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第1講

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

第1講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這是一個將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偉大事件。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適應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和人民斗爭的需要。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演變，特別是20世紀初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變化和國際環境的影響，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在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成長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者，并與工人運動初步結合。這不僅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準備了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而且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立準備了干部條件。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很快制定出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并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

一、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的演變和國際環境的變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東方文明古國。中華民族曾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創造了在世界上領先的古代文明，對人類社發展和進步作出過重大貢獻。然而，當歷史進入19世紀時，中國社會的發展幾乎陷于了

滯的狀態。這時統治中國的清王朝，對內實行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重阻礙著中國社會的進步。人們的思想遭到禁錮，完全感受不到世界潮流的變動和發展。在舉國上下死氣沉沉的局面中，民族的生機與活力被扼殺了。到19紀三四十年代，清王朝已陷入政治腐敗、軍備廢弛、財政拮據社會動蕩、危機四伏的境地。此時，西方一些國家已經或正在發展為世界強國。它們通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起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通過工業革命，建起近代化的大生產。為了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和謀取更大的利些新興的資本主義列強依仗船堅炮利，把觸角伸向世界各地進行瘋狂的海外擴張和殖民掠奪。這樣，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和人口眾多的中國，自然成了它們垂涎和掠奪的目標。

1840年，號稱“日不落帝國”的歐洲資本主義強國——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绔，用炮艦轟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清政府在戰爭中遭到失敗，被迫于1842年8月與英國簽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昏條約》。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中國社會的性質由此始從傳統的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演變。第一次鴉片之后，西方列強紛至沓來，又相繼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卜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嚴重侵害。在中外不平等條約體系建立的過程中，‘除割地賠款之外，帝國主義列強還取得了在華通商、，設廠、傳教、；駐軍、海關、租界、內航行以及領事裁判等一系列特權。至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已徹底喪失了昔日東方大國的地位，淪落為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 隨著外國列強的人侵，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日趨尖銳，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為了反抗外敵入侵和改變社會現狀，外國侵略勢力和本國封建勢力進行了長期英勇頑強的斗爭。其中，以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為代表的一系列農民革命斗爭，給予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封建統治勢力以沉重打擊。但是，這些斗爭最終都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遭到失敗面對清王朝的衰落，一批志士仁人首先覺察到世界大勢的變化，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主張；甚至連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上層人物也逐漸意到，不能再繼續按照“祖宗之法n．統治下去了。．。于是，清末出現了以“自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起的維新變法運動，以及清王朝最后為自救而推行的“政”。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毫無例外地遭到失敗。嚴酷的現實表明，無論是舊式的農民革命斗爭的道路，還是以西方國家君主立憲為榜樣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在中國都走不通。

鴉片戰爭之后，中華民族遭遇到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充滿苦難的歷史圖景之中，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也日益凸顯出來，這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徹底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當家作主、共同富裕。歷史的發展表明，在這兩大歷史任務之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項任務，才能將后一項任務提上日程。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的。1911年10月，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和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樹立主共和國的旗幟，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推動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也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拓寬了視野，為中國的進步潮流開啟了閘門。但是，這場革命也有明的弱點：它沒有一個明確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沒有廣泛地發動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工農群眾，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這場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其結是，這場革命以同舊勢力的妥協而告終

辛亥革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失敗了辛亥革命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并沒有受到削弱，在農村也沒有出現一次社會大變動。中華民國雖然成立了，革命果實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里。中國社會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依然處于極端貧窮落后的狀態。辛亥革命的失敗表明，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由于其自身的軟弱性，不可能領導中國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不過，辛亥革命對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傳統造成巨大沖擊，民主共和的思想從此流傳廣遠，人民群眾反對封建專制統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壓迫、要求維護民族權益的斗爭綿延不絕，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此后不久，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相繼爆發，這不僅顯示出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的時代已經到來，而且為中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并走上政治舞臺提供了歷史契機。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其間隔僅10年，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多參加過辛亥革命或受到它的深刻影響。中國近代產業工人最早出現在官辦的和外國人開辦的工業企的成長而迅速壯大。20世紀初葉，由于清末“新政”的推行，私人工商業有了最初的發展，出現了一些代表民族資本利益的商會。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資本又獲得一個比較有利的發展時機。一方面，中華民國成立后頒布了一批有利于發展實業的法律、法規；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大多數帝國主義國家忙于在歐洲戰場上進行廝殺，一度放松了對中國經濟的侵略和壓迫。這些情況的出現，不僅有利于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有利于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隨著自身隊伍的不斷壯大，中國工人階級不僅開始為維護自身的經濟權益而斗爭，也初步參加了一些政治斗爭。，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產業工人已成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會力量。雖然他們的人數還不是很多，僅200萬人左右，但集中分布在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沿海沿江大城市，有利于自身的組織和團結；他們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重壓迫的痛苦，富有斗爭精神；他們同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系，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在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各階級中，這個階級是一個最進步、最革命、最有遠大前途的階級。在進步思潮的影響下，中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迅速地覺醒，并很快登上歷史舞臺。這就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領導責任，歷史地落在中國工人階級身上。辛亥革命前后，近代新式教育在中國迅速發展，各類新式學校紛紛建立，學生人數迅速增加，從而形成一個較為龐大的青年知識分子群。在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青年學子，不同于舊式教育培養出來的讀書人，他們不僅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而且更加關心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在學校里，他們是當時傳人中國的各種新知識、新思想的承接者；走出校門，他們便是這些新知識、新思想的傳播者。這一代青年學中的優秀分子后來有不少走上革命道路，成為中國革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袖人物。中國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的同時，中國先進分子面對辛亥革命失敗后的嚴酷現實和痛苦經歷，仍不屈不撓地繼續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尋找新的出路。1915年9月，參加過辛亥革命的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

（后改名《新青年》）雜志，發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把批判矛頭集中指向封建主義正統思想——孔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仍占據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無疑有著重要的進步意義。這場運動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它沖擊和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在中國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初期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參加者們號召人們沖破封建主義的牢籠，希望中國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場運動的實質是資產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然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和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矛盾，這時已通過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暴露出來。戰爭的空前殘酷，戰后歐洲社會的極度混亂，使世人為之震驚。這引起中國先進分子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人們第一次從世界范圍內感覺到，資本主義制度已喪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這種懷疑，推動著中國先進分子繼續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新途徑，為他們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17年11月7日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社會主義開始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正在苦悶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國先進分子由此到了新的希望。十月革命的勝利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先進分子去探求俄國的經驗，去學習和研究指導這場革命走向成功的馬克主義學說。于是，中國出現了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將“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國人民應當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李大釗預言：

“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第千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形勢的發展也有利于中國革命運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戰期間，國際資本主義力量被大大削弱。戰后，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下，歐洲現了持續數年的革命高潮；亞洲一些國家也掀起了反對帝國主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浪潮。1919年3月，在列寧的領導下，成立了由各國共產黨和工人組織參加的共產國際。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共產國際的建立有利于團結和協調世界各國工人級和勞動群眾進行共同斗爭，也使得中國革命者在開展反帝反建斗爭時能夠得到來自十月革命故鄉的指導和援助。

二、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從1919年5月開始，中國爆發了一場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即五四運動。這場運動的起因是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政策。1919年上半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協約國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這次和會實質上是英、法、美、日等幾個強國的分贓會議。中國政府戰時參加了協約國一夸‘L．廿曲?idL山u出席。中國代表在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走外國在中國的軍隊等項要求，并提出取消此前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國的“二十一條”。但是，中國的這些合理要求均遭到拒絕，會議竟然規定德國將戰前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日本。和會給予中國的，只是歸還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被德國劫走的天文儀器而已。對于這樣一個和約，北洋軍閥政府居然表示同意，并要求中國代表簽字。

