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

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既要治病，更要救人

有關犯罪研究表明:初次犯罪的年齡越小，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再次犯罪的次數越多，終止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一個孩子因為傷害他人進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機關給予他怎樣的對待，能否使他感受到關懷、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認識到自己所犯的錯誤，并消除他對未來的擔憂、防止出現破罐破摔心理，對這個孩子今后的人生，影響重大。

早在1986年，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在起訴科內設立了一個特殊的小組——“少年刑事案件起訴組”，這是我國檢察機關第一個專門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辦案小組。2009年1月17日，上海市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處正式成立，成為全國第一家省級檢察機關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機構。目前，上海市三級檢察機關已全部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處(科)，全市共有110人專門從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經過20多年的探索，上海市檢察機關創設了一整套符合未成年人特點的檢察工作機制。

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嚴明華認為，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檢察官，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要有愛心、有必備的法律專業素養、有一定的社會閱歷，比如，只有那些做了媽媽的檢察官，才有足夠的寬厚和慈愛，才能理解那些犯了錯的孩子，并用真心去關愛、教育他們。記者注意到，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未檢科長顧曉瓊，盧灣區檢察院未檢科長趙叢萍，黃浦區檢察院未檢科長黃卓懿，閔行區檢察院未檢科長董利，楊浦區檢察院未檢科長夏芳??這些未檢科長都已身為人母。

姚建龍說，如果僅僅是完成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懲罰，檢察機關通過機械地履行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基本職能就可以實現，但這只是看病，不是看人。而我們正在做的不僅是人的工作，更是心的工作。

據了解，目前，上海市檢察機關已初步形成了“捕訴防”一體化的未檢基本模式，并開始出現向“未檢一體化”模式發展的趨勢。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所犯罪行一般較為簡單、犯罪事實較為清楚，因此沒有必要像成年人犯罪那樣實行捕訴分開，而可以由主辦檢察官自受理案件起，全程負責案件的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訴訟監督以及參與綜合治理預防犯罪等工作，以使預防工作更好地融于檢察辦案過程之中，真正做到一案一防，有案必防，辦案緊貼預防。而“未檢一體化”，則代表了上海市未檢工作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的新趨勢，其目的在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矯正的多部門、跨部門合作機制，以聚集區域內資源優勢，形成挽救合力。具體包括四個著眼點:

一是未檢機構職能一體化。打破檢察機關內設機構職能壁壘，將批捕、起訴、預防、執行(監所檢察)，以及民事行政檢察、被害人為未成年人的案件辦理等職能，統歸未檢機構。

二是未檢辦案模式一體化。打破捕訴交叉的辦案方式，由同一檢察官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進行個案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較為簡單，絕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都會認罪，捕訴交叉制約的意義不大，而由同一檢察官承擔批捕、起訴、預防職能有利于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三是司法一體化。公檢法司均形成未成年人案件專辦機制，提高專業化素能，實現未成年人案件辦理的無縫銜接。

四是社會支持一體化。聚集國家力量(民政、教育、文化、工商、婦聯、共青團等)和社會力量(專業社工、志愿者、非政府組織、社區等)，建立健全少年司法的社會支持體系。

嚴明華檢察長告訴記者，從上海未檢的發展現狀來看，“未檢一體化”尚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未檢改革基本上還停留在自下而上的階段。除上海市外，在大部分省市未成年人檢察總體上還只是被視為創建優秀青少年維權崗的一項“活動”，而不是檢察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未檢機構建設、未檢辦案程序、未檢特殊辦案制度等均有待進一步規范和發展。此外，由于未成年人檢察改革易于引起社會關注，也因此容易出現“形式”重于“實質”的風險。今后未檢改革應進一步堅持依法、理性、“兒童中心主義”的原則，避免未檢改革的異化，盡快推動獨立未檢制度的建立，讓未成年人真正成為改革的受益者。

以下是我多年來對少年司法的一些切身體會，以及在審判實踐中積累的一些做法：

一、創新法庭設置，U型法臺更加符合少年審判的需要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少年法庭的工作，首先離不開法庭這一空間物質環境。我院少年法庭率先對法庭的內部布局進行了突破，以便更加符合少年審判的要求。

開庭審判既是法院審判工作的重心，又是決定未成年被告人命運的關鍵時刻。在這種特殊的法庭環境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感到緊張、恐懼。未成年人刑事審判要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法庭的設置形式也要體現這一原則。我院黨組要求少年法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規定”的有關條款，對少年法庭的內部布局進行大膽探索。按照院黨組的意見，在主管院長的具體指導下，我們根據未成年被告人多為在校學生，課堂、老師是他們最熟悉的環境這一特點，大膽嘗試將法庭變為“課堂”，將1米多高“黑籠子”、“冷板凳”的被告席變為只有70公分高的式樣精巧的“課桌”、“課椅”。法臺設置以未成年人為中心，形成英文大寫“U”字型。色彩是天然木質的暖色，營造出溫暖明亮的法庭氣氛。合議庭位居圓弧中部，公訴人、辯護人、法定代理人和幫教席分別在同一弧線上，體現了審、控、辯、幫四方既各司其職，又在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上形成合力。20余年的審判實踐證明，這樣的法庭設置大大緩解了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緊張心理，他們的恐懼感消失了；公訴人、辯護人亦覺得恰到好處，便于執行職務；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長也很感激能在這樣的審判環境中跟孩子溝通；出席法庭的幫教人也感到自己是法庭的一員，增強了責任感。我院這樣的法庭設置被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也為全國許多法院所效仿。

二、寓教于審，通過法律和愛心讓罪錯少年迷途知返

每當我看到那些站在刑事被告席上的花季少年，我的心情總是無比沉重。他們的行為危害了社會，毀了自身的前程，也給自己的家庭帶來了不幸和痛苦，更影響到了社會的和諧與發展。我作為一名少年法庭的法官，一名共產黨員，也作為一位母親，從哪個角度而言，我都有責任在公正司法的同時，教育、挽救這些失足的孩子。

