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案件范圍與問題

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案件范圍與問題

一、我國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分析

公益訴訟并不是民事訴訟法中一個法律用詞，中國知識寫作網，包過。只是一個學理上的概念，大家通常把民事訴訟法中五十五條涉及的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和污染環境案件歸納為公益訴訟案件。這兩種案件并不能涵蓋所有的公益案案件，其規定范圍過于狹小，因為早在2012年江偉教授主持的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就提出把公益訴訟作為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還進一步細化在特別程序中引入公益訴訟制度[1](P64)由此可見我國目前民事訴訟法五十五條規定的案件范圍是遠遠小于公益訴訟本應有之范圍的，這也為建立未成年人保護的公益訴訟奠定了立法上的可行性前提。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我國未成年人(0-18歲)人數已達299668269人。[2]

其數量屬于世界首位，這對我國未成年人保護事業提出更高要求。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不僅僅是要保護其刑事司法中利益，更重要是要保護其更為廣泛的民事利益，因此建立專門的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體現在：第一是未成年人身心特點，難以適用普通民事訴訟程序。我們現有的民事訴訟程序是根據成年主體設計的，是建立在成年行為人參與程序中具有的行為認知能力和行為控制能力，和程序的后果的判斷力。而未成年人控制、預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建立未成年保護公益訴訟是十分必要的。第二是監護人對未成年人保護的不足，法律規定由監護人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疾病和經濟等其他原因，導致監護人無法行使自己的監護權，由此造成這些未成年人的權益受到侵犯。第三是商業行為中侵犯不特定群體的案件，其案件復雜，證據收集困難，僅靠公民個人的力量無法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更加保護未成年人利益。

二、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案件范圍

(一)商業行為中侵犯不特定未成年人權益的案件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商業活動把目標轉移到未成年人群體，由于我國商業活動沒有建立未成年人隔離措施，導致侵害未成年人利益也層出不窮。筆者總結出以下幾種危害未成年利益行為。一是電子和紙質出版物以及影視劇中的暴力色情內容。由于我國未建立嚴格的商業電影分級和過濾制度，導致在紙質媒體或影視作品中充斥著大量暴力色情場景。而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接受這些糟粕的洗禮，導致一部分未成年人過于早熟或行為暴戾、性格孤僻。二是網絡游戲等電子娛樂產品對未成年人的毒害。隨著網絡的發展，我國快速進入了全民網絡的時代。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第33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顯示，2013年中國6.18億網民中,25周歲以下的青少年網民規模為2.56億，占網民總體的41.5%.從年齡分布分析，青少年網民主要集中在12-24歲，所占比例為88.4%.[3]

大量未成年人沉迷于網絡游戲，導致網絡成癮。網絡成癮不僅造成未成年人逃學意志減退、淡漠人生、逃避現實等不良心理反應，而且造成在現實生活中模仿游戲場景造成惡劣的刑事犯罪。三是向未成年人兜售煙酒。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七條明文規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經營者應當在顯著位置設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的標志;對難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應當要求其出示身份證件。”但現實生活中依然有商家向未成年人兜售煙酒，為此靠傳統行政處罰措施不能有效的遏制這種行為。綜上可見這些危害未成年人的行為，往往存在侵害群體廣泛性、不特定性，危害結果非立即顯現性，如果依靠公民個人提起民事訴訟，往往立案困難，舉證困難，敗訴風險很大。因此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是非常重要的。

(二)特殊群體未成年人利益保護的案件

特殊群體未成年人主要是指殘疾未成年人和其他因疾病原因遭受到歧視的群體。這些群體首先從自身年齡和心智上處于不成熟階段容易受到外界傷害和歧視，這就要求我們法律對這些群體采取特別保護原則。長期以來我們往往忽視對未成年人中患有殘疾、病患特殊群體的保護。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我國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和各類殘疾人占殘疾人總人數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我國殘疾人總人數8502萬人。這其中未成年人約占13%.面對如此龐大的未成年人殘疾人群體，社會缺乏相應的關愛，社會上經常出現歧視未成年殘疾人、以及侵犯殘疾未成年受教育權等現象。面對這些殘疾未成年人我們一方面呼吁人們保護其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我們要采取切實制度保護未成年殘疾人利益。

同時由于艾滋病、肺結核等疾病，目前人類無法醫治或無法完全醫治，導致一些未成年人在同患病的父母生活中被感染，還有一些兒童雖然沒有被傳染這些疾病，但在其他人眼中這些群體視同“瘟神”,對他們避而遠之。近些年來因艾滋病、肺結核被歧視未成年人的報道經常見于報端，更讓人擔心的是一些教育、醫療機構也談“艾”色變，常常將其拒絕門外。這些特殊群體未成年人的教育權和醫療保障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目前我國在對患有傳染疾病的未成年人保護還缺乏有效措施，筆者認為單單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往往是亡羊補牢，當務之急是建立公益訴訟制度對侵犯未成年人權益的行為提起公益訴訟。

