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努力延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勢頭

努力延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勢頭

作者：葉興慶

社會上廣泛使用城鄉居民收入比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是一種相對差距。近兩年，以這種方法衡量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連續出現縮小。這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成果，是城鄉發展協調性增強的積極信號。但也有人心存疑問：這是否標志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已經終結,開始步入縮小的發展階段？如何把這個勢頭延續下去？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回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演變的過程，分析這兩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貢獻因素的可持續性及其政策啟示。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三個階段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是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突出的矛盾之一。在過去33個年份中，按當年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比有12個年份出現縮小，分布規律較差；按1978年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比有14個年份出現縮小，集中在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9-1988年。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發展鄉鎮企業，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快于仍處于傳統計劃體制內的城鎮居民。這個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2%；城鄉居民收入比呈現縮小走勢，由1978年的2.57：1，縮小到1988年的1.51:1。

第二階段是1995-1997年。由于主要農產品恢復性增產、農產品價格漲幅較大，農民收入實現較快增長；國有企業改革力度加大，職工下崗較多，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緩慢。這個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6.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4.1%；城鄉居民收入比連續三年縮小，由1994年的1.95:1，縮小到1997年的1.83:1。第三階段是2010-2011年。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0.9%，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快3.1個百分點。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1.4%，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快三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比連續二年縮小，由2009年的2.67:1，縮小到2011年的2.53:1。

需要注意的是，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與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在總體變化趨勢基本一致的同時，有兩點差異：一是在有的年份，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與按1978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出現相反的變化；二是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明顯大于按1978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

審慎看待近兩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貢獻因素的可持續性

近兩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縮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體現經濟發展內在變化、代表制度變遷方向的趨勢性、可持續因素，也有一些特殊性、不可持續的因素。不能盲目樂觀，需要認真甄別、因勢利導。

人數、工資“雙增長”，促使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近兩年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數量增加、平均工資水平提高，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增加較多。2010年和2011年，全國農民工人數分別比上年增加1245萬人和1055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月人均工資分別比上年增長19.3%和21.2%，農民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17.9%和21.9%。同時，這兩年城鎮職工特別是公務員工資增加不多，城鎮居民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僅分別比上年增長10.7%和12.4%，比農民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分別低8.6和8.8個百分點。這兩年農民工工資增長較快，固然受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影響，但主要是由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的。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和農村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這種上漲趨勢將長期持續。需要注意的是，城鎮職工特別是公務員也存在工資上漲壓力，一旦得到釋放，農民工工資的相對增長速度就會下降，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差距縮小的勢頭有可能發生逆轉。

產量、價格“雙提高”，促使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快速增長。2010年和2011年，全國糧食、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蛋奶、水產全面增產，僅棉花2010年出現減產；同時，農產品生產價格分別比上年上漲10.9%和16.5%，比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漲幅分別高8和5.2個百分點。收成好、價格高，使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增加較多。2010年和2011年，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分別增長12.2%和12.9%，比上年分別加快10和0.7個百分點。產量普遍提高、售價普遍上漲、農資價格平穩，這種局面多年未有，既是農產品相對價格隨經濟發展逐步提高的客觀反映，也與國家加大農業生產支持力度、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增加主要農產品臨時收儲等調控政策發揮作用有關。今后，農產品產量還會繼續提高，農產品相對價格也會繼續上升，但能否保持這兩年的格局，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范圍、標準“雙擴大”，促使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快速增長。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受益范圍擴大、國家補助力度加大影響，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快速增長。2010年，農民人均農業“四補貼”增長6.9%、離退休金和養老金增長32.8%、報銷醫療費增長36.6%、領取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增長29.6%，全部轉移性收入增長13.8%。2011年，這些收入繼續增長，特別是受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加快推進、人均離退休金和養老金同比增長68.6%影響，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增長高達24.4%。這兩年轉移性收入增長較快，與制度建立初期基數低有關，所謂“平地起高樓”。今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國家財力增強，各類農業補貼的實施范圍和資金強度會繼續擴大，各類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和補助標準也會繼續擴大，但在制度基本建立起來以后，各類轉移性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將轉入常態。

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的思路與建議 避免1979-1988年和1995-199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后又連年擴大的現象重演，使2010-2011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不再是又一次曇花一現，真正迎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擴大轉向縮小的拐點、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必須按照十七屆五中全會“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要求，采取多種措施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

（一）以釋放農業剩余勞動力為主線持續較快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已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0%多、收入增量的50%左右。必須把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作為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著力點。隨著城鄉二元體制的逐步破除，城鄉勞動力的機會差距在逐步消弭。由于受教育年限不同，城鄉勞動力存在較大人力資本差異，這需要通過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加強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等途徑逐步加以解決。從當前看，需要針對總量過剩與結構性短缺并存的新情況，通過多種途徑繼續釋放農業剩余勞動力。特別是應針對可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年齡偏大、非農就業技能缺乏、農忙農閑季節分明、對家庭多有牽掛等特征，更加重視發展縣域經濟、走就地就近轉移就業的道路，使就業增收與照顧家庭兩全其便。正確處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與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關系，通過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轉型升級，增強對人力成本上升的承受和消化能力，為農民工工資持續較快增長創造更大空間。順應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新形勢，改革和調整城鄉居民收入統計調查制度，把舉家外出者納入城鎮居民收入調查統計范圍，把其他農民工在務工地的消費計入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

