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最優稅收理論的發展及其政策啟示

西方最優稅收理論的發展及其政策啟示

內容提要：本文介紹了最優稅收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以及最優稅收理論的兩大主體部分——最優商品稅和最優所得稅的主要理論進展及其政策含義。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從所得稅的功能及其稅率設計、稅收政策目標、假設條件、政策改革等方面分析了最優稅收理論對我國稅制設計的啟示。

關鍵詞：最優商品稅 最優所得稅 中國稅制

一、最優稅收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談及最優稅收理論，首先要對“什么是最優稅收”進行概念上的界定。歷史上諸多經濟學家對稅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關注的當數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提出的平等、確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則，以及瓦格納在其《財政學》中提出的四項九目原則等等（1）。而對當代經濟學家來說，由于效率與公平問題業已成為經濟學探討中的兩大主題，因此，理想的稅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標準的框架內，即：（1）稅收公平標準（盡管公平對不同的人來說意義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標準；（3）最小負激勵效應標準，即稅收效率標準。

困難在于，對一個特定的稅種或某個稅收政策建議來說，往往只能滿足其中的某一標準而無法滿足其他標準。比如，累進的個人所得稅易于滿足稅收公平標準，卻會對勞動供給產生負激勵；增值稅總體上對勞動供給不會產生負激勵，但卻很難符合稅收公平標準。

最優稅收理論文獻對最優稅收評價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現代經濟分析方法，運用個人效用和社會福利的概念，在賦予各個標準不同權重的基礎上，將這些標準統一于惟一的標準之中。

在現代福利經濟學中，社會福利取決于個人效用的高低，以及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當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遞增時，社會福利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福利可以反映稅收公平的思想，即導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稅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會福利蘊含了稅收公平標準。

就稅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標準來說，較高的稅收行政成本意味著更多的稅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務方面，從而使個人效用和社會福利降低。同樣，就最小負效應激勵標準來說，如負效應激勵大，工作積極性就會減弱就會扭曲經濟，使人們的效用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馬斯格雷夫意義上的最優稅制的三大標準就可以轉化為社會福利的不同側面，不同的稅收政策可以用統一的標準加以比較和衡量，也就是說，能夠帶來最大社會福利水平的稅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優稅收理論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難將稅率與稅收行政成本之間的關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總是貫徹始終。經濟學家們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稅收行政成本問題，多把最優稅收理解成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稅收。然而，忽略稅收行政成本的最優稅收理論畢竟是一個重大的缺陷。（3）

二、最優商品稅

最優商品課稅問題的現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齊（Ramsey，1927）的創造性貢獻。根據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單一家庭經濟的分析考察，拉姆齊指出：最優稅制應當使對每種商品的補償需求均以稅前狀態的同等比例下降為標準。這是拉姆齊法則的標準闡述。通過對用來推導拉姆齊法則的經濟施加進一步的約束，即假定課稅商品之間不存在交叉價格效應，鮑莫爾和布萊德福特（Baumol and Bradford，1970）推導出逆彈性法則：比例稅率應當與課稅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成反比例。這一法則的政策含義是十分明顯的，即生活必需品（因為它們的需求價格彈性很低）應當課以高稅，而對奢侈品則課以輕稅。但這樣一來，就暴露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內在的不公平性。

為改變拉姆齊法則置分配公平于不顧的境地，理所當然應當對其加以適當的糾正。戴蒙德和米爾利斯（Diamond and Mirrlees，1971）率先在最優商品稅率決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慮，并且將拉姆齊法則中的單個家庭經濟擴展至多個家庭經濟中。他們指出：在需求獨立的情況下，一種商品的最優稅率不僅取決于其需求價格的逆彈性，而且取決于它的收入彈性。這意味著，對許多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都較低的商品來說，應當將實行高稅率的分配不公問題和實行低稅率的效率損失問題進行比較，最有意義的改變應當是使那些主要由窮人消費的商品數量減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說，基于公平的考慮，對于高收入階層尤其偏好的商品無論彈性是否很高也應確定一個較高的稅率；而對低收入階層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彈性很低也應確定一個較低的稅率（4）。

值得重視的是，對拉姆齊法則的修正需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對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窮人特別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齊法則行事。其次，盡管有人辯稱商品稅無須承擔收入分配職能，收入分配問題只應由所得稅解決，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事實上，出于顯示身份、自尊、習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現實中確實存在著不少收入彈性高而價格彈性低的商品（如鉆石、名畫、豪宅等）這就提供了通過對這些商品課稅以改進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來，有關最優稅收的研究開始出現一種把理論分析應用于實際數據的趨向。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最優稅收理論所推導的稅收規則僅僅表明了最優稅收結構的一般情形，它們并沒有明確的指導意義。其次，稅收理論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實際政策建議，為此，稅收規則必須能夠運用于數值分析，最終的最優稅收值應可以計算。最優稅率的數值分析體現了執行上述計劃在技術方面取得的進展。

目前有關最優商品稅的數值分析仍處于起步階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針對數目較少的商品組別的分析上，而且還沒有哪種數值分析的答案能夠完全推廣到一般的情形。從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導意義的結論主要有兩個：一是最優稅收能夠通過對生活必需品實行補貼而實現有意義的再分配；二是對公平問題的關切越強烈，商品稅率就越不是單一稅率（5）。

