簡而言之，中國不同于外國，尤其不同于西方國家；對于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民眾而言，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讓人們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來說，只有調動人們已有的知識，通過已知了解未知。以社會事物而論，國外、西方民眾已知的社會科學知識是基于外國和西方社會經驗和實踐而獲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國經驗與實踐的。如果我們完全用中國的概念、中國的術語、中國的知識向外傳播，就如同一個對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講中國話，傳播的效率等于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需要采取運用部分外國的、西方的概念、術語和知識來描述和解釋中國的事物，通過外國、西方民眾已知的知識來幫助他們了解認識中國。然而，運用外國和西方已有知識來說明中國肯定會存在信息的缺失和變形，但這樣做卻可以使我們的部分信息得以傳遞并在一定程度上為受眾所接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對外傳播的“舍”與“得”的問題。

我們應當也必須處理和拿捏好這個“舍”與“得”的關系。如果我們“原汁原味”地介紹中國，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們用外國與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國飯菜，味道肯定不純正，但卻有效果。根據我們的經驗，根據傳播對象認知情況，根據我們可以選擇和采用的外國與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術語，舍棄掉我們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較好傳播效果，而如果力圖原原本本地介紹中國往往適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對外傳播中，我們實際需要做的往往是決定舍棄多少，舍棄什么。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以最小的舍棄獲得最大的傳播效果，把中國好聲音真正傳播出去。

我們的另一個體會是，在傳播中國聲音的時候“擺事實”應重于“講道理”。對外傳播

核心的問題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與知識的壁壘；對外傳播面臨的重要難題是受眾的心理警覺。我們在對外傳播中，尤其是在傳播中國的立場、理念時，常常會遇到受眾的警覺，常常會遭到心理拒斥。在這種情況下，立場、理念的表達和傳播效果往往很差。我們認為，在針對那些對中國、對中國道路存有誤解甚至偏見的西方受眾時，采用直接表達理念和講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講事實、講故事的方式。直接講述中國發生的事實，實事求是地介紹真實的中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繞過”西方受眾的心理防范，讓他們自己得出印象和結論。

當前，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問題與困難，但這就是真實的中國。要讓國際社會和外國民眾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首先我們自己要敢于正視自己，深刻認識自身；要讓國際社會和外國民眾理解中國，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國，我們自己應有足夠的自信。我們應以更堅定的自信、更寬闊的胸懷，進一步打開大門，進一步對外開放，以開放、真誠的態度面對外部世界、面對西方，講好中國的故事，為中國贏得好環境，贏得正能量。

由“大國方略”課程看思政課的話語建構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陶倩

上海大學黨委副書記、教授夏小和

要建設學生真心喜愛、終身受益的思政課，我們需要花大力氣進行全方位改革。長期以來，上海大學一直致力于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續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較好的成效。開設“大國方略”課程是我們在新形勢下通過對大學生進行富有吸引力與感染力的形勢與政策的教育，以繼續推動思政課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構圍繞大國的話語框架。當前，中國正在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目標闊步邁進，正在朝著世界矚目的大國、強國的目標前進。一個國家要真正成為一個大國，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大國國民意識、大國心態和能力。對于中國正走向大國、走向強國的趨勢，我們的大學生已經有了直觀的感覺，但認識上還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種良莠混雜思潮的影響。開設“大國方略”課程旨在讓當代大學生把本能感知變成理性認識，盡快確立大國的心態，提升與大國相適應的國民素質。“大國方略”課程在全面概述當前中國圍繞大國的戰略布局的基礎上，選擇若干重點方面構建課程話語框架，包括“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一帶一路”、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等。

設計多學科融合的話語內容。上海大學思政課的特色教學模式是“項鏈模式”，即由思政課專職教師把握課程主線，構成思政課“項鏈”的基礎，引入校內外多學科有深厚學術造詣的專家、黨政領導或道德模范進課堂作為“珍珠”，兩位甚至多位教師聯袂授課。不同學科教師具有不同的專業背景，大家圍繞一個共同的主題，各自從不同角度加以闡述，這樣的教學內容不是各學科知識模塊的簡單疊加，而是會形成不同學科話語內容的化合反應。在“大國方略”課上，我們圍繞“一帶一路”主題，邀請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教育學、藝術學等多學科背景的師資共同參與教學，促使學生既把握了“一帶一路”的歷史脈絡、現狀及未來走向，又通過認知與情感的互相促進，從而增強了為“一帶一路”作奉獻的神圣使命感。