（二）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為主線持續較快增加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家庭經營純收入占比仍高于工資性收入占比；在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量中，家庭經營純收入的貢獻率也很高，有的年份甚至超過工資性收入的貢獻率。這兩年，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增加較多、對增收的貢獻率較大，主要歸因于農產品價格上漲較快。隨著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今后農產品價格將長期上漲，兩者應呈螺旋上漲之勢。這要求我們正確處理控制物價總水平與保持農產品價格合理水平的關系，通過調減食品價格在CPI中的權重、對低收入群體發放生活補貼等途徑，增強全社會對農產品價格合理上漲的容忍度和承受能力。但也要看到，單純靠農產品價格上漲促進農民增收有其局限性。這改變的僅是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并沒有增加社會物質財富。增加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特別是第一產業純收入，必須更多地建立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為此，需要根據農業勞動力轉移情況，適時促進土地流轉，使留在農業的勞動力占有更多農業資源，擴大單個農戶經營規模；加大農機購置補貼力度，增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農業附加值；引導農民通過專業合作，向產前產后延伸，分享流通和加工環節增值收益。

（三）以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為主線持續較快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從全國平均水平看，目前農民財產性收入總量和占比都不是很高。但在一些地方，財產性收入占有重要位置。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2008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進一步明確農民家庭財產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民對集體財產的收益權，創造條件讓更多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為此，應當以股份合作制等多種方式改造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保障農民對集體資源和經營性資產收益的分配權；加快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公益性征地逐步按市場價補償，經營性用地允許農民以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引導農村集體規范發展公租房等物業經濟，讓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調整完善相關法規，擴大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住宅所有權的權能范圍，探索市場化轉讓機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增加農民土地租賃收入。

（四）以加強農村社會保障為主線持續較快增加農民轉移性收入。在所有四項收入中，轉移性收入的政策性最為明顯，最能體現政府意圖，是政府最有條件和理由進行調控的。然而，恰恰是轉移性收入的城鄉差距最為突出，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這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存在巨大差距的必然反映。遏制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重視增加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收入。近年來，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農民獲得的生產補貼收入增加較快。但農村居民領取的養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報銷的醫療費等社會保障收入還很低。今后應在繼續強化農業補貼政策的同時，著力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大幅度增加農民的保障性轉移收入。為此，應盡快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提高參保和養老金發放標準，逐步實現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并軌；大幅度提高農村低保標準和補助水平，擴大覆蓋面，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家庭全部納入低保范圍，逐步縮小城鄉低保政策差距；完善農村五保供養政策，保障五保供養對象權益；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標準和國家補助水平，提高報銷率，加大財政對農村醫療救助的扶持力度，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實現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并軌；擴大實施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特別扶助制度；建立健全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提高參保率。

作者單位：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

第二篇：努力延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勢頭

努力延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勢頭

作者：葉興慶

社會上廣泛使用城鄉居民收入比表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是一種相對差距。近兩年，以這種方法衡量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連續出現縮小。這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成果，是城鄉發展協調性增強的積極信號。但也有人心存疑問：這是否標志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過程已經終結,開始步入縮小的發展階段？如何把這個勢頭延續下去？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回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演變的過程，分析這兩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貢獻因素的可持續性及其政策啟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三個階段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是我國收入分配領域突出的矛盾之一。在過去33個年份中，按當年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比有12個年份出現縮小，分布規律較差；按1978年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比有14個年份出現縮小，集中在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9-1988年。改革開放初期，由于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發展鄉鎮企業，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快于仍處于傳統計劃體制內的城鎮居民。這個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2%，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6.2%；城鄉居民收入比呈現縮小走勢，由1978年的2.57：1，縮小到1988年的1.51:1。

第二階段是1995-1997年。由于主要農產品恢復性增產、農產品價格漲幅較大，農民收入實現較快增長；國有企業改革力度加大，職工下崗較多，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緩慢。這個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6.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4.1%；城鄉居民收入比連續三年縮小，由1994年的1.95:1，縮小到1997年的1.83:1。

第三階段是2010-2011年。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0.9%，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快3.1個百分點。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1.4%，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快三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比連續二年縮小，由2009年的2.67:1，縮小到2011年的2.53:1。

需要注意的是，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與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在總體變化趨勢基本一致的同時，有兩點差異：一是在有的年份，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與按1978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出現相反的變化；二是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明顯大于按1978年價格計算的城鄉居民收入比。

審慎看待近兩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貢獻因素的可持續性

近兩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縮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體現經濟發展內在變化、代表制度變遷方向的趨勢性、可持續因素，也有一些特殊性、不可持續的因素。不能盲目樂觀，需要認真甄別、因勢利導。

人數、工資“雙增長”，促使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近兩年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數量增加、平均工資水平提高，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增加較多。2010年和2011年，全國農民工人數分別比上年增加1245萬人和1055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月人均工資分別比上年增長19.3%和21.2%，農民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分別比上年增長17.9%和21.9%。同時，這兩年城鎮職工特別是公務員工資增加不多，城鎮居民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僅分別比上年增長10.7%和12.4%，比農民年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分別低8.6和8.8個百分點。這兩年農民工工資增長較快，固然受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影響，但主要是由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的。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和農村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這種上漲趨勢將長期持續。需要注意的是，城鎮職工特別是公務員也存在工資上漲壓力，一旦得到釋放，農民工工資的相對增長速度就會下降，城鄉居民工資性收入差距縮小的勢頭有可能發生逆轉。

