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是“打黑英雄”還是“黑社會保護傘”

是“打黑英雄”還是“黑社會保護傘”

2012年3月20日，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數罪并罰，判處黑幫老大聶磊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聶磊被判定的罪名包括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組織賣淫罪，開設賭場罪，強迫交易罪，非法買賣槍支罪和窩藏罪等。

次年9月17日，聶磊在青島被執行死刑。

青島市警方鏟除聶磊黑社會集團期間，其偵查任務主要由市南區公安局長單果濰及其打黑專案組部署、執行。

在黑老大死刑判決下達后不滿2個月，案情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曾經指揮打黑的公安局長被指控包庇、縱容他所打擊的黑社會。

2012年5月4日，山東檢方以涉嫌受賄罪刑事拘留單果濰，5月18日宣布逮捕。經山東省人民檢察院、臨沂市人民檢察院指定，由臨沭縣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于次年7月15日移送審查起訴。

2013年11月8日，山東省人民檢察院指定臨沂市河東區人民檢察院對本案審查起訴。起訴書羅列三宗罪，起訴書顯示，單果濰被訴三宗罪：受賄、貪污以及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今年11月4日，單果濰案一審第五次開庭。今天凌晨，單果濰的辯護人王誓華在其認證的微博發表了一篇《萬言書》，王誓華稱《萬言書》是單果濰親筆所寫，其中寫道：?我莫須有地被迫害誣告成了聶磊黑社會的‘保護傘’。

今天看到這樣一篇現實版的警察與黑幫故事，讓人不由聯想起平時所看的香港片，戲劇源于生活，生活卻永遠比戲劇更加精彩和殘酷。

如果說單果濰真的如他所說的含冤，那么聶磊毋庸置疑后臺強大，所以會有網友認為是打擊、報復。那么包括檢察院都有最黑暗的、令人發指的內幕。

如果說單果濰被指控的三宗罪?受賄、貪污以及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件件屬實的話，那么他在掃黑除惡之后，淪為囚徒，只能說是罪有應得。

是?打黑英雄?還是?黑社會保護傘?，孰是孰非，或者我們只有等待暴光后的進一步結果，相信總會有事實的真相。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一方略實在是勢在必行的，依法治國就是要依法行政，保障人權。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程序之治，依法辦事就是依照程序辦事。我們期待著每個行政者都要有法治的理念，勿濫用公權，自覺遵守程序，讓我們的社會良序發展。

第二篇：《勞動合同法》修改之爭：是“保護傘”還是“絆腳石”？

《勞動合同法》修改之爭：是“保護傘”還是“絆腳石”？

中國法院網2016-04-26 15:55近期以來，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就現行的《勞動合同法》接連發聲，稱其對企業的保護不足，降低了中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終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上述發言被媒體解讀為“三次炮轟《勞動合同法》”。隨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也公開承認，《勞動合同法》實施八年以來，雖然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以及企業用工成本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兩位部長的表態，引發社會持續關注與討論，一些學者甚至提出了廢除《勞動合同法》的建議。這一切，似乎為《勞動合同法》的修改敲響了前奏。

其實，《勞動合同法》從孕育到出生，爭議一直沒停過。無論從立法調研到起草審議，還是從立法宗旨到具體條款，勞資雙方的意見始終針鋒相對。集中體現在“法律對勞動者權利是否存在過度保護”的問題上。2006年3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勞動合同法(草案)》向社會征求意見時，不到一個月便收到了19萬多條建議或意見，成為中國立法史上不多見的“奇特現象”。2007年5月，正當勞資雙方的利益代言人圍繞《勞動合同法》鏖戰正酣的時候，山西省“黑磚窯事件”被媒體爆光，大大刺激了公眾的神經，也刺痛了立法者的眼球，“依法保護勞動者權益”在輿論上占了上風，助推《勞動合同法》高票通過。但是，關于《勞動合同法》的爭議并未因法律的通過而停止，不時有兩會代表提出修法的建議。兩位部長的發言，不過是舊話重提罷了。

一、對《勞動合同法》的批評之聲

對《勞動合同法》批評之聲在該法通過之后、實施之前就開始了，主要原因是企業的擔憂引發“解雇潮”和“撤資潮”，批評者認為是《勞動合同法》拖累了經濟發展。據當時媒體報道：因為擔心《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公司無法輕易解雇員工和聘請臨時工，為了壓縮成本和轉移風險，一些企業開始策略性裁員，部分外資關停中國工廠，最有名的當屬“華為辭職門事件”。除了華為外，當年7月，韓國LG電子裁掉11%的中國員工；8月，中央電視臺解聘1800名編外人員；9月，“展訊通信”縮編北京分部，隨后上海總部亦進行裁員；10月，沃爾瑪全球采購中心中國區無原則突擊裁員。雇有11300名工人的日本廠商奧林巴斯公司關閉一座中國工廠，將產能移到了越南。