(三)對未成年人實施暴力、虐待、遺棄的監護權剝奪

我國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國家，“棍棒底下出孝子”這種糟粕的觀點一直被人們奉為治家格言，體罰教育成了很多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根據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調研數據發現697例案件中84.79%的案件是父母施暴，其中親生父母施暴占74.75%,繼父母或養父母施暴的占10.04%;所有案件中父母單方施暴的案件更為常見，占76.47%.家庭暴力的行為不僅使得對未成年人造成陰影，也對社會公共秩序造成的威脅。我國為防止家庭暴力，在國家層面上發布《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并向社會征求意見，同時地方已有浙江省出臺《浙江省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條例》、陜西省出臺了《實施<未成年人保護法>辦法》。但這些法律或地方性法規存在著操作層面上的缺陷，很多法律、法規都規定對未成年家庭暴力行為采取救助措施，但缺乏相應的可操作措施。筆者認為西方國家在禁止家庭暴力措施值得我們學習，美國很多州都規定監護人實施暴力、虐待、遺棄的強制起訴制度，即當執法人員發現或有足夠理由相信監護人對監護人實施暴力、虐待、遺棄等行為，執法人員必須逮捕其監護人，并在隨后提出監護權剝奪的訴訟。同時挪威更建立了無條件司法起訴制度賦予公訴機關不需經過受虐待未成年同意，即可向其父母提起訴訟。筆者認為我國應當盡快將家庭暴力、遺棄未成年人案件納入公益訴訟制度，由國家代為起訴父母，從而達到對未成年人保護。

三、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原告資格

(一)未成年保護行政組織及社會團體

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條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是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城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責任”.但從具體工作層面來看，主要是以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綜治委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領導小組。

其中更多的是由設在各地共青團下面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各地婦女聯合會下設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來行使的。因此筆者認為應當由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代為提起公益訴訟。讓其代為提起公益訴訟的優勢在于：第一是未成年人工作的專業性，由于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長期致力于兒童權益保護工作，這為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建立了充分的專業基礎。第二是擁有良好的組織協調性，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作為協調性的機構，其工作職責就在于協調各部門開展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由于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案件牽涉到教育、衛生、工商、公安等眾多部門，協調好這些部門對收集證據，進行訴訟至關重要。第三是法律的專業性。近些年來隨著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日益增多，各地的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紛紛加強對違法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打擊力度，有些地區還成立相關法律維權辦公室并對其工作人員進行法律培訓，在此期間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法律業務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筆者認為讓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代為行使未成年人公益訴訟職能是十分可行的。

(二)檢察機關

長期以來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保護未成年人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保護未成年人在刑事訴訟中合法權益，有些地區檢察機關還建立起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筆者認為讓檢察機關參與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也是有十分有利：首先，檢察院根據憲法規定是法律監督機關，所以有義務也有權力監督保障《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實施，賦予檢察機關對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提起訴訟，可以有效地保證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使。其次檢察機關有豐富的訴訟資源和司法經驗，能夠保證全面收集到有關的證據，從而可以保證案件的勝訴率。再次檢察機關在刑事司法中有專門的未成年人公訴程序對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點熟悉，為民事公益訴訟積累了相當了訴訟經驗。由此可見賦予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也是非常合適的。

四、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中的心理干預機制

心理健康是保護未成年人的重要內容。大多數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在遭受到侵害后，心理就受到嚴重創傷，而在訴訟過程中為了避免對未成年人的二次傷害，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中的心理干預機制是十分必要的。在大多數案件尤其涉及性侵害、家庭暴力案件，起訴前通過對未成年人心理評估機制是維護未成年人心理安全的首要措施。在公益訴訟起訴前，必須由心理評估人員對受到傷害的未成年人進行心理評估，通過評估的結果，我們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狀況做出合理的判斷。這對我們進一步做出是否需要起訴，是否支持未成年人出庭作證，以及是否公開未成年人案件的信息做出相應的判斷。只有在訴訟前對未成年人心理做了充分的評估，才能在之后的訴訟過程中對其心理達到很好的保護。同時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過程的漫長性、復雜性，在訴訟之中對未成年人心理進行積極輔導是非常重要的。但最后未成年心理恢復是一個漫長的時間，對未成年的公益保護不能僅僅體現在訴前和訴中，還要在訴訟后加強對未成年人康復心理治愈。

參考文獻

[1]江偉，主持人。李浩，姜啟波,廖永安,肖建國,邵明,孫邦清,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2]中國國家統計局,2010年全國人口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EB/OL].2011-04-03.[3]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3年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調查報告[EB/OL].2014-06-05.[4]青少年維權網，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調查與研究報告[EB/OL].[5]楊曉慧，基于“全人”社會化需求視角探究未成年人保護體系的建構[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6]鄧思清，公益訴訟制度的程序構想[J].當代法學，2008,(2)：88-93.[7]中國知識寫作網

