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四川省積極推進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和派駐機構體制改革

四川省積極推進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和派駐機構體制改革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更新時間：2011-4-14 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和派駐機構體制機制存在的力量分散性、關系依附性、管理同體性等問題，不適應新形勢下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實際需要。自2007年以來，四川省積極推進“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著力探索更加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的新體制新機制，形成了“片組+巡查”工作機制、分片區分行業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縣級紀檢監察機關“三中心一室”重組等成功做法。改革后的體制機制大大提升了紀檢監察機關履職盡責能力，更加適應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需要。

深入分析新形勢下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機制存在的不適應問題，理清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試點的總體思路

分散的力量不適應繁重任務的需要。基層紀檢監察組織尤其是基層紀檢監察派駐機構人員編制偏少、監督力量分散等問題的存在，明顯不適應新形勢下日益繁重和艱巨的紀檢監察工作任務。根據2007年四川省縣級及以下紀檢監察機關數據看，實有干部雖然達到12336人，但分散在181個縣（市、區）紀委監察局、2036個縣級部門派駐機構、4658個鄉（鎮、街道），平均下來，縣級紀委監察局只有17.6人，縣級部門派駐機構、鄉（鎮、街道）紀委分別僅有1.06人和1.5人。1人紀委、1人科室大量存在，一部分縣級部門甚至沒有紀檢監察力量。

依附型關系不適應有效監督的需要。目前，從省到市（州）、縣（市、區），派駐機構雖然實行了“統一管理”，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等仍由駐在部門負責。在這種依附型關系下，紀檢監察機關的獨立性、權威性大打折扣，履行職責受到多種因素掣肘，加強監督“開不了口”，查辦案件“下不了手”，監督檢查效果差強人意。特別是對同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不便監督”甚至“不敢監督”。

同體式管理不適應充分履職的需要。紀檢監察派駐機構負責人一般兼任駐在部門黨組成員，而所在部門黨組較之派出機關領導更直接、聯系更密切，事實上形成紀檢監察日常工作以同級黨組管理為主的格局，由此出現了較為普遍的紀檢監察干部“專職不專用”現象。一些紀檢監察派駐機構負責人按照同級黨組安排，分管了大量其他方面事務，主要精力難以集中于本職工作，“主業”淪為“副業”、“部門意識”強于“派駐意識”等不正常現象出現，影響了紀檢監察職能充分發揮。

本著尊重基層首創精神的原則，積極探索紀檢監察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實踐模式

推行不改變現行機構設置的“片組+巡查”模式。這種模式的具體做法是：按照“地域相鄰、職責相近、優勢互補”的原則，對鄉（鎮、街道）、縣（市、區）級部門紀檢監察機構分片設組，實行片組管理，片組在縣（市、區）紀委常委會領導下工作，由縣（市、區）紀委常委擔任片組組長，鄉（鎮、街道）、縣（市、區）級部門紀檢監察機構負責人為成員。片組主要以巡查的方式開展工作，主要職責是開展執法糾風、效能監察、黨風廉政建設專項檢查和各項監督，辦理轄區信訪件和查辦違紀案件，組織片組成員述職述廉、開展民主測評，協助縣（市、區）紀委對片組巡查單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年度考核等。“片組”模式沒有突破《黨章》關于紀檢監察組織設置的規定、不改變紀檢監察組織現行隸屬關系，改革震蕩小、成本低、易操作。

推行分片區分行業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模式。該做法主要在成都、宜賓等9個城市施行。主要做法：一是改變機構設置。本著部門“職能相近、業務相關”、鄉（鎮、街道）“地域相鄰、方便工作”的原則，分區劃片、分類歸口，派出在規格上與部門、鄉（鎮、街道）同級的紀工委監察分局。同時，撤銷部門原紀檢組，將原監察室改設為部門內部監察機構；一些地方還嘗試將鄉（鎮、街道）紀委改設為紀檢委員。二是改革領導體制。紀工委監察分局由派出的紀委監察局直接領導，其領導班子成員不擔任部門、鄉（鎮、街道）黨組（黨委）成員，不承擔部門、鄉（鎮、街道）紀檢監察工作，干部人事、組織關系、工資福利、考核獎懲和后勤保障等均由派出機關統一管理，在利益上實現與被監督單位的完全隔離。三是理順工作關系。紀檢監察機構分行業分片區獨立派出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仍由部門、鄉（鎮、街道）黨組（黨委）履行主體責任，部門內設監察機構、鄉（鎮、街道）紀委（紀檢委員）負責日常工作。派出機構獨立于部門、鄉（鎮、街道）行使監督檢查權，與被監督單位之間為監督與被監督關系，與單位內設紀檢監察機構之間為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與派出機關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受派出機關的委托，派出機構行使紀檢監察各項職權，通過查閱單位文件、聽取工作匯報、參加相關會議，以及組織年度巡查、駐點巡查、專項督查、信訪調研和案件查處等方式開展日常工作。

推行縣級紀檢監察機關“三中心一室”重組模式。這種模式以宜賓市南溪縣為代表。其做法是：將縣紀委監察局原11個內設科室全部撤銷，按照縣級紀檢監察機關預防腐敗、懲治腐敗和服務發展三大職能定位，重新組建“預防腐敗中心”、“軟環境建設中心”、“違紀違法行為查處中心”和“綜合辦公室”，原內設科室職能和人員分類歸入“三中心一室”。同時，三個“中心”設立兼職副主任，由縣委縣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主要負責人擔任。縣紀委監察局以三個“中心”為平臺，通過召開中心主任、副主任聯席會議等形式發揮組織協調職能，形成反腐倡廉建設合力。改革后，該縣紀委、監察局人員編制總數和專職領導職位數保持不變，做到了“精簡、統一、效能”。

認真總結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成效和經驗，以改革成果的鞏固提升推動反腐倡廉建設深入開展

整合了紀檢監察工作資源，提高了基層紀檢監察機關的整體效能。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在不大幅度增加領導職位數和人員編制的前提下，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盤活現有人力資源，構建上下聯動、左右互動、點面結合的監督網絡和反腐倡廉體系，較好地解決了專職不能專用、監督力量薄弱等自身建設中的問題，并實現了“單兵獨斗”向“兵團作戰”的轉變，便于集中力量推進重點難點工作，提高了整體效能。以南溪縣為例，該縣紀委監察局原案件檢查室只有3人，現違紀違法行為查處中心達到11人，可組建3個專案組，該中心年查辦案件量連續3年達到原紀檢監察室年查辦案件量的2倍以上，3年來全縣片區紀工委監察分局辦結信訪回復件數是原鄉鎮紀委同期的2.8倍，查辦案件數超過原鄉鎮紀委5年查辦案件總數。就全省來看，災后恢復重建和擴內需促增長監督檢查等重大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也與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后整體效能提高密切相關。

增強了紀檢監察機關履職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切實優化了權力監督制約體系。分片區分行業派出和片組巡查等改革舉措，進一步明晰了反腐倡廉建設監督主體（紀檢監察機關）和責任主體（黨政機關）的職責分工，實現了由“同體監督”向“異體監督”的轉變，構建了兩者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機構和運行機制，避免了基層黨政領導機關以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弊端。改革后的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權行使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大為增強，履職能力和震懾效應大大提高，特別是在面對重大問題上做到了碰硬較真、敢抓敢管、一抓到底。如犍為縣實行鄉鎮分片區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制度當年，全縣派出機構自辦案件數達到上年同期鄉鎮紀委自辦案件數的3.2倍，并否決鄉鎮黨政領導班子違規決策5項，提出建議意見20項，有效規范了鄉鎮領導班子決策行為。

強化了黨政領導班子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有力推動了反腐倡廉建設深入開展。改革創新后的新體制新機制，一方面激活了紀檢監察組織“細胞”，大大強化了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和組織協調的職能，使得基層黨政機關時刻感受到來自外部的監督壓力，從而高度重視防腐拒腐；另一方面由于單位紀檢監察機構內設，黨風廉政工作真正成了單位自己的事，從而增強了單位領導班子的主體責任意識，自覺做到了對反腐倡廉工作抓緊管好。

第二篇：縣級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模式（模版）

縣級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模式

創新的調查與思考

加強紀檢監察機關對派駐機構的統一管理，是新形勢下反腐倡廉工作向縱深推進的必然要求。其關健是改革雙重領導體制，核心是強化監督職能，目的是確保工作成效。當前，縣級統一管理工作還面臨著諸多體制機制上的障礙，需要我們加大調查研究和改革創新力度，不斷促進統一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派駐機構統一管理以后，派駐干部在切實轉變觀念和管理模式的同時，如何加強搞好紀檢監察工作、切實履行好職責的能力建設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一、派駐機構工作現狀

開魯縣轄12個鎮（場），鎮（場）紀委12個，縣直部門紀檢組18個，專職紀檢監察干部54人，科級40人，平均年齡39歲。目前，還一直延續傳統的管理模式，派駐機構由紀委、監察局和駐在部門雙重領導。人員編制、工資、后勤保障都在駐在部門解決。

