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權力對道德思維的影響解讀

權力對道德思維的影響

2010020735 毛重琳 應用心理學

摘要

本研究包括三個實驗研究，考察了人們思考或擁有權力（Power）對道德兩難問題解決的影響。結果發現，高權力啟動會增加基于規則的（道義論的）道德思維，而低權力啟動會增加人們對行為后果的（結果論的）道德思維。具體而言，當人們進行某種道德行為判斷時，高權力啟動的人傾向于考慮行為是否違反了規則，低權力啟動的人則傾向于考慮行為的后果。三個實驗都證實了，當要求被試思考權力時，就會增加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而減少基于行為后果的道德思維。

關鍵詞：權力和道德思維，基于原則，基于行為結果，義務論，結果論 1.前言 1.1道德思維

在人們的職業生涯中，經常需要對一些會影響到其他人的道德問題作出判斷或決定。例如，設想一個在中學教寫作技巧課程的老師，這個課程需要上交一篇作文。在交作業的最后限期，教師遇到一名因為有偏頭痛而不能按時完成作文的學生，這個學生向老師請求延期一天。一方面，老師覺得這個學生是真誠的，而且一個小小的寬限也體現了她人性化的教育。但另一方面，老師擔心同意延期的話會打破了規則。畢竟，期限對于每個學生來說都是一視同仁的。如果她同意給這個學生寬限的話，那其他的學生也會開始效仿。

在我們的例子中，教師面臨著一個道德兩難困境，這個問題在于她要決定怎樣才是公平的，以及在至少有兩個不同結果、而且會對不同的人造成不同后果的選項中選擇一個（Velasquez & Rostankowski, 1985)。這些道德兩難困境在人們要遵守規則的時候是很普遍的。盡管大部分的規則都是很明確的，但是我們經常會遇到一些似乎超出了這些規則的預期范圍的特殊情況。然后我們又面臨著是要遵守規則（堅持期限）還是不遵守規則（準許延期）的道德兩難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著兩種相反的解決困境的道德思維方式(Anscombe, 1958； Beauchamp, 2001)。一方面是基于規則的（義務論）的道德思維，其中，一項行為的正確與否是以該行為是否遵從現有的原則、遵守法律、遵從規范和規則作為判斷基礎的。如果李明偷我的自行車，這是不道德的，因為它違反了偷竊是不應該的基本原則。在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里，不論在什么情況，行為本質上有正確和錯誤之分。另一方面，有基于行為后果的（結果論）道德思維，在這里，一項行為的正確性，不是由它與原則符合的程度決定的，而是通過該行為的后果得到。

李明偷我的自行車，這是錯誤的，因為這違背了基本的規則，但這也可能是正確的，例如有了自行車，李明就可以更快地把他母親送到醫院，挽救他生病的母親。

由于這些相反的道德原則，道德推理可能相當復雜。我們想的是，解決這些難題時，我們如何不被看似微不足道的外界影響。我們想的是，我們目前的社會狀況不會影響我們的道德推理。舊的道德思維模型反映了這種道德決策的觀點(e.g., Kohlberg, 1969； Piaget, 1932/1965；Turiel, 1983)。在這些模型中，道德判斷被認為是一個穩定的、全面的、內在的道德推理過程的產物。然而最近這種說法一直遭到質疑，而且，道德思維常常是基于強烈的直覺這一觀點已經得到證實。（Haidt, 2001； Valdesolo & DeSteno, 2006； Wheatley & Haidt, 2005）。人們不能達到成為個人道德推理結果的道德判斷。相反，他們依賴于一些快速的、自動地決定他們的道德決策的直覺，而這些直覺常常會被上下文的線索，例如社會或者文化環境所影響。

1.2權力的影響

在本文中，我們要闡明權力這種社會文化環境的結果。事實上，權力很可能是最重要的社會影響的形式（Russell，1938）。根據Galinsky和他的同事的研究，我們把權力定義為控制資源、自己和他人的能力（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 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 Thibaut & Kelley, 1959）。這個定義有別于權力的相關概念，這些概念是指一個人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Anderson, John, Keltner, & Kring, 2001）。雖然實際上地位和權力往往是相輔相成的，但兩者是不同的概念（Weber, 1915/1947）。

我們的目標是證實權力的主觀感覺會影響人們思考和判斷道德問題的方式，這種權力可能是真實擁有的權力，或者只是擁有權力的想法。具體來說，我們設想高低權力分別與基于規則的和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維有關。也就是說，我們期望高權力的個人更傾向于基于規則的道德方面，而低權力的個人更多地依賴于行為結果來進行道德考慮。

一點很重要的是，我們研究的是權力對道德思維方式的影響，而不是道德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不是想證明權力使人怎樣的邪惡。雖然某些形式的權力的確是會使道德敗壞（Kipnis, 1972/ 1976），但最近，有人認為，權力的作用不是單純的只是積極或消極。一種比較好的觀點是，權力可以使人有全面的轉變，這種轉變可能是消極的（腐敗），也可能是積極的（值得稱贊），具體要取決于個人，情境和背景（e.g., Chen, Lee-Chai & Bargh, 2001； Galinsky etal, 2003； Keltner etal, 2003； Lammers & Galinsky, 2009； Lammers, Galinsky, Gordijn & Otten, 2008； Lammers & Stapel, 2009）。在本文中，我們沿著這樣的思路走。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權力使人有更少或更多的道德，而是權力會影響他們的道德思維的方式。高權力的個人更

傾向于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而低權力的個人更多地依賴于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維。

我們對權力影響的設想是基于這樣一種觀點：高權力的人容易被穩定吸引，因為他們高權力的地位使他們能控制資源，自己和他人（Emerson, 1962； Fiske, 1993； Galinsky et al., 2003； Thibaut & Kelley, 1959）。因此，我們預期，高權力的人會被能穩固他們權力的道德法則吸引。規則在本質上更穩定。如果一個人信奉基于行為結果的原則，那么道德的決定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情境的特殊性。但是，規則和原則經常不受地點或情境的影響，引起同樣的道德反應（Kelman, 1969/ 2001）。如果因為規則的規定而認定偷竊是錯誤的話，那么不管今天還是明天，無論是下雨還是下雪，偷竊都是錯誤的。此外，更多的社會條件中產生的規范、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以及其他抽象的基于規則的原則都可以被看作是穩定權力關系的主要手段（Foucault & Gordon, 1980； Sidanius & Pratto, 1993； Sidanius, Pratto, van Laar& Levin, 2004； Sidanius, van Laar, Levin & Sinclair, 2003）。一個系統的規則、規范、價值觀念，可以使有權力的人確保沒有權力的人服從這個系統，從而遵守制度、維護現狀（Gramsci, 1971； Habermas, 1975）。因此，因為規則有利于有權力的人維持現狀，因為給予規則的道德思維能維持現狀，高權力的人就應該更強地傾向于基于規則的道德。

沒有權力的人可能有相反的動機。有權力的人傾向于維持現狀而且把注意力集中在支持規則系統上，而沒有權力的人則更傾向于發現權力關系中可能的消極作用。因此，他們采用一種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系統，因為沒有權力的人通過把注意力集中在權力關系中不公平的行為結果上，可以快速地發現權力可能帶給他們的消極影響（Gramsci, 1971； Habermas, 1975； Tyler & McGraw, 1986； Weber, 1922/1968）。不平等的分配帶來的不公平總是可以隱蔽在抽象的、基于規則的道德原則上，例如精英的概念。而側重于行為結果的話，任何的不公平都可以立即暴露出來并被發現（Sidanius, 1992）。