運用契合學生特點的話語方式。“大國方略”課程的對象主要是90后大學生。我們在課堂教學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學生的接受特點，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運用釋疑話語。90后大學生是敢于有夢、勇于追夢的一代。他們極有個性，也喜歡追問、質疑。我們著力開展“問題解析式”教學方式，從著重講“是什么”的知識性內容，轉向著重講“是什么”背后的“為什么”以及“應如何”，實現了思政課教學內容與重大理論問題、社會熱點問題以及學生困惑問題的有效對接，很好地培養了學生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創新精神。在“大國方略”課上，我們也采用了“問題解析式”話語方式，通過問題采集、問題分類分層、以問題統領課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問題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國的話語體系

2014年第15期

中國應完善自己的話語體系

作者：李北方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時期的國家間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話語體系的競爭，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競爭。話語體系是規則的基礎，在話語的競爭中不占有優勢，在規則的制定中就沒有發言權。

出于國際競爭的現實需要，中國急需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而這一話語體系必定要是普世主義的。這首先是因為，西方的話語體系是普世主義的，能夠與一種普世主義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種普世主義。普世主義不同于其他“主義”，它沒有實質性的內涵，只是一種認為某種特定的價值應該普世適用的傾向。在各種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這種思想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普世主義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專利。中國思想中從不缺乏普世主義傳統。儒家思想講“天下”，講推己及人的“仁”的觀念，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都是普世的視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倫理取得全面勝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講求主動擴張的，而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推崇漸進的、水到渠成式的傳播。歷史表明，這種穩健保守的取向并沒有影響中國文明的自然擴展。

新中國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義的立場，最典型的表述莫過于“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了。那時的中國在與各色的霸權主義的理論斗爭中一直處于攻勢，雖說中國沒有直接輸出革命，但從未停止輸出革命思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發生的民權運動就深受中國爭取平等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國力并不算強盛，但憑借鮮明的、不妥協的普世主義立場，在國際上占據了道義的制高點。

前30年的普世主義與儒家傳統相比，是更加進取的，但同樣不以掠奪他國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們姑且將中國傳統中的這種傾向稱之為“王道的普世主義”，相對應的，西方的普世主義則是“霸道”的，無論是在殖民主義歷史，還是當下仍在繼續的霸權主義行徑中，西方普世主義的漂亮言辭都只不過是侵略、掠奪和屠戮的“化妝品”而已。

我們要反對的是這種虛偽的“霸道的普世主義”，而不是普世主義本身。故而，對“霸道的普世主義”的否定并不妨礙中國人也可以成為普世主義者，我們應該以一種良性的普世主義來批判它、取代它，這一思想的和話語的斗爭是反霸權主義斗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發展和完善普世主義話語也是確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價值等級論，即價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義的姿態，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點；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義傾向也源于類似的自信。可以說，如果對自己選擇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會導向普世主義的傾向；反過來說也成立，即普世主義立場是“道路自信”的表現。

改革開放后，中國選擇了“韜光養晦”的策略，主動放棄了普世主義的立場，代之以“中國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現實中，“中國特色”往往被用來為一些在發展中出現的負面現象開脫，進一步導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時候理不直氣不壯。這是中國在對外交往中陷入被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這種轉變與歷史虛無主義在思想領域的盛行也不無關系。

如今，中國的發展走到了新的階段，新階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報告將其集中表述為要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對挑戰的回應。

確立“三個自信”要求中國的普世主義話語出現。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承認新中國60多年的奮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們的經驗中必定會有值得與其他國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這些便是中國人創造的高等的價值。如果我們的理論工作者還只是將眼光盯在對“中國道路”的總結上，甚至執迷于“中國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達不到確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貶低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努力。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現了正確探索方向，每一條價值觀都不只是中國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進一步完善，借助中國人的普世主義思想傳統和新時期的實踐來豐富全人類的思想寶庫。在新的普世主義話語體系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提出對世界秩序的新設想，發展我們的“軟實力”，爭得我們的話語權。

第三篇：談中國話語體系的科學化大眾化國際化（范文模版）

談中國話語體系的科學化大眾化國際化

發布時間：2012年05月14日 08:54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李忠杰

一個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話題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自己的一整套話語體系。近現代以來，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這種話語體系又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在長期革命、建設、改革的過程中，發生著有時激進、有時漸進的變化。它既深深扎根在中國本土的深厚土壤，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又帶上了蘇俄文化的濃厚風格；既接受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又不斷在時代的熏陶中與時俱進。

這種話語體系，是中國社會實際生活、歷史進程、價值觀念的反映和表現形式，它與中國社會的歷史實踐互為表里、交相輝映，共同推動著中國的發展變化。

到了今天，中國的話語體系，除了純粹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內容外，在政治經濟、人文社會、價值觀念，特別是作為其靈魂統領的意識形態方面，無疑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一種非常獨特的系統。它既在相當程度上與世界銜接，又在很多方面具有鮮明的特點。