二、存在的問題

從我縣派駐紀檢監察機構近年來工作開展情況看，客觀地說對全縣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是起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各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獨立的在駐在單位有效地開展紀檢監察工作，充分的發揮其職能作用及與縣紀委監察局的要求還存在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關系沒有理順。首先，在現行的領導體制下，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實際上主要對駐在單位黨組負責，形同單位的一個內設機構，不能充分發揮監督職能。派駐機構在人事任免、辦公經費、福利待遇等一系列問題上，對所派駐單位還有較強的依賴性，甚至派駐機構工作人員與單位黨政主要領導之間還存在著一些政治、經濟、人身依附關系。提拔要靠駐在單位一把手推薦,考核或民意測驗要靠駐在單位或單位干部劃票,這種現實狀況使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難以獨立地行使職權，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不敢監督、不能監督、不愿監督的現象。其次，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陷入具體的派駐單位日常性工作，形同派駐單位的工作人員一樣，因而，與派駐單位的關系實質發生了變化。第三是權益保障問題。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工資、福利、辦公經費等由駐在單位負責。因此，駐在單位對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權益有一定的掌控權和話語權，從而影響監督效果。

二是職能定位不準。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職能有待明確。在工作中，難以超脫駐在單位中心工作之外，不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派駐機構被駐在單位當作其班子成員,各派駐機構不同程度存在“兼職”的問題,致使派駐機構常常“種了別人的自留地,荒著自己的責任田”,影響了派駐機構職能作用。另一方面,個別派駐機構干部本身思想認識不到位,不能緊緊圍繞駐在部門的中心工作開展紀檢監察工作,服務經濟建設意識不強,無所作為,沒有威信,不被重視。加之，派駐紀檢監察機構人員編制、福利待遇在駐在單位，尤其考察測評都是駐在單位進行，很大程度有受駐在單位影響，縣紀委、監察局的業務考核真正對其職務變動起作用微乎其微，從而造成派駐紀檢監察機構負責人開展本職工作存在不敢、不能、不會的現象，這方面體現在案件查辦工作中尤為明顯。

三是監督措施不力。在履行監督職責中，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具體參與哪些工作、重點監督那些環節，用什么監督標準、以什么形式、方法來監督等等都缺乏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規定，導致實際工作中派駐紀檢監察機構不便開展監督和監督不力。近年來我縣各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主要表現在：一是辦案工作薄弱。由于受體制或個人因素影響,有的多年都沒有辦過一件案件。二是監督檢查工作薄弱。從我縣紀委近幾年查處的公車違規、私設小金庫等案件看，竟發生在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駐在單位，這就很能說明其監督檢查工作還不到位。三是源頭治理措施和建議薄弱。大多是按照縣紀委、監察局的統一部署去做，但創造性的與駐在單位黨組研究、部署制訂本部門、本系統的源頭防腐機制制度不多，向縣紀委監察局提出有關建議意見更是很少。

四是隊伍建設相對滯后。近幾年我縣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很多是光桿司令,而且變動較快，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員力量相對薄弱、紀檢監察業務不熟等問題。紀檢監察干部整體存在知識面不夠寬，缺乏“復合型”專業人才，在辦案方面新手多，辦案能手少。其次，系統培訓少，培訓渠道單一。目前，紀檢監察干部本身不是專業出身,紀檢監察干部培訓渠道相對狹窄。在實際工作中，紀檢監察干部存在“上崗前沒有專門培訓、在崗時沒有時間參加培訓”的現象，業務知識常常得不到有效更新和補充，由于知識面窄，導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落實舉措等缺乏創意、不能有效實施、難以適應形勢要求，制約著紀檢監察工作水平的提高。

三、加強對派駐機構管理的對策和建議

1、領導重視是關鍵。改革方案的制定，機構的設置，干部的進出安排使用以及后勤保障的確定和落實，都離不開市縣領導的重視和關心。改革中還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還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難點，只要市縣領導重視，沒解決不的問題，沒有破解不了的難題。

2、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最重要。派駐機構統一管理體制的改革，可以說是大勢所趨。如何調動各派駐機構人員的積極性，讓他們積極地參與改革、支持改革，更重要的是改革完成后，在新管理體制運行過程中，能夠積極的開展工作，是檢驗統一管理改革成敗的標準。因此，筆者認為，在改革的全過程中，調動人的積極性最為重要的，要順利實現派駐機構統一管理體制的改革，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十分必要。因此改革中應特別注意體現：一是政治上的充分信任。人的心理活動規律表明，一個人得到領導和組織的信任，就會干勁倍增，反之就可能消極怠工。應該負責任的對待每一個干部，在改革過程中充分傾聽他們的所思所盼所求，盡可能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要對他們職級進行合理安排，并在現有派出機構干部中，按照干部任用的標準，能提拔的盡量提拔，該重用的大膽重用。讓他們感到統一管理后不但沒有失落感，而是一種更強烈的榮譽感和使命感；二是工作上的放手使用。在全縣紀委監察工作的整體布局中，要同所有紀檢監察機關干部一道，定職責、定目標、定任務；工作同安排、同布置、同考核。讓他們在執規執紀、履行監督職能、查辦違紀違規案件中長知識、長本領、長才干，實現新的更大的自身價值；三是后勤保障上的關心支持。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亙古不變。2009年，中紀委等五部委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地方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建設的若干意見》，除對縣級紀檢監察機關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外，特別對經費保障、裝備設施等方面也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并做出了針對性、指導性和操作性都很強的政策規定。這充分說明中央領導、中紀委領導對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建設的高度重視和對縣級以下紀檢監察干部的關心愛護。

3、立足縣情，因地制宜是前提。制定改革方案，應根據本縣的實際情況，既借鑒外地改革的好經驗好做法，又不完全照搬照抄；既能發揮新體制的優勢，又能充分體現人文關懷。從我縣的情況看，派駐機構人員40歲以上的占60%，為絕大多數，這應該是我縣的特殊性，他們的進退去留是主要矛盾。解決好了，是對紀檢監察工作地位的肯定，更對以后紀檢監察系統干部有著很好的導向作用。立足縣情，因地制宜的推進改革，是改革順利進行的保證。

4、提高自身素質很迫切。統一管理后，派駐人員的工作環境、工作重心、工作內容都將發生很大的變化。比如，統一管理前，派駐人員是駐在單位的領導成員，以做好本單位分工負責的工作為主，紀檢監察業務工作僅為一方面內容。統一管理后，紀檢監察工作就成了主要的業務工作。又如，從監督執紀的范圍和對象上來看，統一管理前僅對所駐單位的黨風廉政建設實施監督，統一管理后負責的是一個片區監督檢查，范圍擴大了，對象增多了。這些都對派駐人員的自身素質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是不斷提高政治素質。要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增強大局意識，自覺做到服從大局，服務大局，維護大局。二是盡快提高政策法規水平。熟悉黨紀條規是行使監督職能，反腐倡廉的基礎，要做到政策理論水平高、黨紀條規熟，運用自如，工作中方能游刃有余。三是盡快掌握查辦案的方法和技巧。要注重在實踐中虛心學習、積極探索查辦案件的方法和技巧，不斷提高查辦案件的質量和本領，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再立新功。

第三篇：派駐紀檢機構

公務用車治理、公務接待、公務卡使用、財務基礎工作、亂發錢物、專項資金管理等情況開展專項檢查，現代農業資金、戰略性新興產業資金檢查和糧食直補、家電下鄉等惠民政策檢查，加強政府采購管理，關于派駐機構與巡視“全覆蓋” 的意見建議

由紀檢監察機關對紀檢監察派駐機構實行統一管理，是黨中央改革和完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加強黨內監督的一項重大舉措。自2004年以來，紀檢監察機關派駐統管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和明顯成效。派駐機構與巡視“全覆蓋”這一提法重申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的具體要求。《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派駐機構對派出機關負責，履行監督職責。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

紀檢監察干部隊伍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的階段性成果，除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外，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紀檢監察工作的重點已經由權力反腐敗轉向制度反腐敗，一系列新的可行的制度應用于實踐。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規定紀委對派駐紀檢組實行統一管理。派駐紀檢組按照有關規定對駐在部門的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進行監督。

黨的地方和部門紀委、黨組紀檢組可以直接向上級紀委報告本地區、本系統、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

第九條

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在黨內監督方面的責任：

（一）對所在委員會及其派駐機構、派出的巡視機構的工作進行監督；

（二）對所在委員會常委、委員和派駐機構、派出的巡視機構的負責人進行監督；

（三）黨的地方各級紀委委員和基層紀委委員，對本條第（一）、（二）項所列紀檢機關（機構）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問題和意見，署真實姓名以書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紀委常委會、同級黨委提出或反映，對所在委員會委員、常委的意見還可以向上一級黨委和紀委反映；

（四）中央紀委委員對中央紀委常委的意見，署真實姓名以書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紀委常委會或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反映。

