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義和理想的追求

正義和理想的追求

曼德拉是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他同南非種族隔離制度進行了幾十年不屈不撓的斗爭，贏得了全世界人的支持和喝彩。因此，有人說，曼德拉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曼德拉的反抗精神、對正義和理想的追求在童年時期就已初露端倪。

曼德拉出生在一個小村莊，9歲那年父親就去世了。從小曼德拉就經常目睹當地大酋長在解決部落爭端過程中被白人政府的法律所約束，他逐漸萌發了尋求正義和平等的理想。年紀更大一些后，他多次領導同學抗議學校的白人法規，甚至因領導學生運動而被除名。在一次次的斗爭中，曼德拉逐漸立下志愿：要為南非的每一個黑人尋求真正的公正。

第二篇：追求正義(羅爾斯)

追求正義4000字！！！------結合羅爾斯的正義理論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

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

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只要它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

------羅爾斯《正義論》 正義，是千百年來人類不懈追求的一種美好社會理想和愿望，是人類社會所

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何謂正義？《辭海》做出如下解釋：對政治、法律、道德等

領域中的是非、善惡作出的肯定判斷。

從哲學角度來看，正義是倫理學、政治學的基本范疇。“正義”一詞，在中國最早見于《荀子》：“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正義

觀念萌于原始人的平等觀，形成于私有財產出現后的社會。

不同社會或階級的人們對“正義”有著不同的解釋：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

為，人們按自己的等級做應當做的事就是正義；基督教倫理學家則認為，肉體應

當歸順于靈魂就是正義；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認為，正義與否的客觀標準主要在于

其行為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與廣大群眾的利益。

到了20 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著作《正義論》

從公平正義入手，全面系統深刻地論證了自由與公平、個人與國家、機會與結果

等廣泛的社會政治問題，力圖為現代西方社會重建“公平正義”的道德基礎。

羅爾斯1921年出生于馬里蘭的巴爾的摩，18歲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期間，對神學產生濃厚興趣，一度想成為一名公會牧師。二戰時入伍服役，后來拒絕升

軍官的機會退伍回大學念書。1943年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1950年獲該校博士

學位。先后在普林斯頓大學、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任教。盡管

著作不多，但其在西方學術界影響甚大。

羅爾斯的正義論，追本溯源，可以在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里找到它的濫觴。但它有別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正義思想。同樣是講正義, 柏拉圖和

亞里士多德強調的是社會秩序,認為正義體現為國家和諧的秩序。而羅爾斯強調的是人的自由平等, 認為人的自由是正義的核心。

羅爾斯的正義思想是近代資產階級啟蒙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他的正義

論，繼承了啟蒙時期自由主義這一傳統。但更為重要的是，他修正和發展了啟蒙

主義思想家的正義思想。這主要表現在: 羅爾斯從人都處在“無知的面紗”中的“原初狀態”出發, 推出正義的兩條根本原則。

第一條原則:每個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當的基本的自由

權利。第二條原則: 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①在與正義的儲

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

羅爾斯假定, 正義的兩個原則之所以是公正合理的原則, 就在于它們是在原初狀態中被人們一致同意的選擇。原初狀態是一種其間所達到的任何契約都是

公平的狀態, 是一種各方在其中都是作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 選擇的結果不受

偶然因素或社會力量的相對平等所決定的狀態。羅爾斯著重考察了兩個正義原則

和功利原則之間的選擇問題。他借用“最大的最小值規則”來解決人們在正義原

則與功利原則之間的選擇問題。得出了兩個正義原則正是由原初狀態提出來選擇

問題的合理答案這一結論。

羅爾斯認為, 社會正義原則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 是一種合作體系中主要的社會安排, 它們支配權利與義務的分配, 調節社會和經濟利益的分配。這樣, 將正義的兩個原則應用于社會的基本結構, 就是要確定與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 并對它們進行合理調節。具體地說, 正義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支配權利與利益的分配, 第二個原則就是調節社會和經濟利益的分配。

第一個原則可概括為平等原則, 它規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在羅爾斯看來, 公民的平等自由權利的基本內容, 大致有政治上的自由(選舉和被選舉擔任公職的權利), 及言論和集會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和保障個人財產的權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剝奪財產的自由。而且, 按照平等原則，這些自由都要求是一律平等的;因為一個正義社會中的公民擁有同樣的基本權利。

第二個原則可以概括為差別原則。這一原則就是要調節社會和經濟利益分配。因為社會的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會因為社會、自然等因素而無法做到絕對平等;這就需要調節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 使它合乎每個人的利益, 特別是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同時, 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上, 權力地位和領導性職務必須向所有人開放, 以便所有人都有可能進入權力地位和擔當領導性職務。

羅爾斯認為, 正義的兩個原則不是等量齊觀而是第一個原則優先于第二個原則。第二個原則中的公平機會優先于差別原則, 只有在充分滿足了前一個原則的情況下才考慮后一原則。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 第一個優先原則是自由的優先性, 即平等自由的原則對第二個原則的優先。因為只有自由的主張獲得滿足之后, 其他原則才能發揮作用

第三篇：理想追求

論點1：理想是引領人們前行的燈塔。

【相關論據】

1、燕雀安知鴻鵠之志：陳涉年輕的時候，曾經給別人做雇工。一次，他停止了耕作，走

到田埂上悵惘很久，說道：“茍富貴，毋相忘。”別的雇工笑著回答說：“你給別人做雇工種

地，怎么會富貴呢？”陳涉嘆息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2、宗愨志壯，長風破浪：宗愨年幼時，宗炳問他的志愿。宗愨回答說：“愿承長風破巨浪！”

3、馬革裹尸：馬援，是漢光武帝劉秀手下名將。他志向宏遠，英勇善戰，被光武帝封為“伏

波將軍。”曾經說：“大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

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黙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后漢

書·馬援列傳》)。

4、理想之星深藏心底：在拿破侖還是一個單純的孩子時，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的叔叔

問拿破侖，將來長大想要做什么？小拿破侖從他立志從軍開始，一直說到想帶領法國的雄兵，席卷整個歐洲，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超級大帝國，并且讓自己成為這個大帝國的皇帝。不料，叔叔聽完小拿破侖的抱負之后，當場大笑不已，指著小拿破侖的額頭，嘲諷道：“空想，你

所說的一切全都是空想！想當法國皇帝？那是不可能的！依我看，你長大之后，還是去當一

個小說家，反倒更容易實現你的皇帝迷夢——”小拿破侖被叔叔這一陣搶白，非但沒有動怒，反而靜靜地走到窗前，指著遠處的天邊，認真地問道：“叔叔，你看得到那顆星星嗎？”這時

還是正午時分，拿破侖的叔叔詫異地走到窗前，茫然地答道：“什么星星？現在是中午，當

然看不到啊！孩子，你該不會是瘋了吧？”再次面對叔叔的質疑，小拿破侖卻是依然鎮定而

冷靜地說道：“就是那顆星星啊！我真的看得到，它依然高掛在天邊，不分日夜，一直為了

我而閃爍著，那是屬于我的希望之星；只要它存在一天，我的夢想就永遠不會破滅——”事

實上，那顆希望之星從未高懸天際，它一直躲藏在拿破侖的內心深處，憑借內在希望之星的引導，終于使得拿破侖成為真正的法國皇帝。

【名言警句】

1、理想如星辰——我們永不能觸到，但我們可以像航海者一樣，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史

立茲）

2、如果一個人的頭上缺少一顆指路明星——理想，那他的生活將會是醉生夢死的。（蘇霍姆

林斯基）

3、理想是指路明燈。沒有理想就沒有堅定的方向；沒有方向，就沒有生活。（列夫?托爾斯

泰）

4、一種理想，就是一種力！（羅曼?羅蘭）

5、生活好比旅行，理想是旅行的路線；失去了路線，就寸步難移。（雨果）

論點2： 追求理想應該與社會需要相結合。

【相關論據】

1、投筆從戎：東漢班超從小就很有志氣，立志要為國家干一番事業。一天，班超一邊抄

著文件，一邊想起自己的抱負，心情非常激動，忍不住猛然把毛筆扔到地上，嘆息說：“大

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不久，他

參加了軍隊，因作戰英勇，身先士卒而得到了升遷。后來，朝廷又派遣班超出使西域。在多

次出使西域的過程中，班超只帶著少數人，靠著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難，為加強

漢朝與西域各國和古羅馬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聯系，做出重要的貢獻，被封為定

遠侯。班超在西域三十余年，直至和帝時，才因年老回國。

2、毛澤東的“三不談”：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立志救國，獻身革命。他在中學念書的時

候，同學曾稱他“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他在離家求學前夕改寫了日本西鄉隆盛的一首詩留

給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1914年，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范學習期間，全部費用只有169元錢，而且其中三分之一花在訂報上，鋪蓋和衣服則非常簡陋單薄。但他從不以此為念，常常和朋友互相勉勵說，讀書要有理想，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壯志。他還與朋友提出“三不談”：不談金錢，不談身邊瑣事，在校學習期間不談男女戀愛問題。他認為，改造國家，改造社會，對學問的需要太迫切了，一定要珍惜寶貴的青春，把時間和精力都花在有價值的事情上。