我認為，少年審判與普通刑事審判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側重庭審的教育作用。少年法庭的庭審不僅是一個查明事實，辨法析理的過程，還是一個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教育，使其深刻認識罪行和錯誤，痛改前非的特殊課堂。因此我院少年法庭一貫非常重視寓教于審的工作，在庭審中特意設置了法庭教育程序，并為此做了大量庭前準備工作。

我曾審理過這樣一件未成年人刑事案：5名未成年人將一名女孩誘騙至家中，對其實施了3個多小時的毆打猥褻，致其輕傷。事發后，被害人母親情緒異常激動，不斷地寫信給各級領導和各大媒體。一時間，案件的審理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我在冷靜分析思考之后，認為首先要安撫好被害人一方的情緒。為此我在雙方家長之間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溝通，最后，被告人的家長主動表示愿意向被害人賠禮道歉，并足額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被害人家長也為被告人父母真誠懺悔的言行所感動，一改當初要求嚴懲被告人的態度，出具了對被告人表示諒解并要求從輕處罰的書面意見。

前期工作鋪墊好之后，我開始認真布置庭審，以求利用庭審對被告人開展教育。開庭時，在確認被告人有罪后，我請被害人的母親當庭陳述了女兒遭遇不幸的痛苦。理性的傾訴比嚴厲的指責更能發人深省，5名被告人當場流下了悔恨的淚水，他們此時此刻已經深切地體會到，自己的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危害和創傷。我進一步發揮檢察官、辯護人、法定代理人和被告人學校老師的作用，在法庭這樣一個特殊的“課堂”里，對被告人進行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親情教育和人生觀教育。庭審從上午9點一直持續到12點多。此案最后經合議庭評議，判處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經過兩年不懈的判后幫教，現在該案的5名失足少年，有的考上了大學，有的在讀大專。兩年前那個讓他們難以忘懷的審判，真正成為了引導他們尋找正確人生方向的航標。

三、準確認定年齡，不枉不縱切實保障案件質量

雖然未成年犯大多屬于初犯、偶犯，主觀惡性不大，案情也較為簡單清楚，但是要切實保證案件質量，把每一件案子都辦成鐵案，卻需要我們更加認真細致地工作，時刻保持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

在未成年人刑事審判中，年齡是關系到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罪輕與罪重的重要問題，因此，確認被告人年齡這個看似輕而易舉的環節，在審判中就顯得至關重要，有時需要法官善于從案件的細節中發掘重要信息。我曾經辦理過這樣一個案子：被告人是未成年女學生，因涉嫌犯盜竊罪被起訴至我院。在庭審中，她本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然而卻說不清作案的具體日期，被盜事主因出差在外也無法說清。考慮到16周歲是未成年人的行為是否應負刑事責任的重要年齡界限，關系到罪與非罪，我想無論多麻煩，花再大的精力也要查個水落石出。為此我和檢察官多次去偵查機關、失主單位、居委會和被告人家里走訪。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被告人家中的一張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張被告人十六歲生日當天與全家人的合影，照片中，她身上所穿的紫色上衣正是失主家中被盜的那件外套。最終，由于這名少女實施盜竊行為時未滿十六周歲，其行為不構成盜竊罪，檢察機關撤回了起訴，避免了一件錯案。

實踐中也有少數被告人謊報年齡，企圖逃避法律的懲罰。2000年11月，我承辦的一件盜竊案的起訴書中寫到“被告人李某，17歲，1983年5月5日出生，家住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紅山區圖寶山鎮”。但我發現，案卷材料中既無戶籍證明，也無被告人身份證件，只有一張手寫的辦案說明，提到了他的出生日期是1983年5月5日。為了核實這一情況，我與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派出所取得了聯系。然而，派出所的同志卻給了我一個出乎意料的回復：“我們這里只有元寶山鎮，而且元寶山鎮也不屬于紅山區。”這一情況引起了我的警覺。再進一步核實其它情況時，被告人的供述也得不到印證。12月10日，為了查清李某的年齡，我和書記員在嚴寒中冒雪驅車12小時趕到了數百公里外的赤峰。幾經周折，走訪了當地多個派出所后，我們查到了“李某”的真實姓名和信息。“李某，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大廟鄉人，因涉嫌故意傷害、盜竊，目前在逃。”最終，我們查明李某作案時已滿19周歲。李某試圖隱瞞姓名、年齡，假冒未成年人逃避刑事處罰的企圖沒有得逞，受到了應有的法律處罰。為此，我的同事們都說，你這個法官媽媽慈心也有鐵面時。

四、寬嚴相濟，細致調解全力化解社會矛盾

基于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特殊性，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運用，也必將有別于普通刑事審判。少年審判以教育、感化、挽救被告人為導向，量刑必然總體上趨于寬緩，即更加強調“寬”。然而，在對未成年被告人從寬判處刑罰的同時，我們應當認真地思考，案件背后的社會矛盾是否通過審判得到了化解?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是否得到了恢復?

因此，在準確定罪恰當量刑的同時，少年法庭的法官應當更加重視調解工作，以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力求做到“三個充分”，即“被告人充分認罪、充分賠償、被害人充分諒解”，實現案結事了，促進社會和諧。近日，我審理了這樣一件故意傷害案，被告人小利系某小區保安，十六歲生日剛過兩天，就因瑣事與班長高某發生沖突，致其輕傷。因小利家境貧寒，案發后雖經公安、檢察機關多次調解，但未能賠償高某的治傷損失費，因此高某要求法院嚴懲小利。通過庭前調查，我發現高某來自北川地震災區，家庭財產因地震損失殆盡，本案的賠償款對其重建家園至關重要；然而小利家在河北山區農村，其父在外打工不管家事，其母常年患病，年幼的妹妹還在上學。雖然調解難度很大，但我并未輕易放棄，而是堅持耐心細致地做雙方的思想工作，讓其換位思考，體會對方的困難。一次又一次的調解工作使被告人的家長深受感動，其經多方籌措終于交來了賠償款，高某也降低了賠償要求，諒解了小利，要求法院對被告人小利從輕處罰。看到曾經劍拔弩張的雙方經過我們的不懈努力達成了和解，我感到十分欣慰。宣判后，少年被告人的家長特地送來了一面錦旗，上書：“清正廉明，執法如山。”

