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的檢察監督

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的檢察監督

李 煒 韓孔林

繼《刑法修正案

（八）》增加《刑法》第100條第2款關于免除未成年人前科報告義務的規定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也在增加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別訴訟程序中，提出了對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且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未成年人的相關刑事記錄予以封存的構想。可以說，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制度的建立時機已經日趨成熟。對于檢察機關而言，固然應當高度重視相關法律的正確適用以及這項制度本身的構建，但在同時，如何立足檢察職能，加強和完善對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制度執行的監督，同樣是需要關注和研究的問題。

一、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檢察監督的重要意義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其法律監督職能主要涵蓋司法監督與法紀監督兩個方面。其中，司法監督又包括了依法對觸犯刑律的犯罪分子的追訴和對有關司法機關在訴訟過程中適用刑事法律是否正確、合法實行的監督。因此，檢察機關不僅代表國家出庭支持公訴，依法追究和懲罰犯罪分子，而且對司法機關開展的立案、偵查、審判、執行等訴訟活動實行全面、有力的監督。從性質上講，未成年人前科報告義務的免除和刑事記錄的封存，都屬于刑事司法制度的范疇，前者是實體性要求，后者是程序性保障，兩者都伴隨著檢察機關作出的相對不起訴決定或者法院作出的刑事判決而產生，都屬于刑事訴訟執行環節的重要內容。對于未成年人刑事記錄的封存，檢察機關既有自身執行制度的法定義務，解決好“應該怎么做”的問題，也有監督其他職能部門執行制度的法定權限，落實好“做得怎么樣”的問題。

與此同時，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幫助失足的未成年人順利地就學和就業，重新回歸社會，防止其再度走上犯罪道路。這不僅涉及司法機關的職能履行，更需要各種社會力量的關注和社會資源的投入，所以與社會管理層面的工作是密切相關的，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機制，正是檢察機關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由此可見，加強對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制度的檢察監督，是檢察機關履行刑事訴訟監督職能、促進社會管理創新發展的客觀需要，具有法律與社會的雙重屬性。

二、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檢察監督的主要內容

筆者認為，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的檢察監督，其內容可以從適用法律和執行制度兩個環節予以設定，前者是基礎，后者是保障，都關系到制度運行的規范化問題。

首先是法律適用環節的合法性監督。法律適用是否正確，既是檢察機關刑事訴訟監督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制度啟動與否的先決條件。對于法院因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而決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記錄的，應當針對法院作出的刑事判決，重點審查被告人的主體身份是否屬于未成年人、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是否符合刑法規定的量刑標準，以監督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的適用是否具備法定的實體要件。當然，法律監督者自身權力的行使同樣必須受到監督。鑒于上下級檢察機關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對于下級檢察機關因作相對不起訴處理而決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記錄的，上級檢察機關應當針對不起訴決定，審查涉及刑事記錄封存實體要件的主體年齡、犯罪情節等相關內容；上級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下級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確有錯誤，應當在撤銷不起訴決定并交由下級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同時，要求下級檢察機關撤銷對未成年人刑事記錄的封存決定。其次是制度執行環節的規范性監督。司法機關作出案件處理結果并決定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后，包括決定機關在內的諸多職能部門和單位，如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教育部門（學校）、用人單位、街道及社區基層組織等，即應當承擔起依法執行封存決定的義務，這些義務履行的規范性離不開檢察監督。具體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對有關職能部門刑事記錄封存、管理的規范性進行監督，包括是否依照司法機關的決定，及時封存了相關案卷、檔案等材料，是否制定了專人保管、分類管理的工作制度，是否落實了相應的保密措施等；二是對特殊情況下查詢和公開刑事記錄的規范性進行監督，包括查詢的主體和事項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且具有必要性，相關職能部門和單位是否嚴格履行了制度規定和審查程序，其批準公開的刑事記錄內容和范圍是否符合限制性要求，是否告知查詢單位不得擅自公開查詢內容的保密義務等。

三、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檢察監督的運行模式

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履行對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的監督職能，應當以刑訴法修正案確立該項制度為界限，采取相對不同的模式和程序。

由于在刑事訴訟制度中缺乏直接的法律支撐，目前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工作仍然處在試點階段，對于因相對不起訴而需要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記錄的情形，可以考慮將檢察機關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的職能作用發揮作為抓手，在會同相關職能部門聯合或者分別簽署規范性文件、明確各自職責范圍的基礎上，通過檢察建議的方式，對執行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制度的情況進行監督，尤其要重視發現制度執行不規范、不到位的“一類問題”，有針對性地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幫助執行單位制定整改措施、健全工作制度，必要時還可以由檢察機關牽頭，組織相關職能部門召開聯席會議，就制度執行中的重大事項、爭議問題形成合意，達成共識，確保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試點工作取得實效，為進一步推動此項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建設積累有價值的實踐經驗。倘若刑訴法正式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的法律制度，則檢察機關對這項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就能夠完全納入法律監督職能中刑事執行監督的范疇。無論是基于檢察機關的相對不起訴決定，還是以法院刑事判決為根據而需要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記錄的情形，不僅都可以依法履行監督職能，而且監督的手段也比較豐富，除了制發檢察建議外，還可以運用糾正違法，甚至追究刑事責任等手段。例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未成年人刑事記錄封存制度過程中，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對應當封存的刑事記錄不予封存，并且因違法公開未成年人刑事記錄而造成嚴重后果，構成犯罪的，檢察機關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已封存未成年人刑事記錄的查詢和公開的情況，檢察機關同樣有必要履行監督職能。建議執行單位決定公開刑事記錄后，在規定時限內將具體的查詢內容及審批情況，報送檢察機關備案，檢察機關經審查，發現不應當公開而予以公開的情形，及時書面通知執行部門糾正，執行部門則應當立即要求查詢單位返還刑事記錄材料，并告知保密義務及相應的法律責任，同時將糾正及告知情況向檢察機關書面回復。

（作者單位：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檢察院 責任編輯：）

第二篇：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業務培訓心得

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業務培訓心得

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業務>培訓心得

作者：濟寧市任城區院 譚高霞

2015年5月18日至22日我有幸參加省院未檢處組織的全省檢察機關首屆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業務培訓班，對于剛到未檢部門僅兩周的我來說無疑是及時、寶貴的，所以我也格外珍視這次培訓。最初看到培訓指南課程安排時，就感覺如此強大課程安排和陣容是以往我培訓沒有過的，隨著一節節務實、精彩的授課，更是一次次帶給我了無限的震憾和驚嘆。

