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人民銀行改革的歷程及成效

中國人民銀行改革的歷程及成效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我國中央銀行體制改革逐步深化，推動了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在廣闊的范圍、更為深入的層次上展開，有力地支持和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建立和完善現代中央銀行體制石家莊市組建了中國人民銀行，并發行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中央銀行，人民幣成為法定本位幣。中國人民銀行從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國家銀行的特殊地位，承擔著領導和管理全國金融業的重要職責。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吸收了蘇聯的計劃經濟經驗并參照其經濟發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與此相適應，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統一的國家銀行體制，全國實際上只有一家銀行，即中國人民銀行，并成為財政和計劃的“記賬和出納”。l969年7月，人民銀行總行與財政部合署辦公。l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同年l月，人民銀行與財政部分設，初步恢復了銀行原有的功能，但人民銀行仍然是集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作用于一身。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銀行要成為發展經濟、革新技術的杠桿”思想的指導下，出現了金融機構多元化和金融業務多樣化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強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和綜合協調。1982年7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金融的國家機關”。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l984年1月1日成立中國工商銀行，經營原由中國人民銀行承擔的儲蓄和工商信貸等商業銀行業務，基本上實現了“政企分開”，初步確定了中央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改革和完善組織管理體制 中國人民銀行歷來按行政區劃設立分支機構的體制，同計劃經濟中按行政系統配置資源的制度有關。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后，按照當時的現實條件，中央銀行按經濟區域設立機構的設想一時難以實現，因此仍然按行政區劃設置分支機構。1984年機構分設時，在縣以上按行政區設置分支機構，省(自治區、直轄市)設一級分行，地(市)設二級分行，但許多縣沒有設縣支行。1985年信貸失控后，為協調專業銀行間的競爭，人民銀行大量恢復縣支行，到l986年，全國2017個縣共設立縣支行1863個；在省會城市，不但設省分行，還設市分行；同時，在地區所在地的縣城，不僅設二級分行，還設縣支行。

從1984年到l993年，中國人民銀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開始履行中央銀行的職責，并且在幾次克服通貨膨脹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此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距離真正的中央銀行還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還辦理一些政策性貸款業務，承擔著相當數量的對非金融機構的貸款。金融監管工作比較薄弱，在金融宏觀調控方面還缺乏有效的調控手段。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和分支行的職能劃分不清，授權關系不明，許多分支行被認為是地方政府管理金融的一個職能部門，向總行爭信貸規模、爭機構批設指標的現象相當普遍。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國出現經濟過熱和金融秩序混亂，中國人民銀行的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兩大職能都未能充分發揮作用，中國人民銀行原有體制缺陷明顯暴露出來，明確中央銀行職能已成為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1992年10月，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把監管證券市場業務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并移交給新成立的中國證監會。這次改革把中國人民銀行監管范圍從原來的無所不包縮減到僅對金融機構和貨幣市場進行監管，這對于中央銀行加強宏觀調控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是十分有益的。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該決定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建立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了利潤留成制度，實行獨立的財務預算管理制度，并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加強自身的內部管理和約束；取消了省分行的再貸款權和7%的信貸規模調劑權，使金融宏觀調控的權力集中到人民銀行總行。這些改革措施消除了人民銀行追逐利潤的動機，集中了總行的調控權，保證了貨幣政策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實施。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和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均明確提出中國人民銀行要積極創造條件跨行政區設置分支機構。l994年4月15日至4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派專人對美國聯邦儲備系統運作情況及聯邦儲備銀行的職能進行了實地考察。通過這次考察，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明確了其主要任務是運用獨立的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保持貨幣穩定，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保證健康的金融秩序，促進國民經濟發展。1995年初全國人大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要按照履行職能的需要設置分支機構。l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確定了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方針，并把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列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務。按照國務院關于機構改革的決定，1998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對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撤銷了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分行，在全國設立了9個跨行政區劃的分行。這一改革，突出了中央銀行組織體系的垂直領導，強化了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獨立性。l992年中國證監會成立，專門行使對證券市場的監管，中國人民銀行仍然保留對證券機構的監管權。l997年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由證監會統一管理證券行業，中國人民銀行不再行使對證券機構的監管權。1998年11月l8日中國保監會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將對保險公司的監管權移交給中國保監會。這兩次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使中央銀行能夠更加集中精力加強宏觀調控，強化對銀行業以及除證券和保險之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此外，黨中央還專門設立金融工委，對金融系統黨的工作實行統一領導。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從我國實踐來看，中央銀行兼顧制定貨幣政策與監管銀行有一定便利之處，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在很多情況下是一致和互相促進的，但在有些情況下，以上兩個目標又不盡統一，甚至在短期內有所沖突；中央銀行統管兩者，不僅分散了精力，而且容易引發“道德風險”。為了完善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體制，2003年4月設立了中國銀監會，把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監管從中央銀行獨立出來。至此，我國最終形成了“一行三會”的金融監管框架。2003年l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和《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從法律上厘清了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職責。修改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將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責調整為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和提供金融服務三個方面，簡單概括為“一個強化、一個轉換和兩個增加”。“一個強化”就是強化了中國人民銀行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責；“一個轉換”指由過去主要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直接監管的職能，轉換為防范與化解金融業系統性風險的職能，也就是維護金融穩定職能；“兩個增加”是指增加反洗錢和管理信貸征信業兩項職能。中國人民銀行職能調整后，更加專注于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和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中的作用得到進一步發揮，金融服務得到進一步加強。