3、徐特立斷指明志：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徐特立早在青年時代，就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一天，徐特立在長沙市修業學校向師生員工們作時事報告。他援引中國近幾年發生的慘案為例，歷數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徐特立講到激憤處，猛地一轉身，跑進廚房，取來一把菜刀，當著師生的面，“砰”地一下砍斷了右手的一節手指。接著，他又用自己的斷指，在白紙上寫下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八個血字，以明心志。

【名言警句】

1、人生最美好的就是在你停止生存時，也還能以你所創造的一切為人們服務。（奧斯特洛夫斯基）

2、你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來貢獻于人世，僅僅一個人獨善其身，那實在是一種浪費。（莎士比亞）

3、只有同這個世界結合起來，我們的理想才能結出果實；脫離這個世界，理想就不結果實。（羅索）

4、世上最快樂的事，莫過于為理想而奮斗。（蘇格拉底）

5、美滿的人生是在使理想與現實二者切實吻合。（蘇倫斯）

論點3：理想的實現不是一帆風順的。

【相關論據】

1、馬克思推崇普羅米修斯：馬克思在中學時代就立志為人類的幸福而奮斗，進入大學后對哲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在讀書筆記中寫道：“像普羅米修斯從天上盜來天火之后開始在地上蓋屋安家那樣，哲學把握了整個世界以后就起來反對現實世界。”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是為了造福人類而獻身的神。他出于對人類的同情，為使人類免遭毀滅，把天火盜出來送給人類，并把科學、藝術和醫藥的知識傳授給人類。使人類從此能夠戰勝危機，并變得文明起來。他因此觸怒了眾神之王宙斯，被用鐵鐐銬鎖起來，釘在高加索的懸崖上，讓神鷹每天啄食他的肝臟。但他經受折磨，堅強不屈，對奉命來逼降的神使赫爾墨斯說：“我決不會用自己的痛苦，去換取你奴仆般的命運；我寧肯被縛在巖石上，也不愿做宙斯的忠實奴仆。”馬克思推崇普羅米修斯為了人類而獻身的精神，稱他為“哲學的日歷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2、拉齊爾獻身科學：1898年，巴西流行一種可怕的“黃熱病”。由于搞不清它的致病原因，人民提不出有效的治療辦法。“黃熱病”奪走了一戶又一戶人的生命。一位叫拉齊爾的醫生參加了一個科研小組，從遙遠的異國來到疫區。經過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他發現這種病原體可能是由蚊子攜帶通過叮咬人傳播的。但大多數人不相信它。為了使真理閃光，為了使疫區人民脫離苦難，他當眾讓這種蚊子叮咬自己，結果他身染重病。根據他的發現，人們采取滅蚊行動。瘟疫被控制了，成千上萬的人得救了，但他自己卻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3、巴爾扎克的手杖：世界大文豪巴爾扎克是學法律的，可大學畢業后偏偏想當作家，全然不聽父親讓他當律師的忠告，把父子關系弄得十分緊張。不久，父親便不再向他提供任何生活費用，他寫的那些玩藝兒又不斷地被退了回來，他陷入了困境，開始負債累累。最困難的時候，他甚至只能吃點干面包喝點白開水。但他挺樂觀，每當就餐，他便在桌子上畫一只只盤子，上面寫上“香腸”、“火腿”、“奶酪”、“牛排”等字樣，然后在想像的歡樂中狼吞虎咽。更發人深省的是，也正是在這段最為“狼狽”的日子里，他破費700法郎買了一根鑲著瑪瑙石的粗大手杖，并在手杖上刻了一行字：我將粉碎一切障礙。正是這句氣壯山河的名言在支持著他。后來的事實表明，他果然成功了。

4、阿基米德獻身科學：最早發現杠桿原理的是古希臘的阿基米德。他曾經對國王說：“假如能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移動地球！”阿基米德不僅發現了杠桿原理，而且發現了浮力定律，發明了抽水機、投石機和聚光點火的方法，還發現了力學中重要的“浮力原理”。阿基米德把一生獻給了科學。公元前212年，羅馬軍隊偷襲敘拉古成功。一隊士兵闖進阿基米德的家，他正在后院畫幾何圖形，阿基米德斥責敵人：“別踩了我的畫圖。我得把這條幾何定理證完，不能給后人留下一條沒有證完的定理。”無知而殘暴的士兵用長矛刺穿了這位年逾古稀的科學家的胸膛。

5、終生都在旅行的徐霞客：我國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徐霞客，在青年時代就立志不應科舉，不入仕途，把全部精力都獻給祖國地理學的研究事業。他從22歲出游太湖開始，直到去世為止，三十多年間都在旅行考察，足跡遍布全國名山大川，北至盤山，南及崇左，東到普陀，西抵騰沖。徐霞客是一個不畏艱險的人。他去的地方，常是人跡罕至的窮鄉僻壤，長年累月地跋山涉水，經常攀懸崖峭壁。他登山一定要登到最高峰，觀察河流一定要追溯源頭，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途中經常遇到危險。別人勸他回去，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帶一把鋤頭走，何處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呢？”51歲那年他還要出游滇南，對兒子的勸阻，他回答說：“你們只當我死了。”

【名言警句】

1、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

2、你的信念應當成為你的甲盔，它驅使你勇往直前，不遇難而退。（安格爾）

3、最甜美的葡萄串掛在最高的樹梢上。（諺語）

4、誰害怕而留在港灣中，雖然不會有什么危險，但是他永遠不會到達渴望的目的地。（列寧）

5、不會從失敗中尋找教訓的人，他們的成功之路是遙遠的。（拿破侖）

論點4： 我們從小就要樹立理想。

【相關論據】

1、為了中華民族之崛起：有一年暑假，周恩來到奉天城（今沈陽）東郊一個同學家里去做客。這位同學的祖父是一個很愛國的農村私塾先生，他帶周恩來到附近的日俄戰爭遺址去參觀。中國人民受列強欺侮的奇恥大辱，在周恩來幼小的心靈上種下救國救民的火種。有一次，學校里的魏校長問同學們：“你們為什么要讀書？”課堂里頓時寂靜無聲。停了一刻，一個同學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回答說：“讀書是為了尋求出路！”話音剛落，另一個同學說：“為了榮宗耀祖！”這時，一個同學霍地從座位中立起。他，濃眉大眼，昂首挺胸，大聲回答道：“為了中華民族之崛起，騰飛于世界！”他，便是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當時，他年僅12歲。

2、笛卡爾的夢想：數學家笛卡爾從小是個喜歡刨根問底的孩子。有一次保姆給他講神話：“你看天上那顆閃亮的星叫美女星，上面住著一位漂亮的小公主。”“就沒有其他人？有還有王子？”“既然有王子，為什么還叫美女星？”保姆不敢再說下去了。她告訴笛卡爾的父親，這孩子真聰明，應該送他去上學了。就是這樣勤思好問的好習慣，成就了他日后的事業。他第一個想到為什么自古以來代數和幾何一直分而不合呢？能不能用某種形式，在這兩者間建立某種聯系呢？經過不懈的探索，他終于如愿以償，發明了笛卡坐標系即直角坐標系。

3、“我要周游世界”：1818年一個夏天的晚上，9歲的達爾文對他的父親說：我想世界上肯定還有許多未被發現的奧秘，將來我要周游世界。為此他一直在做準備，在希魯茲伯里學校，校長斥責他是個“不務正業”的學生。1831年12月27日，達爾文終于搭上了“貝格爾”戰艦，開始了環球生物考察，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物種起源》就是他這次環球之

行的結晶。

4、董建華的童年之夢：董建華1937年出生在上海，1948年遷居香港。父親董浩云對子女教育十分嚴格，為了從小培養董建華的自強不息精神和獨立生活能力，便把還只有10歲的董建華送進了寄宿學校，叮囑他要好好念書，將來能多做對社會有用和有意義的事情；還要他牢牢記住自己是中國人，要以中國人為榮。當時董建華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同學們又聽不懂他的上海話，常常取笑他。在學校背誦書本也用廣東話，困難就更大了。但是董建華人小志高，并沒有被困難嚇倒，通過主動與同學交談，一字一句用心學習廣東話，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就消除了語言障礙。1954年，17歲的董建華在香港完成了中三學業，父親又送他去英國讀書，并規定進大學后才可回香港。當時董建華只會說“Yes”、“No”以及“How are you”這樣幾句英語，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董建華知難而進，硬著頭皮與英國同學多接觸、多溝通，在同學們的熱情幫助下，經過不到一年時間的努力，便完全適應了新的環境；3年后進入大學的目標也如期實現。董建華在英國讀書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英國經濟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人民生活比較艱苦，父親寄給他的錢又嚴格限制在僅夠學費及生活支出范圍之內，所以到了暑期，他還得去打工，如到餐廳服務、去煤氣公司鏟煤等，這也使他從多方面接受現實生活的磨煉。董建華在回憶學生時代這段經歷時說：“不會說廣東話要進寄宿學校，不大會說英語要去英國升學，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這種挑戰給了我一個很好的鍛煉。我喜歡為自己定下一個長遠的目標。定下了目標，我便會堅定不移地朝著這個目標努力。我從小就培養出這樣的個性。達到一個好的目標，是人生的樂趣。”