一是驚嘆于課程設計與安排是如此高端、科學、豐滿與務實。授課人既有參與未檢立法的專家教授，又有少年司法和未檢工作的領頭人；既有本系統的先進工作經驗，還有法院系統和>心理學領域少年司法視角；既有少年司法的歷史發展，又有當前不斷發展的現實需要；既有理論指導，又有具體方法。特別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高檢院專家咨詢委員在授課中既向我們講解了立法背景、法條釋義，又為我們分析了具體實務中存在的問題及注意事項，使我們既>收獲了正確執法理念，又掌握基本工作方法和原則；心理專家泰祺老師的通過豐富的數據和圖表幫助我們認識兒童的成長，讓我們認識到眼前的孩子是由過往的很多生活事件組成的，要解決眼前的問題，就需要知道他的過去發生了什么，為我們做好社會調查注入了理性認同。一節節的精彩授課，從不同的視角和領域論證著少年司法的應有司法理念和工作原則，拓展了視野，讓我這個未檢新兵對未檢工作框架和司法理念的認識不斷地豐滿和充盈，有了心理認同，必能轉化成行動自覺。

二是驚嘆于省院未檢處領導的精心照顧和精彩點評。省院未檢處領導不但為我們精心安排的豐富科學的培訓內容，還從生活、安全、和飲食方面對我們照顧得無微不至，更是精心于每次授課內容，每次授課結束后都會從站在我們學員的角度對學習內容進行全面總結，并對老師授課進行精彩點評。這些精心付出和總結點評一次次感染著我們，或許正是這種認真的態度、精心的安排、全面的照顧和實情的情感投入，才使學員們深受鼓舞和感動，也正是如此，也才讓我們更深切體會到了省院未檢領導對于這次培訓的重視和期望，這些都極大地激發了未檢檢察人的學習熱情和職業責任感、使命感，進一步增強了未檢團隊的凝聚力和歸屬感，真正凝聚了人心，激發了工作熱情和內在動力。

三是驚嘆于介紹先進工作經驗的同志們的敬業精神和務實作風。一個個工作經驗的形成，一項項工作成果展示，體現的是他們高度的敬業精神和務實作風。特別是荷澤市檢察院未檢處張繼民處長對于工作的細心收集整理，涉及內容和傾注精力無極限！濟南市天橋區法院少審庭庭長王云華在新形式下，在深厚的庭審實務的基礎上探索開展庭審實質化語境下的未檢工作，對于工作，王庭長向我們講述了對于一項創新工作的思索與提練，有時一下午也可能只有幾句話。雖然是平淡的一名句話，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執著的工作精神。同時，王庭長還從自己工作實務角度向我們介紹了以庭審中心主義下的審查起訴和支持公訴的理念轉變、會遇到的問題及應對措施。他們的工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在他們強大的法律知識和技能掌握和務實精鉆的工作作風面前，深感自己差距太大，思想懶惰，懈怠工作，很多工作還一直只停留在應付狀態，負罪感油然而生。

四是驚嘆于一節節精彩授課后未檢執法理念的不斷充實和更新。正確認識未成年的特殊身份，他們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承載著延續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所以他們是國家和社會的人；未成年犯罪是錯，而不是罪；少年司法針對的是人，而不是行為；少年司法更像父親，寬容而不縱容；少年司法不僅是考慮量刑輕重的問題，而是采取何種方案，有利于避免再犯，或更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再受傷害問題等等。特別是張寒玉處通過一個個案例剖析，幫助我們如何在處理案件時從法律的視角或者從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重新看待，如何站在兒童利益本位主義看待事件，以兒童利益最大化來處理問題，而不是公眾輿論。特別是張處長在講到幫教工作時提到“教育是引導人的工作，教育引導未成年健康成長，而不是讓他依賴你，我們既不是媽媽，也不是姐姐”，這個觀點糾了正我們長期對愛心工作的錯誤認識。這些全新的思想理論刷新著我的司法理念，既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也為處理一切案件和幫教等工作提供了總的指導原則。

在經歷上述震撼和驚嘆的同時，對照先進，我也深刻認識到在專業知識、業務技能和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不足，職業緊迫感和危機感不斷增強。煙臺市芝罘區檢察院未檢科科長劉力萍說得好，人才是未檢事業發展的基石，未檢工作者的成長，是做好未檢工作的前提，所以我把這次培訓作為我在未檢工作崗位上成長的第一步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將努力做到以下四點。

一要全面加強學習，不斷提高綜合素質。通過這次培訓，使我深刻認識到未檢工作能做到什么樣，取決于我們自身法律、心理、教育、協調等綜合素能。上海長寧檢察院未檢科科長陸海萍，說得好，做教育工作就是“明白之人使人明白”，也就是未檢工作者自己首先要是個明白人。反思自己心理學和教育學知識的欠缺，職業危機感進一步增強。所以，當務之急是全面加強學習，既要全面準確熟練掌握未檢相關法律法規，也要加強教育學、心理學的技能學習與培養，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素質，這樣才能在辦好案件的同時，做好心理疏導、教育幫教、風險評估等工作，同時還要妥善處理好自己的情緒，避免被情緒控制在談話幫教時給未成年造成二次傷害，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未成年利益最大化。

二要樹立嚴謹審慎的工作態度。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心理脆弱的孩子，有些工作失誤一旦形成，將會造成不可逆轉和修復的錯誤和傷害。同時在司法過程中，我們既承擔著審查逮捕和起訴的職能，還是承擔著法律監督職能，如果我們不能認真審查，嚴格執法，又怎么能監督別人呢。特別是濟南天橋區法院少審庭王云華庭長在講課時的一句“沒有超強功底和審慎思辨的能力，如何實現法律監督”的反問，更是讓我崩緊了以嚴謹審慎的態度工作的弦。高檢未檢處張寒玉處長也通過各地司法實務處理的一個個具體案例，向我們展示和剖析了個別案件處理中存在的問題及需要注意的問題，這些都提醒著我們認識到我們辦理案件的每一個定性、每一個程序、每一句話都可能關乎一個孩子的體驗、命運和未來。這些都對我們彌足珍貴的，既是業務借鑒，又是警戒與提醒。

