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談談網絡生活中真相與謬論的甄別

談談網絡生活中真相與謬論的甄別

隨著科學技術快速的發展，人們和網絡的親密度也越來越高。不僅在家可以享用到便捷穩定的寬帶，出門在外，也常常能找到wifi覆蓋的區域聯網。除此之外，3G，4G等服務，也給人們帶來了很多方便與樂趣。網絡無處不在，豐富著我們的生活。我們通過網絡可以查找各個方面的資料，可以學習到不同的知識，可以最快的獲得新鮮勁爆的消息，還可以擴大自己的交際圈得到更多的朋友。在學習馬克思基本原理概論的過程中，可以知道，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和對立統一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正面和負面。網絡，在給人們帶來便捷的同時，不知不覺，其陰暗面也越來越清晰地被人們所知。網絡給與人們自由，每個人都可以以匿名的方式暢所欲言，毫無阻礙地傳播一些信息或宣泄自己的情感。常常，被人們所傳遞的消息并非是真實可靠的，一些錯誤信息的傳播，誤導了一部分人群，傳遞了負能量，甚至更嚴重的情況，還會丑化社會，造成社會困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惡化的影響。由此可看出，網絡，就像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可以造福人類，一旦用錯，可能傷己傷人。對于網絡造成的危害，我們應該清楚認識事情的重要性，同時，還要以正確的態度和方式來面對。

一、錯誤信息隨處可見

（一）心臟病突發時吃阿司匹林能救命

前段時間流傳“心臟病突發時吃阿司匹林能救命”，有一則微博是這樣發表的“在睡眠時心臟病突發，劇烈胸痛足以把人從沉睡中痛醒，立刻口含兩顆阿司匹林嚼碎咽下去，接著立刻聯絡急救中心，然后坐在椅子或沙發上靜候援助，千萬別躺下！心臟科醫師強調，如果每個看到這條微博的人，能夠轉發10份給其他人，肯定至少有一條命將會被救回，請擴散！”此信息在新浪微博上的發布量達到了三十八萬多條，在百度上的搜索達到了一千九百多萬條。從這樣的數據，可以看出，了解到并轉發這條消息的人有很多。人們都是因為善意而轉發的，想到可能會救到人，大家都非常積極主動的把這條消息擴散，讓更多的人看到。那么，在心臟病突發的時候，口含阿司匹林而且一定不能躺下才是對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在越來越多的人看到這條消息后，知道真相的網友開始反對。之后，又有專家給出了答案：阿司匹林對于心臟病人是很重要的，吃阿司匹林的目的是防止心臟病的進展。但是在心臟疾病發作時，臨時含阿司匹林是不夠湊效的，因為阿司匹林起作用需要幾個小時。心臟病一旦突發，唯一的一個總體原則是保持平靜，不要再動。

所以，在心臟病突發的時候，口含阿司匹林而且一定不能躺下，這是錯誤的。微博上的這條消息打著救人的幌子，蒙騙了瀏覽并相信這可以救人的網民。或許這種錯誤的指導還給遇上心臟病突發的人造成的不好的后果。

（二）外國小伙子摔倒中年女子疑遭訛詐

這是2013年12月在“國際在線”上發布的新聞。報道稱，一名東北口音女子在經過一個騎車老外旁邊時突然摔倒，隨即癱軟倒地不起。外國小伙下車急忙攙扶女子，卻被女子一把揪住，自稱被老外撞到腿部受傷無法行走，需要該老外負責。外國小伙大驚失色，卻被女子死死拖住。最后雙方在調解下，外國小伙不得不給付1800元“醫藥費”，女子方才作罷自行離開。

然而事件的真實情況隨后曝光出來：一中年女子經過人行橫道時，被一外籍男子駕駛摩托車撞倒。在現場處理過程中，倒地女子稱身體不適，民警立即撥打120將其送往附近醫院。經檢查，該中年女子傷情輕微。老外無證駕駛，車輛被扣且受處罰。

（三）網絡購物時圖片與實物的差別

除了信息的獲得有真有假，我們在網絡生活中，還有不得不面對而自己又不能辨別的真假問題。比如，在購物時，讓人眼花繚亂的商品會勾起買家購買的欲望。購買到合意的商品后，收到的貨物卻不一定會讓人滿意。在這樣的一種買賣環境下，大多數買家都會在尋找到相應的商品后，花一點時間看看售后評價、賣家信用等相關信息。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評價和信用也有可能作假，商品詳細的信息不一定是可靠的。于是，網購的缺點也越來越不可忽視。

二、造成網絡虛假信息的原因

一般情況下，虛假的信息常常是為了嘩眾取寵，獲得利益而發出的。這些信息蒙騙了網民，使他們面對事物失去了正確的理解。有些時候，當虛假信息被曝光，又會引起一部分人的憤慨，造成社會的不和諧。那么，這些傷人的信息為什么會被發表出來呢？以下對其原因的分析：

（一）人們負面情緒的發泄

有些人，在社會生活中有著與多不滿，負面的情緒無處發泄，而網絡，就給與了他們一個自由安全的環境，可以將自己的主觀感受發表出來。他們所描述的所見所聞所感，沒有用標準的尺度來衡量，缺乏真實可靠性。然而，他們描述的信息也很容易被類似的人感悟到，尤其是有著相似經歷和感受的人。于是，帶有陰影的信息也會很快地擴散。

（二）追逐名利刻意炒作

有一些虛假信息是背后操作者為了得到名或利，刻意制造的假象。這樣的假象，在網絡新聞方面特別突出。虛假新聞隨處可見，這與媒體和公眾人物有著密切的關系。為了名與利的追求，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就需要能刺激到群眾能提供群眾引發話題的新聞。人與人之間都存在著很大的競爭，有獨家報道，才有人氣，才有勝利。所以，在網絡中，新聞的真實性在逐步的減少。

（三）網絡漏洞

網絡是一個巨大的平臺，他給予人們相同的身份地位，消除了人們在大多數場合“敢怒不敢言”的心理狀態。這樣一個自由的平臺，不得不說給人們帶來了不少福利，但這也是網絡的漏洞之一，人們的語言文字可以任意發表，不需要通過審核，而且，網絡大量信息也難以一一管理，這給管理者造巨大的壓力和困難。

（四）網絡道德感的缺失

關于種種造成網絡虛假信息的原因，最根本的還是人類本身。一個人，如果有良好的道德感，能清楚的明白什么事情該做什么事情不該做。那么，他就能監督好自己，不做害人利己甚至于害人不利己的事。在沒有任何阻礙的網絡環境中，這份道德感，顯得更為重要。