轉眼間，《勞動合同法》已經施行了八年，這也是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急轉直下的八年。雖然要求修法的呼聲從未間斷，但國家強力干預的動作反而越強。最為明顯的即為2012年對《勞動合同法》進行的修改---對規避法律的勞務派遣行為進行了更有力的管制。當然，收獲的反對聲音也更大了。筆者將批評者的觀點進行了歸納總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管制與自治失衡，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受限。

批評者認為，《勞動合同法》是基于“資惡勞善”的假設觀點而立，而這種假設其實并不存在，勞動者也并不天然地處于被動地位。立法者正是在這種錯誤的思想指導下，強化管制，限制自治，不僅壓縮了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協商自治的空間，也對企業用工管理自主權進行了多重限制，導致勞資關系的管制與自治的失衡，限制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2、片面追求穩定，企業用工成本增加。

按照傳統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是主人，不存在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因此勞動力不是商品，其價格的確定不能靠市場。這種否認市場對勞動力價格的調節作用，忽視勞動力供求關系，片面強調價值觀和道德標準的理念在《勞動合同法》立法時得以體現。而企業的實際用工情況有著自身的規律，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在經營情況不好時，會考慮裁員以降低成本，待經營狀況改善時，再行招兵買馬。但《勞動合同法》基于對穩定勞動關系的片面追求，對企業解聘員工設置了較高的門坎，讓企業難以根據實際需求靈活用工，人為推高了企業用工成本。

3、立法設計不科學，企業經營管理難度加大。

《勞動合同法》要求企業在管理過程中嚴格執行法律的規定。但通常情況下，一些中小企業的管理人員較少，管理也相對簡單，一人多職，靈活高效。而《勞動合同法》無視了企業經營的現實，剛性規定過多且處罰嚴厲，讓剛剛創立的企業或小型企業不得不招聘更多人來從事不能給企業帶來直接效益的工作。《勞動合同法》還有一些關于規章制度、集體協商和民主程序的硬性規定，這對一個只有幾十或十幾個員工的小企業來說無疑是一項沉重的負擔。

4、企業社會責任增大，政府未充分考慮企業承受能力。

就業問題是任何政府都要首要解決的問題，關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進入連續高增長期，企業的蓬勃發展似乎為政府提供了一條控制失業率的有效解決途徑。從立法層面降低勞動關系終止的可能，保證就業穩定、降低失業率不失是個好方法。于是，這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就落到了《勞動合同法》的頭上，繼而成為企業的法定社會責任，政府反而撒手不管了。

二、目前應當厘清的問題

1、關于《勞動合同法》是否偏袒勞動者的問題。

從《勞動合同法》第一條明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的立法宗旨和若干強制性規范來看，整部《勞動合同法》的確存在向勞動者方面的傾斜。在市場經濟中，企業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勞動者則追求自身價值的最大實現，這勢必使勞資雙方在利益方面形成矛盾。在矛盾存在的情況下，如何體現社會正義？美國法學家羅爾斯似乎給出了答案。他在其名著《正義論》寫道：社會公正應體現兩條正義原則，一是平等原則，即每個人應該在社會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利；二是差別原則，即如果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的話，這種不平等應該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們的最大利益。按照通常理解，合同是雙方當事人在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合意結果，具有平等主體的特性。但就勞動合同而言，勞工方與用工方具有隸屬關系，勞動合同不同于經濟合同，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性加上“資強勞弱”的普遍格局，決定了國家有必要進行一定的法律干預，根據國家現實中的勞資狀況，在勞動合同的形式和內容、履行和解除、經濟補償金、違約金條款等方面都做了明確的規定。這也是國際勞動立法的通行做法。

事實證明，《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保護我國勞動者利益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起碼在法律層面上改變了以往企業普遍強勢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者權益被侵犯而救濟無門的窘況。所以說，《勞動合同法》向勞動者傾斜，并非是偏袒勞動者，故意制造不平等。相反，這種立足于現實的傾斜恰恰體現了立法者對勞資雙方實質平等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對勞動合同的管制應保持一定的力度與限度的平衡，干預不足的，無法解決問題；干預過重，則會導致管制與自治失衡，產生負面效應。

2、關于企業成本增加的問題。

對《勞動合同法》的批判涉及企業成本增加的問題，這里包含著要式書面合同、最低保障工資、企業解雇權、薪酬增漲快、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問題。一些專家劍指《勞動合同法》，視其為中國經濟下行的“罪魁禍首”，欲殺之而后快。事實真的如此嗎？