三要樹立保護意思，傾注愛心工作。通過培訓使我進一步認識到未檢工作是愛心事業，陽光工程。未檢工作者關注的是人，而不是行為，未成年需要什么才更重要，所以未檢工作者的定位不是懲罰者，而是挽救方針的實施者。從訴訟開始就要教育、引導、矯正，在處理每一個訴訟環節時，都要立足于實現未成年權益的最大化，要把是否實現了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作為我們評價工作成效的標準。從培訓班上兩位授課人身上，我看到了未檢工作者應該有的職業形象：上海長寧檢察院未檢科科長陸海萍，她柔和的目光和溫和的語氣告訴我們在面對未成年人時應該是溫和慈愛的形象，而我們的未檢領頭人高檢未檢處張寒玉處長，那雷厲風行、有理必爭的作風告訴我們在維護未成年人權益方面應有的堅決態度。

四要準確職能定位，學會整合資源。通過培訓，使我對未檢工作的職能定位有一明確認識。未檢的主業定位還是辦案，在辦案的同時，做好如法定代理人到場、合適成年人到場、不捕、不訴說理，親情會見、分案起訴、教育，犯罪記錄封存等特殊檢察工作。我們不是社會保護人員，我們應定位牽頭維權，把分散的未成年保護部門整合起來。正如姚建龍教授所講的“少年司法的面孔不應是檢察人員給他們錢或物，而是把轉給相關職能部門。”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注重引導構建社會支持體系，如督促建立協作機制、異地社會調查機制、關護幫教機制等，因為我們的精力是有限的，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現實未成年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篇：刑事檢察比較研究

刑事檢察比較研究

一、國外刑事檢察介紹

1.英國

英國檢察機關在1981年才得到皇家刑事訴訟委員會的承認,于1986年設立。在此之前,警察包攬了調查和起訴兩項權力。一般情況,警察機構委托公訴律師履行起訴權,在沒有公訴律師的警察局就聘請私人律師或者他們自己進行起訴。1985年《檢察法》通過,并誕生了皇家檢察署(the crown prosecute service,簡寫為CPS)。CPS是由首席檢察官領導的一個政府部門,首席檢察官由首相領導。目前CPS分管13個區域(包括倫敦地區),每個區域都設有相應的警察機構,CPS擁有對該區域內的警察的管轄權。CPS除由一名首席檢察官領導外;還配備有分管具體運作和辦案工作的首席檢察官助理兩名和一名區域行政官。

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 CPS負責由警察調查的所有刑事案件的起訴工作,一些輕微的交通肇事案除外。英國也承認自訴權,但是從屬于CPS的起訴權力。CPS可以中止自訴案件,但在實踐中他們很少這樣做。CPS的權力限制在警察調查的案件范圍內,它對海關稅收部門、貿易規范部門和其他特別公共團體起訴的案件不得行使起訴權。

目前,英國的警察仍保留著最初起訴的決定權。一旦被告被指控,警察必須將案件移送CPS復核和起訴,檢察官有絕對的權力決定是否起訴。如果他們認為該案不適合審判,可交治安法院終止程序。CPS實際上執行著準司法的功能。他們可以用自由裁量權決定案件是否起訴。《檢察法》中明確規定,決定是否起訴應遵循兩個原則:首先是檢察官必須確定是否有充足證據,也就是說他是否認

為本案會導致有罪判決的前景的內心確信。如果沒有,該案必須中止。其次,即使有充足的證據,檢察官也必須確定起訴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在作出上述決定時,檢察官必須充分考慮以下事實:犯罪的嚴重性、損失的利益、犯罪的時效、被捕者的年齡、當地該類犯罪的普遍性、當地社團的意見等。

根據皇家刑事訴訟委員的報告,在1987年設立CPS以前,英國的檢察工作缺乏相應的權限,而現在首席檢察官和CPS的權限大得多,例如,在檢察政策方面,檢察官對國會負責,他有權任命和監督DPP和CPS ,也可以要求CPS匯報工作。另外,《檢察法》必須象CPS公布在檢察工作中適用原則那樣公布與眾。而且,DPP必須向首席檢察官提交報告,并逐級上報國會。首席檢察官應接受國會議員的咨詢,其中包括來自選民或為選民的利益的信件咨詢。除此之外,CPS作為一個公眾組織對其決定負責,而且要求直接對公眾和法院負責。

2.德國

作為聯邦制共和國,德國有兩級司法機關,即聯邦司法機關和省級司法機關,各省司法機關負責其權限范圍內的事務。各省設有與地方法院相應的公訴機關,負責該省治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刑事起訴工作。德國16個省都設有與地方高級法院相應的檢察機關。在聯邦層次上,有聯邦檢察署,被稱之為“聯邦公訴人”,與聯邦法院(最高法院)相對應。

德國檢察官分等級組成。最高層次的檢察官是省和聯邦首席檢察官,他們分別對省和聯邦司法部負責。每個檢察官受其上級監督,而且嚴格忠于上級的領導,以便使檢察工作保持高度一致。

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在德國,警察應將刑事案件的偵察結果移送檢察官,檢察官也可以自己進行偵查,但一般只是建議警察按他們的意志去處理。

盡管德國的刑事檢察官受法律原則支配,即要求檢察官不能在有充足的事實根據后才采取行動(《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52條第2款),但還是有一種強烈的趨向,即采納一種適當的方式,發揮其自由裁量權。如果被指控者罪行輕微,而且公共利益要求不應起訴時,檢察官可以終止案件。對這類案件,檢察官既可以簡單地中止程序,也可以暫時拒絕指控而對被指控者采取其他措施。如果對被指控的人采取了某些措施,訴訟程序將終結。所采取的措施,必須是“與刑事訴訟方面的公共利益相適應”(見《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53條(a)條),這種有條件不起訴的措施包括賠償被害人損失、向慈善機構或國家支付一定的金錢、從事一些慈善工作以及為一些無助的人盡幫助義務。

雖然不起訴遵循適宜原則,但一般檢察官仍需得到法官的建議。實踐中是以司法建議的形式提出的。在檢察部門內,下級檢察官要遵循上級檢察官的建議。另外,各省和聯邦司法部長還公布了刑事訴訟的統一規則,提供檢察官考慮檢察技術問題的構筑自由裁量的指導方針。