中國社會各界密切關注著巴黎和會對中國的態度。中國在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后，各階層人民怒火中燒，以學生斗爭為先導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像火山般爆發了。5月4日，北京十幾所學校的3000余名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①等口號，并發表宣言，表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隨即，愛國學生又舉行了游行示威。這次示威遭到大批軍警的鎮壓，有30余人被捕。面對北洋軍閥政府的鎮壓，學生們很快聯合起來，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并舉行總罷課。他們在街頭舉行愛國講演，開展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宣傳活動。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迅速得到全國各地學生的聲援和社會輿論的支持。在反動當局的鎮壓下，北京學生的斗爭一度轉入低潮。由于反動當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嚴令取締愛國運動，學生們又一次被激怒了。他們從6月3日起重新走上街頭講演，又有許多人被捕。6月1 1日，為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北京大學教授陳燭秀、李大釗和高一涵上街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收回山東主權、罷免賣國官僚等五條關于內政外交的最低要求，并表示：如果政府不顧市民的愿望，拒絕市民的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正當學生們和知識界頑強堅持斗爭的時候，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罷工工人最多時達十多萬人。隨后，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這次愛國斗爭如燎原之火蔓延到20多個省區的100多個城市，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了罷市。中國工人階級特別是產業工人，以如此大的規模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政府的政治斗爭，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這表明，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這樣，五四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也由學生逐漸轉向工人。北洋軍閥政府懾于人民群眾的巨大壓力，不得不于6月7日放被捕學生，6月I0日宣布罷免曹、章、陸的職務。6月27，在巴黎的旅法華工、留學生和華僑數百人前往中國政府總代表陸征祥的住地，要求拒簽和約。6月28日，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學生、工人和其他群眾起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全國規模的革命斗爭。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①。由此，五四運動成為劃分時代的標志，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五四運動中，涌現出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知識子。他們從巴黎和會所給予的實際教訓中，開始認識到帝國主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這成為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傳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通過這場運動，開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堅定的革命精神和強大力量，認識到這個階級的偉大歷史作用，這對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并到工人群眾中去開展宣傳活動，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有著重要的影響。此后不久，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特權①。蘇俄政府的華宣言受到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吸引更多的中國先進分子關注其內外政策。這對擴大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影響，促進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也起了積極作用。

五四運動后，介紹、宣傳和研究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這是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突出特點。當時，們一時還分不清楚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觀點在各種刊物上紛然雜陳。中國的先進知分子在經過反復認識、比較和鑒別之后發現，當時在中國傳播的各種思想和理論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提供了中國所迫切需要的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以階級斗爭為武器進行社會革命的理論，提供了組織革命政黨的正確方法。于是，他們毅然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是李大釗。1919年，他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對馬主義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介紹。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歷史論、經濟論和政策論，即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淪的統一，“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與以往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所作的片斷的、不確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釗在這篇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學說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和比較確切的闡釋。不久，楊匏安、李達、李漢俊等幾位在留學日本期間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先進青年，也陸續發表一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并同工人運動相結合是一個充滿各種斗爭的過程。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洪水猛獸”，千方百計阻止其在中國的傳播。同時，在新文化運動陣營內和中國思想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同馬克思主義發生交鋒，展開論爭。在這個過程中，李大釗、獨秀、李達、蔡和森等人紛紛撰文，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許多錯誤觀點進行了批駁。他們著重闡明：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中國的出路只能是社會主義；要改造中國，必須建立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在這個斗爭過程中，許多原來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知識分：‘，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李大釗在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在1919年底至1920年上半年，開始拋棄過去信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信仰科學社會主義，并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參加五四運動和到歐洲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實地考察，在反復比較后，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李達、蔡和森、鄧中夏、楊匏安、高君宇、惲代英、瞿秋白、趙世炎、陳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漢俊、張太雷、王盡美、鄧恩銘、張聞、羅亦農、彭湃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也先后走上無產階級革道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即林伯渠）、吳玉章等一批先進分子，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踐，也實現思想上的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此外，還有一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青年逐步轉變思想，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戰士。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國家命運和改造社會的工具加以接受的，他們一旦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就以此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群眾斗爭中去。在北京，在李大O的倡導和推動下，1920年初，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調查他們悲慘的生活狀況。鄧中夏等還到長辛店向工群眾作革命宣傳，開始同工人群眾建立聯系。在上海，陳獨秀等人也在工人群眾中進行發動和組織工作，并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注意同實際結合，同群眾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三、黨的早期組織的建立和一大的召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進行革命，面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強大勢力，革命任務艱巨而又復雜，迫切需要堅強的領導力量。但近代中國的歷史表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沒有能力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不可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20世紀初先后建立起來的一批不同性質的政黨，都未能提出正確的綱領并發動人民群眾，以解近代中國社會所面臨的迫切問題。正當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呼著新的領導階級和新的政黨組織之時，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并日益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的過程，也就是醞釀、準備和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過程。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史稱“南陳北”。1920年2月，為躲避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密前往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同他商討了在中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隨后，兩人分別在北方和南方展開建黨活動。1920年3月，李大釗在同鄧中夏等多次商議后，在北京大學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李大釗把“對于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愿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組織起來的最初嘗試。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研究社會主義說和探討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

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建黨活動，很快得到列寧領導的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的關注和幫助。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了解國革命的情況，并同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系。維經斯基在北京會見李大釗等人，隨后又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并具體幫助陳獨秀等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在工人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起來的。1920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并起草了黨的綱黨問題。關于黨的名稱叫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陳獨秀在征求李大釗的意見后，決定叫共產黨。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并定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擔任書記。在隨后建立全國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過程中，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作為發起組和聯絡中心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10月，李大釗、張國燾等在北京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書記。在此前后，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陳獨秀、譚平山、譚植棠等在廣州，也分別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樣，到1921年春，國內先后有6個城市建立起共產黨早期組織。與此同時，在旅日、旅法的華人中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旅日華人中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有施存統和周佛海等。旅華人中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有張申府、趙世炎、劉清揚和周恩來等。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是在秘密狀況下進行的，各地黨的早期組織沒有統一的名稱，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有的稱“共產黨小組”，有的稱“共產黨”。從性質和特征來看，它們都后來組成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有計劃、有組織地研究和宣克思主義，批駁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在工人中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并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于，在中國建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的條件成熟了。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并與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系。經過商議，他們一致認為應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李達、李漢俊同在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往來，商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后又通知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和旅日的黨組織，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出席會議。

國內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赴上海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大會。陳獨秀和大釗均因事未能出席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1年7月23日晚開幕。會場設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現興業路76號）李漢之兄李書城住宅的客廳里，房間不大，陳設簡樸，氣氛莊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首先致詞，對中國共產黨成立表示祝賀。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概況，并建議把會議的進程及時報告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隨后，代表們具體商討了大會的任務和議程。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的情況。7月25日和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后實際工作計劃。7月27日至29日，會議對黨的綱領和決議作了較為詳盡的討論。7月30日晚，代表們正在開會時，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環視一周后又匆忙離去。具有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立即斷定此人是敵探，建議馬上中止會議。于是，大部分代表立即轉移。十幾分鐘后，上海法租界巡捕包圍和搜查會場l，但一無所獲。由于代表們的活動已受到監視，會議無法繼續在上海舉行。于是，代表們分批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開了最后一天的會議。

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黨”，規定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第三國際（即共產際）。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這一綱領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立時起就旗幟鮮明地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并堅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從而同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主張走議會道路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劃清了原則界限。綱領還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均可接受為黨員，但在入黨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新黨員入黨后為候補黨，接受黨組織的考察，考察期滿經黨員討論和黨組織批準，才轉為正式黨員。綱領還規定，在全黨建立統一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地方組織必須接受中央的監督和指導；在黨處于秘密狀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當保守秘密。同黨的綱領規定的奮斗目標相適應，大會要求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首先是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黨的一大通過的《關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對開展工人運動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作了具體的規定。黨的一大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和地方組織尚不健全的情況，決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是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這次大會是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然而，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從此，中國出現了完全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指明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初步明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目標和前途。黨成立僅一年的時間，就解決了此前民主革命長期沒有搞清楚的問題。宣言指出，黨在目前的奮斗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這表明黨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即黨最低綱領。宣言又指出：黨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①

為了貫徹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大會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戰線的決議案》，號大會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文件中，決議案提出兩個重要原則：一是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人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二是黨的內部必須有嚴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并且要求“個個黨員不應只是在言淪上表示是共產主義者，重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是共產主義者”①。

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成立后的第一個黨章。它黨員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了具體規定，更明確地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

