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層紀檢監察機關推行派駐制的調查與思考

基層紀檢監察機關推行派駐制的調查與思考

蔣仁凱

紀檢監察機關派駐制對于建立一個垂直領導、平行制約的黨內監督和行政監督體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結合平江縣的實際，就新形勢下推行派駐制的途徑與方法進行了粗淺的思考。

一、積極探索縣級紀檢監察機關派駐制

平江縣位于湘鄂贛三省交界處，是湘北地區的人口大縣、農業大縣，也是國家扶持開發重點縣，面積1042平方公里，人口103萬，轄27個鄉鎮，118個縣直機關部門，黨員31600名，國家干部、職工36800名。為增強“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間的相對獨立，破解紀檢監察干部在“雙重領導”下“有責無權”的難題，平江縣按照即“改革領導體制、實現垂直管理、理順工作關系、完善機制制度、全面統一管理、強化監督職能”的總體目標，將派駐人員的人權、事權、財權由收歸縣紀委監察局，對派駐管理體制和派駐干部工作方式進行了探索。

（一）率先探索“片線并行、點面結合”的工作模式。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實行派駐制是一項全新的課題。雖然一些地方進行了有效的試點工作，但其情況與平江區別很大。平江是一個老區大縣，黨員干部較多，鄉鎮區劃較多，縣直單位較多，財力不足，如果全部實行派駐制，在財力、編制、管理上存在一定的難度。針對這種情況，平江縣有步驟、分層次進行了有效探索：一是鄉鎮實行分片派駐制。將全縣27個鄉鎮劃分為6個片，每個片派駐一個紀檢監察組，分別由縣紀委常委或監察局副局長擔任片組長，組員由片所轄鄉鎮紀委書記、監察室主任兼任，鄉鎮紀委、監察室及人員隸屬關系、原有職責暫時不變；二是縣直單位實行分戰線派駐制。按照“地域相鄰、職責相近”的原則，在全縣11條戰線推行紀檢組長派駐制。三是重點單位實行重點派駐制。對于人、財、物等公共權力大、公益性強、公眾關注度高的5個縣直局級單位，由縣紀委監察局派駐紀檢組長，實行垂直管理。這種模式有三個好處：一是突出了重點。實行分片和分線派駐，在地域和行業上實現了全覆蓋；實行重點單位派駐制，把握了關鍵領域和關鍵環境，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了工作重點。二是減少了阻力。在財力不足、人員編制增加有困難的情況下，選擇重點單位和分片、分線進行穩步探索，克服點多線長面廣的困難，有利減少試點成本，減少工作阻力。三是集中了力量。改變過去紀檢監察機構一組一人、行政監察職能缺位、監督力量分散的狀況，將現有紀檢干部力量進行整合。

（二）率先探索“統一管理、相互監督”的管理模式。如何確定派駐干部與縣紀委監察局以及在駐單位三者的關系？一是縣紀委監察局對派駐干部實行統一管理。縣紀委監察局按照“統一管理，統一調配、統一安排、統一保障”的原則，對派駐紀檢組長（紀委書記）實行完全意義上的垂直管理，負責其編制人事、工資關系、福利待遇、醫療保險、退休保障的管理，這樣就避免了紀檢監察干部獨立性不強、辦案壓力大、阻力大、工作起來的顧慮重重的現象；建立考核激勵機制，要求派駐紀檢組長每季度向縣紀委監察局述職述廉，有效防止了派出人員處于“無人監督”的“懸浮”狀態。二是確定派駐干部與派駐單位屬于相互監督的關系。規定派駐紀檢組長（紀委書記）擔任駐在戰線（單位）黨委委員，參加同級黨委（組）和行政領導會議，監督研究重大項目和重大決策。同時，由于縣紀委監察局機關遠離派駐紀檢組長（紀委書記），鞭長莫及，因此將派駐干部的日常管理工作委托駐在單位進行考核和監督。這樣一來，駐在單位與派駐紀檢組長（紀委書記）形成了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兩者同是監督者，又是被監督者，堵塞了管理上的真空。