在德國刑事訴訟中,如果被告人沒有請求,檢察官不能對輕微的犯罪提起訴訟。輕微犯罪包括破壞家庭和睦、侮辱、輕傷等。即使受害人提出請求,檢察官也可以根據起訴不符合公共利益而拒絕起訴。如果檢察官拒絕起訴,被害人可提出自訴。

被害人也可以對不起訴決定向省首席檢察官申訴,在申訴不被認可時,被害人可以向地方高級法院要求復核,如果法院認為應該起訴,可以命令檢察官提出指控。

3.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的公訴機關隸屬最高檢察署。它不隸屬于司法部,首席檢察官在檢察級別上是最高的權威,他同內閣首相有同等地位,并可出席內閣會議。首席檢察官由總統任免,并直接向總統負責。目前六位助理檢察官也是由總統任命的。

最高檢察署下設27個高級檢察廳,分布在全國各省的省會城市,另外,在全國還有435個分支機構。

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根據印度尼西亞1981年12月31日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簡寫KUHAP),警察是對犯罪行為行使最初調查權的調查者和對其他刑事調查機構的協調者。根據特別立法規定,檢察官們保留著對某些犯罪,如經濟犯罪,腐敗和顛覆活動犯罪的偵查權,并運用特殊程序行使這一權力。新刑訴法規定了調查與起訴之間的訴前階段。在訴前階段,檢察官接受警察調查終結的案卷,在七日內審畢卷宗是否完整(即:案卷證據是否充分,是否按刑訴法要求組織的),如果檢察官認為卷宗材料不完整,可將卷宗退回警察局,并附上指示意見,。以便警察作進一步補充偵查。在起訴階段如果檢察官認為該案應當作進一步補充偵查。在起訴階段,如果檢察官認為該案應起訴,必須準備起訴書并寫送法院。在印度尼西亞,刑事起訴權只屬于檢察官。根據新刑事訴訟法,警察著手刑事調查必須通知檢察官,以保證檢察官和警察之間緊密協作和協調。一般警察可以留置嫌疑人20天,如果需要延長,可向檢察官申請,但延長時間最長不超過40天。

在印度尼西亞,盡管具備審判該案的充足證據,但也有可能作出不起訴決定,這種自由裁量權只屬于首席檢察官,一般很少使用,不起訴決定可能遭到警察或“審前程序”中第三方的抗議。每個地方法院都有專門法官決定任何逮捕、拘留、抽查終結或不起訴決定是否合法,包括檢察官基于某種根據不起訴決定(如證據不足、控告事實的缺乏、等等)。另外,這種程序也允許檢察官和第三人反對警察終結偵查的決定,但實踐中警察和檢察官為保持彼此之間的融洽,一般都沒有在審前程序中與對方作對。

除了履行起訴和有限的偵查職能外,印度尼西亞的檢察官有義務執行判決和其他法院命令,他們可以在法庭辯論結束后,就量刑和適用法律向法院提出建議。

其他功能:除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功能外,1991年的《檢察法》還規定了檢察官的其他功能。例如,監督緩刑執行,承擔國家的民事和行政訴訟,向公眾傳播法律知識,以加強社會法律教育,控制并檢查任何出版物的流通,控制宗教的教派、教育、教條或信仰中可能危害社會或國家的內容等等。

印度尼西亞法律授予檢察官在反顛覆與反腐敗斗爭中廣泛的權力。首席檢察官被授權執行與一切顛覆和腐敗行為的調查權和檢察權。與此相聯系,首席檢察官有權羈押被控顛覆之罪的被告達一年之久,不用征求法院意見。

4.日本

日本的檢察部門呈特殊的階梯狀,最高檢察廳處于金字塔的頂端,下分5個高級檢察院,50個區域檢察院和448個地方檢察院。象韓國一樣,日本檢察廳是屬于司法部的獨立團體,由一名總檢察長領導。總檢察長在有關政策性事務和特殊案件中有指導其他檢察官員的法定權力。司法部長(內閣成員,通常是民選官員)有權向所有的檢察官發布一般政策。對于特殊案件,司法部長可以指導總檢察長。

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原則上日本法律賦予警察刑事偵查的最基本權力。實踐中警察確實進行大多數案件的調查,并按法律程序向檢察官移送案卷和履行刑事程序中相應職能。檢察官僅對嚴重或疑難案件給予警察調查提出有限的指導意見。檢察官也有調查案情的法定權力,通常是調查政治和官僚政客的腐敗案件和復雜的白領犯罪案件,并有權用他們的調查結果補充警察的調查,通常是通過他們自己對嫌疑犯和關鍵證人的審問和詢問。

不論什么案子,日本檢察官具有決定是否起訴的絕對自由權。如果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會導致審判時做無罪判決;或不起訴將有利于被告人改過自新,或被告人對被害人已作出賠償和被害人撤 5

訴,或其他一些與政策相關的原因時,檢察官可以拒絕起訴。檢察官有訊問和詢問嫌疑犯及證人的權力,收集必要的證據以充分利用他們的自由裁量權。最近幾年大約30%的案件沒有起訴,盡管他們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這種處理方式被稱為“遲延起訴”),在作控告決定的時候,檢察官也要認真研究和決定在審判時要求作出什么樣的判決(對被控訴的嫌疑人)。這種處理方式在日本稱為“KYUUKEI",這不會妨礙法官審判案件。但是要求只有在已有完整的調查和歷史上有類似案件的情況下才能提出。

檢察官除了調查和控訴的職能外,還擔負著另外兩種主要的職能。一是他們代理國家出席國家案件的審判。如果檢察官認為法院作出了從寬判決、有罪判決、無罪判決不恰當,有權提出抗訴,由此可見檢察官參與了重要的審判活動。二是監督法院判決的執行,包括死刑。

5.韓國

韓國檢察系統由最高檢察廳、5個高級檢察院、12個地區檢察院和38個與法院相應的檢察分院。最高檢察廳是司法部內由總檢察長領導的獨立機構。總檢察長負有指導、監督和控制所有檢察事務的權力。

刑事訴訟中的角色:韓國參與和決定刑事偵查的權力屬于檢察官,但是實踐中警察和其他調查機構參與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基本偵查。他們調查是按檢察官的一般標準和方向來進行,然后將調查結果呈送檢察官作決定。對于一些復雜或嚴重的案件,檢察官可以按檢察部門內特別的偵查分工進行偵查,如在官員的腐敗、經濟違法、毒品犯罪、逃稅、經濟犯罪、有組織犯罪、警察的違規等。