產量、價格“雙提高”，促使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快速增長。2010年和2011年，全國糧食、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蛋奶、水產全面增產，僅棉花2010年出現減產；同時，農產品生產價格分別比上年上漲10.9%和16.5%，比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漲幅分別高8和5.2個百分點。收成好、價格高，使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增加較多。2010年和2011年，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分別增長12.2%和12.9%，比上年分別加快10和0.7個百分點。產量普遍提高、售價普遍上漲、農資價格平穩，這種局面多年未有，既是農產品相對價格隨經濟發展逐步提高的客觀反映，也與國家加大農業生產支持力度、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增加主要農產品臨時收儲等調控政策發揮作用有關。今后，農產品產量還會繼續提高，農產品相對價格也會繼續上升，但能否保持這兩年的格局，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范圍、標準“雙擴大”，促使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快速增長。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受益范圍擴大、國家補助力度加大影響，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快速增長。2010年，農民人均農業“四補貼”增長6.9%、離退休金和養老金增長32.8%、報銷醫療費增長36.6%、領取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增長29.6%，全部轉移性收入增長13.8%。2011年，這些收入繼續增長，特別是受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加快推進、人均離退休金和養老金同比增長68.6%影響，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增長高達24.4%。這兩年轉移性收入增長較快，與制度建立初期基數低有關，所謂“平地起高樓”。今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國家財力增強，各類農業補貼的實施范圍和資金強度會繼續擴大，各類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和補助標準也會繼續擴大，但在制度基本建立起來以后，各類轉移性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將轉入常態。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的思路與建議

避免1979-1988年和1995-199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后又連年擴大的現象重演，使2010-2011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不再是又一次曇花一現，真正迎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擴大轉向縮小的拐點、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必須按照十七屆五中全會“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要求，采取多種措施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

（一）以釋放農業剩余勞動力為主線持續較快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已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0%多、收入增量的50%左右。必須把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作為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著力點。隨著城鄉二元體制的逐步破除，城鄉勞動力的機會差距在逐步消弭。由于受教育年限不同，城鄉勞動力存在較大人力資本差異，這需要通過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加強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等途徑逐步加以解決。從當前看，需要針對總量過剩與結構性短缺并存的新情況，通過多種途徑繼續釋放農業剩余勞動力。特別是應針對可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年齡偏大、非農就業技能缺乏、農忙農閑季節分明、對家庭多有牽掛等特征，更加重視發展縣域經濟、走就地就近轉移就業的道路，使就業增收與照顧家庭兩全其便。正確處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與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關系，通過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轉型升級，增強對人力成本上升的承受和消化能力，為農民工工資持續較快增長創造更大空間。順應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新形勢，改革和調整城鄉居民收入統計調查制度，把舉家外出者納入城鎮居民收入調查統計范圍，把其他農民工在務工地的消費計入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

（二）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為主線持續較快增加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家庭經營純收入占比仍高于工資性收入占比；在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量中，家庭經營純收入的貢獻率也很高，有的年份甚至超過工資性收入的貢獻率。這兩年，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增加較多、對增收的貢獻率較大，主要歸因于農產品價格上漲較快。隨著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今后農產品價格將長期上漲，兩者應呈螺旋上漲之勢。這要求我們正確處理控制物價總水平與保持農產品價格

合理水平的關系，通過調減食品價格在CPI中的權重、對低收入群體發放生活補貼等途徑，增強全社會對農產品價格合理上漲的容忍度和承受能力。但也要看到，單純靠農產品價格上漲促進農民增收有其局限性。這改變的僅是國民收入分配關系，并沒有增加社會物質財富。增加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特別是第一產業純收入，必須更多地建立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為此，需要根據農業勞動力轉移情況，適時促進土地流轉，使留在農業的勞動力占有更多農業資源，擴大單個農戶經營規模；加大農機購置補貼力度，增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高農業附加值；引導農民通過專業合作，向產前產后延伸，分享流通和加工環節增值收益。

（三）以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為主線持續較快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從全國平均水平看，目前農民財產性收入總量和占比都不是很高。但在一些地方，財產性收入占有重要位置。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2008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進一步明確農民家庭財產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民對集體財產的收益權，創造條件讓更多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為此，應當以股份合作制等多種方式改造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保障農民對集體資源和經營性資產收益的分配權；加快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公益性征地逐步按市場價補償，經營性用地允許農民以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引導農村集體規范發展公租房等物業經濟，讓農民更多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調整完善相關法規，擴大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住宅所有權的權能范圍，探索市場化轉讓機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增加農民土地租賃收入。

（四）以加強農村社會保障為主線持續較快增加農民轉移性收入。在所有四項收入中，轉移性收入的政策性最為明顯，最能體現政府意圖，是政府最有條件和理由進行調控的。然而，恰恰是轉移性收入的城鄉差距最為突出，對城鄉居民