今天，主導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體系。所以，今天中國的話語體系，就其本質內容來說，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就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輝煌，也指引著中國未來發展的根本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在新的歷史征程上，我們要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勝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和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要研究解決自身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同時，還要解決內外兩個問題。一個是進一步解決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認同問題，一個是解決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如何被國際社會更多地理解、并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問題。前者關系到能否團結13億人民繼續共同奮斗的問題，后者關系到能否繼續為中國的發展創造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當然首先是體現在實踐上，但同時也表現在一定的話語體系上。實踐是本質、是內容。話語體系是表現、是形式。但兩者又有著緊密的聯系，話語體系不可能決定實質內容，但它是實質內容的反映，也是實質內容是否廣為普及、是否深入人心、是否得到普遍贊同的晴雨表、溫度計。

應該肯定，當代中國的話語體系，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中已經深入人心，在世界上也有著廣泛的影響。對此，我們有充分的自信。但同時，也要看到，這種話語體系也面臨著很多這樣那樣的挑戰和考驗。因此，除了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外，把話語體系這樣的問題提煉出來，專門研究和探討一下這種話語體系的傳播、普及、接受、認同問題，也是很有意義的。

我認為，我們的話語體系要進一步獲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進一步擴大在世界上的影響，需要注意進一步提高中國話語體系的科學化、大眾化、國際化水平這“三化”問題。

第一，提高中國話語體系的科學化水平

為什么要提高中國話語體系的科學化水平？

因為中國的實踐是一個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過程。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思想在進步，作為其表現形式的話語體系，當然也要進步。這種進步的實質，就是不斷提高科學化水平。社會實踐更加科學了，思想觀念更加科學了，作為其表現形式的話語體系，當然也就要更加科學。

比如說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些話語，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紅衛兵、走資派、黑幫分子，等等，這些獨特的話語，曾經在當時火紅一時。但是經過歷史的檢驗，證明是不科學的，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

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們黨和國家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這種轉折，體現在實踐上，也體現在話語體系上。比如，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物質利益、資本、雇工……這些曾經被打入另冊的話語，堂堂正正進入了我們的主流話語體系。

尤其突出的是，在改革開放實踐的基礎上，我們不斷創造出了大量新的鮮活的話語。如，改革開放、聯產承包責任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步走”戰略、西部大開發、“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等。鄧小平同志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1頁）這樣的表述語言，概而言之，就是在改革開放實踐基礎上產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

到了今天，無疑，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內容已經非常豐富，體系已經比較完整，其科學化水平當然毋庸置疑。但是，時代在繼續進步，所以我們也面臨著一個繼續不斷提高這樣的話語體系科學化水平的任務。

比如說，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不斷提高改革的科學化水平，要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正因為這種實踐都處在進一步科學化的過程當中，它們在現有成就、做法的基礎之上，都還要進一步精雕細刻、豐富完善，所以，相應地，表現在話語體系里，也就要同時提高其話語表現形式的科學化水平。

這種話語體系的科學化，我認為應該做到：話語內容科學化，話語形式科學化，具體話語科學化，話語結構科學化等等。

近年來，我們大力建設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現在，又進一步提出了提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任務。如何提煉？從科學化角度來說，這里面就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比如說，我們是不是首先要把幾個基本概念搞清楚？核心價值、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體系，這三個概念，既有聯系，但又有差別。核心價值，是價值觀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一般用幾個語詞來概括；核心價值觀，是由核心價值引發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判斷、命題，它表達的是一種陳述、一種觀點，形式上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語句；進而，核心價值體系，它是一系列成套的理論主張、觀點的綜合，是內容非常豐富、結構比較規整、聯系比較緊密的理論體系。三個概念，依次遞進，逐步擴大。我們所要提煉的，實際上不可能是核心價值體系。因為我們現有的體系已經非常龐大，不可能再從這個體系中提煉出什么新的體系來。當然，我們所要提煉的，至少暫時也不可能是核心價值觀。因為核心價值觀是很多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語言陳述。盡管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問題上已經形成了很多重要陳述，但到底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哪些可以歸入“核心”之列，一時很難羅列或區分清楚。提煉這樣的很多語句，大概也不是提出提煉核心價值觀這樣一個任務的初衷。實際上，現在大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若干語詞上，而這種語詞，恰恰不是核心價值“觀”，而是核心價值。所以，我們需要并且能夠提煉的，既不是核心價值體系，也不是核心價值觀，而只能是核心價值。如果概念沒有搞清楚，就會文不對題，提煉就成了很大的問題。這就啟示我們，在話語體系的科學化問題上，我們還要下很大的功夫。

