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教音樂的藝術風格及與中國民間音樂的融合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創立于東漢末年，在兩千多年的發展與演變過程中，道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交融，逐漸融合在一起。由于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所以它始終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沃土上，積聚了深厚的基礎和頑強的生命力，它的出現，既不能被看做是某種學說的出現，也不是某位圣人冥思苦想的產物，而是古老的中華民族若干族群文化的歷史演變與思想沉淀的結果。道教創立之時，廣泛吸收了老莊哲學、民間巫術、神仙傳說、黃老哲學、傳統方術、儒家理論、陰陽五行學說、醫學、養生學等思想，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道教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活力，對我國古代的哲學、道德、政治、經濟、文學藝術以及科技等眾多領域又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魯迅先生1918年8

月20日《致許壽裳》信中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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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雜感》一文中，魯迅又說:“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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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道教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兼容并包的文化合體，它對中華民族文化、民族意識和歷史傳統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由于音樂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持續的發展過程，作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重要組成部分的道教音樂，也必然對中國的傳統音樂文化產生深遠而重要的影響。就如同不了解道教，就無法真正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樣，不了解道教音樂，就無法了解道教，更無法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

一、道教與道教音樂的起源

道教植根于中華民族古老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在自然崇拜和神靈崇拜的基礎上，承襲春秋戰國以來黃老神仙方術和以“道”為主題的思想理論。道教尊黃帝為始祖，奉老子為道祖，稱張道陵為祖天師。教內以黃帝赴崆峒山問道于廣成子，學修長生久視神仙方術為初始。約在公元前2697年，黃帝道成后在鼎湖乘龍成仙飛舉，道歷即以這一年為啟端，如此算來距今有4700余年。老子所著《道德經》是道教立教的理論基礎，教義由此而演繹升華；老子生年因《史記》有孔子赴周問禮的記述，作為孔子同時代的年長者，約誕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距今有2570多年的歷史。東漢順帝年間(126—144年)，沛國豐人（今江蘇徐州人）張道陵，在巴蜀之地設壇靖二十四治，創立天師道以教徒眾，道教的宗教組織形式從此逐漸成熟，距今也已有1800余年的歷史。

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認為“道”乃萬事萬物之本源，宇宙萬物皆由“道”演化生成，這種理論都蘊含于老子《道德經》之中。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道教被社會所尊重有一個緩慢的認知過程。在殷商時代，我們的祖先都十分崇拜神靈，已經有多種多樣與神溝通的方式。周代神靈的崇拜信仰進一步發展，形成天神，主要包括日月、星斗、風雨、雷電所化之諸天上帝；人祖，主要是崇拜人類之圣賢和祖先所成之神圣；地祗，主要是社稷、山川、五岳、四海所化諸神。由此形成神靈體系，就是道教多神崇拜信仰的來源。“方術、巫術是它（道教）的前身。”到了戰國時期，出現了知仙方、煉仙丹的方士，于是就形成了方仙道和神仙家。秦王嬴政滅六國，天下一統后，派徐福帶童男童女到海中的神山仙島去找仙人，希望可以求得“長生不死”的丹藥仙方，這是神仙家的活動。莊子為我們描述了鮮活的神鄉仙子的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餐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西漢初期，統治者以黃老清靜之術治天下，黃帝和老子的學問被結合起來用之于社會政治，稱之為“黃老之學”。在當時，預言吉兇禍福的“讖諱之學”也很興盛。所謂“讖諱”，即隱諱秘密，為人預言吉兇的文辭、語言等行為技巧和方式。這些更為黃老之學注入了新的內容。于是將讖諱和黃老相結合，始則崇黃帝，繼之以老子。到東漢初期，道教早期的宗教組織“黃老道”便已形成。此時老子已被奉為至高圣哲。在這一過程中，宮廷和上層貴族起了相當重要的推動作用。這里必須說明—種情況，即在道教的組織形式尚未成熟之前，那些信奉研究老子“道”學的人被稱為“道家”。但是先秦、西漢的“道家”和東漢以后的“道教”，兩者雖然特征不同，但卻能夠結合在一起，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仰——老子之“道”。雖然東漢以前只有“道家”而無“道教”，但“道教”的思想萌芽早已潛伏在“道家”諸子之內。直至東漢順帝時，張道陵的天師道在西蜀鶴鳴山創立，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言》（即《道德經》）為主要經典，稱他自己所造作道書乃是出于太上老君口授。在距此時間不久的東漢靈帝時，崇奉黃老道的張角以《太平青領書》（即《太平經》）為主要經典，以“中黃太一”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而創立太平道。這兩大道教早期教派，起初都有意成為“政教合一”宗教形式，但在與社會政治勢力互動的實踐中均告破滅，于是真正意義上道教的宗教形式逐漸成熟。