韓國檢察官有決定是否起訴的自由裁量權,即使有足夠的證據起訴嫌疑犯,如果檢察官認為犯罪輕微且嫌疑人有明顯的悔過或其他刑罰不必要的原因時,可決定終止起訴。如果原告不服終止起 6

訴的決定,可以分別向相應的高級檢察院(漢城)和最高檢察院申訴。如果原告對上一級檢察院的決定仍不服的,還可以向憲法法院申訴作出最后決定。1993年,在1,859,987件檢察案件中,有199,103(10.7%)件以終止起訴方式處理的。

檢察官還可以向法院建議給予被指控人以適當的懲罰。盡管法院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決定懲罰的種類和幅度,但他們通常對檢察官的建議予以充分的重視。如果檢察官對法院的判決不滿,他們有提出抗訴和向上一級法院重新請求的權力。當判決生效后,檢察官負責判決的執行,他可命令監獄的負責人,檢察部門的職員或司法官去執行判決。

其他功能:韓國檢察官除了具有刑事案件的相關權力外,在民事和行政訴訟中還代表國家參與訴訟,充當公共利益的保護人,包括向公眾提供法律援助和協助。

6.泰國

泰國檢察官過去屬于檢察部——內務部監督下的組織,自1991年便隸屬于獨立的檢察署。該機構直接受總理領導。

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在泰國,調查和起訴是完全分離的。檢察官在刑事調查中扮演相對被動和有限的角色。檢察官不能著手刑事指控,除非有已實施犯罪的調查,這禁止了檢察官在審前程序中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因為法律只允許警察執行調查。由于不能自己執行調查,檢察官被禁止主動參與調查犯罪過程。

檢察官的角色始于警察調查終結并將案卷移送之后。檢察官應對全案進行復核,包括警方是否起訴的建議,然后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如果檢察官認為卷宗不充分和需要進一步調查,可以指示警 7

方執行補充調查或親自詢問證人,因為調查權只屬于調查官員,而不屬于檢察官,他只能要求警方補充調查,不能自己著手進行。

在復核卷宗之后,如果檢察官決定起訴可向初審刑事法院立案;如果認為指控證據不足,可銷案;如果認為該案起訴不符合公共利益,也可使用自由決定權不予起訴。如果檢察官決定銷案,調查案卷必須送交曼谷警察總長復核,請省長作進一步的復核。如果警察總長或省長同意該決定,那么不起訴的決定即被認可;否則,調查卷宗移交首席檢察官作最后決定。

盡管檢察官具有決定是否起訴的自由決定權,但自由決定權的適用罕見。檢察官不起訴的決定主要依據是證據不足。之所以很少使用自由決定權,是因為檢察官自由決定權的不確定性。目前,檢察官自由決定權的運用已逐步得以認可,總檢察長正在考慮以適當的方式鼓勵檢察官更多地使用自由決定權,并尋求適當方式加以控制。

其他功能:除了履行起訴職能和在刑事案件中參與訴訟外,檢察官還負有其他重要職能,擔當國家法律顧問和公共利益的保護人。他們的責任包括:代理政府在民事訴訟中出庭,向省權力機構、市政府和政府組織等提供法律建議,通過人權保護與法律援助局的活動。檢察署實際承擔了大量公共利益的保護工作,包括給窮人提供法律建議和代理。

7.美國

在美國,檢察制度分為聯邦和州兩個層次。在聯邦,美國的首席檢察官由國會提名,總統任命,同首席大法官一樣,是國家最高的司法官員。還有一些美國的聯邦檢察官,他們是美國95個司法區域中的主要司法執行官員。盡管在美國,聯邦檢察官在首席聯邦檢察官的一般監督和在司法部長的 8

指導之下盡責,但是日常工作幾乎不受控制。盡管來自司法部的監督日益增強,地方檢察工作仍保持相對自由,并建立他們自己的優先權和檢察工作。

美國聯邦檢察官不受聯邦首席檢察官的控制,主要由于他們的選舉過程。盡管1789年的《司法官法》規定每個區域的美國檢察官的職務任命須經參議院的建議和同意,但在實踐中的真實過程幾乎是全顛倒的。檢察官由各州的執政黨議員或如沒有執政黨議員時由州議會代表選定,州長象征性地同意即可。這最終使將成為聯邦檢察官的人自然而然地與總統和聯邦首席檢察官絲毫沒有關系。

在刑事訴訟中的角色:通常聯邦檢察官的權力只限于處理那些直接損害中央政府的犯罪,例如叛國罪,或在聯邦法院阻礙司法罪。但是,由于聯邦刑事司法權的膨脹,有關綁架、搶劫銀行、勒索、有組織犯罪等,刑事法律規定聯邦檢察官有廣泛的刑事法律的執行權。在各州,地方檢察官同樣在他們的所在地擁有廣泛的調查與起訴的權力。

從美國大量的司法實踐來看,檢察官有刑事控訴的絕對權力。美國檢察官與警察局合作履行調查職責,并且在調查、起訴、逮捕嫌疑犯上都有廣泛的自由決定權。一旦案卷材料齊備,檢察官即接受調查和起訴事務。換句話說,他們將審判階段和調查過程中警察和檢察官的職能結合起來。

形式上檢察官不親自參加刑事訴訟或調查,只有在相對復雜的案件中,如詐騙、政府腐敗和有組織犯罪等通常難以取證、要求長時間仔細調查的案件,檢察官才直接監督調查。大多數案件,警方在準備控告文書之前求助于檢察官或他們的助手。為了申請逮捕令或搜查令,警方必須向檢察官提交所有與案件有關的事實材料進行評估。

美國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有廣泛的自由決定權。他們不僅有權決定是否對某人提起刑事指控和何種犯罪應受指控,而且他們有權接受比原告指控要輕的犯罪抗辯。實際上美國的大量刑事案件是在被指控人的辯護律師與檢察官之間的談判過程中,以犯罪抗辯形式,這被稱為“抗辯交易”。

其他職能:美國聯邦首席檢察官和州檢察長除了作為聯邦和州政府的最高司法官員外,他們還向聯邦和州的行政官員和機構提供建議、忠告和代理出庭。作為公共的辯護者,檢察長的工作應對公共辯護工作負責,這不同于為政府官員和代理人進行的刑事司法活動和法律服務。