對委員署真實姓名反映的問題、意見和建議，有關部門、機構或人員應當及時轉達，不得扣壓；有關黨組織應當及時研究、處理并以適當方式答復。

完善紀檢監察機關派駐（出）機構工作有關規定，完善紀檢監察干部任用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加強對聯系部門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監督，提高監督實效。

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是監督各部門反腐倡廉的主力軍。報告提出，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也就是實現派駐的“全覆蓋”。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過勇表示，派駐制度作為中國特色反腐敗體制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中占據著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從中央對派駐紀檢機構的要求看，在全覆蓋的基礎上，尋找更準確的職能定位、更優化的工作機制應當是改革的重點。

“當前，派駐機構普遍存在干部使用權限不明、辦案力量不足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派駐機構職能作用的發揮。”一位中央紀委駐國務院某部門紀檢組長說。

報告提出的一系列具體措施意在解決派駐機構的后顧之憂，包括紀檢組長在黨組中不分管其他業務工作、派駐機構工作經費在駐在部門預算中單列等。

過去一年，10個中央巡視組分兩輪對20個地方、部門和單位開展巡視，其中第一輪巡視中發現有價值的問題線索比過去增加5倍，多名高官因此落馬。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指出，“改革后的巡視制度呈現出全新面貌，監督非常認真，不是走過場，持續的時間比較長，透明度比較高，所有巡視的地點、對象、巡視組組長以及最后的巡視結果，都向社會公開，因此能夠更全面地發現問題，產生強大的震懾作用。”

“此次報告提出，巡視工作要擴大范圍、加強力量、加快節奏，實現全覆蓋，這意味著所有的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都要適用巡視制度，目的就是讓這項好制度發揮更大的作用。”馬懷德說。

對于報告中提出的“探索專項巡視”，浙江省紀委副書記楊曉光提出了看法。他認為，巡視工作面廣量大，必須突出重點，不能“撒胡椒面”，要根據黨風廉政工作日常掌握的情況，有針對性地選擇一些問題集中、情況復雜的地方和單位開展重點巡視或專項巡視，這樣才能做到以小見大、由點及面。

高波則表示，專項巡視既可以針對某個地方或單位，也可以針對某個具體案件或具體工作，比如可以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貫徹落實情況、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落實情況等開展專項巡視。

三、我區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統一管理工作存在的薄弱環節

由于我區的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統一管理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著一些有待于改進的地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工作關系有待于進一步理順。目前，各派駐紀檢組長的行政編制在區紀委監察局，實施監督和查辦案件工作直接受區紀委監察局領導，承擔紀委交給的反腐倡廉各項工作任務；但其又是駐在部門的黨組織成員，受駐在部門黨組織領導，協助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工作，不少派駐干部還承擔了駐在部門的黨群工作、老干部工作、信訪工作等等，容易使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遇到情況向駐在部門匯報多，主動向上級紀檢組織匯報少，造成其與駐在單位的關系實質發生變化，出現“穿新鞋、走老路”的現象。

二是職能定位有待于進一步清晰。因為派駐紀檢監察機構處在雙重領導體制之下，一些派駐干部對準確把握職能定位認識不足，出現了新的矛盾。在工作中，一些派駐紀檢監察機構不同程度地承擔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主體的責任，扮演了組織開展廉政教育活動、主持制訂有關制度等牽頭者而不是監督檢查者的角色，造成派駐紀檢監察機構自己說給自己聽、自己做給自己看的現象。同時，派駐機構如果主動不參與駐在單位的中心工作，就會游離于駐在單位之外，很難主動地、有針對性地開展監督工作；如果過多地參與駐在單位的業務工作，又會出現“運動員”和“裁判員”一人兼任的現象。

三是監督手段有待于進一步加強。派駐紀檢監察機構承擔著教育、保護、監督、懲處等多項職能，其主要職能是監督，但有的派駐干部監督意識不強，相對更加重視教育，而忽視了監督和懲處；有的派駐機構對駐在部門重點部位、關鍵環節的權力運行情況分析不夠，對應當憑什么標準、以什么形式、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措施加強監督制約的研究不夠；有的駐在部門制度不夠健全，涵蓋權力運行各個環節和全過程的監督監制尚未完全建立，信息不公開、不對稱的問題依然存在，使派駐機構難以實行真正有效地監督。

四、進一步深化派駐紀檢監察統一管理工作的對策

要按照“試點先行、逐步推行、三年全面覆蓋”的整體思路，根據區內體制機制改革的實際，不斷深入研究探索新形勢下派駐機構開展反腐倡廉工作的規律，促進反腐倡廉工作，逐步形成具有余杭特色的派駐工作經驗。

（一）進一步拓寬派駐工作領域。

要在總結試點經驗、參照市紀委辦法、充分借鑒外地做法的基礎上，逐步拓寬派駐工作領域，積極、穩妥、全面地推行派駐工作。一是全面覆蓋區級機關各部門。我區現有設紀檢組織的區級機關部門48個（不含10個垂直管理部門），另有不設紀檢組織的各類部門20個（不含合署辦公的機構以及臨時性的領導小組辦公室），根據“三年全面覆蓋”的要求，在區級機關部門推進派駐工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按照穩步推進的思路，繼續擴大試點范圍，選取經濟開發區、財政局、教育局等6至8個重要監督監管部門開展試點工作；也可按照全面覆蓋的思路，將派駐紀檢組與派駐紀工委相結合，對一些下屬單位、人員編制較多的部門派駐紀檢組、監察室，對其余部門按照工作職能的特點進行整合，設立派駐紀工委，統一管理各部門的紀檢監察工作。二是積極推進組團派駐工作。余杭組團承擔著編制規劃、統籌經濟發展、實施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公共項目的建設協調等職能，需要相應的紀檢監察機構加強監督。可建立派駐余杭組團紀工委、監察室，設正處級紀工委書記1人，副處級監察室主任1人，負責組織協調日常紀檢監察工作。根據工作需要，派駐余杭組團紀檢機構同時聯系西溪濕地管委會。其余組團可結合體制改革的契機，逐步建立派駐機構。三是繼續加強國有企業派駐工作。貫徹落實中央《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延續試點階段向城建集團等國有企業派駐紀檢組的做法，利用國有企業重組、改革的契機，繼續向新成立的交通集團和旅游集團派駐紀檢組織，加強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監管。目前，派駐交通集團紀檢組已配備到位。四是探索開展重大項目臨時派駐制度。針對近年來我區重大項目、重點工程較多的實際情況，探索設立派駐紀檢組或派出紀檢監察專員，對一些周期長、資金大的工程項目加強監督，確保實現干部優秀、工程優質的目標。

（二）進一步理順工作關系。

針對試點階段發現的問題，要進一步理清派駐機構與駐在部門、區紀委監察局之間的關系，明確派駐機構的職能定位。對駐在部門黨組織的反腐倡廉建設責任主體地位進行再明確。駐在部門黨組織和行政領導班子依然是本部門反腐倡廉建設的責任主體，要認真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對本部門及所屬單位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負全面領導責任，把反腐倡廉工作和業務工作同部署、同落實、同檢查、同考核，做到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對派駐紀檢監察組織的“角色意識”進行再強化。推廣派駐機構實行統一管理后，各派駐機構要牢固樹立統一管理的觀念，增強“派駐意識”。在履行監督職責、開展案件查辦等工作上，直接接受區紀委監察局的領導，重要情況、重要問題直接向區紀委、監察局請示、報告。要協助、配合駐在部門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大膽參與、全面監督，而不是包辦代替、大包大攬。對組團派駐機構與鎮鄉（街道）黨組織、紀檢監察組織的關系進行再確認。推行組團派駐紀檢監察機構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在省內、甚至全國也沒有相應的經驗可以借鑒，因此要把握穩妥、有序的原則，正確處理好組團派駐機構與鎮鄉（街道）紀檢監察組織的關系。要充分發揮組團派駐機構的組織協調作用，在信訪調查、案件查辦方面有效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各鎮鄉（街道）紀檢監察組織依然受本地黨（工）委領導，在業務方面接受組團派駐機構的指導。

（三）進一步強化監督職能。

推廣派駐機構統一管理工作后，要進一步強化派駐紀檢機構的監督主體地位，要突出監督重點，針對工程建設、行政審批、農村“三資”管理等方面，創新監督形式，加大監督力度，有效解決以往“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問題。要明確監督作為首要職責。派駐機構有多項工作職責，要在統籌兼顧各項職責的前提下，進一步明確將監督作為首要職責，派駐機構要始終圍繞加強監督檢查、增強監督實效來開展各項工作，區紀委監察局和駐在部門要為派駐機構履行監督職責創造條件。要調動一切監督資源。派駐機構要充分調動一切可用的監督資源，尤其要調動駐在部門內部的監督資源。要發揮組織協調職能，加強與駐在部門內設的財政、審計和督察等部門的聯系，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要建立監督報告直報制度。各派駐機構除重大、緊急情況隨時匯報外，每半年還要將監督檢查情況寫出專題報告，直接報送區紀委監察局。對報告中形成案件線索的重要問題，區紀委監察局將直接立案查辦。