再比如，我們在網絡上，可以看見很多復雜的語言現象。很多人在網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主張，發表了很多很重要的見解。但是，我們也經常看到很多低俗的語言。尤其是罵人現象。凡是有不同意見就罵。使用的語言污穢不堪，一大堆的臟話。還喜歡扣帽子，動不動就給別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有時候其低俗和野蠻的程度，不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字報。這種語言現象，是科學和文明的嗎？是符合和體現中華文明優良傳統的嗎？看到這種低俗語言流行，我們非常痛心。中華民族的文明應該表現在各個方面，最低程度要表現在語言的文明上。網絡是溝通交流的現代平臺，也是每一個人乃至中華民族基本素質的反映。低俗的語言，損害的不僅是使用者的心智，更是中華民族的形象。所以，我們一定要大力倡導網絡文明、網絡科學，而且在我看來，首先要從不說臟話、不罵人開始。誰有不同意見可以發表，但只能講道理，而不能罵人。要盡快在網絡上消除一切罵人的語言。這，也是一種在話語體系方面需要科學化的地方。

第二，提高中國話語體系的大眾化水平

為什么要提出話語體系大眾化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語言是人民大眾在實際生活中創造的。但是，這只是從根本上、從最終源泉上來說。事實上，語言的形成和發展遠遠比這豐富和復雜得多。比如，中國古代極為浩瀚豐富的詩詞，來自哪里？這就遠不是一句話能夠說清楚的了。

當代中國的話語體系，根本上來自于實踐和群眾，但作為國家政權組織者領導者的黨和政府，對這種語言也做了大量提煉、加工、改造、制作的工作。有的，原本就來自于群眾；有的，進行了篩選和提煉；有的，就是黨和政府直接創造的。

這種經過加工的話語體系，表達上更加準確，內容上更加科學，形式上更加規范，邏輯上更加嚴謹，因而，是一種更加正式、正規的語言。

但是，這樣的話語如果僅僅停留在書本里、文件上、報告中，是難以發揮它應有作用的。因此，所有這種話語，都還必須回到實踐中、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在群眾中流傳，對社會實踐發揮它應有的作用。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經過一次再加工、再制作的過程。這就是大眾化的過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需要大眾化，當代中國的話語體系也要大眾化。

那么，如何實現這種話語體系的大眾化呢？這種大眾化包含些什么內容、要注意些什么問題呢？我認為，主要應處理好四個關系。

第一，要正確處理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關系。我們的主流話語，大都由一系列嚴謹規范的書面語言構成。在書面上、文件上，多一個字、少一個詞都不行。如果少了或多了，就可能產生誤解，在流傳中就有可能產生種種偏向。所以，成型的主流話語當然應該以書面語言為基礎和范本，保持它的統一性和規范性。但是，在實際生活中，老百姓更習慣于接受和傳播的，恰恰又是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相比較，口語更親切、更鮮活、更能打動人心，也更能廣泛傳播。因此，我們固然要尊重書面語言，但是，為了得到人民群眾認可并使之廣泛傳播，一定要善于將書面語言轉化為日常口語。用口語來轉述書面語言，用口語來傳播書面道理。事實上，我們黨和國家已經創造了很多豐富生動的口頭語言，如，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發展是硬道理，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等等，都可以說非常生動、非常鮮明，易記、易懂、易傳，富有生命力。

第二，要正確處理官方語言與群眾語言的關系。官方語言，經過加工提煉，無論從其內容，還是形式，一般來說，都是比較規范、嚴謹和精準的。官方語言與群眾語言，有著密切的關系。很多官方語言來自于群眾語言。經過提煉以后，更加科學，有的還更加生動，再轉化為群眾語言，不僅能指導實踐，而且還很受群眾歡迎。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也發現，這兩種語言之間有時也會有一定的距離。有些人不相信、不認同官方語言。有的甚至嘲笑和抵制官方語言。這種狀況令人憂慮。因此，必須認真研究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正確處理官方語言與群眾語言的關系，采取切實有效的方式縮小兩種語言之間的距離。辦法可以有很多，但我認為關鍵是要抓住一個“理”字，用“理”字做橋梁，加強兩種語言的對接、溝通和交融。中國人歷來強調“講理”。我們把道理講清楚了，講得讓老百姓接受了，相互之間就銜接了。當然，老百姓也要講理、認理、信理。小道理要講，大道理也不能排斥。有時候小道理也要服從大道理。大家都統一到“理”上，兩種語言就交融了。除了講明道理，話語形式也要適當轉換。比如我們經常說的，發揮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官方話語和書面話語，老百姓平時是不會這么說的，甚至老百姓對這句話都聽不懂。這就要做轉化工作。