基于規則和基于行為結果的思維這兩種相對立的力量，可以體現在發生沖突，社會弱勢群體期望社會變革而權力大的派別希望維持現狀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高權力的人指向規則，法律和原則的重要性和效力，并企圖使用這種基于規則的道德封鎖變革的路線。在另一方面，沒有權力的人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實際上的、以經驗為根據的作用，并通過辯稱制度產生的結果是不道德的來呼吁改革（Eisinger, 1973； 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 Tarrow, 1998）。例如，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合法的和公平的，因為同樣的供應和需求規則適用于所有人，但也可以說是不公平的，因為它會導致貧富之間更大的不平等。有錢的富人（即有權力的人）傾向于第一種——基于規則的道德立場，而沒有錢的窮人（即沒有權力的人）則采取相反——基于行為結果的立場。

我們的目的是證實權力的這種作用，即在更多的控制條件下，高權力導致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低權力導致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維。目前還沒有權力對道德思維方式影響的研究。然而，證實了權力對道德思維有影響是重要的，因為這種權力的作用，提出了對人們公正性的結構性威脅，因為結果可能是，人們作出的道德決定高度取決于他們現在所處的權力結構的位置。權力對道德思維的影響特別重要，因為在實際中道德的決定往往是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中作的。在日常工作中，教師（例如在我們前面的例子）決定學生是對還是錯，以及是否會通過或不合格；經理們常常需要作出類似的有關員工的決定；法官需要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我們發現高權力的人有不同的思考道德問題方式以及會做出不同的決定，那么必須要清楚這種影響的存在，并力求糾正這種影響。

1.3本研究概述

我們假設權力影響人們思考道德兩難困境問題的方式，而且高權力的參與者更多地依賴于基于規則的道德，因為這符合他們的利益；低權力的參與者更多地依賴于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考慮。我們進行了三個實驗以證明這個假設，我們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個抽象的環境中的道德思維。也就是說，參加者扮演中立觀察者，本身并沒有加入到困境當中。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可以測試權力在道德思維中的影響，而不受個人的影響或顧慮的干擾。我們啟動概念來操縱權力，讓參加者想到高或低的權力。我們證明了與低權力相比，高權力增加基于規則的（減少以成果為基礎）的道德思想。

2.預試研究

在進行我們的主要實驗前，我們首先測試了兩個預試研究的大意。在第一次相關研究中（N = 179），我們計算了參加者在道德偏好上，個人權力對慢性情緒的影響（Anderson & Galinsky, 2006； Anderson, John & Keltner, 2005）。在這里，我們使基于規則的道德原則（“對待每個人都一樣”）與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原則（“有時作出例外”）相對立，并進行測量。我們發現，權力大大減少了基于行為結果的思維（增加了基于規則的思維）B = ?0.69, SE =.25, p =.006。

第二個預試研究（N = 35）重復了這個結果，但現在通過操縱參加者高低權力的體驗（Galinsky etal, 2003），以及通過測量基于規則的道德原則的重要性（我常常發現堅守法律很重要）和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原則（我通常覺得重要的是如果必要的話，能夠作出例外規定），兩個獨立的項目都是用9點計分量表。我們發現了交互作用的影響，F(1, 31)= 4.61, p =.04，ηp2 =.13，表明高權力略微增加了基于規則的道德原則的重要性（P =.08），但卻略微減少了與行為結果相關的道德的重要性（P = 0.09）。

3.實驗一

預試研究中我們發現，權力對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影響超過了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維的影響，與預試研究相比，我們現在想測出在道德兩難困境中權力對實際決定的影響。然而，使用這些困境的一個問題是，它并沒有明確影響是否真的是由于道德思維方式的差異而引起的。他們也可能是由于特定的行為而造成的權力對參加者偏好的直接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通過正交操縱權力和實際決定控制該決定的影響。有所不同的規定是，我們提出的一個道德兩難困境中，他們可以拒絕或接受邀請，我們還會問他們，覺得決定拒絕（或接受在其他的條件下），哪種道德考慮是最好的。我們預計，在實際的獨立決策中，與低權力相比，高權力會增加基于規則的道德偏好而減少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考慮。

3.1方法

3.1.1被試與設計

參加者為69名華南師大學生。男生35人，女生34人。參加者被隨機分配到一個2（權力：高對低）× 2（決定：拒絕對接受）被試間的設計。3.1.2實驗程序

我們首先給參加者呈現一個人際關系的兩難困境，這是從Donenberg and Hoffman(1988)的研究中改編過來的。在困境里，有一個需要作出道德決定的高中的女生。我們會把這個決定呈現給參加者并提問他們覺得基于規則的還是基于行為結果的決定比較好。具體來說，他們讀的兩難困境問題是：“一個叫李敏的高中女生已經答應幫她的女性朋友劉娟解決一個私人問題，這時，她們班新來的女同學王芳，在邀請李敏一起去看電影。這時，李敏必須決定是要忠于她的老朋友，還是對另一個新的朋友表示友好。

權力操控。看完困境后，在作出決定之前，參加者要先完成一個看似無關的搜索單詞的游戲。參加者需要從垂直或水平排列的132個字母網格中，劃出8個單詞。根據實驗條件，網格里的單詞有一半是沒有意義的填充物，另一半是與高權力（控制，影響，權力和權威）或低權力（下屬，無能為力，依賴，順從）相關的單詞。

決定操控與測量。完成權力操作的部分后，參加者返回到道德困境。在一種條件下，參加者讀到李敏決定拒絕王芳的邀請，并履行她對劉娟承諾。在其另一種條件下，他們讀到相反的結果：李敏重新安排她與劉娟約定，跟王芳一起去看電影。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種道德困境

符合我們的設計，因為這兩項決定都包含兩種條件——都有基于規則的和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論據支持。

在拒絕條件下的參加者被問到：“如果你會建議李敏拒絕王芳一起看電影的邀請并遵守跟劉娟的約定，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參加者在9點計分量表中作出選擇，由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爭論（1分 =劉娟需要有人來幫助她的問題）到基于規則的道德爭論（9 =承諾是人情債）。

接受條件參加者被問到：“如果你會建議李敏接受王芳的邀請去看電影，并重新安排她與劉娟的約定，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在這里，參加者在9點計分量表中作出選擇，由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爭論（1分 =王芳在新學校需要新的朋友，否則她會感到孤獨）到基于規則的道德爭論（9分 =這是歡迎新同學并對其表示友好的好規則）。最后，問參加者對此次實驗目的的想法。3.2結果與討論

參加者都沒有猜到實驗的真正目的。兩因素方差分析（ANOVA）測出權力和決定對參加者道德決定的影響顯示，和預料中的一樣，權力的主效應顯著，F(1, 65)= 4.91, p =.03, ηp2 =.07，（Fs < 1）。獨立于決策類型，高權力條件下的參加者對基于規則的道德考慮有更強的偏好（M = 5.16, SD = 2.49）。而相比之下，低權力條件下的參加者有更強的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考慮偏好（M = 3.34, SD = 2.36）。

這些結果再次了支持高權力導致更強的基于規則的道德考慮的偏好，而低權力導致更強的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考慮偏好的假設。與預試研究相比，這些結果顯示在實際的道德兩難困境中的道德思維效應，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則的描述。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我們是在把參加者隨機分配到兩個道德決定中的一個而發現這種影響。也就是說，我們證明了權力影響道德思維，但這并不是由于對其中一個結果的偏好引起的（如與王芳一起去看電影）。最后，我們通過在不顯眼的單詞上操作權力證明了這種效應。參加者只能看到影響他們道德態度的與權力有關的詞。參加者沒有猜到研究的真正目的。這表明，這種權力的作用至少部分是自動進行的。