三、最優所得稅

談及所得稅問題，我們立即面臨有名的“做蛋糕”與“切蛋糕”之間的權衡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所得稅是為滿足公平目標而有效實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種觀點認為，所得稅的課征是對勞動供給和企業精神的一種主要抑制因素，特別是當邊際稅率隨著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時候。最優所得稅理論旨在分析和解決所得課稅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權衡取舍問題。

關于最優所得稅的主要論文出自米爾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線性所得稅的最優化問題。米爾利斯模型在所得稅分析中的價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稅制設計問題的性質。首先，為了在稅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爾利斯設想無稅狀態下的經濟均衡具有一種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內生而成，同時每個家庭獲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為了引進效率方面的考慮，所得稅必須影響家庭的勞動供給決策。此外，經濟要具有充分靈活性，以便不對可能成為問題答案的稅收函數施加任何事先的約束。米爾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種最為簡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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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結果是：（1）邊際稅率應在0與1之間；（2）有最高所得的個人的邊際稅率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個人按最優狀態工作，則他們面臨的邊際稅率應當為0.毫無疑問，第二點結論是最令人感到驚奇的。不過，這一結論的重要性也許不在于告訴政府應該通過削減所得稅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稅率，以減少對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優稅收函數不可能是累進性的，這就促使人們必須重新審視利用累進所得稅制來實現再分配的觀念。也許說，要使得關注低收入者的社會福利函數最大化，未必需要通過對高收入者課重稅才能實現，事實上，讓高收入承擔過重的稅負，其結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爾利斯的非線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復雜，其結論也只是提供給我們關于政策討論的指導性原則。為了得到最優稅收結構的更詳細情況，有必要考察數值方面的分析。米爾利斯根據他所建立的模型，計算出完整的最優所得稅率表。從結果看，高所得的邊際稅率的確變得很低，但并未達到0.同時低所得的平均稅率均為負，從而低收入者可以從政府那里獲得補助。托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數值分析則進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邊際稅率可能遠不是0，這意味著最高所得的邊際稅率為零的結果只是一個局部結論。從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爾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結論有：（1）最優稅收結構近似于線性，即邊際稅率不變，所得低于免稅水平的人可獲得政府的補助。（2）邊際稅率相當低。（6）（3）所得稅實際上并非一個縮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據一些不同的勞動供給函數、財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觀點，提出了最優線性所得稅模型。他得出的結論是，線性所得稅的最優邊際稅率隨著閑暇和商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的減小而增加，隨著財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評價而增加。這意味著，人們對減少分配不平等的關注越大，則有關的稅率就應越高，這一點是與我們的直覺相符的。另一方面，最優稅率與勞動供給的反應靈敏度、財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價值判斷密切相關，假如我們能夠計算或者確定這些參數值，我們就可以計算出最優稅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對最優所得稅制的設計具有指導意義。

四、最優稅收理論的政策啟示

由于最優稅收理論標準模型是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下得出的特殊結論，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體的政策建議，不能被當作一般規則來使用。最優稅收理論的已有進展可以為我們提供如下的政策啟示：

1.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所得稅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討累進性所得稅制的合理性。傳統的觀點認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稅具有商品稅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甚至于在實現效率方面，所得稅也較商品稅為優。只是由于所得稅在管理上的復雜性，才導致商品稅的廣泛采用。然而，米爾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論模型所做的數值分析表明，所得稅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們設想得那么好。這一認識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們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稅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稅和所得稅在實現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話。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慮，我們是否應該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稅種，如財產稅、遺產與贈與稅等？

對累進個人所得稅制，不僅在微觀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觀經濟波動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優所得稅的理論探討和數值分析都表明：最優稅收函數不可能是累進的。最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不應最高而應為零；除端點外，最優稅收結構應當近似于線性。另外，根據弗里德曼的負所得稅方案和米爾利斯的最優所得稅的數值分析結果，負所得稅方案不僅在實現公平方面有其誘人之處，而且在把效率問題同時納入稅制設計的范疇中時，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稅制改革應綜合考慮效率與公平兩大目標。最優稅收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把效率與公平問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確難免會發生沖突，但是，效率與公平目標之間也并非總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爾利斯的最優所得稅模型就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點。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通過對各種稅收的具體組合，達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競爭經濟是最優稅收理論標準模型的主要假設條件之一，這種假設條件適合于市場機制發揮較為充分的西方發達國家，卻可能不適合差異很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其主要目標應當是掃清影響經濟發展的障礙，動員各種資源提高經濟增長率，這與發達國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標之間存在區別。因此，在借鑒最優稅收理論進行稅制設計時，在公平和效率的選擇方面要與西方國家有所差別。從模型設定上，這意味著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會福利函數在選擇形式上的區別。

4.如果要在實踐中實行最優稅收理論所推導的各種規則，可能需要對財稅制度進行大幅度的改革，但這不太現實。基于這一考慮，許多國家選擇的是漸進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漸增減某些稅種和調整某些稅率。另外一個富有啟示性意義的結論是，改革過程中可能產生暫時性的無效率。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會一帆風順。

參考文獻：

1.鄧力平：《優化稅制理論與西方稅制改革新動向》，《稅務研究》1998年第2期。

2.黃春蕾：《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最優稅收實證理論發展述評》，《稅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鄧力平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邁爾斯：《公共經濟學》，中譯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爾利斯（Mirrlees，J.A），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nincome tax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1.6.張馨、楊志勇等：《當代財政與財政學主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參見張馨、楊志勇等：《當代財政與財政學主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參見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鄧力平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3）將稅收行政成本標準納入最優稅收理論體系的規范和實證分析的最新進展，參見黃春蕾：《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最優稅收實證理論發展評述》，《稅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參見鄧力平：《優化稅制理論與西方稅制改革新動向》，《稅務研究》1998年第2期。