第三，要正確處理規范語言與多元話語的關系。我們的主流話語是規范的、精準的。但是人類思想的豐富性，必然造成話語的多元化。當今日益多元的社會，鋪墊了話語多元化的社會基礎，而網絡、手機、微博等新興媒體的出現，則為話語多元化提供了絕佳的平臺。因而，當今社會，除了主流話語外，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亞話語、俗話語、逆話語、反話語，甚至惡話語。因此，如何處理好規范語言與多元話語的關系，引導其他多元話語向健康話語發展，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一個社會，冀圖在話語體系上整齊劃一是不現實的。越是有活力的社會，話語多元化就可能越為突出。但是，任何社會都有主流話語，也都要發揮主流話語的主導和引導作用，不能任由多元話語朝畸形方向發展。所以，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規范語言與多元話語的關系，特別是要對各種非主流話語進行具體辯證的分析，有的放矢做好規范化工作。堅持主流，引導大眾；鼓勵創新，消除低俗；善待差異，加強規范；建設文明，推動進步。

第四，要正確處理傳統語言與時尚語言的關系。話語體系是一種自然演進的過程，必然會通過一代一代的傳承，形成比較基礎的、規范的話語體系。但是，時代在變，觀念在變，實際生活中就會不斷出現各種時尚的語言。特別是新興媒體的出現，微博、網絡的廣泛使用，使得各種時尚化的語言大量涌現，甚至到了目不暇接、日日翻新的程度。為什么會出現這些語言呢？原因很多。比如，為了在網上交流方便、快捷，有心人便罔顧語言規范，隨意加以簡化、指代，生造出了很多不規范的時尚語言。這種語言，有的很快就被淘汰了。但有的，卻可能在某種從眾心理的驅使下，被越來越多的人使用和認可。習慣成自然，不承認也不行了。這種時尚語言，還常常與多元話語、群眾語言、口頭語言結合在一起，受到很多年輕人的喜好。因此，不僅向傳統話語，也向官方話語、主流話語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所以，我們既要善于使用傳統語言，又要對時尚語言加以引導；既要保持話語體系的純潔性、規范性，又要注意向時尚語言學習，促進主流話語的創新和發展。

第三，提高中國話語體系的國際化水平

中國的語言文字，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字，比如說英語、俄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等，天然地形成為一種獨特的語言系統。更由于實際生活、文化觀念和歷史進程的差異，中國話語體系已經成為當今世界非常獨特的一種話語體系。

但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大幅度提高，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關注度也大幅度提高。面對中國的發展，國際社會酸甜苦辣，五味雜陳。各種摩擦不時發生，各種關系有待調節。中國需要以新的態勢、新的戰略和新的方式在世界上展開博弈，同時，也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向世界說明中國，將良好的中國形象展現在國際社會面前。因此，中國必須以更大的努力加強與世界的溝通和交流。

這些年來，我經常以不同的方式與外國的政要、智庫等進行交流。深感外部世界對中國的發展成就感到震驚，迫切希望知道中國奇跡發生的原因，因而對中國的興趣日益濃厚。其中有些人對中國的制度和政策頗為不解，對中國的未來抱持懷疑態度。對此，我們就要通過坦率的交流，把事情的真相、成功的原因、未來的前景等等告訴他們。發展中國家的政要、客人則一般都希望向中國學習，想了解中國的具體做法和經驗。對此，我們就要有的放矢地介紹中國的實際狀況和有關體會和經驗，供他們研究參考。

在國際交流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提高中國話語的國際化水平，就成為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簡單地說，就是要加強中國話語的對外傳播，通過內容和形式一定程度的轉換，用外國人能夠聽得懂、聽得進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介紹中國現實，解釋中國原因，展示中國形象，從而使他們增加對中國的了解、理解和贊同，使中國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大傳播，使中國形象在世界上更加親和。

提高中國話語國際化水平的關鍵，是要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共性與個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整個世界，文明類型多元化，充滿著個性和特殊性。但是，在所有的個性和特殊性當中，又必然包含著某種程度的共性和普遍性。因此，在國際性的交流中，就要善于以雙方認可的共性為基礎，將獨有的中國話語轉化為具有一定共性的通用語言，來闡述雙方關心的一個個特殊的事實，在交流中加深理解，擴大共識，增進友誼，推進合作。