五、限制前科公開，真誠幫教失足少年

在多年的審判工作中，我深刻地認識到，犯罪未成年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容易受到不良環境影響，人格特征不穩定、可塑性強是他們的突出特點。這就決定了未成年犯罪人具有較大的矯正可能性。為了幫助他們徹底改正錯誤，重回人生正道，還需在宣判之后，配合執行機關對失足少年進行持續有效的幫教，時刻警醒他們不要重蹈覆轍，并為他們順利歸復社會提供便利條件。我們認為，在跟蹤幫教時，如果對失足少年的前科限制公開，將更有利于促進對他們的教育和感化，有利于他們更好地復學、升學、就業，維護這些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院少年法庭從10多年前就開始探索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開制度。

未成年被告人張某是個十分聰明的孩子，他的父親在國外做科研，母親是醫生，張某本人也品學兼優。可是在張某16周歲那一年的暑假，他竟然帶領三名同學，盜竊10余起，贓款贓物價值人民幣1萬余元，屬于情節嚴重的犯罪。好好的一個孩子怎么忽然成了盜竊犯呢？張某說：“我崇拜英雄，但我不能像董存瑞那樣炸碉堡，也不能像歐陽海那樣攔驚馬，所以我就模仿小說里的俠客劫富濟貧。”那些偷來的東西，他一樣也沒留下，全都分給家庭困難的同學了。

依照法律，張某應當被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考慮到張某作案動機和一貫表現，合議庭對他判處了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宣判后，我沒有中斷對他的教育，在家長、老師和法官的幫助下，張某的思想取得了很大進步，他更加刻苦學習，成績在班里名列前茅。他還拾金不昧，受到了學校的表彰。鑒于他學習成績優異，又有突出的悔改表現，為了讓失足后愿意悔過自新的孩子同樣能以自己的努力創造美好的未來，使他不因曾受到刑事處罰而影響到大學的高考，我對張某的前科能否限制公開的問題進行了探索和嘗試。

經向院領導請示后，我主動找到張某所在中學的校長，提出能不能將這名少年犯的前科材料轉由我院少年法庭保存。開始，校長明確地說：“不行，出了問題誰負責？”為了打消校長的顧慮，我又到區教委查找有關文件，并由我院出具保存檔案的備查函，經過我們主動找校長做說服工作，說明張某的悔罪情況及一貫表現，校長終于被感動，答應了我的請求，并說：“尚法官，我真服了你了，現在我才明白，你審判的少年犯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學。”后來，張某在全國統一高考中以591分的優異成績考取了某全國重點大學，一家人歡天喜地拿著大學錄取通知書到我院向少年法庭的法官們報喜，并送來了一面錦旗，上面寫著：“琢璞為玉育新苗，鐵面慈心法官情。”張某大學畢業后，順利地申請到了赴國外留學深造的機會，他通過賀卡告訴了我這一好消息，這是我那一年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禮物。

六、宣傳法制，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法庭的法官在做好審判工作的同時，還應當積極參加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將少年審判的工作向前延伸，參與青少年法制宣傳，幫助提高青少年的遵紀守法意識和法律維權能力，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

當今社會的價值標準更加多樣化，各種利益訴求也更加多元化，這給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帶來了新的挑戰。因此，我要求自己不斷的學習，逐步完成從經驗型法官向專家型法官的轉變，努力借鑒他人的經驗成果和先進方法，進一步了解新時期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點，從而更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有效地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

我先后擔任了多所學校的法制校長，并和多個街道的社區建立了“少年與家庭法制教育基地”，以《讓法律成為我們的信仰——我以守法為榮》、《走進孩子們的心靈——爭做教子有方的合格父母》等為題，在本市和全國各地做了數十場法制教育巡回報告，受到師生和家長的肯定和好評。工作之余，我還全面分析總結了現實案例中反映出的家庭教育問題、學校管理問題以及未成年人心理疏導問題等，撰寫了《法官媽媽給父母的90個建議》等書籍，積極向社會宣傳推廣科學的教育方法。

近年來，我還先后應邀參加了在美國、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所舉辦的關于預防青少年犯罪和探索人格教育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分別以《犯罪的孩子為什么稱呼我媽媽？》、《用精心的審判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和家長攜手挽救失足的孩子》、《女法官與少年犯——中國未成年人審判的理論與實踐》等為題做了主題發言。與會的國際同行、專家學者們，在聽了我的演講之后，無不對我國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庭的工作和中國的法官大為贊賞。與此同時，我也通過這些國際性的研討會拓寬了視野，虛心地吸收國外同行們在青少年犯罪預防方面的先進做法，運用到我所從事的少年審判工作中去。

一直以來，我始終堅持將少年審判的原則和宗旨具體貫徹到每一個案件當中，做到忠于事實和法律，對每一個未成年被告人負責，對每一個被害人負責。22年來，我共審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826件，無一件被發回重審；共判處少年犯1000余人，其中適用非監禁刑256人。在被判處非監禁刑的少年中，有100余人考入了各類專業學校，22人考上了包括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央戲劇學院等在內的大專院校，3人考取了研究生，2人出國留學深造，其它人也都自立自強，成為遵紀守法的公民，重新犯罪率低于1%。

黨和國家一貫關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胡錦濤總書記于2005年6月語重心長地指出：“要從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高度，重視未成年人犯罪問題。要明確責任，大力協同，綜合防治。通過教育和法制相結合，使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得到明顯好轉。”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王勝俊院長也強調：“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必須貫徹好‘堅持、完善、改革、發展’八字方針，做到切實加強對少年法庭工作的領導等‘六個加強’。”少年審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的崇高事業，是重塑少年健全人格和優良品行的“希望工程”，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工作。進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對于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有效預防和矯治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國的少年司法經過多年的探索，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也積累了不少的經驗，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果。我愿與全區未成年人保護工作者共同攜手，為進一步做好少年法庭的工作、健全和完善我國的少年司法制度，為成長在同一片藍天下的每個孩子都擁有美好的人生而不懈努力！