【名言警句】

1、抱負是高尚行為成長的萌芽。（英格里希）

2、每一個人對于明天都要有所希冀。每一個人對未來總有個目的和計劃。（顯克微支）

3、無論哪個時代，青年的特點總是懷抱著各種理想和幻想。（加里寧）

4、青春的夢想是未來的真實的投影。（濟惠）

5、信仰是個鳥兒，黎明還是黝黑時，就觸著曙光而謳歌。（泰戈爾）

論點5： 要勇于為理想而付出。

【相關論據】

1、夏明翰的革命豪情： 1928年2月8日，由于叛徒告密，他不幸落入反動派手中。在獄中，夏明翰表現得非常堅強。敵人曾用種種酷刑折磨他，夏明翰以頑強的毅力忍受著所遭遇的一切。同年3月20日，他英勇就義。臨刑前，他寫下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這首千古絕唱，既表達了自己為革命而獻身的豪情壯志，又激勵后人繼承革命烈士的遺志，為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而努力奮斗。

2、兩彈元勛鄧稼先：鄧稼先是為我國核武器研究做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被后人稱為中國的“兩彈元勛”。26歲的鄧稼先在美國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帶著當時最先進的物理學知識，涉洋歸來，報效祖國。作為物理學家的鄧稼先深深懂得，搞原子彈就意味著：置身于放射性材料之中，進入軍事禁區；隱姓埋名，不能發表文章，不能出國；長年在深山、沙漠工作，不能與家人團聚。但是，為了祖國的安危，他毅然選擇了這條布滿荊棘的道路，鄧稼先從普通人的生活中消失了，從物理學界的講壇上消失了。28個春秋過去了，當他從沙漠戈壁走出來的時候，癌魔已侵噬了他的肌體，鄧稼先輝煌的生命已燃到了盡頭。就在他生命彌留之際，他給人們留下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話：“我死而無憾！”

4、輪椅上的科普作家：高士其是中國著名的科普作家。1928年，他在美國攻讀醫學博士時，在一次實驗中不幸感染了甲型腦炎病毒，導致全身癱瘓。這對一個酷愛科學事業的年輕的科學家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然而，高士其并未因此消沉下去。他回到祖國后，盡管“被損害人類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眼不能看，手不能寫，下肢僵硬，脖頸歪斜，說話不清，聽力微弱，但他仍憑借其頑強的毅力，不分晝夜，艱難地從事科普作品與論文的寫作。

他每創作一篇作品，都要先在腦海里將閱讀過的資料進行分析、整理，形成初稿，然后，再一字一句地口述給秘書，由秘書將其記錄下來。由于他吐字不清，對一些難發音的字，他必須反復說上十幾遍，秘書才能領會。就這樣，高士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辛勤地工作著。在將近40年的時間里，他創作了400多篇科普論文和科學小品、200多篇科學詩歌、匯編成20多本書，總計達500多萬字，為祖國的科普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名言警句】

1、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鄭板橋）

2、誰為時代的偉大目標服務，并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為人類兄弟而進行的斗爭，誰才是不朽的。（涅克拉索夫）

3、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中，我們必須流灑不少鮮血，偉大的理想只有經過忘我的斗爭和犧牲才能實現。（喬萬尼奧里）

4、我能丟棄一切，惟革命事業，卻耿耿于懷，不能丟卻！（方志敏）

5、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夏明翰）

第四篇：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義

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義

摘要 秩序和正義是法律一直不斷追求的價值目標。秩序是法律規則的確定及適用方法的確定。而隨著法治化進程的推進，法律對正義的追求也凸顯著其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從現實生活可以看出，秩序與正義存在著一定的沖突，要實現對秩序和正義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廢其一，只能尋求秩序與正義在實踐中的衡平。

關鍵詞 秩序 正義 衡平

前言

法律旨在創造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一個法律若要恰當地完成其職能，就不僅要致力于實現正義，還要創造行之有效的秩序。在一個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和正義都作為法律的價值目標通常是沒有沖突的，它們往往會在一個較高的層面上緊密相連，融洽一致。兩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為正義的社會秩序的建構起到巨大的指導作用。

法律對秩序的追求體現為對有形或者無形的規則的制定和遵守，是形式的；而法律對正義的追求體現為全社會對自由、平等、公平等原則的尊重和信仰，是理想社會的實質。但從現實的實踐中，比如在上海發生的釣魚式執法事件，可以看出秩序與正義的沖突時真切的存在著的。亞里士多德早就認識到這一點，他指出，盡管法律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制度，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所以它就可能因此給解決每個個別案件帶來困難。他因而提出，在某些得到明確規定的情形中，應當允許用特殊的衡平手段來糾正法律。這種衡平雖然有犧牲某種價值目標而達致目地之嫌，但其本身弱化了沖突，即在秩序價值得到整體維護的基礎上爭取了最大限度實現正義的可能性和現實性。

一、作為法律價值目標的秩序和正義

（一）關于秩序

在《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博登海默對“秩序”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在自然進程和社會進程中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連續性和確定性。1在自然界中，秩序模式的存在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這是不同的觀點一致的地方，即在自然界大規模的運作現象的范圍中，秩序壓倒了無序。其實，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亦然，對秩序的追求也有其客觀規律性。社會生活中需要規范來調整人類事務的領域更加廣泛，甚至偶然在人們組成的聚集群體中，人們為了使該群體免于潰散也會強烈地傾向于建立一種良好的法律控制制度，形成良好的人與人之間的秩序狀態，從而維系整個群體的生存和發展。

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2004年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另一方面，對法律對秩序的追求也體現了人們的心理訴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人具有重復在過去被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經驗或者安排的先見取向。即人們傾向于依賴于按照秩序所表明的固定的規則活動，而減少因不確定性造成的風險。其次，人們對秩序的心理需求體現為他們反感于受到他人的專橫待遇，即人們對自由、平等的先期期待。

由此可以看出，秩序對人類社會而言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人的生存離不開秩序。人的生存，不是孤立的個人的生存，隨著社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群”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人的衣食住行乃至更大的經濟利益并不是完全分立的。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沖突，而秩序就是防止人們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最終使自己和社會走向毀滅。

2、人的發展、進步也離不開秩序。秩序除了使人們有序地獲得需求滿足生存以外，良好的秩序有利于激勵人的創造性和進取心，促進人和社會的發展進步。2

對正義的辯論一直是普遍關注而爭論不休的問題。正義作為一個抽象的法律

（二）關于正義

概念，不同的人對此有著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看到的是正義的不同方面，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義有著一張普羅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柏拉圖在其《共和國》中提出了一個關于正義共和國的學說。他認為，正義存在于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每個公民必須在其所屬的地位上盡自己的義務，做與其本性最想適合的事情。而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存在于某種平等之中。他把正義分為分配正義和矯正正義。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實現資源與經濟地位平等化的更為廣泛的規劃。英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觀點則明顯不同于前人，他認為同正義相聯系的最高價值并不是平等，而是自由。

在法律思想史中，正義與“自然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啟蒙時代，自然法被認為是一種符合正義要求的、完整的和既有的規則體系。但這一也頗有爭議的。正義并不能跟自然法完全等同，自然法是正義制度的最為根本的基礎和代表者，但自然法所包含的并不是正義的全部內涵，它是由那些最低限度的公平和合理的標準組成的，比如禁止殺人；在財產領域中的禁止偷盜、劫掠別人的財產。而正義除此還包括一個特定的政治社會制度中被認為是正義的規則和政策，以及正義作為人類社會的理想而成為法律有序化的遠大的和終極的目地。

綜合各家對正義的價值內涵的爭論，博登海默對此給予同樣的關注，即法律所追求的正義包括自由、平等、安全和公共福利。具體而言：

1、在一個正義的法律制度所必須予以充分考慮的人的需要中，自由占有一 2 張云秀，論法律與和諧的共同價值追求——秩序與正義，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個顯著位置。要求自由的欲望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欲望。整個法律正義的哲學就是一自由觀念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然而，這里所說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即這種自由被限定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

2、由于所有社會都遵循規則或者一般標準，所以通過規范制度本身的運作就可以實現某種程度上的平等。為正義而斗爭，在一定情況下都是為了消除一種法律上的或為習慣所贊同的不平等安排而展開的。筆者認為，平等作為正義的一個內容也有其絕對性和相對性。因為人們對平等的自發需求和任何時期被任何人所享有的平等是絕對的，而對合理歧視的承認又是其相對性的表現。3