2005年8月，為更好地發揮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職能，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成立上海總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作為總行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總行的領導和授權下開展工作。中國人民銀行于2005年啟動直屬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強化了直屬單位對中央銀行履行職責的支持作用。建立和完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 中央銀行體制建立初期，人民銀行主要運用再貸款和對金融機構的貸款限額管理兩大重要政策工具進行宏觀調控。l994年以后，我國逐漸形成了以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中介目標、貨幣政策工具構成的貨幣政策框架體系。l998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取消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限制，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恢復和擴大公開市場業務，積極創新貨幣政策調控工具，金融宏觀調控機制實現了向間接調控為主轉變。2003年4月，央行票據成為調控基礎貨幣的新形式，人民銀行采取市場化發行和定向發行央行票據相結合，建立對金融機構的正向激勵和約束機制。利率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作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的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從2007年1月4日開始正式運行，在市場化產品定價中得到較為廣泛運用。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的原則有序開展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簡化利率管理、擴大利率浮動區間。改革再貼現利率形成機制，實行再貸款浮息制度。

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開始進入新一輪上升周期，出現了貨幣信貸增速明顯，固定資產投資增勢強勁，物價上漲等值得重視的問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牢固確立和認真落實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宏觀經濟政策更加注重“協調”發展。中國人民銀行及時根據形勢變化調整金融宏觀政策，從1998年以來持續多年的穩健的貨幣政策和2007年7月提出的穩中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向從緊的貨幣政策轉變。一是牢牢把握住貨幣信貸“閘門”，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加強貨幣信貸總量控制。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收回銀行體系過多流動性。2003年4月至2008年5月，共發行央行票據15.5萬億元。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大力對沖流動性，抑制銀行體系貨幣創造能力。2003年1月l5日至2008年6月25日，先后l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共8.5個百分點，達到17.5%。從2004年起創新性地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旨在抑制資本充足率較低且資產質量較差的金融機構盲目擴張貸款，促進金融機構穩健經營。嚴格控制再貸款和再貼現規模，及時停止為國有企業與銀行之間債務重組提供再貸款的融資安排。加大對農村金融的扶持，增加支農再貸款，加強支農再貸款限額的地區調劑，將90%以上支農再貸款用于西部地區和糧食主產區。同時，對農村信用社實行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二是適時微調各層次存貸款利率水平，充分發揮利率杠桿的調節作用。在進一步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基礎上，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實行下限管理，城鄉信用社貸款利率上浮幅度擴大到基準利率的2.3倍；對金融機構存款利率實行上限管理。靈活運用利率杠桿，2004年至2007年，7次上調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共1.89個百分點，8次上調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共1.89個百分點。加強本外幣利率政策的協調，根據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從2004年ll月18日起，6次小幅上調境內美元、港幣小額存款利率，縮小本外幣利差，減輕了結匯壓力。三是加強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促進商業銀行改善信貸結構。為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從2003年開始及時出臺政策調控房地產開發貸款、建筑企業流動資金貸款、個人購房貸款，要求商業銀行重點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購買住房的需要。2005年取消商業銀行自營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優惠政策，引導商業銀行對房價上漲過快地區的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提高到30%。2007年出臺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的差別政策，提高第二套以上住房貸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督促金融機構貫徹落實“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調控政策，積極配合國家產業政策，限制對過熱行業和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信貸投放，同時加大對中小企業、就業、助學、農民工和非公經濟等薄弱環節和弱勢群體的信貸支持，引導農村信用社擴大支農信貸投放。

在金融宏觀調控措施的綜合作用下，貨幣信貸過快增長勢頭有所緩解，信貸結構進一步優化，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漲幅趨緩。