第二篇：公益訴訟促進未成年人保護心得體會

公益訴訟促進未成年人保護 心得體會

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下稱未保法）第 106 條規定：“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相關組織和個人未代為提起訴訟的，人民檢察院可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訴訟；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檢察院有權提起公益訴訟。”本條規定通過在單行法增設公益訴訟條款的方式，解決了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實踐探索上位法授權不足的障礙，為檢察機關依法開展涉及不特定多數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訴訟活動明確了法律依據。筆者認為，從貫徹落實未保法修改精神的工作全局，公益訴訟對未保法修改特別強調的國家責任立場，具有以訴訟機制予以實現的特殊價值。

確立未成年人公共權利由“宣言”到“訴訟”的實現路徑。現代法治經驗表明，即便一項權利被賦予得很充分，如果沒有相應的程序機制予以保障，所謂的權利也僅僅是觀念中的存在，并沒有其他實際價值。因此，將公民權利落到實處，必須要以切實有效的訴訟手段為依托。對于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來說更是如此。修訂后的未保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凸顯此次修訂更加強調國家責任的履行，值得充分肯定。但既往經驗表明，雖然有關法律法規廣泛規定了未成年人權利，如果缺乏具體權利的落實機制，就會導致立法賦權目標難以實現。因此，如何真正落實好本次立法修改對于未成年人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的保護，應該強調創新未成年人權利的訴訟程

序保障機制，將宣言式的立法賦權具體化、實質化是確保立法效果充分實現的重點。

具體來說，修訂后的未保法的很多亮點都涉及未成年人群體的公共利益，例如關于不得安排商業性活動、推銷商品、提供有償課程輔導；保障校車安全；公共場所設置搜尋走失未成年人的安全警報系統；住宿經營者的詢問義務；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網絡信息的管理等等。這些立法修訂內容如何落地？筆者認為，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建立與之相對應的公益訴訟司法維護機制。在前期試點過程中，有的基層檢察機關積極探索，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比如，針對某違規運營推廣網絡賭博平臺，長達數月沒有被有效阻斷屏蔽，導致大量未成年人下載使用的問題。通過公益訴訟，督促本地網絡管理部門配齊崗位人員，及時履行行政管理職責，督促網絡平臺整改，消除了不特定多數未成年人面臨的網絡風險。

督促履行未成年人保護分散的行政責任。長期以來，影響我國不特定多數未成年人權益的主要問題是社會轉型時期公共保護的行政履職不足。原未保法構建了一個多元主體協作配合的權利保護網絡，但共同責任承擔的立法設計原則導致不同職責部門履行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職責過程中存在任意性和彈性化。實踐中看似很多部門都承擔保護職責，但實際上反而將未成年人公共利益保護的責任稀釋了。此次立法修改強調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協調機制，也明確了有關的牽頭部門，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實踐中如何統合牽頭部門和參與部門的行政管理職責仍需思考。

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目的是充分發揮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作用，促進依法行政、嚴格執法，維護憲法法律權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設定公益訴訟的制度意義在于，通過發揮公益訴訟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的功能，在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建立起司法監督行政的具體制度。同理，筆者認為，對于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行政責任履行虛化問題，特別是怠于履職的行政不作為，檢察機關可以通過提起公益訴訟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比如，有的基層檢察機關針對學校周邊商店向未成年人銷售“私彩”的違法經營問題，通過公益訴訟發現問題并提出改進建議，以公益訴訟為倒逼機制，推進政府專門制定開展校園及周邊環境集中整治工作實施方案，明確了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文化管理部門、教育行政部門等相關單位的具體職責任務和整改措施，實現督促不同的行政管理主體履行職責。經過公益訴訟的訴前治理，已經在當地縣域范圍內所有學校周邊杜絕這一類違法經營活動。這樣，公益訴訟的督促整改，涵蓋了涉及不特定或多數未成年人的生活、健康等息息相關事務的公共利益，能夠發揮彌補管理漏洞的兜底作用，進而修復受損的未成年人的公共利益，保障了未保法得到有效實施。

從結構與功能視角理解，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本質上是一種偏重督促行政履職的司法機制，容易將行政管制沒有發現或不愿意呈現的問

題顯現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行政治理之不足，并且建立起行政管制與司法治理相互依存的公益保護行動鏈接，形成多元治理機制在公益保護層面的耦合。這正是未成年人公益訴訟制度有助于改變行政機關怠于履行未成年人保護職責的關鍵價值所在。