三、如何面對網絡上的信息

豐富的網絡信息，是我們無窮的寶藏。更好地利用這些信息，是我們需要學習和擁有的能力。

（一）加強辨別能力 頭腦清晰地看待網絡上的各種評說，是很有必要的。事情是真是假，我們要有一定認識能力。因此，要加強自我對事物真假的辨別能力。不要看到什么都相信，要客觀地看待并進行正確的思考。我們通過不同的方式，如微博、微信、貼吧、空間、群等，常常會見到他人轉播的信息或輿論。這時，就很需要我們冷靜，頭腦清晰地分析信息的可靠性。

（二）不要盲目從眾

從眾心理使我們大多數時候都會產生的。當一個群體在某一觀點上趨向于一致時，我們就會自覺地相信那是真的。即使自己本來有著與大群體不同的想法，也會因為大眾的選擇而開始懷疑接著否定自己的觀點。然而，從眾并不一定是正確的。就如微博上被大量人轉發的看起來是傳遞正能量的信息，當你自認為是好心轉發時，造成的并不是好的結果。

（三）遵守網絡規則

和現實生活相同的是，網絡也有相應的規則。規則的制定，是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它維護著整個社會的和諧。不惡意傳播負面、虛假的信息是我們需要遵守的規則。惡意挑起是非，引起網絡的不和諧也是我們絕對禁止的。我們應遵守規則，成為良好的網民。

四、如何營造良好網絡環境

網絡生活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人，相比于我們真實生活中的人際圈更為復雜。為了有一個良好的網絡環境，我們該如何行動呢？這需要我們網民、媒體以及政府等一起去共同去建設。

作為網民，不隨意宣播虛假負面的消息。同時，若發現不良信息，及時舉報遏制，不可在一旁起哄，將事情擴大。成為知法懂法，正確使用法律的網民，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媒體是網絡信息傳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各媒體都應該重視新聞的真實性，給人們帶來真實客觀的報道，不可以因為自己的利益，刻意搬弄是非，制造和發表虛假的新聞。關于政府，政府應該是我們維護良好網絡環境的強大力量。政府應加強力度，強力制止虛假信息的傳播，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相信，只要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健康良好網絡環境的重要性，盡力行使我們應有的責任，以積極向上的姿態面對網絡生活中的種種事情，我們一定會構建出更加美好的網絡世界！

第二篇：后真相與政治的未來

后真相與政治的未來

英國脫歐是2016年具有標志性的事件。主張脫歐的人設計了一個簡單然而十分有效的口號：“奪回控制權”。英國人不分階層和代際差異被打動，因為每個人都喜歡把錢從布魯塞爾拿回來并投入國民健康系統的想法。為了在全民公決中獲勝，脫歐陣營不惜謊稱英國每周要向歐盟支付3.5億英鎊（合5.1億美元）。雖然眾多事實核查者指出該數字為虛構，依然不妨礙它被刷在活動的大巴上，四處攬票。

英國統計局局長安德魯·迪爾諾特爵士表示，這是在誤導且破壞對官方統計數據的信任。財政研究所把該數據稱之為“荒謬的”。但脫歐派絲毫不為所動，繼續高喊口號：“我們每周向歐盟送去3.5億英鎊。讓我們為我們的國民健康系統提供資金。投票離開歐盟。”在贏得全民公投之后，如此聳人聽聞的承諾被一位脫歐領導人輕描淡寫地當做一個“錯誤”而打發，而另一位則把它解釋為“一個愿望”。[1]

在英國全民公決結束之際，很少有人能夠預測到美國人會愚魯到選舉唐納德·特朗普為總統。這個前真人秀明星過于聳人聽聞，過于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過于無視真相，難以想象美國人民會把他送進白宮。然而在自我標榜為“脫歐先生”之后，[2]這位喜歡發推的商業大亨沒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請向特朗普總統脫帽致敬！

牛津詞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評比為2016詞匯，抓住了時代精神。所謂后真相被用來描劃“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會產生更大影響”的情形。[3]在后真相政治（也稱為后事實政治）中，辯論主要被情感訴求所左右，與政策細節相脫離。后真相賦予真相“次要”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它和傳統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雖然始終爭論何為真相乃至偽造真相，至少還承認真相的重要性。然而，2016年，在大西洋的兩岸，人們似乎都受夠了“事實”，這一年將因真相成為滑動概念而為后世所銘記。真相已經變得如此貶值，以前它是政治辯論的黃金標準，現在只不過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殘幣。

由于24小時新聞周期的出現、新聞報道的虛假平衡以及社交媒體的無孔不入，后真相被描述為一個當代問題，但存在一種可能性，它實際上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雖然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有關后真相的最好陳述，可能是喬治·奧威爾作出的。在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中，他建構了一個意識狀態被大規模改變的反烏托邦世界，政府宣稱自己擁有真相的壟斷權，“黨叫你不相信你耳聞目睹的東西。這是他們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4]

毫不意外，1949年首次出版的這本書，于2017年1月上沖到了了亞馬遜美國暢銷榜單首位。在美國以外，對《一九八四》的興趣也在重新點燃。出版商企鵝公司稱，該書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銷售額比2016年同期增長了五分之一。[5]特朗普就任以來，他的政府及其盟友宣告總統是真相的唯一可靠的來源；[6]將很容易被證偽的假象當做真相來售賣；[7]并且，把謊言冠以“另一種事實”（alternative fact）的“美麗”稱呼。[8]德州眾議員拉瑪·史密斯說：“最好從總統那里直接獲得新聞；事實上，這可能是獲得未經污染的真相的唯一方法。”特朗普本人向媒體全面宣戰，而媒體則回應說，特朗普的媒體之戰實則為事實之戰，他消除媒體合法性的手段在于，首先消除事實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八四》想不暢銷也難。

事實，以及事實背后的真相，究竟發生了什么？討論后真相，首先要回顧事實的近代歷史。

事實的近代史

在《知識的邊界》一書中，戴維·溫伯格根據事實的基本形式的變化，將事實的近代歷史區分為三個階段。[9]

第一階段是經典事實時期（Age of Classic Facts），事實相對稀缺，需要付出較大努力才能發現，并且用于證明理論。歷史學家將此追溯到17世紀，當英國哲學家和政治家弗蘭西斯·培根想要將知識置于更為明確的基礎之上時，他發明了一個科學的方法。就像亞里士多德一樣，他尋找普遍性的知識。但是，他主張通過一系列個別事物的試驗來得出知識。從培根之后，理論不再是從對重大原則的邏輯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實構建，正如房子是由磚所構建的一樣。