收入差距擴大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這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存在巨大差距的必然反映。遏制和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重視增加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收入。近年來，中央出臺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農民獲得的生產補貼收入增加較快。但農村居民領取的養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報銷的醫療費等社會保障收入還很低。今后應在繼續強化農業補貼政策的同時，著力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大幅度增加農民的保障性轉移收入。為此，應盡快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提高參保和養老金發放標準，逐步實現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并軌；大幅度提高農村低保標準和補助水平，擴大覆蓋面，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家庭全部納入低保范圍，逐步縮小城鄉低保政策差距；完善農村五保供養政策，保障五保供養對象權益；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標準和國家補助水平，提高報銷率，加大財政對農村醫療救助的扶持力度，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實現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并軌；擴大實施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特別扶助制度；建立健全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提高參保率。

作者單位：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

第三篇：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近年來，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些重要論斷為解決新階段的“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當前農村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農民增收困難，特別是糧食主產區和純農戶增收難度更大從1997年開始，農民收入增長進入一個低谷期。1997～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平均增長3.97％，比改革開放以來24年平均值（7.33％）低3.36個百分點。

具體到糧食主產區和純農戶，相當一部分農民的收入是停滯甚至是下降的。

2000～2002年，全國減收農戶占42％。城

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局面不僅沒有改善，而且在不斷惡化。1997～2002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長7.8％，比農民人均收入增幅高3.8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11：1。2004年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達3.2：1。雖然近年來農民收入出現了恢復性的增長，但基礎并不牢固，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一些根本性的、長期的、深層次的因素并沒有克服。現在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農產品供應最豐富的時期，也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增收形勢最嚴峻的時期，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得最大的時期。2004年中央1號文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發出的第一個專門關于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性文件。文件科學分析了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重大變化和農民增收面臨的嚴峻形勢，明確提出通過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業收入，強化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遏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增加農民收入的綜合性政策措施，特別是在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國家對“三農”的支持力度方面制定了更加有力的政策。

對于解決“三農”問題，應該說中央的思路越來越明確。1998年中央就提出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進入新階段的科學判斷；1999年中央提出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主要任務是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2000年又提出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目標是增加農民收入；2002年中央提出增加農民收入要采取綜合性措施“多予、少取、放活”；2003年中央又提出要把解決“三農”問題

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三農”問題上的鄭重承諾。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論斷，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指導思想。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這些重要論斷為解決新階段的“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繼續清理各種針對外出民工的歧視性政策，為農民外出就業創造公平環境在降低農民外出就業門檻，保護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方面，最近兩年政策力度很大。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專門發了一個保障外出就業農民權益的政

策文件。今年國務院在最短的時間里出臺了廢止收容遣返制度的政策。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外來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現在也引起了高度重視，出臺了相應的文件。特別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制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對這些政策的落實情況進行了大量的調查。我們的調查表明，已經制定的這些政策并沒有真正落實到位，還有一些針對農民外出就業的歧視性的政策需要解決。

盡快取消專門面向外出就業民工的就業證、健康證等不合理的證卡，簡化農民外出就業手續，堅決糾正各種變相收費。1994年，勞動部頒布《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暫行規定》，根據這項規定，開始實施以就業證卡管理為中心的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就業制度。進城務工就業的農民工，要辦理名目繁多的證件。從實際情況看，這種以就業證卡管理為中心的就業制度，在實際執行中，大多演變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費之實。這種證卡制度對外出就業農民帶有明顯的歧視性，這種做法損害了進城農民平等的就業權利，不符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也沒有真正起到引導農民有序流動的作用。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在農民辦理各種證卡時，收費過多、過濫。雖然中央出臺了清理對進城農民務工亂收費的政策，但有的地區繼續變相向民工收費。例如，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調查，在國務院已明令取消對進城就業農民不合理的收費之后，某個大城市在民工辦理就業證和健康證時，又變相亂收費。農民辦一個就業證，要交50—60元的“培訓費”，辦一個健康證，辦證費、體檢費和培訓費加在一起要收114元

。實際上，辦證單位并沒有向民工提

供真正的培訓服務，完全是“搭車”亂收費，這種做法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合法權益。再如，南方某個城市，過去辦理暫住證340多萬個，每年收費金額約10億元。

2002年中央要求取消對進城農民務工不

合理收費的政策后，為解決承擔外來人口管理功能的戶管員的工資來源問題，又決定對出租

屋開征治安管理費。治安管理費的征收，很可能會轉嫁為外來工的打工成本。最近幾年，要求取消就業證和健康證的呼聲很高，建議：2004年下決心取消這些不合理的證卡；嚴厲查處強迫農民接受培訓，以培訓之名，向農民亂收費的行為；明確要求輸入地政府將對外來人口的管理費用納入政府的財政預算中，絕不能變相向企業或個人轉嫁負擔。

抓緊研究取消暫住證的問題。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于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見》，決定實行統一的流動人口就業證和暫住證制度，以提高流動的組織化、有序化程度。從這些年實際執行的情況看，目前實行的以暫住證為主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存在明顯缺陷。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已經在暫住地扎下根來，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常住居民，但仍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權利。現在，有的城市（如沈陽等）提出要對外來人口實行“人性化管理、市民化待遇、親情化服務”，并取消了對流動人口實行的暫住證制度。

暫住證制度對外出就業農民來講，不是一種科學有效的管理制度，從某種程度講，甚至是一種帶有歧視性的政策。新的居民身份證管理條例已經頒布，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的精神，建議適時取消對外來人口實行的暫住證制度，實行暫住申報制度。