推動解決社會轉型時期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結構性矛盾的公共政策意義。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之前有案例折射出實現公民社會性權利尚缺乏足夠社會支持條件。通過訴訟促使現行的法律得到執行、促使政府履行職責，這正是公益訴訟實現公共利益方面的社會與法律變革的最終目標。域外司法實踐也表明，這也是解決轉型社會問題較為經濟有效的途徑。以修訂后的未保法強調校車安全來說，針對農村中小學生上學出行存在較大交通安全隱患的問題，有的基層檢察機關通過公益訴訟，推動行政機關開展轄區“黑校車”專項治理，在打擊非法運營的基礎上，形成組織正規運輸公司與學校簽約，新增開通農村公交線路，新增投放客運車輛，實行錯峰放學，高峰時段增加車輛等一攬子行政解決方案，有針對性解決本區域農村學生“出行難”問題。這個典型案例告訴我們，通過未成年人公益訴訟的檢察建議，能夠督促行政主管部門重視相關問題，甚至可以在行政主管部門進行專業研究，提出執行不到位存在客觀困難的時候，由更高層面的黨政統一協調，推動問題的有效解決。

即便確實存在一時難以解決的客觀困難，那么通過公益訴訟這一渠道，也可以為缺乏權利保護手段的未成年人發聲，引發公眾和社會

輿論的廣泛關注，并且在持續的討論過程中，逐漸形成應當解決問題的共識，這就是公益訴訟推動形成未成年人保護公共政策的意義所在。

總之，在法律法條由“字面”到社會治理具體措施發揮效用的過程中，由于公益訴訟特殊的訴訟機制與未成年人保護國家責任的契合性，將對及時維護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形成未成年人權益綜合司法保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關于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8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734次會議、2018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73次會議通過，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一、一般規定

第一條

為正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關于人民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的規定，結合審判、檢察工作實際，制定本解釋。

第二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辦理公益訴訟案件主要任務是充分發揮司法審判、法律監督職能作用，維護憲法法律權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督促適格主體依法行使公益訴權，促進依法行政、嚴格執法。

第三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辦理公益訴訟案件，應當遵守憲法法律規定，遵循訴訟制度的原則，遵循審判權、檢察權運行規律。

第四條

人民檢察院以公益訴訟起訴人身份提起公益訴訟，依照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履行相應的訴訟義務，但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五條

市（分、州）人民檢察院提起的第一審民事公益訴訟案

件，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基層人民檢察院提起的第一審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由被訴行政機關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第六條

人民檢察院辦理公益訴訟案件，可以向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調查收集證據材料；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應當配合；需要采取證據保全措施的，依照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人民法院審理人民檢察院提起的第一審公益訴訟案件，可以適用人民陪審制。

第八條

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人民檢察院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應當在開庭三日前向人民檢察院送達出庭通知書。

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庭，并應當自收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書之日起三日內向人民法院提交派員出庭通知書。派員出庭通知書應當寫明出庭人員的姓名、法律職務以及出庭履行的具體職責。

第九條

出庭檢察人員履行以下職責：

（一）宣讀公益訴訟起訴書；

（二）對人民檢察院調查收集的證據予以出示和說明，對相關證據進行質證；

（三）參加法庭調查，進行辯論并發表意見；

（四）依法從事其他訴訟活動。

第十條

人民檢察院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第十一條

人民法院審理第二審案件，由提起公益訴訟的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上一級人民檢察院也可以派員參加。

第十二條

人民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案件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被告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應當移送執行。

二、民事公益訴訟

第十三條

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擬提起公益訴訟的，應當依法公告，公告期間為三十日。

公告期滿，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不提起訴訟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十四條

人民檢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事公益訴訟起訴書，并按照被告人數提出副本；

（二）被告的行為已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初步證明材料；

（三）檢察機關已經履行公告程序的證明材料。

第十五條

人民檢察院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及本解釋規定的起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登記立案。

第十六條

人民檢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被告以反訴方式提出訴訟請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十七條

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檢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

后，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內將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

人民檢察院已履行訴前公告程序的，人民法院立案后不再進行公告。

第十八條

人民法院認為人民檢察院提出的訴訟請求不足以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釋明變更或者增加停止侵害、恢復原狀等訴訟請求。

第十九條

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審理過程中，人民檢察院訴訟請求全部實現而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予準許。

第二十條

人民檢察院對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犯罪行為提起刑事公訴時，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由人民法院同一審判組織審理。

人民檢察院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由審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轄。

三、行政公益訴訟

第二十一條

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

行政機關應當在收到檢察建議書之日起兩個月內依法履行職責，并書面回復人民檢察院。出現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損害繼續擴大等緊急情形的，行政機關應當在十五日內書面回復。

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第二十二條

人民檢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一）行政公益訴訟起訴書，并按照被告人數提出副本；

（二）被告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證明材料；

（三）檢察機關已經履行訴前程序，行政機關仍不依法履行職責或者糾正違法行為的證明材料。

第二十三條

人民檢察院依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款的規定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符合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及本解釋規定的起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登記立案。