事實成為知識的一般基礎，和解決爭論的最終方法。這帶來了新的證據原則和新的調查方式，并導致了歷史學家芭芭拉·夏皮羅所謂的“事實文化”（the culture of fact）：觀察或目擊到的行為或事物——也就是事實——可以導出真相，事實不斷擴張自己的領域，從法律到科學，從歷史到新聞。[10]

之后，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進入了基于數據的事實時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事實”一度占據的地位現在被“數據”所取代，這造成了很多的認知混亂，不僅是因為收集和權衡事實需要調查、辨別和判斷，而且也因為對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被外包給機器了。我們現在很少發現事實；相反，我們下載事實。當然，我們也會上傳它們。

因為數據堆積如山，所以，我們很快就發明了一系列技術來幫助我們。這些技術主要可分為兩類：算法機制和社交機制，盡管大部分工具其實結合了兩者。新的過濾技術是毀滅性的，尤其是在知識的權威性這一點上更是如此。一些舊式的知識機制，比如報紙、百科全書、教材等，其權威性來自于它們為其他人過濾信息這一事實。而如果我們的社交網絡是我們新的過濾器，那么這種權威就從遙遠的專家那里，轉移到了我們所熟悉、所喜歡、所尊重的人所構成的這個網絡上。

由此我們進入了事實發展史的第三階段：網絡化事實（networked facts）的階段。如果經典事實和數據事實被看做是從根本上孤立的知識單元，那么網絡化的事實則被認為是網絡的一部分。網絡化事實的一大特點，用溫伯格的話講，是“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有太多的知識，是我們不可能全部知道的。

“大到不可知”造成了一系列后果：第一，可用事實的數量大增，本身就會使人們對真相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我們可以隨手獲得如此多的事實，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結論的能力，因為總是有其他事實支持其他的說法。第二，網絡更加強化了我們本來的立場。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確認他們已有意見的“事實”，并駁回那些做不到這一點的“事實”。也就是說，事實與觀點之間不再涇渭分明了。第三，有鑒于此，可以看到，不論何種觀點，網上都有人不贊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們也永遠不可能達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無趣的事實上。

如果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后事實世界”，幾乎所有權威信息來源都受到質量和出處皆十分可疑的相反事實的挑戰，那么騙子將沒有任何理由感到羞恥。在缺乏知識守門人的時代，誰說好的信息會注定戰勝壞的信息？最終，“我們看見事實被人們撿起來，摔到墻上，它們自相矛盾，分崩離析，被夸大被模仿。我們正在見證牛頓第二定律的事實版本：在網絡上，每個事實都有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11]

事實的土崩瓦解，正是造成后真相時代來臨的最大原因。事實本來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決分歧的方式。然而，網絡化事實卻開啟了一個充滿分歧的網絡。已故美國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曾經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每個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觀點，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實。”[12]然而在網絡化事實階段，每個人都開始擁有自己的“事實”。

現實永遠可塑？

擺脫事實的重力給人們帶來一些十幾歲孩子般的喜悅——那些教育和權威的重要象征終于可以被拋棄了，沒有人希望不斷地被提醒自己的地位和局限。然而還是存在一個問題：為什么這場對事實的叛亂現在發生了？

許多人把原因怪罪在技術身上。信息時代并不像人們所想的那樣，帶領我們進入了一個說真話的新時代，反而讓謊言如野火一般蔓延開來。事實核查者捕捉謊言的速度趕不上謊言被制造出來的速度。而且，謊言發現了進入人們的頭腦和心靈的途徑：只需契合人們現有的偏見。相當多互聯網公司開發的算法基于用戶以前的搜索和點擊，因此，每次搜索和每次點擊都會發現自己的偏見得到確認。所謂算法過濾，意味著使用個性化算法，預測用戶想要的內容，從而呈現與用戶已建立的偏好相一致的東西。

媒體的進化也為后真相增添了助力。社交媒體，現在是許多人的主要新聞來源，導致人們進入相似想法的回聲室，只帶來令自己感覺更好的東西，無論這些東西是否真實。在一個人們從朋友那里獲得大量信息的世界里，事實核查無法達到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手中。而且，還出現了一個悖論：那些積極尋求信息的人往往是占有信息比較多的人，而信息閉塞的人則滿足于已有的信息。事實核查盡管構成了最好的解決方案之一，但是，它只能為那些想要其工作的人而工作，而這樣的人的數量正逐漸縮小。

此外，經濟和社會的不確定性加大了人們對事實的懷疑。如果所有的事實都說你不存在經濟上的未來，那你為什么要聽事實的呢？在一個不乏蝴蝶效應的世界里，一個印度的小事件會導致有人在馬德里失去生計，政府似乎無法控制發生的事態，在此情況下，信任舊的權威機構——政治家、企業家、學者、媒體——聽上去像是一場玩笑。英國脫歐派領導人邁克爾·戈夫直言不諱地說，英國人“已經受夠了專家”。[13]愛德曼公關公司在一系列國家發布有關人們對政府、企業、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信任度的調查。2015年的調查顯示，“擁有受信任機構的國家數量在知情公眾中已經達到歷史最低點”。[14]

矛盾的是，不信任“主流”媒體（被特朗普攻擊為“跛腳媒體”）的人，根據美國東北大學的一項研究，更有可能接受虛假信息。“令人驚訝的是，另類新聞的消費者，即試圖避免主流媒體‘大規模操縱’ 的消費者，對于虛假主張的注入最易產生感應。”[15]這項研究顯示出陰謀論出現的一種有趣機制。陰謀論似乎來自于普通的諷刺評論或明顯的虛假內容以某種方式誘使人們輕信的過程。而這似乎又是經由那些主動尋求另類新聞來源的群體來實現的。無論如何，到處都可以看到，健康的懷疑已經被狂熱的陰謀論所取代。例如，克里姆林宮控制的電視臺發現美國的一切都是陰謀，而英國部分脫歐派眼里則滿是英國在遭受德國-法國-歐洲的陰謀的攻擊。