4.實驗二

在實驗一中，我們發現，獨立于人們實際作出的真實決定上，權力影響道德思維。然而，這個實驗的一個缺點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像把嬰兒跟洗澡水一起倒掉，它也扔掉了嬰兒。畢竟，盡管我們發現權力影響道德思維，盡管這使人們領悟如何達成正確的道德決定，但我們主要研究權力如何影響我們實際決定。

因此在我們的第二個實驗中，我們使用了一個可以證明權力的影響的同時可以排除掉行為結果偏好原因的實驗設計。在這個設計中，我們再一次操縱權力以及交互操縱權力，基于規則的與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決定是否分別引起道德兩難困境中積極或消極的結果。與前面的實驗有所不同的是，一半的參與者是在基于規則的道德意味著不好的事情（懲罰）而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意味著好的事情（不用懲罰）的兩難困境的實驗條件下。另一半的參加者的情況完全相反：基于規則的道德意味著積極的東西（獎勵），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意味著消極的東西（沒有獎勵）。我們預期，獨立于目標的結果，高權力的參加者更傾向于作基于規則的道德決定，而低權力的參加者更傾向于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維。4.1方法

4.1.1被試與設計

參加者為68名華南師大的大學生。男生33人、女生35。參加者被隨機分配到一個2（權力：高對低）× 2（困境類型：懲罰對獎勵）被試間的設計。4.1.2實驗程序

參加者首先完成了一個權力經驗的啟動任務(Galinsky et al., 2003)。參加者被要求回憶起高或低權力（取決于實驗條件）的一段經歷，并在一張白紙描述發生了什么以及他們的感受。接著，讓參加者閱讀兩種道德困境之一。在懲罰條件下，參加者閱讀到以下內容：

老師堅持以下原則：如果一個孩子在課堂上表現不好，老師就會懲罰他。小明是其中一個孩子。小明今天沒有表現好，而且跟其他孩子打架。因此，根據規則他必須受到懲罰。但是老師懷疑小明打架是其他孩子們挑起的。因此，教師考慮不懲罰小明。另一方面，不懲罰小明可能破壞規則而且制造混亂混亂。老師應該怎樣做？（1分 =例外[即不要懲罰]，9 分=遵守規則[即懲罰]）。

在獎勵條件下，參加者閱讀到以下內容：

老師堅持以下原則：如果一個孩子在課堂上表現好，老師就會獎勵他。小明完成了功課，因此按照規則他應該得到獎勵。但是老師懷疑小明的功課作弊，因此不應該獎勵。然而，教師擔心違反規則可能會引起混亂。老師應該怎樣做？（1 分=例外[即，不要獎勵]，9分 =遵守規則[即獎勵]）。

我們擬定了上面兩個困境，在一個條件下，基于規則的道德決定（遵守規則）意味著對小明的消極的行為（懲罰）和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決定（作出例外）意味著積極的行為（不懲罰）。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基于規則的決定于基于行為結果的決定由相反的含意（即，積極=獎勵，消極=不獎勵）。也就是說，這兩種條件正交操縱道德（基于規則對基于行為結果）和決定（積極對消極）。4.2結果與討論

參加者沒有準確猜到啟動任務和后面道德困境任務之間的關系。一位參加者的數據不予考慮，因為她沒有完成權力啟動，雖然這不影響結果。2（權力）× 2（困境類型）的ANOVA測出參加者權力的主效應顯著，證明了與低權力條件者的參加者(M = 6.48, SD = 2.11)相比，高權力條件下的參加者更傾向于基于規則的道德決定（M = 7.65, SD = 1.32）F(1, 63)= 7.36, p =.009, ηp2 =.11。如假設，這個顯著的主效應不受困境類型(F =.09, p =.77)的影響。我們還發現了一個不是那么有意義的困境條件的主效應，F(1, 63)= 18.61, p <.001, ηp2 =.24，這表明與懲罰小明相比（M = 6.21, SD = 1.74），參加者更傾向于在小明得到獎勵的情況下遵循規則（M = 7.97, SD = 1.49）。

這些結果再次印證了高權力促進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而低權力引起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維的發現。這種影響并不是由于對權力的結果偏好而引起的，而是由兩種道德思維方式直接引起的。畢竟，在這兩種類型的困境中，獨立于個人受決定影響的結果，高權力參加者更有可能采取基于規則而不是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決定。

5.實驗3a和3b 用兩個實驗證實最大限度地證明了權力對道德思維方式影響的可靠性后，我們決定將重點放在測試影響的穩定性上。過去的實驗研究都是在相對溫和的道德困境中測試影響。為什么高中女孩李敏會跟她其中之一的女性朋友一起（實驗一），或小明是否得到懲罰或獎勵（實驗二）相對來說都是無關緊要。實驗三中，我們要在更極端的道德困境中測試同樣的權力的影響，在這些困境中決定關乎生命或死亡。在實驗3a中，我們使用了醫療困境，在這里決定對病人的生活質量有很大影響。在實驗3b中，我們側重于使用非法審訊手段的困境。此外，我們還把這兩個實驗設置在一起，因為像在實驗2中一樣，一種困境中基于規則的決策可能是積極的，但在另一個困境中則可能是消極的。也就是說，這兩個實驗共同表明，這種作用，不會被決定的效價所驅動 5.1方法

5.1.1被試與設計

參加者為31個（實驗3a）和24個（實驗3b）的華南師大的大學生。參加者被隨機分配到兩種條件中的任意一種中（低權力或高權力）。5.1.2程序

實驗在單獨的小房間里進行，房間里有紙張和鉛筆。所有參加者首先完成了在實驗二人中同樣使用的體驗權力的啟動操作（Galinsky etal, 2003）。接下來，他們閱讀兩種道德困境之

一，兩種困境都排除掉了基于規則與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考慮的相互對立。

困境實驗3a 這個道德困境描述了一個醫生，張強，如何診斷年輕人換了絕癥：

雖然這個男的沒有感覺到任何的問題或者沒有因為患病而有任何的不便，但很確定他會在6到9個月內死亡。任何的治療都治不了他。偶然間他的女朋友比他先知道了這個診斷。于是她請求張強醫生先不要告訴那個男的。她解釋說，是因為她的男朋友一直想去非洲而且最近已經一起預定了機票過去。鑒于該名男子無論如何都會死，沒有辦法可以治愈他，女友堅持認為如果醫生假期后告訴他真相的話會比較好。然而醫院的規則和規定要求醫生必須盡早告知病人他的病情。張強醫生應該怎么做呢？

參加者隨后表示，他們認為張強醫生應該的行為是，在9點計分量表中，從1至（假期后告知病人——基于行為結果）和9（直接告知病人——基于規則）。從基于行為結果的角度看，假期后告知病人會比較好，因為這可以讓病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過得比較開心。而基于規則的角度看，馬上告訴病人會比較好，因為這是遵守醫院的規定。最后，感謝參加者參與實驗。實驗3b的困境

第二個困境是根據2002年發生在德國的一個真實的故事改編的。那一年，一個銀行家11歲的兒子在放學的路上被綁架了。三天以后，警察在疑犯拿贖金的時候逮捕了他。疑犯承認了綁架，也說他知道男孩在哪里，但是拒絕說出男孩的下落。他的不合作讓警察擔心男孩可能是被關在一個沒有是食物跟水的地方，如果不盡快找到的話就死去。因此，警方決定威脅跟嚴刑拷問疑犯。于是疑犯很快就范并帶著警察找到了男孩，但是男孩已經死了。