（三）率先完善了“三方負責、責任明確”的職責體系。明確派駐干部應該承擔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完善派駐制的關鍵環節。縣紀委監察局抓什么？派駐干部抓什么？在駐單位抓什么？如果處理不好，就會造職責交叉、行政資源浪費、辦事效率低下的狀況。平江縣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逐步形成了較為清晰的職責體系，明確縣紀委監察局抓方向，抓大面，抓查案；在駐單位抓黨風廉政和作風效能建設；派駐干部抓監督、抓協助、抓基礎，實現由“運動員兼裁判員”到“全職裁判員”的轉變，主要明確以下三項職能：一是調配人員。派駐干部負責每旬召集一次所轄鄉鎮或縣直單位紀檢監察干部辦公會，通報情況，傳達精神，安排部署相關工作。二是監督檢查。監督檢查所負責黨委（組）和行政領導班子及其成員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廉政勤政的情況。三是受理投訴。受理檢舉、控告及申訴。協助調查在駐單位黨委（組）、行政領導班子及成員違紀案件。

二、實行紀檢監察機關派駐制取得的成績

平江縣在紀檢監察機關派駐制的實施中，逐步形成了紀檢監察人員統一管理、監督全面跟進、職責分工明確的“大紀委”工作模式，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一）加大了監督工作的力度。一是掌握信息更及時。派駐干部通過參與所在單位的重大管理和決策活動，及時叫停違規違紀行為。比如派駐干部全程參與各種招投標活動，共核準招標投標項目21個，應公開招標投標率達100%，查出不招標、規避招標、超投資、超規模等問題的項目單位20家，涉及金額3220萬元。二是處理問題更及時。派駐紀檢監察干部對駐在單位落實縣委、縣政府實事項目和重點工程進行跟蹤監督，及時查處違規資金933萬元，督促歸位專項資金703萬元，保障了人民群眾的利益。三是工作方向更明晰。平江縣根據群眾反映的問題，在全縣統一部署開展行風整頓。各派駐干部根據所在單位的特點，集中開展了行風整頓，全縣共查出教育系統不合理收費項目5個，規范9項收費行為，清退各項收費63萬元，查處對藥品生產單位和經營市場違法案件19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促進了廣大黨員干部廉潔從業。派駐干部在黨員干部的身邊，使廣大黨員干部“不敢為”；派駐干部自始至終參加單位的重大決策、重大管理、重大支出，甚至對重點項目實第三方式的全程跟蹤監督，使廣大黨員干部“不能為”；在駐干部督促在駐單位“一把手”落實黨員廉政建設責任制，特別是一系列醒示教育活動，使廣大黨員干部樹立“不愿為”的意識。今年來，全縣僅公車管理一項平均費用比上年下降12%，共計節約費用181萬元。

（三）加大了案件查處工作力度。一是線索更多。今年來，派駐干部共收集各類有用線索130多起，同比上升5%。二是程序更快。實行派駐制后，只要有線索，不必經過單位黨委（組）會討論研究，在駐干部可以直接報縣紀委監察局批準，直接進入立案查處程序。三是查更嚴。由縣紀委監察局案檢室直接查案，避免了在駐單位說情風干擾。今年，全縣立案查處各類案件125件，處分124人，其中三大處分以上64人，涉及副科級以上干部18人。

三、縣級紀檢監察派駐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縣級紀檢監察機關派駐制是一項新事物，必然存在著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不斷地改進和完善。

（一）工作關系難界定。從中央到地方都實行派駐干部擔任在駐單位黨委（組）成員的模式，派駐干部在黨內隸屬黨委（組）書記領導。如果一些案件不與“一把手”通氣，勢必會造成關系緊張，無法取得在駐單位的支持。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形成監督重點“倒掛”,即重對一般干部監督,輕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監督。同時，派駐干部與在駐班子成員如果走得太近，則容易被同化，形成利益共同體；如果走得太遠，會無法融入其中，工作十分被動。

（二）隊伍狀況有缺陷。派駐縣直單位的干部15人，需要監督的部門有118個；派駐鄉鎮的干部6個，需要監督的鄉鎮有27個，工作任務較重。派駐戰線和縣直單位的干部大多是機關干部，其中從事過紀檢監察工作的6人，其它業務型干部9人，業務素質有待提高。

（三）全面推行有難度。少數縣直單位對派駐制認識不足，觀念沒有完全轉型，把紀檢組長當作普通班子成員使用，甚至當成“代會干部”。少數縣直負責人把派駐紀檢組長當成身邊的“定時炸彈”看待，處處設防。同時，對縣國稅局、縣地稅局等省、市直管單位還沒有派駐紀檢干部，原因是對省、市直管單位派駐人員需要增加縣里的編制和經費，在縣財政困難的情況下難以推行。