最后，令真相和虛假混為一爐的，還有后現代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全面深入，它們在過去30年中從學術界傳播到媒體，然后出現在所有地方。這樣的思想流派采納了尼采的格言：沒有事實，只有詮釋。[16]事件只意味著敘事版本的不同，謊言可以巧辯為“另一種觀點”或“意見”，因為“一切都是相對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意大利學者毛里齊奧·法拉利斯是后現代主義最有說服力的批評者之一，他認為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多世紀以來的思想高潮。啟蒙運動的原始動機是把界定現實的權力從神的權威那里掠走，轉移到理性的個體手里。笛卡爾“我思故我在”已經把知識的位置移到人的大腦中，康德進一步認為整個現實只能依賴于大腦而存在，然而，如果你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么正如叔本華所說的那樣，“世界是我的再現”。[17]在20世紀后期，后現代主義者進一步說“文本之外并無其他”，[18]我們對世界的所有知識都是從強加給我們的權力模式中推斷出來的。[19]這導致了法拉利斯總結的三段論：“所有的現實都是由知識構建的，而知識是由權力構建的，因此所有的現實都是由權力構建的。……現實被證明是一種權力的建構物，這使得它既可憎（權力主導我們），又可塑（我們擁有權力）。”[20]

后現代主義認定自己具有解放性，構成使人們免遭壓迫性敘述的一種方式。但是，正如法拉利所指出的那樣，“媒體民粹主義的到來提供了一種對現實的告別，可它遠遠不是解放性的”。[21]如果現實永遠是可塑的，那么貝盧斯科尼就可以辯解說：“你難道不知道電視上不存在的東西就不曾存在——不論是一個想法、一個政客還是一個產品？”[22]而布什政府就可以使基于錯誤信息的戰爭合法化。“當我們采取行動時，我們創造自己的現實”，布什的一位高級顧問卡爾·羅夫告訴《紐約時報雜志》，“當你正在明智地研究這個現實時，我們會再次采取行動，創造其他新的現實”。[23] 更糟的是，通過認定所有的知識都是壓迫性的權力，后現代主義實際上剝奪了反對權力的基礎理由。相反，它認為理性和智力是宰制的形式，必須通過感情和身體來尋求革命性的解放。寧要情感也不要以事實為基礎的論證，由此獲得了正當性。我們可以聽到脫歐運動最大的資助者阿倫·班克斯對此的回響：“留歐派不停地嘮叨事實，事實，事實，事實，事實。那一點用也沒有。你必須在情感上與大家形成聯系。”[24]

放棄事實即放棄自由

2016年后真相政治的出現，對民主造成巨大挑戰。在特朗普到來之前，政治辯論就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虛假信息：粗疏的夸張，精心算計的無前提推論，有意的遺漏，無法證實的指控，蓄意的模糊，徹頭徹尾的謊言。只將特朗普與這個據稱是不真實的新時代聯系起來似乎是錯誤的；成千上萬的人在他之前做了他們的那部分。

令特朗普凸現的是他對真相的蔑視態度。他如此公開地、興奮地表現出這種蔑視，好似他發現，讓所有人都戰戰兢兢的神話不過是個虛偽的贗品。民主世界第一次遭遇這種“后真相政客”。

即使在一種寬容和道德多元化的文化中，“誠實”和“誠信”也仍然是政治話語中最重要的術語。幾乎每一場活動演講和政治廣告都會以某種方式訴諸誠實；候選人的話必須符合他或她的行為，修辭必須與行為一致。

然而，特朗普正確地發現，美國的政治言辭已經變得空洞無物，充斥陳詞濫調和虛偽說法，與真相毫無關聯。每個人都假裝意味他們說過的話是真的，特朗普只是放棄了偽裝。特朗普及其追隨者不是使用言辭作為表達思想和論據的手段，而是以之作為武器——用以打擊對手，或是在對手不知所措的情況下混水摸魚。

良好的政治辯論與民主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路易斯·布蘭迪斯大法官在1927年的“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案”中寫下的協同意見中，描述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是“有效民主所必需的功能”。他向“勇敢而自力更生的人”提出吁求，他們“相信作用于民主政府過程的那種自由而無畏的推理的力量”。布蘭代斯堅持說，“如果有時間通過討論揭露虛假和謬誤，通過教育過程來避免邪惡”，對言論造成的傷害所應用的補救辦法是更多的是言論，而不是強制的沉默。[25]

使布蘭代斯在言論自由史上占據里程碑地位的是，他認為，言論自由是民主政體中公民積極行使政治參與權的根本保障：“那些為我們爭得獨立的先輩們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來自勇氣。他們確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發現和傳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對自由的最大威脅是那些懶惰的人”。[26]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訴美國案”中，奧利佛·霍姆斯大法官在異議意見中表示，即使是不受公眾歡迎的思想，也應該有機會在“觀念市場”的競爭中接受檢驗。[27]霍姆斯大法官對言論自由的捍衛建立在抽象基礎上，而布蘭代斯大法官對言論自由的理解更進一步，將言論自由與民主進程聯系在一起。他寫道，公民有義務參與統治國家的活動，而且僅當他們能夠充分并毫無畏懼地議論和批評政府的政策時，他們的上述義務才得以實現。如果政府可以懲罰某些不受歡迎的觀點，那么就會束縛自由，長此以往，民主進程就會被扼殺。因此，言論自由不僅是一項抽象的價值，而且是民主社會最為核心的要素之一。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布蘭代斯對政治辯論的重視建立在古希臘的古典共和主義原則之上，相信人們能夠擁有集體美德，而政治慎議的目標是共同善。今天，人們是否還能夠對“自由而無畏的推理”的力量抱有那么大的信心？特別是相信它是通過民主政府的過程來應用的？這兩者實際上都已被證明為艱難之事。而且，布蘭代斯認定“更多的言論，而不是強制的沉默”能夠對“虛假和謬誤”作出補救的看法，似乎也正在變得幼稚起來。

“后真相政客”因為具有認識論的缺陷而無法認識真相：他們不再相信證據，甚至是客觀的現實。而沒有了事實，新的政治大師就會變成政治化妝師和政治技術專家。如此的后真相政治，會對民主政治造成巨大打擊，甚至導致暴政的卷土重來。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在特朗普當選后出版了《論暴政：20世紀的20個教訓》一書，其中指出，當你放棄你想要聽到的事情和實際情況之間的區別，你就是在承認暴政。[28] 斯奈德也提到了美國的建國先哲。他說，先哲們試圖保護美國人免受他們所知道的威脅，即那種摧毀了古代民主的暴政。然而，美國的政治秩序所面臨的新的威脅，與20世紀的極權主義并無不同。美國人并不比看到民主屈服于各種極權主義的歐洲人更聰明。如果在暴政中有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那就是，接受不真實構成了暴政的先決條件。我們仿佛在回歸奧威爾所描述的真切場景：過去被抹掉，而“抹掉過去”這件事本身又被遺忘，謊言由此成了真話。所以斯奈德斬釘截鐵地斷言：后真相就是前法西斯主義。他警告說：“放棄事實就是放棄自由。”