推進金融業改革和發展

中國人民銀行積極推進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全面發揮金融的服務和調控功能，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一是推進金融機構改革和發展。2003年開始，國務院先后對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國工商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動用國家外匯儲備向四家銀行注入資本金。四家銀行股份制改造順利完成并成功上市。按照“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的總原則，穩步推進農業銀行改革工作。根據“分類指導、一行一策”的原則對三家政策性銀行進行改革。2006年底，農村信用社改革已在全國全面推開。人民銀行負責設計和實施資金支持的正向激勵機制，即按2002年底實際資不抵債數額的50%，發放專項再貸款或專項中央銀行票據幫助試點地區農村信用社化解歷史包袱。截至2007年年末，中國人民銀行累計對農村信用社發行專項票據l656億元，發放專項借款12億元；按貸款四級分類口徑統計，農村信用社不良貸款率和資本充足率分別為9.3%和11.2%，與2002年改革之初相比，分別下降28個百分點和提高20個百分點。積極推動新型農村金融發展。到2007年年末，五個省區已成立7家小額貸款公司。2003年，人民銀行對郵政儲蓄轉存款利率進行改革，調低郵政儲蓄新增轉存款利率，要求郵政儲蓄機構將在中央銀行老的轉存款分五年逐步轉出。2007年年末，郵政儲蓄銀行擁有36家省級分行、315家地市分行、2萬余家支行以及1.6萬家營業所，服務網絡2／3以上分布在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

二是推進外匯體制改革順利實施。從1994年1月1日起，對外匯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l996年l2月1日，我國正式宣布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2005年7月21日，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后，人民銀行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大力推進外匯市場建設，為新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供制度支持，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三是促進金融市場加快發展。中國人民銀行積極推動建立和完善多層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場體系，促進經濟多元化發展。1996年1月3日，全國統一的同業拆借市場開始運行。同年，人民銀行恢復和擴大公開市場業務，成立銀行間債券市場，推出了國債回購制度。2003年以來，人民銀行努力增加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交易成員，不斷完善交易和信息系統服務功能。2003年3月31日人民銀行發出通知，停止執行黃金行政審批項目，標志著我國黃金市場發展與國際黃金市場進一步接軌。2005年5月，人民銀行重新啟動企業短期融資券，發行方式從原先的審批制轉變為備案制。先后推出債券遠期交易、人民幣利率互換試點、遠期利率協議、人民幣對外幣遠期業務、外匯掉期交易，進一步豐富了金融市場價格發現功能和避險功能。

第二篇：財政改革三十年歷程

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

—三十年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回顧/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航程，至今已走過了三十年的光輝歷程。三十年彈指一揮間，三十年任重而道遠。財政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不畏艱險，克服困難，在改革開放的各個發展階段，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與改革，保障了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面開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本期專題僅以有限的篇幅，簡略地展現了財政改革與發展三十年的歷程，以饗讀者。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率先在政府間關系方面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改革。1978-1983年在改革開放探索期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分灶吃飯”為特征，打破原來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1984-1991年在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期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包干為特征、放權讓利為主線，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條件。1992-2000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期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規范為特征、宏觀調控為基調，基本上奠定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財政管理體制。2001-2008年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期的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完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為重點，促進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協調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財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第三篇：分稅制改革歷程

最近，有傳言稱地稅與國稅人員的分流合并工作將于全國“兩會”后啟動，關于地稅與國稅拆分合并的話題再次引起關注。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的中央財政陷入了嚴重危機，由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的狀態。中央財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國家財政投入的國防、基礎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設資金嚴重匱乏。正是這場財政危機，讓黨中央、國務院痛下決心，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分稅制改革在中國拉開了序幕。

1991年的全國財政會議，給一位剛到財政部工作的人士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當時的財長是王丙乾。這位工作人員說，每年財政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做下一的財政預算，當時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第二年的預算無論如何都安排不了，有一個大的窟窿，因為前一年稅收只有2970多億元，很多地方非常困難，又趕上貴州遭遇大災，中央沒有錢給地方。王丙乾出于無奈，要各省作“貢獻”，從1000萬到1億元不等。（圖為王丙乾）

財政會變成了“募捐”會。一些財政廳廳長卻對王丙乾說：“跟我要錢，我可沒有！”一些富裕省份的財政廳廳長與財政部長當面“反目”。“很多年過去了，我還在為王部長難過，那時做財長非常可憐。”一位財政部干部回憶說。（圖為王丙乾）

“反目”有沒有道理？有！比如廣東，依據與中央簽訂的財政大包干“契約”，每年只向中央財政上交22.74 億元，遞增9%，再要錢就超出“合同”范圍。但是，讓財長下不來臺的是，原以為由于中央給了廣東很多優惠政策，就連關稅都留給了廣東，中央財政遇到困難，要點小錢會如此不給面子。（配圖）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共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的事，每次總數大約都是二三十億元。其實人們心里都清楚，名為“借”，實為“取”，就是要地方“作貢獻”。（配圖）

財政會議還向地方“壓”稅收指標，壓不下去預算盤子就定不下來，中央財政下一就無米下鍋。因此，財政會議上“羅圈架”打得不可開交，稅務局長跟財政部“打”，地方財政廳廳長也跟財政部長“打”。稅務局說：我們收不了這么多。財政部堅持不讓步。當時，幾乎所有省份對中央下達的稅收指標提出異議，特別是富裕地區。一年一度的全國財政會一開就是半個多月到20天，會上不是認真總結財稅工作，變成人們為“領任務”，分稅“收指”標而爭執不下的會議。（配圖）

