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蘇省漣水縣人民法院發布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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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濱海縣人民法院發布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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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海門市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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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門市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2017年2月9日，海門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各界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楊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1月期間，被告人楊某等人以介紹工作等為由，將被害人孫某等4人騙至海門市海門街道某居住小區，脅迫加入傳銷組織。期間楊某等16被告人對4被害人實施拘禁，并采取恐嚇、威脅、體罰、毆打等行為。被害人孫某、賀某在被拘禁期間被迫以每套2800元的價格購買了被告人指定的所謂產品。11月19日，被害人賀某尋機跳樓逃跑受傷，各被害人才被公安機關解救。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楊某等16被告人非法拘禁他人，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拘禁罪。海門市人民檢察院的指控，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應予支持。遂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拘禁罪對楊某等16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至拘役5個月不等刑罰，并判處賠償被害人賀某經濟損失。一審宣判后，楊某等16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系由非法傳銷引發的非法拘禁案。作案團伙成員均為外來人員，他們以出租房作為犯罪地點，通過非法拘禁等方式控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強迫被害人加入傳銷組織。本案被害人之一為了逃脫，跳樓導致輕傷一級。此類案件不僅給被害人身心造成極大傷害，而且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應予嚴厲打擊。本案審判，針對日漸興起的傳銷型非法拘禁案予以重拳出擊，既懲處了被告人，打擊了傳銷活動，維護了正常社會秩序，又切實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警醒了更多有可能誤入“快速發家致富陷阱”的人。

合議庭組成人員：陸衛東項曉偉張祖平

二、張某等5被告人非法捕撈水產品案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初某日，被告人張某經與被告人吳某合謀，由被告人吳某現場指揮遼大金漁25036船和25037船在禁漁期進行捕撈作業。后被告人張某、吳某召集被告人韓某、衣某、王某等人駕駛遼大金漁25036船和25037船出海作業，并于6月至7月間先后在福建、江蘇海域進行捕撈，捕得鳀魚、鮐魚17077箱（重量244534.1公斤），均出售于福建收鮮船，被告人張某得款人民幣34多萬元。7月22日，遼大金漁25036船在江蘇海域非法捕撈時被海警機關抓獲，查獲捕撈所得鳀魚410箱（重量5870.9公斤），案件告破。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張某、吳某、韓某、衣某、王某違反保護水產資源法規，在禁漁期捕撈水產品，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捕撈水產品罪。被告人張某等犯非法捕撈水產品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性準確，應予支持。遂作出一審判決，以非法捕撈水產品罪對張某等5被告人分別判處拘役6個月、緩刑10個月至有期徒刑6個月不等，并沒收非法所得34萬多元。一審宣判后，張某等5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被告人在禁漁期內累計非法捕撈的漁獲物數量達到25萬多公斤，達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發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二）》規定的入刑標準。本案是我國2016年8月1日新涉海司法解釋發布后，江蘇海警破獲的省內首起非法捕撈水產品案件。非法捕撈海洋水產品，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破壞了國家對水產資源的管理制度，危害了海洋水產資源的持續發展。本案通過依法懲處非法捕撈水產品犯罪行為，起到了震懾犯罪、警示他人的效果，有利于海洋生態環境的修復。

獨任審理：單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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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某與海門某開發服務中心商品房銷售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2日，原告黃某與被告海門某開發服務中心簽訂了商品房買賣合同1份，約定被告將其開發的某小區第30幢1002號房屋出售給原告，層高為2.8米等。被告于同日向原告交付了房屋。原告以案涉房屋陽臺層高僅2.4米，不符合約定為由訴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違約金50000元并賠償原告裝修損失35000元。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交付的房屋陽臺層高經測量為2.52米，不符合合同約定的2.8米標準，被告已構成違約。《住宅設計規范》未對陽臺的凈高作出明確規定，但案涉房屋陽臺凈高已達房屋主要功能區臥室、起居室（廳）凈高（2.4米）要求，符合國家標準，不影響陽臺功能的正常使用，被告的違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在雙方未對局部降低層高的違約責任進行約定的情況下，根據案涉房屋的現狀是否影響實際使用、實際凈高是否符合設計規范、出賣方是否存在主觀故意或者過失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判決被告應當向原告支付違約金3000元，并駁回了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原告不服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出賣人交付房屋陽臺的層高不符合合同約定時，應當承擔違約責任。但案涉房屋陽臺層高已達到《住宅設計規范》規定標準，房屋能正常使用，故出賣人的違約行為不構成根本違約，買受人不得主張解除合同，僅可主張違約金賠償。違約金的數額可根據房屋的整體建筑面積、價格以及違約建筑的面積、層高、凈高、功能性等結合當事人過錯程度綜合考量。本案裁判結果也提醒商品房買賣合同的雙方，購房人在購房時對于層高有特殊要求的，應當在合同中予以明確；房屋的層高并不完全一致的，出賣人亦應在合同中予以披露。

合議庭組成人員：杜開宇孫建玉黃芬

四、原告何某等人與被告保險公司意外傷害保險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保潔中心為曹某等清潔工在保險公司投保團體意外傷害保險。保險條款約定：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遭遇意外傷害，并因該意外傷害導致身故、殘疾的，保險人依照約定給付保險金；又約定：意外傷害指以外來的、突發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觀事件為直接且單獨的原因致使身體受到的傷害。保險期間，曹某在自家宅后休息時跌倒在田邊并當場死亡。保潔中心隨即通知保險公司，該公司未出險且拒絕理賠。曹某法定繼承人何某等人遂訴訟來院，請求判令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6萬元。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曹某因意外傷害死亡有接處警工作登記表、事故證明和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等證據證明，能夠證明死亡系因遭受意外傷害所致，且其證明力已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保潔中心在曹某死亡后立即報險，保險公司如認為是非意外傷害死亡應當及時提出異議并有權要求進行尸檢，但其并未及時提出。現曹某遺體已經火化，通過尸檢確定其死亡原因的條件已喪失，此應歸咎于保險公司怠于行使權利，應自行承擔由此導致的不利后果。遂判決被告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6萬元。

【典型意義】

保險公司在接到投保人報險后，如對被保險人是否屬于意外傷害致死有異議，應負有通知家屬保全尸體以備尸檢的義務，以便進一步查明死因。現保險公司既未出險查勘，也未通知家屬保全尸體。至本案訴訟時，曹某尸體早已火化，導致死因無法查明的責任在于保險公司，故其需對此承擔不利后果，并按保險合同約定向被保險人的繼承人給付保險金。本案裁判結果對于警示保險公司如何正確理賠意外傷害保險具有典型意義。

獨任審理：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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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蔡某與工行包場支行借記卡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05年7月，蔡某在工商銀行包場支行辦理了牡丹靈通卡，并預留其使用的手機號碼。2013年12月下旬，有人聯系蔡某，稱可以辦理高透支額度信用卡。蔡某據對方要求，往牡丹靈通卡上存入20萬元，并將牡丹靈通卡、身份證、駕駛證、戶口本的掃描件發送對方郵箱，還將預留在支行的電話號碼修改為對方的電話號碼。2015年1月3日、4日，蔡某牡丹靈通卡上的存款通過第三方支付寶（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的平臺分別被轉出49989元、49979元。1月4日中午，蔡某向公安機關報案，稱自己銀行卡上存款被盜走99968元。公安機關予以立案偵查，但至今未果。蔡某認為其辦卡后妥善保管，未經其操作，卡上存款兩次被轉走共計99968元。工行包場支行應當賠償其存款損失99968元，并應賠償存款的利息損失。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案涉儲蓄存款合同雖約定蔡某憑借預設密碼進行支付，但當前銀行卡存款支取有很多渠道，不能排除存款人通過網絡、電話等其他方式支取、使用存款。蔡某系被他人騙取相關個人信息，他人利用其信息在支付寶開立賬戶并綁定本案所涉借記卡，通過網上消費將卡內資金盜走。蔡某作為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應當具備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但其將銀行卡預留電話號碼修改為他人電話號碼，導致他人能夠接受支付寶驗證碼而完成支付寶平臺上的開戶行為，是其資金被盜的直接原因。工行包場支行按支付寶付款指示進行付款，其行為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和相關交易規則，其在蔡某存款被盜過程中不存在過錯以及違約行為，蔡某要求其承擔賠償責任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遂判決駁回原告蔡某的訴訟請求。蔡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在網絡支付、交易平臺日益發達的當今社會，由于銀行卡存款的支取渠道日益增多，儲蓄存款合同當事人的保密義務就顯得更加重要。無論合同中有無明確約定，存款人均需保證個人存款信息不被他人利用。因存款人自己將信息透露給第三人而導致的存款損失，需自己承擔責任。本案裁判結果對于警示廣大社會公眾保護自己的銀行交易信息具有典型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黃新江沈健陸建英