然而，正像我們會逃避自由一樣，我們有太多的動力放棄事實。在21世紀，無論我們有多“大”的數據、多廣的網絡、多自由的言論，都無法確定人們是從信仰還是從事實知其所知；并且，可能也沒有幾個人相信，對任何事情還能夠加以充分的證明。

沒有統一的背景標準，無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來源、或者可靠的調查方式，因而我們無法就事實達成一致，更不用說價值觀。我們不再為真相承擔責任，而且缺乏如何將具體事實納入一個更大整體的能力。基本上，我們放棄了理性，連同我們的公民身份一起。

因此，我們迫切需要首先來確定一個事實：事實是好的。事實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絕望，但只有采用理性的、以事實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我們才能期望一個社會的繁榮。人類需要以一套共同的事實為基礎進行討論，而當我們不這樣做時，有用的民主辯論也就消失了。但這套共同的事實基礎已然很難建立在經驗主義之上，我們要么需要找到每個人都同意的除經驗主義之外的一些認識論原則，要么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不再用理性捍衛經驗主義。哲學家邁克爾·林奇懷疑，第一條途徑是不可能的，但第二條途徑則不無可能。他認為最佳的辯護是共同的實踐和道德承諾。[29]

這不禁讓人想起200多年前，美國立憲者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向當時的民眾提出的一個令人糾結的問題：“人的社會，是否真能通過反思和選擇，建立良好政府？還是命中注定，要依賴機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30]時至今日，我們并未回答好這一問題。無論是在實踐還是在道德層面，社會的反思越來越缺少意義，選擇也越來越少；人們被趕入專斷權力的統治下，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機遇和暴力。

為了實現良好的政治共同體，不妨重讀《聯邦論》，并相應地思考今天的政治。《聯邦論》第一篇說得很清楚：

（1）你被要求選擇；

（2）你的根本選擇是，要一個（罕見的）好政府還是（常見的）壞政府；

（3）你的選擇會為你和你的后代以及整個世界帶來改變；

（4）人性的缺陷使好的選擇變得困難，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個政治填海工程，要求的是愿意提出論據（也就是事實）的領導人，以及愿意考慮論據并有權作出選擇的公民。對于此種基于事實的政治的回報將是“反思和選擇”的力量的復興，以及這種力量可以造就的的和平、繁榮和人類共處。不能夠開創這樣的政治的風險則在于，喪失了對于善治的共同理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越來越習慣于彼此強加自己的意志，把任意獨斷的政府，連同死刑和稅收一起，并列為最可靠的事實。

注 釋

[1] “Nigel Farage: ￡350 million pledge to fund the NHS was “"”“"”“"”“"”“"”“"”“"”“"”“"”“"”“"a mistake”，The Telegraph, 24 June 2016, http://www.tmdps.cn/abs/1403.3344.[16]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Penguin, 1977, p.458.[17]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Katz），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0.[18] 雅克·德里達說過，”there is no outside-text“（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即“沒有外在的文本”。這句話被誤譯為”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即“文本之外并無其他”，經常被用來表明德里達認為除了言語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例如米歇爾·福柯的看法就是如此。實際上德里達只是想表示，區分何為“內”、何為“外”簡直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的上下文（context）是延異的核心，不存在意義整全的那一刻。

[19] 福柯將知識作為權力的歷史表現而進行的考察，參見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ited by Colin Gordon），New York: Pantheon, 1980.[20]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Katz），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2.[21] Maurizio Ferraris, Introduction to New Realism（translated by Sarah De Sanctis），London: Bloomsbury, 2015, p.21.[22] Alexander Stille, “The Corrupt Reign of Emperor Silvio”，11 March 2010, http://alexanderstille.net/the-corrupt-reign-of-emperor-silvio/.[23] Ron Suskind, “Faith, 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 2004.[24] “Leave donor plans new party to replace Ukip – possibly without Farage in charge”，The Guardian, 29 June 2016，http://www.tmdps.cn/politics/2016/jun/29/leave-donor-plans-new-party-to-replace-ukip-without-farage.[25] Whitney v.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26] Whitney v.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27] Abrams v.United States,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50/616.[28]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2017.[29] Michael P.Lynch, The Internet of US: Knowing More and Understanding Les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York: Liverigh, 2017.[30]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約翰·杰伊，《聯邦論：美國憲法評述》，尹宣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1頁。

第三篇：網絡生活中的道德要求(材料)

網絡色情、網絡誹謗、網絡黑客攻擊等都已沖破了社會文明的道德倫理底線，是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必須依法懲治。

北京輕點萬維電信技術有限公司無限互聯網業務部4名員工，因通過手機WAP業務傳播淫穢圖片，于2008年底被北京西城法院判處3到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沉迷于網絡，引發的社會問題

●“手頭緊”，不夠上網打游戲，走上了違法的道路

三名90后少年沉迷網絡 深夜設伏搶劫村民十多起

三個沉迷網絡的小青年，因手頭拮據，在南安溪美一處村道旁深夜設伏，搶奪村民。之后更是在光天化日下實施搶劫。三個多月里，搶劫十幾起。前晚，三名搶匪終于被南安警方抓獲。因涉嫌搶劫罪，三人被刑拘。

男子沉迷網絡7天7夜 為上網以賣子要挾逼老母給錢

趁家人不在，將電視、冰箱等物賤賣，七天七夜玩“傳奇”;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威脅母親，要錢上網，聲稱不給錢就賣掉兒子??省城一名男子沉迷網游，做了一系列瘋狂的舉動。“看到別人數錢，我就有一種想上去搶的沖動。”這名男子坦言，他也想過要改，但總是控制不了自己。

合肥市望湖派出所民警在開門評警大走訪中，聽說這名男子的事情，十分痛心。29日下午，民警專程來到該男子家中，做其和家人的思想工作。男子表示，他將痛改前非。養成網絡自律精神

●不因一時好奇成為“黑客”，走向計算機違法犯罪之路

黑客技術網上高價出售 慎防助長網絡犯罪

“想學會制作木馬病毒嗎？120個Q幣即可。破解密碼？150個Q幣。”近日有讀者報料，稱有人在學生QQ群兜售黑客技術，內容包括定做木馬、軟件破解等，黑客培訓網站也呈泛濫之勢。律師認為，網上招黑客學徒本身屬于違法行為，面對目前沒有秩序的黑客培訓市場，專家呼吁應該出臺措施進行規范。