“道教”之意，在于闡述“道”的理論和作為宗教形式的信仰理念及處世方式。道教，即“以道化人”。道教經典總集《道藏》積累了道教經戒、科儀、符圖等諸子要籍，是研究道教最重要的文獻資料。

道教音樂是道士們在齋蘸（注：齋蘸又稱道場，是道教的祭禱儀式，用以贊揚神仙功德以悅神，表達信徒的虔誠信奉和效法，祈神佑護世人及道裔等）等宗教儀式上使用的音樂。關于道教音樂的起源，現在已很難予以考證。但通過史料可以肯定，道教音樂必然與古代巫術這樣的宗教儀式的音樂舞蹈形式有著必然的聯系。在中國古代，民間一直流行著巫舞、巫風。古代舉行宗教儀式時，常以音樂、舞蹈形式迎神娛神，祈請神靈保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3]

“恒午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4]“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5]道教由巫術繼承發展而來，其齋醮自然而然源于古代巫術祈禱的儀式，可見道教音樂的前身就是一種巫術音樂。《太平經》中雖有關于音樂的論述，但科儀（注：道教術語，指道教道場法事）中只有關于誦念的記錄，并無音腔，也未見有使用音樂的記載。北魏時期出現的“華夏頌”、“步虛聲”，被史學者認為是道教音樂最早的書面記載。據此，學術界普遍認為：道教音樂發端于于南北朝時期。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寇謙之自稱北魏明帝神瑞二年（415年），太上老君乘云駕龍，親臨嵩山授其“天師之位”，并賜《云中音誦新科經戒》20卷，由此制定了第一部道教音譜：《樂章誦戒新法》、“步虛聲”等。

二、道教音樂的藝術風格

最初的道樂音韻的產生，與《樂章誦戒新法》息息相關。但需要注意的是：“步虛聲”不是《樂章誦戒新法》的直接產物，而是與道教這一宗教形式同步發展演變的結果。據南朝宋劉敬叔所著《異苑》記載:“陳思王（曹植）游魚山，忽聞空里誦經聲，清遠遒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為神仙之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由此可以得出，實踐經驗的積累，是“步虛聲”最終定型的必要條件。“步虛聲”的出現，表明道教音樂已初步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所謂“步虛聲”，指道士齋醮時頌吟詞章的腔調，據說是眾仙云游虛空時的歌誦之聲，因其音韻形式如同眾仙飄渺行于虛空之時吟誦之音而得名。

作為我國一種古老的宗教藝術形式，在曲調和演唱方式上，道教音樂無不滲透著無為思想和自然清凈的審美情趣，進而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藝術風格。老子說“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這恐怕是對道教音樂之美最好的概括了。“希聲”乃至“無聲”，這其中隱寓著“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內涵，因此“希聲”才能稱之為“大音”。“大音”被視為天籟之音，也就是合乎天地自然之道的最美好的聲音；而之所以“希聲”，是因為世間最美的音樂是不需要用耳朵去聽的，而是要用心靈去感悟的。“故為陰陽者，動則有音聲。故樂動輒與音聲俱。陽者有音，故一宮、三征、五羽、七商、九角，而二四六八不名音也。刑者太陰者，無音而作，故少以陰害人。無音而作，此之謂也。”[6]

“大音希聲”，就是需要人們要用心靈去領略大自然內在的無為之音，也就是人與“道”的交流。“樂，小具小得其意者，以樂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樂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樂天地。得樂人法者，人為其悅喜；得樂治法者，治為其平安；得樂天地法者，天地為其和。天地和，則凡物為之無病，群神為之常喜，無有怒時也。”[7]道教音樂，無疑是對老子無為、清凈、自然思想的具體表達。

《呂氏春秋》中說：“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先王定樂由此而生。”“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聽鳳凰之鳴，以制十二律。”也就是說，音樂不過是用具體的聲音形態來表達源自于自然的音律。道教經典《太平經》上說：“五音乃各有所引動，或引天，或引地，或引日月星辰，或引四時五行，或引山川，或引人民萬物，音動者皆有所動搖，各有所致。是故和合，得其意者致善；不得其意者致惡。動音，凡萬物精神悉先來朝乃后動，占其形體。故動樂音，常當務知其事，審得其意，太平可致，兇氣可去，真人詳之。”“故舉樂，得其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平，除兇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樂人也。上得其意者，可以樂神靈；中得其意者，可以樂精；下得其意者，可以樂身。”[