1992年，劉仲藜接王丙乾任財政部長。在工作交接時，劉仲藜拿著手中的賬冊對王丙乾說：老兄，我真佩服你呀，這些年都是怎么過來的？他最懂前任部長的苦衷。（圖為劉仲藜）

劉仲藜感慨地回憶：“那幾年實在太困難了。”他把國庫的報表拿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朱镕基只說了一句話：你這個財政部長真是囊中羞澀呀！（配圖）

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億元，地方收入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當年的赤字大部分向銀行掛賬。中央財政非常困難，劉仲藜向分管銀行的朱镕基副總理借錢，朱镕基沒有借答應。（配圖）

1993年上半年的一些指標發出警示，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整個財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按可比口徑也僅僅持平；工商稅收140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12%，去掉出口退稅10%，僅比上年同期增長1.4%.而1993年一季度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5.1%，上半年達到14%，比1992年GDP 增長12.8% 高出不少。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比例失衡，全國生產增長速度很高，而國家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十分緊張。（配圖）

稅收增幅小，開支卻大幅增長。資金不到位的情況多方出現：糧食收購財政虧損性補貼資金不到位；重點建設資金不到位，很多重點建設卡著脖子，如鐵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進度，重點建設資金上半年至少要撥付全年的40%，而1993上半年為19.5%，差了將近一半；重點生產企業和重點出口企業缺乏流動資金。（配圖）

與此同時，需要由中央財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镕基宣布財政再困難也不能到銀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劉仲藜三次找朱镕基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自然沒借來。當時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財政緊張到這種狀況，引起朱镕基副總理的高度重視。他意識到，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會垮臺，這不是危言聳聽“.（配圖）

保證國家必要的開支成為燃眉之急。1993年7 月23日，朱镕基副來到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對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員說：“在現行體制下，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現在不改革，中央財政的日子過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支出卻占50% 多，收支明顯有差額，中央只好大量發債，不然維持不下去。去年，內外債務，向銀行借款900 多億元，今年預計1000多億元，中央背著大量的債務，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財政困難，而且是加劇的趨勢。一般來說，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央財政收入比重都在60% 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們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這種狀況是與市場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的，必須調整過來。“（配圖）

進入1993年，分稅制改革加快了進程。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批準了稅制改革的基本思路。7月23日，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朱镕基副總理到會，并作了具體部署，他說：“我們準備根據的決定，馬上成立財政和稅制領導小組，請劉仲藜負責，再請計委、經貿委、體改委、稅務總局這些部門負責同志參加，還要調一些熟悉國內外財稅制度，又懂得法律，能夠動筆頭子的人來討論，設計、起草財政稅制改革方案。“朱镕基在參加會議的前一天，已向江澤民同志那里明確表示，一個半月之內要拿出初步方案，向中央匯報。（配圖）

按照朱镕基的設想，8月底向總理辦公會議匯報，9月2日拿出最后方案，9月3日向政治局匯報。隨后的兩個月，朱镕基帶領有關部委到各省區，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細致縝密的測算，以確保確定1994年1 月1 日分稅制新體制的實施。（配圖）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國財政會議上談了黨中央、國務院對分稅制改革的想法。這一消息不脛而走。8月30日，中央拿出了分稅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9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不久，就收到了廣東省委給中央寫的報告，要求廣東單獨實行包干。（配圖）

廣東兩位主要負責人找到朱镕基，談了兩個多小時。他們心情沉重地問朱镕基，廣東的特殊政策還要不要實行？如果包干制取消，我們還要不要在20年內趕上“四小龍”？他們認為，如果按財政會議上所提出的辦法，廣東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除了廣東之外，還有的省長私下說，以后我們要到朱镕基那里領工資。（配圖）

受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的委托，朱镕基副要到一部分省區做解釋工作，“解釋”的基礎是要與每一個省份細算實行分稅制稅收對比的帳。（配圖）

1993年9 月9日大隊人馬出發，第一站是海口。為什么先到海南？因為當時洋浦開發區舉行封關儀式，邀朱镕基出席。但是，朱镕基并沒有參加招待會，只是去開發區看了看。參加談判的有關人士介紹說，朱镕基去海南不是主要目的，他是沖著廣東去的，因為海南收入少，無足輕重，先到海南是為迎接廣東“談判”的“練兵”。（配圖）

果然，兩天的工作進展比較順利。中央與海南都認為改革是必須的，不能錯過機會，而且也認為，改革對海南的特殊政策沒有影響，海南的利益基本上也沒有受到影響。如果按照增值稅年均增長30% 計算，受影響的只有3-5 億元。海南省除了提出要保1995年的基數之外，沒有提出更多的要求。海南之行雖然增強了信心，但是朱镕基一行知道，“硬仗”在后面。（配圖）