六、施某等67名村民訴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環境污染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船舶生產制造企業，其制造項目環評文件取得江蘇省環保廳審批同意，但項目需配套建設的污染防治設施未通過環保竣工驗收。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居住于被告廠區北側，被告分段工區距原告較近，生產過程中所排放噪聲、粉塵等對原告正常生活有影響。原告多次向有關部門投訴信訪。經環保部門監測，被告北側廠界白晝噪聲值超過《工業企業廠界環境噪聲排放標準》規定限值標準。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存在噪聲、粉塵污染的環境侵權事實。鑒于被告能夠采取相應措施降低或減少噪聲、粉塵，并達到國家規定標準，可以給予被告六個月的整改期限。遂作出判決：

1、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判決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采取整改措施，使其廠區北側分段工區生產作業中產生的噪聲、粉塵符合國家規定標準（以法定的環保監測數據為準）；

2、逾期不能達標，被告啟東某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停止分段工區的生產作業，排除噪聲、粉塵對原告施某等67名村民的侵害。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被告為船舶生產制造企業，其生產經營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噪聲、粉塵等環境問題，影響周邊居民的環境利益。企業經營生產權益與周邊居民環境利益存在沖突。當這兩種利益沖突時，法院應當優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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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慮居民的居住環境利益。法院同時也兼顧企業生產經營需要，判決給予被告六個月的自行整改期限，使企業有機會通過降噪、降塵改造后做到達標生產。判決還確定，被告在整改期內未能達標的，則停止生產。該案的審理和裁判，對于如何衡平被侵權人和污染者雙方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沖俞永平姜妮妮

七、戴某、蔡某訴如東縣栟茶鎮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職責案 【基本案情】

戴某、蔡某與徐某系東西鄰居，兩家住房之間有南北通道。2013年9月23日，徐某在通道一側其使用的土地上建造圍墻、車庫，戴某、蔡某進行阻止，并向被告舉報徐某的違法建設行為。被告于當日向徐某送達停工（核查）通知書，責令徐某停止建設行為。徐某收到通知后，沒有停止施工，直至將圍墻、車庫建造完工。后戴某、蔡某多次向有關部門及領導信訪舉報徐某違法搭建車庫和圍墻行為，均未得到處理。戴某、蔡某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訴訟期間，被告于2016年3月4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徐某自收到處罰決定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自行拆除案涉違法建筑。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未對戴某、蔡某的投訴作出處理，未對徐某的違法建設行為作出處理決定。直至戴某、蔡某提起本案訴訟后，被告才對徐某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被告的行為已構成拖延履行法定職責。遂判決確認被告如東縣栟茶鎮人民政府拖延履行職責的行為違法。第三人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南通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鄉鎮政府對鄉、村莊規劃區內違法建設行為，負有查處的法定職責。原告作為權利受侵害人，有權要求鎮政府履行職責，鎮政府的不作為導致原告向有關部門多次投訴舉報并上訪，激化了矛盾。雖然鎮政府在行政訴訟期間作出了處罰決定，但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故被法院貼上了程序違法的標簽。法定職責必須為，本案對鄉鎮政府依法履行職責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俞秋萍姜妮妮施慕娟

八、徐某訴如東縣公安局等行政處罰案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8日15時許，徐某到如東縣政府1號門以解決其醫療糾紛為由要見政府領導，值班保安等告知其先到信訪局登記預約。但徐某不聽，數次欲強行闖入被勸阻。接著，徐某先后攔車、進行手機錄像、強行擠門等，均被制止。期間徐某以保安拳擊其腰致腰疼為由長時間躺在1號門前道路上。后徐某起身又至縣政府2號門欲闖入被制止后，躺在2號門前道路上，直至當日20時11分許被120車帶離現場。如東縣公安局以徐某擾亂單位秩序為由作為治安案件受理，在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給予徐某行政拘留九日的處罰。徐某不服，申請行政復議。南通市公安局經復議予以維持。徐某仍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徐某以要見政府領導以處理其醫療糾紛為由，長時間滯留縣政府大門口，并攔截過往車輛、強行闖入縣政府，且不聽勸阻長時間躺在縣政府門口的通道上，其行為已擾亂了政府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依法應予以行政處罰。徐某在六個月內曾受到治安管理處罰，屬于《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條第（四）項的規定的從重處罰的情形。如東縣公安局作出的被訴行政處罰決定，認定的基本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處罰適當。南通市公安局經復議作出維持被訴行政處罰決定的復議決定，程序合法，結論正確。遂判決：駁回原告徐某的訴訟請求。

徐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南通中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醫患糾紛應通過協商調解或民事訴訟等途徑解決，患者跑到政府辦公場所鬧訪顯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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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非理智的行為，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影響了政府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并且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近年來，不少醫療糾紛的患者通過非法上訪擾亂政府機關辦公秩序以期擴大事態給醫院施壓，這不僅加劇了醫患矛盾，還帶來了負面影響，這種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重者還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合議庭組成人員：俞秋萍陳立新姜妮妮

九、李某訴蔣某、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追索勞動報酬糾紛案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經案外人陸某介紹，與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形成用工關系，自2013年11月起至2015年1月止在南京地鐵三號線車站公共區裝修工程的工地上從事裝飾裝修工作，雙方未簽訂書面的用工協議。原告在工作期間只是領取了部分生活費，工資報酬未結算。2015年2月17日，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的工程負責人蔣某在原告多次討要下，僅給付了原告部分工資款，并經結算，余款39400元，由被告蔣某以個人名義出具《欠條》一份，載明：今欠人民幣39400元，2015年3月30日前付清。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后認為，案涉工程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所承包，被告蔣某作為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承建工程負責人，經結算后出具給原告《欠條》的行為系代表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的職務代理行為，故原告李某主張的工資款，應由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負責給付。原告與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存在勞動用工關系的事實，被告明確認可，原告也不持異議。原告主張的僅是經結算后尚欠的工資款報酬，不涉及其他的勞動爭議，且雙方已對原告的工資進行了結算，被告并以書面形式承諾應付工資的金額和具體時間，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被告要求根據勞動法規定應仲裁前置的抗辯，缺乏事實依據，于法不符。據此，判決被告南京某有限責任公司給付原告李某勞動報酬人民幣39400元。

【典型意義】

用工方與農民工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實際進行用工的情況甚多。如按照勞動爭議案件對待，須先行仲裁程序，再進入訴訟程序的話，農民工追索工資的難度就加大了。對持欠條主張勞動報酬，且訴訟請求不涉及勞動關系等爭議，視為拖欠勞動報酬爭議，按照普通民事糾紛受理。這對保護農民工依法追索勞動報酬，切實解決惡意欠薪問題具有示范意義。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偉張麗麗馬培松

十、某貸款公司與黃某、夏某等規避執行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8日，黃某向某貸款公司借款人民幣300萬元，夏某等人提供連帶責任擔保。同年7月31日，案外人曹某明知夏某有4000多萬債務，仍與夏某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夏某將持有的432萬元亞正公司股權，等價轉讓給受讓方曹某；曹某于次日前以現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給夏某將股權轉讓款。8月2日，亞正公司將股東由曹亞剛、夏某變更為曹亞剛、曹某。曹某成為亞正公司股東后，即以亞正公司享有的對夏某女婿經營的恒能公司的債權330萬元、為夏某代償給恒能公司的150萬元債務抵作曹某應付的股份轉讓款。