3、安全是正義的一張幕后交椅，是因為安全在法律秩序中的作用具有從屬性和派生性，它的存在有助于人們的自由、平等以及后文中的公共福利的實現和維持。

4、公共福利作為正義的一個內容，實際上也是對自由、平等、安全的價值整合。博登海默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正義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即賦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應當在最大程度上與公共福利相一致。

二、秩序與正義的沖突

從上述對秩序和正義的界定可以看出，秩序是法律在形式上的價值表征，正義則反映法律的實質上的價值取向，因而，只有法律在形式和實質上相一致時，秩序和正義才會和諧共存。然而，秩序與正義的不一致是常態，秩序與正義的沖突問題在現實社會生活的實踐中是常有發生的。秩序與正義都作為法律的價值目標而不能同時實現，因為任何人為的制度都不可能同時實現兩種價值，即一仆不能侍二主。所以，我們可以討論兩種極端的假設：沒有秩序的正義和沒有正義的秩序。若是沒有秩序的正義，表現為社會對正義的機械的、僵化的信仰和崇拜，人們按照這種要求建立的規范是極其苛刻的，甚至超過了人的承受范圍。而沒有正義的秩序，表現為徒有一套規范制度的形式，完全忽略了制度背后的岌岌可危的基礎。沒有正義的秩序是可能存在的，如一定范圍內的專制。但是正如約翰·迪金森所說的，“我們所需要的不只是一個具有確定的一般性規則的制度，我們還需要該制度規則是以正義為基礎的。否則，這個制度就會不可行；而且由于它違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斷傾向和標準，所以它會不斷的被人們違反，進而它也不可能提供確定性，而這種確定性則是該制度存在的理由”。

應當看到，世界上絕大多數法律都在盡量避免走這兩個極端，并找到了調和兩者的手段。但在實踐中，秩序和正義的沖突也是偶爾存在的。

例如，為了秩序的維護而犧牲一定的正義，即基于法律的規范及其所蘊含的目的的穩定性和確定性，執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傾向于按照法律的規定來維護一貫以來所形成的社會秩序，亦或是為了維系穩定的社會秩序而踐行法律。以上 3 唐仲清，秩序、法律與正義——博登海默法律哲學微探，遼東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海市的釣魚式執法為例。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領張軍（化名）因好心幫載一名自稱胃痛要去醫院的路人，結果卻被城市交通執法大隊認定為載客黑車，以“非法營運”為由扣車并罰款1萬元。原來那名路人是執法大隊的“鉤子”，專門誘人入甕的。在“釣魚式”執法中，受騙車主多為公司上班、有兩人為私人老板司機。欺騙他們的“鉤子”各出奇招，有說“家人出車禍急著趕去”，有扮成急著要生孩子的孕婦，甚至還有“鉤子”一手吊個鹽水瓶去攔車的。對此，閔行區相關部門公開在電視媒體上表態，他們的執法是合法的。據了解，民間鉤子數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規定舉報有獎，每輛次獎勵500元。當年，甚至還出現了一名女“鉤子”被黑車司機殺害的惡性事件。這些職業舉報人形成了有組織的群體，一般有一個“鉤子頭”和執法人員聯系，每個“鉤子”頭各有地盤。一個成熟的鉤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證據充分，月收入少則三五千，多則五六千元；鉤子頭一年可達十幾萬。一條黑車執罰產業鏈似乎悄然形成。4對非法營運的黑車進行處罰，是基于社會管理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這本無可厚非。對非法營運的處罰也有其現實的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中都有所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六十四條規定：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經營的，由縣級以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責令停止經營；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2萬元的，處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執法者為了實現打擊非法營運，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而設下執法圈套造成了嚴重的后果。這是對社會普遍認可的正義和道德秩序的一種破壞。一個政府的權威由其一貫的良好作風，如民主、公平、公正、透明的形成，人們發自內心的對其產生信任。但政府作為執法者一方面標榜自己維護秩序和正義，一方面采取釣魚式執法的方法，這就違反了執法正義的初衷，會造成社會整體的正義觀的動蕩，甚至引發社會的秩序混亂。

另一方面，也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例如，在特定的案件中，對正義的追求使執法者、司法者犧牲了有序的連續性。為正義的利益而背棄了既定規范的要求有時候被認為是必要的，但是應當看到這種犧牲是有代價的，比如社會秩序在一定時期內的退步。美國著名的“米蘭達規則”的產生有其深刻的原因。既是迫于當時的社會壓力，又是對種族歧視的自我反省，聯邦最高法院想真正對典型的被告人提供保護，就要借助于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判例。因此，1966年誕生的米蘭達規則，不能說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及當時社會現實的結果。最終聯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對米蘭達強奸案作出判決，以米蘭達規則代替了長期以來的“自愿性”測試。米蘭達規則包括沉默權和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 4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3904.htm，2009年10月24日訪問 兩個部分，這在一定意義上被視為美國法律的程序正義中的一個大的突破。但應當看到，米蘭達規則產生伊始，哈蘭大法官就對其可能放縱犯罪的結果及其所帶來的社會成本表示了憂慮。很多學者也認為，米蘭達規則會造成巨大的執法障礙，嚴重影響警察破案率，造成放縱犯罪、威脅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嚴重后果。根據早期的調查數據顯示，米蘭達判決之前的訊問成功率為55%到60%。例如，1960年加里佛尼亞州兩個城市中的自白率分別為88.1% 和58.1%。1961年底特律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白率為60.8%，到1965年稍稍降低至58.0%。1960年紐黑文的自白率為58%-63%。但根據卡塞爾在1996年對鹽湖城地區檢察官辦公室進行的實證調查的數據，總體的自白率僅有33.3%，明顯低于米蘭達判決之前的水平，因此能夠驗證米蘭達規則使自白率有所降低的假設。同時，在未實行米蘭達規則英國和加拿大，自白率都超過60%，英國警察在61%-85%的案件中都能得到嫌疑人自白，在加拿大這一數字為70%，這些也說明美國適用的米蘭達規則對嫌疑人自白有抑制作用。5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米蘭達規則的確造成了對既成的社會秩序的沖撞，并導致社會秩序在一定范圍內的破壞。

綜上所述，秩序和正義都作為法律的價值在實際生活中會產生沖突，可能出現犧牲一方偏頗一方的情況。但是，秩序和正義之間的沖突并不是不可調和的。相反，在一個健全并行之有效的法律規范體系中，秩序與正義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表現為正義表征著秩序；正義是秩序的內在規定性；秩序和正義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等。而這一切的關鍵可以歸結為，秩序與正義的衡平。

三、秩序與正義的衡平

（一）制定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規范制度

正如博登海默在《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論述的那樣，法律是秩序與正義的綜合體。因此，要實現秩序與正義的衡平，首先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規范制度。這就要求法律在形式效力上能夠實現社會秩序的建構和維系，還要反映社會整體的正義觀念。只要一個法律制度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和要求，社會就會認為該項法律制度是正義的，或者其合理程度至少是能為人們所接受的。“法律必須是穩定的，但不可一成不變。”羅斯科·龐德的這句話揭示了一個永恒而無可辯駁的真理。因此法律規范制度形成以后也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隨著社會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律也要隨之有一定的調整，使之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其所代表的正義相適應。法律本身的穩定性、確定性并不足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還必須服從這種發展進步所提出的正義要求，這就涉及法律的修改問題。法律的修改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可能是緩慢而漸進的，但它的確會使原有的社會秩序產生一定的變革，因此，必要的法律修正要選擇在適當的時候有序的進行，并且要對法律的修正而受到損害的人保 5 http://hi.baidu.com/ewang77/blog/item/d0ad7dadb86f94084b36d6b8.html，2009年10月24日訪問 證其損害為最低限度。

（二）法律的執行

制定一套健全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規范制度在現階段還是一個尚未達到的目標，因而就現有的法律規范制度而言，要確保秩序的維系和正義的實現就要依靠執法者和司法者的力量。現有法律尤其穩定性和確定性，這就有利于確保該項法律規則得以有效的遵守和實施，進而有利于秩序的建立。而且，如果大多數公民都分享了該項法律規則所傳達的正義觀念，那么可以認為法律規范是符合社會正義的。執法者在執法時可能會對秩序和正義的價值取向進行必要的選擇。在司法裁判中也是一樣，司法機關可能為了著重維系社會秩序而犧牲一定的正義，或者為彰顯社會正義而一定的秩序的犧牲為代價，這就是司法機關的裁量，即對法律的秩序和正義的衡平。執法和司法總的來說是為了法律的秩序作用及其增進正義的目的。但是由于人和制度規范的缺陷，即人不是神圣全能的人，制度也不是成熟的和高度發達的制度，那么執法和司法中的裁量要遵循一定的標準，或者稱之為比例原則，以實現秩序與正義的衡平。

綜上所述，完善而行之有效的法律規范制度與法律的執行是調和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正義沖突的兩種解決方式，而兩者又是法治的組成部分，因此，實行法治就成為維系社會秩序和實現社會正義的有效路徑。