將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大幅度增加各級政府用于勞動力培訓的投入，探索新的培訓方式。對解決我國“三農”問題而言，人們對開發自然和生態資源，對增加物質資本的投入等都有了足夠的重視，但對于開發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不見得都認識到位了。據了解，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

進城務工的農民中絕大多數農民沒有接受任何職業技能培訓。同時，農村大部分沒有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由于沒有接受過職業教育，就業競爭力不強。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實現，從根本上講，取決于9億農村人口素質的提高。只有大幅度提高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大批的專門人才，才能把沉重的農村人口壓力轉化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可以說，全面提高農民的素質，是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關鍵所在。從中央的角度講，對農民素質的提高和農村勞動力的培訓也越來越重視。今年國務院六個部委專門制定了農民工培訓計劃，國務

院關于農村教育發展的決定也明確提出，今后普遍開展農村實用技術培訓，每年培訓農民超過1億人次。積極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每年培訓2000萬人次以上。對農民的就業培訓問題，要把握四個政策要點：一是將農村勞動力的培訓納入各級公共財政的支持范圍，建立“政府主導、多方籌集”的投入機制；二是

把滿足市場需求和尊重農民意愿作為根本出發點，走先培訓后輸出、以培訓促輸出、定向培訓、定向輸出的路子等等。特別是要防止以培訓之名，對農民亂收費；三是建議推廣“勞務培訓券”制度；四是加強對農村職業技能教育的支持力度。

長期以來，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教學內容與農村發展需求嚴重脫節。由于經費短缺，農村職業教育機構萎縮，人員大量流失。建議有效整合教育資源，把發展中等職業學校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可以通過高職在農村擴招，每年從800萬農村初高中畢業生中逐步轉出300萬—400萬農村青年，其余400萬人經過中學階段的職業教育可以回到農村創業或進城從事二三產業。這對減少農村中、小學大量輟學，發展效益農業，有序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推進農村城市化意義重大，符合農村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繼續加大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快實行“兩免一補”（免學雜費、免課本費、補助生活費）目前，我國農村人口主要由受過初中和小學教育的群體構成，而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體構成。這是城鄉之間最大的不平等，解決農村與城市之間基礎教育的不平衡問題，必須進一步完善農村基礎教育的管理體制和投入機制。

總體來看，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是不斷增加的，從1994年的485.5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919.97億元，其中預算內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支出從1994年的286.8億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597.66億元。但是，我國財政預算內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嚴重不足。1994—2000年，預算內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占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總額的比重為57.7％。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間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級的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較少用于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投入的職責基本上由基層政府承擔，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主要由縣鄉政府承擔。中央和省級政府對義務教育只承擔補助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責任。應該看到，過去隨著義務教育管理層次逐漸下放，基層政府和農民承擔了發展農村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這種分級辦學體制在加重了基層政府和農民負擔的同時，在客觀上也遲滯了農村教育的發展，造成了農村與城市之間以及地區之間義務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延續乃至擴大。

2001年6月國務院公布《關于基礎教育

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了縣級政府對本地農村義務教育負有主要責任，要求教師工資由縣級政府負責統一發放。

2002年4月中央又強調指出，農村義務

教育要實現從主要由農民承擔轉到主要由政府承擔，政府的責任從以鄉鎮為主轉到以縣為主兩個重大轉變。農村義務教育“以縣為主”的管理和投入體制的確立，對解決當前農村義務教育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和困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應看到，中西部地區相當一部分縣、市，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政府財力薄弱，基本上是“吃飯”財政，由縣級政府負責統一發放教師工資仍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應看到，由于過去欠賬多，農村義務教育發展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遠沒有得到解決，如拖欠教師工資問題、學校公用經費不足問題、大量危房問題。據調查，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狀況不是改善了，而是進一步惡化了；農村義務教育的資金缺口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農村義務教育的矛盾不是緩和了，而是加劇了。對農村義務教育狀況一定要有一個客觀的估計。即使現在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頭，也應該清楚，這種投入還是低水平的，遠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要求。我國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11年，只相當于美國上世紀初的水平、日本上世紀50年代的水平。在教育投入中，投入小學的社會收益率是最高的。而國際經驗表明，政府將錢投在補貼學生的學費和課本費上，效果會更好。1907年日本就實行了6年的強制免費義務教育，1947年又實行了9年強制免費義務教育。最近國務院關于農村義務教育的文件提出爭取2007年農村困難家庭享受“兩免一補”。

據有關資料，中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貧困學生約1500萬人，如果按每個學生平均每年減免學雜費、課本費300元計算，每年需要45億元。就我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和財力來講，應該有能力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和書本費方面走得更快些。

改革現行的征地制度，既要著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規模，更要著眼于保護農民合法利益用不同方式剝奪農民的土地，已成為新形勢下侵犯農民利益的主要形式。

農民講，過去基層政府是吃“肚皮”（指計劃生育罰款），現在是吃“地皮”（指低價征地、宅基地亂收費等）。在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上要把握好五點：一是征地補償必須以土地的市場價值為依據，實行公平補償，不能以侵害農民利益為代價降低建設成本。二是要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農地轉為非農用地計劃的控制下，應允許集體非農建設用地合理流轉。這方面廣東省正在進行探索。三是對各地競相壓低土地出讓價的做法要堅決予以糾正。四是要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五是抓緊制定規范征地行為的法律法規。“好范文”版權所有