一波三折的廣東談判朱镕基一行來到廣東。剛剛落腳馬上接見省委省政府領導。省里同志明確表示不同意搞分稅制。9月13日上午召開大會，廣東省的五套班子人員全部參加，有些地市委有些領導也參加了會議。朱镕基先向大家宣布中央決定，開門見山地說：這次我與鐵映同志帶領有關部委的同志來廣東，是受江澤民同志、李鵬同志委托來的，是來向同志們傳達、介紹黨中央、國務院關于財政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內容，同時與廣東同志一起就落實改革方案進行商量，一起算賬。（配圖）

他詳細給省政府官員介紹了分稅制改革方案，特別提到廣東對分稅制方案了解的信息不確切，指出現在的方案與財政工作會議時已經有很大變化。他講了四個問題：為什么要實行分稅制改革；分稅制是什么內容，如何搞；分稅制改革是否損害了地方利益；實行分稅制廣東到底要吃多大虧。所有人都在認真地聽，快速地記。（配圖）

晚飯前，朱镕基把財政部部長及地方預算司司長叫到他的房間。手上拿著廣東省給他的兩張表格，核心內容是包干體制10年不變，地方財力是什么樣的；實行分稅制后的10年內，中央將從廣東多拿走1000多個億。他表情嚴肅地說：看來分稅制是搞不下去了，將來拿地方這么多的增量，如果廣東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龍”，就成了咱們的罪狀。此后，他焦急地在房間踱步。（配圖）

地方司長對朱镕基說：“按照已經修改得的方案，廣東帳口徑不對，因此誤差很大”因為分稅制已經確定增值稅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并會給地方一個增長率，分稅制中央會從廣東多拿一些財力，但是將營業稅留給地方，也會給地方帶來相應的增量。朱镕基要求當晚做出10年兩種體制的測算賬。（配圖）

已經是凌晨1 點，朱镕基還等。做兩種體制10年稅收測算，大大小小稅種加在一起，非常不易，他們一夜未眠，直到早晨開會之前才算出來。最后測算的結果，中央從廣東所拿財力少了300 多個億，但是分稅制之后，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財力也會有更大的增長。朱镕基放心地笑了，因為這樣就不會因此影響廣東的開放，和追趕“四小龍”。（配圖）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廣東進而又提出四條意見。核心是提出以1993年為基數的問題。他們認為，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是1992年上半年的事了，下半年經濟發展起來，反映到財政收入上是1993年的事情。假如以1992年為基數，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成果都沒有包含在內，這怎么行？他們堅決要求以1993年為實行分稅制的基期年。（配圖）

朱镕基心里早有準備。他來廣東之前請示了江澤民，江澤民決心已下：搞分稅制是中央的決定，不能再討論是不是實行分稅制的問題。朱镕基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說，只要廣東同意搞分稅制，分開征稅，這一條定下了，有些地方做些妥協有好處，大家思想愉快，不然改革搞不好。9 月14日下午，在內部會議上他明確表示，對于廣東提出的四條，可以同意兩條，否定兩條。（配圖）

第一條，他們要求按1993年做基數，我贊成。因為我們一再講，保證目前既得利益，這就是1993年嘛。以1993年為基數，道理上說得過去，當然中央少拿一點。以1993年做基數，全國各省都會歡迎的。第四條，他們要求中央對重點建設一視同仁。我說了，不僅可以一視同仁，而且可以照顧。有人說這是空頭支票，但總不能叫我簽字畫押啊。第二、第三條不能同意。稅制改革、分稅制改革后，增值稅分成比例全國必須統一，廣東不能另立比例。第三條提出要按廣東的中央收入增長率來確定返還數增長率，這一條也不能同意。其實，還有一條就是同意減免稅再延長兩年。（配圖）

朱镕基指著項懷誠說：老項，你們財政部不就是以基數治天下嗎？你這些東西我耳朵里的老繭都聽出來了。對劉仲藜、項懷誠來說，盡管有他們自己的意見，但是，他們還是接受了總理的意見，因為，他們還在面對最大的未知數，即廣東到底是否同意實行分稅制改革。十年之后，項懷誠說，我這人不是謙虛的人，但是我還是欽佩朱镕基，他是有政治魄力的。第二天的會議上，盡管朱镕基沒有給廣東最后的保證與許諾，他只是表明他同意以“1993年為基數“的“個人意見“，這已經讓廣東喜出望外。到9月29日中南西南十省領導參加的會議上，中央領導認為大家的意見很有道理，最后確定以1993年為基數。（圖為項懷誠）