從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到1923年黨的三大召開之前的4年時間，：，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時期。這段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刨建，是近代中國社會演變和中國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近代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人民解放的客觀要求。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實行民主集中制和有著嚴格的組織紀律的無產階級政黨。盡管當時黨還處在幼年時期，但很快就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定出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和符合自身建設需要的章程，發了工人運動和其他群眾運動，并在實際斗爭中獲得了寶貴的經驗d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下，中國革命運動》新的面貌。

思考題

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和偉大意義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第5講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

第5講 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一、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1、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擴張，國民黨當局一次次屈服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成立滿洲國后，并將其侵略勢力向華北滲透，向中國政府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國民黨當局在日本的淫威面前又一次屈服。

1935年5-7月《何梅協定》（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及平津的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等。

1936年6 月日本關東軍潛入察哈爾境內偷繪地圖，不服國民黨軍守衛官兵檢查，被拘留。日本以中國軍隊“侮辱”日本軍人為借口，不依不饒，借機提出許多要求。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方壓力，被迫簽訂《秦土協定》 ：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也喪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

2、民族危難之時，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并推動全國抗日戰爭統一戰線的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

宣言建議：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學者名流、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一切抗日軍隊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發起人、工農紅軍首先加入。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地下黨組織發動北平學生運動，抗日游行，“打倒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迅速波及全國，從學生示威游行到工人罷工抗議，再到愛國人士及團體、海外華僑等，對國民黨政府的對日妥協、鎮壓抗日運動進行抗議，發出愛國救亡呼聲。

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作為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國難當頭，應該立即承擔起將各種抗日力量匯集起來，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團結一致，共同抗敵、保家衛國的歷史使命。

1935年12月，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分析全國政治形勢、軍事策略、黨的路線策略等，分析抗戰中中國社會各階級間相互關系的變化，同時指出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不應停留在下層，還應包括上層。黨的路線方針策略是發動、團結、組織全國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抗日反蔣（集中精力圍剿紅軍）”。并對農業、工商業政策做了調整，以建立更穩固更廣泛的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后，中共中央加強統戰工作，積極促進一二九運動的發展，與國民黨上層、軍隊將領宣傳抗日主張，爭取同盟軍。西北地區，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周恩來）。1936年黨分別與張學良、楊虎城等秘密接觸，說服他們接受停止內戰、互不侵犯、加強聯絡、聯合抗日的主張。年底西北大聯合局面形成，對穩定全國局勢、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蔣介石態度轉變：

中共放棄反蔣，積極倡導國共二次合作。強調，只有國共重新合作，以及全國各黨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

西安事變及和平解決：1936年12月12日，攘外必先安內。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五項條件，其主張的到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國民黨上層的贊同；談判達成六項條件-------結束十年內戰，為國共二次合作做好準備。二、七七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1937年7月7日 盧溝橋事變----標志著全國抗戰的開始。

2、七七事變第二天，中共發表通電：號召共筑民族統一戰線，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驅逐出中國。

《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三項基本要求（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重申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等）。

3、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轉變：不承認的合法地位（廬山談判）

4、為了迫使國民政府投降，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威脅南京，史稱“八一三事變”。

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宣言，表示要“抵抗暴力”。-------聯合抗日的必要-----正面大規模開戰------改編紅軍主力為八路軍；南方紅軍、游擊隊為新四軍------體現國共合作中中共的誠意，是國共合作的重要內容。

1937年9月 國民黨公布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國共合作宣言，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三、開辟敵后戰場與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1、共產黨的全面抗戰------從全民族利益出發，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主張實行全國政治經濟改革，廢除國民黨***，給人民以民主權利，改善民生等。

2、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堅持***，只實行單純的政府與軍隊的抗戰，拒絕實行有利于抗戰的民主、民生方面的改革，限制人民力量在抗戰中的發展。

3、洛川會議：《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黨全面抗戰的政治主張，為長期抗戰、奪取勝利指明方向。

到敵后去，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和擴大人民軍隊，打敗日寇!

陜甘寧邊區成為全國抗日根據地的指揮中樞和總后方。

4、平型關大捷-----八路軍，伏擊日軍殲敵1000余人，振奮軍心民心，提高共產黨的威望。

5、正面戰場的節節敗退與人民軍隊闊步敵后：

臺兒莊------敵強我弱，片面戰爭與單純的防御方針，國民黨腐敗，正面戰爭日益被動，大片淪陷，民不聊生；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滔天罪行。

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華北地區正面戰場作戰基本結束。中共中央在敵后，發動、武裝群眾，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開辟抗日根據地，逐漸收復國土。

游擊戰，不僅給正面戰場上的國民黨部隊以有力支持，也迫使日軍將更多兵力轉移到對占領區的防守，使抗戰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相持起到重要作用。

6、《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中的戰略問題》：

戰局和國際局勢復雜多變，許多人對戰爭的發展形勢認識不清。親日派散布“亡國論”，片面強調中國武器和技術不如日本，鼓吹“再戰必亡” 汪精衛

主張妥協投降，宣傳“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

公開投敵

親英美派宣揚“速勝論”，幻想依靠英美的力量，迅速戰勝日本 蔣介石

消極抗戰積極反共 擔心共產黨力量的增長和影響擴大

全面考察和論證了中國能夠也必須經過持久戰取得勝利的客觀依據，為向全國人民指出抗日戰爭的正確道路。

7、在國民黨統治區積極開展工作

8、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不同階級、不同的抗戰路線，統一與獨立，團結與斗爭

王明右傾錯誤思想

以“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放棄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為主要特征的。

六屆六中全會：

四、堅持抗戰、團結、進步，遏制國民黨的反共逆流

1、抗日戰爭向相持階段過渡 日本對國民黨政府政策的改變

投降分裂成為時局的最大危險

團結抗戰局面出現危機

從蘆溝橋事變到武漢廣州淪陷，日軍實行大規模的戰略進攻，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同時也帶來了日益增長的困難。到一九三八年為止，日軍傷亡達四十四萬七千多人。軍費開支劇增，人民生活日益貧困。人民的反戰情緒在增長。由于戰線的延長，日軍的兵力更加不足。這些是日本政府非常憂慮的事情。中國雖然受到嚴重損失，但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后猛烈開展游擊戰爭，開辟了廣大的抗日根據地，殲滅了大量日偽軍，抗擊著四十萬日軍。國民黨政府仍保有西南和西北廣大地區，擁有很大的兵力和日軍對抗。國際上，蘇聯繼續援助中國抗戰。英、美、法等國由于不滿日本對華侵略的擴大，對中國的抗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和日蔣矛盾的無法調和，打破了日本帝國主義“速戰速決”的戰略和短時期滅亡中國的幻想，迫使它不得不下決心應付持久的戰爭。戰爭的長期化、國內的困難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使日本政府“重新檢討對華國策”。它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在策略上作了新的修改。

對國民黨政府實行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方針，改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把重視國民黨正面戰場、輕視廣大的敵后人民戰爭的戰場，改變為集中主要兵力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日本希望經過這一改變，不僅能夠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而且可以誘使國民黨政府投降。在其統治區內扶植傀儡，發展漢奸組織。這樣，日本在占領武漢以后，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抗日戰爭開始轉入敵我相持階段。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關于抗戰問題，全會雖然聲言“堅持抗戰到底”，但是按照蔣介石的解釋，所謂“抗戰到底”，就是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這就是說東北不要了，華北也可僅維持形式上的統治，只要能保存華中華南就可以罷戰言和。

華北各地共產黨的競起”，國民黨處于“艱險”的環境中。長此下去，就不免“趨于消滅”。蔣介石說這是他“夙夜不能忘懷的衷心憂慮”。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國民黨的***，加緊進行反共斗爭。會議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設立了“防共委員會”。

限共 反共摩擦事件連發

2、中國共產黨正確分析相持階段國際國內復雜形勢，提出堅持團結抗戰，鞏固和擴大抗日名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民族利益第一，階級利益服從全民族利益反對妥協，反對分裂，反對倒退，使全黨思想一致，也加強宣傳，爭取黨外許多人士的理解與支持。

為反對投降、振奮民心、錘煉隊伍，組織大規模破襲-------百團大戰。極大振奮全國軍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以事實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游而不擊”的蔑視，并支持了正面戰場，遏制了國民黨投降暗流，對時局好轉起到積極作用。