二、比較分析

1.檢察官與刑事檢察。從上述七國檢察機關來看,檢察系統是在聯邦和州的基礎上按級別構建的。司法部長任命每個檢察官。任命、提升大都以考核和工作成績為基礎,而不是基于政治上的考慮。檢察官通常從獲得一定法學學位和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或同等考試(如德國第二次國家考試)的人中招募職員。檢察部門常常以考核形式或面試(通常競爭很強)自行處理招考工作。在德國,只有不到10個職位面向1,200位申請人開放,而在泰國,只有2%合格者通過招募考試。成功的申請者通常都經過一個試用期或在被任命前進行培訓。

然而在美國,很多區域檢察官(在他們區域內是實質上的首席檢察官)是選舉出來的。盡管這種直接選舉制度被批評為與審判公平性相矛盾,這種針對性爭論使檢察官真正成為一個“人民的法律工作者”。但現在美國還沒有摒棄區域檢察官選舉制度的跡象,卻有向專職檢察官和加強職業化發展的趨勢,特別是助理檢察官。

在美國擔任檢察官是倍受推崇的角色,德國、日本、韓國和泰國檢察官顯示出與司法制度很強的關聯性。在德國、日本和韓國,法官及檢察官接受了法律教育和集中培訓,因而有同樣態度和理解 10

力。另外德國,存在檢察官從事幾年法官職業的習俗(法官也要從事檢察工作)。在泰國,法官和檢察官的資格考試事實上是相同的。

2.在刑事調查中的角色。七國檢察官在刑事調查中的角色也存在差異,存在完全控制調查與調查與起訴相分離的不同制度。在韓國和德國,檢察官完成控制調查,警察只是相當于檢察官的助手。在這樣制度下,檢察官完全控制調查過程。警察只是按要求處理檢察官認為必要的事宜,例如搜查和逮捕。只有檢察官才可決定是否為獲許可而向法院陳述正當的理由。在日本和美國,檢察官在刑事調查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警察在履行他們職責時有相對自由權。檢察官通常不親自進行刑事調查。但在有些國家,象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和美國,檢察官可以直接調查,或者在相對復雜案件中,例如公共欺詐、政府腐敗、經濟犯罪等案件中積極監督警察。

在調查和起訴分離的國家里,警察處于支配地位,這往往嚴重影響檢察官的決定,致使問題不斷上升。警察通過調查、證據的收集、案件的初步準備階段,成為“構造”案情、確定是否起訴的決定者。檢察官不能親自詢問證人,他們除了掌握警察有選擇地提供案卷材料外,沒有任何機會接觸案件的事實,造成檢察官不能進一步作出是否起訴或撤銷指控的評估。另外案卷遲延送達直接影響檢察官在有限的時間里作出決定。

這些問題在英國、印度尼西亞、泰國很明顯地顯示出來,在這些國家,正試圖建立調查與起訴相均衡的制度,但未見明顯的成效。

3.關于起訴專屬權。從印尼,韓國、日本和美國大量司法實踐來看,檢察官獨占起訴權,換句話說,唯有檢察官可將案件移送法院。然而泰國、英國采取私人起訴和允許被害人自己將刑事案卷呈交法院。雖然德國的司法制度主要建立在強制執行的原則基礎之上,但在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允許被害人自訴。例如,在一些較小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必須首先將控訴書送交檢察官請求起訴,如果

檢察官不立案,被害人可行使自訴權。在德國,法院有權核查檢察官的決定,如果當檢察官將不起訴歸責于證據不足,被害人在申請上級檢察官復議被駁回后,可將案卷送交法院復核。

在英國,自訴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實踐中卻罕見。這是因為審判中雇請律師的費用太昂貴。對于自訴案件,皇家檢察署有權在任何時候審閱案卷。英國首席檢察官有權撤銷起訴命令不起訴或終止該案,并有權撤銷任何自認為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

在泰國,自訴案件通常須經過法院的嚴格初步聽證程序,而公訴案件不要求聽證。最近法院放松了聽證程序的要求,對此引發了爭議,即:刑事法律中規定的自訴有時是出于報復的目的或與公共利益不一致,這種放松要求的作法是否合適。

在英國,除了皇家檢察署之外,還有幾個組織負責某些特殊犯罪的起訴。例如,關稅與貿易規范部以及其他特殊團體享有對其管轄權限內的犯罪起訴權,而皇家檢察署只負責所有警察偵查的刑事案件。

4.關于自由裁量權的幅度。各國檢察制度中,公訴人都負有決定是否有充分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并進行起訴的任務,這種決定是客觀存在的,但由于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內涵不同而具體操作有別。檢察官自由裁量權意味著即使有充足的證據證明有罪也可作出不起訴決定。因此,檢察自由裁量的決定并不是僅建立在證據基礎之上,而主要基于政策的考慮。

各國檢察制度中,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運用是不相同的。在美國,檢察官有廣泛的自由裁量的權力,他們可以在任何案件中運用該項權力而不提出指控。并且他們可以減少指控的罪行,這已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廣泛運用的抗辨交易。美國檢察自由裁量權經常缺乏制度監督而遭到指責,日前有許多關于運用指導原則構造并控制建議,法官也被鼓勵參與抗辯交易程序。

日本檢察官擁有廣泛的決定是否起訴的自由決定權。但是日本還規定有條件釋放。被指控的人在最終不起訴的決定作出之前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韓國規定了對少年犯實行考驗期的暫緩起訴的制度,即所謂“慈父般管教環境內少年犯暫緩起訴”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少年犯置于自愿的考驗官員監督之下將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

根據《檢察法》,英國檢察官可以公共利益為由運用自由裁量權而不起訴。該法第6條列出了事由供他們在評價公共利益時參照,這項規定是檢察官運用自由裁量權的指導原則。

泰國檢察官很少運用自由裁量權拒絕起訴,《泰國刑事訴訟法》沒有象德國法典中的強制起訴的規定。由于泰國缺乏這項規定,便采用了適宜原則。現在泰國法院案卷堆積如山,監獄已人滿為患。司法部門正在考慮是否采用自由裁量權。與此相似,印尼的檢察官也同樣很少運用自由裁量權,盡管首席檢察官擁有該項權力。