四、不斷完善紀檢監察派駐制

縣級紀檢監察機關應改革創新，與時俱進，積極探索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下的紀檢監察干部派駐制。

（一）進一步加強隊伍建設。面向社會公開招錄一批熟悉法律、審計、會計等專業的干部，改善紀檢監察隊伍結構。強化對派駐干部的業務培訓，不但要創造條件讓他們盡快熟悉紀檢監察業務，而且要讓他們盡快熟悉在駐單位的業務，知道哪些環節易發、多發問題。

（二）進一步理順工作關系。明確重點單位派駐人員的重大決策活動，必須有派駐干部參加，跟蹤監督。所有財經支出須經派駐干部審查，方可由分管財經的負責人審批報銷。沒有實行派駐制的單位，重大決策活動和重大開支等重大權力運行活動，均須邀請派駐戰線的紀檢組長（書記）參加，保證監督到位。

（三）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要爭取縣委、政府支持，加強財力、編制保障，公共權力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縣直單位要全部實行派駐制，要將派駐人員擴大到監察室主任；要進一步爭取市紀委監察局重視，在省、市駐平江的直管單位實行派駐制方面，給予編制和財力上的支持，確保紀檢監察派駐制全面推行。(作者系平江縣委常委、紀委書記)

第二篇：探索在基層推行紀檢監察機關派駐統管工作思路

探索在基層推行紀檢監察機關派駐統管工作的思路

自2000年中央提出由紀檢監察機關對紀檢監察派駐機構實行統一管理以來，各地對紀檢監察機關派駐統管工作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市、縣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統管工作展開進度不大，而且，派駐統管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分析并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建立和創新派駐統管的體制和機制，尤其是盡快在基層實行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統一管理模式，對改革和創新黨的監督體制，提高我們黨預防和懲治腐

敗的能力，意義重大。

一、淺析派駐統管的利與派駐雙管的弊 派駐統管是指各級紀委和監察機關派駐到黨委和政府機關的紀檢組、監察室，由原來接受紀檢監察機關和駐在單位的黨組織及行政領導的雙重領導，改為由紀檢監察機關統一管理。派駐雙管是相對派駐統管而言，是指紀檢組、監察室原來所接受的紀檢監察機關和駐在單位的黨組織及行政

領導的雙重領導。

實行派駐雙管，則紀檢監察干部的考核、任免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由駐在單位負責。實行派駐統管，則派駐機構的紀檢監察干部的考核任免、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均由上級紀檢監察機

關負責。實行派駐雙管，是一種同體監督的體制，造成了俗話說的“左手監督右手”，“既當運動員、又做裁判”；而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只能從面上來組織協調開展紀檢監察工作，從而使這種管理模式造成以下兩種主要弊病：一是監督力度不夠。因派駐機構紀檢監察干部的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均由駐在單位負責，與駐在單位利益聯系緊密。“人是我任用的，待遇是我給的，你怎么監督我？”而且工作難免會受到“一鍋吃飯”、“一同苦樂”、“一同分享”環境的約束，難免讓派駐機構和進駐單位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某些紀檢干部還深陷于官本位的關系網中，成了腐敗分子的保護傘和護院家丁，甚至形成“有福同享，有腐同敗”的局面。監督者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其監督作用必然要打折扣，從而成為“聾子的耳朵”，形同虛設。二是查辦案件工作難以開展。派駐雙管模式設置分散，人員較少，勢單力薄。一般情況下，每個紀檢組和監察室1～2人，人員配備完全“本地化”。由于職權的限制，環境的制約，很難有效監督同級班子成員，特別是對同級黨委一把手的監督更加乏力，也是造成“一把手”的腐敗案頻發的原因之一。這樣客觀和事實上都不便于直接查辦駐在單位發生的違法違紀案件，造成查辦案件工作基本上沒有開展。