8]按照《太平經》的說法，根據這種陰陽之動而自然產生的聲音，就構成了道教音樂的主旋律。

道教音樂是對“天籟”的模仿。所謂“天籟”，就是來自于天地和自然界的聲音，如風聲、雨聲、水聲、鳥鳴聲等等，這些凝聚天地萬物、日月精華的聲音，都具有無為和自然的內在意義。因此，道教音樂講究順應自然而不飾雕琢的聲響，以此得到天地自然無為的意趣。莊子認為，天地自生的聲音（天籟）是“上等”。他在《天運》中說，“天籟”的特點就是“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所以，“道教音樂強調‘合真’：不過分增添人為的因素破壞天地自然之聲，而是遵循自然內在的無為之旨，以‘忘智’的方式，順其自然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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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教音樂的表現形式

道教音樂由器樂和聲樂兩部分組成，形式有獨唱、齊唱、吹打、合奏等等，可謂多種多樣。器樂通常用于法事的開頭、過門、結尾和為歌曲伴奏，聲樂則是齋醮音樂的主要部分，其說唱形式有誦、贊、頌、偈等。聲樂器樂配合靈活，服從于法事儀禮的需要，法事不同，音樂組合也隨之變化，用以烘托和渲染出道教儀式的莊嚴、肅穆、神圣，進而將各種縹緲的神仙意境通過聲音形式和諧生動地再現出來。道教音樂中樂器所發之聲，都是模仿自然界的“天籟”而來的。道教樂器一般分鐺、引磬、鼓、鐘等等，都是具有自然相對應的特色。所謂“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鐺、鉸、木魚似星辰日月，鈴引者皆似萬物”，鐘為“金樂之首”，凡是神仙居住之所，必用鐘以明誠；磬一般是石制樂器，聲如擊石，鐃、鈸則“以金鐃止鼓”，其聲音皆似自然界所發出的聲響。

道樂中的演唱仍舊保留有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的特色。比如齋醮音樂實際上就是一種演唱音樂，除了有獨唱、齊唱、散板式吟唱等形式以外，還有鼓樂、吹打樂以及合奏等多種表現形式。齋醮、頌經、法術等活動中的所使用的音樂是和各種儀禮和祈禱符咒等法事、法術以及祭祀活動結合在一起的，并配合叩拜、舞蹈、步罡踏斗等動作而進行的相應表演或清唱。大型齋醮活動的演唱，一般包括獨唱、合唱、道白、獨奏、合奏、舞蹈、儀式等內容。陳國符在《道樂考略稿》中對于道樂演唱的內容和形式做了概括和總結：道樂歷代器樂曲調有步虛聲、華夏頌、祈仙、翹仙、玄真道曲、大羅天曲、景云、九真、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降真召仙曲、紫微送仙曲、迎風輦、天下光、圣賢記、青天歌、迎仙客、步步高、醉仙喜等；聲樂體裁有步虛、頌、贊、偈咒等；演唱形式也各具特色和風格：曲調聽之既清淡如水，又優美細膩。道樂結合齋醮中的各種法事活動，如水災、旱災、蟲災、雷擊、瘟疫、傷病、生亡、延壽等，組合串連成一系列清淡、自然的演唱風格。道樂的吟唱和樂器伴奏大都是贊美三清、神仙，表現神仙應召而來的飄拂飛翔之聲，眾神仙抵達仙界之聲，以及仙界的縹緲恬靜之聲。

道教音樂中包含有眾多的曲目和曲調，內容較為繁多。有的表現召神遣將時的莊嚴氣勢或降妖驅魔時的威武果敢；有的表現祈福慶祝時的歡樂輕快；有的贊頌神仙的優雅淡定；有的表現祈禱修煉時的悠揚縹緲。總體來說，道教音樂的聲音清淡純真，如同清風流水；曲調恬靜優美，給人一種虛無縹緲、來自遙遠天際的感覺。南朝劉敬叔的《異苑》說：“陳思王游魚山，忽聞空里誦經聲，清遠遒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為神仙之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這“步虛聲”指的就是道教的樂曲。所謂“步虛曲”，則是因為其音韻特色，仿佛是眾仙縹緲游走于虛空時的歌誦之音。這首曲調風格古雅、清淡如水、長流不息，是集喧囂和空靈于一身的神氣的音韻。再比如《白鶴飛》，樂曲舒緩輕柔，似仙人駕鶴遨游于虛空之中，給人一種超越人間世俗、超然灑脫，如神仙般的感受。還有《太極韻》，曲調優雅、虛幻縹緲，表現出對“道”的至誠之心，抒發了自然無為的宗教情懷和大道本無的無限遐想。