真是一波三折。9 月15日，廣東再次提出要不要取消包干制、實行分稅制的問題。朱镕基回答說：“至于廣東是否繼續實行包干體制，沒有授權我在這里研究這個問題，不能在這里討論包干問題，不然我可回不去了。我想，我們搞分稅制應該比包干制好，不然就倒退了”。最后，廣東終于被說服。這樣，中央財政從廣東拿回來的錢，相當于它在原體制下上交的兩倍。讓廣東高興的是以1993年作基數。事后，朱镕基在評價廣東時說：總體上講，廣東的同志最后顧全大局，犧牲自己部分利益，也是為了要發展中國經濟，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接下來他們還是一個省一個省地做工作。（配圖）

從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兩個多月的時間，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苦口婆心解釋中央要推行的分稅制方案。其間，中央與地方討價還價，并最終相互妥協。（配圖）

朱镕基晚年為自己推行的分稅制做辯護，“攻擊分稅制，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談及分稅制，朱镕基手拍著《中國農民調查》說道，攻擊分稅制，說分稅制掏空地方財政，造成農民貧窮的人，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隨后，朱镕基緩和了口氣，說：“來的時候，我的女兒勸我不要發脾氣，我忍不住了，還是要發脾氣。這絕不是為了我個人，也是為了整個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朱镕基回母校與校友師生共慶清華百年華誕）

分稅制是1994年后推行的新稅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是主要推手之一。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于是，朱镕基采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制。（朱镕基回母校與校友師生共慶清華百年華誕）

推行分稅制前后變化大致可總結為：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財政支出則是倒過來，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義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過根據相互間的妥協，中央仍須在自己的收入當中提取若干返還地方。（朱镕基回母校與校友師生共慶清華百年華誕）

到2003年，朱镕基卸任時，分稅制實施整整十年，財政的盤子從4349億元增長到21715億元，增長了將近四倍。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也恰于這一年出版。書中披露了安徽農村的現狀，作者認為分稅制改革的實質就是中央財政集權，中央出發點雖好，但造成地方財政弱勢。諸如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等費用，中央都甩給了地方，但地方沒有錢，最后就都轉嫁到了農民頭上。（朱镕基回母校與校友師生共慶清華百年華誕）

在清華座談現場，朱镕基列出2010年財政收入數據予以批駁，其中提及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賬數據，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過。（朱镕基回母校與校友師生共慶清華百年華誕）

朱镕基說：“去年全國財政收入83000億，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萬億，中央稅收返還（給地方）33000億，兩者相加是73000億，占了大部分啊。中央財政收入多少？是15900億（注：原話如此），占83000億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財政收入比重是28%、27%，現在20%都不到，怎么能說中央把稅都收上去了，收得過多呢？”（配圖）

不過朱镕基對分稅制亦有反思，“當然我們還有缺點，主要是返還支付的方式。”由于收上來的相當一部分錢只是中央財政過了一下手，又通過轉移支付、專項撥款等形式補助給各地，使得中央財政和中直部門從中權力大增。朱镕基說：“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錢進’，求爺爺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稅制有缺點，但我負的責任不是主要的，因為我當時就說，分稅制改革沒有完，要繼續進行。”（配圖）

“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朱镕基在清華說：“最近呢，還有一種謬論呢，國外的報紙也有，國內的報紙也有，說這個房地產項目這么沉重，都是過去這個分稅制搞壞了，說稅收都收給中央來了，地方沒錢了，所以它只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狗屁！”座談現場爆發大笑，連一旁的劉延東也不禁掩口而笑。（配圖）

第四篇：考核方式改革成效總結

生物統計學課程多元化考核改革總結

學校轉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課程改革，多元化考核改革勢在必行。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教學過程和培養目標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注重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的培養：二是強調課程體系的針對性，課程設置從職業崗位群需要出發：三是突出實踐環節教學，主動適應地方社會經濟建設發展要求。因此，要全面、系統、公正地評價教學效果，就要從考核內容、形式、管理評價體系等方面進行系統規劃，制定相對完整、切實可行的能充分發揮考試功能和實現高職教育教學目的的考核制度。

過去的考核模式存在著諸多弊端，比如考試內容重理論，輕應用。考試內容大多局限于教材中的基本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理論考試多，應用測試少；標準答案試題多，不定答案的分析試題少，記憶性成份所占比重較大。這樣的考試僅僅是對學生知識點的考核，應用能力、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仍得不到驗證。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注重強調學科的嚴密性，思維的嚴謹性，應用性不能受到足夠的重視；考核方式單一，評價方法片面；缺乏考試的反饋機制。由于考試是期末一次性終結考試，學生考試結束，就意味著本門課程學習的終結。考試中存在的問題。教師不能與學生進行反饋與交流。這樣的考試模式有可能將學生引向一種僵化、死板的學習軌道。

為了充分發揮考試在教學和人才培養中的教育作用、引導作用和導向作用，體現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創造性，生物統計學考試方法突破原有的模式，采取多樣化的考試、考核方法，針對考試中存在的問題，充分認識到考試不僅要檢測知識點，更要檢測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實踐動手操作能力、教學參與程度等，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樹立注重崗位能力測試的考試觀