該案件在德國引發了一場關于在審訊中什么才是被允許的爭論。我們選擇這個困境是因為從基于規則的觀點看，警方的行為是錯誤的。畢竟這打破了不可侵犯人身的原則和我們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方面對酷刑的禁令。然而，從基于行為結果的角度來看，如果這可以防止狀況變得更壞，這是應該做的事情。參加者閱讀這個道德困境并被要求回答上述條件下三種審訊方式是否應該被允許。具體來說，參加者需要評定“心理壓力”，“扣繳稅款”和“身體暴力”（不導致永久性傷害）上的允許。三種技術的評分都為9個等級（1 分=不能接受，9 =可接受）。5.2結果與討論

我們分別分析了實驗3a和3b。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測試在第一個醫療困境（實驗3a）中權力對參加者道德決定的影響，權力的效應顯著。在醫療困境道德決定的影響表現出顯著的影響力，F(1, 29)= 10.86, p =.003, ηp2 =.27，這表明在高權力條件下參加者更以規則為導向

（M = 6.65, SD = 2.34），因此，與低權力條件下更有可能贊同病人女朋友意見等到假期后才告訴病人病情的參加者相比，高權力條件的參加者更有可能直接告訴病人他的病情（M = 3.86, SD = 2.35）。

2（被試間：權力）× 3（被試內：三種方式的接受程度），第二個困境中對酷刑（實驗3b）的允許度的兩因素方差分析顯示出與假設一致的權力的主效應顯著F(1, 22)= 5.42, p =.03, ηp2 =.20。與低權力條件下的參加者相比(M = 7.33, SD = 1.09)，高權力條件下的參加者更不能容忍幾種方式(M = 6.31, SD = 1.07)，這說明，在高權力條件下的參加者更傾向于使用基于規則的道德決定并遵守規則，而在低權力下的參加者則更傾向于作出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決定，允許非法審訊技術。

實驗3a和3b表明在道德思考中，權力的影響是穩定的，而且它可能會出現在決定并不重要但是卻關乎生活或死亡的困境中。此外，實驗3a和3b還很好地結合從不同的方面論證了實驗2中的觀點。在實驗3a中，低權力的參加者比高權力的參加者對病人更仁慈。畢竟，他們冒險打破規則，以提高病人的生活質量。然而在實驗3b中，低權力的參加者表現出不友好行為，因為他們更傾向于認為各種審訊技巧可以被采納。這表明，高（或低）的權力不影響道德思維，因為它影響的是人們更喜歡的結果（無論他們是想友好還是殘酷地對目標）。相反，獨立于作出的選擇的結果，高權力引起更多的基于規則的道德思考，而低權力引起更多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考。6.討論

6.1關于實驗方法的討論

首先，我們的協變量分析表明，高權力導致人們作出更多基于規則的道德判斷，因為高權力的人有增加基于規則的道德取向。道德取向作為一種強大的中介物，其加入了之后，自變量的直接影響不再顯著，這表明權力完全受道德取向的影響(Baron & Kenny, 1986)。因此，我們得出結論認為，在真實的基于規則的決定中權力的影響可以解釋為高權力的參加者增加了基于規則的道德取向。其次，這個結論在我們排除了情緒、觀點采納、或者是參加者對作出基于規則或基于結果的決定的感知的困難帶來任何干擾的可能性后得到加強。第三，我們使用真實的權力的操縱，這讓參加者相信他們對其他的參加者有真實的影響或相信自己真的被其他的參加者影響著，還有真實的道德決定，這些決定讓參加者相信實驗的過程以及程序的結果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參加者本人就是道德困境中有權力或者沒有權力的主要人物。這不僅增加了我們調查結果的生態效度，還允許我們把我們的調查結果推廣到感知者親身參與到困境中而不只是中立一方的道德困境中去。

6.2主觀權力感對道德判斷的影響

通過不同的實驗中,我們可以得出,主觀的權力感覺影響人們的直覺偏好，使其偏向于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方式和判斷。在一系列的預試研究中,我們了發現了高權力的人更看重參與者是否是基于規則的道德爭論，并更少重視參與者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爭論的初步證據。然后我們進行了三個實驗來測試這是否能轉化為在道德困境中所作出的決定，在這里我們用三個不同方法來排除，在面對道德困境時，高權力的人的選擇是因為他們更殘酷或者更善良的可能性。在這三個實驗,參加者并不是實際困境中的角色。他們的角色是中立的觀察者。

我們的調查表明，權力影響道德思維的方式，而不是道德本身（參見Kipnis, 1972/ 1976）。權力對人通常有不一樣的影響，有時甚至也可以表現為惡毒的行為。規則導向或者結果導向的價值判斷只取決于所面臨的具體困境。

因此，我們的研究表明，權力影響道德思想作風，而不是道德本身。權力的效應具有普遍的變化，它可能是仁愛的，也可能是邪惡的：這都取決于基于規則的或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維發上的背景。我們的研究證明，人們認為正確或錯誤不僅僅是困境中多方面的功能，而是人們對權力的主觀感覺。

在這些研究中，我們通過呈現道德困境并提問參加者，他們認為什么道德原則是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的來挖掘到的思維過程。讀者可能會疑惑為什么我們沒有問她們是怎樣作決定的，為什么他們會作出那樣的決定。而我們想要說明的是，盡管人們可以報告他們認知的結果，也就是說作出一個道德決定，他們并不能可靠地報告出他們是怎樣決定的心理活動。(Haidt, 2001, 2007； Nisbett & Wilson, 1977； Uleman & Bargh, 1989)。因此我們選擇了對參加者道德決定和道德傾向的測量，并從中得知心理活動背后的道德思維。

我們解釋時指出，基于規則的思維更吸引有權力的人是因為穩定迎合了他們的利益，因此在認識上更吸引。實驗5加強了這個解釋，這個實驗表明當規則與他們的利益沖突時，權力的這種效應就會被破壞。但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原因——確定的權力-道德鏈。(Smith& Trope, 2006)的研究表明，權力引起更多的共同處理過程以及防止因細節而分心。權力還可能增加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因為要作出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決定需要更集中注意到環境中的具體細節，以及忽略大的背景。一個相關的解釋是，可能是如果人們描述的道德事件足夠抽象，他們可能感知到這更加穩定(Liberman & Trope, 2008； Wigboldus, Semin & Spears, 2000)這種解釋似乎更可信，因為穩定的問題需要穩定的答案，這也可以增加基于規則的思考。我們會在今后的研究中探索這兩種解釋。

7.局限性及啟示

當然，目前的工作還有很多的缺點和局限性。

首先，在大多數實驗中，我們只去除了一個基于規則和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維互斥的項目，盡可能有效地測量道德思維。雖然很多時候，在我們的醫療困境或在審訊情況下兩者是相對立的，但也可能有兩者是一致的情況。我們的測量沒有辦法有效地利用到這一點。

第二，我們把自己限制在相對有限的基于結果的思維中而沒有研究基于行為結果的更為極端的思維：功利主義。有可能權力對功利思想與基于行為結果的思維有不同的影響。功力主義需要參加者的距離的控制（to sacrifice one person for the benefit of 10）。因為權力與擴大人際距離有關(Lee & Tiedens, 2001)，與減少觀點采納(Galinsky etal, 2006)、減弱同情心有關(Van Kleef etal, 2008)，這可能是因為權力促進功力思考。

第三也是最后一個缺點是，研究都是操縱權力的經驗，而不是真實的對他們行使權力的過程。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的目標是研究得出的效應在現有的權力差異中是否存在，例如通過研究組織中的權力。在這些結果之前，我們總結了出研究中三個重要的啟示。

首先，我們的結論讓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更多代表不同權力間的當事人之間的道德爭論。在這樣的背景下，高權力的當事人（由于對基于規則的道德思維的依賴程度），他們對低權力的當事人會表現得很嚴格并且毫不松懈。同時，低權力的當事人也許會顯得不負責任，而過多地關注與事情直接的牽連（而不是堅定地，負責任地堅守規則）。進一步說，如果基于規則和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原則導致不同的決定，低權力者與高權力者之間可能會引發沖突。