（四）進一步加強派駐機構隊伍建設。

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派駐機構隊伍是提高履職能力的基礎，要針對統一管理后的新情況、新問題，進一步完善派駐機構管理辦法，為加強派駐機構干部管理提供依據。一是加強派駐機構隊伍建設。認真落實中央關于“各級紀委書記（紀檢組長）按同級副職配備，并排在同資歷的副職前面”的要求，為派駐機構更好地履行職責提供保證。要拓寬選人用人渠道,采用公開選拔、面向基層選調等多種方式把政治強、素質好、潛力大的優秀年輕干部充實到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工作。要加大交流輪崗力度, 積極向外推薦在派駐機構工作時間長、政治素質好、工作能力強的同志，積極推動內部交流、輪崗。二是加強派駐干部能力建設。要以考核評價為導向，突出對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履行監督職責情況的考核，進一步完善考核評價辦法。要通過培訓、以案代訓、上掛下派等多種形式，加大對派駐機構干部的業務培訓，使其既熟悉紀檢監察工作，又掌握駐在部門工作特點和流程，不斷提高履職能力。三是加強派駐干部作風建設。建立健全對派駐機構的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對派駐干部的日常管理。要完善誡勉談話制度、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嚴格執行辦案回避、公務回避等制度,規范紀檢監察干部的行為,對不適合在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的干部,堅決予以調離;對嚴重違紀違法的,依紀依法嚴肅處理,保證紀檢監察干部隊伍的純潔。

二、加強統一管理工作的對策

1、健全工作機制，增強管理的規范性。一是建立派駐紀檢監察機構聯系機制。加強對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領導和管理，明確一位專職副書記負責聯系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工作，協調、幫助派駐紀檢監察機構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加強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組織建設，明確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工作職責、內容、程序及方式方法，積極穩妥地推進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統一管理工作。二是建立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協作機制。加強對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業務指導和情況溝通，增強相互之間的合作，形成整體工作合力，集中解決事關反腐敗工作全局的重大問題，努力解決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經驗不足的狀況。三是建立派駐紀檢監察機構例會制度和交流機制，及時掌握工作動態，促進系統意識。四是建立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考核機制。每年根據實際情況，對派駐紀檢組長進行述職考核，重點考核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完成所承擔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情況；向紀委及時報告請示重要事項、定期報告工作制度的落實情況等。

2、明確工作職責，增強監督的權威性。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的第一職責是監督。實行統一管理后，派駐機構要明確自己的主要職責，突出監督重點，把駐在單位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擺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大對“三重一大”事項決策的監督力度，建立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凡屬駐在單位重大決策，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必須以書面形式及時向縣紀委監察局報告。要督促駐在單位把反腐倡廉的要求與其它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加大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力度，充分發揮派駐機構在構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中的積極作

用。

3、注重工作方法，增強工作的實效性。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在職能履行的過程中，要正確把握好相關的工作界限和處置分寸，妥善處理好服務與監督、分工與履職、職責與職能三大關系。一方面，要積極為駐在單位黨組和行政領導班子當好參謀助手，圍繞本單位一個時期的反腐倡廉工作的重點，及時拿出建設性意見，進入駐在單位黨組的決策；另一方面，強化監督檢查，協調推動反腐倡廉各項重點任務的落實，推動和促進駐在單位抓好反腐倡廉工作。要不斷探索履行職責的方式方法，盡快適應從“雙重管理”到“統一管理”的轉換。一是通過參與駐在單位內的重要工作、參加有關會議和活動、開展調查研究等多種方式，履行對黨組和行政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監督檢查的職責。二是根據黨員、干部、群眾對黨組和行政領導班子及其成員在開展黨內監督、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遵守廉潔自律規定等方面的情況反映，及時與黨組進行溝通。針對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改進的意見或建議。三是派駐機構要加強主動監督意識，積極主動地向紀委匯報工作，加強和駐在單位黨組的聯系協調，取得駐在單位黨組的支持。四是要建立和完善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內部工作制度，依法、依紀開展工作，規范工作程序，不斷提高工作水平。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都著重對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提出了明確要求，提出要改革和完善紀檢監察派駐機構，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各省（區、市）在隨后召開的地方紀委全會上，對三中全會和三次全會關于加強派駐機構改革，實現派駐全覆蓋要求給予了明確和強調，積極探索加強不同層級派駐機構建設的有效途徑。這是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紀檢監察體制機制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符合紀檢監察工作規律的重大舉措，但在如何正確理解把握和切實貫徹落實方面卻需要頭腦清醒、謹慎務實，必須堅持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為落實中央這一重大決策部署的指導思想，圍繞改革紀檢監察工作體制機制的中心任務，以加強派駐機構管理、提高派駐機構履職能力和有利于紀檢監察整體工作推進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一、辯證準確理解把握中央和中央紀委的精神實質

包括全面落實向黨政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現派駐全覆蓋在內的一系列反腐敗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要求和舉措，其精神實質是對現有的紀檢監察體制機制進行改革，改革當然包涵變化之意，但不是簡單的否定和另起爐灶，而是在保留原有正確內容基礎上的完善與創新；也不是全盤照搬照抄，而是立足于我國黨情國情民情，立足于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現狀和需要。基于以上認識，對派駐機構及其工作的改革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有利于中心工作和紀檢監察工作整體推進的政治方向，圍繞有利于改革派駐機構體制機制、提高派駐機構履職能力的根本任務，以派駐能力全覆蓋為原則，以取得實效為唯一檢驗標準，既要貫徹落實中央精神，加強頂層設計，又要允許和鼓勵地方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一條符合本地實際的派駐機構管理之路。

二、積極能動貫徹落實中央和中央紀委的精神部署

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是建立在對社會改革發展規律和三十多年改革經驗的認識和總結基礎上，是建立在對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掌握和運用基礎上，作為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內容之一的紀檢監察體制機制改革，也必須要立足于對反腐倡廉工作規律認識和掌握基礎上，堅持實事求是、改革創新的基本原則，既堅持改革完善體制機制、提高履職能力的政治方向和根本目標，又要允許各地各部門立足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因部制宜，充分發揮主觀積極性，能動地對派駐全覆蓋戰略部署進行落實執行。在中央控制總量、盤活存量的人事編制管理大環境下，機械地落實向黨政機關派駐機構全覆蓋，既有違辯證唯物主義，也不符合各地各部門的實際；在派駐機構職責定位、機構設置和工作保障等頂層設計和實施細則沒有健全完善之前，簡單地向黨政機關推行派駐機構全覆蓋，對于切實解決提高派駐機關履職能力、延伸紀檢監察機關執紀監督問責的觸角，并不會有實質性裨益，充其量是一種披著貫徹中央精神的形式主義執行行為，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政績觀。

中央紀委和中央部委辦局在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和工作保障等方面有其獨特優勢，各省市縣基于機構、人員編制控制嚴格，經費保障緊張等實情，要想與中央同步全面實現派駐機構全覆蓋是非常困難和不現實的，尤其是市縣一級黨委和政府更是困難重重。各地要正確理解、準確把握中央和中央紀委的精神實質，在精神和部署指引下，充分立足本地實情，合理確定貫徹落實的過渡期，不適合全覆蓋的，或時機尚不成熟的，可因地制宜地采取監督能力全覆蓋的措施，探索實踐不派駐、少派駐情況下監督觸角的延伸和監督效力的覆蓋，如部分省市縣近幾年探索實施的將派駐機構人員編制收回、另行成立完全隸屬紀委監察機關的紀委監察分局的方法；以及充分發揮省市縣直機關紀工委作用，和未派駐單位機關黨委或機關紀委作用的思路，都在困難面前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待時機、條件成熟后再逐步多派駐，直至全派駐。第一，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和市委十屆四次全會精神，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要深刻領會中央和市委關于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的要求，圍繞落實“兩種責任”、“兩個為主”、“兩個全覆蓋”，把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結合起來，求真務實、探索實踐、循序漸進，推動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各級黨委（黨組）要切實擔負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各級紀委（紀檢組）要承擔監督責任。要健全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委（黨組）要定期向上級紀委報告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落實情況。要制定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辦法，加大問責工作力度。要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改革和完善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推進派駐機構在黨政機關的全覆蓋，加強對駐在部門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監督。改進巡視制度，擴大范圍、加強力量、加快節奏，聚焦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突出發現問題、強化震懾作用。

第二，強化紀律建設，持之以恒落實八項規定精神、糾正“四風”。要把嚴明黨的政治紀律放在首位，保證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證中央和市委各項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要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嚴格執行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工作紀律、財經紀律和生活紀律等各項紀律，克服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現象。要深入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在堅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堅持，鞏固和擴大成果，結合深入開展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全市開展整治長期租用賓館飯店辦公問題、清理“小金庫”、治理各種名義“亂收費”、整治服務態度問題“四個專項整治工作”。堅持整治與立制相結合，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嚴格落實《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加大執紀檢查力度，堅決防止已糾正“四風”問題反彈。嚴格執紀監督問責，及時查處違紀違規行為，點名道姓通報曝光。