2012年8月14日某貸款公司起訴黃某、夏某歸還借款。2014年12月4日，海門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判令黃某歸還某貸款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幣300萬元并支付相應的利息；夏某等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執行過程中，某貸款公司要求確認被執行人夏某轉讓股權給案外人曹某的行為無效或依法撤銷該轉讓協議。

【裁判結果】

曹某明知夏某外債嚴重，仍與夏某協商，以亞正公司享有的對夏某女婿經營的恒能公司的債權330萬元、為夏某代償給恒能公司的150萬元債務抵作曹某應付的股份轉讓款，嚴重損害了包括申請執行人某貸款公司在內的其他債權的人的利益，且與雙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的付款方式不符，具有明顯惡意串通的情形。亞正公司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曹某以公司資產抵償其個人債務，不符合法律規定，不能代表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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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支付股權轉讓對價義務。其行為符合規避執行行為的情形。海門市人民法院遂作出裁定：被執行人夏某與案外人曹某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典型意義】

本案中“轉讓”股權是一起較為典型的規避執行行為。根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認定和處理規避執行行為若干問題的規定》，人民法院在執行過程中對規避執行為可以立案審查，經審查符合相關法律行為無效或應予撤銷的，可裁定確認該行為無效或撤銷該行為。本案依據前述規定依法裁定股權轉讓協議無效，將對類似規避執行行為起到震懾作用，樹立法律權威，促進社會誠信。

合議庭組成人員：陳偉陳東萬海鋒

來源: http: www.tmdps.cn kx2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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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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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2016十大典型案例

日前，江蘇省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2016年全省法院審判執行工作情況，并發布了2016十大典型案例。

一、韓彩菊等六人加入境外詐騙團伙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詐騙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8日至2014年8月26日期間，蔡秉喨（又名蔡可名，由臺灣另案處理）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設立詐騙窩點組織電信詐騙。后被告人韓彩菊、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李情文至該詐騙窩點擔任話務員。在詐騙窩點內，被告人韓彩菊、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李情文伙同組織中的其他人員假冒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相關單位客服人員等身份，通過發送詐騙語音信息誘使被害人撥打詐騙窩點電話等電信技術手段，虛構國家工作人員查案需要查驗資金、收取保證金等事實，向不特定的多數人實施詐騙。通過上述方式，該詐騙窩點共計騙取人民幣2200余萬元。其中被告人韓彩菊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100余萬元，被告人宋秀芳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000余萬元，被告人吳勇強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2000余萬元，被告人郭東明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700余萬元，被告人崔春香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600余萬元，被告人李情文參與共同詐騙人民幣500余萬元。

【裁判結果】

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昆刑二初字第00568號刑事判決，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韓彩菊有期徒刑十年三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宋秀芳等五人十年六個月至五年六個月不等有期徒刑，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一審宣判后，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訴。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韓彩菊等六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均屬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韓彩菊等人起次要作用，均系從犯。六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均依法予以從輕處罰。本案中，被害人陳述、銀行匯款記錄、詐騙機房賬務報表、相關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及辯認筆錄等證據均能相互印證，足以證實上訴人宋秀芳、吳勇強、郭東明、崔春香參與分工明確的詐騙犯罪組織，四上訴人共同協作參與詐騙共同犯罪，各自應對其參與實施的共同犯罪后果承擔全部責任。原審判決綜合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參與實施詐騙的金額，造成的社會危害后果，歸案后的認罪、悔罪表現及被告人吳勇強父母協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的相關量刑情節，量刑適當。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0日作出（2016）蘇05刑終393號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系國內人員加入境外詐騙窩點進行電信詐騙的典型案件。由于我國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一直保持高壓態勢，一些詐騙窩點轉移到境外，甚至將撥打詐騙電話、網絡平臺、轉賬取現等設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給案件偵破和贓款追繳帶來了不少困難。隨著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國際合作的進一步開展，對境外詐騙窩點的打擊力度將持續加強。同時，也提醒廣大群眾，加大對冒充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公安機關工作人員、稅務工作人員等詐騙電話的警惕，遇有此類情形要理性分析，必要時應及時向警方求助。

二、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訴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環境侵權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2013年至2015年，被告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鴻順造紙公司）連續三年被查獲以私設暗管方式向蘇北堤河偷排濃度嚴重超出排放標準的生產廢水2600噸。徐州市銅山區環境監測站對該公司外排廢水監測數據顯示：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等污染物指標分別超過《紙漿造紙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GB3544-2008）12.1倍、2.5倍、1倍。徐州市銅山區環保局曾經于2014年、2015年兩次對鴻順造紙公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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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罰款合計人民幣15萬元。2015年12月28日，徐州市人民檢察院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準，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鴻順公司將遭受污染的環境恢復原狀或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其中修復費用以環境污染損害咨詢意見所確定的人民幣26.91萬元為基準的三至五倍確定。

【裁判結果】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1日作出（2015）徐環公民初字第6號民事判決：鴻順造紙公司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及服務功能損失共計105.82萬元。宣判后，被告鴻順造紙公司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鴻順造紙公司排放廢水污染環境，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六十五條之規定承擔侵權賠償責任。該公司多次以私設暗管的方式偷排，非法排放行為隱蔽，在環保機關查處后依然違法排放，過錯程度嚴重。該公司連續三年被發現私設暗管排放廢水，查獲的廢水排放量逐年增多，有理由相信該公司實際排放廢水量遠高于被查獲的排放量。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要求以2600噸廢水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為基準，判決鴻順造紙公司在該基準的三至五倍承擔賠償責任，系主張鴻順造紙公司實際偷排廢水為查獲量的三至五倍。鴻順造紙公司有能力對該公司廢水實際排放量進行舉證卻未提交相關證據予以證明，應當認定徐州市人民檢察院所提主張成立。一審法院認定鴻順造紙公司應當以實際查獲偷排量2600噸的四倍計算侵權賠償費用并無不當。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2016）蘇民終1357號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以來全國法院首批受理、最先開庭審理并作出判決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為全國法院審理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提供了可借鑒經驗。本案在審理中高度重視司法公開和公眾參與，合議庭由三名審判員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于當庭作出宣判；庭審向社會公開并且在新浪網等網絡進行了全程視頻直播，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光明日報、法制日報等多家媒體進行了報道，社會反響良好。本案的審理體現了環境資源審判專業性特點，法庭邀請專家輔助人就環境保護專業技術問題提出專家咨詢意見，較好地解決了環境資源案件科學性和公正性銜接問題；科學分配舉證責任，確定在公益訴訟人提供證明被告排污量的初步證據后，由偷排污染物的污染者對排放量承擔舉證責任的證明規則，為解決環境侵權案件中原告取證難問題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徑；初步探索了根據被告主觀惡性程度裁量具有一定懲罰因素的修復費用計算方法，對于從源頭上遏制企業違法排污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三、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 【案件審理情況】

江蘇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舜天船舶）系江蘇最大國有上市船企。自2014年起，因受航運與船舶市場持續低迷影響，加之企業管理不善，舜天船舶經營陷入困境。2015年，公司股票被處以“退市風險警示”特別處理，面臨退市風險。2015年12月22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簡稱中行崇川支行）作為債權人，以舜天船舶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現有資產已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為由，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對舜天船舶進行重整。經層報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南京中院于2016年2月5日裁定受理舜天船舶重整案。針對舜天船舶資產效能低、債務負擔重、面臨退市風險等多重困難，南京中院經充分研究論證并主持重整參與各方協商后，在江蘇國信集團支持下，最終確定了重整與重大資產重組同步實施的重整方案，通過剝離虧損資產、注入優質資產，同時實施市場化債轉股，把握時機，高效挽救企業。重整方案經債權人會議和出資人組會議表決，在各表決組均獲得超過98%表決權的高票通過。經逐級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參考證監會并購重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出具的專家咨詢意見，南京中院于2016年10月24日裁定批準重整計劃，終止舜天船舶重整程序。12月16日，舜天船舶完成了證券監管部門對于重大資產重組的行政審批工作。目前，重整計劃已基本執行完畢，債權人債務得到全額清償，公司出資人權益調整方案涉及的資本公積金轉增及股票劃轉等有關事項均已完成，經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2月28日上午開市起復牌，舜天船舶重整取得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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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義】