隨著素質教育的推進，促使我們必須構建適應高職教育的考試評價體系，通過考試的引導作用，提高學生的運用知識能力、自學能力、實踐操作能力、自我評價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充分認識到考試不僅僅是核定學生的學習成績，更重要的是通過信息反饋以調整教學進度與內容、改進教學方法，進而提高教學的質量。通過考試還要檢測到不同個性學生的素質發展水平。建立突出職教特色的考核模式 職業教育的考核應堅持以職業崗位能力為重點，知識、技能并重，以能力和技能考核為主線的原則，摒棄那種只考查學生背書能力的考核方式。考試在教學活動中具有顯示功能、反饋功能和導向功能，因此我們建立了“考試形式與教學內容、能力培養相適應的”職業教育課程考核模式。

（1）注重平時成績。為了提高學習質量，減輕學生的期末學習壓力，推行平時考核制度，即學生的平時成績可占到總評成績的30％～60％。這種辦法避免主要由期末考試決定學業成績的弊端，激勵學生將功夫用在平時，而不是期末突擊，有利于學風建設。

(2)考核方式多元化。考核形式根據課程性質和特點來確定，重點考察學生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和操作技能，實施模塊式(理論+技能)考核。理論模塊以閉卷為主，間或采用開卷考試、論文與答辯、案例分析、調查報告等形式；技能模塊以過程式考核為主、間或采用實驗設計、課程設計、實際創作、動手操作、模擬項目及職業技能鑒定等形式：綜合成績考慮學生參與學習的過程及平時成績，使得考核方式多元化。這樣更全面的考查一個學生的學習成績。

(3)注重反饋機制

考試結束不意味著學生本門課程學習的終結，通過考試，學生可發現自己在學習中存在的問題，教師通過考試成績分析，可發現學生在知識體系、運用知識能力、實踐動手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綜合素質方面的情況，從而發揮考試的預測及診斷功能。教師要將考試成績分析與學生進行交流，使教師和學生從中受益。

自從生物統計學采用了多元化的考核模式，包括出勤考核登記，作業，課程學習心得總結，實驗計劃書編制，期末試卷的考核模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

將學習總成績分成若干個考核項目，學習過程中始終穿插著考核的過程考核方法，明顯提高了學生對課程學習的重視程度，促使學生關注課程學習的每一個細節，對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有很大的幫助，而且顯著提高了課堂時間利用率，使學生能夠達到高效率的學習。學生課堂提問和作業成績明顯高于往屆，說明過程考核方式對學生的平時學習的確起到了促進作用。由于學生平時對本課程的重視，除實操能力明顯提高外，與實操相關的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也明顯提高：用課程學習心得取代了原來的課程總結，要求學生在學期末完成，所以督促學生進行整本書的回顧學習。實驗計劃書的編制培養了學生嚴謹的科研素質，開發學生的創新能力。另外，理論考核在總成績中比例的減小，平時考核與實操考核在總成績中比例的增加，也明確了學習態度的重要性及實操技能的重要性。所以多元化的考核方法，是適應學校轉型發展和職業教育教學的較好的考核模式，其“過程考核”的理念及課程考核項目設置等對所有的職業教育課程均有良好的借鑒作用。

當然生物統計課程多元化考核方式改革具體措施的實施略見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相關問題。

多元化考核改革出現新舊觀念的碰撞，使本人在實踐中不斷產生新問題和新困惑，如：如何進一步加深對課程理念的理解和創新？如何深入研究課程標準和教材（而不是簡單的堅決執行）？如何既重視個性、人文性，又注重面向全體，重視科學性等等。所有這些需要我們廣大教師本人在今后的多元化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梳理。

多元化考核中出現學生的學習狀況呈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傾向，不少學生過分注重平時成績，完全無視期末閉卷考試對于書本基礎知識的學習，導致卷面成績較低。再比如，實驗計劃書編制時，就出現部分學生把計劃做成了有實驗結論的內容，完全偏離了主旨。多元化課程改革中出現的學困生的學習更應該得到關注，教師對這一部分學生的輔導的科學化、有效性的研究還應該進一步加強。

我相信，只要循著多元化課程改革理念作不懈的努力，學校轉型的持續快速發展的明天會更加燦爛！

第五篇：考核方式改革成效總結

機電工程系課程考核方法改革總結

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教學過程和培養目標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注重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的培養：二是強調課程體系的針對性，課程設置從職業崗位群需要出發：三是突出實踐環節教學，主動適應地方社會經濟建設發展要求。因此，要全面、系統、公正地評價教學效果，就要從考核內容、形式、管理評價體系等方面進行系統規劃，制定相對完整、切實可行的能充分發揮考試功能和實現高職教育教學目的的考核制度。