第二篇：加強和推進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建議

加強和推進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幾點建議

—貫徹輕刑化理念 創新工作模式 挽救失足青少年

[摘要]本文試就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進行研究，以我院工作實際為出發點，從中發現問題，查找原因，探索解決問題的新途徑，促進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再上一個新臺階。

[關鍵詞]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現狀；建議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呈現讓人擔憂的趨勢,低齡化、暴力化、團伙化傾向明顯。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查批捕,起訴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工作等職責。如何既能有效地預防和打擊未成年人犯罪,又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這就需要檢察機關始終把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著力點，充分發揮檢察職能,準確適用刑事政策,建立有效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工作機制。

一、我院審查批捕、審查起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況

2008年至2010年，我院共受理公安機關提請批捕未成年人案件10件12人，經審查批準逮捕7件9人,不批準逮捕3件3人，提起公訴7件9人，犯罪行為主要表現為盜竊、搶劫、強奸等。

二、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和原因

（一）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

1、暴力性犯罪突出。嚴重犯罪多，作案手段比較野蠻、兇殘，往往是不計后果。青少年正處在成長發育階段，生理發育很快，但心理發展卻比較慢，在思想上表現為不成熟性，容易走向歧途；并且易受到外界感染、刺激，產生感情沖動，走向極端。這些人或行兇殺人、嚴重傷害，或暴力搶劫，或實施強奸，犯罪手段惡劣，帶有一定程度的瘋狂性。

2、涉嫌罪名集中。從我院審理案件的情況來看，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中侵犯財產罪居多,這是由未成年人經濟和生活上的非獨立性所決定的,即主觀上有強烈的或畸形的物質欲望和需要,客觀上又沒有獨立的經濟生活。因此犯罪類型主要集中于盜竊、搶劫、殺人、綁架、強奸等暴力犯罪。

3、團伙犯罪不容忽視。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中團伙犯罪在數量上和所占整個犯罪比重上迅速增加。這是由青少年年齡小、思想不成熟和依附性強等特點所決定的。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犯罪中帶有“黑幫”性質的團伙犯罪亦有增加趨勢。當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團伙擁有嚴密的組織系統、作案紀律和防偵破措施，已經形成黑惡勢力的雛形。這種團伙如果被不法人員掌握和控制或隨著團伙骨干成員年齡的增長，將會演化為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的專業化犯罪集團，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

（二）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

1、生理、心里不成熟，是非意識淡薄。未成年人由于處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都還不成熟，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盲目的模仿或偏 激的沖動很容易使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2、家庭教育方法不當。在近幾年偵破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因家庭原因造成犯罪的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總數的24.3%。這些人員中有的父母離異或父母長期不合；有的家庭教育方法簡單粗暴，這些原因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他們走向犯罪道路。

3、社會不利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一些西方不健康的東西也在社會上蔓延。許多未成年人由于思想不成熟、缺乏辨別能力，對各種社會現象全盤接收，再加上自律能力較差，很容易產生盲目崇拜和模仿，最終走上犯罪的道路。

4、學校教育存在偏差，法制意識相對弱化。近年來，一些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及格率等硬性指標，從而忽視了對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這直接導致了許多未成年人不學法、不懂法。特別是一些學校對后進生缺乏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使他們自尊心受挫，喪失了自信，最終走向犯罪道路。

三、我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經驗做法

我院始終立足檢察職能，結合檢察工作實際，不斷創新工作模式，努力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新思路，將挽救失足青少年和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抓；堅持依法辦案、重點打擊，做到結合檢察職能抓維權、延伸幫教抓預防，切實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營造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良好社會環境，取得了較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我院的主要做法是：

（一）指定專人，創新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模式 我院偵監、公訴部門分別指定業務能力強、政治素質高的檢察官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承擔未成年人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感化挽救、預防犯罪等職責。

（二）對癥下藥，創立特別刑事檢察工作程序

針對未成年人身心發育尚未成熟的特點，我院以刑訴法為依據，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過程中創立了特別程序。一是感化程序。為緩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家長的緊張、焦慮情緒，體現司法的人性化，在不影響案件偵查與羈押管理的前提下，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積極爭取監管機關的配合，適時安排家長與符合條件的在押未成年人“親情會見”，消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后的茫然失落與恐懼，化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對抗審查的情緒。二是調查程序。為全面了解掌握涉案未成年人的個人情況與家庭背景，以便準確判斷其可塑性程度，找準教育感化的切入點，在訴訟過程中增設了由案件承辦人對涉案未成年人的個人表現、犯罪原因、主觀惡性及其成長經歷、家庭監護等情況進行全面調查的程序。在提起公訴時將調查情況提交審判機關，作為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裁判的重要參考依據，此舉大大提高了未成年人教育矯治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三）未成年人犯罪輕刑化理念貫徹辦案始終

未成年人因生理成長、心理發展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導致的行為偏差，與成年人在經深思熟慮后形成的明確犯罪意圖支配下所實施的犯罪相比有明顯不同，對于未成年犯采用更輕緩的刑罰措施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走出犯罪陰影，重新返回社會。因此，我院在辦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始終貫徹輕刑化的理念，落實慎捕慎訴的原則。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堅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如我院辦理的吳某盜竊一案，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辦案人員通過多次走訪，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吳某平日一貫表現良好，主觀惡性不大，犯罪情節較輕，考慮到吳某如果因為這次盜竊行為而被起訴到法院，在法庭訴訟過程中的特殊經歷，可能會對其今后的成長產生負面影響，成為阻礙其重新融入社會的障礙。我院最終決定對吳某適用不捕制度，這充分體現了我院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時始終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四、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原因