第二十四條

在行政公益訴訟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糾正違法行為或者依法履行職責而使人民檢察院的訴訟請求全部實現，人民檢察院撤回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準許；人民檢察院變更訴訟請求，請求確認原行政行為違法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確認違法。

第二十五條

人民法院區分下列情形作出行政公益訴訟判決：

（一）被訴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訴訟法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五條規定情形之一的，判決確認違法或者確認無效，并可以同時判決責令行政機關采取補救措施；

（二）被訴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并可以判決被訴行政機關重新作出行政行為；

（三）被訴行政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的，判決在一定期限內履行；

（四）被訴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明顯不當，或者其他行政行為涉及對款額的確定、認定確有錯誤的，判決予以變更；

（五）被訴行政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未超越職權，未濫用職權，無明顯不當，或者人民檢察院訴請被訴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理由不成立的，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人民法院可以將判決結果告知被訴行政機關所屬的人民政府或者其他相關的職能部門。

四、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本解釋未規定的其他事項，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

第二十七條

本解釋自2018年3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之前發布的司法解釋和規范性文件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

本文由只做刑案的智豪律所編輯整理。

第四篇：關于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問題探究

關于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問題探究

【摘要】 目前，由于我國法制不健全，法律規定不完善，在檢察機關對于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該管不管，能不能提起公訴的問題上，理論界仍有很大爭議。所以，加強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關鍵詞】 檢察機關 公益訴訟 問題研究

1.關于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1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是實現其基本職能的根本要求。實行法律監督，維護司法公正是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能。近幾年來，檢察機關為實現其監督職能，采取了一系列檢察監督方式。如檢察意見、檢察建議、民事抗訴程序中的和解、民事行政案件抗訴等，這些方式都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國外許多國家的檢察實踐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以積極、主動的方式參與訴訟活動。因而有學者提出：“現代訴訟的基本理論認為，檢察機關在訴訟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職責是代表國家公眾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違法行為和違法事實提供給法院，要求其依法進行審理和裁判，并對審理的過程及裁判的結果進行監督。”

監督與訴訟是有機結合的，實現監督是訴訟的目的，訴訟是實現監督的形式和手段。對此列寧曾有過精辟的論述：“檢察長的唯一職權和必須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監督整個共和國對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什么地方的差別，不受任何地方的影響。檢察長的唯一職權是把案件提交到法院判決。”由于檢察機關并無最終裁判權，但隨著案件移交至法院及法院的受理，實現了監督權與訴訟權的轉化。

1.2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符合市場經濟的效益原則，能達到訴訟經濟的目的。國有資產的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隨著行政權的擴張，侵害的不只是一個兩個人，而是一定范圍內的公眾，甚至是一個國家的利益。在此情況下，若要求單個主體提起訴訟，其必然將承受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壓力，不符合公平承擔的原則。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是國家利益代表，有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保護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義務。由其作為公益代表人參與訴訟既符合其本質要求，又能簡化訴訟程序，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徹底的解決糾紛，有效地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從而達到訴訟經濟的目的。

1.3檢察機關提出公益訴訟也是完善國家訴權的重要途徑。國家訴權是指國家起訴損害其利益，破壞其管理秩序行為的權力。這里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作為管理者，對破壞其管理秩序的，給予刑事處罰（或行政處罰，但這并非訴權的內容），這是公法領域的訴權；二是國家作為特殊民事主體，對損害其利益的，尋求司法保護的請求權，是私法領域的訴權。前者是我們熟悉的公訴權，而后者在我國還幾乎是空白。因此允許檢察機關對侵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起公益訴訟是對我國國家訴權的健全，有利于充分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1.4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是可行的。國家為了保護其利益不受侵犯，法律應當把起訴作為一種義務賦予特定的起訴主體，使主張公益的起訴變成一種公權力。根據公權力不得隨意委托的理念，接受這種義務的起訴主體只能是國家機關，而不可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此外，由于有的案件涉及幾個交叉的國家利益，這就會造成幾個部門的互相推諉或重復勞動，有的涉及到地方利益，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而起訴不能；由法院主動追究違法行為者的責任又不符合“不告不理”訴訟原則的要求。為此，筆者認為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訴訟的要求。為此，筆者認為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訴訟，有以下理由：其一，檢察機關是直接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司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行使國家訴權，由其代表國家提起訴訟依法有據。其二，檢察機關作為法定監督機關，法律地位超脫，不易受干擾。其三，檢察機關擁有一支長期從事法律工作的專業隊伍，與其它部門相比，更能勝任這一職責。其四，外國的檢察實踐已經證明，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是切實可行的。