第三，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各級黨委要切實加強對反腐敗工作的領導，建立健全查辦案件組織協調機制。各級紀委要嚴格審查和處置黨員干部違反黨紀政紀、涉嫌違法的行為，加大初核力度，提高案件自辦率，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貪污賄賂、買官賣官、徇私枉法、腐化墮落、失職瀆職案件，嚴肅查辦發生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和群眾身邊的腐敗案件。要堅持抓早抓小、治病救人，對黨員干部身上的問題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早查處，防止小問題演變成大問題。要嚴明審查紀律，加強辦案安全工作，依紀依法安全辦案。

第四，強化對領導干部的監督、管理和教育，促進領導干部廉潔自律。要完善監督機制，切實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認真落實黨內監督各項制度，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加大問責力度。對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情況開展有針對性的抽查核實。加強廉政風險防控機制建設，建立健全防止利益沖突制度。進一步發揮法律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的作用。要用法規制度規范黨員干部行為，進一步落實民主集中制、巡視制度、審計制度、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和各項公開制度。教育引導黨員干部對黨的法規制度心存敬畏，模范遵守，堅守底線，提高制度執行力。深入開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加強黨紀和廉潔自律教育，推進廉政文化創建活動，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氛圍。

第五，貫徹落實中央《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深化提升“八個板塊”反腐倡廉建設。要根據中央《工作規劃》要求，制定天津市實施辦法，明確任務目標、方法步驟及具體措施，把懲防體系建設與“八個板塊”反腐倡廉建設有機結合，進一步明確各級黨委的主體責任和各部門的責任，圍繞工作重點，解決突出問題。各級紀委要加強監督檢查推動，促進全市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深入開展。

第六，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加強紀檢監察機關自身建設。紀檢監察機關要圍繞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心任務，履行監督執紀問責的職責，堅守責任擔當，推進組織制度創新。要深化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明確職責定位，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錯位。要按照打鐵還需自身硬的要求，對紀檢監察干部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監督，從組織創新和制度建設上加強和完善內部監督機制，自覺接受黨組織、人民群眾和新聞輿論的監督，用鐵的紀律打造過硬的隊伍。

全會號召，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在中央紀委和市委領導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統一思想、堅定信心，銳意進取、改革創新，不斷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新局面，為推進美麗天津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第四篇：地方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模式比較分析

地方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模式比較分析

陳宏彩

? 2013-05-02 14:47:03

來源：《中國行政管理》(京)2012年10期

【內容提要】加強派駐機構管理體制改革，讓派駐機構充分運轉起來，是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重要途徑。地方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派駐模式主要有點派駐(按單位派駐)和片派駐(按行業派駐)兩種。兩種派駐模式的利弊何在，當代中國應該選擇何種派駐模式，本文將對此進行初步探討和分析。

【關 鍵 詞】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模式比較

隨著我國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不斷完善，人們對權力監督的“神經末梢”——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給予了愈來愈多的重視和關注。2010年6月通過的《行政監察法》修正案明確規定派出機構對監察機關負責，不再實行雙重領導體制。這是對派駐機構管理體制進行的重大改革，它將使派駐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然而，各地實行的點派駐(按單位派駐)和片派駐(按行業派駐)兩種派駐模式在制度設計、運行績效等方面具有較大差異。如何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選擇派駐模式，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認真探討。

一、讓派駐機構運轉起來：加強權力監督的路徑選擇

在我國，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非常重視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把反腐倡廉作為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來抓。其實，實現這些目標，關鍵是要讓現有的制度架構運轉起來，激發現有權力制約機制的內在活力。從權力監督體系來看，讓派駐機構充分運轉起來，使之發揮應有的功能和效用，我國的權力制約必將產生實質性突破。這是因為，派駐機構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獨特優勢：

1.防微杜漸的優勢。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從小到大，從量變到質變的演進過程，權力腐敗也是一樣。貪官們的貪腐墮落之路無不證明了這一規律。從法律的角度講，掌權者的違法犯罪行為極少是偶發的，絕大多數同樣經歷了從不合理行為到普通違法行為，再到犯罪行為的演進過程。我們往往將反腐的重點放在打擊違法犯罪行為，而對處于第一階段的不良行政行為或不合理行政行為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哈耶克將不合理行政行為看作法治中的“微小的漏洞”，并且告誡人們：“就是那個‘微小的漏洞’，如若處理不當，它將使‘每個人的自由都遲早會喪失’。”[1]這個“微小的漏洞”，也只有與相關權力部門聯系最密切、最廣泛的派駐機構觀察最為仔細，發現最為及時。堵住眾多的微小的漏洞，也就堵住了無數官員的蛻變之路。

2.責任強化與業務熟悉優勢。我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監督的政府職能部門比較多，監管幅度比較大，監管任務也比較繁重。如果期望通過統一管理去實現監督目標，一方面可能鞭長莫及，顧此失彼；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責任松散，使紀檢監察機構的整體績效逐漸降低。派駐機構承擔一定范圍內的監督監察工作，工作任務得到分解，工作職責更加明晰。更為重要的是，在合理的管理幅度之內，組織成員的工作責任心和積極性會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如果有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獎懲制度作支撐，并有相似機構之間的競爭，派駐機構的整體責任和績效會更好地得到激發。另外，派駐機構專攻某些領域的監督監察工作，時間長了，會很熟悉各個部門的業務流程和運作機制，有效地控制腐敗風險點和高危地區。強化責任和熟悉業務是目前我國紀檢監察機構面臨的兩大重要問題，但派駐機構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此方面取得突破。

3.制度改良優勢。一些廉潔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如丹麥、新加坡、新西蘭、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等)都具有嚴格的法律法規、健全的行政規章和規范的行政行為準則。這些法律法規、規章和準則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和行政管理事務的日益復雜適時地加以調整和修正。一旦調整和修正滯后，權力行使部門就會有可乘之機，腐敗行為也就隨時有可能發生。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立法部門、司法部門經常會主動地提出法律法規修改的建議。而那些專業性強、復雜程度高的行政規章、行政準則的修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與行政部門聯系最為密切的權力監督部門的介入。例如，香港廉政公署每破獲一起重大案件，都會反思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的合理性與規范性，并提出高質量的修改建議。中國大陸的紀檢監察機關在反腐倡廉中發揮重要作用，不僅要注重事后破案，而且也要像新加坡反腐敗局、香港廉政公署那樣在腐敗預防、制度改良中發揮更大作用。

4.相互監督優勢。權力監督部門本身也需要監督。越是權威的監督部門，越需要強有力的監督，否則會導致另外一種更加可怕的權力濫用，引起權力行使部門乃至社會各階層的恐慌與憤怒。為此，香港廉政公署設計了一套嚴密的監督體系，不僅立法委員會可以對廉政公署進行政策、法律上的監督，廉政公署內部也有復雜的、無縫隙的監督機制，確保廉政公署權力行使的合法性、正當性和公信力。大陸紀檢監察部門是反腐倡廉中的一支特殊而重要的力量。派駐機構是紀檢監察部門中的數量龐大的工作團隊，大量的工作任務必須由它們去完成和實施。在我國的權力結構中，派駐機構和派駐單位存在密切的聯系，不僅派駐機構對派駐單位的情況熟悉，派駐單位對派駐機構的情況也很熟悉。派駐機構對派駐單位進行監督，派駐單位也可以十分方便地對派駐機構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監督。這樣，相互監督的格局得以形成，“誰來監督監督者”這個備受關注的監督難題將以這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破解。這是我國的體制優勢，也是權力制衡的必然結果。

二、點派駐和片派駐：派駐機構改革的兩種典型模式

1.點派駐模式。2006年7月，N市紀委、市監察局向29個市直重要經濟部門、意識形態部門、執紀執法部門和行政執法監督部門分別派駐(出)紀檢監察機構。派駐(出)紀檢機構與派駐(出)監察機構，實行合署辦公的體制，一套工作班子、兩個機構名稱，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能。按照派駐(出)機構履行工作職責的需要，對各派駐(出)紀檢監察機構的專項行政編制數作出相應調整并重新核定。29個派駐(出)機構編制總數構成：保留原派駐(出)機構編制45名，從駐在部門劃轉為派駐(出)專項行政編制48名，新增加派駐(出)專項行政編制22名，實行統一管理后派駐(出)機構合計編制數115名。每個派駐機構擁有在編人員3至6人。派駐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后，省、市級紀檢監察機關大多數采取了這種點派駐模式。

2.片派駐模式。C市于2006年開始對紀檢監察派駐機構實行了以“分片歸口設置、垂直領導、統一管理”為核心內容的管理體制改革試點。根據改革要求，C市紀委、市監察局取消向市級部門派駐紀檢組，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分片原則向市級部門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一個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負責聯系12至15個市級部門，內設“綜合預防處”和“監督檢查處”，受市紀委、市監察局直接領導，統一管理，行使紀檢和監察兩項職能。四川省成都市、海南省紀委、貴州省安順市、河北棗強縣等是實行片派駐的典型代表，很多縣級紀檢監察機關采取了這種派駐模式。