（5）有關最優商品稅的數值分析和具體進展參見邁爾斯（Myles，2001第4章）。

（6）米爾利斯（Mirrlees，1971，第209頁）指出：“我必須承認，我期望以功利主義式對所得稅進行的嚴格分析能為高稅率提供依據。但它沒有做到。

第二篇：淺談國外圖書館發展政策及其啟示

淺談國外圖書館發展政策及其啟示

在以圖書館與其他圖書館的藏書量的關系的政策和指導原則上，圖書館要堅持圖書掛館藏的慈善研究指南是為IUPUI大學圖書館全面收集準則的一部分。圖書館藏書的重要補充和慈善事業相關的手稿均由禮來公司舉辦，這樣就大大節省了圖書館的完善經費。此外，為更好地實現圖書館分類，避免由于眾多號碼造成的干擾，圖書館可以申請一個數據收集的區域。要充分發揮財團協定的作用，合作收集安排，圖書館依靠校園內的其他系統或在區域或本地網絡，和館際互借。

要發展電子資源，將資源通過微型電子計算機，主機或其他了類型的電腦存儲在互聯網上，并且電子資源應該應用能夠與遠程訪問。這一政策中，涵蓋了免費的網絡資源和電子文獻資源購置，一個非營利的組織，一個專業組織或任何外在的制度。圖書館還要加大索引和檢索數據庫抽象數據庫和提煉，做好參考數據庫的完善工作。電子資源用戶界面要符合目前正在使用的其他接口，系統要支持多個出口的選擇，系統的容量要加大，改善網絡基礎設施的技術更新，并提供最佳反應時間。

開發政策管轄的選擇，組織，以及對斯諾-島圖書館館藏的維護，以此來描述圖書館資料的選擇標準，組織和管理的依據，建立一個持續的評估和收集改進的框架。注重資源共共享和館際互借。在信息自由的環境下，可以啟動一個進程，其中圖書館工作人員被要求重新考慮的項目列入或一組在手收材料，這個過程中，個人應和工作人員在他或她的本地庫，并獲得圖書館資料的形式的復議請求。

坦佩公共圖書館的館藏遴選堅持非虛構原則，對每個項目進行評估的全部，而不是特定部門的基礎。它將重點放在支持各學歷層次學生和刺激兒童閱讀和學習的興趣和贊賞，圖書館要作為一個信息和對社區教育資源。

莫頓格羅夫的公共圖書館，在選材上，書籍和其他資料庫上選擇了文學，教育，信息的基礎上，和娛樂價值，且甄選的責任在于圖書館館長。選擇的圖書的標題不包括道德，種族，宗教或政治偏見的基礎。在訪問電子信息，服務和網絡上，實行權利的解釋條例草案圖書館，堅持閱讀自由，表達自由。提供全球信息，服務的連接，和網絡是不一樣的選擇和購買圖書館搜集資料相同。其中，該圖書館政策和程序，申明未成年人有自由進出圖書館的權利，這和美國圖書館協會的要求相一致，規定這個圖書館的服務原則同樣適合于所有用戶，未成年人以及成人，圖書館和管理機構必須堅持這一原則。圖書館還擔負著開發資源，滿足多樣化的信息需求和服務社區利益，服務，材料和設施，在履行其個人發展的不同階段的需要和利益是圖書館用戶圖書館資源的必要組成部分。

由鈕瓦克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來看，它同時在主圖書館和兒童分支機構中包括而兒童類的藏品，這些藏品盡可能包括作品反映的不同的意見和有爭議的話題。

第三篇：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發展及啟示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發展及啟示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西方人力資源管理的思想的三個淵源，即現代人本主義、人本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人本主義思想，由此明確了人本管理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表現為勞動者占有勞動成果并自主決策。西方管理實踐從純粹物本管理到人力資源管理再到人力資本管理的發展歷程，明示了管理不斷人本化的趨向。

[關鍵詞] 人本管理 哲學淵源 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本管理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中的核心內容，用“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取代歷史上的“以物為本”和“以資為本”的管理方式，這是人類歷史進步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以人為本不是用人藝術，而是哲學理念，考察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和發展，有助于我們明晰人本管理的實質，弄清人本管理實施的制度前提，找準實現人本管理的正確途徑。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并非直接來源于哲學上的人本主義，哲學上的人本主義（Anthropology）更強調人的“生物性”，而忽視了人的“社會性”因素。現代人本管理思想的哲學淵源是Humanism，即人道主義、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是關于人的本質、價值和個性發展等方面的理論和思潮。Humanism最早由古羅馬思想家M·T西塞羅提出，指的是一種能夠促使個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發展的教育制度，因此，人本管理的實質在于人的發展。