（一）保護措施不到位。我國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對未成年人犯特殊保護的規定很少，2006年底，最高檢修訂了《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其對未成年人犯的保護措施規定有：專門辦理，保護名譽、尊重人格、保護隱私，使用適合于未成年人的用語，告知、說明辦案進展，訊問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一般不使用戒具，保障辯護權，審查起訴期間安排親情通話、近親屬會見，全面審查，慎捕慎訴等。應當說，《規定》表明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規定無論是在整體、細節，還是在實際履行的效果上均存在不少問題，有些條文的權利宣誓性意味更勝于它的實際保護效果。

（二）教育矯治不深入。根據《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等規定，檢察機關在辦案環節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矯治職責 要求有：與有關機關協同教育挽救，法制教育貫穿始終，全面審查，教育感化銜接，審查起訴階段利用親情教育感化等。這些措施充分體現了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犯的教育關懷，但從未成年人犯再犯率逐年攀高的趨勢看，這種教育矯治失之表面、缺乏連貫性的缺陷便暴露無遺。在實踐中，大量的建議撤案、相對不訴以及適用緩刑后的未成年人犯的后續幫教措施事實上無人負責，尤其是流竄作案的未成年人犯，基本上沒有后續幫教可言。

五、檢察機關加強和推進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建議

現階段，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檢察制度還存在獨立性、系統性、針對性、操作性不強等問題，有必要對其進行反思與重構。

（一）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機構

成立機構往往是開展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礎。檢察機關開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首要任務便是設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機構。

1.應在全國檢察系統自上而下統一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機構。最高檢應設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廳，省、市院應設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處，基層院應設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科。

2.在檢察機關內設立一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機構。這一機構必須是“獨立”的機構，是隸屬于檢察機關的一個職能部門，該機構和檢察機關其他部門是一種平行關系，而不是依附于偵查監督部門或其它任何一個部門。

（二）培育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專業人員

要搞好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關鍵在于人。沒有一支專業化、高素質的隊伍，是不可能搞好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的。在未成年人犯罪檢察機構建立起來的基礎之上，必須以人為本，著重培育一大批從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的專業人員。

1、嚴格任職資格。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和其它檢察工作相比，有著更高的職業要求，因而，對從事該項工作的專門人員也有著更高的資格要求。一是要求具有較強的檢察業務能力。一直以來，檢察機關對從事批捕、起訴工作的檢察人員的業務素質有著較高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既包括批捕工作，又包括起訴工作，因而，對從事該項工作的檢察人員業務素質必然有著更高的要求。二是要善于做思想工作。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感化、挽救”及適用“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刑事政策，要求從事該項工作的檢察專門人員必須要有愛心、有耐心，擅長和未成年人進行思想溝通。三是要有較強的調研能力。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是一項較新的工作，目前各項工作制度還很不完善、很不健全，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這就要求從事該項工作的人員必須具有較強的調研能力，能夠深入進行調查研究，以此推動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的深入開展。

2、加強學習培訓。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的職業要求較高，因而必須對從事該項工作的檢察人員進行正規化、系統化的培訓，以利更好地開展工作。一是應加強對未成年人相關政策、法律的學習和培訓。涉及未成年人的相關方針、政策及法律法規較多，較難掌握，只有對從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的人員進行專門培訓，使其深刻領會 相關文件精神，才能更好地從事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二是應加強相關知識的學習培訓。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涉及的知識面較廣，不僅涉及刑法、刑訴法等領域，而且涉及犯罪學、心理學、教育學等領域。要不斷對專門人員加強犯罪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相關理論的學習培訓工作，將其打造成為能辦案、會預防的綜合性人才。三是應加強工作技巧的學習培訓。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是一項技巧性很強的工作，特別是在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感化、挽救”的過程中，需要綜合運用科學的方式方法，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因而，必須加強對工作技巧的學習培訓工作。

（三）強化心理矯正，凸顯防范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社會因素等等。其中,心理因素顯得尤為重要。要使未成年犯罪人深刻認識到自己所犯的錯誤，并且不受歪曲形態的影響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就必須對其進行心理矯治，否則，可能只是治標不治本，難以保證其不再重新犯罪。

1.做好無業未成年人的犯罪預防工作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無業未成年人占絕大多數。他們無所事事、游手好閑，常與社會不良青年在一起，在其慫恿下，很容易成為他們的幫兇，走上犯罪的道路。為做好無業未成年人的犯罪預防工作，檢察機關應與共青團、婦聯、各辦事處共同建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及青少年維權崗進社區網絡，及時接收和處理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舉報、控告。對社區內有不良傾向的未成年人，檢察機關協調社 區工作人員、轄區民警，定期走訪其家庭，與未成年人談心，了解其思想動態，共同加強對其的管理，從家庭、社會各方面保證青少年的法制教育落到實處。

2.做好特殊未成年人群體幫教工作

一是建立服刑期的未成年人回訪幫教措施。對已經被判處刑罰的未成年人，在服刑期間對其實行跟蹤調查。采取到少年罪犯服刑場所調查、與少年罪犯的管教定期聯系的方式，了解少年罪犯的服刑情況和思想動態；每半年與少年罪犯進行一次訪談，由未成年人犯寫一份活動和思想情況匯報。對于未成年外執犯，及時與其本人及家長、所在社區或者單位保持聯系，開展三方座談的形式了解未成年人的思想情況。

二是建立被不起訴、服刑完畢的未成年人回訪幫教措施。對于被不起訴的未成年人或轄區內服刑完畢的少年犯，與所在社區結合，確定完善的幫教渠道，簽訂幫教協議，使幫教工作落在實處。協調未成年人所在的社區，建立由檢察機關、家長、社區工作人員組成的幫教小組。針對未成年人的特點，參照社區志愿者服務的性質，制定幫教措施，簽訂一定時期的幫教協議。幫教期間，采取與未成年人座談、思想匯報、提供公益服務、觀看宣傳教育片等形式，提高幫教的效果。幫教期限結束后，辦案人定期到未成年人的家中、社區進行走訪，及時發現不良苗頭，進行教育，對未成年人遇到的困難，盡己所能幫助解決，保證少年犯重新犯罪率為零。