首先，筆者承認《勞動合同法》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但由此帶來的成本增加非常有限，影響面不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企業規避操作。當然，這與執法不嚴、力度不夠也有關系。單舉簽訂書面合同一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14年只有38%的農民工與企業簽訂了勞動合同。一葉知秋，可見大部分企業并沒被《勞動合同法》限制住。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確實低估了中國人的“聰明智慧”。

搞企業的人心里都清楚，與《勞動合同法》相比，真正讓企業害怕的是稅費、社保以及人口紅利的減退等。以稅費為例，中國企業稅負比例超過法國。根據工信部2013年9月發布的《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中國企業費負和繳稅的比例約為0.52：1，相當于企業繳納100元稅款時也同時需繳納52元各種費用。讓人無奈的是，近年來企業經營利潤空間下降，稅負卻仍在上升，中國財政收入增速更是長期高于GDP增速。2015年財政收入增速為8.6%，創下27年來新低，但仍高于當年6.9%的GDP增速，而當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則比上一下降了2.3%。除此之外，企業還要按照《社會保險法》的強制規定為企業員工交納社保費用。根據人社保社保研究所的報告，中國企業和個人所承擔的五險費率為40%左右，其中個人承擔11%。而據美國社會保障署提供的24個經合組織成員國數據，雇主社保費率為18%，總體社保費率為32%，遠低于中國。所以說，把企業成本增加的責任算到《勞動合同法》的頭上，是典型的“冤假錯案”！

3、關于薪酬上漲的問題。

自《勞動合同法》再次引起爭議以來，以工資增長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為由對《勞動合同法》發難的言論不少。而事實上，《勞動合同法》只規定了最低保障工資，并未對工資增長作出具體的規定。換句話說，即使工資增長速度過快給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也不能怪罪《勞動合同法》。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工資增速一直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速，即使最近幾年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速，這也可以看做是對過去工資增速慢的彌補。

雖然《勞動合同法》規定了最低工資制度，但具體標準由各地政府發布，該標準并不算高且不具備強制力，最終的工資數額還是由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的。究其工資標準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還得說是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所導致。另外，與物價、房價的增長速度相比，勞動者工資增長速度還是遠遠低于勞動者預期的。

三、對《勞動合同法》修改的建議

為提振經濟想辦法、為經濟衰退找原因都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一部新法的出臺往往會導致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并隨著時代發展而出現一些問題，這些都屬正常。但法律帶來的問題不僅僅是法律問題，還有其深層次的文化、社會乃至政治因素。再言之，法律有其自身的嚴肅性，一部法律的對與錯、善與惡需要長時間的實踐來檢驗，按照先進法治國家的經驗，這個長度最少以“幾十年”為一個計量單位。“朝令夕改”損害的不僅僅是法律的尊嚴，還會損害人們對法律的信賴，而這種依賴一旦失去，就會引發信任危機，從而帶來一系列的嚴重社會問題。當然，筆者并不是反對《勞動合同法》的修改，出于我國法律在制定環節上與國外發達法治國家的差距，及時修改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確定要改，建議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應當堅持保護勞動者的立法傾向。

從國際社會勞動法的發展來看，總的趨勢是越來越注重勞工的保護，同時兼顧企業的利益。從這點來講，《勞動合同法》在中國勞動法律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就施行法律效果來講，總的方面是利大于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應當警惕和反對任何以經濟為借口意在打壓勞工的言論和行為。一部保護勞工權利的《勞動合同法》，不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拌腳石，也不應該為中國經濟下行背黑鍋。筆者反而認為，愈是經濟下行，愈要提升對勞工的保護程度，而不是相反。否則，不但節省不了成本，反而會導致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引發社會動蕩，這些都是當政者和立法者要重點考慮的重大問題。下一步，還應繼續擴大《勞動合同法》的適用范圍，將勞動關系、勞務關系和雇傭關系三位一體，以及把游離于法外的諸如包工頭用工關系、內部承包關系，非法用工關系等，統一納入《勞動合同法》的調整范疇，防止規避勞動法規的不法行為，使《勞動合同法》成為一部真正的中國勞工權利保護憲章。

2、建立合理的員工區別保護制度。

《勞動合同法》目前是將包括公司高管人群在內的所有勞動者無區別地作為弱勢群體加以傾斜保護，這就產生了保護主體界定不清、范圍過廣的問題，產生的惡果是對底層保護不足和對上層過分保護的現象，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局面。這一點也深受法律專家的詬病。《勞動合同法》的修改，應當借鑒德日的經驗，將高管人群列入雇主范疇，厘定被保護對象與非被保護對象的界限，將立法保護重心下移。另外，對于需要特別保護的員工要有區別，比如產假待遇，工齡長產假長等。