三、制度設計與運行：兩種派駐模式的比較分析

兩種派駐模式的比較可以從負責人身份規定、監督監察信息獲取、工資福利制度、后勤保障制度等方面來進行。不同的制度設計會產生不同的運行效果。

1.負責人身份規定的比較。點派駐規定：派駐(出)紀檢組組長(紀工委書記)擔任駐在部門黨委(黨組)成員或繼續擔任黨委(黨組)副書記，參加駐在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會議，不參與駐在部門的業務分工，但參與駐在部門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有關方面的分工；派駐(出)監察室主任列席駐在部門有關行政領導班子會議。在片派駐中，紀工委、監察分局由派出的紀檢監察局直接領導，其領導班子成員不擔任派駐機構黨組成員。派駐機構負責人成為駐在部門領導班子成員，對負責人本身而言，確實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社會地位，有利于樹立領導權威，并通過法定權威在駐在部門大膽地開展工作。特別是對于中層干部和一般公務員的監督，這種身份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但是，我國權力監督中的困境之一在于，領導班子特別是一把手的日常監督很難進行，嚴重影響黨風廉政建設的開展。體制改革后派駐機構的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加強對駐在部門黨組織和行政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監督，使長期存在的監督困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在點派駐模式中，派駐機構負責人既擔任班子成員，又要對班子成員進行監督，這就會陷入“監督悖論”：不監督是失職，監督是“不稱職”。要動真格進行監督，就會影響與單位一把手之間的關系，與班子成員之間的關系，甚至影響自身的利益。所以，與其制造“不和諧”，不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明哲保身，說不定這樣更有利于鞏固自身的地位，維護自身的利益。相比之下，片派駐模式擺脫了這種尷尬，派駐機構負責人真正能夠放下思想包袱和各種顧慮，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特別是在對一把手和班子成員的監督之中，派駐機構負責人既具有法定的和駐在單位領導相近的行政級別和政治權威，又和監督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格局十分利于完成紀檢監察機關賦予的神圣使命。

2.信息獲取的比較。相比之下，片派駐由于負責人不是班子成員，派駐機構成員也沒有長期定點在駐在部門，獲取信息比較有限。從制度設計本身來講，這種考慮或許有一定道理。但從現實情況來看，情況未必如此，甚至截然相反。首先，腐敗行為越來越具有隱蔽性、狡黠性特點，重大的違法違紀活動很少會在工作場所直接進行或體現出來。派駐機構負責人和成員整天駐守在駐在部門，表面上看認認真真地在履行監督職責，但真正通過這種方式獲取的信息又有多少呢？很多發生違法違紀行為的單位，監督監察部門并沒有缺失或離崗，但為什么發現線索的通常來自外界力量呢？其次，監督監察部門直接駐守在單位，那些想提供線索的人，恐怕也更容易被人發現，更擔心暴露身份和遭到打擊報復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不與駐在部門合為一體而又渠道暢通的監督機構，或許更容易受到舉報人的青睞。再次，國際反腐實踐表明，信息的獲取主要取決于法律授予的監督機構的特殊權力，而非監督機構是否駐守在被監督單位。例如，在國際上以獨立性和權威性著稱、績效和影響日盛的行政監察專員制度規定：在對申訴案件的調查處理過程中，行政監察專員具有很大的強制權力。他(她)有權進入政府機關或其他公共組織的任何辦公場所，有權要求有關部門提供不愿或不敢公開的任何文件或記錄，甚至不受保密規定的約束。對于涉及專業技術知識或復雜事務的申訴，行政監察專員有權要求有關專家提供支持和幫助，甚至命令警察當局參與調查。[2]正是這些特殊權力，使行政監察專員能夠順利地對職權范圍內的申訴案件展開全面、深入地調查，獲取其所需要的一切重要信息。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的反腐敗局等世界公認的反腐機構，也從來不憑借向某單位直接派駐人員而獲取信息，而是通過法定特權，以靈活有效的方式偵查到重要線索。最后，派駐機構幾年都駐守在某個單位，工作人員和單位成員往來密切，難免會有人情網、關系網的建立，不僅不利于監督監察工作的開展，反而會人為地產生被動局面和障礙因素，與制度設計的初衷背道而馳。

3.工資福利制度比較。點派駐規定，派駐(出)機構干部的工資關系、黨組織關系、群團關系由駐在部門負責管理。派駐(出)機構干部享受駐在部門同職級干部待遇，工資外津(補)貼以及生活福利、住房、醫療、退休等事宜仍由駐在部門負責。駐在部門負責安排派駐(出)機構干部參加駐在部門的各類業務培訓、出國(境)學習考察、黨團學習教育等活動。片派駐則改變了這些做法，派駐機構干部的工資福利完全由派出的紀檢監察部門負責，和紀檢監察機關的干部沒有區別。向重要單位派駐監督監察機構的本意是加強對駐在單位的監督，但工資福利交由駐在部門負責，恐怕使這一監督會落空。派駐機構人員享受駐在部門的各種福利，顯然與駐在部門是“共同利益體”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有了這種規定，駐在部門可以名正言順地改善派駐人員的福利，甚至變相地通過增加出國機會、公費考察等手段拉攏派駐人員，使他們盡可能少地開展實質性監督，盡可能多地維護單位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如果退休后醫療、福利仍由駐在部門負責，派駐人員不得不“思前顧后”，為自己留一些退路，盡量少得罪人，多積累人脈。派駐機構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可想而知。盡管決策部門認為這只是“暫時”的決策，但這一決策產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4.后勤保障制度比較。與工資福利制度相似，點派駐規定，派駐(出)機構的后勤保障由駐在部門負責，行政經費、辦案經費絕大多數也由駐在部門撥付。片派駐規定，派駐(出)機構的后勤保障、行政經費、辦案經費等均由紀檢監察機關負責。誠然，派駐機構脫離機關而在駐在部門工作，生活上存在很大困難和不便，如果駐在部門不提供基本的生活便利和后勤保障，派駐人員很難安心地開展工作。但是，如果派駐機構的后勤保障完全依靠或過多依賴于駐在部門，兩個極端都可能出現：一是駐在部門安排特殊的保障措施，讓駐在人員心懷感激，從而礙于情面不敢監督；二是駐在部門遇到要保護的人和事，盡量減少辦案的后勤支持，間接地設置障礙和阻力。無論哪種情況，都是派駐機構開展工作的大忌，也是一個獨立的監督監察機構有效運作的大忌。實行片派駐的工作人員，基本上不存在這些具體問題。

四、建立以片派駐為主模式：提升制度績效的理性選擇

(一)創新派駐機構的制度設計，必須改變派駐機構負責人的身份。派駐機構實行統一管理體制改革以后，向派駐機構派駐負責人往往成為紀檢監察機關解決干部晉升渠道、緩解內部人事工作壓力的重要方式。機關某些人要提拔了，但機關內部解決不了，按照新的法律規定向派駐機構派駐負責人，讓其享受相應級別和待遇，委實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途徑；對于被派出的人員而言，在機關內享有的待遇和福利畢竟有限，如果被派到比較重要的部門，并直接擔任班子成員，恐怕是如愿以償和夢寐以求的事情；對于駐在部門而言，派駐機構負責人擔任班子成員，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機構內部成員的晉升機會和機構之內的政治生態，但將負責人納入“統一戰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可見，派駐機構負責人擔任駐在部門班子成員，各方都可能非常樂意，符合各方的利益考量。問題在于，小范圍的利益解決了，大范圍的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卻被削弱了。為了增強紀檢監察權力，有效地遏制違法亂紀行為，作為紀檢監察機關重要組成部分的派駐機構必須遵循權力制約的基本規律，與被監督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和相對獨立。雖然這樣做會遇到一定阻力，影響某些方面的利益，但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我們必須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勇氣和力度，堅決打好這一攻堅戰。當然，派駐機構負責人不再擔任駐在部門班子成員時，紀檢監察部門仍然可以適當提高其行政級別，讓其擁有開展工作所必須的級別和權力。

(二)創新派駐機構的制度設計，必須賦予派駐機構更大的權力，并用法律制度加以規范。派駐機構是否能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并非取決于派駐機構是否直接被派駐到單一的駐在部門，而是取決于派駐機構是否擁有法律所賦予的各項權力。正因為如此，許多國家都通過專門的、具體的法律制度，對那些地位獨立、作用獨特的監督監察機構的職責、權力及其保障措施進行了規范。例如，芬蘭、瑞典、挪威、英國都建立了行政監察專員制度，也都建立了專門的法律制度；為了保障獨立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美國在《政府道德法》中明確規定了獨立檢察官的各種權力；以色列審計總長與其他國家的審計署署長有很大的差別，他是議會的特殊機構，除了享有監督審計政府部門財政支出的廣泛權力，還可以監督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是否依法行政、是否注重行政效率和是否遵守行政倫理道德等。1971年，修改后的《審計總長法》同樣對審計總長的權力進行了詳細具體的規定。[3]雖然我國也建立了紀檢監察相關的法律法規，但與其他國家相比，紀檢監察機關及其派出機構擁有的權力仍然有限，法律法規的規定仍然不夠具體和健全。