舜天船舶在實施重整過程中同步進行重大資產重組，開創了我國上市公司破產重整實踐先河，通過首創式同步操作，高效化解了企業危機，成為困境企業反轉投資策略的最佳選擇，其開拓性和創新性對未來上市國企脫困具有廣泛的示范效應。通過同步實施重整與重大資產重組，舜天船舶擺脫了退市危機，實現了去產能、調結構的目標，使企業重回健康發展軌道，近86億元債務均得到100%清償，創下歷年上市公司重整最高債權清償率。通過提升資產盈利能力，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全案近55.86億元金融債權得到全額保護，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得到進一步優化。同時，舜天船舶重整成功，有效維護了3.1萬戶股東利益，為國家挽回稅款2億元，維護了民生和地方發展。舜天船舶重整案是人民法院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妥善處置僵尸企業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采用層報最高人民法院啟動與證監會的會商機制，有效解決上市公司重整中涉及的司法程序與行政程序的銜接問題，為我國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的審理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樣板。本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

四、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 【基本案情】

南京水務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京水務集團）制定的《供用水合同》中約定，用戶逾期交納水費的，除應補足應繳納的水費外，還應當支付從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應繳納水費數額0.5%計算的違約金。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認為，上述規定中違約金比例明顯過高，遠遠超過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金融機構計收逾期利息的標準，系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格式條款，不合理加重了消費者的責任。為此，江蘇省消費者協會曾多次約談南京水務集團，但該公司只是將違約金條款以留白的形式進行合同備案，并未按照江蘇省消費者協會建議的示范條款進行整改。后江蘇省消費者協會訴至法院，要求確認該違約金條款無效。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在詳細閱卷、厘清爭點后，立即組織雙方就違約金條款問題進行了充分溝通，最終雙方達成和解，南京水務集團提交書面承諾，將原條款修改為 “??每逾期一日還應支付欠繳水費金額同期同檔貸款利率1.3倍的違約金”，并將修改后的條款報工商部門備案。

【裁判結果】

南京水務集團修改涉案條款后，江蘇省消費者協會以南京水務集團已對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糾正為由，向法院提出撤訴申請，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蘇01民初2034號裁定：準許原告撤回起訴。

【典型意義】

本案是江蘇省首例針對公共服務行業提起的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城市供水、供電、供氣等行業屬于具有公益屬性的公共事業，同時也屬于壟斷行業，當出現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不公平條款時，消費者個人往往難以維權。本案中，江蘇省消費者協會代表廣大消費者群體針對南京水務集團的不合理違約金條款提起民事訴訟，經過法院的組織協調，案件得以圓滿處理，維護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促進了相關行業收費標準的規范化。本案是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解釋施行后的一次實踐探索，對類案的處理和糾紛的解決具有引導示范意義。

五、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 【基本案情】

顧某出生于2008年10月13日，戶籍地為南京市建鄴區某住宅小區，系應于2015年9月入學的適齡兒童。南京市建鄴區教育局于2015年3月1日委托轄區內各小學對2015年入學的適齡兒童數量進行調查摸底；于同年5月20日召開建鄴區義務教育招生工作公眾參與研討會，由參會代表對《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意見征求稿》提出建議；于同年5月21日召開建鄴區義務教育招生工作專家論證會，由參會代表對上述文件提出建議；于同年5月25日召開辦公會議，專題研究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于同年5月26日作出《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在附件中對2015年建鄴區公辦小學招生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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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及施教區進行了規定，并于當日將該辦法及附件上網公示。根據上述辦法，顧某戶籍所在地屬于南京市南湖第三小學施教區范圍。顧某對施教區劃分的行政行為不服，于2015年6月12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建鄴區教育局的施教區劃分行為，并責令被告重新作出施教區劃分行政行為。

【裁判結果】

南京市建鄴區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建少行初字第2號行政判決：駁回顧某的訴訟請求。顧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建鄴區教育局委托轄區內各小學對適齡兒童數量進行調查摸底后，根據建鄴區學校分布及適齡兒童數量、分布狀況劃分施教區，分別召開公眾參與研討會以及專家論證會，對本小學入學方案征求意見，并在作出《2015年建鄴區小學入學工作實施辦法》后，將該辦法及附件上網公示，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本案被訴行政行為雖確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會造成部分適齡兒童未能被安排至離家最近的學校入學，但由于建鄴區目前教育資源不均衡、適齡兒童及學校分布不均勻、街區形狀不規則，因此“就近入學”本身并不意味著直線距離最近入學。本案被訴行政行為雖未能完全滿足上訴人的利益訴求，但其在盡可能滿足個體利益的前提下，綜合考量社會整體現狀，兼顧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與個體利益的維護，符合行政權行使的基本價值取向。被訴行政行為對施教區的劃分符合建鄴區教育現狀，符合義務教育全員接納、教育公平、就近入學原則，不屬于法律規定的“明顯不當”情形。但同時，法院認為，被訴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尚有提升空間，被上訴人應盡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區劃分工作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據此，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蘇01行終139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顧某訴教育局重新劃分施教區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南京法院2016十大典型案件。本案所涉劃分施教區問題，因關系到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本案在裁判中正確把握行政訴訟合法性審查原則，提出“就近入學”不等于直線距離最近入學，而應綜合考慮學校分布以及適齡兒童、少年的數量和分布狀況；“廣泛聽取意見”的“廣泛”不一定及于每個相對人，行政機關有一定裁量空間。因此，本案中行政機關的行為并不構成明顯不當，法院依法不應予以撤銷。但同時，本案體現了人民法院對合理性存在瑕疵的行政行為的積極作為，文書說理中直接指出：“被訴行政行為雖具有合法性，且不構成明顯不當，但其合理性仍存在提升空間，行政機關應盡可能在今后的施教區劃分工作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提升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接受度。”從而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教育熱點問題的關切，推動了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對教育資源分配問題的再思考。

六、張愛民等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破壞環境資源案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期間，被告人張愛民、李楠、王杰、王學義等十五人利用張愛民設立的“蘇州鷹隼交流群”、王學義設立的“西北鷹獵群”以及“西安鷹獵群”、“寵物石猴買賣交流群”等騰訊QQ、微信網絡交流平臺相互結識，并通過支付寶、微信、銀行轉賬等支付方式，采取長途客運車輛快遞運輸等手段將非法獵捕的野生動物予以出售或非法收購，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二級重點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金雕、獵隼、游隼、雀鷹、獼猴、網紋蟒等。

【裁判結果】

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野生動物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具有較高的生態、經濟和科研價值。保護、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對于維護生態平衡、改善自然環境、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過度狩獵、棲息地喪失、黑市交易等，野生動物的滅絕速率呈逐步上升趨勢。案涉金雕、獵隼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本身屬于生物鏈頂端的物種，且繁殖率低、數量稀少，極易受環境影響，如再亂捕濫獵、非法交易，更易使其瀕臨滅絕，導致生物鏈的完整性和生物多樣性被破壞，進而破壞整個生態環境，因此更需刑事司法保護。行為人非法收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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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使未予以出售獲利而是自行飼養，或者在非法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過程中沒有獲利，但其行為均侵害了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資源，應以犯罪論處。

根據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犯罪情節，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蘇0302刑初189號刑事判決：被告人張愛民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被告人李楠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五千元；被告人王杰犯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對其他被告人亦處以相應刑罰。

一審宣判后，十五名被告人均未在法定上訴期間內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本案是迄今查獲的全國最大網絡販賣野生動物案，涉及10個省級行政區23個地市。當前，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不法分子愈發熱衷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非法收藏、販賣與食用，同時，網絡平臺和物流業的發展無形中為犯罪分子打開了方便之門。野生動物走私已成為世界上僅次于毒品、軍火的非法貿易，嚴重威脅到自然生態平衡與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此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已刻不容緩。本案的審理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今日說法》、《新華日報》、《法制日報》、《人民法院報》等全國30余家媒體報道，不僅有效提高了民眾的法治意識和環保意識，更彰顯了我國堅決打擊有關野生動物類犯罪、致力于維護生態平衡、保障國家生態穩定與安全的態度和決心。本案入選人民法院報評選的“2016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七、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訴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屠榮靈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基本案情】