3、淪陷區，黨的地下組織以秘密方式開展抗日宣傳和統一戰線工作。

4、在國民黨統治區做艱苦的統戰工作：宣傳政治主張，發動工農及各階級階層支持前線及敵后抗戰，協助民盟等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組織成立，鞏固并發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級組織。

5、皖南事變：新四軍遭國民黨頑固派圍攻，九千人大部分犧牲或被捕，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遇害。

五、加強根據地各項建設和克服抗戰面臨的嚴重困難

1、游擊戰成為抗日戰爭的基本形態。發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分散游擊，積小勝為大勝，在打擊敵人的同時發展長大自己。抗日民主根據地成為全面貫徹及實現抗戰路線的堅強陣地。

重視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三三制”-----政府工作人員中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各三分之一，共產黨在政府工作中的領導地位和優勢是靠政策的正確、黨員的模范帶頭作用和人民的擁護來實現的。講究民主與團結合作，不專制。重視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文化教育，保護抗日人民，調節各抗日階級利益，改良工農生活。

2、抗戰面臨的嚴重困難

日本為把中國變成其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在占領區進行大肆的殖民統治及經濟掠奪；大批國民黨要員以曲線救國為借口投敵反共；國民黨頑固派也想借機削弱共產黨的力量，國民黨政府停發八路軍物資，并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國民黨統治區特務機構暗殺共產黨人，以致敵后軍民傷亡慘重，抗戰面臨最嚴重考驗（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 萬銳減至40萬）。

思想上：困難是前進中的暫時的，要發揚革命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勝利。

軍事上：靈活的地道戰、麻雀戰、敵后武工隊、水上游擊戰等，反清鄉、反掃蕩，以小勝積大勝。

政治上：精兵簡政，減少稅負，協調各階級各階層利益關系；實行“三三制”政權政策，調動敵后各階層抗戰積極性；開展擁政愛民等運動，密切軍政、軍民關系。

經濟上：開展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軍民生活明顯改善，為渡過難關，鞏固政權、爭取抗日勝利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此時期，當積累了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領導經驗，并培育出具有特殊內涵的“延安精神”----堅定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

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積極倡導并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局面；提出并制定持久戰等正確的軍事戰略方針；在敵后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實行一系列有利于抗日、民主、團結、有利于改善民生、調動各階級各階層參與抗戰及生產積極性的措施，遏制了國民黨的反攻逆流，維護了抗日大局；積累了執政經驗；人民革命力量也得以發展壯大，并成為對日反攻的中堅力量。

這一切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第6講整風運動與黨的建設

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

黨課第六講

整風運動與黨的建設

引 言：

講黨史，必要談黨的建設，黨的建設、特別是對黨員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黨的重要工作內容，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特色。加強黨的建設，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爭取抗戰勝利的一個重要保證，也是取得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法寶。今天，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須依靠這個法寶。

談黨的建設，不可不談的一段歷史和工作就是延安整風運動。

中國共產黨在全黨范圍內進行的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曾在1942年、1950年、1957年進行過3次，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最有名。因其首先從延安開始、延安地區整風的經驗最為豐富而得名。故整風運動通常專指延安整風運動。

1950年整風運動----1950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和任務，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要求各級黨組織結合總結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黨內首先是領導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緒，命令主義作風，以及極少數人貪污腐化、政治上墮落頹廢、違法亂紀等錯誤，密切黨和人民聯系。運動于同年冬結束。----本次整風運動在黨建歷史上地位不是很突出。

1957年整風運動----1957年4月，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將全面展開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為主題，以及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階級斗爭的狀況和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把本屬必要的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一批學術界的大家，被打成右派，含冤受難二十多年。整風運動過 后，非但沒有達到毛澤東倡導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的目標，而且出現了相反的政治景觀:政治體制中黨政不分和黨委過分集權的現象逐漸發展;民主法制建設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虛無主義開始抬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受到損害，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個人崇拜開始盛行，群眾性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思想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由活躍轉入沉寂。尤其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繼續發展，廬山會議把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引入了黨內，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則將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化;在社教運動中又把斗爭矛頭對準了黨的領導機關，削弱了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這些現象的不斷發展和“左”傾錯誤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進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斷。----這次整風運動的最終結果應該是失敗的，黨課第14講《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中發展》中會有介紹。

一、整風運動的背景： 1、1935年遵義會議以后至1942年的黨建成績：

1935年遵義會議以后，在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糾正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制定了正確的路線。到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已發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在各地黨組織迅速恢復和發展的基礎上，1938年9—11月在延安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有關文件，對黨的建設進行了全面規劃和部署。主要有：提出黨組織工作要有“中國化”；制定任人唯賢的干部政策；提出“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份壞分子侵入”的發展黨員方針；重申黨的紀律，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分別任命劉少奇和周恩來同志為中央局和南方局書記等。這次會議關于黨建的系列決策，在中共黨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六屆六中全會以后，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根據抗戰形勢發展的要求和當時黨組織的狀況，對黨的建設問題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提出許多重要觀點，他們把黨的建設問題看作一項在進行的“偉大的工程”。

在此前后，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發表不少理論著述，提出了許多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其中，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 養》的長篇報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闡述了共產黨員進行修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強調共產黨員要牢固樹立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并為之奮斗終身；要明確黨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組織；要在革命實踐中鍛煉自己，要為真理而斗爭，要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等。這個報告隨后印成小冊子，供廣大黨員干部學習。它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理論著作，在黨內具有廣泛而長遠的影響。

2、黨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尚未肅清，黨內仍然存在著黨風不正（宗派主義）、學風不正（主觀主義）和文風不正（黨八股）的問題。

（2）抗日戰爭以來，為擴大隊伍，共產黨吸收了一大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入黨，許多非無產階級思想被帶進了黨內，為黨內錯誤思想的滋長提供了新的土壤。

如何解決黨內矛盾特別是思想認識上的分歧，在黨的歷史上有嚴重的教訓。（例如：黨內曾經進行過反對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發生的右傾錯誤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錯誤的斗爭。這些斗爭是必要的，但采取的方式一般過于簡單。一是不能讓干部真正認識到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和改正錯誤的辦法，以致后來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二是過分追究個人的責任和給予過重的紀律處分，傷害了一些同志，影響了黨內團結。在出現“左”傾錯誤的時期，當時的領導者還對持不同意見的干部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做法，給黨的事業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深切認識到黨內思想矛盾是會經常發生的，解決思想問題絕不能采取單純的組織紀律處分和簡單壓服的辦法，而必須讓黨員和黨的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辨別是非，觀察問題。黨中央為了統一全黨思想，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在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生動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整風運動。

二、整風運動的條件形成：

1941年前后，開展整風運動所需要的主客觀條件已具備：

1、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黨內有了一批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又比較了解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領導骨干。———主觀條件

2、黨在思想上、理論上已經為開展整風作了最基本的準備。———主觀條件

3、敵后抗日根據地雖然正處于嚴重困難階段，但總的斗爭形勢變化較小，特別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所處的環境相對穩定。這就使得全黨有可能集中精力進行一次整風運動。———客觀條件

三、整風運動的開展：

1、參加整風學習的干部大體分為三部分：一是中直、軍直系統；二是西北局、陜甘寧邊區系統；三是中央黨校系統。

2、整風運動的三個階段：

從1942年2月開始至1945年春季結束，共計3年多時間，是分三各階段進行的：

（1）第一階段（1941年5月—1942年2月）是準備階段，即高級干部整風學習階段。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標志著整風開始。同年7月、8月，黨中央先后作出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學習研究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組織在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2）第二階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為全黨整風階段。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同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地闡明了整風的任務和方針。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主持的總學習委員會，領導全黨的整風學習。5月，黨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闡明了革命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根本方向。座談會后，文藝界也開始進行整風學習。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標志著新文學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文藝新時期的開始。許多作家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和 反映偉大的革命斗爭方面獲得了新成就，在文學的民族化、群眾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現了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競的《漳河水》，孫梨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國統區，黨領導下的進步文藝界團結廣大作家，發揮了重大戰斗作用。艾青、田間及七月詩派的詩歌創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蕪、路翎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陳白塵、宋之的、吳祖光的戲劇創作，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多樣化方面都達到了新的水平。