（四）突出監督職能，加大保護力度 在司法活動中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是我國刑事政策要求的一項重要內容，同時也是促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預防其走上犯罪道路的一種極好的方式。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必須建立在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尊重和維護基礎之上，社會、國家、家庭、個人應充分給予未成年人權益滿足的空間和救濟機會。從該意義上講，各預防主體對未成年人權益的維護必然成為預防其犯罪的根本途徑。作為檢察機關，應充分發揮法律賦予的監督職能，加強對未成年犯罪人的保護工作。法律監督權是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職權，檢察機關最主要的職責就是法律監督，因而，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決不能脫離這一主要職責來開展。一方面要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全面監督，力爭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死角；另一方面是重點監督那些嚴重侵害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如刑訊逼供、超期羈押、輕罪重判等等，一經發現這些行為，即應按法律規定辦理，該立案的立案，該起訴的起訴，決不能姑息遷就。

第三篇：把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推向深入

把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推向深入

近年來，廣東省河源市檢察機關把做好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作為維護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健全辦案機制，創新辦案模式，注重辦案效果，在矯治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未成年人犯罪高發態勢得到有效遏制，在校學生犯罪率顯著下降。2009年，我市各級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同比下降了15%，起訴未成年被告人數同比亦下降了11%，不捕、不訴后重新犯罪率為零。

一、創新模式，實行捕、訴、防一體化

為有效落實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措施，探索在檢察環節構建辦案、教育、預防一體化的工作機制，2005年，市檢察院選擇源城區院進行了捕、訴、防一體化辦案模式試點。源城區院從偵查監督科和公訴科抽調人員，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室”，專門負責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犯罪預防和矯治幫教工作。捕、訴合一的辦案機制，在不違反訴訟法前提下，簡化了辦案流程，保持了教育感化工作的連續性，有利于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因人施教，增強了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新模式的創新激勵下，未成年人案件的辦案質量得到提升、辦案效率得到提高、寓教于審效果得到增強、預防犯罪的深入開展得到保障。試點過程中，源城區院先后探索制定了“三三機制”、“品行調查”、“訴中考察”、“量刑建議”等各項制度，改變了有別于成年人犯罪的辦案模式，實現了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社會幫教各階段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進行幫教的銜接。一年多的試點工作成效明顯，2006年市檢察院總結完善相關經驗后在全市檢察系統推廣，省院鄭紅檢察長深入河源調研指導工作時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

二、寬嚴相濟，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除嚴格執行《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外，我們制定出臺了《關于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措施的指導意見》，特別注意重點考慮涉案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惡意及其可矯治程度，寬嚴相濟，慎捕慎訴，切實依法做好對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維護工作。2006年以來，我院適用未成年人案件辦理機制審查逮

捕未成年涉嫌人862人，審查起訴803人，其中不捕或退回公安機關做其他處理的有249 人，作出不訴處理的有31人。

實踐中，我們探索、完善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專門適用于辦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的機制：一是“三訪”、“三見面”、“三關”的“三三”機制。“三訪”是指受理案件時須做到訪家長或法定監護人,訪學校或單位,訪派出所、村(居)委會；“三見面”是指針對初犯、偶犯、過失犯、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人,須與犯罪嫌疑人、嫌疑人的家屬、嫌疑人學校領導見面，考察其是否具備幫教條件，全面了解案件情況；“三關”是指審查案件時從嚴把握年齡關、事實關、證據關。通過“三三“機制的落實，可以綜合評定犯罪嫌疑人矯治條件和可挽救程度，慎捕慎訴，達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如2007年4月，龍川縣院在審查辦理龍川縣某中學一學生參與搶劫一案時，嚴格執行“三三”制度，先后走訪了學校、老師、家長及所在的社區，了解到該犯罪嫌疑人是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屬初犯。考慮到他是在校學生且面臨高考，犯罪后確實有悔罪表現，后經提請龍川縣人民檢察院檢委會討論后，依法對這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予批準逮捕的決定。后來該學生如期參加高考，并考上了大專院校。二是品行調查機制。通過調取相關證據材料，全面掌握犯罪嫌疑人身心特征、成長環境、生活學習表現以及是否有前科劣跡等情況，綜合評定其矯治條件和可挽救程度，再根據其涉嫌犯罪的事實、情節、社會危害程度，慎重作出捕或不捕、訴或不訴的決定。三是訴中考察機制。對犯罪情節較輕、危險性較小、符合相對不起訴條件的未成年人，將其安排在公益部門或村（居）委會，責令其用義工等方式提供服務，由公益部門或村（居）委會對其悔罪表現、社會融入性等進行考量，表現良好則作出相對不起訴處理，不再追究其刑事責任，反之則要繼續追究其刑事責任。四是量刑建議機制。結合案件的社會危害性，在全面考量未成年人的基礎上，向法院提出對其判處法定刑內較輕刑罰的建議。如源城區院2007年辦理的某中學高三學生葉某、曾某盜竊案。由于涉案數額巨大，必須作出批捕、起訴處理，于是該院在依法提起公訴時，建議法院對曾某判處緩刑以讓其有機會參加當年的高考，法院采納后，曾某考上大學還專門致電感謝辦案檢察官。

三、延伸職能，加大跟蹤回訪幫教力度

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室情系失足少年，本著“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則，創新制定落實了跟蹤幫教機制，對失足少年實行全程跟蹤幫教，引領“迷途羔羊”理性回歸社會。工作室

建立不捕不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檔案，主動與派出所、學校、家庭溝通聯系，通過共同召集失足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召開幫教會，對失足未成年人進行誡勉談話，定期跟蹤回訪等多種形式，幫教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切實幫助幫教對象解決困難。2006年以來，全市各基層院的工作室均組織開展了不同程度的跟蹤、幫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活動，召開幫教會、座談會200多案次，對作出不捕、不訴處理的失足未成年人全面落實幫教措施，回訪率達90%以上。從考察情況看，失足青少年在家里和學校的表現良好，有的家長為此送來錦旗感謝對其子女的教育挽救，有的還如愿考上了大學。