3、適當平衡企業和勞工利益。

《勞動合同法》是一部傾向保護勞動者的法律，但并不意味著法律可以占領道德高地對企業權益窮追猛打，畢竟企業才是會下蛋的雞，沒了企業就沒了就業，沒了就業還談什么勞動者保護？在《勞動合同法》實踐的8年多時間以來，針對已經出現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利益的失衡現象，應當給予充分重視，適當增加勞動者違約成本，適當收緊勞動者的合同解除權，適當放寬企業的解雇權，以及適當放寬無固定期限合同的解雇條件等。

4、尊重市場用工需求，建立多元化的用工方式。

《勞動合同法》基于標準勞動關系更有利于勞動者的邏輯假設，僅允許非全日制、勞務派遣兩種非標準勞動關系的存在。而非標準勞動關系是否一定不利于勞動者？這個問題需要探究。現行法律規定，勞務派遣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替代性崗位，并規定了同工同酬、用工比例限制、勞務派遣行政許可等制度，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也企業在招聘和員工培訓方面“顧慮重重”，這無疑也加重了“就業難”，這種法律實施的結果恐怕與立法者的初衷相背。法律應尊重勞動力市場靈活用工、靈活就業的現實需求，一方面弱化標準勞動關系的現實必要性，為非標準勞動關系的健康發展留出空間；另一方面擴展非標準勞動關系的法律形式，發展多元化的非標準勞動關系。

5、規定法律的分層適用。

相對與國企或大中型民營企業而言，中小(微)企業在促進經濟增長，推動創新，增加稅收，吸納就業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培育和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對國民經濟至關重要。近年來，融資難、稅賦重以及勞動力和原材料等成本持續上漲等多方因素疊加，讓本在市場競爭中不占優勢的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更加逼仄，如果對中小(微)企業在制度上松綁，排除《勞動合同法》的適用，一定能促使中小(微)企業的生產力得到迅速釋放，對整個國民經濟向好有重要推動作用，同時也是與勞工制度發達國家的立法相一致的(美國、德國、臺灣地區均有相似分層適用勞動法律的規定)。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已經制訂了一套相對完備的中小(微)企業的認定標準和管理規定，使得《勞動合同法》有了分層適用的可能。

6、減輕企業責任，建立社會責任代償機制。

無固定期限合同的核心要義是其具有社會福利性質，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前，主要是集中在國有企業。隨著《勞動合同法》施行，轉為無固定期限的條件變得簡單，而一旦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形成(或被形成)無固定期限合同關系，則意味著國家將其提供社會福利的義務以法律的形式轉嫁給企業，但企業是贏利性經濟組織而非一個福利性的社會機構，其依法承接的社會責任大大加重了企業的用工成本與經濟負擔。而從實施的效果來看，國家似乎低估了企業的規避能力，大量的中小(微)企業通過勞動合同的短期化等規避手段，致使國家利用《勞動合同法》讓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的目標落了空。與其如此，還不如大方一點，把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會責任收回來，建立完善一套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轉化代償機制，變強行攤派為號召鼓勵，讓一些有承受能力的企業在承擔了政府轉移的社會責任以后，享有相應的政策優惠紅利，形成良性循環。另外，企業負擔沉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里有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因素，也有融資渠道不暢、創新能力不足等原因。但企業稅賦過高，社會責任過重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重要因素。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應放在降低企業稅賦和減輕企業社會責任上，這些措施考慮政府的能力和決心。

四、結語

近年來，中國經濟面臨轉型和下行的雙重壓迫，結構產能過剩，企業哀鴻遍野，用工需求萎縮，政府壓力山大。李克強總理表示，結構性產能過剩嚴重，這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口”，去產能也成為了今年中央工作的重點。去產能必然涉及裁員下崗，裁員下崗勢必牽扯到勞動合同的解除及相關經濟補償。據透露，中央擬最先安置分流的鋼鐵、煤炭兩個行業職工就有180萬人。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用人單位宣告破產或者解散的，應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金。中央擬拿出了1000億資金墊底，這顯然遠遠不夠。如果去產能工作能夠順利開局，相信不久便會在全國鋪開，修訂《勞動合同法》是否能成為政策與法律沖突的第三條路，筆者不得而知。但從形勢看，似乎已經在做輿論和法律上的準備了。

第三篇：袁世凱是抗日英雄還是賣國賊

袁世凱是抗日英雄還是賣國賊

袁世凱確實接受了“二十一條”

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的這封公開信中聲稱，“袁世凱沒有簽署所謂的?二十一條?這是歷史的史實，現在史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已相當廣泛和深入”，史學界對二十一條的研究確實已相當廣泛和深入，不過關于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早在事件當年即已經相當豐富，所謂的“袁世凱朱批”等材料并不能改變史學界對此的基本認識。