·鏈接

黑客不以盈利為目的

黑客分為Cracker和Hacker兩種，主要指的是熱衷研究、撰寫程序的專才，且必須具備樂于追根究底、窮究問題的特質。根據開放原始碼計劃創始人 Eric Raymond的解釋，Hacker與Cracker是分屬兩個不同世界的族群，基本差異在于，Hacker是有建設性的，而Cracker則專門搞破壞黑客基本上是一項業余嗜好，通常是出于自己的興趣，而非為了賺錢或工作需要。

近年來，中國連續發生的多起“黑客”侵入電腦網絡事件，已使人們深刻認識到，高科技時代里高智能犯罪率也在不斷攀升，盡快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和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已刻不容緩。繼1994年國務院發布《計算機網絡系統安全保護條例》后，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首次將“計算機犯罪”列入刑法，1999年再次修訂的《刑法》中，增加了對非法侵入重要領域計算機信息系統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法律規定，從而進一步為打擊計算機違法犯罪提供了銳利的法律武器。

互聯網自由的邊界是法律

互聯網的開放、自由給所有人都帶來了好處。但互聯網自由不是絕對的，互聯網自由也有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法律。網絡空間的任何活動，都要受制于法律的約束。依法對互聯網進行管理，是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

只概括性地承認互聯網上的一般自由是遠遠不夠的，更要看到互聯網自由也有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法律。

青少年深受“網癮”、低俗信息之害引發的社會問題，“艾滋女”網絡誹謗事件，黑客攻擊事件，恐怖組織利用互聯網危害國家安全等等，引人警醒。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也承認，現代信息網絡及其支持的技術既可被用于行善也可被用于作惡。

在網絡空間，不同的權利之間產生碰撞、沖突的概率較之于線下的世界更高。只概括性地承認互聯網上的一般自由是遠遠不夠的，更要看到互聯網自由也有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法律。網絡空間的任何活動，都要受制于現實法律的約束。健康進行網絡交往

網絡“裸聊”陷阱騙慘阜寧女大學生

利用QQ聊天，以將女網友的照片合成色情照片相威脅，要求對方與其“裸聊”。被害人“上鉤”后，又以將“裸聊”視頻散播到網上相威脅，迫使被害人與其見面，進而實施強奸。近日，阜寧法院一審以強奸罪判處被告人周新有期徒刑9年。盡管不法之徒最終受到了應有的懲處，但受害女生也為其無知付出沉重的代價，案件引發的教訓發人深省。

正確使用網絡工具，微博不能成“危博”

——微博成癮有危害 專家稱過度沉迷引發焦慮癥

“今天你織圍脖了嗎？”

隨著微博的火爆，越來越多人開始“迷戀”微博，網友中甚至出現了一大批“微博控”，他們沒日沒夜地上微博，一上就是十多個小時，甚至放棄睡眠時間??繼網癮成為熱議話題之后，微博成癮也為人們所關注。有專家警示，微博成癮不可小看，它很可能導致焦慮癥和強迫癥。

近來，繼網癮成為熱議的話題后，微博成癮也為人們所矚目。對于什么是微博成癮，心理學家解釋，根據2008年11月8日出臺的《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如果個人平均每天用于非工作學習目的連續上網超過6小時，且符合以下癥狀標準超過3個月，即為“網絡成癮”，主要表現為對網絡的使用有強烈的渴求或沖動感；減少或停止上網時會出現周身不適、煩躁、易激怒、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礙等反應。正確的使用網絡工具

“巧”用QQ，廣東端州警方用QQ成功勸網癮少年歸家

事主張某的兒子留下一張紙條稱自己已離家出走，希望父母不要怨。廣東端州警方新聞發言人21日表示，20日警方通過QQ將已沉迷網絡的少年勸回到父母身邊。

警方介紹，事發17日晚，事主張某向端州睦崗派出所警方報案，稱其兒子中午12時許留下一張紙條離家出走，并說兒子沉迷網絡喜歡上Q，當日早上因兒子沉迷網絡被打。

接報后，警方隨即對轄區的網吧展開調查，同時將該少年的QQ加為“好友”。不久，警方發現少年正在上Q，于是，警方從普通網友的角度與其聊天。

警方稱，在聊天過程中，該少年逐漸對警方產生了信任，并說出自己離家出走的原因。而警方在Q聊中解答了青春期少年的許多困惑。

20日早上，該少年在警方的勸導下，回到了父母身邊。

第四篇：網絡生活中的道德問題

網絡生活中的道德問題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QQ，微信，微博，等 聊天交流工具的廣泛使用，互聯網已然成了人類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迅猛發展的互聯網在給人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也伴隨著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目前，我們在網上進行社交和網上購物以及網上辦公等活動，其中每一方面都充斥著或大或小的網絡道德問題。

網絡虛擬社會具有信息傳播快捷，傳播渠道多樣性等特點，我們可以從網上獲取各種新聞資訊，了解國家大事，但同時，網絡上充斥著各種虛假，淫穢，低俗，甚至反動，暴力恐怖的信息，特別是一些有組織的網上惡意攻擊和思想滲透行為，更是嚴重影響了生活秩序。

一。網絡上突出的道德問題主要體現在網絡詐騙行為，傳播不良或虛假信息，網絡行為失范。

詐騙行為利用了網絡的隱蔽性，不法分子通過發布虛假信息或直接植入病毒等行為盜取網民的個人身份信息，從中獲利，或在購物平臺上冒充商家，騙取消費者錢財，甚至通過網絡社交騙取網友的信任，最終實現其騙財的目的，這些年來，因網絡社交而失去生命的人數也在逐年攀升。

傳播不良信息的現象也是隨處可見，淫穢，暴力的信息讓網友們避之不及，無數青少年遭到毒害。最可恨的是有些外國敵對勢力在網絡上肆意詆毀國家形象，意圖挑起人民內部矛盾，甚至企圖煽動國家分裂。現在，在網上隨便瀏覽新聞就會看到各種詆毀河南人是言論，有的甚至是謾罵。還有南方與北方，內陸與沿海，海峽兩岸都成了不法分子挑起爭端的借口，不難發現，他們都有著各自的政治目的。

網上行為失范的現象最為普遍，很多網友借助網絡上的隱蔽性，在與人交流或評論時肆意謾罵，對網民進行惡意攻擊，發送匿名消息，給別人帶來了很多困擾。尤其是網絡造謠現象，他們編造謠言