如2005年，紫金中學高三級學生溫XX、付XX盜竊該校行政大樓的二臺電腦及配件價值3175元。該案經紫金縣公安局偵查終結后提請紫金縣檢察院批準逮捕。當時正是高考填報志愿的最后一天，也是紫金中學申辦省級示范性高中的關鍵時期。紫金縣教育局、紫金中學均提出了給予兩名學生從輕處理、參加高考的書面請求。紫金縣檢察院高度重視，指定專人負責審查，專案專審，快審快結。經該院審查和檢察委員會集體討論，考慮到兩名學生是初犯、偶犯，犯罪情節輕微，決定不予刑事追究，受案當天就作出不予批捕的決定。溫××、付××如愿填報了高考志愿，并分別考上了河源職業技術學院和廣東松山職業技術學院。紫金中學也于當年順利通過檢查驗收，被評為省級示范性高中，2009年該校再次被評為“國家級示范性高中”。紫金中學、學生家長分別寫來感謝信檢察機關執法為民，溫XX、付XX感動地說，是檢察機關給了我重新做人的機會。

工作室還創新幫扶形式，從關懷和愛護角度來對待失足青少年，聯合公安、社區召開幫教會，齊聚各界力量幫助其重返社會。如未成年人劉某涉嫌盜竊一案，源城區院作出不捕決定后，工作室及時協調有關部門落實幫教矯正措施，由工作室干警、派出所民警、社區居委會干部、社區“三結合教育辦公室”老干部等一起在劉某家里對其展開幫教教育。在多方融情入理的教育下，劉某當即熱淚盈眶,承諾一定珍惜機會，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四、綜合治理，打造全方位預防保護體系

按照“預防為主、標本兼治”的要求，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積極開展以社會、學校、家庭各層面協作配合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宣傳教育預防活動。

一是開展檢校共建活動。把預防工作重點放到學校，針對部分學校在法制教育、校園管理等方面的薄弱環節，提出檢察建議幫助研究落實整改措施，增強針對性預防效果。同時，挑選優秀檢察官到各學校、村、社區開展法制教育活動，給廣大師生和社區未成年人巡回上法制教育課，深刻剖析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結合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真實案例，以案釋法，教育同學們學法、懂法、守法，提高法制意識和自我防護意識。如源城區院率先在嘯仙中學設立起全市第一個中小學校法制教育示范點和宣教室，并專門成立由檢察長為團長，黨組副書記、副檢察長、各業務科室負責人為成員的法制教育宣講團，深入全區各中小學校上法制教育課，并編印以以案釋法為主要內容的專門刊物《少年檢研》發至學校、社區。東源、紫金、龍川、和平、連平縣院均聯合教育局在轄區范圍內開展送法進校園活動，通過專題教育，受教育學生達5萬余人，得到了學校和學生的普遍歡迎。

二是關注社區法制環境改善。針對一些社區法制教育薄弱，“黃、賭、毒”、網吧違規經營等現象對未成年人產生的消極影響，配合學校，加強同相關職能部門的聯系，積極開展社區法制教育活動，定期送法進社區，促進社區法制環境的改善。如針對今年年初市人大代表提出青少年網絡犯罪呈迅猛增長發展趨勢的問題，我院對此進行專項調研并向市委政法委書面提出遏制青少年網絡犯罪、改善社區法制環境的對策，被市政法委采用。

三是構建社會化保護體系。法、檢、公三部門召開聯席會議，完善制度建設，對未成人違法犯罪方面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溝通，及時協調，并嚴格執行未成年人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處理程序，快偵快結，推廣人性化辦案方式，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與身心健康，有序推進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幫教工作。同時，加強與共青團、工會、婦聯、人才市場等相關部門的聯系，充分發揮聯動作用，形成合力，動用全社會的力量，形成全社會關愛、幫助挽救未成年人的社會氛圍，共同構建全方位的未成人犯罪預防與幫教體系。

第四篇：洛陽市檢察院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有關材料及經驗做法

洛陽市檢察院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

有關材料及經驗做法

1、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勢、特點和規律。

（1）受理未成年人案件數及人數呈逐年下降趨勢。我市檢察系統受理移送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007年共597件951人，2008年共604件960人，2009年共533件772人，2010年共331件552人，2011年共407件586人，受理案件數及人數均逐年下降，2011年同比有所升高。

（2）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數及人數也呈逐年下降趨勢。我市檢察系統受理移送審查起訴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2007年共298件，2008年共295件，2009年共280件，2010年共182件，2011年共196件，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受案件數及人數均逐年下降，去年較前年稍有升高趨勢。

（3）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減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從總體上來講，有逐年減少趨勢。

（4）實施犯罪的未成年人文化程度較低，初中文化的占大多數。從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較高，從2007年到2011年所占比例均不低于80%，小學、高中文化程度各占10%左右，由此可見教育對于預防未成年犯罪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5）受理移送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數最多的五個罪名多為常見罪名。據統計，2007年至2011年我市檢察系統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中，居前四名的為搶劫罪、盜竊罪、故意傷害罪、強奸罪，多為常見罪名。

（6）未成年人所判刑罰較低。2007年至2011年，我市檢察系統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多數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緩刑等，雖然體現了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方針，但不利于震懾犯罪，去年重新犯罪人數有增多現象。

2、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專門機構和專門隊伍建設情況。1999年，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洛陽市人民檢察院、洛陽市公安局、洛陽市司法局聯合會簽了《關于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定管轄的通知》，對于洛陽市六城區涉及未成年犯罪的第一審普通刑事案件，指定由澗西區人民檢察院統一負責審查起訴，由澗西區人民法院統一進行審判。據此，澗西檢察院于1999年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審查起訴科”，集中辦理我市六城區未成年刑事案件，負責六城區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審查起訴、出庭支持公訴工作。這種集中審查起訴的辦案機制具有以下明顯優勢：