據此，在交流的方式上，就要注意研究外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習慣愛好，貼近外國人的實際，改進雙方溝通的渠道，轉換對外講述的語言，拉近相互認知的距離。比如說，對外交流的時候，除了比較正式的場合，一般不要念稿子。一念稿子，照本宣科，給人的感覺就比較生硬了。要善于把堅定的原則包裹上柔和的語言。在基本立場、方針政策問題上堅定不移，但使用的語言要柔和、親切，給人以坦誠、友善的感覺，使對方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在演說、講解、交流的時候，不能盡說一些干巴巴的文件語言，要盡可能口語化、生活化，因地制宜結合當時場景加以發揮闡釋，增加交流的形象性、趣味性和幽默感。我們中國人習慣講大道理，但是外國人更喜歡聽故事。所以，在交流中，要善于講故事、講事例、講實際，娓娓道來，自然得體。用故事來讓他們體會、感悟、理解。對他們關心和提出的問題，不要回避。要敢于直面應對，理直氣壯地作出我們科學、準確的回答。這類方式方法，還有很多，都是我們在對外交流中需要注意的。通過不斷改進，中國話語的國際化水平就能不斷提高，對外交流的效果也會變得越來越好。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什么是“公共服務”

章建剛

精彩宣講詞

何謂“公共服務”？可以舉兩個非常簡單的例子。第一個例子，大家可以買私家車，但走的路不是私家的，不可能為了自己的車專門去修路。所以，路通常被叫公路，其實就是說道路是一個公共用品。那么，現在一些城市交通擁堵，就說明一個問題：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之間不匹配，公共用品供應嚴重不足，私人用品不斷增加，最后產生矛盾。第二個例子就是球賽。比賽不僅有雙方球員，還要有裁判。裁判是第三方，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的球員那邊，否則另一方就必輸無疑，體育賽事本身也沒有辦法得到發展。裁判要求秉公執法，他所做的就是一種公共服務。

這兩個例子說明，公共服務有兩個很重要的方面：第一個就是提供公共用品來滿足公共需求，第二個就是要提供公共政策，對市場實行監管，在不同的私人之間維持一個公正，這就是公共服務兩層最基本的含義。

第四篇：中國夢,話語體系的政治智慧—十八論中國夢

中國夢，話語體系的政治智慧—十八論中國夢

來源：宣講家獨家評論 |作者：鞏聯軍 | 上傳時間：2013-05-01 23:07

中國夢的話語體系就是老百姓的話語體系，凝聚著人民群眾的智慧。當今“追夢 ”已成為國際社會的發展進步潮流，把中國夢納入了實現世界夢的話語體系。富有睿智和親和力的中國式的話語體系將有利于在世人面前樹立起中國文明富強、可親可信的美好形象。

有位老報人講過這樣的故事：延安時期，毛澤東曾問胡耀邦，你說說，什么叫軍事？胡引經據典，毛說：“沒這么復雜，軍事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毛又問：什么叫政治？胡又說了許多。毛說：“沒這么復雜，政治就是：把支持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在這段精彩的對話中，毛澤東以通俗的表達詮釋了博大精深的理論。既體現了他獨特的話語風格，也彰顯了毛澤東非凡的政治智慧，成為了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的一段歷史經典。

幾十年后的今天，總書記關于中國夢的深刻闡述，同樣以其獨特的話語風格，彰顯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成為了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的又一現實經典。“中國夢”以其通俗、清新的話語表述，將中國共產黨人高遠的政治理想、現階段務實的執政理念高度濃縮，并同時代潮流、國際風云、人民愿景緊密融合，構筑了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具有超強說服力、感染力、影響力的強大氣場，成為了國外輿論聚焦的中心、國內民眾追隨的奮斗目標，大有“一唱雄雞天下白”、“喚起工農千百萬”的氣勢。在實現中國夢的旗幟下，不僅聚集著億萬堅定的筑夢者，也擁有了越來越多中國夢的鐵桿洋粉絲。這充分展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更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朋友、越來越多的人心！

中國夢時代化的話語體系，體現了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搶占歷史先機的大智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時代的召喚、歷史的必然。

總書記有一句格言：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２１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舊時代里，停留在過去的思維和老框框內。正是站在時代發展的戰略制高點上，總書記審時度勢，緊緊抓住了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的難得歷史機遇，繼而把實現這個百年夢想同時代發展的主題緊密結合、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緊密結合，揭示了國家和民族發展必然走向，確立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的歷史坐標，并借助當代時尚的話語風格，用中國夢這個富有魅力的命題精心設計包裝，通過追夢、筑夢、圓夢這一載體，把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形象而現實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將黨的政治目標、宗旨信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體系等當代理論創新成果都有機地融進中國夢的話語體系中，實現了從傳統話語體系向時代話語體系的新的歷史飛躍。實踐證明：中國夢不僅大大提升了中國的時代形象，也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尊重規律、順時應變、與時俱進的政治智慧。