所謂“二十一條”，是日本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要求，本來就不是正式的條約，史學界及教科書、包括電影里說的都是袁世凱“接受”了“二十一條”，而非“簽署”——“簽署”的實際上是“二十一條”的談判成果《民四條約》(意即民國四年條約，包括《南滿條約》和《山東條約》)，這在1915年中日各自的聲明中都明確了的。在很多史家看來，《民四條約》雖然不包含“二十一條”的全部條款，但稱之為“接受”了“二十一條”卻是沒有問題的。一些權威的海外著作和港臺方面的教科書也用了這種說法——

“為了防止列強的反對(其稱帝)，袁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并與英俄簽訂協定，承認各自在西藏與內蒙的特殊利益與地位。”——美籍學者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自1915年2月22日到1915年4月17日，中日雙方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共舉行二十多次會議……1915年5月25日中日簽訂?中日新約?。大抵來說，中國接受除第五部外的全部條款。”——香港教育局中國歷史科支援教材

“1915年5月，袁世凱不顧段祺瑞、馮國璋、梁啟超等人的反對，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香港教育局中國歷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講座記錄

“然袁為求日本支持其稱帝，竟在民國四年五月九日決定，除了對第五號各項的內容表示容后協商外，其余皆?即行允諾?”——臺灣康熙圖書版高中歷史教科書

袁世凱對抗日本策略不算成功

公開信還聲稱“袁世凱一生痛恨日本”，“袁世凱采取各種辦法拖延并向外界透漏日本要求。” “以袁世凱為首的中國政府絞盡了腦汁，動用了各種手段，用盡了智慧，共歷時3個月，25次，迫使日本兩次提出修正案”，果真如此嗎？

袁世凱不喜歡日本人，這大概沒有什么疑問。在電影里，周潤發扮演的袁世凱在剛聽到日本公使報出“二十一條”時，也精彩地詮釋了一個對日無比強硬的姿態。事實上，在應對“二十一條”時，袁世凱為不讓日本人過多侵蝕到他本人的權力和利益，也確實使用了非常手段，向外界和歐美人士泄漏“二十一條”的內容就是他的主意。

但其實，這不過是中國傳統的“以夷制夷”方針，袁世凱繼承了李鴻章的策略，讓列強都來占有特權，從而利用列強們的矛盾作為牽制。然而，向英美泄露“二十一條”的消息雖然在輿論上使中國獲得了同情，但英國因一戰自顧不暇，美國也因在菲律賓的利益不欲與日本動手，反而使得日本人在談判中更為囂張，逼迫袁世凱下令取締排斥日貨，在交涉的最后時期還不得不壓制言論。這讓報界不禁喟嘆“日本有輿論，我中國何故無輿論乎？”

后來有學者評論說：“袁氏挑動輿論容易，運用操縱自如則極為困難。及輿論日趨激昂，袁氏對日本雖欲有所讓步，以為帝制交換，亦不敢貿然從事，只好拖延，必至日本發出最后通牒而后屈服。在談判期間，袁氏一面發布激昂文電，一面又予以否認，明處禁止，暗里主使，舉措張皇，遂陷于日本的逼迫與民間反對的夾縫中。”

從“最后通牒”下達后的情況來看，袁世凱策略其實并沒有取得很大成功。

說袁世凱為稱帝而簽約或許是冤枉

在“二十一條”交涉談判之時，袁世凱為稱帝而欲與日本人合作的說法便流傳開來。孫中山就聲稱，“袁世凱原與大隈重信友善, 故大隈組織內閣, 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還國與大隈商議, 求其贊助。二事者何:

一、渠欲稱帝;

二、代平內亂是也……及日置還國, 大隈贊成”。

關于這類說法的傳聞還有不少，比如說日置益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遞交二十一條要求時(即電影中的場景), 曾有“若開誠交涉, 則日本希望大總統再高升一步”之語；比如代表日本內閣發言的《時事新報》曾發表社論，隱晦地稱: “其(中國)政體如何, 固不可問”。

日本人或有此引誘袁世凱的想法，但有說法稱“日置益辭出后, 項城極憤怒, 當即疾聲令余, 所有關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 袁世凱還怒稱“我要做皇帝, 也不做日本的皇帝。”而從談判過程來看，也沒有見到袁世凱因為稱帝而投靠日本人的跡象。

事實上，袁世凱操北洋新軍，炳晚清之權，竊民國之政，固一世之雄，即便稱帝需要列強相助，勢必不會甘做傀儡。“二十一條”若全盤答應，只怕袁世凱就成“兒皇帝”了，因此，袁世凱拒絕這一條件是很正常的。

對于袁世凱來說，只有這一點或許是受到冤枉。然而，但若因此說袁世凱一點也沒有與日本人合作的意思，卻也并非實情。在“二十一條”交涉期間，袁世凱還曾命日本政治顧問賀長雄去日本與諸元老密約，雖然與稱帝之事或許無關，但袁世凱最終接受了“二十一條”, 而且在交涉結束后不久就即行帝制,讓人聯想到兩者相關是不可避免的。《民四條約》毫無疑問是不平等條約