從古希臘開始，Humanism一直如星星之火傳承下來，新興資產階級曾利用Humanism反對封建教會****，要求發展人的個性。20世紀60年代，現代人本主義在哲學界再次突起，存在主義、新托馬斯主義、人格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廣為流行，這些學說宣揚人的價值、捍衛人的尊嚴、關注人作為人的前途、特點和利益，以提高人的地位為使命。這種思潮帶動了人本經濟學的發展。人本經濟學關注的是人的發展和需要，而不是對金錢和財富的占有，它以馬斯洛的“需要層次序列論”為人性假設，認為人的精神需求本質上是社會需要，不能以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滿足。按照人本主義的邏輯，企業就是在企業里工作的人，企業應該由工作者來管理，參與工作的每一個人應當公平地共享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成果，缺席的資本所有者除了租借費（利息）之外不應當占有任何產品。美國人本主義經濟學家大衛·埃德曼提出：人與生俱來就具有內在的價值或尊嚴，而不是作為順手的工具以勞動得到實惠或工資。在典型的現代企業——股份公司中，企業雇員沒有任何決策權，這完全違背了民主的原則，“就好像一國人民（股東）加入一個共同的契約聯盟（股份公司），選舉一個政府（公司管理層）來管理另一個國家的人民（公司雇員）。第二國的人民（雇員）又同意訂立另一份契約——一份表示向管理者俯首稱臣的契約（雇用合同）。這不過是政治版的資本主義企業。”人本企業的組織形式應該為合作社，勞動者以聯合勞動為基礎，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可以租借資本，但是決不允許“任何以外部資本提供人或出借人的資格來享受董事職位或企業管理經營決策的投票權的行為，以及其他或直接或間接插手企業決策的行為。” 勞動者實行民主管理，每一個勞動者都擁有平等的決策權，這是建立在****而不是產權基礎上的。企業員工將其決策權明確地委托給管理方，管理方以被管理者的名義和利益來運用其決策權，這是與政治領域“民有、民治、民享”類似的經濟民主。人本主義樂觀地認為通過教育和社會改良，依靠立法的力量完全可以建立一個全新的人本社會來實現人的發展，可以說這是一種充滿熱情的浪漫主義改良思想。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另一個來源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人本主義建立在對于勞動者的需要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矛盾分析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人之所以為人，關鍵不在于其自然屬性，而在于社會屬性。人們在勞動中形成了共同活動和相互交往，由此形成的社會關系決定了人本質。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為三個層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是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得到生活樂趣的需要；發展的需要是人表現自己和發揮生命價值的需要，發展是人固有的本質力量，體現為創造性的活動。這些需要都是在勞動中，或者以勞動為手段得到滿足的。但是“以資為本”的社會制度卻否定了勞動者作為人的需要，把勞動者異化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于他本質的東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毀。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

之外才感到自由，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愿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因此，它不是滿足勞動的需要，而是滿足勞動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種手段。”在資本私有制之外，勞動分工也助長了對工人的異化。在細致分工的流水線上，每個人日復一日單調地重復著簡單的動作，生產的節奏完全受機器的控制，個人基本沒有能力影響和控制生產的內容和進度，甚至無法在生產過程中控制屬于他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個人的能力得不到承認或凸現，喪失了從工作中得到自豪感和成就感的機會，更失去了創造性。“工人要么逃避勞動，要么就是在勞動中希望消除異化，即由人來支配物。他們希望能夠參與企業生產過程的決定，希望成為機器的主人，縮小因勞動分工而產生的同管理階層之間的差距，獲得人格的尊重。”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應該是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一種“以每個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因此，其實質是人本主義社會。人本社會是以高度的科學技術武裝起來，并得到自覺的科學管理和控制的勞動，勞動效率大大提高，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從而有充分的時間來從事為養成和發揮每個人的智力、體魄、品德和個性所需要的各種活動。通過對人本管理思想淵源的追溯，我們可以明確，人本管理并不是單純的關心員工、理解員工、尊重員工，它不是從“用人”出發，而是從“發展人”出發，讓員工從“手段人”變成“目的人”，從被管制者變成享有決策權的人。無論是人本主義經濟學還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理想社會都還遠未實現，但是，它們共同預示了人類社會以及管理未來的發展方向，在****與物權的對比和較量中，****的力量不斷增強，在管理中表現為從物本管理到人力資源管理再到人力資本管理，最終實現完善的、徹底的人本管理。

西方國家管理實踐的發展歷程可以劃分為兩大階段：物本管理與人本管理。在物本管理階段中，根據人與物在管理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純粹物本管理階段、人力資源管理階段和人力資本管理階段。截至目前，人本管理不過剛剛萌芽。

在純粹物本管理階段，企業中的勞動者普遍被看成是“機器人”、“工具人”，他們與機器設備唯一的區別是會說話，這一階段在管理上的特點是完全依賴外在的強制和監督。在管理者的眼中，人的特點就在于人是“有生命的機器”，是會說話的工具，他們無視工人的任何需求，甚至是生理需求。在他們眼中，工人都是好吃懶做、好逸惡勞、貪得無厭、滿身惡習的窮鬼，對這些人必須嚴加看管，多加處罰，否則他們就會偷懶、怠工甚至鬧事和破壞。直到今天，在西方經濟學家的分析中，監督以防止員工偷懶仍是管理存在的首要原因。在這一階段，管理者對工人隨意處置，最大限度地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克扣工資，雇傭童工和女工，對稍有懈怠的工人施以嚴厲的懲罰。