第一，有助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統一處理，避免執法尺度不一。

第二，有助于辦案人員的專門化、職業化，保證未成年犯罪案件的辦案質量和公訴水平。

第三，有助于及時把握當前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基本特點和發展走向，提出相應的法律對策和社會治理方案。

3、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和困難。

（1）案多人少，對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及思想教育欠

缺，有待進一步加強。

（2）對未成年人普遍量刑較輕，不利于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

4、對下一步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一是設立專門的未成年人訊問室。二是進一步加強與“關工委”、教育、共青團及婦聯的聯系,加強同家庭的配合,加強與社區的聯系和配合,加強與學校的配合，經常開展法制講座,加強普法教育,防患于未然,從根本上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發生。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檢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總結

檢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

總結

檢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總結2007-12-07 13:58:13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檢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總結檢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總結(2)一年來，**市人民檢察院結合檢察工作實際，不斷創新，努力探索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檢察和預防工作的新思路，在有效維護青少年的合法權益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法律和社會效果。

一、加強組織領導，健全運行機制 我院堅持把青少年維權工作擺在重要議事日程上，加強領導，完善制度，建立機構，落實人員，努力實現四個“到位”：

1、組織領導到位。我院由分管副檢察

長擔任組長，確立由刑檢科（偵查監督科、公訴科）、控告申訴檢察科、監所檢察科、團支部負責人為小組成員，青年干警都是青少年維權活動的志愿者。

2、專門機構到位。我院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辦案小組”，統一具體負責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通過對每一名涉案人員耐心細致地做好教育轉化工作，使其能在教訓中吸取經驗，在教訓中學習法律知識。

3、規章制度到位。為了使青少年維權活動有章可依、有規可循，我院不斷學習兄弟單位和總結本院的經驗，結合本地區、本單位的特點，大膽探索，勇于改革，形成一整套較為系統的青少年維權工作的制度與措施。如制訂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維權工作細則》、《暫緩不起訴實施辦法（暫行）》、《關于監督在押未成年人活動規則》等。

4、建立立體普法網絡。加強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識是一項長期的基礎性工作，為擴大受教育

面，我們堅持“五送法”活動，以點為主，點線結合，形成普法網絡。（1）、送法到學校，我院已先后與市高級中學、震澤中學、屯村中學、同里中學、松陵三中、菀坪中學、市實驗小學等八所學校結成法制共建單位，定期編發《青少年維權苑》，發給法制教育共建單位。（2）、送法上街。為增強法制教育社會覆蓋面，今年，已先后派干警上街設攤宣傳4次。（3）、送法至社區。社區是法制教育薄弱的地方，今年我們先后派干警到南麻、梅堰等社區召開法制座談會，把法律知識送到家。（4）、送法到監所。在押人員是教育防范的重點人群，我們堅持每月一次集中對市看守所的青少年犯進行教育，加大防范力度。（5）、送法到媒體。我們將辦案中的典型案例送到電臺、報紙等媒體，及時向社會進行法制宣傳。一年來，共被采用200余篇。

二、履行檢察職能，開展司法保護

（一）、關于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處理

我們堅持三項基本原則：

一是“依法辦案、嚴查細審”原則。在辦案中，嚴把事實關、證據關、法律關，確保無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本院在審查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王冬冬、陳發寶于2004年6月18日晚盜竊摩托車的案件時，公安機關認定的犯罪嫌疑人王冬冬的出生日期為1986年8月15日，而在本院的提審過程中，其供述的出生日期為1986年7月，而在案卷中卻沒有犯罪嫌疑人王冬冬的戶籍證明，同時，細心的承辦人發現有一份王正貴（為王冬冬哥哥）的詢問筆錄，該筆錄上注明的王正貴的出生年月也為1986年8月15日，而其兄弟兩人不是雙包胎，因而不可能同時在1986年8月15日出生的，鑒于以上情況，承辦人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有關戶籍證明。經復核，承辦人的推斷得到證實，王冬冬的出生日期為1988年11月7日，即犯罪時不滿十四周歲，本院遂對王冬冬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故而在避免錯案的同時

又有利的保護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二是“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今年，我院共對8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不訴的決定。根據法律及有關司法解釋，我們對不捕不訴的案件在內部制定了統一標準：如

1、罪行較輕的初犯、偶犯、符合緩刑條件的。

2、不滿16歲，強索財物。

3、盜竊近親屬財物，案發后已歸還或被害人不要求處理的。

4、共同犯罪中罪行較輕的從犯、脅從犯。

5、受他人教唆犯罪的。

6、犯罪預備、中止或者未遂的。

7、有自首、立功表現的。本院在受理犯罪嫌疑人朱剛涉嫌銷售贓物犯罪的案件后，經審查后認為，犯罪嫌疑人朱剛雖然三次在明知是贓物的情況下還將贓物銷售給他人，但鑒于朱剛系在校學生，且有自首、作案時已滿十六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等法定情節，因而對其作出了不起訴的決定，這對挽救、教育未成年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是“青少年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并舉保護原則。作為檢察機關，打擊犯罪

是自己的本職工作。在辦案中，我們也不能一味追求保護犯罪的青少年而忽視對社會的公共利益的保護。一方面，應防止過度強調保護青少年的利益而對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該處罰不處罰，導致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另一方面，應防止過度強調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而忽視對青少年的保護。針對上述的7種可不捕不訴的情況，我們又針對具有下列情形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應當作出逮捕、起訴的決定：

1、重大案件的共同犯罪有同案犯在逃的；

2、多次犯罪或流竄作案的；

3、累犯或曾因同一性質的違法行為被治安處罰過的；

4、涉嫌數罪的；

5、到案后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或前供后翻、時供時翻的；

6、犯罪手段殘忍、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

7、社會

檢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檢察工作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