協調者可受益于目擊到這種沖突，因為他們了解沖突的根源以及可以幫助他們解決爭端。如果一個妥協方案結合了基于行為結果和基于規則的元素，則很可能更被雙方接受。也就是說，這必須是由兩種導向的基本原則共同建構的，并且包含對涉及的當事人都有利的結果。其次，我們的結果也為在談判中影響他人的策略提出了一些建議。特別在低權力者想通過影響高權力者從而達到自己目的的時候，他們不應該通過要求特別的對待或者要求例外的情況。畢竟，這與以規則導向思考的高權力者是矛盾的。先認同規則，原則和條款的重要性，再嘗試去在現有的規則中找到合適的方法，這樣的效果會更好。

再次，應該要意識到，以上的理論只適用與：一個人與高權力者磋商，并且結果不涉及到個人股權交易。當這樣的以要求與有權力者一方的利益相關或者背道而馳時，這種影響就會有相反的效果，因為那時候有權力的人更傾向于放棄他們基于規則的道德傾向并采用更多的基于行為結果的思考方式——自我提升。這提示我們在與有權力的人談判的時候，需要根據決定牽涉的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個人或者集體的項目中。當要作出基于規則的決定時，最好是通過在廣

泛的、集體的項目上表達要求。而當要作出基于行為結果的決定時，最好是明確地表明并強調權力者會如何從決定中受益。

未來的研究可以通過更專業更易于控制的實驗來檢驗這些不確定的假設。這樣做的話，這樣的研究才可以建立堅實的基礎，就如我們在本文中提到的：高權力增加基于規則的道德思想，以及低權力增加基于行為結果的道德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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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2、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3、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4、我所學到的任何有價值的知識都是由自學中得來的。——達爾文

5、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

6、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顏真卿

7、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8、讀書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10、一日無書，百事荒廢。——陳壽

11、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12、一日不讀口生，一日不寫手生。

13、我撲在書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高爾基

14、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陸游

15、讀一本好書，就如同和一個高尚的人在交談——歌德

16、讀一切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笛卡兒

17、學習永遠不晚。——高爾基

18、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學，如炳燭之光。——劉向

19、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孔子

20、讀書給人以快樂、給人以光彩、給人以才干。——培根

第二篇：哲學思維對人生的影響

哲學思維對人生的影響

雖然我不是哲學專業的，但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讓我接觸到了哲學。而在每次學習過后，都讓我對人生有了新的人認識，讓我的生活有了一些進步和變化。所以我來從個人經驗談談哲學對人生的影響。

哲學對于我，是一個探討人生意義的方法。馮友蘭先生曾說過，“哲學是對于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讀哲學就是讀哲人對人生的反思；是與哲學家的對話。這種對話是一個人思想成長的過程，培養和修正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的過程。

曾經我以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每個人都有；哲學就其最廣泛的意義而言，每個人（包括文盲)都有。那么我們還有必要學習其他人的哲學嗎？

在通過這一段時間的學習之后，我非常肯定地說：非常有必要。在我們的人生中，我們經常有意或者無意地被我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所左右著。例如：對待金錢，對待成功，對待失敗。社會上有無數種方式，但并不是每一種都是恰當的。有些人在面對失敗的時候，自卑，然后自報自棄，最終被這個社會淘汰。但有些人則愈戰愈勇，不僅僅成功地戰勝了失敗，還把失敗當成了自己人生的一種財富。而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生下來就具有良好的三觀的。這些至關重要的東西都是在后天不斷地打磨不斷地變化才能健康成長的。我們若想要完善我們自己的三觀，那么我們就需要參照，對比，我們希望有正確的三觀來引導我們，讓我們發現自己的問題，并加以改正。而我們發現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局限于自己的“哲學”，被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鎖鏈束縛著，我們如何能夠真正去反省、去思考？因此，哲學的意義或許就是在于提供個體之外的關于人生之反思的參照。

馬克思主義哲學便是其中很好的參照物。哲學講的是道理，而往往很多人都對所謂大道理有著排斥心理，往往有人會抱著厭惡的情緒。平時的生活中，人們對普遍的真理充滿的褻瀆，現在的很多人往往不注重道理中的真正含義，而是大多數時候當做調侃和強詞奪理的憑借。所以我覺得我們是需要一個完整的思想的體系的，讓一個健全的人格指引著我們的生活。現在的大學生，身體不夠健康，心理更是處于不佳的狀態，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所以我們需要哲學，需要健全自己，強大自己的心靈，讓心靈旺盛起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的哲學。具體做到，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我們行為的指導，在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抵制不良思想，不良文化的侵襲，培養自己的愛國熱情，投身于對生活的創造中。

首先，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辯證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讓我知道要完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去實踐。而只有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才會有能力科學的規劃自己的人生，而清醒的標準是什么？是能看清世界的本質，正確認識自我。對人生而言，要辨證地看待人生。比如，眼下正處于大學第一年的我，我要知道我所面對的主要矛盾是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要學會抓住知識的重點；學科之間要統籌兼顧，清楚不同學科，不同知識點之間的聯系，還要有舉一反三的創新能力和發散思維。如此說來，生活處處都是哲學，處處都有辯證法。

其次，馬克思認為：人生的真正價值是對社會的奉獻。因此，馬克思主義教會我們如何去做一個有價值的人，如何去實現人生價值。作為一名普通的公民，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員，我很欣賞里根總統的那句名言：不要問祖國給了你什么，先問問自己為祖國做過什么。當我們這樣或那樣抱怨我們的社會時，我們問過自己的責任嗎？問過我們為國家貢獻過什么嗎？如果一個人的人生追求只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這樣的人生還算有意義嗎？古往今來，死去的王侯將相多得多，但能被人記起的又有幾人。能被人們記住是大義凌然的民族英雄，是甘于奉獻的正人君子。人們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但是精神卻越來越空虛，幸福感越來越下降。學習哲學可以讓我們的人生更加充實。

第三，哲學是思考的學問。而我們每個人，作為會思考的高級動物，卻往往做了遵從習慣的動物。如果說思考是人和動物間最重要區別的話，我們中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只是動物而已。哲學是讓我們開動腦筋、挑戰自我的學問。如果不想渾渾噩噩地活著，即便只想做蕓蕓眾生的一份子，我們都需要動腦筋思考。而思考離開了哲學，是否可能呢？我很懷疑。我們來看看以思考著稱人群——知識分子。西方的飽學之士叫博士，而博士的全稱是PHD，即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學博士）。事實上, 除了神學、法律、醫學等少數領域，所有博士都是哲學博士。我以為，這說明了哲學對于學術界、知識分子而言的重要性。

當然，如果所謂“意義”指的是實際功用的話，那么哲學是沒有實際功用的，它不能解決溫飽問題，不能幫助你賺錢、變得成功，等等。再次，回到馮友蘭先生，哲學有的是“無用之用”。

第三篇：權力的背后解讀

權力的背后

專業:法學導論 姓名:羅向錦 指導老師:王祖志 晉寧事件:2014年10月14日,云南省昆明市晉寧縣?晉城泛亞工業品商貿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員，與項目所在的富有村民發生群體性沖突。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傷的嚴重后果。經有關部門調查，晉寧村縣富有村的征地糾紛達三年之久，部分村民從2012年初開始征這塊地時，就多次到國土資源等部門上訪要求公開征地手續，但至今沒有結果。事件發生后，富有村一些村民反映：?打過多次‘110’報警，警方也沒到位。?沖突起因：滿載施工方人員的卡車，造成群體性流血事件；被征土地是基本農田，村民不同意土地被征收，多次向各級政府上訪維權，但沒有回應；征地差價流向不明；警方被指多次違令參與征地。