參加此階段整風學習的干部，共約4、5千人。

（3）第三階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為總結歷史經驗階段。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從1943年冬起，中央決定高級干部重新學習黨的歷史問題，分別召開了許多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座談會，使干部從切身的實踐經驗中，更好地認識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對在整風學習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了科學的分析和解答。在深入討論的基礎上，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并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

這是延安地區和陜甘寧邊區全體黨員干部普遍參加整風運動的階段。參加這一期整風學習的干部，共計1萬2千余人，包括全黨范圍的高、中級領導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黨校的有6、7千人，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此時，中央黨校由毛澤東兼任校長，彭真任常務副校長。當時延安中央黨校成為全黨整風運動的重點單位。

3、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

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反對教條主義，樹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統一、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作風。

黨內反復出現的“左”、右傾錯誤，從思想根源上來說都是主觀主義，都表現為理論同實際相脫離，主觀同客觀相割裂。犯這些錯誤的同志，認識問題和解決 問題的方法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書本出發，或從主觀愿望出發，或照搬外國經驗。其結果是嚴重損害了黨的事業。毛澤東指出：“這種反科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段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

毛澤東特別強調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重要性。他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反對宗派主義是整風運動的另一個主要任務。要實現黨的統一，不僅要實現思想上的，還要實現組織上的，并以組織上的統一來保證思想上的統一。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系上的表現，那些堅持從實際出發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就會受到打擊。宗派主義在黨內關系上的表現是，只顧局部利益，不顧全體利益，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以致向黨鬧獨立性。鬧這種獨立性的人，實際上常常是把個人放在第一位，而把黨放在第二位。宗派主義在黨外關系上的表現是對黨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視人家。

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文風。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不論作報告，寫文章，發指示，總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黨八股這種形式，不能表現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要使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采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

4、整風的方針：

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認真嚴肅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著重追究個人責任，而著重分析其犯錯誤的環境和原因，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兩個目的。“揭發錯誤、批斗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很顯然，這種方針同過去“左”傾錯誤統治時期所實行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是完全不同的。

5、整風的方法：

認真閱讀整風文件，聯系個人的思想、工作、歷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區和部門的工作進行檢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弄清犯錯誤的環境、性質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認識上的一致，提出努力方向。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中，鄭重強調自我批評。

6、整風期間出現“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錯誤及糾正：

在延安整風期間，曾一度出現“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錯誤。1943年4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要求在整頓黨風的同時，對全黨干部進行一次認真的組織審查。1943年7月，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掀起了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的過火斗爭，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中共中央及時糾正了這一錯誤。1944年春有關領導部門開始對錯案進行甄別平反，并對受到冤屈的人員賠禮道歉。

四、整風運動的歷史意義和地位：

1、地位：整風運動在黨的歷史上以及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毛澤東曾這樣指出：“我們黨，經過延安整風，教育了廣大干部，團結了全黨，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這個傳統，我們一定要發揚。”

2、歷史意義：

第一，延安整風運動，大大提高了黨員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使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廣大干部，較明確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基本方向，清晰地認識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以及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

第二，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思想上的大革命。在抗日戰爭時期，廣大黨員幾乎是清一色的農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多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伴 隨而來的黨內矛盾主要是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整風運動的過程，就是對廣大干部深入進行細致的思想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逐步提高共產主義覺悟的過程。參加整風運動的黨員干部，首先認真學習文件，然后深入檢查、反省本部門的工作及每個人的工作與思想，發揚優點，糾正錯誤，鞏固黨內團結，樹立正確作風。

第三，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地總結了20余年來黨的歷史經驗，澄清了黨內重大路線是非問題。我們黨從誕生之日起，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作為自己進行革命斗爭的思想武器；但由于黨在幼年時期理論準備不足以及黨中央領導成員政治思想素質參差不齊等原因，如上所述，黨中央領導機關曾在1924年至1934年先后發生多次右的和“左”的嚴重錯誤，給黨和革命造成重大挫折和危害；直至1935年1月黨的遵義會議之后，我們黨才開始走向政治上的成熟，戰勝了重重困難與險阻，奪取了萬里長征的勝利，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國團結抗日的大好局面。在這種有利形勢下，從正反兩方面科學地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澄清黨內重大路線是非，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

第四，延安整風運動，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了黨內斗爭的經驗，創造了一種完全適合中國國情和中國共產黨情況的進行黨內斗爭和開展對黨員思想教育的新的形式和方法：“團結——批評——團結”，即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新的團結。

第五，更為重要的是，這次取得輝煌成就的延安整風運動，為勝利召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奠定了良好基礎。（從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六大，到1945年在延安召開七大，中間相隔有18個年頭。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曾經8次決定籌備召開七大，但由于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來得及在全黨范圍內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對歷史上的錯誤沒有進行很好的清理，思想路線還沒有徹底的統一。

從1942年春天起，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黨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通過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3年的整風，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思想路線上獲得了空前的統一。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空前團結，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七大”以團結、勝利的大會永載中國共產黨的史冊。）

整風過后，整個中國的革命隊伍和風氣渙然一新，不僅鍛煉了隊伍，而且為了更好的解放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中國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建立一個清廉的、正直的、高尚的風氣的社會生態環境，留下了一個寶貴的遺產。

結束語：

時代是不斷發展的，人們的思想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于共產黨員來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改造世界觀是一輩子都要堅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必須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風運動的好傳統，好作風，我們必須代代相傳，并不斷地發揚光大，使之永遠成為我們黨的傳家寶。

第一支部 齊真 2010.11.30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第7講黨的七大和抗日戰爭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歷史28講

第七講：黨的七大和抗日戰爭的勝利 一、七大召開的歷史背景

（一）七大召開前后的國際國內形勢

1945年春夏之交（4月到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形勢發生了一系列的根本變化，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面臨即將覆滅的命運，在歐洲戰場，蘇聯和美英盟軍相繼攻占了歐洲大片土地。4月間，意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被逮捕并判處死刑，5月2日，蘇聯紅軍攻占柏林，德國希特勒自殺身亡。5月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

在中國戰場上：中國已處于戰略大反攻的前夜，1945年2月間。美、英、蘇三國領導人在蘇聯的雅爾塔舉行會議，決定進一步加強反法西斯同盟合作，完成對日最后作戰，美軍在南太平洋戰場、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戰場發動了一系列戰役，接連取得戰場勝利，收復了大量失地，擴大了根據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無條件投降，6日，9日，美國先后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2顆原子彈，共造成20多萬人傷亡，同時蘇軍出兵東北，在華日軍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此時，一直消極抵抗的國民黨軍隊也開始從西南幾省的大后方陸續出山，利用美國提供的飛機、軍艦運送軍隊，搶占要地，搶奪抗日 勝利果實，這時的中國正處于兩個前途，兩種命運斗爭的關鍵時刻：一個是黑暗前途——即國民黨要建立一黨獨裁的法西斯專政；一個是光明前途——共產黨要建立民主、自由、富強、獨立的新中國。為了領導全國人民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努力爭取中國光明的的前途，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在抗日戰爭快要勝利的關鍵時刻召開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黨的七大會議。

（二）七大召開前黨對理論工作的探索和實踐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開始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前途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初步探索。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在實踐中探索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而且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進行了論證和闡述，在此期間，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注重調查研究，先后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等重要著作。但由于黨內在很長時間內存在著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十月革命經驗和共產國際決議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根據中國革命實際情況探索和提出的很多正確觀點，未能得到當時的中共中央的認可，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后，局面才發生變化，從此，中國革命事業逐漸擺脫不利局面，并開始迅猛發展起來。土地戰爭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寫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大量重要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其中，毛澤東所系統而完整闡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理論，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

毛澤東還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創造性地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是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基本形式；統一戰線是迅速凝聚和擴大革命力量的有效方式；黨的建設是黨能正確處理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問題，更好地運用這兩個武器是戰勝敵人的前提和保證，只有正確理解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二、七大會議的召開