四、結語

法律的秩序價值和正義價值都是法律不斷追求的價值目標，兩者不可偏廢其一。但在現階段不能依靠絕對完善而強大的法律規范實現秩序和正義的最大限度的共存，因此要調節秩序價值與正義價值的沖突，就需要對兩者進行衡平。而將兩者統一于法治化建設無疑是一個最優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法治化進程的目標，它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而且有利于社會正義的建構和實現，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民主法治建設，因此要集中力量建立民主法治制度。

參考文獻：

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2004年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第五篇：正義的理想與誤區

正義的理想與誤區

審判委員會制度可以說是我國的一大司法特色。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未有先例。司法理論一般認為，審判組織形式只有合議制和獨任制兩種。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對部分案件持有最終決定權的并非承辦法官本人或合議庭，而在于其審判組織內部設置的審判委員會。而且，無論其地位還是作用都遠超過合議庭與獨任審判員。法院設

立審判委員會的初衷在于將它作為審判工作的一個集體領導機構，總結審判經驗，討論、決定重大、疑難案件和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重要問題。從設立至今，審判委員會充分發揮了集體領導的作用，在避免錯案的發生、提高辦案質量等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從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訴訟正義。然而，隨著我國司法改革尤其是審判方式改革的不斷深入，現行審判委員會制度日益背離公開、高效的審判機制改革的價值方向，在回避制度、受案范圍和工作運行等方面的矛盾與不足也日益凸顯。這不僅影響案件審理的質量和辦案效率的提高，更從根本上妨礙了訴訟程序的公正與司法正義的實現。可以說，審判委員會制度設立的初衷固然美好，也曾在一定層面上發揮作用，但是其在新的實踐中卻日益偏離正義的理想，進入了萬劫不復的誤區。

一、我國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中國審判委員會制度脫胎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的審判委員會制度。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統的司法機構，審判機關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級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縣、區裁判部設部長、副部長、書記、裁判員若干人，并設立裁判委員會。在隨后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1941年邊區各縣成立了裁判委員會，1942年8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條例》正式頒布實施，裁判委員會、裁判研究委員會逐漸演變成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審判委員會，這可以說是新中國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的雛形。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據地學習前蘇聯司法制度，強調黨對審判工作的具體領導，以避免資本主義國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獨立可能形成的獨斷，則進一步加速了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頒布的《東北解放區人民法庭條例》規定，村、區人民法庭組織審判委員會，由農民代表大會選舉的若干人、上級政府委派一人組成，有權判決：當眾坦白、賠償、罰款、勞役、褫奪公民權、有期或無期監禁、死刑，或者宣布無罪。該條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審判委員會”的名稱。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的審判委員會雖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審判組織，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體，掌管司法決定權的政府機構，但當時的審判委員會與現行的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在名稱、議事規則、目的和任務方面存在諸多相同或類似。

新中國建立伊始，依據《共同綱領》的規定：“廢除國民黨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廢除舊制度，開始了建立社會主義性質審判制度的歷程。創立之初的人民審判機關大多沿用解放區的群眾式審判模式。1950年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上，司法主管機關提出了一個初步的法院組織草案，提出了建立審判委員會。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暫行條例》第15條規定，省、縣級人民法院設審判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審判庭長及審判員組成。審判委員會負責處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難案件，并為政策上和審判業務上的指導。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以下簡稱《人民法院組織法》）正式頒布，規定在我國各級法院內部建立審判委員會，作為對審判工作的集體領導組織，并總結審判經驗，討論重大、疑難案件和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問題，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審判委員會的職權。1955年3月10日，召開了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宣布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審判委員會的工作制度。隨后全國各級法院都相繼組建了審判委員會。從此，審判委員會作為一種法定制度被正式確立起來。

依據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審判委員會的任務是總結審判經驗、討論重大或疑難案件和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問題。在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強調它總結審判經驗的職能，附帶研究重大疑難案件。這一時期對不同審級法院的審判委員會要求是有區別的，中級以上的法院的審判委員會主要是總結審判經驗，而基層法院的審判委員會則側重于解決重大疑難的個案問題。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左傾思想主導了司法工作，各級法院成了為扭曲的政治路線服務的工具。有些地方審判委員會的部分職能則由諸如“院務會”等機構來完成，審判委員會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1962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這段時間里，審判委員會同中國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徹底砸爛。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司法制度開始重新恢復和發展。1983年《人民法院組織法》重新修訂，法院內部的審判組織機構設置相對

規范，作為人民法院內部對審判工作實行集體領導的組織，其地位被重新確認。恢復后的各級法院審判委員會在審判實踐中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審判人員特別是基層法院的審判人員素質較低，法律又不夠健全的情況下，集中集體指揮基本保證了案件審判質量和司法公正。

從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創建過程可以看出，中國審判委員會的建立是由歷史、政治

和觀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幾千年來我國封建社會一直沿襲司法與行政合一，行政機關中的行政長官統領行政權力，兼行司法職權的體制。在各級司法兼行政機關——衙門內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階的長官統領的集權性行政權力層級模式，這種被現代司法組織原則所不取的層級組織模式在我國具有很長的歷史淵源，并仍能在司法機關中找到影子。新中國建立后，我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審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國前革命根據地的司法機關普遍實行集體領導，有在政府系統設立裁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的傳統，審判委員會的設立與我國司法傳統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極大的親和力。即在制度建構中，中國傳統的司法官僚化使審判委員會制度暗合了某種文化心理。我國法院內部似乎在審判制度建構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當濃的權力等級結構。相比之下，獨任庭和合議庭處于權力底端，審判委員會處于頂端，從而更具權威性，它的決定合議庭和獨任庭必須執行。

其次，新中國成立后，廢止了國民黨政府的《六法全書》，革除了國民黨政府原有的法學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師作為專業司法人員的資格；打碎了舊的司法體制，創建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司法體系，由于審判法制建設面臨百業待興的局面，司法干部極其缺乏，當時法院法官絕大部分由工農干部組成，法官的素質整體上低下，有必要對審判工作采取集體決策的方式，以保證審判質量。

最后，是大陸法系和前蘇聯審判體制的影響。20世紀初，在現代法律制度的選擇中，我國更多地參照了大陸法系傳統。新中國的法律也深受大陸法系的影響。與普通法系國家相比，大陸法系在法院的內部組織結構中帶有較強的等級色彩，強調上位權力對下位權利的制約與指導，法院結構體系帶有濃厚的官僚層級味道。法國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國聯邦法院中的“大聯合會”、日本除簡易法院外各級法院內部設置的“法官會議”都與我國的審判委員會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處。而20世紀40年代引進的前蘇聯司法審判制度強調黨對審判工作的具體領導和干預，強調集體智慧，都給構建中的中國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記，使審判委員會制度成為必要與可能。由院長主持、由庭長及資深法官組成的這一組織即可實現政黨及領導層對審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義理想的初衷：現行審判委員會的職能

審判委員會是人民法院內部的最高審判組織。根據現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我國各級人民法院都設立審判委員會，實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設立初衷是為了有利于發揮集體智慧，提高審判質量。《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0條規定:“審判委員會的任務是總結審判工作經驗，討論重大的或者疑難的案件和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問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的通知第22條規定:“規范審判委員會的工作職責。審判委員會作為法院內部最高審判組織，在強化合議庭職責，不斷提高案件質量的基礎上，逐步做到只討論合議庭提請院長提交的少數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總結審判經驗，以充分發揮其對審判工作中帶有根本性問題、全局性問題進行研究和作出權威性指導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的說明(以下簡稱《綱要》說明)，也對審判委員會的職責和作用作了進一步解釋。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綱要》及《綱要》說明的有關規定，現行的審判委員會的設立初衷應當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總結審判經驗

理論來源于實踐，訴訟理論也是來源于審判實踐。我國各級人民法院在長期的審判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各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應當進行及時地總結，既要研究歷史經驗，又要研究改革開放中的新問題，抓住問題的本質，使具有普遍意義的具體經驗，轉化為訴訟理論，這就完成了實踐到理論的過程。理論來源于實踐，又服務于實踐。從審判實踐中獲得的訴訟理論，又反過來服務于審判實踐，以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審判案件，保證案件的質量，從而維護法律的尊嚴。此其初衷一。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為我國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各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委員會應當把工作放在對審判經驗的總結，保證司法公正，使司法審判能真正做到解決社會矛盾，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維護、促進、保障和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這樣的現實似乎使審判委員會者一設置初衷顯得尤為必要。

（二）討論重大、疑難、復雜案件

首先涉及到對重大的、疑難的、復雜的案件認定。當前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質、簡繁程度、影響范圍等三者結合的劃分標準，來確定是否是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審判委員會作為法院內部最高審判組織，并不是對所有的案件都進行討論，而是只對少數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件進行討論，解決這些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此為審判委員會設立初衷之二。

（三）對審判工作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問題進行研究并作出權威性指導作用

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聯系與區別。合議庭是人民法院實現其審判職能的組織形式，它的全部活動所能達到的目的，是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證實體法和訴訟法的貫徹實施。而審判委員會是人民法院集體領導審判工作的組織，其重要的任務和職能之一是對審判工作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進行研究并作出權威性指導作用。審判委員會和合議庭的關系是指導與被指導、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審判委員會對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作出權威的解釋或決議，為合議庭的審判提供支持與指導。兩者在某種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補的。此其設立初衷之三。