原名秦志暉，男，30歲，湖南省衡南縣香花村人，高中畢業，曾是爾瑪公司員工，北京爾瑪互動營銷策劃有限公司員工，利用互聯網蓄意制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非法攫取經濟利益的網絡推手公司。如“7．23”動車事故發生后，故意編造、散布中國政府花2億元天價賠償外籍旅客的謠言，2個小時就被轉發1．2萬次，挑動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編造雷鋒生活奢侈情節，污稱這一道德楷模的形象完全是由國家制造的；利用“郭美美炫富事件”蓄意炒作，編造了一些地方公務員被要求必須向紅十字會捐款的謠言，惡意攻擊中國的慈善救援制度；捏造全國殘聯主席張海迪擁有日本國籍；并將著名軍事專家、資深媒體記者、社會名人和一些普通群眾作為攻擊對象，無中生有編造故事，惡意造謠抹黑中傷。這并不是特例，而是當前我們所處的網絡環境中的普遍現象。網絡社會道德已然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三、要想維護網絡環境的健康，嚴防網絡網絡詐騙，惡意造謠和行為失范等網絡道德問題，網絡技術，網絡法律，網絡監督，網絡教育等方面可以進行完善與創新。網絡技術上，可以建立啊防火墻和過濾機制，幫助網民過濾掉不健康的網頁和消息，篩除詐騙信息。加強互聯網技術的安全性是互聯網道德建設至關重要的一步。很多網民之所以在網上膽大妄為，是因為在網上的言行不需要付任何責任，但網民的道德意識水平不高，又缺乏相法律約束的時候，只要有少許的環境因素誘導，很可能導致人的行為失常。由于互聯網發展的不成熟，缺少一套相應的規范體系，網民在上網時高度的自我卷入，在不太友好的氣氛中，不道德的行為就展現出來。因此，網絡法律的制定是互聯網道德規范的保證。完善網絡道德規范，加強監督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網絡監督能夠發揮廣大網友的作用，通過舉報獎勵等機制可以增強網友的積極性，只有讓網民行動起來，才能讓能讓不法分子無機可乘，只有讓網民互相監督才能將不文明的現象降到最低。同時，可以利用互聯網良好的傳播性進行互聯網健康教育，讓廣大網友能夠認清道德標準，學會網絡自律，提高網民的道德認知能力和辨別真假的能力，達到減少網絡不道德行為的目的。

第五篇：法律事務中的證據甄別(案例)

以案說法：關于證據的甄別

案例：基本案情及法院判決

原告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因與被告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工程承包合同拖欠工程款糾紛一案，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于2004年4月6日向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支付其工程款、質保金、違約金共計201萬元。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二00四年九月二十日作出了（2004）鄭民二初字第23號民事判決。宣判后，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不服，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二00五年二月一日作出（2004）豫法民一終字第327號民事裁定：

一、撤銷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4）鄭民二初字第23號民事判決，二、發回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本院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于2005年7月29日向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送達了舉證通知書和訴訟權利、義務、風險告知書，于2005年8月12日向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送達了起訴狀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權利、義務、風險告知書和開庭傳票，于2005年9月8日向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送達了開庭傳票。于2005年10月11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原告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黃正國、高華，被告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學剛到庭參加訴訟。本 1 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訴稱，其在1998年6月與被告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由原告承攬位于河南省鄭州市信息工程大學院內的國家通訊設備工程研究中心（971）工程。原告于1999年安裝裝飾完工，通過了驗收。雙方委托鄭州市定額站做出決算審查報告。被告至今拖欠原告工程款、質保金、違約金共計241萬元。故請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質保金、違約金共計241萬元；

2、判令被告承擔全部訴訟費用。

被告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答辯稱，原告增加的訴訟請求已超過舉證期限，原告的主張證據不足，其訴請超過訴訟時效。故請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根據原告和被告的訴辯及陳述意見，本院歸納本案的爭議焦點為：

1、原告當庭增加的40萬元訴訟請求是否超過期限；

2、被告是否拖欠原告工程款、質保金和被告是否違約，其款項各為多少；

3、原告訴訟請求是否超過訴訟時效。

針對爭議的焦點，原告提供的證據有：

1、廣州市工商局檔案室《證明》，以證明原告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系由廣州市城總裝飾有限公司更名而來；

2、企業名稱變更核準通知書，以證明被告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的名稱由巨龍通訊設備有限責任公司名稱變更而來及巨龍通訊設備有限責任公司的分支機構巨龍通訊設備有2 限責任公司開發中心變為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的分支機構；

3、《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證明雙方簽訂有書面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

4、廣州市城總裝飾有限公司付給巨龍通訊設備有限責任公司開發中心30萬元及20萬元的票據，以證明原告交付了工程質保金；

5、巨龍通訊設備有限責任公司開發中心向廣州市城總裝飾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票據5張，以證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11201662.42元的工程款；

6、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出具的《證明》、廣州市城總裝飾有限公司和巨龍通訊設備有限責任公司出具的《委托書》，以證明工程完工后，原、被共同委托鄭州市裝飾行業管理辦公室對971工程的裝飾安裝工程決算進行審定；

7、鄭州市裝飾行業管理辦公室《關于對971工程決算審查的報告》，以證明工程造價為24821285.64元，其中甲方設備款為12305209.65元，減去已支付的工程款，現還有1314413.57元未支付；

8、國內特快專遞郵件詳情單、《關于追付欠款的函》二份，證人徐惠星的證言、工作證、工資卡及證人徐惠星開庭時出庭所作的證明，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政治部出具的證明，以證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張權利。

經質證，被告認為，在2000年2月份之前被告已付了11201662.42元工程款，鄭州市裝飾行業管理辦公室《關于對971工程決算審查的報告》中工程名稱數據是“917”，而本工程為“971”，報告前后沒有聯系，不能證明是“971”工程的決算報告。特快專遞郵件詳情單上 3 未注明是何事項，兩份催款函沒有收到。證人徐惠星無法證明其2000年后回公司工作了，也沒有郵政快件轉交的記錄，證人的證言缺乏真實性，沒有其他證據印證。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政治部出具的證明，認為該大學是部隊，不是被告單位股東，不可能派徐惠星到被告公司工作。對其他證據均無異議。

根據原告的申請，本院到中國工商銀行鄭州海特支行對原告所稱的50萬元質保金的銀行進帳單進行了調查，該銀行出具了銀行的電劃報單和進帳單的存根各一份。經質證，原告對該兩份存根沒有異議。被告認為該二筆款也可能是其他業務往來的帳，不一定是保證金。

被告提供的證據為：從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卷宗中復印的陶諍諍出具的證明，以證明被告未收到原告的催款函，本案已超過訴訟時效。