2.關于我國公益訴訟制度的立法構建

2.1確立“以公訴制度為主，私訴制度為輔”的公益訴訟制度模式。與公益訴訟私訴制度相對應的是公益訴訟的公訴制度。就目前能夠代表國家行使訴訟權利的三個機關――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和人民檢察院來看，人民檢察院是唯一適格的公益訴訟公訴制度的主體。人民代表大會雖是國家的權力機關，但其主要行使立法權等抽象的權力，一般不涉及具體權力的行使，況且允許其參與訴訟必然會導致其為部門利益而濫用立法權，從而破壞法律自身的正義性。政府是國有資產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但其所實施的一些行政行為也可能會侵害到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從而成為公益訴訟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也不宜成為公益訴訟的主體。而檢察機關卻因其自身的特點而符合公益訴訟的主體的要求。首先，從檢察機關的性質來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法律監督是國家賦予人民檢察院監督執行和遵守法律的情況、維護法律正確統一實施的一種國家權力和法治活動。”從這一定義來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中，含有廣泛的訴訟權利，包括起訴、參與訴訟以及依上訴程序和審判監督程序提起抗訴的權力等。“只有這三項制度在民事行政領域相互聯系、聯結，才能構成民事行政法律監督權的整體，才符合我國設立該項制度的本意。”其次，從人民檢察院的地位來看，人民檢察院與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是平行的三個機關，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所產生，對其負責，向其匯報工作。

2.2公益訴訟的范圍。盡管憲法賦予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但在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中總則和分則規定卻不相一致，在這樣前后矛盾的法律規定面前，檢察機關民事行政檢察監督進退兩難：按兩部訴訟規定，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中的一切違法行為都可以進行監督，但是分則中又沒有具體規定，任何一個法院都可以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理由，拒絕檢察機關對抗訴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法律監督。也就是說檢察機關能否提起公益訴訟是有爭議的。檢察機關提起訴訟的行為，將突破現有的立法框架，將擴大人民法院審判權勢范圍，實際上帶來了重新界定我國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權限劃分及監督制約機制等問題。

2.3在有關的法律中，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時，必須以私法的方式進行。當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公益訴訟時，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問題。畢竟檢察院是我國的國家機關，公法色彩比較、濃，而且其在日常生活中多以公法主體的身份出現。而公益訴訟所涉及的都是私法關系，要求在訴訟中當事人雙方法律地位平等。在公益訴訟的私訴制度中當事人雙方毫無疑問是以私法的方式進行訴訟的，為了保證整個公益訴訟制度的統一和諧，檢察機關應當和其他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一樣，以私法的方式參與訴訟。

目前，認為檢察機關參與公益訴訟會破壞“訴辯平衡”的機制是許多人反對這一制度的重要理由。他們的疑慮不無道理，若檢察機關把公益訴訟的被告人當作犯罪嫌疑人對待，采取強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取證時也把辦理刑事案件的做法照搬過來，必然會造成公益訴訟中平衡機制的破壞，從而破壞整個法制的合理體系。

因此必須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以私法方式進行，特別對檢察機關參與公益訴訟的方式與其進行刑事訴訟的方式進行嚴格區分。比如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明確規定：在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原則上不享有司法權，只要沒有涉嫌職務犯罪的情形，不得動用強制措施：檢察機關以原告身份參加訴訟，對自己代表國家提出的訴訟請求負舉證責任等等，以此保證公益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地位的平衡。

（作者單位：吉林廣播電視大學白山分校）

第五篇：淺談大眾傳媒與未成年人保護

淺談大眾傳媒與未成年人保護

今年九月份，發生在浙江溫嶺的幼師虐童事件，我相信許多人肯定都印象深刻。從媒體最初關注到報到事件，有幾幅圖片大家也一定眼熟，一幅圖是年輕的幼兒園女老師，兩手拎著一名小男孩的雙耳，將他雙腳提離地面約10厘米。這個過程，老師一臉微笑，而男童的耳朵被扯得變形，張著嘴巴哇哇大哭。，還有幾幅圖片：被膠帶紙封住嘴巴小男孩；被扔進垃圾桶的孩子；頭頂簸箕的小男孩。在這些圖片中，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孩子們驚嚇和害怕的表情。看到這里，也許你會對這位幼師的行為感到憤恨，替孩子們的教育捏一把汗。但是，你是否想過咱們的媒體就這么赤裸裸的將孩子們的照片展示在我們面前，讓孩子們的家長看到，讓孩子們自己又看到，是不是對他們的另一種傷害？尤其是那些圖片沒有經過任何處理又被轉載數千萬次，對孩子來說，可能會造成心理陰影。想想孩子長大了，會想到自己曾經“受虐” 的照片幾乎被全國人民所目睹，他們又會作何感想？同時，這些事件被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尤其是那些圖片），無形的給受傷的孩子們帶上了標簽，這無疑會造成二次傷害。也許你要說，向公眾報道事實的真相是媒體的職責，難免會涉及未成年人的一些信息。但保護未成年人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尤其是給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孩子是國家的未來，如果一個國家連孩子都保護不好，還怎么能持續發展下去？所以我們的媒體也應該擔起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在新聞報道與保護未成年人這兩者中追求最大的平衡。對此，我認為媒體可以從兩個方面去做。