對于晉寧事件中政府的行為，應細思：權力從哪里來？ 在10月14日雙方矛盾爆發。施工方事前組織的數百名持械著統一服裝人員與村民發生激烈沖突。真是怵目驚心。云南昆明晉寧“10.14”征地沖突事件后的一晚上，云南省委主要領導高勁松主持召開昆明市委常委會議。高勁松提出要常給干部“體體檢”“把把脈”，不能讓“為官不易”成為“為官不為”的借口。然而這次官方會議并沒有解開人們心中的疑竇。晉寧事件中，存在的違法行政、濫用職權、欺上瞞下、貪污受賄問題應嚴格查處。無疑，晉寧事件是征地拆遷和農民信訪問題的典型代表。在農民面前，政府的承諾在哪呢？

平度事件：2014年3月21日凌晨2時許，山東平度市鳳臺街道杜家疃村農田里一處帳篷起火，致4名守地農民1死3傷。死者是63歲的村民耿福林。據平度征地縱火案現場群眾反映，杜家疃村自去年以來就存在因征地引起的矛盾。據村民介紹，從2013年9月開始圍上圍擋，對方說是政府行為，但是拿不出任何手續。村民阻擾施工，雙方多次發生沖突。

平度事件，又一次指向暴力拆遷。這并不是單

一、孤立事件，而是普遍的現象。為促進城市建設，滿足城市用地，各地習慣于采取暴力、脅迫甚至是威脅農民生命安全的方式，強行拿走農村土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然而地方政府并沒有主動、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給出一個負責任的交代。社會矛盾愈演愈烈。非法征地，蹊蹺火災，搶尸火化，這些事件將矛頭暗暗指向政府，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未公開解釋，也未合理審判，不得想問，政府是在干什么？當初說好的為民服務呢？何必躲躲掩掩。

烏坎事件：2011年9月21日上午，烏坎村400多名村民因為土地問題、財務問題、選舉問題對村干部不滿，到陸豐市政府非正常上訪，當日下午，上訪部分村民在村里及村周邊企業聚集、打砸、毀壞他人公共財物和沖擊圍困村委會、公安邊防派出所。9月22日上午，部分村民組織阻撓、打砸進村維持秩序民警和警車，六部警車被砸壞。對此，汕尾、陸豐兩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啟動應急預案，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協調。與此同時，汕尾派出工作組到陸豐督導，陸豐市、東海鎮組成工作組進村做工作、回應訴求、維持秩序，9月22日晚平息事態，23日，烏坎村內恢復了正常秩序。農民的憤怒不是空來：烏坎村村委會將一塊集體土地賣給開發商，幾年來在當地居民不知情的情況下3200畝土地陸續被政府販賣，賣地款項達七億多元人民幣，而補助款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當地官員私吞，盜賣村民土地準備興建濱海新區碧桂園的開發商為祖籍烏坎的港商陳文清，他于80年代成為香港的廣東海陸豐商會會長，同時也是廣東省人大代表。當地居民屢次上訪無果，近期僅存的一塊土地被賣給地產開發商，激發當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22日派出軍警鎮壓而最終引爆騷亂

縱觀2011年的烏坎事件，從中不難體現民眾的權益受到侵犯。民主與監督的缺失,群眾訴訟渠道的不暢通，群眾問題不能依法合理及時解決，矛盾像一顆種子在群眾心里萌芽，慢慢壯大。村務管理、村務監督不是說說而已，要切實關照群眾，找出制度漏洞，公開透明農村資訊。在農民與村委的激烈矛盾中，不難發現，這一問題又在于政府的非法征地與拆遷！

何為政府！何為民主！公共利益豈能當作嘴邊語、耳旁風？若政府連自己都管制不好，何來管制民眾？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心為民所系。再想起這些黨與政府印烙與心的話，簡直羞愧無比。當矛盾不可避免時，暴力與退縮，沉默與躲避不是解決方法。

眾多暴力拆遷問題頻頻出現，可見，保障公民合法權利，維護社會主義應引起高度重視。在這些看似粗暴的事件前，背后更有著不為人知的黑色、灰色利益鏈。政商勾結？利益輸送？政府決策規劃違法違規？這些似乎不言而喻。面對利益沖突時，一些基層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依舊走舍棄法治的老路，沒有塑造法治威信，使路越走越窄，甚至陷入政府違法行政、開發商暴力拆遷與公民漫天要價的死循環。依法治國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在征地過程中，如何合理科學保障被拆遷農民的權益考驗執政者的智慧。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土地財政必須要進行改革。農村土地征收補償制度除了提高征地補償標準、規定征地款的使用方式等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性變化外，還應在征地范圍上做到“兩個區分”：一個是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區分，另一個是重大公益性用地和非重大公益性用地的區分。黨國英說，只有重大公益性建設需要使用農村土地，才可以通過征收辦法將農村集體土地轉變為國有土地。征地過程應有市場價格參照，充分透明了才能避免沖突發生。同時，政府有必要壓縮一定的征地范圍。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利益多元，矛盾高發，各級政黨官員應當更加善于運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維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履行職責、對于法治軌道上的信訪問題，無論是普通信訪事件還是涉法涉拆信訪案件，接訪單位、接訪人員都應當滿腔熱忱地接待、公正誠信地處理，積極主動向信訪者講清法理、講明事理、講通情理，使信訪者既感受到官民貼心，又感受到法治權威，從而實現案結事了人和，避免悲劇再次發生。一個政黨，只有牢牢扎根于人民，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一名黨員，只有常常行思與一線，才能摸準時代脈動。田間地頭、城市社區、廠礦校園、邊疆牧場一線的變革總是那么生動活潑，一線的創新總是那么強勁有力。農村基層建設事關農村的發展和穩定，事關黨和政府在基層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甚至事關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解決種種暴力事件暴露出的深層問題，迫切呼喚切實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同時也再次證明，農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之弦時刻不能放松。我們說重視民本，就得切實維護好農民的切身利益，從而在根本上維護農村的社會穩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環，是暢通民意訴求渠道。群眾的訴求渠道暢通了，群眾反映的問題能得到依法合理及時的解決，矛盾就不會那么突出。但具體做起來并不容易，它要求基層干部耐心細致地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引導群眾一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訴求，把矛盾解決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

讀書的好處

1、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2、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3、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4、我所學到的任何有價值的知識都是由自學中得來的。——達爾文

5、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

6、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顏真卿

7、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

8、讀書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10、一日無書，百事荒廢。——陳壽

11、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

12、一日不讀口生，一日不寫手生。

13、我撲在書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高爾基

14、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陸游

15、讀一本好書，就如同和一個高尚的人在交談——歌德

16、讀一切好書，就是和許多高尚的人談話。——笛卡兒

17、學習永遠不晚。——高爾基

18、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學，如炳燭之光。——劉向

19、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孔子

20、讀書給人以快樂、給人以光彩、給人以才干。——培根

第四篇：家庭環境對青少年道德的影響

家庭環境對青少年道德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性、人生理想的啟蒙教育所，是未成年人生活時間最長、最重要的外部環境。家長與子女關系密切，接觸多，對子女的影響也最大。因此，家庭是影響未成年人心理和行為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培養青少年倫理道德過程中，家庭教育扮演著必不可少的角色。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第一場所，它對個人早期社會化甚至一生的社會化都具有重要意義。研究證明,青少年的早期生活經驗,將深刻地影響其整個一生。所以，對青少年而言,如果處在一個不良的家庭環境中,那么,對他們倫理道德培養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極易誘發青少年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直接關系到自身的前途，家庭的幸福，關系到民族的未來，祖國的明天。然而青少年違法犯罪問題在當前仍然相當突出并呈現新的特點。近幾年，我國青少年犯罪劇增，造成這么嚴重的青少年問題，家庭環境的影響是絕對不容忽視的。由于家庭環境的影響造成青少年道德敗壞，走向犯罪道路的特點是：