對于“二十一條”交涉的結果《民四條約》，公開信聲稱“《中日關于山東問題條約》和《中日關于南滿即東蒙古問題條約》，這兩個條約加一起也只有十一條，而且沒有出賣主權的條款。”

類似的說法，近年有不少。包括史學專家劉憶江的《袁世凱評傳》等，就持差不多的觀點，書中還引用了親歷者曹汝霖的回憶作為注解——

“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二十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二十一條中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

袁世凱本人也以日本退讓為勝利，稱“無損主權，此案已結，中外敦睦”，仿佛“二十一條”中只要第五項不簽，就是弱國外交的一大勝利。果真如此乎？

事實上，所謂《民四條約》只相當于“二十一條”中的兩項共十一條的說法其實有問題，也有稱是十二條、十三條的。因為正式條約有復雜的外交表述。按權威的史家說法，《民四條約》基本就是排除了“二十一條”中的第五項而已，第五項的內容包括必須讓日本人充當中國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讓中國必要之地方警察由中日合辦等過于荒謬的條款，對于日本人來說，也并非不可放棄的。而若說《南滿條約》和《山東條約》不損害主權，則更為荒唐之說法。不妨看看《民四條約》簽訂時中國的各方反應——

首先反戈的就有袁世凱的手下，馮國璋、張勛等怒責中央說：“此次日人非理要求，原本無交涉之價值，更無承認之必要，乃政府惕于日本哀的美敦書(即最后通牒)之下，遂至不求民意，不察利害，竟將全案承認，是何異舉我數千年堂堂中國捧送于人。天下最可痛可哀之事，孰有過于此者？”

政界也有人做出激烈的表示“戰釁一開，應永遠不與之構和。如日本本殺盡我四萬萬同胞，婦孺不能留，則中華大陸自一任日人之蟠踞，但存一卒一兵，亦與之周旋……果使經年持久，以區區三島之日本，未必能得最后之勝利。”

報界也沖破袁世凱禁令，紛紛發出激昂的聲音：“與其逐條承認而亡，毋寧與之一戰而亡。” 而民間聲音和行動更是令人欽佩，潘志仁等數百人聯名致電政府說：“最后通牒，完全答復，朝鮮覆轍嗎，殷鑒不遠。人民聞戰而勇，聞不戰而喪，袞袞諸公，其何以對？寧滔東海而死，不睹國亡之慘。迫不擇詞，聽加刀斧。”5月9日至25日湖南全省就發現9紙血書，2人捐軀。

而此后數年，徹底廢除《民四條約》始終是中國人的最大訴求，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談判的失敗，更是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誰能說袁世凱簽的條約不賣國？

歷史很復雜，翻案須謹慎

雖然，袁世凱簽定《民四條約》有維護自己統治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確實是因為當時中國國力不足。以往臉譜化地丑化袁世凱，稱其全盤接受二十一條固然不符合事實。但若因逆反心理就此稱其為抗日英雄則同樣不妥。近年來，除去袁世凱外，還有不少近代史人物有被翻案的傾向，好比李鴻章漸漸被認為是中國棟梁，而孫中山則因討伐袁世凱過程中與日本人簽訂“賣國條約”而備受詬病。這些新的看法，都有“逆反”心理的作用，但如果不把歷史人物放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之下，把復雜問題簡單地看待都是有問題的。…[詳細]

解決這類問題的根源，在于歷史課本的對史實要盡量客觀、平實以及多面的敘述，欣喜的是，這些年的教材在某些方面已經有了好的跡象。

第四篇：學生打暑假工是好還是壞

學生打暑假工是好還是壞

暑期期間，很多學生在讀大學生和高中畢業生紛紛加入了“暑期工”隊伍，有的甚至舉著“某某師范家教”的牌子在街邊毛遂自薦。雖然暑假工作多以鍛煉為主，主要從事一些簡單的工作，但相關部門提醒，同學們打“短工”，也要有勞動維權意識，以免權益受到侵害。

有些學生選擇兼職來度過這個假期，一方面出于鍛煉自己，增加社會經驗，另一方面可以獲得一定的報酬，減輕家庭負擔。

但很多學生自己為之招聘兼職工人的公司，自己竟然不知道公司名字；又改口說是自己參與開辦的公司，更加就應知道公司的名字了。如此的邏輯不合，前后矛盾，如果自己是家長，真不放心將自己的孩子交給對方來介紹工作！