20世紀50年代管理大師彼德·德魯克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資源管理”這一名稱，但自管理學誕生之日起，在管理實踐上即進入了人力資源管理階段。從科學管理開始，管理者開始把考察的重點放在了人的特殊性上，認識到了人是不同于物的主動性資源，不發掘人的潛力就無法實現對物質資源的充分利用。在此后近100年間，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再到“自我實現人”、“復雜人”、“管理人”、“文化人”等等，管理者對于人的認識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全面。早期的人力資源管理，無論是泰羅的科學管理還是行為科學管理，都是以一種機械化的思維在尋求某種最佳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人的勞動效率。而到了人力資源管理階段的后期，管理者認識到了人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在管理方式和工作效率之間并不存在著絕對的對應關系，不同特性的人力資源需要不同的管理方式來提高工作效率，因此，管理的重點轉向開發彈性化的管理制度和多樣化的管理方式，以個性化管理為特征。

20世紀90年代后，西方學者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資本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貨幣形態逐步轉化為知識形態，導致資本對人的統治地位發生了動搖。人的能力，尤其是智力開始作為資本登上歷史舞臺。由于出現了人力資本，那些擁有高超素質技能的人可以據此成為“知本家”。當“知本家”出現后，企業不再是資本所有者統治作為臣民的雇傭勞動者的“封建莊園”，而成為物質資本和知識資本所有者聯合行使所有權的契約，資本家是貨幣資本的所有者，“知本家”（核心技術創新者和掌握者以及職業經理人）是人力資本的所有者，“知本家”可以將自己的人力資本轉化為股票，和資本家一起享有對企業的治理權。人力資本的出現似乎使企業雇員和資本所有者享有了平等的權利，因此，有人將人力資本管理即視為人本管理，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首先，人力資本管理仍然把人與其他物質資源并列在一起，把人的知識、技能看成是另一種資本形態，勞動者以這種資本所有者的身份獲得收益，而不是以勞動者的身

份占有創造出的價值，因此，這不過是要素分配論的變形而已；第二，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只有高級管理者和創新技術人才可以成為“知本家”，普通員工由于人力資本太低，只能作為人力資源存在，而不能上升為人力資本與資本家平起平坐。因此“人力資本論僅是對人在經濟動力中貢獻的物質的、量化的因而是簡單的描述而已，是一種便于做經濟分析的人格的物化。……即使是約翰·穆勒，也為了避免將人當作資本品甚至比資本品低賤的難堪，提出?人民不應當作財富，因為財富正是為了人的緣故而存在?。”然而，人力資本管理畢竟在資本私有的制度框架內將物本管理發展到了極致，即利用將人異化為資本而與資本對抗，因此，也將物本管理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其進一步的發展必將是對物本管理的否定，即以人本管理取代物本管理。在西方國家的管理實踐中，最能體現出管理人本化趨勢的是德國的參與管理。德國1920年～1989年間陸續通過并實施的《工廠委員會法》、《共同決策法》、《工人共同決策法》和《工廠制度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證了企業雇員可以通過工廠委員會和共同決策制享有參與權和決策權。工廠委員會由所有雇員選舉代表組成（不包括管理階層），委員會每月與雇主舉行一次聯合會議。委員會有權了解任何會對雇員造成重大影響的生產經營方面的決策以及公司的財務狀況。如果委員會發現勞動條件的改變損害了工人的人性化需要，可以要求雇主予以改變或補償。共同決策制規定，勞資雙方在董事會中占有同等的席位，雙方再共同選舉一位中立代表，中立代表只有在雙方投票平局的情況下才進行表決。盡管受到管理能力、信息獲知等方面的限制，真正的勞資雙方對等共決很難實現，資方在決策中仍居主導地位，但是在德國的參與決策模式中，雇傭勞動者不需要借助于資本、知識等條件即可參與企業決策，參與權直接建立在勞動力所有權上，這不能不說是對“以資為本”的突破，是“以人為本”的開端。

從人本管理的歷史淵源可以看出，其思想萌芽由來已久，貫穿著人類發展的文明史，并成為人類不斷追求的目標。人本因素在管理思想和實踐中不斷閃現，從純粹的物本管理到人力資源管理，再到人力資本管理的發展歷程，便是人本管理因素在量上不斷積累和增加的體現。由于私有企業制度限制了從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的質變，因此，只有企業制度轉變為合作制或公有制之后，人本管理才具備了實施的制度基礎。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企業管理水平還相當落后的國家來說，已經建立起來的公有制企業為人本管理提供了制度前提，我們應當承繼西方企業管理積累的經驗與成果，順應社會進步和管理趨勢的發展，用人本管理提升我國公有制企業的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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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國外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及對我國的啟示

國外發展電子商務的政策及對我國的啟示

發布時間：2011-6-26信息來源：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

中國和美國的電子商務發展框架有著很多的共同的東西，兩國的電子商務發展框架有著相似的結構和體系。很明顯，我國的政策框架充分借鑒了美國的已有成果。

兩國電子商務發展框架的不同之處在于：

1、水平與成熟度：

這是顯而易見的。美國作為電子商務的發源地，有著完善的市場環境和信息基礎設施，電子商務已廣泛的在企業中推行，積累了較多的經驗，也暴露了更多的問題，這使得美國政府制定政策時有著較多的根據和較強的針對性，因此體現出較高的水平和較強的權威性。而我國電子商務本身剛剛起步，發展的水平和程度很低，必須由政府加以引導和推動，更何況，《指導意見》僅僅是一個初稿而已，還有諸多原則問題和細節問題懸而未決，因此，二者目前還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2、整體結構與內容：