早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通過了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但由于長期緊張的戰爭環境，一直沒有召開，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七大預備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做了《 “七大”工作方針》的講話，指出七大的工作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大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取得最后的勝利，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在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之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會期歷時五十天。參加會議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代表著全黨121萬黨員。在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 朱德做了《論解放區戰場的》的軍事報告； 劉少奇做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周恩來做了《論統一戰線問題》的重要發言，大會期間，毛主席先后發表了11次講話。其中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是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

報告科學地分析了國內外形勢，鄭重地提出了中國人民強烈希望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基本要求。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報告還提出“廢止國民黨***，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七大系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24年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總結了抗戰8年的經驗，制定了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政治路線，選舉產生了能夠團結全黨的、堅強的、成熟的，具有很高威信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領導集體。通過了劉少奇修改黨章的報告和新黨章，確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使全黨有了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理論基礎，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軍事報告的決議案》及《關于死難烈士追悼大會的決議》。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首 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選出了13人的中央政治局成員，選舉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七大的召開，從建黨開始，已經走過了二十四個年頭，其間經歷了“兩次勝利、兩次失敗”血與火的考驗，有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從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來說，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沒有改變。近代以來，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民族獨立，進行了大大小小無數次的反抗斗爭，但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第一次成為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點。為什么會發生這個轉折點？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有了共產黨，中國革命有了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為之一新。

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歷史改變了方向。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如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人民要想推翻敵人的壓迫，簡直是不可能的。

因此說，在這樣兩個大背景下召開的黨的七大，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特別是把團結、勝利作為大會方針響亮地提出來，它反映了我們黨必勝的堅強信念，反映了中華民族必勝的堅強信念。毛澤東同志在闡述七大方針時說，一個團結，一個勝利。勝利是我們的目標，團結是我們的陣線，我們的隊伍。我們要有一個團結的目標，去打倒我們的敵人，爭取勝利。全黨要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 解放而奮斗。三、七大的歷史功績

它的功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七大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最重要、最成功、也是最后的一次代表大會，影響深遠。

它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的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于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次大會，在政治、思想、組織、軍事、統戰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

（二）首次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進黨章 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是黨的七大的一個最大的歷史性貢獻。也是近代中國歷史和人民斗爭發展的必然選擇。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理論思維曾經是很活躍的，有過百家爭鳴的輝煌時期。一些理論經典，如《老子》、《論語》、《孫子兵法》、《孟子》等，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深刻和持久的影響。但是到了近代，中國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是如此，在理論上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正是中華民族苦難最深重的時候，在那樣的時代條件下，黨在理論上的準備不可能是充分的。對黨成立時理論薄弱的狀況，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都曾作過深刻分析。然而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奮斗和理論奮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終 于扎了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終于產生了歷史性飛躍，形成了我們黨自己的科學理論形態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意義，對于中華民族的意義，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意義，都是劃時代的。它標志著我們黨從理論準備不足，達到理論上的成熟；標志著中華民族在精神上政治上登上了新的高峰，正在經歷著歷史性的新覺醒、新進步；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之光，正在普照著新興的中國，普照著世界。

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概括為八個方面： 關于現代世界情況和中國國情的分析； 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 關于解放農民的理論和政策； 關于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 關于革命戰爭的理論和政策； 關于革命根據地的理論和政策； 關于建設黨的理論和政策； 關于文化的理論和政策等。

這八個方面主要的就是關于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理論。它正確解決了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指明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和方向。它深刻地總結了歷史經驗，對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的闡述，對中國革命下一步的思考，都閃爍著理論和智慧的光輝。

（三）七大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第一次總結概括為三大作風 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七大強調，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黨的生活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

(四)七大黨章:民主革命時期最完備、最好的一部黨章，具備了完整的理論形態，真正成為黨的一面旗幟

總結建黨以來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經驗、集全黨智慧之大成的七大黨章是黨獨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黨章，也是民主革命時期最完備、最好的一部黨章。其最大特點是把黨的綱領作為有機部分寫進黨章，闡明了黨的性質、綱領、宗旨、作風、群眾路線，從而使黨章具備了完整的理論形態，我們可以這樣說：

（1）七大的光輝，是團結勝利的光輝（2）七大的光輝，是理論和智慧的光輝（3）七大的光輝，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光輝（4）七大的光輝，是民主集中制的光輝（5）七大的光輝，是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光輝

四、學習七大，對我們搞好當前理論學習的幾點啟示

黨的七大，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整個大會充滿了民主和團結的氣氛。大會通過的各項文件，都是在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全黨智慧的基礎上形成的。

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照這面鏡子，主要是以現代的眼光看過去，通過掌握過去、理解過去，更好地認識現在、把握現在。增強理解過 去的能力、掌握現在的能力、創造未來的能力，是歷史的三重作用。我們學習歷史，尋找過去、現在和未來結合點的最好方法，就是注目和聚焦于那些在重大歷史關頭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

（一）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堅持不懈地抓好黨的制度建設。

民主集中制原則是列寧最早提出和創立的。我們黨根據自己的實踐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并且使之成為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它是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始終保持蓬勃生機，始終保持強大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根本保證。

（二）加強作風建設，確保黨的生機和活力

無論對政黨、國家和民族來說，作風建設都是至關重要的。世界上一些執政黨失掉群眾、失掉政權的事實充分證明，作風松松垮垮、軟弱渙散必然導致失敗。

七大以來六十年間，我們黨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在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上，既有深刻的教訓，又有極其寶貴的經驗。進入新時期，經過黨的十二大到十七次大代表大會，到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專門作出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得到極大地發展完善和提高。

作風建設始終是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我們黨從毛澤東同志培育黨的“三大作風”，到鄧小平同志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到江澤民同志倡導艱苦奮斗，到胡錦濤同志提倡“兩個務必”，抓作風建設是一以貫之的。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專門就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作出了決定，提出了“八個堅持、八個反對” 集中概括了我們黨在現階 段對黨員干部在作風上的新要求，具有長遠指導意義。

（三）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立足點，是實事求是。黨的七大，是典范。它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勢，實事求是地確定了黨的綱領，實事求是地處理了歷史遺留問題，實事求是地提出了黨的任務。經過這次大會，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深入人心，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全黨深入人心。

（四）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要在理論上與時俱進，首先要在思想路線上與時俱進。毛澤東同志強調實事求是，鄧小平同志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江澤民同志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胡錦濤同志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都是對黨的思想路線的深入思考，都是黨的思想路線與時俱進的生動體現。

毛澤東同志在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結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這個關于政黨評價上的生產力標準的提出，是運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典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和政黨建設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11

第五篇：第10講、朦朧詩

第10講、朦朧詩

教學目的

理解什么是朦朧詩

結合詩歌來分析朦朧詩的產生、寫法和特點 教學重點

分析和解讀代表詩人詩歌 教學課時 2課時 教學步驟

一、什么是朦朧詩

所謂“朦朧詩”，是指以一代青年為主體的當代早期先鋒詩歌運動。

1，回顧五，六十年代詩歌的特點。

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與共和國文學范式決定了這時期詩歌的基本范式是：頌歌與戰歌。在主情的詩歌創作中，強烈的個人情感被社會、集體的本質取代，詩歌獨特的含蓄、暗示、曖昧等美學因素被怱略、被消極。代表詩人賀敬之、郭小川

2，朦朧詩的出現

在“頌歌”“戰歌”的匡制下，詩歌創作的主流到了文革十年，已走上了“假，大，空”的絕路，而一些地下的詩歌創作中心在形成，他們寫與頌歌不同的“朦朧詩”，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洋淀詩群”，由一批北京赴白洋淀下鄉插隊的知青構成，主要成員有芒克，多多，根子等，同時在福建，四川等也有這樣的創作群體。后來成為“朦朧詩”主將的北島，舒婷等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創作的。這些年輕人的寫作既不是為了發表，更不是為了名利，完全是出自內心的一種真誠與激情，所以他們的詩顯現出與當時的主流意識完全不同的思想空間。

如郭路生(食指)《相信未來》：當蜘咮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1979年，權威性刊物《詩刊》先后刊出北島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樹》，《祖國啊，我心愛的祖國》等詩，標志著朦朧詩開始得到社會的承認。到1980年，全國許多刊物爭相刊登這些青年詩人的作品，形成一股強大的潮流，沖擊著中國文壇。