原告櫻花衛廚（中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櫻花衛廚公司）成立于1994年，營業范圍包括熱水器、燃氣灶、吸油煙機等的生產、銷售。

被告屠榮靈曾于2005年5月10日出資設立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并擔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6月18日及7月29日，櫻花衛廚公司以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侵害其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為由，分別提起訴訟。兩案均經過一、二審，最終認定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判定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變更企業字號、賠償損失等。

2009年5月8日，被告屠榮靈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州櫻花公司），2009年6月29日成立蘇州櫻花中山分公司，負責人屠榮靈；2011年6月2日，屠榮靈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其中屠榮靈均占股90%。

2009年12月7日，被告余良成與被告屠榮靈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山水凈化電器設備有限公司，后該公司2012年10月被核準注銷。2011年12月1日，被告余良成與案外人共同投資設立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其中余良成占股90%。

被告屠榮靈、余良成成立的上述公司均從事廚房電器、燃氣用具等與櫻花衛廚公司相近的業務，不規范使用其注冊商標，使用與櫻花衛廚公司相近似的廣告宣傳語，導致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

【裁判結果】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蘇州櫻花公司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被告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被告中山櫻花衛廚公司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上述公司均應依法承擔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消除影響的民事責任；同時認為，原告櫻花衛廚公司的現有舉證并不能證明被告屠榮靈、余良成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規定的濫用各自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進而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情形，蘇州櫻花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以和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僅為屠榮靈、余良成實施涉案侵權行為載體的事實依據不足。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蘇州櫻花公司停止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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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競爭行為，賠償損失20萬元；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停止侵害商標權的行為，賠償損失30萬元；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停止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賠償損失50萬元；上述公司刊登聲明，消除影響。一審判決后，櫻花衛廚公司、蘇州櫻花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均提起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蘇州櫻花公司等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屠榮靈作為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經有過侵犯櫻花衛廚公司知識產權的歷史，在法院判決蘇州櫻花電器有限公司構成侵權的情況下，屠榮靈又相繼成立了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其主觀惡意明顯。余良成作為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明知櫻花衛廚公司的“櫻花”系列注冊商標及與其自身注冊商標的區別。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公司、中山櫻花衛廚公司成立至今系以侵權經營為主業，屠榮靈與余良成應對此承擔相應責任。綜合上述分析，足以認定屠榮靈與余良成在明知櫻花衛廚公司“櫻花”系列注冊商標及商譽的情況下，通過控制上述公司實施侵權行為，其個人對全案侵權行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與上述公司構成共同侵權，應對上述公司所實施的涉案侵權行為所產生的損害結果承擔連帶責任。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8日作出（2015）蘇知民終字第00179號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蘇州櫻花公司及其中山分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櫻花衛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將“櫻花”作為其企業字號；停止侵害櫻花衛廚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刊登聲明，消除影響；屠榮靈、余良成與上述公司連帶賠償櫻花衛廚公司經濟損失（包括合理費用）200萬元。

【典型意義】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重復侵權、惡意侵權糾紛，屠榮靈在前案判決后，陸續成立新的公司繼續實施侵權行為，公司成為其實施侵權行為的工具和載體。本案二審判決在判定蘇州櫻花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中山櫻花集成廚衛有限公司、中山櫻花衛廚有限公司等構成商標侵權及不正當競爭、停止使用“櫻花”字號等的同時，結合上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主觀惡意、公司股東構成及公司的侵權行為，最終認定屠榮靈、余良成與上述公司構成共同侵權，判令屠榮靈、余良成對公司的涉案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責任。本案的判決，充分體現了對重復侵權、惡意侵權加大懲治力度的司法裁判引導作用，對于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具有典型意義。

八、程春穎訴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網絡約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張濤為其所有的蘇AT9M32號轎車在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簡稱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保險金額為100萬的商業三者險，保險期間均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6年3月27日止。蘇AT9M32號轎車行駛證上的使用性質為“非營運”，保單上載明的使用性質為“家庭自用汽車”。

2015年7月28日，張濤通過打車軟件接到網約車訂單一份，遂根據訂單駕駛蘇AT9M32號轎車搭載網約車乘客，行駛至清水亭東路丁字路口右轉彎過程中，遇原告程春穎駕駛電動自行車直行通過該路口發生碰撞，致程春穎構成傷殘、車輛損壞，張濤負事故全部責任。后程春穎訴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張濤、人保南京分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裁判結果】

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保險合同是雙務合同，保險費與保險賠償金為對價關系，保險人依據投保人告知的情況，評估危險程度而決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險費。保險合同訂立后，如果危險程度顯著增加，保險事故發生的概率超過了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對事故發生的合理預估，如果仍然按照之前保險合同的約定要求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對保險人顯失公平。基于此，我國保險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在合同有效期內，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的，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保險人可以按照合同約定增加保險費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險人未履行通知義務的，因保險標的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而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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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車輛保險領域中，保險公司根據被保險車輛的用途，將其分為家庭自用和營運車輛兩種，并設置了不同的保險費率。相較于家庭自用車輛，營運車輛的運行里程多，使用頻率高，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故營運車輛的保費接近家庭自用的兩倍。本案中，張濤將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用于網約車營運活動，使被保險車輛危險程度顯著增加，其依法應當及時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因張濤未履行通知義務，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業三者險內不負賠償責任。據此，南京市江寧區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蘇0115民初5756號民事判決：原告程春穎因本次交通事故產生各項損失合計279236.34元，由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賠償120000元，由被告張濤賠償159236.34元。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義】

網約車滿足了社會公眾多樣化出行需求，但由于尚處起步階段，相關配套制度并未健全，網約車參與人的權利義務缺乏清晰界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積極探索糾紛解決方案，對交強險和商業三者險進行區分處理，并認定由于以家庭自用名義投保的車輛從事網約車載客活動增加了車輛的風險，被保險人應當及時通知保險公司，被保險人未通知的，因載客活動發生的交通事故，保險公司在商業三者險內不負賠償責任。該裁判規則基于對各方合法權益的平等保護，體現了對保險法基本原則的貫徹，對于規范網約車保險行為、促進網約車行業和保險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九、全朝暉、韋軍等九人販賣、運輸毒品、非法持有槍支案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15日，被告人全朝暉和被告人韋軍電話聯系販賣毒品事宜后，全朝暉指使被告人方剛橋及陳新華（另案處理）駕車攜帶毒品從廣州市出發赴寧與韋軍進行毒品交易。抵寧后，方剛橋將約5千克冰毒和469顆麻古交予韋軍。韋軍指使被告人朱靳將上述毒品向陳兵（另案處理）及被告人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等人販賣后，又指使朱靳先后向全朝暉提供的銀行賬戶匯付毒資共計人民幣66萬元。

2013年8月3日，全朝暉與韋軍再次商議販毒事宜后，全朝暉與方剛橋、陳新華一同駕車攜帶毒品從廣州市出發赴寧，途徑江西撫州時，全朝暉下車留宿撫州，并安排方、陳二人繼續駕車來寧。8月4日，方、陳二人抵寧后將毒品交給受韋軍指使前來取貨的朱靳，后朱靳攜帶毒品至其暫住處附近時被公安機關抓獲，當場查獲毒品甲基苯丙胺5988.25克、氯胺酮823.36克，甲基苯丙胺含量均在85%以上。偵查人員從朱靳暫住處另查獲海洛因1.577克、氯胺酮38.948克，并查獲韋軍于2013年6月以來藏匿于該暫住處的手槍2支、獵槍1支、子彈11發，經鑒定，上述槍支均具有致傷力。當日，韋軍在其住處小區內被公安機關抓獲。8月5日，全朝暉在江西省撫州市環城南路附近被公安機關抓獲。