經質證，原告認為，該份證據不真實，當時發的郵件是針對公司辦公室，不是對著陶諍諍本人，辦公室是否轉給陶諍諍，是其內部管理問題。

本院認為，對鄭州市裝飾行業管理辦公室《關于對971工程決算審查的報告》，雖然該報告的首頁中是“917”，但因原、被告雙方均委托了該辦公室對“971”工程進行決算審查，且該報告的審查統計表中為“971”，統計表中工程款總造價與首頁中的工程款造價數額相一致，被告又無其他該辦公室的“971”審查報告，故本院對該報告4 予以采信。對特快專遞郵件詳情單、兩份催款函、證人徐惠星及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政治部出具的證明，證據之間能相互印證，且證人徐惠星已出庭作證，接受了法庭和當事人的質詢，本院予以采信。對中國工商銀行鄭州海特支行出具的銀行電劃報單和進帳單的存根，與原告所提供的銀行匯款單復印件相一致，被告又無證據證明該款是其他業務款項，故本院予以采信。對原告提供的其他證據，因被告均無異議，可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依據。對被告提供的陶諍諍出具的證明，原告不認可，該證據屬證人證言性質，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質詢，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陶諍諍僅出具了證明，未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又無其他證據相互印證，故依照《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的規定，該證明不能單獨作為證據使用，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根據當事人的陳述、舉證、質證及訴辯意見，對本案事實確認如下：

1998年6月19日，巨龍通信設備有限責任公司開發中心（甲方）與廣州城總裝飾有限公司（乙方）簽訂一份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該合同其中約定，工程內容：971號建筑；工程地點：河南省鄭州市儉學街；工程內容：971號建筑裝飾安裝工程；承包范圍：971號建筑室內外細裝修、中央空調、供電防雷、動力照明、消防給排水、樓宇自控及通訊信息系統工程；承包方式：施工圖預算加簽證竣工后據實決 5 算，工程款支付方式：在合同簽訂后一周內，甲方應按合同總造價（除去約定的設備及原材料）的30%支付給乙方；工程進度達到30%，再付工程總造價款40%；工程進度到70%，再付工程總造價款20%；工程全部完工交驗再付工程總造價款7%；余3%作保修金（安裝工程保修期半年，裝飾工程保修期六個月），工程價款結算至合同價款的90%，俟本工程竣工驗收后清算，扣除甲方供應的主要材料設備款。該合同的補充條款2約定：合同簽訂后7日內，乙方根據甲方要求提供質量保證金50萬元（伍拾萬元整）待驗收合格后返還乙方。合同簽訂后，廣州城總裝飾有限公司分別于1998年6月26日和1998年8月28日兩次共向巨龍通信設備有限責任公司開發中心匯款50萬元作為保證金，并按時進行施工，于1999年完工，通過驗收。巨龍通信設備有限責任公司于1999年12月1日、廣州城總裝飾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15日共同委托鄭州市裝飾行業管理辦公室對971工程決算進行審核。鄭州市裝飾行業管理辦公室和鄭州市室內裝飾工程定額管理站于2000年1月30日作出《決算審查報告》，該工程總造價24821285.64元，其中甲方設備款12305209.65元。截止2000年2月22日，巨龍通信設備有限責任公司開發中心共向廣州城總裝飾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1201662.42元，下欠1314413.57元工程款至今未付，原告所交納的50萬元保證金至今也未返還。為此，原告分別于2002年1月17日和2002年7月22日向被告發出追討欠款的函。另查明，廣州城總裝飾有限公司現已更名為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巨龍通信設備有限責任公司現已更名為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巨龍通信設備有限責任公司開發中心是該公司的分支機構。

再查明，原告于2004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訴訟后，于2004年4月14日又向本院提出財產保全申請，本院于二00四年六月一日作出了（2004）鄭民二初字第23號民事裁定書，為此，原告交納了6900元的訴訟保全費。

本院認為，原、被告雙方于1998年6月19日所簽訂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該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按合同約定交納了保證金，進行了施工，并于1999年完工，通過驗收，根據原、被告雙方的委托，鄭州市裝飾行業管理辦公室和鄭州市室內裝飾工程定額管理站作出的《決算審查報告》中，該工程總造價24821285.64元，其中甲方設備款12305209.65元。被告已支付了11201662.42元，下欠1314413.57元工程款至今未付，50萬元的保證金也未返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本院予以認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所欠的工程款和保證金共計1814413.57元及利息的理由成立，其請求本院予以支持。關于原告開庭時增加的訴訟請求，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并就所增加的請求部分重新交納了訴訟費，因此，原告當庭增加的40萬元訴訟請求未超過期限。7 關于被告所稱原告的請求超過訴訟時效的問題，因原告已于2002年1月17日和2002年7月22日向被告發出過追討欠款的函，屬原告提出了要求，訴訟時效中斷。所以，原告于2004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訴訟，其訴訟請求未超過訴訟時效。故被告辯稱的理由不成立，其請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第一百零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零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支付給原告廣州城建開發裝飾有限公司所欠工程款、保證金共計1814413.57元及該款利息（利息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付，自2000年2月1日起至本判決規定的付款之日止）。

案件受理費22060元，訴訟保全費6900元，共計28960元，由被告巨龍信息技術有限責任公司負擔。

評 析

本案的案情雖然并不復雜，但是合議庭在審判中所歸納的本案爭議焦點之中，“原告的訴訟請求是否超過訴訟時效”這一問題則是本案前提和關鍵，審理中，合議庭必須首先對此作出評判，而對此評判的前提則是如何正確運用相關法律8 對有關證據作出甄別與認定。

本案中，原告為了證明其訴訟請求沒有超過訴訟時效提供的證據是：國內特快專遞郵件詳情單、《關于追付欠款的函》二份，證人徐惠星的證言、工作證、工資卡及證人徐惠星開庭時出庭所作的證明，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政治部出具的證明，以證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張權利。被告為了證明其“原告的訴訟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的主張提供的證據是：從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卷宗中復印的陶諍諍出具的證明，以證明被告未收到原告的催款函。以上證據究竟應該采信誰的就需要首先作出認定，由于原告提供的的證據相互之間能夠相互印證，已形成有效的證據鏈，且證人徐惠星已出庭作證，接受了法庭和當事人的質詢，因此，合議庭最終予以采信。相反，被告的證據則是孤證，沒有其他證據相互印證，且證人陶諍諍未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合議庭根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的規定，認為被告所提供的證明不能單獨作為證據使用，所以未予采信。合議庭正是基于對上述證據的甄別和認定的前提下，才對原告的訴訟請求適用了訴訟時效中斷，從而進一步判定原告的訴訟請求未超過訴訟時效。

從本案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審判實務中，準確地運用法 9 律對證據作出甄別與認定是法官對案件作出公正判決的前提與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