道教音樂曲詞幾乎都是贊美神仙的，這內在于道教的根本觀念。雖然道教音樂的曲詞大多是贊美神仙、羨慕神仙之境一類的作品，但不乏優美之感，與優雅的曲調相結合，能給人藝術與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它通過音樂的象征作用，使人們可以從意識上與神進行交流，從而產生“移情”，進而進入到神秘的宗教境界。“移情”的產生，是與人們的體驗和感悟分不開的，一個沒有宗教情感或對宗教陌生的人，很難在宗教音樂氣氛的感染中而得到升華；而對于一個宗教徒來說，他可以通過莊嚴、神圣、神秘的氣氛為媒介，達到精神升華，進入神秘境界。作為一種古老的宗教藝術，道教音樂在曲調和演唱方式上，無不滲透著道教的“無為”和自然清凈的審美情趣，它在贊頌神仙、祈福避災、超度亡靈和修煉養生中，始終貫徹并滲透著道教的教義，并通過曲調的縹緲、悠揚和恬靜，表現內在的意趣，因此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

四、道教音樂與民間音樂的融合道教音樂雖然屬于宗教音樂，但卻植根于我國民間音樂的土壤中。道教音樂在流傳和發展的過程中，始終與民間音樂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形成彼此難解難分、相互融合的關系。這種融合關系表現在：

第一，中國民間器樂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傳統，演奏形式、演奏風格和曲目多姿多彩，風格迥異，是中華民族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器樂在發展的過程中與道教音樂構成相互交融和彼此吸收的關系，尤其以到了近現代，這種關系表現得就更為突出。如蘇州玄妙觀道樂同蘇南吹打樂一脈相承，上海道教音樂則具有濃郁的江南絲竹韻味，臺灣中南部地區的道樂則具有明顯的福建南音的遺留，河北巨鹿的道樂與河北吹歌、西安城隍廟鼓樂與西安鼓樂、香港道樂與廣東地區的音樂等，均具有相似的演奏風格，這就從本質上表現出了道樂與民間器樂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的關系。

第二，道教音樂大量吸收了民間音樂的素材，把民間的曲詞、曲調加以宗教化、形式化。據《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大明御制玄教樂章》等有關文獻記載，明代道教音樂既承襲唐、宋、元三代之音樂，又吸收了南北地區音樂的風格，甚至連民間音樂如“清江引”、“一定金”、“變地花”、“采茶歌”等曲調皆被道教音樂所吸收。再如武當山道教音樂、山東嶗山道曲、沈陽太清宮的東北新韻等，分別都包含著湖北民歌、膠東民歌和東北民歌的內容和特色。

第三，道教音樂體現著濃厚的地方特色。道樂隨地區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與各地方的民間息息相通。運用于同一法事中的同一旋律的音樂，因各地區的唱腔和旋律不同，都體現出本地區地方音樂的特點。同一法事中的同一首詞，各地基本選用本地區的音調進行配曲，如江西龍虎山的天師府道樂就吸收了不少江西民歌、小調和曲藝的成分。正因為道教音樂植根于民間，具有大眾化、世俗化、多樣化的特征，因而一直為普通百姓所喜聞樂見，欣賞道教音樂常常是人們莫大的精神享受。

可以說，道教音樂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吸收、融合民族、民間音樂來豐富自身的歷史。這就導致各地宮觀的道樂異彩紛呈，體現出具有較強地區特色的風格特征。通過下面我國部分地區有代表性的道教音樂，可以直接看出道樂與民間音樂相互交融的特點。

龍虎山道樂。龍虎山又名云錦山，位于江西省貴溪縣境內。自西晉時期以來，龍虎山便成為我國的道教中心，被道教人士視為道教的最早發源地，在道教史上有著極大的影響。龍虎山道樂在傳承、流變過程中，始終與當地民間音樂密切聯系在一起，除江西民歌、小調、曲藝、贛劇音樂外，還廣泛吸收了昆曲、江南絲竹、蘇南吹打等民間音樂之精華，形成了“上清韻”、“弋陽韻”、“牌子曲”等獨具特色的龍虎山道樂，如《勸酒歌》、《十保歌》、《小開門》、《山坡羊》、《小工調》等。