本案中，韋軍以販賣為目的共向全朝暉購買甲基苯丙胺約10988.25克、麻古469顆、氯胺酮823.36克。其中，韋軍指使朱靳向陳兵販賣甲基苯丙胺約500克、麻古200顆；韋軍指使朱靳四次共計向楊聯合販賣甲基苯丙胺1027克、麻古200顆，楊聯合向白云容（案外人）販賣甲基苯丙胺約6克；韋軍指使朱靳四次向陳雪販賣甲基苯丙胺925克，陳雪將其中約500克甲基苯丙胺販賣給被告人王毓彬，王毓彬向羊磊（另案處理）販賣甲基苯丙胺約12克并被公安機關抓獲；韋軍指使朱靳三次向劉金城販賣甲基苯丙胺1250克，劉金城將其中500克甲基苯丙胺販賣給被告人楊國華。

【裁判結果】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4）寧刑初字第3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全朝暉犯販賣、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韋軍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犯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方剛橋犯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朱靳、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犯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楊國華犯販賣、運輸毒品罪，判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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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認定被告人王毓彬犯販賣毒品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九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上訴人全朝暉、楊國華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向他人販賣、運輸毒品，其行為已構成販賣、運輸毒品罪；上訴人方剛橋明知是毒品而運輸，其行為已構成運輸毒品罪；上訴人韋軍、朱靳、楊聯合、陳雪、劉金城、王毓彬違反國家毒品管理法規，向他人販賣毒品，其行為均已構成販賣毒品罪；上訴人韋軍、朱靳違反槍支管理規定，非法持有槍支，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上訴人韋軍、朱靳犯數罪，依法應數罪并罰。全朝暉指使方剛橋運輸毒品，韋軍指使朱靳向他人販賣毒品、非法持有槍支，均系共同犯罪。方剛橋、韋軍、劉金城、王毓彬、楊國華均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依法應從重處罰。劉金城、王毓彬曾分別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販賣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販賣毒品罪，楊國華曾因販賣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判，又犯販賣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均系毒品再犯，依法應從重處罰。朱靳、楊聯合、王毓彬歸案后對部分事實如實供述，均構成坦白，均可從輕處罰。原審判決對九名上訴人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蘇刑一終字第00096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近年來，我省毒品犯罪持續高發蔓延，案件數量急劇增長，毒品犯罪態勢極為嚴峻。與此同時，毒品犯罪日趨隱蔽化、集團化、智能化，犯罪手段不斷翻新，犯罪分子為了逃避打擊，不斷提高反偵察意識和措施，給毒品犯罪案件的證據收集和審理提出了很多難題。本案中，被告人全朝暉、韋軍在涉案毒品犯罪團伙中分別處于第一、二層級，二人均是零口供，且涉案毒品交易方式多采取安排馬仔取貨、存貨、送貨，從而實現二人與毒品的“人貨分離”，因此，如何通過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客觀證據形成證據鎖鏈對于定案十分關鍵。經法院審理查明，雖然被告人全朝暉、韋軍對于犯罪事實均不供認，但是通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手機通話資料、聲紋鑒定、銀行轉賬記錄、記賬本等一系列客觀證據形成的鎖鏈，足以鎖定二人的犯罪事實。本案涉案毒品數量大、層級多、分工明確，在南京地區形成了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販毒脈絡，且顯現出“槍毒合一”的特征，社會危害性極大，最終判處兩名被告人死刑、六名被告人死緩、一名被告人無期徒刑，對于嚴厲打擊和預防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意義。

十、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訴如城街道辦事處、如城街道宏壩居委會等房屋拆除行政強制案 【基本案情】

2003年9月18日，如皋市金屬冷拉型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冷拉型材公司）與如城街道宏壩社區居民委員會（以下簡稱宏壩居委會）簽訂《土地租賃協議》，土地租賃期限自2003年10月起算至2021年10月止。2011年8月20日，冷拉型材公司的房屋被強制拆除。冷拉型材公司主張，涉案房屋系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如城街道辦事處共同拆除，遂訴至法院，要求確認三被告共同拆除涉案房屋的行為違法；宏壩居委會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裁判結果】

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通中行初字第00073號行政判決，確認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冷拉型材公司房屋的行為違法，駁回冷拉型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冷拉型材公司、如城街道辦事處、宏壩居委會均提起上訴。冷拉型材公司主張涉案房屋系三被告共同拆除；如城街道辦事處主張其未拆除涉案房屋；宏壩居委會主張涉案房屋系由其拆除而非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本案一審庭審中，冷拉型材公司申請證人出庭作證，該證人證言證明，房屋拆除現場有如城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房屋拆除視頻資料證明，房屋拆除現場有多名如城街道辦事處的城管人員；冷拉型材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證人出庭作證申請書》亦主張，錢德圣（案外人）曾經受如城街道辦事處某領導的指派參與強拆前后與上訴人原法定代表人的談判。據此，冷拉型材公司已完成初步舉證責任，在如城街道辦事處無相反證據予以反駁的情況下，一審法院認定如城法律家·法律法規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法規的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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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辦事處強拆房屋正確。同時，冷拉型材公司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強制拆除其房屋，故冷拉型材公司主張如皋市政府、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強制拆除其房屋無事實依據。第三人宏壩居委會并無賠償能力，且與涉案土地開發無關，其主張涉案房屋系其組織人員拆除不符合常理，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的情況下，法院對其主張不予采信。由于涉案房屋被強拆前未給予冷拉型材公司補償安置，如城街道辦事處亦未提供強拆涉案房屋的法律依據，一審法院判決確認如城街道辦事處拆除涉案房屋行為違法并無不當。據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蘇行終387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行政機關拆除房屋均應依法拆除。實踐中，在難以達成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情況下，違法強拆的情況時有發生。行政機關拆除房屋時，往往并不通知所有權人到達現場，導致權利人在行政訴訟中對于確定強拆主體的舉證發生困難。本案裁判明確，在房屋所有權人提供了行政機關實施強拆的初步證據，而行政機關不能提供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當推定權利人關于強拆主體的主張成立，避免出現權利人房屋被拆除后行政機關推諉承擔責任的局面。該裁判標準對于規范行政機關依法強拆行為、促進法治政府建設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來源: http: www.tmdps.cn kx19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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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江蘇省法院發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江蘇省法院發布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

日前，江蘇省法院民一庭發布了近期審理的十大婚姻家庭典型案例，這些案例涉及離婚、房產分割、夫妻債務、子女撫養、彩禮返還、家庭暴力等多個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家庭問題，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下社會婚姻家庭糾紛的全貌和民生案件的矛盾集中點，具有較強的指導教育意義。

一、家暴是毀滅家庭的罪魁禍首

【案情】張某（女）與李某（男）于2003年10月登記結婚，2004年11月生一女小李。婚后初期夫妻感情尚好，后因家庭瑣事產生矛盾，并多次發生毆打現象，于2008年8月起分居生活。2008年5月4日，李某曾寫保證書一份，載明：“茲保證再也不打張某，否則女兒和房產歸張某所有”。2008年7月30日，當地派出所接到張某報警后趕到雙方住地，發現張某又被李某打傷。2008年8月，張某以李某實施家庭暴力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與李某離婚，由李某支付離婚損害賠償金，依法處理子女撫養問題和分割財產。訴訟過程中，張某提供證人尹某、江某出庭證明李某曾多次毆打張某，張某與李某的女兒小李雖然只有4歲，也對法官表示李某經常毆打其和媽媽張某。張某還提供了醫院病歷和照片證明李某存在家庭暴力。訴訟期間，張某以李某不斷對其進行恐嚇，極有可能繼續對其實施家庭暴力為由，申請法院采取措施保護其人身安全。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結合雙方現已分居，且居住地點臨近，接觸機會多，張某多次報警，現處于恐懼之中，李某有一定暴力傾向等諸多因素，可以認定張某在離婚訴訟期間存在遭受李某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的可能性。遂裁定禁止李某毆打、威脅、騷擾張某。