5.檢察官的控制。各國關于檢察官的控制制度也不同。日本設有“檢察復核制度”,允許公眾參與司法工作。檢察官不起訴決定復核委員分成員從選民中產生,美國沒有“大陸審團制度”,由法律專業人士、社會代表組織,負責復核檢察官的未起訴決定。

絕大多數國家的檢察制度,都有某種內部復核的規定。如原告不服不起訴決定,可以向適當的上一級檢察部門或向首席檢察官(在共和制國家中)申訴要求復核。在韓國,如果對上一級檢察機關的決定仍不服的,可進而向總檢察長申訴,對檢察官決定的申訴和再申訴類似于向法院上訴。另外,原告還可向憲法法院申請最終判決。

在德國設有內部監督和法律監督控制檢察官的行為,自訴、傷害案的原告可對因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決定向各省檢察長申訴,如被拒絕,可向高級地方法院起訴要求復核。如果法院認為起訴是合適的,可命令檢察官起訴。

還有一些有趣的控制檢察官的方式,即檢察類推規定。在日本和韓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檢察官對濫用權力構成犯罪或執法人員侵害公民的犯罪案件拒絕起訴,任何人都可要求法院復查該案,并交付審判,如果要求被許可,法院應指定一名律師監督檢察官的工作。

在美國,如果公正的調查和審判不能通過普通檢察程序獲得成功,議會可以指定私人律師作為檢察官(應是以獨立辯護而出名的)進行起訴。這種規定適用于高層官員腐敗或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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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檢察對刑事偵查明的監督

淺議檢察對刑事偵查的監督xxx xxx 偵查權是指司法機關對刑事案件進行專門調查和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檢察對刑事偵查明的監督。它雖然只直接關涉到少數人（嫌疑人）的利益但它有著極強的力度，極易造成嚴重后果，給當事人造成巨大損害。偵查是重要的審判前程序，在整個訴訟活動中處于靠前位置，偵查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以后各個環節階段的質量，合理合法的偵查才能帶來公正的審判結果。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帶來腐敗，偵查權也不例外。建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是防止權力異化的重要途徑。在我國，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監督立案，偵查、審判、執行整個訴訟過程的重任。如何建立高效的監督將是消除現存弊端的關鍵，本文將對檢察院在偵查監督中存在的問題作一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當前偵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可以肯定我國各級偵查機關對刑訴法中有關偵查的制度和規范的執行情況，總的是好的，但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偵查權缺少制約，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夠，進而影響案情的切實查證。1．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這種情況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都有，主要發生在某些案情較為復雜的案件的偵查過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與非罪的界限難以劃清，擔心把人放掉會放縱罪犯；二是偵查工作出現“反復”，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偵查陷入僵局，羈押期滿而未能結案；三是少數案情確實復雜，雖經批準延長羈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對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關規定處理。五是由于鑒定的原因等等。

2、對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變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誘供、套供、騙供等問題時有發生。

3、偵查活動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結合起來。如在嚴打斗爭中，偵查手段的選擇缺乏合理性，傾向于選擇最嚴厲的方法，從而使嚴打的概括性精神轉向具體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應有的傷害。

4、其他不按刑訴法辦事的情況。例如，不允許犯罪嫌疑人對詢問筆錄中遺漏或差錯提出實事求是的補充或改正意見；實施勘驗，檢查，扣押物證，書證，偵查實驗等偵查行為不邀請見證人到場見證，等等。