上海白云觀道樂。上海白云觀道教屬正一派系統，其音樂也充分體現了南方尤其是江南正一派科儀音樂的特色，地區特色十分突出。其曲調起伏連綿，優美動聽，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唱腔中句與句之間用曲調型的伴奏加以連接，唱腔層次分明；首局的曲調與反復詠唱時的曲調往往有所變化，甚至是在反調上起句，慢慢轉入正調，造成一種調性上的變化；曲調中多加有裝飾音，稱為“加花字眼”，速度比較緩慢，莊嚴華麗；伴奏上除使用曲笛、鐘鼓為主奏樂器外，還注重拉弦和彈撥樂器的運用，使音樂更加優雅而豐滿，如《香偈》即如此。北京白云觀道樂。北京白云觀為全真龍門派祖庭，又稱為全真“天下第一叢林”。

北京白云觀道樂歷史悠久，發展至今已自成道樂體系。在清以前一直沿用全真正韻，清末白云觀主持孟永才將全真正韻依北京方言改成“北京韻”。

山東嶗山道樂。嶗山是我國沿海的名山，自古以來被方士、羽客稱為“神窟仙宅”。嶗山道樂以全真正韻為主體，但又與膠東一代地方語言和民間音樂聯系緊密，不少經韻的演唱風格、旋法特征及結構特征具有濃郁的膠東地方風韻，以獨具地方風格的“嶗山韻”聞名道內。

沈陽太清宮道樂。沈陽太清宮創建于清康熙二年，初期誦唱的韻腔是由山東道士傳入的“嶗山韻”。后來，有闞氏二兄弟，原為戲曲演員，不得志而棄業出家，來到太清宮。他們吸取東北地方戲曲二人轉及其它東北民間音樂的營養，在原有“嶗山韻”的基礎上，重新為經文創作了新的韻腔，稱“東北新韻”，即“東北韻”，并沿用至今”[12]。“東北韻”其韻腔的樂句銜接連貫，句間均以襯詞或過渡性曲調填充；雕飾多樣，不僅五個調式全用，而且還存在調式交替現象；一曲多詞、一詞多曲現象普遍；襯詞使用占較大的分量，與東北民間音樂有著不少共同因素。

川西道樂。川西道教有靜壇與行壇之分，靜壇道樂以韻腔為主體，兼用曲牌；行壇道樂以器樂曲牌為主體，兼用韻腔。川西道樂同四川清音、揚琴以及川劇高腔音樂也有緊密聯系，其中

器樂中的嗩吶吹打曲目中就包含了川劇中的嗩吶曲及一些獨立的民間嗩吶曲。

武當山道樂。到了明代，從全國的發展趨勢看，道教呈現出衰微的趨勢，但由于永樂皇帝朱棣對道教的重視，武當山道教卻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全國各地的道士紛紛涌入。據明王佐《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記載，這一時期前往武當山的道士有四百之眾。這眾多的道士，享受著樂舞生的待遇。由于他們來自全國各地，不同的道派皆精通經典和科儀音樂，承載著各自的風格，在聯袂舉行齋醮活動時，互為融匯，形成了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的武當山道樂體系。

從以上對不同地區的道教音樂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道教音樂深深植根于華夏文化的沃土肥田之中，其中包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并通過音樂風格、音樂表現、音樂創作等多個方面反映出其不同的特點，呈現出濃郁的民族特色。正如學者劉頡所說：“置身某一地域和環境的宗教活動，必然浸泡在當地民間音樂之中——旋律受地方語言、生活習俗的影響而形成帶有宗教色彩的共性及各自地域色彩的性，如陜南委婉細膩，陜北拙樸清淡。”總之，作為道教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道教音樂，在它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集宮廷音樂、文人音樂和民間音樂之大成，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和十分顯著的地域特征，對傳承和發揚我國民族文化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道教音樂既是一個靜止的文化名詞，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將繼續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道教所蘊涵的哲學思想和人文智慧仍具有現實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而道教音樂以它所特有的藝術功能，必將在它所涉及的領域產生種種文化效應。本文僅是粗淺地談了談道教音樂的藝術風格、文化特色及其與民間音樂的關系，希望對當今我國和諧文化乃至和諧社會的構建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