三、正義理想的現實建構：審判委員會的組織構成和運作

審判委員會制度保障正義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繪，審判委員會的組織構成與運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構的現實基礎。

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三大訴訟法的規定，我國現行的審判組織包括獨任庭、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三種形式。但是，在審判委員會的人員任職資格和組成上，法律沒有像對獨任庭、合議庭那樣按照法院的不同級別作出詳細規定，實踐中通常依照行政機構模式決定審判委員會的織織構成。審判委員會由本院院長主持，實行委員會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活動，委員由院長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免，一般由院長、副院長、主要業務庭庭長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資深法官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會議”的特征。

法律雖然沒有規定審判委員會的組織構成，但明確了審判委員會的工作任務:總結審判經驗，討論重大的或者疑難的案件和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重大問題。司法實踐中審判委員會主要行使“討論”案件的職能。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案件分提請討論和討論決定兩個步驟。合議庭成員對案件認識存在分歧，認為案情重大、復雜，難以作出決定時，由審判長向庭長匯報，庭長與合議庭意見不一致的，再由庭長向分管副院長報告，副院長提出意見，要求合議庭重新審查后，若意見仍不統一，則由副院長向院長報告，最后由院長決定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院長作為法院的行政首長，有時在合議庭作出決定前，直接決定將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這即是案件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程序。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時，由承辦案件的法官向審判委員會陳述案情，匯報合議庭意見，或者由審判委員會成員傳閱案卷，審判委員會成員可以向承辦人提出問題，最后由審判委員會全體成員表決。對于審判委員會的表決結果，“合議庭應當執行”。

四、正義理想的實踐：審判委員會制度的正面效應

審判委員會制度實行至今，我國特有的這一司法組織已在事實上被人們所接受和認可。審判委員會制度在解決糾紛，懲治打擊犯罪，保護無辜方面發揮著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為合理的”，有學者認為審判委員會制度在我國的存在“具有語境化的合理性”。這雖然不能成為保留審判委員會制度的理由，但審判委員會制度所經過的歷程，證明其在司法實踐中必定具有一定積極作用。一般認為審判委員會制度對司法實踐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審判委員會制度為排除當事人干擾，遏制個別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敗、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種進路。審判委員會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討論案件時給予每個成員發表意見的權利和機會以及不受他人干預的獨立表決權，案件裁判結果由多數人意見決定。“顯然你可以悄悄買通一(獨任審判)、兩個人(合議庭審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難買通9個人(指審判委員會的人數，盡管原則上并不要求一致通過)”。

換言之，案件當事人試圖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審判委員會，使其作出違背事實和法律的對其有利的判決，比左右獨任庭、合議庭要困難得多。而且，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與當事人之間的接觸，可以阻止當事人對案件審判結果施加不良影響。獨任庭、合議庭成員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觸當事人，至少與當事人在庭審中有一面之交，當事人一般都會向審判人員表明自己對案件裁判結果的期望，有的甚至會以某種暗示方式威脅審判人員，給審判人員造成心理壓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種于已有利的判決。而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時，當事人無權參與討論或旁聽會議，審判委員會成員勿需考慮是否會遭遇當事人報復，思想上沒有負擔，可以客觀公正地對案件作出判決。所以，審判委員會比獨任庭、合議庭更容易排除當事人干擾，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減少司法腐敗，避免司法不公。

（二）審判委員會制度為從整體上保證對案件認定清楚，適用法律準確，實現實質正義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動售貨機”，一邊輸入案件事實和法律條文，另一邊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觀的判決。案件審判是一個復雜的邏輯思維過程，而非機械地套用法律條文，他要對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作出基本的判斷。在認定案件事實時，法官需要根據原被告雙方提供的證據進行考量，對其真偽性作出判斷，證據是否與案件事實有關（關聯性），能否證明案件事實（是否充分），然后綜合全案證據，根據法律規定的證據規則和證明標準來認定案件事實。這實際上是一個心證形成與不斷加強的過程。審判人員在認定案件事實的基礎上，再根據自己對法律的理解適用相關法律對案件作出判決。

要做到對案件準確地適用法律，首先必須正確地理解法律條文。同樣的規定常常因個人理解不同而導致差異，甚至截然相反。審判委員會成員多比獨任庭、合議庭人數要多，能夠集思廣益，因而審判委員會比獨任庭、合議庭在對案件事實認定上更易達到客觀真實，適用法律更準確。審判委員會制度還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統一該法院轄區的執法標準，達到該地區法制統一。

司法實踐中，尤其在建國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審判委員會充分發揮了集體領導的作用，在減少錯案的發生、提高辦案質量等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正義的誤區：審判委員會制度的負面效應

正義是法律制度所要實現的最高目標和理想，也是人們用來評價和判斷一項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當根據的價值目標。正義通常被劃分為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英國有句諺語：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還應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發現。其中的“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發現”意指程序正義。

審判委員會制度設置的初衷無疑是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義。但是，由于審判委員會制度對于程序正義的違背，終究使這一制度走向了它設立初衷的反面。

理論界認為，審判委員會制度嚴重妨礙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實現，是當前庭審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礙。審判委員會制度的設計理想基本落空，現實實踐不幸進入了誤區。

我們認為，審判委員會的建立與現實運行中有幾個問題是沒有解決好的。正義的理想在現實運行中出現了許多弊端，這又與其設立時的“先天不足”又不無關系。總結審判委員會制度的負面效應，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現行審判委員會設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學理上缺乏支持

我們認為，現行審判委員會的設立缺乏合理性，違背了憲法確立的基本原則，從而影響了審判機關的獨立性，不利于法官隊伍素質的提高，不能保證裁定、判決的公開性和公正性與訴訟程序的正義。

1．委員會制度違背司法獨立原則。

司法獨立，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和確立的一項基本原則。司法獨立能夠確保司法權的公正行使，避免審判過程和裁判結果因受到外來干擾和影響而導致不公；保證法官公正無私地進行審判，無論判決是否對其有利，判決結果均為訴訟雙方所普遍接受，從而增強法院、法官在人們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為人們心中的信仰。司法獨立能否切實得到實現是實現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

國際通行的司法獨立原則包括審判獨立和法官個人獨立。一方面法院審判案件，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上級法院，都不得對其施加壓力，干預案件審判過程和判決結果;另一方面，法官審判案件時，其作為個體也是獨立的，不受其他機關、各級法院院長及同事的影響和干預，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從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獨立對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獨立是司法獨立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法院的整體獨立，就不可能有法官個人的真正獨立;“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核心和目標”，是司法獨立的最終表現。由于受司法機關行政化思想的長期影響，我國司法獨立“強調人民法院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從事司法審判活動，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換言之，我國司法獨立只是指法院獨立，而不涉及法官個人獨立的問題。“民主集中制”在審判工作中集中體現于審判委員會制度之中，實際上構成了獨任庭、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之間的一種“行政領導”關系，審判委員會、法院行政領導可以隨時干預獨任庭、合議庭審判案件，“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行”。然而審判權的獨立性實際體現在審判者依據其對事實的認識和對法律的理解獨立地對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動受到沒有審理案件的人的影響和干擾，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獨立。因此，不可否認，審判委員員制度是影響司法獨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審判獨立的侵犯，那么試圖通過這一制度設計來排除外界對司法審判的干擾就不存在現實的可能性。

2．現行審判委員會的組成及運行缺乏嚴格、公開、協調一致的立法

現代國家組織，尤其是審判組織必須是嚴格依法運行。在當今世界上法制完備的國家的法院組織法中，對審判系統內的任何—個機構或組織的設置及其運行，都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并且彼此協調。各個機構都是與其整個司法系統協調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很難保證程序的正義。

在我國人民法院組織法設立的審判委員會機構中人員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顯然存在立法不完善、不協調。審判委員會委員由院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任免，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由院長主持。這樣的法律規定表明，客觀上使審判委員會的司法權隸屬于院長行政權之下。在操作上，審判委員會也缺乏科學的、具體的法律程序立法規定，其行為都是秘密進行的，不具有公開性。《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0條規定了審判委員會的職能，但縱觀《人民法院組織法》里沒有任何關于“決定”案件的職權和功能與審判委員會的調查、質證、回避、異議案程序的規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行。”并且不負錯案追究的責任。這樣就給了這個組織很大的任意性，并造成了審判工作的不協調。因此，有學者指出，審判委員會對案件所作的決定被視為“判決之上的決定”，“其效力明顯優于判決、裁定和一般的決定”。即使合議庭多數成員意見與審委會決定不一致，合議庭也必須依據審委會決定作出判決;而且判決仍由合議庭成員署名，只不過要注明“本案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審判委員會職權、功能在法律規定上的不一致、不明確，表明了存在立法和認識上的矛盾。