案件經過審理，法院認為，張某提供的病歷、照片、李某書寫的保證書、證人尹某、江某、小李的證言及派出所的出警記錄，已形成一系列證據鎖鏈，足以證明李某對張某多次進行毆打，實施家庭暴力，導致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張某的離婚請求應予準許。按照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權益的原則，小李由張某撫養為宜，李某應按月給付撫養費。因李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對張某實施家庭暴力，過錯較大，張某可適當多分得部分財產。同時，李某因其實施家庭暴力的行為，應支付張某離婚損害賠償金。遂判決準予張某與李某離婚，小李由張某撫養，李某按照每月1000元的標準支付撫養費至小李獨立生活時止，張某分得夫妻共同財產的70%，李某分得夫妻共同財產的30%，李某支付張某離婚損害賠償金10000元。

【點評】家庭暴力是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破壞家庭和諧、影響社會穩定的重大殺手。因此，《婚姻法》第三十二條將實施家庭暴力作為導致夫妻感情破裂準予離婚的法定事由。區別于其他類型案件，家庭暴力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因此取證比較困難，近親屬尤其是子女的證言往往成為家庭暴力案件中重要的證據形式。與此同時，法律還賦予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的權利。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在“保全”一章中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于可能因當事人一方行為造成當事人損害的案件，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申請裁定責令其作出一定行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為”。該規定對人身安全保護裁定提供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對有家庭暴力情形的，根據《婚姻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受害人可以要求施暴者給予損害賠償，并可適當多分得部分財產。

二、夫妻一方對外欠款到底由誰償還？

【案情】盛某（男）與韋某（女）原為夫妻，二人于2001年8月因感情破裂分居生活，2003年9月25日離婚。連某是盛某的表哥，2003年9月20日，盛某向連某出具借條一份，言明：今有盛某借連某20萬元，期限為3個月，年利率為10%。因盛某一直未歸還借款，連某認為韋某與盛某雖然已經離婚，但仍應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盛某、韋某共同歸還借款20萬元及利息。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本案中，借款不是以盛某與韋某二人共同名義所借，盛某未提供證據證實該借款是在與韋某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為夫妻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借，在夫妻擁有存款和財產的情況下，也不能合理解釋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開支，況且，借款五日后盛某與韋某即離婚，由此推知該筆款項未用于家庭生活。因此，盛某向連某所借的20元款項應當認定為盛某的個人欠款，由其個人承擔清償責任。遂判決盛某歸還借款20萬元及利息，駁回連某要求韋某承擔連帶償還責任的訴訟請求。

【點評】夫妻債務涉及兩層法律關系：夫妻關系內部和夫妻關系外部。就夫妻關系內部而言，當夫妻離婚時，如借款人提出借款為共同債務要求配偶共同承擔償還責任時，借款人必須舉證證明借款是否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證明不了，應自行承擔。但在涉及外部關系時，即債權人主張夫妻共同償還時，應如何處理，則應結合司法解釋和《婚姻法》的規定進行認定。也就是說，債權人如證明借款是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則推定為雙方共同債務，但如出借人與借款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該約定、出借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借款項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則應由借款人對外承擔責任，配偶無義務償還。

三、婚后一方父母全資購買的房屋算贈與嗎？

【案情】沈某（男）與高某（女）于2006年9月登記結婚，婚后生育一女。沈某是“富二代”，又是家中獨子，被父母視為掌上明珠。2007年4月，沈某父母為沈某全資購買了一套高檔別墅，但為了防止將來產生矛盾，別墅產權登記在沈某名下。近年來，沈某和高某逐漸產生糾紛并矛盾不斷。2010年6月后雙方分居。2011年5月，高某訴至法院，要求與沈某離婚，并認為登記在沈某名下的高檔別墅系雙方共同財產而要求依法分割。沈某雖同意離婚但認為登記在其名下的高檔別墅系其個人財產，高某要求分割的請求應予駁回。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雙方當事人因家庭矛盾產生糾紛并長期分居，感情破裂，應準予離婚。婚生女年齡較小，由高某撫養為宜，沈某應支付撫養費。涉案房屋經查證系沈某的父母以沈某的名義購買，產權證登記在沈某名下，應視為沈某的父母對沈某個人的贈與，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遂判決準予沈某與高某離婚，婚生女由高某撫養，沈某每月給付撫養費1000元，至孩子獨立生活時止。

【點評】結合《婚姻法》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子女婚前父母的贈與當為子女的個人財產，不因子女結婚而導致財產轉為夫妻共同財產，而子女婚后接受父母的贈與，原則上應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系子女與配偶的夫妻共同財產，但如父母明確表示贈與子女個人的，仍屬于子女的個人財產。為避免日后產生紛爭，建議父母在贈與子女財產時明確財產系贈與子女個人還是子女夫妻雙方。《婚姻法解釋三》第七條第一款規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該規定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將產權登記主體與明確表示贈與一方聯系起來，可以使父母出資購房真實意圖的判斷依據更為客觀。

四、不動產物權變動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

【案情】2006年12月，劉某與張某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約定張某將某小區302室房屋以100萬元的價格出售給劉某，劉某需一次性付清全款，張某在收到款項后一個月內協助劉某辦理房屋過戶手續，任何一方違反約定，則支付對方違約金10萬元。合同簽訂次日，劉某付清全款，張某將房屋鑰匙交給劉某。事后，劉某要求張某協助辦理房屋過戶手續，張某總以種種理由推脫。劉某認為，自己付清全款，也拿到了房屋鑰匙，房屋已經屬于自己，辦理過戶手續不必急于一時，遂未再催促張某。2007年2月，劉某按照單位安排出國學習一年。2007年房價大幅上升，302室房屋按照市價已經漲到150萬元。張某認為自己當初以100萬元的價格出售房屋損失甚劇，遂將房屋以165萬元的價格出售給王某，并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劉某回國后發現房屋已經被王某入住，遂起訴到法院要求確認張某與王某的房屋買賣行為無效，由王某返還房屋。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張某雖違反誠信原則，將房屋一房二賣，但由于王某系善意購買房屋，支付合理對價，并辦理了房屋過戶手續，故王某取得302室房屋所有權。劉某雖簽訂合同在先，但由于未辦理房屋過戶手續，故房屋所有權尚未發生轉移，劉某僅能依據《房屋買賣合同》向張某主張違約責任。遂判決駁回劉某的訴訟請求。

【點評】本案系典型“一房二賣”的案例。《物權法》第九條規定：“ 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物權登記是房屋所有權變動的生效要件，未經登記，房屋所有權不發生變動。這則案例提醒廣大購房者，在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后，一定要及時辦理房屋過戶手續。否則，萬一出賣人“一房二賣”，將會直接影響將來物權的實現。

五、民間借貸中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

【案情】宋某在焦某經營發廊時認識，2008年1月20日和3月6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條，分別借款30萬元和10萬元，通過匯款形式支付，匯款金額分別為27.6萬元和9.2萬元。宋某于2008年3月19日起陸續歸還合計5.8萬元。2009年1月22日，宋某向焦某出具借條，借款90萬元，約定還款期限為2009年6月22日。后焦某起訴要求宋某歸還欠款90萬元。宋某主張90萬元系高利貸，雙方約定了月息8％，30萬元和10萬元分別預扣了一個月的利息。90萬元系之前兩筆本金40萬元按月息8％計算，利息為50萬，合計正好90萬元。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銀行匯款36.8萬元結合宋某每個月歸還的數額，90萬元的構成與宋某主張的8％月息相吻合，焦某沒有證據證明實際支付了90萬元，且無合理理由，遂判決宋某返還焦某本金36.8萬元及利息（按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四倍計算）。

【點評】民間借貸案件中，高利貸現象較為普遍，約定的利率往往高于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對此法院應予以適當調整，以最高不超過四倍為限。出借人不得預先扣除利息，預先扣除利息的，以實際出借數額計算本金。對于借款本金數額的確定，不能單單依據借條認定，而應綜合全案證據和事實進行分析判斷。如果債權人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款項交付事實，且不能就借款發生的具體情況作出合理說明的，對其請求不予支持。