暑假工，這幾年在學生群體中成了一個熱詞。甚至有的學生認為打暑假工是一種時髦，如果哪位同學沒打過暑假工就會被認為“落伍”了。我曾問他們為什么那么熱衷打暑假工。他們的回答都大同小異，無非是掙錢，好玩刺激，在家里太悶。而他們的家長大多采取一種支持或者默許的態度。看著學生打暑假工這股風越刮越烈，我不禁產生了懷疑：打暑假工真的那么好嗎？

打暑期工也要有維權意識，那怎樣給自己權益保障呢？據筆者了解，暑期工的定義是年滿16周歲的學生在暑假或者寒假的時間去參加一些有償工作，做暑期工的學生要掌握一定的基本知識，要依法維護自己的權益。比如，每天工作不能超過8小時，加班的時間也要有加班費，節假日加班的工資至少是平常工資的3倍以上。

如果權益受到侵害，該怎么辦呢？有關部門提醒，由于學生們社會經驗比較少，所以在選擇實習的企業時要慎重，可以咨詢親朋好友，也可以查找或對比一下所求職企業的一些社會評價，以對該企業有一個初步的了解。為了避免勞動權益受到侵害，最好和用工單位簽一份用工合同。如果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害，要學會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學生暑期工一般是送餐、端盤子等工作，但還是有不少學生愿意嘗試。筆者了解到，做暑期工的主要群體是在校大學生和一些高三畢業生，他們大多從事服務業，當超市或快餐店的促銷員、收銀員，酒店服務員，導游，家教，接話員等。

近日，筆者在市區一商場的時裝區，遇到了幾位學生摸樣的臨時促銷員。據她們介紹，假期相約出來打工，是想增加一點工作實踐經驗，雖然這份工作屬于短期工，賺不了多少錢，而且工作也并不輕松，但總比呆在家里沒事干好得多。而一位在西餐廳當服務員男生說，高考后就出來當暑期工了，一方面可掙錢補貼學費，另一方面還可獲得一些社會經驗。“雖然每月不到1000元工資，干得也比較辛苦，但這是自己第一次賺錢，還可以拿這筆錢貼補學費，感到很開心。”

部分學生上去打工是因為好玩刺激。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現在的90后中學生，被稱為“在糖水中泡大的一代”，大都沒有經過艱苦生活的磨礪，對打工的辛苦也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成年人打工尚且喊苦喊累，何況他們呢？高強度的工作會容易讓他們產生巨大的壓力，影響身心的健康。再看看打工的環境。工廠里的人形形色色，魚中國十大廚衛電器品牌

龍混雜，中學生涉世未深，他們經得起各種誘惑嗎？有的學生自我控制能力不強，離開了家庭和學校的約束，就像逃離樊籠的野馬，樂得在外面逍遙自在。他們有的游離網吧，有的開始早戀，有的誤交損友。這難道不可怕？

據我了解，打暑假工其實掙不了幾個錢。由于中學生是未成年人，又沒有一技傍身，所以他們一般只能進一些小作坊式的黑工廠。這些廠時常接不到訂單而放假，報酬一般也不高。短短一個暑假，學生們掙的那點可憐的血汗錢，除了來去車費，玩樂，買零食，充手機費之后就所剩無幾了。不少學生離廠回家時大都兩手空空，個別甚至要父母寄路費。所以指望靠做暑假工就能掙到很多錢是不現實的。

中學生的自我保護意識差，容易受到傷害。而他們進的又大都是一些非正規的廠，這些廠并沒有和他們簽訂勞動合同。學生的人身安全并沒有保障。沒事當然好，一旦有事，牽扯多少人的心哪？

中學生打暑假工得不償失，他們應該多參加一些健康的娛樂活動，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另外也不能荒廢學業，要鞏固學習，做到勞逸結合。適當的正確的途徑去增加一些社會實踐經驗是可以的，但希望廣大學生自己有一個很好的判斷力和把控度。

中國十大廚衛電器品牌

第五篇：瘋子還是英雄

瘋子還是英雄

——《堂吉訶德》讀后感

在西班牙的拉?曼卻住著一個50多歲的窮紳士吉哈諾，閑來無事就埋頭讀騎士小說，讀得滿腦子盡是游俠冒險的荒唐念頭，完全喪失了理性，想入非非，決定當游俠騎士去行俠仗義，救苦濟貧，揚名天下。

但是，我們這位主人公大概是受騎士小說荼毒太深而不自知，見什么就要跟什么決斗，連風車和羊群都不放過，眼睛雖然尚且還可以使用，然而心已經被那些荒謬的小說蒙蔽，看不見任何正常的事物，滿眼都是決斗和騎士，愚昧至極。——這便是我讀了此書最初的感受。