3．現行審判委員會制度違背了審判公開原則

審判公開是當今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是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標志，它包括審判活動的公開和審判人員的公開。而審判委員會決定案件一般由“主辦人”匯報案情，如當事人爭議的事實，雙方各自的證據、理由，合議庭對證據和事實的認定后提出適用法律以及最后處理意見。這些都是在當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秘密”進行的，對于不利于自己的證據和意見，當事人無法提供相反的證據，也無法進行辯解，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變相”地剝奪了當事人的舉證權、質證權、辯論權和辯護權。而審判委員會委員根據匯報的情況各自發表意見，最后少數服從多數形成決議。這實際上是在審判委員會委員未直接聽證的情況下，對案件又進行了一次審理，而這是在不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不符合公開原則。再者審判委員會的成員也是不公開的，它具體由哪些人組成，研究某一具體案件時有哪些審判委員會成員參加等，都沒有公開的程序，缺乏透明度。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是典型的“黑箱操作”。這樣不但不能體現審判公開原則，使合議庭審理案件成了走過場，程序公正更是無法實現。

審判人員庭審時受到當事人的“威逼利誘”從而采用審判委員會制度，乃至審判的不公開，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其結果只會因小失大，付出更大的司法代價。

4．現行審判委員會制度違背了直接審理原則，導致審、判分離，違背了訴訟的基本規律

所謂直接審理原則，是指凡是參加案件裁決的法官，必須親自投身于該案庭審之中，直接聽取當事人之間的言詞辯論，耳聞目睹當事人雙方的舉證、質證活動，掌握第一手資料。沒有直接參與庭審的法官，不得對案件的判決發表意見。直接審理原則，使“審”與“判”統一于同一主體，防止了中間環節傳導過程造成的“失真”。而審判委員會委員在討論案件時，一般都沒有直接參加庭審，而是僅僅根據案件主審人的口頭匯報和書面材料就作出決定。這樣，當事人在庭審中所作的種種努力就難以對判決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庭審活動自然會趨于形式化，審、判脫節的現象也由此而生。這顯然有悖于直接審理原則，違背了審判活動的基本規律。

審判人員審判案件是認識案件的過程，應遵守認識規律。法官在審判案件前并不了解案情，其對案件的認識是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通過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審查判斷，依照一般經驗形成心證。這種心證只有法官在親自參加法庭審理，直接聽取各方的意見和耳聞目睹證據的基礎上才可形成，才具有可靠性。但是，司法實踐中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時，審判委員會成員之間傳閱案卷或由承辦案件的法官向審判委員會匯報案情概要，承辦人的“匯報”和庭審筆錄都是“傳聞”。由于“傳聞”缺乏可靠性，為了排除“傳聞證據”在案件裁判中的運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別確立了直接、言詞原則和“傳聞證據規則”。大陸法系的直接、言詞原則要求裁判案件的法官必須在具有出庭能力的被告人、檢察官和其他訴訟參與人親自出席法庭的條件下，直接接觸和審查證據;證據必須經法官直接采證獲得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各方在法庭上提出證據和主張，對實物證據發表意見及反駁對方的主張，均得以言詞方式進行，任何未在法庭上以言詞方式提出和調查的證據均不得作為裁判案件的根據。與之相類似，英美法系的“傳聞證據規則”是指某一證人在法庭外就案件事實所作的陳述內容被他人以書面方式提交法庭，或者由其他出庭證人向法庭轉述或復述，這種書面證言和轉述證言均為“傳聞證據”，不得作為定案根據。大陸法系確立直接、言詞原則和英美法系規定“傳聞證據規則”的原因，不是因為書面證言和“轉述”、“復述”與案件事實無關，而是“由于傳播過程中的錯誤以及人為的欺騙，傳聞證據很容易被歪曲：它不來源于在場的證人，該證人既不能對其證言起誓，也不會受到質證，因而其可信程度得不到檢驗”。審判委員會成員沒有參與案件開庭審理，其裁判依據都是“傳聞證據”，依據的不可靠性決定了其結論的不可靠，決定了我國設立審判委員會制度的最初目的——追求實體正義的不可實現性。

為了排除當事人的不正當影響而使審判分離無異于本末倒置，“倒污水時將孩子一起倒掉”。

5．現行審判委員會制度與回避制度相矛盾

司法要保障程序正義，何謂程序正義，內涵因國而異，但“自然正義”作為一項十分古老的在羅馬時代和中世紀便已被人們所接受的程序正義標準。“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義”的一項基本要求。它要求法官保持中立，要求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法官不得審理該案件，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因個人私利枉法裁判，使任何正直的人在外觀上不對法官裁判的公正性有任何懷疑。所以，各國在訴訟立法中一般都規定了回避制度。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了當事人申請審判人員回避的權利和審判人員應當回避的具體情形，但是，由于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程序和方式使當事人無法知道案件是否需要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哪些法官屬于審判委員會成員，當事人享有的申請審判人員回避的權利只能徒具虛名。

設置回避制度的本意，是為了排除與當事人有牽連或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或其他關系，可能影響案件公正審理的法官參與案件的審判，從而保證公正原則的實現。這是當今世界各國訴訟制度中確立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當事人最重要的訴訟權利之—。人民法院要真正保障當事人的這一訴訟權利，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審判該案的法官必須公開，或者說案件的當事人必須知道由誰來審判這一案件。如前所述，審判委員會的成員是不公開的，而公開的合議庭成員卻又沒有判決權，當事人面對審判委員會的成員的“黑幕審判”無法行使申請回避的權利，合議庭的成員的回避制度也形同虛設，毫無意義。

因此，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實際上不但沒有能夠排除干擾，防止司法腐敗，保障司法正義，反而為司法審判提供了一種潛在的不公審判的可能危險。

（二）現行審判委員在實踐運行中出現偏差，“后天難補”，問題頗多

從當前實踐中看，審判委員會制度在其運作過程中也存在—些問題，是造成目前我國法院法官素質提高不快，浪費人力財力，司法活動效益不高的—個重要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審判委員會的存在使審級制度合議庭、獨任審判流于形式

我國的法律中規定的審判委員會制度使我國法律中規定的審級制度、獨任審判、合議庭流于形式。本來，三大訴訟法對案件的審理作了全面的規定，對于簡易案件，由審判員獨任審判；其他案件，一審由審判員或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審理；而二審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審理。而由于審判委員會的存在，打亂了這一制度建構的合理性。司法實踐中，案件明明是審判委員會作出的決定，卻合議庭的名義發出；更有甚者是審判委員會先定下調子，再讓合議庭審判，走個過場，嚴重打擊了審判員的積極性。

3．現行審判委員會定案的責任不明，不利于落實錯案追究制

當前，全國大部分法院都在建立健全錯案追究制度，這對于提高審判質量、維護司法公正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由于審判委員會的運行是不公開的，從而使其不受社會監督，而法律對其監督沒有規定。一旦出現錯案，責任歸屬自然難以確定。法律上對審判委員會作出的裁決沒有規定任何應負的責任，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對其約束的法律規定，這樣審判委員會就有超越程序法規定的特權，成為法院內部院長控制下的不負任何責任的最高審判組織。同時，由于法院內部審判委員會的領導地位，造成各庭法官對審判委員會的嚴重依賴，責任性不強。表面上是層層負責，實際上是層層推諉，誰都不承擔責任，“人人有責”其實就是“人人無責”。對于錯案，責任不明，無法追究。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司法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4．現行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范圍過大，影響及時判決和訴訟效率

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0條的規定，審判委員會有以下三項職責：一是總結審判工作經驗;二是討論重大的或者疑難的案件；三是討論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問題。但是，由于立法沒有對重大、疑難案件的范圍作出明確界定，學理上也沒有統一的嚴格標準，加上可能還有其他因素的考慮，如合議庭或主管院長常以所謂疑難或意見不一致為由將一般案件提交審委會，致使大量案件，包括一些普通案件，都被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明顯超出了法律關于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規定，使審委會成了大合議庭。由于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過多，客觀上沒有時間和精力及時討論決定每一個提交上來的案件，加之法律又沒有對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時間作出明確規定，致使許多案件在庭審結束后，要等很長時間才由審判委員會進行討論。討論后，有的案件即可作出判決，有的還要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造成少數案件長期懸而不決，甚至嚴重超過審判期限。

4．目前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并不一定能保證案件的質量

因為審判委員會委員是由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和各庭的庭長組成，這些人除了對本專業的案件和本庭的案件比較熟悉外，對并非本庭和本專業的案件則說不出所以然，這里除了對案件的情況不熟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審判委員會的委員并非都是精通各門法律和熟悉各類案件的全才，許多法院院長、副院長原先大多是從其他行政領域調任的領導干部，業務素質并不過硬。因此，審判委員會決定案件，在某些情況下并非是一些內行在決定案件。同時，由于前述的原因造成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范圍過大，數量過多，在有限的時間內，審判委員會和委員無法充分了解案件，加之匯報案件的辦案人員在有限的時間內無法詳細匯報案情，所以，在這種倉促的程序下確定的案子質量是難以保證的。