(三)創新派駐機構的制度設計，必須改革相關人事制度，穩定和優化紀檢監察隊伍。派駐機構體制改革后，有關部門規定，派駐機構的工作人員可以從派駐單位產生，派駐機構成員也可以參加派駐單位相應級別的干部選拔。這種雙向流動的機制，表面上看符合人才流動的政策和規律。但從紀檢監察工作的實際出發，這種機制十分不利于穩定紀檢監察隊伍和培養紀檢監察人才。紀檢監察機關特別是派駐機構人員必須熟悉被監督單位的業務，具有某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因此，那些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派駐機構，如果不具備相應資質的人才，直接從派駐單位招募專業人才，在派駐機構與駐在單位相對獨立、任職回避制度較為完善的情況下，未必不是一種較好的選擇。但是，如果派駐機構成員可以參加派駐單位的中層干部或其他崗位的競爭，至少會造成兩種不利后果：一是派駐機構成員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在監督監察崗位上不盡心盡責地工作，甚至一味地迎合派駐單位的領導和同事；二是那些既熟悉監督監察業務又熟悉被監督單位業務的人才本來很不容易培養出來，一旦培養成形又很快流失。在未來的制度設計中，應充分考慮這一因素，盡可能減少特別領域的特殊人才的流失，穩定紀檢監察隊伍，不斷培養和造就復合型紀檢監察人才。同時，盡可能使派駐機構擁有相對獨立的人事制度，使之得到更快更健康的發展。

(四)創新派駐機構的制度設計，必須盡快改革派駐機構人員的福利待遇及后勤保障由駐在部門負責的狀況。派駐機構人員的福利待遇及后勤保障由駐在部門負責雖然只是一種“暫時決策”，但這一決策具有相當強的制度慣性和路徑依賴性。如果不盡快進行改革，制度創新的動力將會越來越小，阻力將會越來越大。如果說改革初期這一制度設計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隨著改革的拓展和深化，其合理性已經日益降低甚至消失殆盡。派駐機構人員不但不應該以駐在部門成員身份與駐在部門成員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而且不應該接受駐在部門提供的可能影響其工作的任何恩惠，包括出國考察、各種宴請、視察工作中的禮品等。如果接受禮品和饋贈，本身應該以違紀論處。法律法規也應該對此做出明確而嚴格的規定。紀檢監察人員的行為具有很強的示范性，如果這些人員紀律不嚴、公私不分，將會在駐在部門乃至全社會造成惡劣的示范效應。任何公職人員，只要可能影響自身的公務行為，超過一定限額的禮品和饋贈一律應該謝絕。這是當前我們應該極力倡導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也是廉政建設健康發展的起碼紀律和基本要求。紀檢監察機構要在此方面做出表率，派駐機構的任何制度設計也不能違背這一導向。

五、結語

派駐機構在權力監督中具有很多獨特的優勢。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權力監督體系，一方面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根據我國國情，激活現有制度框架內的制度安排。激發派駐機構的監督潛能，讓派駐機構運轉起來，是加強權力監督、完善監督體系的理性選擇。派駐機構的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近十年，改革的成敗得失值得認真總結和反思。從目前來看，派駐機構的改革主要有點派駐和片派駐兩種主要的模式。點派駐模式由于在制度設計上仍然沒有擺脫“同體監督”的根本缺陷，在權力制約中難以發揮根本作用，也無法實現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預期目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反腐倡廉形勢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參照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以片派駐為主的派駐模式，變“同體監督”為“異體監督”，從實質上推動紀檢監察工作的深入開展和我國權力監督體系的逐步完善。

【參考文獻】

[1]［英］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269.Friedrich A.Von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Trans.by Deng Zhenglai.Beijing: SDX Joint Publisting Lompaly, 1997.p269.[2]Gerald E.Caiden.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Ombudsman: Evolution and Present Function.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83.p13.[3]陳宏彩．行政監察專員制度比較研究[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110.Chen Hongcai.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Ombudsman Institutions.Shanghai: Xuelin Press, 2009.p110.^

第五篇：探索在基層推行紀檢監察機關派駐統管工作思路

探索在基層推行紀檢監察機關派駐統管工作的思路

自2000年中央提出由紀檢監察機關對紀檢監察派駐機構實行統一管理以來，各地對紀檢監察機關派駐統管工作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市、縣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統管工作展開進度不大，而且，派駐統管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分析并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建立和創新派駐統管的體制和機制，尤其是盡快在基層實行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統一管理模式，對改革和創新黨的監督體制，提高我們黨預防和懲治腐

敗的能力，意義重大。

一、淺析派駐統管的利與派駐雙管的弊 派駐統管是指各級紀委和監察機關派駐到黨委和政府機關的紀檢組、監察室，由原來接受紀檢監察機關和駐在單位的黨組織及行政領導的雙重領導，改為由紀檢監察機關統一管理。派駐雙管是相對派駐統管而言，是指紀檢組、監察室原來所接受的紀檢監察機關和駐在單位的黨組織及行政

領導的雙重領導。

實行派駐雙管，則紀檢監察干部的考核、任免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由駐在單位負責。實行派駐統管，則派駐機構的紀檢監察干部的考核任免、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均由上級紀檢監察機

關負責。實行派駐雙管，是一種同體監督的體制，造成了俗話說的“左手監督右手”，“既當運動員、又做裁判”；而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只能從面上來組織協調開展紀檢監察工作，從而使這種管理模式造成以下兩種主要弊病：一是監督力度不夠。因派駐機構紀檢監察干部的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均由駐在單位負責，與駐在單位利益聯系緊密。“人是我任用的，待遇是我給的，你怎么監督我？”而且工作難免會受到“一鍋吃飯”、“一同苦樂”、“一同分享”環境的約束，難免讓派駐機構和進駐單位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某些紀檢干部還深陷于官本位的關系網中，成了腐敗分子的保護傘和護院家丁，甚至形成“有福同享，有腐同敗”的局面。監督者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其監督作用必然要打折扣，從而成為“聾子的耳朵”，形同虛設。二是查辦案件工作難以開展。派駐雙管模式設置分散，人員較少，勢單力薄。一般情況下，每個紀檢組和監察室1～2人，人員配備完全“本地化”。由于職權的限制，環境的制約，很難有效監督同級班子成員，特別是對同級黨委一把手的監督更加乏力，也是造成“一把手”的腐敗案頻發的原因之一。這樣客觀和事實上都不便于直接查辦駐在單位發生的違法違紀案件，造成查辦案件工作基本上沒有開展。

派駐統管可以扭轉派駐機構與駐在單位雙方的關系，由過去的“領導與被領導”轉變為“監督與被監督”，從“內設”變成“直管”，從“單位人”變成“紀委人”。派駐統管模式有三個優點：一是實現了上下級紀檢監察機關的垂直管理。即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全面負責派駐機構紀檢監察干部的考核任免、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和后勤保障，實現了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對下級紀檢監察機關“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垂直管理。二是強化了派駐機構異體監督作用。由于駐在單位與派駐機構不屬于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特別是在人事、經濟、服務、利益等方面，不存在聯系，從而使派駐機構紀檢監察干部可以放心大膽地開展監督工作，克服和避免了同體監督時不敢監督、不便監督、不好監督等弊端。三是加強了案件查辦工作。實行完全統管后，派駐機構在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不受駐在單位制約，便于集中人員，整合力量，查處駐在單位發生的違法違紀案件。

二、淺析派駐統管存在的矛盾與問題

從各地實行派駐統管工作的經驗來看，推行派駐統管有顯著的成效，但由于我國正處于全力發展經濟和社會急劇轉型時期，這一時期也是腐敗現象的高發期，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反腐敗的難度本來就很大，同時又由于各方面在認識上和工作上存在著差距，所以派駐統管工作的實施和推進必然存在不平衡，它在很多環節上還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問題，正視這些矛盾和問題，并加以研究和解決，意義深遠。

1、派駐統管的制度建設雖已啟動但不夠完善。一是派駐統管法規未出臺。中央和省對派駐統管工作沒有出臺相關條例，派駐工作權威性和規范性都有待于加強。二是派駐統管制度不完備。大部分省有了干部管理、業務管理等派駐統管暫行辦法，但如何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加強對派駐機構領導缺乏具體辦法，干部考核、后勤保障等配套制度都有待于盡快出臺。三是派駐機構與紀檢監察機關聯系不規范。紀檢監察機關與派駐機構是一種領導、指導、管理的關系，這種關系如何在工作中體現應當進一步明確。