3，朦朧詩論爭的情況及論爭的意義

由于這些朦朧詩從內容到形式與人們已經習慣了的的頌歌，戰歌截然不同，自然引起人們的困惑，不解，以至抵觸，特別是經過文革洗禮的的一些文人。

1980年，作家章明《令人氣悶的朦朧》把這些詩貶意為“朦朧詩”，“朦朧詩”的稱呼也就是由此文而來的。老詩人臧克家《關于“朦朧詩”》，文中凜然指出:“現在出現的所謂'朦朧詩'，是詩歌創作的一股不正之風，也是我們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丁力《新詩的發展和古怪詩》把這些新潮詩稱為古怪詩，并把其提到政治的高度:“古怪詩的出現是受國內和國外的影響。在國內，有些人對過去的新詩重新評價，為過去不受歡迎的流派，如以李金發為代表的反動派翻案，這是不好的。

三屈起：謝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主張要用寬容的態度對待朦朧詩，因為”我們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訓，我們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創作方法的詩歌視為異端，判為毒草而把它們斬盡殺絕的教訓。而那樣做的結果，則是中國詩歌自'五四'以來沒有再現過'五四'那種自由的，充滿創造精神的繁榮。"

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中認為新的美學原則有如下特點: 一，不屑于作時代精神的號筒，不屑于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靈中的秘密;二，強調自我表現;三，對于傳統藝術習慣的背離。

徐敬亞《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 文章全面闡述了朦朧詩興起的歷史背景及其美學，思想內涵等

二、關于朦朧詩的評價：

1、朦朧詩指向明確，一點不朦朧。朦朧詩其實是政治詩，具有極明確的政治目的。實質其實就是反革命＼反毛時代＼反無產階級文藝。從政治上講，朦朧詩成功了，它至少與它所要反對的文藝形式同歸于盡了。現在人們不讀那些詩歌和所謂的人文精神衰落、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人心糙了之類的說法一點關系也沒有！僅只是因為朦朧詩已經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了！只要大部分人一聽到毛時代文藝就皺眉頭，就下意識地覺得是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樣板宣傳，那么我們就可以說朦朧詩已經勝利了！人們忘記或者說有意忽視了，朦朧詩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我的看法是：朦朧詩是三中全會精神的文藝表達，三中全會精神是朦朧詩的政治綱領。朦朧詩通過渲染個體，消解階級意識，用資產階級文藝觀達成對毛時代革命文學的替換。悄悄顛覆原來的審美原則，構筑一種新的生活觀念。用新的意識形態來取代革命的意識形態。所以說朦朧詩是從屬于80年代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大決戰的一個子戰場。

2、為什么稱它朦朧？有兩個原因：

1、它的朦朧不在于其精神實質，只在于形式、措詞。這是相對于毛時代文藝的審美原則而言。朦朧詩出生的時候，毛時代或者說無產階級文藝的審美原則還是主流（用資產階級的習慣的話來說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壓力仍相當濃重”），所以被認為朦朧。

2、朦朧詩人自稱朦朧，是一種保護色，意在掩蓋自身的戰斗性質。朦朧詩人們“寫作中並沒有選擇正面的對抗，而是沉湎與發明一種新頹廢，來點染寫作衝動和青春的苦悶”。他們的作戰方針是：毛澤東時代消解個人生活，我們就歌頌個人生活。愛情的激烈、動人、秘密、忘我、大膽、溫情、帶個人苦難的傾訴，把擁抱轉變為真理。（《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

3、詩人群體的自發性。朦朧詩人群體，說得文藝一點叫“精神團契”。盡管南北詩人之間聯系交流很多，也有自己的刊物，原則上可以認為有組織，但他們更愿意被人認為是自發的，非組織的。為什么？很簡單，無產階級文藝是組織性的！工人階級作為先進階級的首要特性就在于它是在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制度下成長起來的，消除了手工業和小生產的渙散形式，代之以極強的組織性。與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首要特性也是極強的組織性——黨是有組織的部隊！反映到無產階級文藝上必然也是組織性的。那么與之對抗的方式就是訴諸＂個體性＂／＂非組織性＂／＂體制外＂等等。

三、朦朧詩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解讀

顧城、舒婷，北島，楊煉

1、顧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12歲時輟學放豬。“文革”中開始寫作。1973年開始學畫，次年回京在廠橋街道做木工。1977年重新開始寫作。并成朦朧詩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單位解體，失去工作，從此過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7年應邀出訪歐美進行文化交流、講學活動。1988 年赴新西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研究員。后辭職隱居激流島。1992年獲德國DAAD創作年金，在德國寫作。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蘭寓所辭世。留下大量詩、文、書法、繪畫等作品。

顧城是我國新時期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被稱為以一顆童心看世界的“童話詩人”。與舒婷的典雅端麗、委婉綽約、美麗憂傷相比，顧城的詩則顯得純真無瑕、撲 2 朔迷離。但是，在顧城充滿夢幻和童稚的詩中，卻充溢著一股成年人的憂傷。這憂傷雖淡淡的，但又象鉛一樣沉重。因為這不僅是詩人個人的憂傷，而是一代人覺醒后的憂傷，是覺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現實而產生的憂傷。

顧城的帽子：顧城總是戴著一頂用褲腿改造成的帽子，他為什么戴帽子按照他的解釋是為了避免塵世間污染了他思想，他眼中的世界，總會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灰塵，而他的高潔卻是與生俱來的。那頂帽子，讓他遠離了世界，也親近了世界。

《遠和近》你，一會看我，一會看云。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云時很近。《一代人》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小巷》小巷 /又彎又長/沒有門/沒有窗/我拿把舊鑰匙/敲著厚厚的墻“黑”是扼殺光明的結果，黑夜便是光的墳墓，是一種令人窒息的特定時代象征。然而“黑色的眼睛”卻無疑是黑夜的叛逆，它的黑色是黑夜“給”的，是黑夜阻斷光明的結果。此外眼睛的黑并不象征著背棄光明，反倒是渴求光明的象征。黑色既然對光不反射也就具備了對光全盤吸收的特性，黑色的眼睛正是這種隨時準備吸收光明的“一代人”的眼睛。換一個角度看，黑色的眼睛也凝聚著批判精神，它以黑對黑，對黑夜的龐大淫威報以深沉的否定。相對色彩繽紛的光明世界來說，黑色是一個終極，它與光明構成了對立。然而物極必反，從黑夜中叛逆出來的黑色眼睛，對于光明的接受力是絕對超過任何色彩的眼睛的，也就是說：由特定的黑色時代中走來的“一代人”，他們偉大的覺醒是其他“無緣”于“黑夜”的人們所難以企及的。短短的兩句詩，冠以一個博大的題目，揭示一個龐大的主題，在對立統一中，充分顯示了象征的魅力。從作者的生活歷程看，詩中的黑夜似乎是“十年浩劫”，“一代人”當然是指在這個特定歷史階段中成長起來的當代中國人。然而，詩畢竟不是歷史，詩的容量常能憑借藝術的魔力而無限擴大。如果超越時空的話，我們便很容易在屈原、杜甫、魯迅等等不同時代的人物身上，看到“一代人”的形象，他們都在“黑夜”中生存，他們都具有特別敏銳的“黑色……

2、舒婷

原名龔佩瑜，祖籍福建泉州，1969年下鄉插隊，1972年返城當工人。1979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1980年到福建省文聯工作，從事專業寫作。她的詩歌更接近上一代載道意味較濃的傳統詩人，反抗性淡漠了許多。舒婷擅長于自我情感律動的內省、在把捉復雜細致的情感體驗方面特別表現出女性獨有的敏感。情感的復雜、豐富性常常通過假設、讓步等特殊句式表現得曲折盡致。舒婷又能在一些常常被人們漠視的常規現象中發現尖銳深刻的詩化哲理（《神女峰》、《惠安女子》），并把這種發現寫得既富有思辯力量，又楚楚動人。

舒婷的詩，有明麗雋美的意象，縝密流暢的思維邏輯，從這方面說，她的詩并不“朦朧”。只是多數詩的手法采用隱喻、局部或整體象征，很少以直抒告白的方式，表達的意象有一定的多義性。