首先，我們的媒體要把未成年人群體作為關注的對象，也就是要把報道的視角指向未成年人。媒體要關注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具體說來，可以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況和受教育狀況。關注未成年人的生活狀況，我想舉最近發生在湖南的一件事。浙江的一個大學生小梁去湖南鳳凰的一個農村支教，發現孩子們每天早上所吃的竟是一片直徑6厘米、厚1.5厘米的面包，一盒200毫升的牛奶。國家撥款3元弄的營養午餐，到孩子手上，就是一盒牛奶、一小片面包。小梁將此事在網絡上告知大眾，我們的很多媒體隨之轉發并進行跟進調查和報道，新華網隨即派記者趕赴湖南鳳凰調查事件始末，并隨即向大眾告知事件真相。小學生“巴掌大面包事件”被媒體報道之后，該校的相關負責人員立刻被調查，并得到處分。同時事件被曝光后，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熱議。之后有不少愛心人士在網上給當地小學生捐錢，一些志愿者還蓋起了新的食堂，讓孩子們在冬天吃到了熱乎乎的早飯，更重要的是孩子們都吃得很飽，不再挨餓了。在這件事中我想說，我們的媒體做的不錯，至少經過網絡曝光之后，媒體能立刻將視角轉向孩子們，并且展開調查，及時報道事件信息，最終也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相信經過這樣一件事之后，很多學校在孩子們的飲食上會更加注意。這無疑是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再來看一則新聞：11月16日清晨，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流倉橋辦事處環東路一垃圾箱內，發現5名男孩死亡，年齡均在10歲左右。經初步調查和勘驗，5名男孩已排除外傷性致死和機械性窒息死亡，尸檢結果顯示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據介紹，在發現小孩死亡的垃圾箱內有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跡。垃圾箱旁是一個拆遷工地，據目擊者此前描述，“孩子們在拆遷工地圍墻里面，用一些寫有廣告語的塑料篷布、水泥磚和三合板圍起來，并在里面住了好幾天。看完這則新聞，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感到痛心疾首！《賣火柴的小女孩》這樣心酸的童話故事竟然在我們物質相對充足的今天上演。出現這樣的悲劇，責任不僅僅在當地的政府和相關部門，我相信當地的媒體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試問如果當地媒體能及時將視角放在這五個流浪的孩子身上，悲劇或許就不會發生。據當地人民介紹，五個孩子在臨死前的幾個星期一至流浪在街頭，附近的人們經常能看到他們每天都在寒冷中度過，我不相信地方媒體會沒有注意到。如果，他們稍稍注意一下，問問孩子們的狀況，再好好調查和報道，孩子們就不會在寒冷中離開人世。所以在這個悲劇中，媒體的責任顯然是沒有做好。再來看看，媒體在報道孩子們受教育狀況。今年秋季開學媒體報道了這樣一件事：9月1日，湖北黃岡麻城市順河鎮3000余名學生需要自帶課桌報到。據悉，整個順河鎮有5000多名學生，開學前約2000套新課桌被分配到鎮上的一所希望小學和中心小學，仍有3000余人缺乏課桌。有的學生因此把茶幾拿來當課桌，而留守兒童只能由年邁的奶奶扛桌子為其報到。這件新聞被媒體報道之后，同樣是在社會上癮以強烈的反響，一時間線上線下媒體紛紛關注此事，并跟進持續報道。之后，當地政府隨即采取措施：立刻將該校的桌椅配備齊全，同時再籌措500萬 2個月內全市配齊課桌。我想要不是媒體的報道，說不定至今麻城順河的小學生還要自帶課桌去學校上課，尤其是那些留守兒童，還要由年邁的奶奶背著沉重的桌子去他們上學。在這件事中我們看到了媒體的所表現出來的責任。將視角關注在孩子受教育狀況上，發揮媒體的責任。

以上所列舉的幾個例子，主要想說明媒體在報道社會上每天發生新聞時要將視角放在未成年人身上，報道他們的生活狀況，受教育的情況。因為首先只有將關注點放在他們身上，才會發現問題和毛病，才會督促相關的部門去改正和采取相關的措施去解決問題。其他還有每年媒體關注學校的補課問題以及各項收費問題都是“保護”的體現。針對這第一個方面，我覺得湖南衛視有一檔有關青少年勵志節目《變形計》做得很好，不僅是報道新聞事實，更將商業價值和道德價值完美結合在一起。這檔節目主要是幫城市的家長教育孩子，將城市里的“難管教”的孩子與生活在貧苦農村的孩子互換生活環境，讓他們去體驗不同的生活。從而使兩個孩子都有新體驗，進而獲得對生活的新的、正確的認識。可謂是一舉多得。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媒體是可以將新聞報道和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有效、完美結合的，這二者之間是有平衡點的。除了將報道視角放在未成年人身上，媒體還應該三思后慮如何組織、報道新聞事件，爭取對孩子最大正面影響。所以接下來再談談媒體如何報道新聞事件。