1、由于過分寵溺的家庭造成其子女的性格具有明顯的任性、自我為中心的特點。有這種性格的青少年，一旦步入社會生活，很容易以自私的、任性的態度不顧社會道德，法律規范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從而發生違法犯罪的行為。這類青少年若父母是領導干部或大款之類的人物，則表現的更為突出。他們往往有恃無恐、稱王稱霸，經常糾集一班“小兄弟”在自己周圍，曠課逃學，打架斗毆，偷盜搶劫，甚至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由于這些青少年的家庭背景，使學校和社會對這些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管教和打擊不力。在押少年犯胡某，男，21歲，5年前正在一所市屬重點中學讀書。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大款”，常年在外經商，胡某從小就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爺爺、奶奶對他言聽計從，是真正意義上的“小皇帝”。學習上不思進取不說，還經常拿家里的錢物在外面結交朋友，打架斗毆，替別人“擺平”所謂不平事，贏得“小兄弟”們的“尊敬”。老師出于挽救、教育他，經常找其談心，而他卻認為是故意與他過不去。終于有一天，胡犯帶一幫“小兄弟”在老師回家途中，先把老師打倒在地，然后用刀子將老師腿部動脈血管刺破。他自己也同時被“刺”進了監獄。胡犯的結果也是家庭溺愛的結果。

2、由于簡單粗暴的家庭造成其子女最容易形成粗暴冷酷的性格。這類青少

年在處理人際關系的矛盾時很容易發生粗暴的攻擊行為，并因此導致違法犯罪。最近，南京市浦口區警方破獲的兩起流氓團伙斗毆案中，其成員不滿18歲的占80.5%.他們常為一件小事拳腳相加，大動干戈，甚至用獵槍對射，用刀斧亂砍，其狀血跡斑斑，慘不忍睹。這些人大多是處在父母文化低、工作不穩定，且性情暴烈的家庭里。

3、由于父母形象不佳的家庭。由于父母行為不莊重、不檢點，沒有建立正常的權威形象，使得青少年形成不良的性格而導致異常行為〈包括違法犯罪〉的發生。如某校一初二年級的學生，伙同他人多次盜竊某建筑工地裝潢用的金屬材料，并且公然放家里再聯系銷贓給某廢品收購站，其父不僅不及時制止和教育，反而將其兒子身上搜出銷贓得來未用盡的錢供自己喝酒賭博用。這類家庭父母的不良行為，很容易對孩子產生極壞的影響，導致這種家庭的子女犯罪率偏高。

4、由于家庭氣氛的異常。家庭氣氛異常主要是由于夫妻不和，爭吵或離異，以及一方早逝所引起。由于夫妻的關系沖突或異常，他們很少關心子女；同時，這種家庭中的兒童由于家庭的不安定，缺乏溫暖，容易形成感情冷漠、煩躁、孤獨怪僻的性格。此外，這種孩子極易流浪或徘徊在街頭，有的在垃圾堆里掏摸，有的到商店攤柜上偷竊食物和東西，被人抓住忍受打罵而不愿回家，逐漸形成冷酷無情、玩世不恭的性格，這種性格特征在他們長大成人后很容易成為慣犯或罪犯的心理基礎。2000年7月，南京鐵路警方破獲了一起青少年團伙盜竊案，其成員有10多名青少年組成。他們經常在鐵路沿線盜竊過往列車上的物質。這些青少年大多數屬于“無家可歸”類，他們或者不滿家庭的冷漠而出走，或者被離異的父或母拋棄，流浪街頭，三五成群糾集在一起，其中不乏女性青少年。

綜上所見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父母要成為子女的模范、強化家庭科學管理、營造充滿溫馨友愛的親情家庭。是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重要措施之一。

1、提高家庭教育水評。

古人云：“養不教，父之過”，正確的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必要條件。只養不教，是父母的失職；教之不善，是父母的罪過。第一，要引導孩子從小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教育，做一個對社會有用之才。第二，要對孩子進行法制教育，讓孩子從小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行為是違法犯罪行為，做一個學法、守法、遵法的人。第三，要引導孩子從小樹立責任感，在家庭，懂得孝順父母，關心他人；在社會，懂得對工作負責，敬崗愛業，樂于奉獻；成立家庭，懂得愛護配偶與子女，做一個健全人格的人。第四，要引導孩子從小樹立健康的人格，進行奉獻、責任、關心、寬容等優秀品德的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全面文明素養的人，讓孩子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求知，讓孩子懂得尊重和善待生命，懂得遵守規則和秩序，懂得對自己行為的后果負責。

2、父母要成為子女的楷模。

家庭教育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長的素質。家長自身的文化素質、道德修養不高、自身行為不端，都會為子女提供錯誤的行為參照模式，影響子女的健康成長。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現代家庭的父母不但需要重視對子女說服教育，更應重視自己的言行對孩子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行端表正，誠信友愛，關愛他人，為孩子作出表率。在家庭里，父母應當努力完成“三大主體角色”，即成為合格父母、合格教師和合格主人。為了子女而無私地生活的父母，這就是合格父母。父母還應當同時是合格老師，不僅能夠教導子女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并且能夠以身作則，成為子女的第一道德榜樣。父母同時也應當是合格主人，對整個國家及家庭所有成員的生活與未來持有強烈的責任感，從而引導他們走向正確的人生方向。

3、強化家庭科學管理。

未成年人優良品德的形成，良好行為方式的培養，不僅需要父母正確的引導、教育，更需要家長嚴格、科學的管理。大量調查表明，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缺乏家庭管理，特別是缺乏正確家庭管理的情況下形成的。從預防未成年人不良行為的角度講，家庭管理應當采取以下科學管教方式：一是積極鼓勵。父母當自己的未成年子女表現好時，比如學習取得好成績、幫助同學、拾金不昧等。應及時給予表揚，必要時送一些小禮物以獎勵他們發揚長處，并鼓勵他們在今后的學習、生活中繼續努力。二是經常溝通、交談。父母應與自己的子女“打成一片”，做子女的知心朋友，傾聽孩子的心聲，接納孩子，讓孩子知道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父母都是愛他，支持他的。而且溝通、交談要在平等、民主寬松的氣氛中進行，不能人為地制造地位不平等的障礙。三是樹立威信。恩威并施對子女奉行的價值觀念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父母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能夠回

答和解決子女提出的各種問題及正確地管理自己的家庭，要有使子女信服的能力。四是有效限制。父母發現子女的不良行為要進行有效的管制和約束，絕不能視而不見或聽之任之，古人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要從小抓起、從小事抓起，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明之以害，及時糾正偏差，使他們健康成長。

4、營造充滿溫馨、友愛的親情家庭。

提倡平等、民主、和睦、友愛的家庭關系，注重家庭的親密度。未成年人父母要互敬互愛，互諒互讓，保持恩愛的夫妻關系。父母與長輩之間要互相尊重，與鄰里之間要和平共處，互相幫助。父母對子女要平等對待，多一份體貼，少一些訓斥；多一份愛護，少一些冷漠；多一點理解，少一些專橫，做子女的良師益友。