《致橡樹》熱情而坦城地歌唱了詩人的人格理想，比肩而立，各自以獨立的姿態深情相對的橡樹和木棉，可以說是我國愛情詩中一組品格嶄新的象征形象。

“橡樹”的形象象征著剛硬的男性之美，而有著“紅碩的花朵”的木棉顯然體現著具有新的審美氣質的女性人格，她脫棄了舊式女性纖柔、撫媚的秉性，而充溢著豐盈、剛健的生命氣息，這正與詩人所歌詠的女性獨立自重的人格理想互為表里。

在藝術表現上，詩歌采用了內心獨白的抒情方式，便于坦誠、開朗地直抒詩人的心靈世界：同時，以整體象征的手法構造意象（全詩以橡樹、木棉的整體形象對應地象征愛情雙方的獨立人格和真摯愛情），使得哲理性很強的思想、意念得以在親切可感的形象中生發、詩化，因而這首富于理性氣質的詩卻使人感覺不到任何說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豐美動人的形象所征服。

3、北島 1949年出生，本名趙振開，曾用筆名：北島，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78年同詩人芒克創辦民間詩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國，現任教于加利福尼亞州戴維斯大學。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的詩刺穿了烏托邦的虛偽，呈現出了世界的本來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吶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們。

北島的詩歌創作開始于十年**后期，反映了從迷惘到覺醒的一代青年的心聲，十年**的荒誕現實，造成了詩人獨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靜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靜的觀察中，發現了“那從蠅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價值的全面崩潰、人性的扭曲和異化。他想“通過作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這是一個真誠而獨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義和人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北島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為準繩，重新確定人的價值，恢復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審判劊子手；嘲諷怪異和異化的世界，反思歷史和現實；呼喚人性的富貴，尋找“生命的湖”和“紅帆船”。清醒的思辨與直覺思維產生的隱喻、象征意象相結合，是北島詩顯著的藝術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論式警句，造成了北島詩獨有的振聾發聵的藝術力量。

北島是中國新時期詩歌無論如何也繞不過的島嶼。這大概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了吧。問題是，由于名人效應及其各種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人們對北島詩歌的理解還僅僅停留在朦朧詩層面，乃至還有不少人只知其人而不知其詩，更有甚者，是對北島詩歌的曲解、誤讀、隔膜。

宏觀上，有人不滿北島尼采式的“一切價值重估”；有人指責北島普羅米修式、丹柯式的英雄姿態；有人氣悶北島波特賴爾式的「交感」對應體系，等等。微觀上，有人驚訝于北島網式錯綜的生活觀；有人困惑履歷式的非理性等。就是對名詩〈迷途〉的理解。

北島不喜歡別人把他納入“朦朧詩派”，因為那是人們強加給他的，而且這在當時還帶有強烈的貶抑性。他寧愿把他們那一批人命名為“《今天》派”2。因為他和芒克等人在1978年12月就創辦了民刊《今天》3，發表了由他執筆的宣言式的〈致讀者〉4，自印了「今天叢書」5，還舉辦過同仁詩歌朗誦會6。無奈的是，詩歌史上擺弄權術的人，即北島所隱喻的“一些搜尋愛情的小人物”還在沿用朦朧詩的稱謂，應該如北島所希望的、恢復“《今天》派”命名。

流亡前的詩歌寫作：廢墟上的星光

“《今天》派”一開始就給自己預設了文學理想，那就是，除了旗幟性的〈致讀者〉外，在《今天》創刊號上與之同時發表的亨利希·標爾的〈談廢墟文學〉。文中有這樣一些話：“我們從那場戰爭歸來了，我們發現廢墟并描寫它。只是這種譴責的、幾乎病態的聲音是奇特的、多少持懷疑態度的”；“這就產生了三個加在這種年輕文學之上的稱號：戰爭文學、歸來文學和廢墟文學”。由此，我們不妨把“《今天》派”的文學稱之為“廢墟文學”。站在文革廢墟上的北島，如他的另一個筆名「石默」所暗示的，保持著特有的清醒冷峻。他在〈回答〉里的一句“我──不──相──信！”，可謂石破天驚。它首先是喊給自己聽的，其次是喊給那個剛剛過去的蒙昧時代聽的，最后也是喊給仍在潛流著的歷史慣性聽的；而且這種高分貝的、綿長有力的吶喊，真切地摩擬出了廣場回音的效果。北島早期的詩歌幾乎都是繼承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里家族式的、以暴制暴的、“反抗絕望”的方式，表明了北島們與他們的父輩們同屬一個精神譜系。紅帆船：我不想安慰你 /在顫抖的楓葉上 /寫滿關于春天的謊言

流亡后的詩歌寫作：“逃亡的刺猬”流亡后的北島已經由一個戰士變身為一位紳士了。換言之，在一個相當自由寬松的環境里，北島就能夠真正地平靜下來，沉潛地思考一些根本性問題。

A、他思考自己同母語之間的關系以及作為流亡者對于祖國的深厚愛情。B、繼續思考生活和幸福的不真實性。北島在〈蘋果與頑石〉里寫道：「一顆子彈穿過蘋果／生活已被借用」。C、繼續思考個體話語存在的可能及其難度。D、對本體論的懷疑和對整個世界邏輯的質疑。如〈藍墻〉里說「一只輪子／尋找另一只輪子作證」和〈無題〉里說「火不能為火作證」E、返鄉的堅定指向及其困難。

四、朦朧詩的藝術旨趣和美學追求對中國當代詩歌產生的影響:

1、陌生化——延長知覺的過程,突出審美的目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朦朧詩”喚起了審美主體的主體性覺醒。實際上,任何詩歌的審美價值都在于其藝術上的創新與探索,從某種程度上說,朦朧詩潮的詩歌所創造并形成的陌生化手法和藝術旨趣,為中國詩歌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也為當代美學觀念的轉變提供了憑據,更為新詩藝術在表現形式上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2、個人化——自我的抒情方式

朦朧詩的個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藝術現象,其思想根基恰恰是在對“左”的政治和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現出的個性自由精神和嶄新的生命意識。新時期中國民眾的心靈的蘇醒首先在詩歌中顯露出來了,個性化抒情分明是對“五四”新詩的現代傳統精神的承繼與張揚。從藝術的脈絡上看,它與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現代主義詩歌有著相互的銜接,特別是現代派詩人戴望舒等人的詩歌(講究內在的旋律、意象的原則暗示性與朦朧美),九葉派詩人穆旦等人的詩歌(凝重、充沛、堅厚的主體精神),對舒婷、北島等朦朧詩人發生了積極的影響抑或心靈的感應。詩人們恰到好處地熔鑄了群體意識與“代言人”的角色內質,又盡情發揮著個人化抒情的潛力和持久性。朦朧詩個人化抒情風格為我們的新詩發展完成了極其特殊而重要的一步。

3、民間化———是一種寫作立場,更是一種審美的自由

民間化立場體現在詩人的寫作中,就意味著盡量擺脫體制化立場,追求思想與藝術上的審美自由,意味著對個體精神的堅持,意味著保持個人寫作的純粹獨立性。朦朧詩的創作追求便因循了這樣一種自由。不論它的前期探索還是它后來的自覺原則,都緊密地恪守了這一立場和旨趣。它呈現的是個人的真正獨特的生命經驗，朦朧詩讓一個個詩人的藝術個性在單一平實的傳統文風里更加分明。

綜上所述，朦朧詩潮在藝術上的追求成就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巔峰,其獨到的風格和美學旨趣對詩壇來說都是一個典范。正如謝冕先生所說:“新詩潮弭平了新詩史上的最大的一次斷裂,它使五四開始的新詩傳統得到了接續和延伸:它結束了長期以來新詩向著古典的蛻化,有效地修復和推進業已中斷的新詩現代化進程;它結束了新詩思想藝術的?大一統?的窒息,以開放的姿態面對世界,由此開始了藝術多元發展的運行。新詩潮結束了新詩的暗夜,以富有活力的實踐撒下了新時期詩歌的第一線的曙明。”朦朧詩的發軔和消隱都緣于那段特定的歷史和人文環境,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特別是漢語詩歌的進步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