高職教育的考核應堅持以職業崗位能力為重點，知識、技能并重，以能力和技能考核為主線的原則，摒棄那種只考查學生背書能力的考核方式。考試在教學活動中具有顯示功能、反饋功能和導向功能，因此我院工業分析與檢驗專業建立了以能力培養為主線的課程體系，建立了“考試形式與教學內容、能力培養相適應的”課程考核模式。

過去的考核模式存在著諸多弊端，比如考試內容重理論，輕應用。考試內容大多局限于教材中的基本理論知識和基本技能，理論考試多，應用測試少；標準答案試題多，不定答案的分析試題少，記憶性成份所占比重較大。這樣的考試僅僅是對學生知識點的考核，應用能力、分析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仍得不到驗證。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注重強調學科的嚴密性，思維的嚴謹性，應用性不能受到足夠的重視；考核方式單一，評價方法片面；缺乏考試的反饋機制。由于考試是期末一次性終結考試，學生考試結束，就意味著本門課程學習的終結。考試中存在的問題。教師不能與學生進行反饋與交流。這樣的考試模式有可能將學生引向一種僵化、死板的學習軌道。

為了充分發揮考試在教學和人才培養中的教育作用、引導作用和導向作用，體現教學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創造性，我系機電一體化專業考試方法突破原有的模式，采取多樣化的考試、考核方法，針對考試中存在的問題，充分認識到考試不僅要檢測知識點，更要檢測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實踐動手操作能力、教學參與程度等，不同課程根據不同的教學目的以及對學生的不同要求而采用不同考核方式，或綜合應用幾種不同的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1、樹立注重崗位能力測試的考試觀

隨著素質教育的推進，促使我們必須構建適應高職教育的考試評價體系，通過考試的引導作用，提高學生的運用知識能力、自學能力、實踐操作能力、自我評價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充分認識到考試不僅僅是核定學生的學習成績，更重要的是通過信息反饋以調整教學進度與內容、改進教學方法，進而提高教學的質量。通過考試還要檢測到不同個性學生的素質發展水平。建立突出職教特色的考核模式

高職教育的考核應堅持以職業崗位能力為重點，知識、技能并重，以能力和技能考核為主線的原則，摒棄那種只考查學生背書能力的考核方式。考試在教學活動中具有顯示功能、反饋功能和導向功能，因此我們建立了“考試形式與教學內容、能力培養相適應的”高職教育課程考核模式。

（1）注重平時成績。為了提高學習質量，減輕學生的期末學習壓力，推行平時考核制度，即學生的平時成績可占到總評成績的30％～40％(課堂練習、互動、小測驗、作業、學習表現等)。這種辦法避免主要由期末考試決定學業成績的弊端，激勵學生將功夫用在平時，而不是期末突擊，有利于學風建設。

(2)考核方式多元化。考核形式根據課程性質和特點來確定，重點考察學生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和操作技能，實施模塊式(理論+技能)考核。理論模塊以閉卷為主，間或采用開卷考試、論文與答辯、案例分析、調查報告等形式；技能模塊以過程式考核為主、間或采用實驗設計、課程設計、實際創作、動手操作、模擬項目及職業技能鑒定等形式：綜合成績考慮學生參與學習的過程及平時成績，使得考核方式多元化。這樣更全面的考查一個學生的學習成績。

(3)注重反饋機制

考試結束不意味著學生本門課程學習的終結，通過考試，學生可發現自己在學習中存在的問題，教師通過考試成績分析，可發現學生在知識體系、運用知識能力、實踐動手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綜合素質方面的情況，從而發揮考試的預測及診斷功能。教師要將考試成績分析與學生進行交流，使教師和學生從中受益。

自從我系機電一體化技術專業考試方法突破原有的模式，采用了多元化的考核模式，包括課堂提問、作業、期中筆試、期末筆試、口試與實操結合的考核模式，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效。

將學習總成績分成若干個考核項目，學習過程中始終穿插著考核的過程考核方法，明顯提高了學生對課程學習的重視程度，促使學生關注課程學習的每一個細節，對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有很大的幫助，而且顯著提高了課堂時間利用率，使學生能夠達到高效率的學習。學生課堂提問和作業成績明顯高于往屆，說明過程考核方式對學生的平時學習的確起到了促進作用。口試與實操結合在一起，每個項目除了完成相應的實操作業外，還要回答相關的問題。即口試題的內容與實操項目均有一定的聯系：由于學生平時對本課程的重視，除實操能力明顯提高外，與實操相關的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也明顯提高：用樣品報告單取代了原來的實驗報告，要求學生在每次實驗結束后，于實驗室內完成相應的樣品報告單。所以學生實驗時特別用心，并且時時注意工作單中提出的系列問題，及時向指導老師請教。另外，理論考核在總成績中比例的減小，平時考核與實操考核在總成績中比例的增加，也明確了學習態度的重要性及實操技能的重要性。所以多元化的考核方法，是適應高等職業教育教學的較好的考核模式，其“過程考核”的理念及課程考核項目設置等對所有的職業教育課程均有良好的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