六、汽車借給飲酒伴郎 出事后車主擔責

【案情】王某和李某系朋友關系。2009年5月，王某結婚，邀請李某做伴郎。婚宴后，李某想用王某的面包車送朋友回家。王某認為李某已在婚宴上飲酒，因此不同意其開車，李某則表示以自己的酒量，這點酒根本不算事，而且發生什么事由其自行承擔。王某再三考量，認為李某平時酒量確實很大，朋友住得也不遠，李某又當了自己的伴郎，礙于情面，遂同意李某開車送人，并再三叮囑一定要注意安全。后車輛在通過一三叉路口時，由于李某對路況觀察不足，將一正常行走的行人張某撞倒，致張某重傷。交警部門認定李某對事故發生承擔全部責任。事后，張某訴至法院，要求面包車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余額由李某和王某承擔。王某認為，自己雖是面包車的所有人，但發生事故時車輛由李某實際管理和控制，李某也承諾發生什么事責任自負，因此其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王某在明知李某飲酒的情況下，仍將車輛出借給李某，主觀過錯明顯，應承擔相應的責任。遂判決王某對交強險范圍外的賠償數額承擔40%的賠償責任。

【點評】近年來，交通事故案件穩居各類案件榜首，且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車輛出借后，車輛所有人已喪失了對車輛的實際管領和控制，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應由車輛使用人承擔責任。但如果車輛所有人在出借車輛時有過錯，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機動車存在缺陷、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駕駛人無駕駛資格或者未取得相應駕駛資格、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駕駛人因飲酒、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或者患有妨礙安全駕駛機動車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駕駛機動車等等情形下，仍出借車輛，則應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責任。

七、過量飲酒致人死亡勸酒者應擔責

【案情】2011年5月5日，謝某為了感謝李某對其生意上的幫助，邀請李某到家中就餐，并邀請好友王某、張某作陪。席間，四人推杯換盞，沒一會兒，李某即表現出醉意。但謝某、王某和張某仍不罷休，繼續輪番勸酒，李某盛情難卻，來者不拒，四人越喝越興奮，直至當晚11時左右方才散去。李某被謝某送回住所地時已經不省人事。謝某見狀立即撥打“120”，將李某送至急救醫療中心搶救。經醫生診斷，李某已經死亡。診斷記載：“心跳呼吸驟停。

1、酒精中毒；

2、窒息。”事后，李某的妻子孫某訴至法院，要求謝某、王某和張某共同承擔賠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李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自己大量飲酒產生的后果應當有充分認識，其對飲酒過度致死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應承擔主要責任。謝某、王某和張某應當預見到過量飲酒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在李某已經不勝酒力的情況下，非但不予勸阻，反而輪番勸酒，主觀過錯亦非常明顯，應對李某的死亡承擔次要責任。遂判決謝某、王某、張某共同承擔30%的賠償責任。

【評析】酒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然而，過度飲酒、極度勸酒則有悖于社會公序良俗，為法律所不倡導。以上案例，對喝酒和勸酒兩方面都有警示。本案中，謝某與作為陪酒者的王某、張某

明知李某已經不勝酒力，仍不斷勸酒，未盡到安全注意義務，對于李某的死亡應基于其過錯程度承擔相應的責任。在此提醒大家，為了生命健康及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喝酒需適量，勸酒需謹慎。

八、違法裝修噪音擾民為法律所禁止

【案情】周某與王某是上下樓鄰居。2013年8月，住在樓上的周某裝修房子。考慮到裝修噪音會影響鄰居的正常生活，物業公司告知周某施工時間為上午8：30至11：30，下午為2：00至6：00。然而裝修人員為了趕工期，并未按照規定時間施工，經常干到晚上9點多種，嚴重影響了王某的正常生活。王某多次找到周某交涉，但周某每次都草草應付，事后任然我行我素，最后甚至關機不再接聽王某的投訴。王某忍無可忍，訴至法院，要求周某立刻停止在非規定時間內施工，同時賠償精神損失費2萬元。本案在法院的調解下，周某終于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保證以后規范施工，并自愿補償王某5000元精神損失費。

【評析】本案是一個因噪音污染引發的案例。室內裝潢噪音產生的污染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但是很少有人去考慮這種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室內裝潢是生活中所必須的，也是法律所允許的。周圍鄰居應當給予一定的容忍和諒解，但是因為其產生的噪音畢竟給周圍鄰居帶來不便，影響他人正常的生產生活，所以，我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對室內裝潢的時間做出了嚴格限制，該法第47條規定：“在已交付使用的住宅樓內進行室內裝修活動，應當限制作業時間，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減輕、避免對周圍居民造成環境污染。”對于違反上述規定的，其行為必為法律所禁止。因此，提醒大家，在裝潢施工時，應當事先做好周圍鄰居的思想工作，取得別人的諒解與寬容，同時要嚴格遵守施工的時間，文明施工，盡量減少對別人的影響，防止產生鄰里糾紛。

九、物業服務存在瑕疵怎能拒交物管費？

【案情】唐某是某小區的業主。2010年，唐某入住小區后發現該小區物業公司的服務不到位，保安服務態度差，小區環境臟亂差，小廣告滿天飛，而且還不時發生偷盜事件。唐某認為，該物業公司提供低質量的服務卻要求很高的物業管理費，顯然不公平，遂向物業公司投訴，要求物業公司整改。物業公司接到唐某的投訴后，也進行了部分整改，但唐某始終不滿意，從2011年開始唐某拒交物業管理費。物業公司與其多次交涉未果，遂訴至法院，要求唐某交納拖欠的物業管理費4000元。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交納物業管理費是業主應承擔的一項基本合同義務，也是物業公司開展服務需要的資金保證。業主拒絕交納物業管理費，必然導致物業公司經費不足，無法維持正常的物業服務水平，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本案中唐某以物業公司提供的物業服務存在瑕疵為由拒交物業管理費不妥，遂判決唐某向物業公司補交拖欠的物業管理費4000元。

【點評】近年來，隨著物業管理行業持續快速發展，如何理順物業管理企業和業主的關系，使“管家”更好地服務于“主人”，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交納物業管理費是業主應承擔的一項基本合同義務。作為業主，發現問題時應當通過正常的途徑，如向物業公司反映通過協商解決，也可向業主委員會反映，通過業主委員會與物業公司溝通解決，必要時也可向物業行政主管部門投訴，如果物業公司服務質量確實差而無法通過上述途徑解決，業主還可以通過業主大會決定解聘物業公司，選聘新的物業公司，并根據物業合同的規定，追究物業公司的責任。業主不能隨意拿不交物業管理費作“擋箭牌”，否則可能造成惡性循環，侵害到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

十、老爸遺囑處分老媽財產 依法認定為無效

【案情】李某（男）和張某（女）老兩口生有一兒一女，即小李和小張。李某和張某婚后擁有一套房屋，產權登記在李某名下。1998年，張某因病去世。2001年1月，李某立下遺囑，載明：“我夫妻二人擁有一套房屋，在我死后，歸兒子小李所有。以此為證。”2003年，李某亦去世。小李和小張因繼承問題產生糾紛。小張訴至法院，要求對房屋及遺囑沒涉及的李某個人存款5萬元依法繼承。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李某在遺囑中處分了張某對房屋的份額，違反了法律規定，該部分遺囑依法應認定為無效。涉案房屋為李某和張某的夫妻共同財產，張某先于李某去世，故張某在房屋中擁有的1/2份額應予法定繼承，由李某、小李和小張各繼承1/6。李某在房屋中所占2/3的份額應由小李繼承。對于遺囑中未涉及的李某個人存款5萬元，應按照法定繼承處理。遂判決小李繼承房屋份額的5/6,小張繼承房屋份額的1/6，李某個人存款5萬元由小李繼承2.5萬元，由小張繼承2.5萬元。

【評析】現實生活中，遺囑人在遺囑中處分配偶或家庭成員財產的情形較為常見。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遺囑人以遺囑處分了屬于國家、集體或他人所有的財產，遺囑的這部分，應認定無效。對于遺囑無效部分所涉及的財產，根據《繼承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應按照法定繼承辦理。同時，根據法律規定，對于遺囑未處分的遺產，同樣應按照法定繼承辦理。本案中，李某在遺囑中處分了張某對房屋的份額，該部分遺囑應為無效，所涉份額應按法定繼承處理。對于李某個人存款5萬元，雖然遺囑并未涉及，但為李某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屬于遺產范疇，應依法定繼承依法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