談到這個問題，我想從兩個角度來說。首先媒體進行新聞報道要注重保護未成年人的隱私和安全。在現在許多媒體在報道新聞事件的時候，將有關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相片等信息暴露無遺，尤其是一些報道未成年人的負面新聞時。例如近期報道福建一位酒駕母親出事故之后，報道了這位母親還有一個可愛的兒子。本來媒體是好意要提醒大家要為自己的親人考慮，不要酒駕。可報道出來之后大家都為事件感到可惜，隨之兒子的照片在網上被大家不斷轉載。直到孩子的小姨出來懇求大家不要在轉發了，怕對孩子的成長造成陰影。還有最近有媒體在報到武漢車展驚現身著比基尼的兒童擺著各種“成熟的動作”，同時將孩子們清晰的面部照片也報道出來。這無疑也是不妥的。雖然媒體的初衷是好的，是想提醒家長們不要這么功利，但這在無形中卻傷害著孩子。這兩件報道的報道方法都不妥，在涉及孩子們的負面報道中要注意保護孩子們，尤其是不要隨意將孩子們的照片清晰的展現給受眾，這讓海門在日后的成長過程中會留下“污跡”。此外一些信息的泄露，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對孩子的安全又會造成隱患。所以媒體在報到時一定要注意各種有關未成年人的信息，不能輕易展現給受眾。其次，媒體在新聞報道內容選取上要注意，不要一位將社會中的暴力等血腥事件展露無遺。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人們獲取信息的方法越來越方便，更別說孩子們了。每天一上網，各種不健康的，暴力的圖片和視頻會撲面而來，每每想到這些，我就替孩子們捏一把汗：每天都接觸到這些，孩子們會怎么看這個社會，很容易讓他們形成錯誤的價值觀。前些年，一些電視節目將青少年的犯罪過程全部展現給觀眾，以至后來有人說這會導致青少年學著點是來犯罪。這也不無道理。所以媒體在報道內容的選取上，要站在青少年的角度上考慮，正負面報道“平衡”，給未成年人營造一個健康的信息環境。在進行一些負面報道時要充分考慮發揮其教育的作用，避免對未成年人產生負面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拉看看國外一些法律對媒體的限制：在加拿大，《加拿大廣告標準準則》規定，不得將兒童作為廣告對象。如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頒布的有關兒童的廣告禁令，規定所有廣告不得直接以13歲以下的兒童為目標，并對涉及到兒童的廣告，在時間和內容上都作了明確的限制性規定，如不準用流行的動畫形象向兒童推薦產品；廣告不得鼓勵兒童讓家長去買某一商品等；在日

本，2003年制定了《關于規制使用網絡介紹異性業務誘引兒童等行為的法律》，明確責任主體，防止新媒體對兒童的性侵害。另外，2003年日本制定《促進兒童的讀書活動法》，設立每年的4月23日為“兒童讀書日”。在美國，兒童網絡保護政策已經構成基本的體系。這個體系是以《兒童在線保護法案》、《兒童在線隱私保護法案》、《兒童互聯網保護法案》三個聯邦法律為基礎，規范了商業組織、家庭、學校等在兒童網絡保護方面的行為。其保護的重點措施是：研制屏蔽性軟件，要求學校、圖書館、網吧安裝屏蔽性工具；設立與成年人分開的專門的未成年人的上網場所；對不良信息網站的嚴格管理，成人網站設定身份認證制度；對未成年人隱私權的保護等等。在我國，雖然沒有完善的相關法律，但媒體一定要以身作則，主動擔負起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

這是媒體保護未成年人應該做好的第二個方面，即認真組織報道，將正面效應發揮出來，一些報道要考慮是否會對孩子的以后發展產生影響，要注重保護好孩子的隱私和安全；在內容選取上，要仔細考慮如果被孩子看到會產生什么影響。

以上是我從兩個方面簡單談了一下媒體再報到新聞事件時該如何盡到保護未成年人責任。媒體既要講報道的視角放在未成年人身上，同時又要考慮如何報道才能對未成年人產生積極影響。在這里，我不想再重復孩子在一個國家的發展壯大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想利用童話大王鄭淵潔在評價貴州畢節五名凍死的兒童時說過的一句話，“凍死兒童就是凍結未來”，所以媒體保護未成年人就是在保護一個國家的未來。給未成年人營造一個的健康的信息環境和成長環境，是所有么體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