《政策框架》主體部分分為財務、法律與市場三大部分，我國則統稱為發展電子商務所必須解決的若干問題。

《政策框架》專門論述了“技術標準”，而《指導意見》僅在第三部分第六個問題“關于電子貿易的法律和規范”中有幾句話提及。《政策框架》系統的論述了技術標準制定的原則(應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決定技術標準和其他互操作性機制；技術標準也不應該是強制的)，需要制定標準的領域(電子支付，安全性，安全服務基礎結構，電子版權管理系統，電子目錄，電視會議和數據會議，高速網絡技術和數字化對象及數據互換)，這是《指導意見》所欠缺的。

《政策框架》的“內容”這一章節在《指導意見》則全然沒有涉及。“內容”全面敘述了美國政府優先關心的領域(外國內容的比例、對廣告的管制、對內容的管制、對欺詐性信息傳播的限制、如何定義“煽動性言論”)，和美國政府的相關對策。

《政策框架》第六部分“協調的戰略”，強調了國際協調和國內政府各部門、各行業協作的重要性。《指導意見》則沒有專門論述。

《指導意見》的第四部分則具有我國特色。它描述了我國發展電子商務的近期重點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應當首先從同政府有關的環節入手，穩步推進；加強政府的示范和引導，通過實施政府信息化，促進政府和企業的溝通；發展政府部門之間的間非支付性電子商務，促進有關部門在電子商務實施中的關系協調，推動管理部門聯網，實現商務管理電子化；對電子商務的網絡平臺建設進行統籌規劃，等等。

3、模式和導向：

《政策框架》在第一部分“背景”中就強調“本文所論述的戰略的最強烈的動機就是在這種有害的行為站住腳之前預先防范這些行為”，而所謂的“有害行為”是指“政府對Internet加以性質完全不同的和范圍廣泛的管制”。在第二部分“原則”中，第一條就是“私營企業應起主導作用”。《政策框架》充分體現了歐美的自由市場傳統，處處強調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強調行業自治與自律；處處強調通過談判和市場主體自主達成的“契約”來解決問題。而政府的作用則被嚴格的限定在營造一個“可預測的、最簡單的、前后一致的商業環境”以保證所有企業可以

公平、平等的展開競爭。“管制”、“政府參與”則被小心翼翼的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使用。可見，美國發展電子商務的模式是“企業主導式”，導向是“市場導向”。

《指導意見》則沒有明確提出發展電子商務的模式與導向問題。然而，我們不難看出，《指導意見》處處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處處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要“發揮宏觀規劃和指導作用”，要“引導電子商務發展，推動電子商務應用”，要“鼓勵企業積極主動的參與電子商務”，要“抓好重點領域、行業、地區、企業的電子商務示范工程”，要“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可見，我國發展電子商務的模式是“政府主導式”，導向是“國家利益導向”。

這些不同是與兩國政府的不同職能、兩國不同的治理傳統、市場環境和電子商務發展成熟度造成的。

第五篇：西方體育產業發展概況

西方體育產業發展概況

體育產業在西方的發展和體育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做出的成績，以及出現的問題。我所指的西方主要是北美和歐洲。因為我曾經在加拿大教書，住過很多年，現在住在英國。傳統地來說，在西方有三大類組織與體育有關。第一類是私人團體，第二類是官方的體育機構，第三類是與商業有關的體育組織。第一類私人團體，主要指的是私人俱樂部，一些私人辦的與體育有關的組織。第二類官方機構是由政府資助的，主要是從公眾的角度來辦的。私人團體通過與體育有關的團體來賺錢。第三類組織是與體育有關的商業性的組織。這三大組織在歷史上從經濟和文化的角度來說有不同的結構和不同的目的。從80年代初期，這三類組織逐漸發生變化，以前的這三大類組織間的界限已經開始模糊了。總的來說，這三大類組織都是力圖通過體育來獲得經濟效益，如果說不能收到很大的效益，至少是某方面可以減少體育的開支。

第一類組織——私人團體，主要是以俱樂部、球隊為主。以前的經費都是從俱樂部的會費和所舉行的比賽來賺錢。官方的體育機構是從政府得到一定的體育經費，主要是用于本地區體育發展。從8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對體育采取一種十分寬松的姿態，要求通過體育來賺錢，政府用于體育的經費越來越少。比如說加拿大每年的體育經費從80年代中期開始每年遞減。再舉一個例子，英國政府給的經費1994－1995年是4980萬英鎊，到1996－1997年縮減到4940萬。澳大利亞也是如此，政府的體育經費1996－1997年縮減了200萬澳元。本來1998、1999年還要縮減，但是因為悉尼奧運會，所以阻止了政府縮減經費的可能性。芬蘭的體育經費從1992年的4億6千900萬芬蘭馬克到1995年的4億芬蘭馬克。因為政府給的經費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官方體育機構也向私人體育機構和商業體育組織靠近。現在也提倡體育贊助，賣指定商標的體育用品，同時體育彩票越來越重要，基本上成為了支柱。對于那種大型的體育比賽和比較熱門的體育項目，這是比較容易賺錢的體育比賽，而且一些媒體如電視、報紙也逐漸關注它們。其中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對于熱門的體育項目或比賽能夠吸引觀眾，同時能夠吸引媒體的關注，所以就比較容易賺錢。但是對于一些小的項目，人們不太注意的項目，那就不太容易得到贊助。由于政府縮減了經費，他們又不能從商業體育中賺錢，就逐漸走下坡路。面臨這種形勢，它們只能改變自己的體育運作形式。由于體育市場和商業結合起來了，我們可以看到吸引人的體育項目和比賽得到了很多的錢。在商業運轉過程中，那些不吸引人的體育比賽或項目賺的錢很少或幾乎不可能，它們仍然是依賴政府的資助。這種兩極分化在西方是越來越明顯。