第四篇：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分析

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分析

摘 要：改革開放30年以來，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不可忽視的問題是我國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特別是城鄉收入差距，農民作為弱勢群體，收入不能持續提高，不僅關系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鑒此，本文擬就我國城鄉現階段收入差距的基本情況、農民低收入的成因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與對策展開研究。

關鍵詞：城鄉 收入差距

一、我國城鄉現階段收入差距的基本情況

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字顯示，1978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343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4元，差距系數為2.57：1。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到21810元，而農村居民只有6977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系數為3.13：1，超過了1994年的差距水平，比1978年差距系數明顯增加。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表面原因

1.與工業相比，農業的比較利益較低，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長。

2.農業生產是有生命物質的生產和再生產，農業的再生產過程，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如果農業遇到自然災害，如暴風雨、洪澇、干旱、冰雹、霜凍等等，就會對農業生產造成損害，輕則減產減收，重則絕產絕收。相比之下，工業則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較小。

3.農村勞動力素質不高。由于農村的基礎教育設施投入不足，導致農村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素質始終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上，從而抑制了農村勞動力的開發與發展。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深層原因

1.戶籍因素

中國現有的戶籍制度直接損害影響著農民階層的利益，使他們缺少平等參與社會競爭的機會，也限制了他們參加技能培訓的教育平等機會，限制了農民工子女進入公立學校的機會，農村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素質普遍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農業科技的發展與推廣。

2.“官本位因素”

所謂“官本位因素”是借用貨幣制度的金銀本位制而言的一種價值體系。“官本位”現象十分明顯地侵蝕著社會機會平等的理念與準則，為與政府有密切聯系的領域提供某種特權，造成某種行業壟斷的現象，從而使行業之間出現某種有悖于機會平等原則的不平等競爭的現象，它還為一些政府官員或者與政府關系密切的個人提供某種便利。農民階層由于遠離權力中心，在經濟活動中必然失去平等參與和競爭的可能，即便參與競爭，在開始階段也就處于劣勢的不平等地位。

3.“制度不完善因素”

在農村，由于對征地農民補償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城市獲得土地出讓的收益，而失地農民未能獲得足夠的補償，加大了城鄉的差距。按照現行政策，農村土地進入市場，必須先由國家征用并轉為國有性質之后再有政府出讓。實際上在操作過程中，地方政府往往為了支持招商引資和工業化的發展，以較低的價格出讓土地，農民獲得的補償不足以彌補失去土地的成本。此外，在農村缺乏與城市相同的保障制度。長期以來政府有利于城市的直接轉移項目，如價格補貼、醫療補助、養老保險等各項社會福利制度，而占有70%以上的農村人口卻享受不到政府的各項福利政策。

三、解決我國現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相關對策

（一）推動制度創新

第一，廢除身份制的戶籍制度。促進城鄉之間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保證城鄉居民之間就業機會的平等。就業機會的平等是收入平等的基礎條件。讓作為市場主體的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開展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

第二，實行社會保障機會平等。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首先要加快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由于許多農民勞動強度大，風險高，工作環境惡劣的行業工作，他們很容易成為工傷事故的犧牲品，并可能患上各種職業病，但目前農民工很難得到相應的撫恤與救助。其次，進一步完善農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民工和城鎮職工，都享有相同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醫療保險、生育保險等。再次，要建立農民工的工資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當前發展農村經濟面臨的瓶頸問題是農村金融服務嚴重滯后，而農村金融發展的桎梏是受現行農村產權制度的制約，最普遍、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現是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宅基地及其上面建造的住宅既無法流轉，又不能抵押，制約了農民土地權益的實現，不僅不利于農民致富和農村經濟發展，而且不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嚴重阻礙城鎮化進程。農村宅基地的實際使用已經使農民對宅基地的使用權利變成了事實上的長期權利，應該針對這一客觀事實，在法律上予以確認，賦予農民對宅基地的永久性用益物權，這對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搞活農村金融，增加農民收入具有特殊重要意義。

（二）優化政府對農村的財政投入結構，努力提高農業的邊際生產力

第一，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加大對農村的教育投資，既可以提高農村居民的文化知識水平，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質量。首先要重點加強了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其次，構筑農民再就業培訓和社會服務體系各地及有關部門在加強農民思想教育引導他們觀念轉變的同時，要充分利用成人學校，職業技術學校和社會各種辦學力量，通過政府組織吸收農民參與再就業培訓，增強競爭就業技能和就業能力。再次，要解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上學難的問題，讓每個孩子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

第二，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政府應在堅持國有投資為主體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包括民間，外資在內的各種資金，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盡快打下實現農村現代化建設的堅實基礎。

第三，加大對農村科研的投入力度。國家財政予以支持資金支持，促進農科教、產學研相結合，加快農業先進技術的推廣與使用，完善必要的基礎設施，健全農業技術服務體系，培養技術骨干，真正發揮科技的作用。