另外，認為審判委員集體討論案件比合議庭更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的說法也值得商榷。由于行政級別的存在及中國“熟人社會”的現實，結果很可能不是排除干擾，而是“一只蒼蠅壞了一鍋粥”。而且人數多少并不決定結果的正確與否，少數人可能掌握著真理，而多數人也可能形成暴政。

六、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審判委員會制度的理性建構

面對正義的理想與誤區，理論界對審判委員會制度設計進行了反思。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存廢問題引起了學者的爭議。

有學者為審判委員會制度作了一番“溫和的辯護”，認為應當支持而不是廢除審判委員會制度。審判委員會對于基層法院的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就總體來說是利大于弊。如果將其廢除，在目前的法院體制下，只會更進一步強化法院的行政化色彩。由于法官素質較低，審判委員會違反審判規律的現狀是難以避免的。

也有學者認為應改良審判委員會制度。應調整審判委員會的地位，擴大合議庭、獨任法官的職權。審判委員會應將重心放在宏觀的審判工作指導及經驗總結上，對具體案件的指導，應嚴格限制于重大、疑難案件，審判委員會也應實行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或取消統一的審判委員會，成立若干專業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對審判組織的處理意見行使否決權而不是變更權。

另外還有比較激進的學者認為應廢除審判委員會制度。審判委員會的根本缺陷是無法通過現行司法體制內的改良來彌補的，其正面作用不大，負面影響卻不小，且會永久性地危害我們的司法制度，與其在穩固審判委員會這種難以增進司法公正的事業上下功夫，不如用更多的心力去探索如何以司法而非行政的形式和機制去解決目前中國司法所面臨的問題；實行真正的審判公開，將案件的處理權真正賦予合議庭或獨任庭，既符合世界各國司法的通則，又體現了司法的真正獨立。

我們認為，第一種意見將法官素質低下作為審判委員會制度存在的根據是片面的。現階段司法質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化的法院體制和不科學的法官遴選制度，法官素質不高是其必然結果而非根本原因。建國50多年來，審判委員會不僅沒有改善法官素質低下的狀況，相反，它與現代法治原則的沖突日益加劇，成為實現程序正義的障礙。修修補補的改良只能是暫時的。由于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存在使法庭審判過程喪失自治性，損害了訴訟基本原則與基本制度，不僅有礙訴訟程序的公正，也影響案件質量和辦案效率的提高，可考慮取消審判委員會制度。但是，激進地要求立即取消這一制度似乎也未可取。一項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漫長的，取消一項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慣性的，且一項制度長期存在后必然會形成一系列與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應工作方式。因此，對審判委員會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漸進。結合中國當前司法現狀與司法改革的目標，充分考慮司法保障正義的理想與實踐現實，我們認為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可以分為兩部分：

(一)追逐理想：樹立審判委員會改革的遠期目標

司法正義永遠是我們追求不息的目標與價值。出于對中國審判模式的遠景構想，我們終究應該將擯棄審判委員會制度確立為改革的遠期目標。我們認為可以：

1．將重大或疑難案件的審判與一般案件的審判區別開來，把重大疑難案件交由另外的審判組織直接審理。我們的近鄰日本在這方面的做法為我們可資借鑒。日本最高法院將15名大法官分為3個小法庭(5人一庭)，全體大法官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審理，重大案件必須由大法庭審理。參照上述做法，我們可以在刑事、民事等各業務庭中組成兩種合議庭，分流審理。院長、副院長、庭長等可以通過參加合議庭的方式參與案件審判，確保重大、疑難案件的審判質量。

2．成立各項審判的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不是行政職務，更不是一種待遇，不應當與職級掛鉤，主要由各項業務的分管院長、庭長、副庭長及業務能力強的審判員組成，應具有較高的法學理論水平，其進入可設置一定門檻，如合理的考核考試等，其任務是總結審判工作經驗；研究審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并提出指導性意見，對一些具體案件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也可以進行研究，提出傾向性意見。但這種咨詢委員會與審判委員會性質和任務顯著不同，它只是一種業務指導性機構，不是審判組織，不具備實體審判權。其對案件研究的記錄不必入卷，審判組織對其咨詢性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其對審判結果也不承擔責任。裁判結果被證明是錯誤的仍由法官和合議庭負責。

3．最高法院建立司法解釋委員會。主要由首席大法官、大法官組成，專門負責對種種法律的解釋和對各地法院適用法律中遇到問題的答復，以排除司法的地域差異過大，使審判標準趨向統一。

(二)立足現實：審判委員會改革的近期方案

近期內對審判委員會的改革，應成分考慮社會現實與司法實際，改革措施應該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因此我們認為：

1．針對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過多過濫，可考慮擴大合議庭職權，減少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數量。首先要通過深化審判方式改革，強化合議庭職責，提高審判人員素質，還權于合議庭，提高案件當庭宣判率，減少審委會研究案件的數量;其次要嚴格界定重大疑難案件的范圍，明確重大、疑難案件的具體標準，減少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數量，限制乃至剝離審判委員會的個案審理決定權，實現審判委員會工作重心向“總結審判經驗”復歸，使審委會從繁忙的案件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深入學習新頒布的法律、法規，研究解決審判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總結審判經驗，加強宏觀指導，提高整體司法水平。

2．針對審判委員會人員組成方面的問題，可考慮改革審判委員會委員的任免組成制度，通過嚴格公正的考試、考核方式吸收優秀的法官作為成員，并且規定任期和考評方式，建立“可進可出”、充滿生機活力的審判委員會。在審判委員會人員的組成上，要打破論資排輩，摒棄與行政級別掛鉤的做法，做到唯才是舉，唯賢是用。通過推薦測評考核，大膽起用一些審判經驗豐富、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優秀審判員充實到審判委員會，建立優勝劣汰、能者上、庸者下的競爭機制，確保審判委員會的活力和最高審判權威及業務權威。

3．針對審判委員會缺乏回避制度的弊端，可考慮引進并嚴格執行回避制度。具體作法是合議庭在休庭評議后，認為該案需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應在繼續開庭后將這一評議情況告知當事人，并同時宣布本院審委會的組成人員，告知其有申請回避的權利，這樣做既避免了當事人申請回避權利無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防止“暗箱操作”，實現司法民主和司法公開、公正的真正實現。

4．針對審判委員會評議案件審判分離的尷尬，可考慮實行審委會旁聽制度。各級人民法院對于可能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重大案件或者疑難案件，庭審時要求審判委員會委員必須到庭旁聽，直接聽取當事人的舉證、質證、辯論和陳述，對于沒有參加旁聽的委員，一般不應參加審委會對該案的研究，目的是確保審判委員會全面準確地吃透案情，增強感性認識和整體認識，從而為上升到理性認識和做出正確判斷奠定基礎，從而真正保證案件的質量，發揮審判委員會的職能作用。

5．針對審判委員會與合議庭和法官之間權責不明確，可考慮加大合議庭和法官職責，大力推行審判長負責制。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49條，就對審判委員會的實體案件決定權作了進一步的限制，規定“對于疑難、重大、復雜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行”。即是說，審判委員會的個案審理決定權僅限于“疑難、重大、復雜”案件；而且，案件是否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合議庭有先決權，只有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案件，才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而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頒發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規定應建立符合審判工作規律的審判組織形式，推行審判長和獨任審判員選任制度;并規定“在審判長選任制度全面推行的基礎上，做到除合議庭依法提請院長提交討論決定的重大、疑難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由合議庭審理并作出判決”。在此綱要中，較之訴訟法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審判委員會直接討論決定的案件范圍又有所縮小，不包括“復雜”類案件。作為改革的過渡期，雖然依舊保留了審判委員會作為法院內部最高審判組織的存在，但其受案范圍已受到限制。主持審判工作的審判長有了更多自主權。審判長擁有合議庭選任權、案件審理權和判決書簽署權，并對案件的審理負全權責任。同時，審判長權力的擴大與職責的增加同職業風險具一致性，在出現錯案情況下，審判長負主要責任，具體承辦人員負相應責任。這就避免了目前審判委員會不審而判，責任卻由無決定權的承辦人承受的不合理現象。

6．針對審判委員會運行機制不規范，可考慮健全內部運行機制，規范審判委員會議事規程。設立審判委員會專職工作機構，保證審判委員會工作的正常開展；明確規定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法定人數、議事規則等，使審委會各項活動規范化、程序化、制度化。

一項制度的理性建構，是應該充分考慮制度設置的理想與實踐基礎雙重元素的。我們不能放棄對于正義理想的追求，但任何脫離實際、一廂情愿的制度設計只會進入理想的誤區，導致南轅北轍，心猿意馬。合理的中國審判模式遠景應該是對正義的理想與現實基礎作充分把握的基礎上所做的設計。因此，結合當前實際情況，修改現行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完善審判委員會制度，并最終逐步取消審判委員會這一種審判組織，完成審判模式的重要過渡，不僅是必要，而且可行。它的實施，將大大推進司法改革的進程，推動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