二、檢察對刑事偵查監督的途徑、方法及其不足。我國檢察院目前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的途徑主要有：（1）通過審查逮捕、起訴工作進行監督。（2）通過派員參加偵查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進行監督。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和第一百零七條的有關偵查機關的勘驗、檢查，認為需要復驗、復查的，可以要求偵查機關復驗復查，并且可以派檢察人員參加。（3）通過受理有關控告進行監督。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三款的規定，訴訟參與人對于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因此，訴訟參與人對于偵查機關或者偵查人員侵犯其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提出控告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受理，并及時審查，發現偵查活動中確實存在違法行為的，要依法處理。（4）通過審查偵查機關執行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不批準逮捕決定的情況以及釋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情況，進行監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三條、第一百三十條中有相應規定。人民檢察院實施刑事偵查活動監督的具體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1）口頭通知糾正違法行為。這種監督方法適用于情節較輕的違法行為。（2）書面通知糾正違法行為。這種監督方法適用于情節較重的違法行為。即對于偵查活動中情節較重的違法行為，應當報請檢察長批準后，向偵查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3）追究有關偵查人員的刑事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偵查人員在采取偵查措施或者決定、執行、變更、撤銷強制措施等活動中的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應當立案偵查。目前偵查監督機制的不足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我國警檢關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機關主要負責偵查，檢察機關主要負責起訴。檢察機關無權指揮公安機關。偵查和起訴在程序上被明顯分開，偵查是獨立的訴訟階段。偵查機關獨立進行偵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強制措施。檢察機關主要通過批捕和審查起訴進行監督。這種模式存在以下幾個問題：檢察機關實施監督的滯后性和被動性，往往導致難以有效預防和及時糾正違法，不利于保護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關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犯。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的大量工作都是書面審查偵查機關報送的材料，而偵查活動違法的情況很難想像能夠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檢察機關反映警察在偵查中有刑訊、誘供等違法行為。如果無明顯證據證明，實際上多數也難以查實，有些雖然能夠查實并對違法犯罪行為人給予了適當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已成事實，由此造成的損失和惡劣影響已難以收回。依照法律，檢察機關可以參與公安機關的復驗復查但其前提條件是檢察機關要求公安機關復驗，而且復查的案件，一般僅限于大案、要案。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的偵查活動，檢察機關都不參與。在偵查程序中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滯后性，參與程度的有限性與活動的被動性都使其預防和糾正偵查違法的作用大打折扣，調查報告《檢察對刑事偵查明的監督》。另一方面，公安機關享有廣泛的職權，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約機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須經過檢察機關批準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利的強制措施如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鑒定、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決定，自行執行。權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約，往往導致濫用。特別是刑事偵查權的行使頻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就使得這一問題的解決尤為重要和緊迫。（2）檢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監督帶有傾向性。檢察機關盡管屬于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卻事實上擔負著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的職責，它們本質上也屬于國家追訴犯罪機構，在訴訟目標和訴訟角色方面與偵查機構是一致的。這就使得檢察機關在監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堅決和明朗。盡管法律要求檢察機關要尊重事實真相，并同時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但刑事偵查的一個基本情況表明，檢察機關無論作為偵查機構還是作為公訴機關，往往更加重視對嫌疑人不利的證據和事實，即使進行法律監督，也經常是從如何有效進行追訴的角度進行法律監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設立中立裁判者的情況下，片面強調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訴力量的過于龐大和辯護方力量的繼續萎縮，同時也無助于對偵查活動的司法控制。這顯然表明，只靠偵查機構負責人實施的內部制約或者檢察機關進行的法律監督，偵查活動將很難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實上，沒有中立司法機構的介入，沒有嫌疑人訴訟主體地位的確立和辯護律師參與范圍的擴大，中國的偵查將很難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難被完全納入訴訟的軌道。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的一個基本涵義就是控辯雙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進行對抗，裁判者居中裁判。這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理念。我國的審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這個理念進行的。任何一個訴訟制度的形成都要經過長期的歷史積累，并形成一系列與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項制度必須考慮與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國的庭審方式改革就引發了起訴方式的改革，同樣對抗式審判也要求偵查制度的改革。因為對抗的前提是控辯雙方力量的均衡，這就要求建立一個中立裁判者對偵查機關進行制約。而我們目前恰恰缺少一個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機構主持的司法審查和授權機制并不存在。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實施，還是對犯罪嫌疑人長時間的羈押，都是由偵查機構自己或者檢察機關通過秘密審查來發布許可令狀的，而沒有類似法院這樣一個中立的司法授權機構，也不經過專門的授權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要求將羈押措施變更為取保候審，也無法向承擔偵查和公訴職責的司法機構提出申請。這樣，那種由司法機構主持進行的所謂“程序性審查”活動在中國偵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種由控辯雙方同時參與的聽審活動在偵查程序中也無從進行。一句話，中國的偵查程序不具有“訴訟”的形態，而完全屬于一種超職權主義的、行政化的單方面追訴活動。在這里，無論是專門性調查活動，還是有關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權益的強制性措施，都是由偵查機構或是由公訴機構自行決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機構進行授權。這種制度設計不符合“控訴與裁判職能分離”、“司法最終裁決”等一系列現代法治基本原則，也會經常帶來諸如羈押、超期羈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現象，主要導源于這種由追訴機構兼負司法審查職能的偵查構造。（3）偵檢脫離影響起訴質量。偵查畢竟屬于刑事追訴機制的一個環節，刑事追訴的成功與否，最終還要取決于檢察機關能否成功地說服法庭作出有罪判決。在刑事訴訟中，案件不論是由檢察機關還是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訴都要由檢察機關統一負責實施。可以說，在確保已經偵破的案件取得最終“勝訴”方面，檢察機關要比公安機關承擔著更大、也更為關鍵的責任。但是，中國目前實行的檢警分離的體制，卻造成負責對大多數案件進行偵查的機關，與負責對所有案件支持公訴的機關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觀念：只要將案件偵破完畢，其余的追訴工作也就由檢察機關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負責偵破案件和實施鑒定的公安人員極少有出庭作證的，負責支持公訴的檢察人員很難獲得公安機關的繼續支持和配合。另外檢察機關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揮公安人員進行偵查，而只能在必要時請求公安機關派員協助，這樣一來檢察機關就無法從起訴的角度對偵查進行指導，進而大大影響了刑事追訴的效果。（4）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實際上脫離，也不利于促使偵查人員提高素質。公安機關偵查活動較少受到制約的現狀使偵查人員缺少一種外在的壓力，在辦案過程中往往忽視提高自身素質及改進偵查方法和提高技術手段，而是習慣于過多地依賴和使用強制處分權，尤其是偏重羈押和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而這些手段使用不當又極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實踐中存在的違法搜查、扣押刑訊逼供等現象，不能說與此無關，由于對違法偵查缺乏制約機制而不能有效預防及時制止并予以相應制裁，反過來又會強化偵查人員對這種現象的無所謂態度，形成惡性循環。

三、對完善檢察對偵查監督的思考。偵查程序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大多數侵犯個人基本權益的現象都發生在這一階段。那些受到刑事追訴的公民還難以具有基本的抗衡能力，而只能被動地接受刑事追訴機構帶有行政治罪色彩的追究。因此，在重新構建這一程序時必須提高嫌疑人的防御能力，為刑事追訴活動設立一系列程序性障礙，以達到在國家追訴和公民基本權利保障之間形成抗衡的目標。另一方面，偵查程序又是刑事追訴機構發現事實真相、收集有罪證據的關鍵階段。可以說，偵查機構能否成功地將刑事案件予以偵破，檢察機關能否在法庭上成功地說服法庭，將被告人予以判罪，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偵查追訴活動質量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壞。從這一角度來講，刑事偵查程序的設計也必須考慮到提高訴訟效益這一價值目標。根據以上認識，筆者認為，中國刑事偵查程序應當借鑒有關西方國家的經驗，結束這種分離化和松散化的局面，走向一體化的訴訟格局。將刑事追訴的各個具體環節視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結構的統一整體，視為追訴機構為發現事實真相、懲治犯罪而必經的訴訟階段，使得檢察機關對刑事追訴活動的成功承擔最終責任。與此同時，為防止刑事追訴的集中化所可能帶來的權力濫用情況，應當同時確保刑事追訴活動的各個環節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得所有不利于某一個人的追訴行為和決定，都能受到中立司法裁判機構的授權、審查和救濟。從我國實際出發，這種構造同刑訴法規定有著很大的距離，因此，在短期內不會實現。當前最為緊迫的是找到檢察機關同偵查機關最有效的切入點，筆者認為，可以在偵查機關設置檢察室，檢察機關直接監督偵查活動，以增加透明度，從而使偵查與公訴真正成為一體，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都能夠充分發揮各自的功效。

第五篇：保密承諾書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2022年）

保密承諾書

：

為了

（目的），根據，我（我們）受

委派，查詢貴單位

卷宗。為保證該案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不被泄露，特作出以下承諾：

1．查詢獲得的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僅用于以上事由，不超越范圍使用。

2．嚴格控制知情人范圍，除必需接觸的人員外，不向任何個人和單位披露。

3．對獲取的信息，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謹防信息泄露。

違背以上承諾，造成后果的，愿意承擔相應責任。

承諾人：

單位：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