第五篇：縮小城鄉差距

（一）選擇多中心、分散式的城鎮化模式城鎮化模式，有大都市集中發展模式，如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和日本東京等城市；還有多中心、分散式發展模式。德國采取多中心、分散式的城鎮化模式，全國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三個，大量的中小城市均勻的分布在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半以上人口住在萬人口以下的小鎮。國際上公認德國的城鄉結合的地域政策較好地解決城鎮化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其核心內容：一是多中心城分散式布局城市和鄉鎮；二是實行工業地方化；三是推行農業經營規模化，鼓勵居民離土不離鄉。德國模式有利于緩解“城市病”的出現，諸如交通堵塞，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有利于農業勞動力就地轉移就業。既保持了經濟高速發展，又保持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形成了富裕、秀美、文明的社會。世紀年代歐共體各國仿效德國推行城鄉結合的地域政策。

日本借鑒德國經驗，結合日本實際推行了一系列城鄉結合的相關法律。如《國土利用計劃法》，《過疏地區活躍化特別措施法》、《半島振興法》、《山村振興法》、《離島振興法》、《特別農山村法》，《向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關于促進地方中心都市地區建設及產業業務設施重新布局的法律》，以及《市民農園建設法》、《自然地區建設法》等。這些法律法規有效緩解了自農村地區人口過疏、產業衰退、基礎設施落后、人口老齡化、文化水平落后等問題。

我國在城鎮化進程中，也出現了類是德國多中心、分散式發展雛形。如；如浙江溫州和膠東半島等地強鎮強村擴張模式。縣城工業開發區模式。蘇錫常及杭州地區城市連綿區模式。大城市衛星城模式等。

為此我們建議：采用“多中心、分散式”城鎮化發展模式，在城鎮布局上實行了多中心、分散式發展，在產業布局上實行了工業地方化和農業產業化。建設富裕、秀美、文明、和諧的新型城鎮和新型農村。

（二）以縣域作為城鄉統籌的著力點

⒈縣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部位，也是實現城鎮化的重要部位縣是我國最重要的、設置最為穩定的行政地域單元。縣是設置較早的行政單元。目前，我國有多個縣市，面積占國土面積的以上，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縣域占全國的。縣是執行政策并進行部分政策調整的行政單元。縣域是國家黨政機構最健全的基礎政權單元。縣城對鄉村的管理最為有效。縣城是城鄉的結合部，是城鄉統籌的關鍵部位。地級市離農民太遠，鄉鎮實力太小，縣城處于統籌城鄉發展最重要的位置。縣域是我國城鎮化的重要部位。我國多個縣城目前還只是極少數為城市設置。按平均每個縣域城市人口萬人計，則全國縣域城市總人口即可以達到億，占全國人口％，再加上小城鎮人口億多人，縣域內的城鎮化人口可達到以上。縣域空間較大，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布局。我國多個縣基本都可能發展為一、二、三產業各具特色的縣域經濟。

縣城也是農村勞動力的首選地和易進地。農民進城首先要考慮的是遷移成本問題，首先是住房問題。我國大城市商品房價較高，進城務工者沒有能力定居。縣域城市商品房價格較低，務工者在縣域城市居住，大約為萬元左右即可，從而有較大的定居可能性。從目前農民受教育水平看，縣城也是較好的就業目的地。

⒉實行省直管縣的財政體制是發展縣域經濟的突破口

縣是財政制度實施的關鍵單元。縣級政府對于縣域內的財政具有支配權和統籌權。而地區行署不是一級獨立的行政單元，因而沒有獨立的財政權力；在市管縣體制下，縣級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不同程度受到影響。部分市管縣的地區存在“市刮縣”和“截留上級的財政資金”現象和問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尤其嚴重。浙江省一直堅持實行省直管縣的財政體制，縣域經濟十分發達。全國強縣中，浙江省就占了個席位，列全國第一；全省總值中，縣域經濟占／。從浙江的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縣域經濟發展了，整個區域經濟就壯大了，城鄉差別就縮小了。目前，各地進行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對財政困難縣應實行“省直管縣”財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取得了進展，省級財政在體制補助、稅收返還、轉移支付、財政結算、專項補助、資金調度等方面直管到縣，增強了縣的活力。條件成熟時應在全國推廣。

⒊制定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財政、稅收政策。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以來，縣級職能不斷擴展，職能和財政收入不對稱，公共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增加。為此，應賦予地方適當的稅政管理權，適時開展對不動產開征物業稅的試點工作。各級政府間財政收入的劃分要鄉縣級財政傾斜。將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耕地占用稅等稅收主要留在縣級政府或提高縣級分享比例，以增強縣域經濟發展能力。

⒋實行“三集中”的縣域空間布局

縣域經濟應圍繞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和農業經營規模化方向發展。工業向園區集中，克服“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弊病。縣域工業可采用以城帶鄉，以大帶小，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大力招商引資，東西部合作，促進產業升級轉移等各種形式積極推進。隨著產業的集聚，人口向城鎮集中。通過農業產業化，把農產品加工業搞上去，把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起來，推進農業現代化。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礎上，鼓勵土地流轉，土地向種田能手，形成適度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

（三）有序高效地轉移農村勞動力

農村勞動力無序轉移給社會安定、農民利益和交通秩序造成了極大壓力。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就業制度。當前，應先建立農村勞動力就業指導制度。對法定勞動年齡內、有就業需求的農村富余勞力，由勞動部門統一發放就業指導手冊，作為就業和享受優惠政策的憑證，并與市民享受同等就業待遇。對失地農民和年齡農民優先發放。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統計制度。將農村勞動力納入統一的勞動力資源管理系統，逐步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就業統計制度和失業登記制度。