中國夢國際化的話語體系，體現了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順應世界進步潮流，實現和平發展的大智慧。當今“追夢 ”已成為國際社會的發展進步潮流，美國夢、亞洲夢、歐洲夢、非洲夢、世界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夢想。盡管各個國家有著不同利益和價值觀，但對幸福的追求，則是一種普世價值和人類共同的美好愿望。中國夢正是順應了這一世界潮流，把中國夢融入在世界夢的發展大潮中，納入了實現世界夢的話語體系。因而,我們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中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話題、共同語言，這不僅有利于理解、溝通，也有利于增進了解、消除分歧，以實現互利共贏。

十八大以來，總書記以其睿智和獨特魅力在國際舞臺上長袖善舞，以夢說夢，通過宣傳中國夢向全球傳遞正能量，爭取更多朋友。他的“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拉近了中國和世界的距離。他的“中國夢同聯合自強、發展振興的非洲夢緊緊相連，同和平發展、造福全球的世界夢息息相關”、“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中國發展壯大，帶給世界的是更多機遇而不是什么威脅”等等，不僅有助于世界對中國夢的正確認知，也展示了大國的胸懷和氣度。

在前不久習總書記成功出訪中，無論從寒冷俄羅斯的“中俄擁抱”，還是到炎熱非洲的“中非親近”；無論是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30分鐘演講時獲得的30次如潮的掌聲；還是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時，人們被其中兩國人民生死與共感人故事所引起的強烈共鳴，都標志著在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將站滿來自世界真正的朋友、可靠的合作伙伴。實踐證明，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今天，中國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越來越需要中國。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將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所以，中國的發展只有融入世界的洪流才能主動，中國的發聲只有適應國際化的語境，才能在國際舞臺上得到共鳴。特別是在強權政治尚存的國際輿論場，在霸權主義企圖獨占話語權的時候，富有睿智和親和力的中國式的話語體系將有利于在世人面前樹立起中國文明富強、可親可信的美好形象。

中國夢大眾化的話語風格，體現了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順應民意、凝聚民心的大道智慧。得民心者得天下、順民意者安天下，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教訓中獲得的重要啟示。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智慧精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是億萬人民對夢寐以求美好生活的熱切企盼和共同心愿，她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成為了全體人民的共同理想。習總書記用通俗化、大眾化、生活化的語言詮釋中國夢。他說： “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他強調：“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實現中國夢，不僅是使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生活得幸福“。讓每個“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習總書記定義的“中國夢”激活了人們似乎有些麻木了的神經，讓他們從原本感到有些冰冷的政治術語中，體悟到了人性的溫度，從而點燃了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熱情與夢想。而總書記的 “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而奮斗，”則成為動員全國人民團結奮斗，共同擔當實現夢想的責任與壓力的戰斗號令。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不要坐等美夢成真，而是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創造幸福，并同時實現自我的超越，最終分享奮斗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夢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恩格斯曾經說過：即使我們掌握了“出色理論”，并擁有高明的教員，但要用“空談理論和教條主義的辦法把某種東西灌輸給該民族，也并不是那樣簡單的事情”。中國夢之所以能極具號召力、成為人民自覺追隨的理想目標，就是因為她是老百姓的語言，代表了老百姓的心聲、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所以說，中國夢的話語體系就是老百姓的話語體系，凝聚著人民群眾的智慧。這樣的話語體系越強大，越使群眾更加“相信黨，把黨看做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列寧），就使人民群眾更自覺地跟黨走。

阿基米德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動地球。”

中國夢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力支點。我們有理由相信，借助中國夢，中華民族將再現歷史的輝煌，13億中國人的智慧和力量必將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做出巨大貢獻！

第五篇：從“禮儀之爭”論中國典籍英譯的概念體系建構

【摘要】從明朝基督教傳入中國時就基督教義中對于宗教概念的不同理解引起的“禮儀之爭”中可以發現，不同文化中對于各自的哲學文化概念都有不同的體認。所以在典籍翻譯中，基礎的一步就是對于文化概念體系的建構。

【關鍵詞】典籍；概念體系；佛經漢譯；圣經

中圖分類號：h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10-217-01

文化交流傳播中，經典典籍的翻譯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我國典籍傳承了中國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記載了古人對于宗教，哲學等文化現象的思考。對于我國典籍的英譯有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雖然人類基于相同的人性，相似性大于相異性，然而由于地理環境，語言習俗的不同，東西方人民在認識模式，思維模式上都存有著一定的差異。這些差異在東西方文化典籍中呈現出來，造成翻譯上的困難。而要解決這個困難，完成中西典籍中的概念體系建構是不可逾越的一步。