第二類組織——官方體育機構。在50年代的時候，它的主要責任是關心公眾的健康，所以它組織的體育活動大多數圍繞那個目的進行。但是從50年代以后，它們漸漸地開始把商業體育的因素吸引到它們的運作過程中來了。但是，無論如何政府的體育機

構的目的和私人體育團體的目的還是有差別的。政府體育機構盡管運用商業來進行體育運轉，但是它的目的還是一方面通過各類體育比賽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另一方面是培養青少年體育運動的熱情，鼓勵青少年參加體育活動，這樣來增加體育人口的比例。除去這種目的，從50年代到80年代，政府對于體育越來越重視，它的體育機構也越來越完善。除了政府部門的體育機構之外，還有官方的體育中介機構，以此來擴大體育的影響。而且在英國還有專門的體育部、體育部長，這是以前沒有過的。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政府的官方體育機構逐漸地發生了變化。這是與它當時的社會背景分不開的。因為當時撒切爾夫人的主要政策是提倡資本主義化的。誰要是能賺錢，誰就行。國家靠經濟手段來運行，而不是靠以前的那種社會平均主義來運行。由于當時整個政策的變化，在英國的各個方面都把市場經濟的運行理論和過程引到英國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去。體育也不例外，逐漸運用市場經濟的理論來開展活動。政府機構跟市場經濟的體育機構接軌，它們的目的是即使不能從體育中賺錢，也要減少用于體育的經費。現在我就舉一些例子：在加拿大和英國，這個變化從8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政府的體育機構逐漸跟一些商業機構掛鉤，這種形式的目的正如英國的體育部長所說的：“在從這種掛鉤的過程中，政府的體育機構能夠得到足夠的錢，一方面滿足培養高水平運動員，另一方面提供足夠的資金給群眾體育。”從80年代中期開始，加拿大政府也是縮減了體育經費。在縮減的時候，加拿大政府就告訴國家的體委和地區的體育管理機構，必須自己去掙錢。在加拿大和英國，政府都設立了官方的體育贊助機構來指導官方的體育機構如何利用體育贊助來增加體育收入。同時，官方的體育贊助機構也與商業性體育團體有直接的聯系。一方面指導，另一方面也通過這種聯系獲得一定的效益。把這筆錢拿到后用在發展它們的公眾體育事業上。在美國也是一樣，官方的體育機構現在也與商業化的體育機構聯合起來，提供體育設施。例如，網球場等等。一方面，官方體育機構逐漸把以前一些官方所負責的責任轉移到私人的體育商業團體上去；另一方面，它們又通過其他辦法來增加體育收入。例如，以前在一些國家，公眾參加體育活動都是不交錢的，現在都要付錢參加體育或休閑活動。像個人去游泳以前都是不用交錢的，但是現在國家都收錢，或者是私人交一部分錢，國家也同時出另一部分錢。例如，在一個加拿大的城市，政府修的曲棍球場，以前人們去打不交錢，現在去打政府要收錢，因為政府要收回成本。收費從前幾年的50％增加到了70％。在英國，從1980年到1990年，對游泳池收回成本的費用已經從12％增加到36％。體育中心收回成本從27％增加到44％。高爾夫球場更多了，它收回成本從68％到109％，也就是說，它不但收回了成本，而且還賺錢。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一方面官方體育機構把它以前所負責的一些體育責任，轉移到私人團體、商業團體上去；另一方面，把它花的體育費用轉到了一些個人參加者的身上。除了以上兩個方法以外，還有一個在西方很流行的方法，也是傳統的做法。以前政府修建的體育中心都是由政府的人員來管理，但是現在他們在社會上招標，不管是哪個私人團體或公司都能來應標，政府就選擇收益最高的，耗費最低的，就是給的錢最多的那個團體來管理這個場館。

從上面取得利益的渠道可以看出，它主要有三個體育運行方法： 一是把體育的權利等轉交給私人團體去辦；二是轉嫁到個人參加者的身上；三是政府的體育機構和場館不是由政府本身來管，而是由社會上的機構或團體來管。這樣做的目的是：即使不能從這中間賺錢，也要盡量縮減花在體育上的經費。這種變化當然有好的一面，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有不足的地方。例如，政府讓參加體育活動交錢，這就給工資很低的人帶來了影響，他們參加活動的機會大大減少了。第二個影響就是對政府機構所雇傭的人員，因為把體育場館交給私人管理以后，政府機關雇傭的人員可能就會失去工作或減少他們的收入。另外還應注意，體育省了政府很多錢，但是其他部門也許就會花政府更多的錢。例如，青少年參加體育活動。在西方，把青少年參加體育活動作為一種教育手段，這占用了他們的空余時間，他們就沒有時間做其他的活動，比如犯罪。由于體育經費的削減，所以青少年參加體育活動的機會減少了，這樣就會使他們在空余時間參與犯罪或一些不好的社會活動。政府要管理這類青少年的活動，就要增加警察方面的開支。