可越往后讀越覺得，這本自文藝復興時期起就成為經典的書藉，似乎遠不止那么簡單。雖說他把客店老板當城堡主人讓他為自己封騎士，將風車看做巨人沖上去決斗搞得自己狼狽不堪，還糊涂地錯把一個女仆當成自己的意中人，最荒唐的是將羊群看做兩支大軍，可是，堂吉訶德到底是瘋子還是英雄并不能就這樣蓋棺定論，因為與此同時他也干了不少值得肯定的事。

堂吉訶德的第一次冒險是解救被地主綁在樹上痛打的放羊孩子，他命令地主給孩子松了綁，并如數付給孩子工錢，地主被嚇得一一照辦。堂吉訶德離開以后，地主把小孩重新綁在橡樹上，抽得他死去活來。雖說這件事并沒有獲得一個好結果，但他的俠義心腸由此可見一般。

接下來，堂吉訶德來到一個十字路口，遇到一隊商人，他要別人承認他的意中人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美女，商人的騾夫不買賬，堂吉訶德認為這是在褻瀆他的絕世佳人，于是怒氣沖沖地向商人挑戰。騾夫搶過他的長槍，把他打得遍體鱗傷，動彈不得。看得出來，他捍衛純潔忠貞，癡心不悔地堅守著自以為是的愛情，雖然他所謂的“情人”是個粗壯的村姑，壓根不認識他。

在一次吃虧不久后，堂吉訶德看見前面路上來了十一二個被押解到海上做苦工的犯人。他打倒了押送的士兵，解放了犯人，命令他們去拜見杜爾西內婭，報告堂吉訶德立下的功績。誰知犯人們反倒恩將仇報，用石頭把他打倒在地，把他和桑丘的衣物搶盡分光，四散逃走。堂吉訶德做好事遭如此報應，氣得不可開交。但這并沒有動搖他愿意行俠仗義的決心。

后來他跟桑丘遇到一個假裝愿意給他們一個所謂的海島管理實則戲弄他倆的公爵，桑丘便興致勃勃地去執政，堂吉訶德則在公爵家住下來。結果雖然桑丘將小鎮治理得非常好，然兩個人都覺得這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最終還是選擇了自由，離開了那里。

公正地說，在歷險中，和別人交談時，只要不涉及騎士道，堂吉柯德頭腦清晰，見識高明，他有堅定的信仰，高尚的品德，堪稱騎士典范，他一心追求正義，和想象中的敵人“作戰”毫不畏懼，連命都不要，他堅信自己應該扶助弱小，雖然事實上他往往給別人添亂。他在想象的世界里生活，歷盡挫折而不后悔，認為這只不過是“魔術家搗的鬼”，還不斷給桑丘打氣——“騎士總是要歷盡各種艱險，才能成就豐功偉績的”、“咱們經過的那些狂風暴雨，都是馬上要天晴風定的征兆，表示時勢就要好轉”。

堂吉訶德臨死前神智清醒過來，終于認識到那些騎士傳奇都是胡說八道，自己也不是什么游俠騎士堂吉訶德，而是為人善良、號稱“善人”的阿隆索?吉哈諾。據公證人說，在騎士小說里，從沒看見過哪個游俠騎士像堂吉訶德這樣安詳、虔誠、臥床而死的。

或許在大多數人眼里這個主人公是個悲劇，是我們用來盡情嘲笑的對象，是眾人摒棄的瘋子，這個結局也是理所應當眾望所歸。可在我看來，他縱然可笑可悲，但也不乏可敬之處。

若將桑丘與之對比，就更能顯出其可貴之處。

桑丘是個只看見眼前利益只顧自己的農民，因為堂吉柯德許給他種種好處，他才跟著去當奴仆的，他滿足于口腹的享受，對堂吉柯德的各種奇思異想不斷戳穿，對他的清苦生活滿腹牢騷。他憑常識判斷處理問題，總督居然當的不錯，可是，后來他覺得累，不愿當了。

主仆二人的歷險，略似《西游記》當中的唐僧師徒四人的歷險，只是前者是現實世界為背景的荒謬，而后者是以神話世界為背景的奮斗。這令人想起信仰的問題，信仰是遙遠的，如遠方的燈火。而眼前的世界，局限于經驗，是感性的，淺薄的而或許是“正常的”，桑丘就是一個沒有理性，光知道享受的傻子，主仆二人看似矛盾，實際卻不可分割。堂吉柯德的理想固然可笑，可是誰又有資格笑話他呢？如果一個人有點使自己激動的理想和信念，是不是比堂吉柯德的游俠夢更加真實，更加高明一些呢？如果不是，那就做桑丘，滿足于眼前的快樂，可又有誰甘心如此呢？

我想，作品的社會意義已經有并且還會有很多人去探究，而我并不完全了解那個時代那個閱歷豐富心情沉重地寫下這本小說的作者，所以我只想說，這個貌似可笑的屬于過去的理想主義者、幻想家，我覺得他是個聰明的傻瓜，可愛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