一、中國“禮儀之爭”的啟示

明朝萬歷年間，基督教隨傳教士來到中國。如何向中國人民傳授耶穌福音，如何翻譯基督宗教中的一些宗教名詞引起了傳教士內部的一些爭議。為了便于傳教，利瑪竇引用中國人熟悉的概念“天”“上帝”來翻譯god；而利瑪竇的繼任者龍華民認為中文中的天是“義理”，指蒼蒼之天，而“上帝”一詞也不是代表創造萬物的主宰，因而主張廢除“天”，“上帝”，“天主”，“靈魂”等詞，一律采用音譯，主張將god音譯為“陡斯”。正式由于對于中國文化和基督教中概念體認的不同引起了雙方的爭議。

二、佛經漢譯的啟示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經過兩千多年的傳播，已經融入為中國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些佛教思想作為潛意識已深深地植根于每一代中國人的頭腦中。佛經的翻譯在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公元148年安世高譯出《安息般若三昧經》到北宋1111年大規模的佛經漢譯結束。這900多年間，佛經漢譯也是在實踐中一步步發展完善，在中國文化中建立起自己的概念體系，使漢譯佛經成為我國宗教，哲學和文學藝術典籍中的瑰寶。

佛經漢譯的活動走過了一條歸化―格義―會通―異化的歷史道路。在佛經漢譯初期，佛經的翻譯經常是節譯，譯者主要為外國來華僧人。對于佛經的翻譯，他們往往比附道家的概念術語。這種附會法機械套用中土的名詞概念，追求形式上的對應，并未經過深層次的佛理考究，時常貌似而神離。隨著佛經翻譯規模從節譯到全譯的擴大，概念術語的數量也在不斷地增加。由于附會法對于佛教義理的歪曲，這是大多數佛經譯者都摒棄了以往比附道家的習慣，開始采用格義法翻譯佛經中的概念術語。格義法不拘泥于文辭層面的對應，而是以義理詮釋的高度尋求兩種文化的契合點，使兩者融通交匯。而由于格義法多糾纏于局部概念，常常違背佛理的本來精神，導致理解上的障礙。到鳩摩羅什時期，為求得原初義理，羅什放棄了格義法，創設了許多佛教的專用語匯，極大地增強額漢語的表達能力，并深刻影響了后世的文學創作。

三、《圣經》翻譯的啟示

西方《圣經》的翻譯也經歷了由直譯到意譯，再到直譯，意譯相協調相統一的過程。最初額圣經翻譯就是以直譯為主。基督教神父認為《圣經》是上帝的默示，為了避免在翻譯中的主觀隨意，譯者就只好在詞序和措詞等方面采取死譯，字字對譯。到公元5世紀，在羅馬教皇達馬蘇一世的授命下，哲羅姆分別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本把《舊約》和《新約》翻譯成了拉丁文《圣經》，成為了拉丁文讀者的標準《圣經》譯本。在哲羅姆的翻譯中，他認為各種語言在用詞風格，表達習慣，句法以及語義內容方面都互為區別，因此不能采用逐詞翻譯的方法；同樣他也認為宗教經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還是以直譯為主，但不絕對排除意譯的成分。

16世紀英國宗教改革者威廉.廷代爾是《圣經》翻譯中采用意譯的代表人物。廷代爾的《圣經》譯本兼顧學術性，簡明性和文學性各方面的需要，以通俗易懂為重點，盡量采用大眾化的英語詞匯和普通人敘事表情所慣用的主動而又具體的表達形式。這種翻譯方式的轉變是于翻譯目的和對象有關的。宗教改革運動促使普通大眾也有權利閱讀學習《圣經》，為了讓教義被大眾所理解，必然要采用人民大眾的語言。美國翻譯學家尤金.奈達認為現代的《圣經》譯者們在下列翻譯原則方面達成了共識：

1.采用希伯來語和希臘原本。

2.根據最佳的學術判斷確定釋義。

3.譯作應能被目標讀者聽懂并接受，達到既定的使用目的。

4.不把背景信息省去或寫入譯本中，而融入注釋，導入和詞匯表中。

四、構建典籍英譯概念體系

綜合中西佛經，《圣經》的翻譯史可以發現，典籍翻譯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無論是佛經漢譯之初的附會，還是《圣經》翻譯肇始的直譯，譯者不是采用了歸化的翻譯方式就是以宗教神啟的名義采用異化的方法。隨著文化交流的加強，譯者對源語和目的語的語言知識及宗教，哲學等文化概念有了深層次的了解。典籍的翻譯也逐步走上了正軌，建立了雙語對應的概念體系。隨著中國社會的日益強大，中國典籍的英譯也呈現了蓬勃發展的趨勢，要讓中國文化更好地被世界人民所理解，首先要打好典籍翻譯的基礎，即構建漢英概念體系，樹立典籍概念體系英譯意識，編纂相應辭書，確定文化承載詞的確定釋義，減少一詞對應多種譯語的混亂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