政府體育機構的變化要求其內部也進行改變。從歷史上來說，政府機構的決策和運作都是在內部進行的，他們跟外界的商業集團簽合同或涉及法律或是財政上的東西，以前都是沒有專門的機構處理的。但現在政府機構逐漸與外界商業機構掛鉤，這樣就要求政府機構本身也要具備這方面的職能，設置與此相關的體育機構來處理財政、法律方面的相關事務。政府機構職能最根本的應是給公眾提供參與體育活動的場地和機會，即使他們不能從中賺錢，也不能賠錢。在西方有一種看法，就是在政府機構與商業體育掛鉤以后，對公眾體育的關心或公眾體育的設施或人民參加體育的機會大大減少了。但是它不同意這種說法。舉幾個比較保守的數字，全球的體育產業所賺的錢現在已達到3240億萬美元；高爾夫球明星泰戈伍滋，剛跟耐克公司簽了一個9000萬美元的贊助合同，期限5年；英國的一個電視機構剛剛付了2200萬英鎊買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的股票，它在股票中占9．9％。為什么這樣？因為英國政府規定，如果你占股份的10％，你就不能再擁有另外的俱樂部的股票。體育產業是一個大的概念，而且它包括很多的內容，比如體育服裝、體育用品、電子郵件、廣告、彩票、博彩都包括在體育產業內。而且這個市場發展得越來越快。初步估計，1996年這個市場用于體育贊助160億美元，與1990年相比增長了90億美元，與1980年比增長了15倍。

體育贊助現在兩個大的市場是美國和歐洲。中國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大市場。在美國，體育贊助的增長占所有體育收入的36％。在體育贊助方面，過去通常的做法是打體育廣告，但現在看來，這種做法并不是很好，因為電視上的廣告太多，人們不容易注意到。在加拿大的艾明頓有一個工廠，該地處在比較寒冷的地方，適合于滑雪，而且這個地區有一個滑雪隊，于是這個工廠贊助了這個滑雪隊，使得工廠與這個隊有了直接的聯系，好像這個隊就是他們工廠自己的隊。工廠職工覺得那個運動隊為他們單調的工作增加了趣味，有激勵工作干勁的作用。體育因為它是文化的載體，所以它能夠吸引很多的觀眾，很容易吸引社會的重視，就像電影音樂和娛樂一樣。所以利用體育就擴大了體育商品的市場。大公司贊助體育往往利用明星的名字和觀眾的心理。他們往往選擇著名的球星，比如喬丹。體育贊助商贊助體育，一方面可以吸引與他合作的伙伴，另外可以利用球星的名字擴大產品的銷售。在大型的體育比賽和大型的體育運動會，是賣指定商品的一個大好機會。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護指定產品和指定產品的權益，也就是如何防止假冒產品。這就需要很多嚴格的法律來防止、制止假冒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還有一個方式就是跟食物和飲料有聯系，西方的俱樂部里面就有賣飲料和食物的，通過這個也能賺錢。我有兩個女兒，一個是劃船的，一個是滑冰的，她們每次去活動，總得喝點、吃點什么，俱樂部通過這個也賺錢。在西方，如果是大型的比賽或者是受歡迎的比賽，組織者會專門設置一種包廂，人坐在里面看比賽，同時也能夠享受好的飲料、好的食物。當然收費是很貴的。這種做法主要是在美國，而且這種包廂主要是公司來購買。它買一個包廂，然后把它的客人（顧客）請來看比賽。這樣既是一種娛樂和享受，也可以擴大影響和鞏固與客戶的關系。

隨著體育產業的發展，與體育沒有直接但是有間接關系的公司都開始贊助體育。傳統的做法就是公司與公司之間得競爭，它們互相防備，或者說互相視為敵人。通行的辦法就是公司之間相互合作，結成聯盟或者是同盟的關系。可口可樂、柯達膠卷這一類的公司與體育并沒有直接的關系，都贊助體育。現在有一些公司與體育沒有直接關系的，想變成與體育有直接關系。比如說電池公司直接買球隊。迪斯尼樂園把美國的曲棍球隊買下來了，這樣迪斯尼公司的老板就成為曲棍球隊的董事會成員，他就可以在決定曲棍球大賽的日程、日期或是比賽的地方上有決定性的權利。而決定的時候要根據迪斯尼公司本身的利益來考慮，而曲棍球隊同時也運用迪斯尼公司的影響來擴大它的影響，并運用迪斯尼公司成功的經驗來進行運作和管理。迪斯尼公司在買曲棍球隊之前曾經制作了一部動畫片叫《鴨子》，這部片子很出名，就是關于曲棍球的，很受美國兒童的喜歡。后來公司買下了曲棍球隊，又制作了幾部系列片，也是關于曲棍球隊的。與此同時，由于孩子都喜歡看這個片子，所以它買下曲棍球隊后把球隊的名字也叫鴨子隊，同時也制做了與此相關的體育用品，衣服、杯子、鞋子等。很多美國小孩的家長都不得不給孩子買這些用品。這個例子說明二者正是因為結成了聯盟，才能很好地利用觀眾的心理和市場來賺錢。比如說，英國大邦業集團的財團成為美國的足球聯賽組委會的成員，所以它以前是間接的聯系，現在變成了直接的聯系，而且其他的財團也是如此。也就是說，在西方大財團在跟體育商業利益掛鉤的時候已經結成了一種聯盟了。

結合以上的內容，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三大類體育組織機構：私人團體、政府機構和商業機構，他們現在互相之間的界限已日益模糊。從政府官方機構來說，即使不能賺錢，也要減少開支。但不管怎么說，這三種體育機構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怎么樣利用體育來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