總之，家庭教育與青少年犯罪有密切的關系，家庭教育缺陷是導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家庭是一個人一生中所面臨的第一個學校，父母是第一位老師，家庭教育的完整，家庭教育功能能否正常發揮，直接影響青少年的行為和心理的健康。所以在預防青少年犯罪過程中，完善家庭教育，提高家長素質，是一條有效的途徑。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是一項長期的、龐大的、系統的社會工程，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會的積極參與和各行各業的共同努力。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是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的住地，家長是孩子第一任啟蒙老師，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說過：“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個學校，個體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家庭是個體成長、素質養成及人格形成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外部環境。”由此可見，家庭在青少年成長中的重要作用，家庭應成為預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線。

第五篇：淺析校園環境對大學生創新思維培養的影響

淺析校園環境對大學生創新思維培養的影響

摘要: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其核心在于創新，包括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而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能否實現的核心問題取決于人，取決于人的創新精神，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因而在新世紀新型人才的培養變成了時代向教育事業提出的課題。只有不斷的培養出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創造型人才，才能使我們有能力參與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并且保證我們在競爭中于不敗之地。這就要求我們高校必須重視并加強大學生創新能力的開發和培養！

關鍵詞：大學生 創新思維 培養

縱觀歷史幾千年，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思想篤古不變，必然被動挨打，唯有創新求進，銳意進取，才能興旺發達。正如江澤民同志所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文明發達的不竭動力。一個沒有創新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在知識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創新已經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主要特征、核心和靈魂。隨著社會的發展，世界各國對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對創新的概念也有了全新的詮釋，對大學生的創新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創新能力是指個人提出新理論、新概念或發明新技術、新產品的能力，就其表現形式來說，創新能力就是發明或發現事物內部規律的能力。創新思維是創新能力的前提,培養有創新能力的大學生就是要培養具有創造意識、創新思維和創造能力的大學生,這也是2l世紀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重點。

高等院校是培養創新人才的基地，肩負著培養和造就高層次創新人才的歷史使命。如何讓我們的大學生順利成為國家需要的創新型人才是我們每一個高等教育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一、什么是創新思維

加強大學生創新思維能力的培養，我們必須先準確的定位“創新思維”。只有選正確了方向，才可能有事業的成功。

創新是科學精神的精髓,創新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正確把握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打破思想禁錮,打破習慣勢力和傳統偏見的束縛,勇于探索,勇于開拓!創新對于我們當代大學生而言,就是要學會辯證的繼承,勇于提出自己的觀點,大膽的去喊出自己的聲音!

“創新思維”是相對于傳統思想而言的,沒有受到現成思路的約束,尋求對問題全新的獨特的解決方法的思維過程.創新思維的過程是開發大腦的一種發散思維的過程.二、大學生創新思維存在的問題

1．對大學生創新意識培養重視不夠。

高校對大學生創新活動的重視程度，涉及到教育者的學習觀、知識觀、人才觀和教育觀。不同的思想認識導致教育的立足點不同，組織教學的思路和遵循的原則就不同。高等教育受傳統的“教學三中心”的影響還很深，這主要表現為教師的主導地位強調有余，而學生的主體地位體現不足。因而，在處理教與學的關系上，較重視教師的作用，而忽視學生主動學習的作用；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習慣于教師牽著學生走；在學習管理上，習慣于發號施令和嚴格的監督和懲罰，而不注黃學生的參與和自我管理。

2．高校創新教育機制滯后。

由于教育觀念和教育體制的制約，高校教學在課程設置、評價體系、人才選拔等方面都沒有形成以培養創新人才為中心的合理有效的機制。教材滯后、課程設置不合理，人文和科學脫離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教育方法不適宜，教師往往將知識的傳授放在第一位，忽視了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應試教育色彩濃厚，分數至上，學生考核評價體系不合理。

3．缺乏有利于創新的校園環境。

我國高校普遍存在創新氛圍不濃的現象，有的學生寧愿花時間去對付各種外語考試，也不愿花時間參加有助于創新能力培養的各種活動。目前我國大部分高校學生的科研條件都還普遍較差，大學生能夠使用的實驗設備更加有限，這無疑阻礙了創新性人才的成長，沒有形成良好的社會實踐模式，當前學生社會實踐組織形式和廣大學生的實踐需求存在著較大差異，組織和開展社會實踐受到經費、時間以及管理等因素的制約。

三、培養大學生創新素質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它的到來使我國高等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知識經濟是主要依靠知識創新和知識廣泛傳播發展的，以智力資源來創造財富的經濟。創新是它的靈魂，而創新的關鍵在于人才。無論是知識創新還是技術創新，無論是經濟競爭還是科技競爭，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大量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培養具有創新素質的人才是時代的迫切需要，也是一個國家富強及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因素。

人才來源于教育，高等學校是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搖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原有的教育觀念、教育體制、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模式已不能適應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培養創新型人才，發展個性特長的需要。應試教育只能培養出記憶力好、善于考試和只會模仿的學生，不能培養出富有創造性和綜合素質高的人才。因此應把傳授知識、培養能力、提高素質、發展個性特長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去考慮，把協調發展上升為一種現代教育觀念。培養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是教育的深刻變革，是一項關系全局的系統工程，須要在人成長的各個階段始終貫徹素質教育，著眼于培養創新素質。

四、培養大學生創新素質的思路和途徑

1、營造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激發學生的創造力

學校方面應該有目的地利用校園文化傳播方式，營造一種平等、民主、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文化氛圍。要充分利用電影、電視、廣播電臺、多媒體、圖書館、板報、墻報等信息渠道擴大學生視野，引發學生求知欲望；邀請專業戰線上卓有成就的人才，與同學們見面談心，做學術報告，鞏固專業思想，吸取經驗，培養成才意識；校領導、教師和管理人員要關心愛護學生，幫助他們克服傳統保守意識，克服心理壓抑感和自卑感，讓學生充分感覺到“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激發學生的創造欲望，不斷提高認知水平，使之具有文明開放觀念，懂得交流與溝通，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和能力。

2、改善教育環境，營造民主氣氛

創造人格的形成與創造思維的形成，有賴于長期綜合性的陶冶與熏染；而民主、自由、和諧、安全的精神環境，是創新素質成長不可或缺的養料與氣候。只有在民主的氛圍當中，才會有人格的自由與舒展，才會有思維的活躍與激蕩，進而才有創新潛能的迸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主的精神氛圍不僅是創新教育的背景條件，而且本身就是最有利的創新教育。

3、改革培養模式，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

高等教育中，以傳統的分科為中心，實行分科教學，學生所學的只是確定的、系統化的甚至是陳舊過時的知識。實際教學中，教師的主動性與學生的主體性位置沒擺正，教師注重講解，學生被動地學習，其積極性受到很大的限制。教學中不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實行統一的大綱、統一的教材、統一的考試，在這種統一的規范下，培養出來的學生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也容易雷同，缺乏個性、缺乏創見

4、加強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當代大學生處于社會急劇變遷的環境之中，社會環境的擠壓日益凸顯。如生活節奏快、競爭加強、貧富懸殊等造成的人際關系障礙，以及情感調適不良、就業壓力大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導致許多大學生心理失調，影響自身潛力的發揮甚至影響正常的學習生活。因此，把系統的心理教育貫穿與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加強良好的心理素質培養，促進心理健康，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

5、加強社會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的合作意識和組織能力

社會實踐活動一般是在一個比較開放環境下，面對不斷變換的對象進行的。教師的指導作用也相對弱化，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學生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而是活動的主體。在這種情形下，學生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他們對現實的感覺和認識的深度、廣度都不是在封閉的環境下所能比擬的。他們身上具備的各種基本素質和潛能會得到發揮，合作意識和組織能力得以加強，因而容易產生創造性火花，表現出創造舉動。

結論：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工作是高校工作的一個重要課題,直接關系到能否培養高素質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盡管在新形勢下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工作面臨著許多挑戰，但我們必須在此時加強自身創新能力的培養，為以后走上工作崗位和從事創造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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