2、派駐統管監督職能受到制約。監督與被監督是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只有監督者的力量大于被監督者的力量才能實施有效的監督，當前的派駐統管制度在這方面還存在缺陷。一是監督力量的制約。相對于駐在單位領導班子，派駐機構處于弱勢；相對于駐在單位的黨組織書記，作為黨組織成員的紀檢組長也處于弱勢。在這種情況下，加強監督缺乏過硬的措施作“尚方寶劍”，監督大打折扣。二是對派駐機構的支持力度不夠。紀檢監察機關如何支持派駐機構大膽履行監督職責，遇到阻力如何為派駐機構排憂解難等需要具體措施。、機構龐大，管理難度增大。一是由于對派駐機構紀檢監察干部的考核任免、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等均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涉及內容多，觸動范圍廣，改革力度大，無形中加重了紀檢監察機關管理負擔，有一定的實際操作難度。二是對派駐單位的具體業務，難以開展直接監督。這種統管模式客觀上雖然不受駐在單位制約，但也使派駐機構游離駐在單位一些具體業務工作之外，無法進行直接和有效監督。有些駐在單位的領導對實行派駐統管制在認識上存在差距，把派駐機構仍視同內設機構，凡是紀檢監察機關牽頭或參與的工作都交由派駐機構負責，派駐機構承擔了大量的該由駐在單位承擔的工作事項，組織協調變成了“包辦”。甚至有個別駐在單位的領導認為派駐干部是專門來挑他們毛病的，從而滋生了抵觸和防范的情緒，研究一些重大事項不通知紀檢組長和監察室主任參加，弱化派駐機構的監督職能。三是派駐人員眾多，思想意識不統一。少數派駐干部對自身的職責認識不清，尤其是當他們遇到有抵觸情緒或防范意識的駐在單位領導時，就以維護領導班子團結為借口，不敢大膽的開展監督工作；少數派駐干部唯恐加強監督得罪了人，從而對派駐機構應具體參與哪些方面的工作，重點應在哪個環節加強監督、以什么形式、方法和措施來監督等都不研究不探索，結果使監督工作成為形式主義；少數派駐干部的自身素質不高，工作能力不強，在工作中抓不住重點，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看起來每天忙得團團轉，實際上卻拿不出足夠的精力去履行主要的監督職責；少數派駐干部缺乏工作魄力，只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做些表面性工作。

三、盡快在基層推行派駐統管工作的對策和思考 不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派駐統管制作為一項反腐倡廉的重大舉措，都是行之有效并且應當長期堅持的體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有任何懷疑和動搖。現在重要的事情是，我們要從派駐統管工作運行實際出發，不斷的總結經驗，有針對性的揚長補短，使這一體制日臻完善才是王道。加之基層黨委和政府機關權力相對集中，干部數量多，直接面向廣大人民群眾，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的重點。準確理解把握派駐統管精神，從思想觀念、工作思路、具體措施等方面不斷進行探索，解決“能不能監督、敢不敢監督、會不會監督”三個問題，是盡快在基層推行派駐統管工作的關鍵。

1、理順關系，解決“能不能監督”的問題。實行派駐統管工作明顯的標志是領導和管理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帶來工作職責、工作關系、工作要求等一系列的變化和調整。所以，只有準確定位，理順關系，才能在變化的體制下，確保監督檢查職責得到有效的發揮。一是理順紀檢監察機關與派駐機構的關系。實行統管之后，紀檢監察機關與派駐機構是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的垂直關系。紀檢監察機關要建立和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要實現派駐機構和派駐單位之間監督主體和責任主體的剝離；要明確管理辦法，進行規范管理，要明確崗位職責，讓派駐機構明白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要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同時，紀檢監察機關不但要直管派駐干部的考察考核、職務任免及日常業務工作，而且要直管他們的工資福利和后勤保障，使派駐干部毫無后顧之憂地開展工作，提高行使監督權力時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派駐機構要明確自身的工作職責，監督方向，自覺在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主動請示匯報工作，重大事項和違紀案件查處更要及時向紀檢監察機關報告，要在紀檢監察機關的指導和支持下，共同

抓好紀檢監察工作。

二是理順派駐單位與派駐機構之間的關系。實行派駐統管后，派駐機構與所在單位是監督與被監督的工作關系。一方面要明確所在單位黨組織和行政領導班子是單位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的責任主體，要加重駐在單位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領導責任，促使單位領導把反腐倡廉工作擺上重要議程，履行職責，做好工作。另一方面，派駐機構代表紀委監察機關對所在單位黨風廉政建設進行組織協調、監督檢查，要加強對部門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監督。在這種前提下，派駐機構既要明確監督的宗旨、目的和方式方法，既要當好“裁判員”又要當好“教練員”，還要緊緊圍繞所在單位的中心工作，把監督工作融入到各項業務工作中去，做到一起部署、一起檢查、一起落實，在監督中參與，在參與中監督，以實際工作的成效爭取所在部門黨政領導班子的重視，贏得部門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使監督工作的路子越走越寬。

2、建立健全機制，解決“敢不敢監督”的問題。實行派駐統管的目的，就是進一步加強對權力行使的監督和制約，遏制或減少腐敗。鑒于日益復雜、任務繁重的監督職責，只有建立健全各項機制，把握重點，抓住關鍵，落實各項權力，才能完成組織賦予的神圣使命。

一是抓好制度建設。派駐機構對所在單位的監督是否有效，抓好制度建設是關鍵。要特別重視制度對權力運行的制約作用，重點圍繞派駐統管的職能、職責，開展制度建設、制度執行工作。要針對制度空白，建立相關的制度；要針對制度缺陷，進行制度的修改、完善和創新；要針對制度落實難的問題，督促各級各部門自覺遵守制度，帶頭落實制度。要針對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建立公開機制和制約機制，讓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權力置于陽光之下，讓權力的行使過程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要建立權力與責任相配套的責任

追究機制。二是要突出重點監督對象。派駐機構要根據《黨內監督條例》的要求，重點突出對所在單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重要事項，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所處地位和作用，決定了他們必須接受監督，對他們進行監督，就是為了防止領導干部濫用權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同時，也是在政治上關懷和愛護領導干部。

三是要把握監督的重點內容。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監督，重點針對領導干部遵守和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人事紀律、經濟工作紀律、群眾工作紀律以及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勤政廉政等方面情況實施監督檢查。在具體工作中，要重點圍繞“五個加強”開展監督檢查工作。即：加強對領導班子、領導干部落實重大決策和部署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領導班子、領導干部執行民主集中制及領導班子議事規則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對領導班子、領導干部遵守法律法規、依法行政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對領導干部執行廉潔自律各項規定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對領導干部履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情況的監督檢查。

四是要抓住監督的重點環節。按照權力制約的特點和要求，加強對關鍵環節和重點部位權力行使情況的監督，是有效預防腐敗的關鍵。在當前形勢下，派駐機構的監督重點應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加強對干部選拔工作的監督；二是加強對行政審批行為的監督；三是加強對財政資金運行的監督；四是加強對企業國有資產的監督；五是加強對金融運行

機制的監督。

五是要落實派駐機構各項權力。要落實知情權，建立駐在單位與派駐機構工作相互溝通和重大事項通報制度。要落實參與權，通過參與駐在單位重要工作和專項檢查等，履行對駐在單位黨組織和行政領導班子成員監督檢查的職責。要落實建議權，對駐在單位重大決策、重要業務工作提出建議。要落實查處權，對駐在單位干部違紀行為進行直接查處。要落實報告權，對駐在單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重要情況直接向紀檢監察機關報告。要落實否決權，在涉及重大問題上，派駐機構要嚴格把關并就反腐倡廉問題行使一票否決

權。

3、加強自身建設，解決“會不會監督”的問題。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派駐機構隊伍是提高派駐機構履職能力的基礎，要針對派駐統管后的新情況、新問題，積極加強隊伍自身建設，不斷提高派駐機構紀檢干部的素質和能力，努力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新局面。

一是加強派駐機構隊伍建設。認真落實中央關于“各級紀委書記（紀檢組長）按同級副職配備，并排在同資歷的副職前面”的要求，為派駐機構更好地履行職責提供保證。要拓寬選人用人渠道,采用公開選拔、面向基層選調等多種方式把政治強、素質好、潛力大的優秀年輕干部充實到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工作。要加大交流輪崗力度, 積極向外推薦在派駐機構工作時間長、政治素質好、工作能力強的同志，積極

推動內部交流、輪崗。

二是加強派駐紀檢干部能力建設。要以考核評價為導向，突出對派駐機構履行監督職責情況的考核，進一步完善考核評價辦法。要通過培訓、以案代訓、上掛下派等多種形式，加大對派駐機構干部的培訓，樹立派駐機構干部的責任意識、大局意識，增強他們的使命感和事業心，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使其既熟悉紀檢監察工作，又掌握駐在單位工作特點和流程。不斷提高他們的組織協調能力、克難攻堅能力，進一步增強履職能力。

三是加強派駐干部作風建設。建立健全對派駐機構的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對派駐干部的日常管理。要完善誡勉談話制度、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嚴格執行辦案回避、公務回避等制度,規范紀檢監察干部的行為,對不適合在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的干部,堅決予以調離;對嚴重違紀違法的,依紀依法嚴肅處理,保證紀檢監察干部隊伍的純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