勞動部門職能向鄉村延伸。有條件的地方建立鄉鎮勞動保障機構，以開展鄉鎮村就業服務和指導工作。

實行面向鄉村勞動力的培訓制度。按用工單位的要求進行專門培訓。實行農民自主培訓、政府事后買單的方式，鼓勵農民自覺自愿地學習知識和進行技能培訓，以增強自身的就業和創業能力，從而緩解農村就業壓力。實行勞動預備制度、職業資格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強制和引導農民進行培訓。

（四）積極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農村土地制度包括產權制度和征用制度

⒈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法制化，物權優先于所有權土地產權制度法制化。《農村土地承包法》從法律上賦予農民長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進一步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物權。農民具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可以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入股、繼承。現代物權制度強調“物的使用”而不是“物的占有”，用益物權的優位主義取代了所有權優位主義，優先保護用益物權并防止所有權干涉用益物權。

將土地承包期年，改為農民長期承包。在《物權法》和《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進一步明確土地長期承包。

規范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我國民法通則與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主體有三類：鄉（鎮）集體經濟組織、村民集體組織和村內集體組織。因而導致鄉鎮政府以鄉鎮集體組織的名義侵害村與村內農民集體土地權益的事件經常發生。法律修改時應取消鄉鎮集體經濟組織和村內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地位。只保留村民集體組織作為集體土地的所有者。

農民集體的法律地位。現有法律對“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屬性規定不明確。對農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以及集體與其成員的關系沒有做出規定。采取法人的模式規范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給集體經濟組織具有法人資格，將村民委員會塑造為董事會，使其具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執行機構，賦予其經濟職能。

⒉農地征用制度改革要保障農民合法權益

農用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過為被征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適當加大土地征收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的門檻，促進全社會走土地集約利用的道路。實行同地同價政策。對全國的土地價格進行分類指導，實行同地同價的政策。這樣有利于保護農民利益，有利于全國統一土地市場的形成，在實踐中也易于操作。建立土地調節基金。土地有較大級差收入。適合搞房地產開發的土地占土地總量的左右，這些土地出售能夠獲得巨額收入。土地出讓金按一定比例撥入土地調節基金，可以彌補各地征地收入差距，部分基金轉入社保基金，充實失地失業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部分可用于失地農民就業培訓和其它福利。

保證農民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征地過程需要農民的廣泛參與，既要保證農民的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又要決策相對集中。由于土地歸集體所有，村委會是談判主體，在土地征用過程中，村委會征詢每位村民的意見，農民討價還價也有利于保護農民土地，防止耕地濫用。土地征用需要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方可。

為失地失業農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土地出讓金按一定比例轉入社保基金，為失地失業農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賦予農民集體土地取回權。建議規定國家征用土地閑置兩年未動工使用的，該土地原所有人，即村農民集體有權取回土地。

（五）加強鄉村基礎設施建設

長期的城市優先發展策略，導致鄉村基礎設施狀況明顯落后于城市。加強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鄉村生活和生產條件，是廣大農民的迫切要求，按照城鄉一體化要求搞好村莊布局和建設規劃。鄉村建設，規劃先行。以縣為單元形成縣城、中心鎮、中心村的一體化規劃體系，同時，把水、電、路、線等專項規劃有機銜接起來。把標準農田建設、河道清淤、農村飲用供水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和村鎮建設緊密結合起來。

以中心村為重點建設農村新社區。鄉村建設，要以中心村為重點，建設農村新區。通過改造城中村、拆除空心村、撤并自然村、合并小型村，推進中心村建設，并以中心村為載體，大力發展農村社區服務業，方便農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

（六）逐步實行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農村社（更多精彩文章“秘書不求人”）會保障體系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措施，是統籌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著先易后難，穩步推進的方針，抓好以下各項保障措施逐步建立覆蓋城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地、特別是發達地區已開始建立城鄉統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先把農民工養老、工傷、醫療等保險制度建立起來。農民工養老、失業和工傷保險是企業必須承擔的義務。社會保障部門需要解決社保地區統籌與農民工流動性大的矛盾。

建立建立以縣為單位的大病統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提高農戶覆蓋率。

采取政府扶持，企業運作的方式。積極推進農牧業生產保險制度。

（七）積極穩妥的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中國現行戶籍管理制度經歷了年前的自由遷徙期、年至年的嚴格控制期、年以后的半開放期和年以后“戶籍制度變法”改革期個階段。年初，國務院批轉了《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其他建制鎮，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及與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辦理城鎮常住戶口。從××年開始，中國各地目前正陸續推行新一輪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按實際居住地進行戶口登記管理的新模式。廢止現行的城鄉分離的“二元制”戶口管理制度，推行新的城鄉一體“一元制”戶口管理，即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等多種戶口管理方式，改為按實際居住地登記戶口，統稱為“居民戶口”；以條件準入方式戶取代口遷移審批制度。凡有合法固定住所（指擁有合法房屋產權）和穩定生活來源的，即可在當地登記落戶；凡符合遷移戶條件的，由本人提出申請，居住地戶口登記機關負責為其辦理登記落戶遷移手續。

當前，通過統一立法，規范戶口管理。在改革探索中，各地出現各種試驗性地方戶口，有的采取地方保護主義的政策。有必要通過國家立法，使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內都能享受同等待遇的戶口制度。

縮小城鄉差距責任編輯：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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