派駐統管可以扭轉派駐機構與駐在單位雙方的關系，由過去的“領導與被領導”轉變為“監督與被監督”，從“內設”變成“直管”，從“單位人”變成“紀委人”。派駐統管模式有三個優點：一是實現了上下級紀檢監察機關的垂直管理。即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全面負責派駐機構紀檢監察干部的考核任免、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和后勤保障，實現了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對下級紀檢監察機關“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垂直管理。二是強化了派駐機構異體監督作用。由于駐在單位與派駐機構不屬于領導與被領導關系，特別是在人事、經濟、服務、利益等方面，不存在聯系，從而使派駐機構紀檢監察干部可以放心大膽地開展監督工作，克服和避免了同體監督時不敢監督、不便監督、不好監督等弊端。三是加強了案件查辦工作。實行完全統管后，派駐機構在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不受駐在單位制約，便于集中人員，整合力量，查處駐在單位發生的違法違紀案件。

二、淺析派駐統管存在的矛盾與問題

從各地實行派駐統管工作的經驗來看，推行派駐統管有顯著的成效，但由于我國正處于全力發展經濟和社會急劇轉型時期，這一時期也是腐敗現象的高發期，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反腐敗的難度本來就很大，同時又由于各方面在認識上和工作上存在著差距，所以派駐統管工作的實施和推進必然存在不平衡，它在很多環節上還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問題，正視這些矛盾和問題，并加以研究和解決，意義深遠。

1、派駐統管的制度建設雖已啟動但不夠完善。一是派駐統管法規未出臺。中央和省對派駐統管工作沒有出臺相關條例，派駐工作權威性和規范性都有待于加強。二是派駐統管制度不完備。大部分省有了干部管理、業務管理等派駐統管暫行辦法，但如何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加強對派駐機構領導缺乏具體辦法，干部考核、后勤保障等配套制度都有待于盡快出臺。三是派駐機構與紀檢監察機關聯系不規范。紀檢監察機關與派駐機構是一種領導、指導、管理的關系，這種關系如何在工作中體現應當進一步明確。

2、派駐統管監督職能受到制約。監督與被監督是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只有監督者的力量大于被監督者的力量才能實施有效的監督，當前的派駐統管制度在這方面還存在缺陷。一是監督力量的制約。相對于駐在單位領導班子，派駐機構處于弱勢；相對于駐在單位的黨組織書記，作為黨組織成員的紀檢組長也處于弱勢。在這種情況下，加強監督缺乏過硬的措施作“尚方寶劍”，監督大打折扣。二是對派駐機構的支持力度不夠。紀檢監察機關如何支持派駐機構大膽履行監督職責，遇到阻力如何為派駐機構排憂解難等需要具體措施。、機構龐大，管理難度增大。一是由于對派駐機構紀檢監察干部的考核任免、人事管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等均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涉及內容多，觸動范圍廣，改革力度大，無形中加重了紀檢監察機關管理負擔，有一定的實際操作難度。二是對派駐單位的具體業務，難以開展直接監督。這種統管模式客觀上雖然不受駐在單位制約，但也使派駐機構游離駐在單位一些具體業務工作之外，無法進行直接和有效監督。有些駐在單位的領導對實行派駐統管制在認識上存在差距，把派駐機構仍視同內設機構，凡是紀檢監察機關牽頭或參與的工作都交由派駐機構負責，派駐機構承擔了大量的該由駐在單位承擔的工作事項，組織協調變成了“包辦”。甚至有個別駐在單位的領導認為派駐干部是專門來挑他們毛病的，從而滋生了抵觸和防范的情緒，研究一些重大事項不通知紀檢組長和監察室主任參加，弱化派駐機構的監督職能。三是派駐人員眾多，思想意識不統一。少數派駐干部對自身的職責認識不清，尤其是當他們遇到有抵觸情緒或防范意識的駐在單位領導時，就以維護領導班子團結為借口，不敢大膽的開展監督工作；少數派駐干部唯恐加強監督得罪了人，從而對派駐機構應具體參與哪些方面的工作，重點應在哪個環節加強監督、以什么形式、方法和措施來監督等都不研究不探索，結果使監督工作成為形式主義；少數派駐干部的自身素質不高，工作能力不強，在工作中抓不住重點，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看起來每天忙得團團轉，實際上卻拿不出足夠的精力去履行主要的監督職責；少數派駐干部缺乏工作魄力，只在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做些表面性工作。

三、盡快在基層推行派駐統管工作的對策和思考 不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派駐統管制作為一項反腐倡廉的重大舉措，都是行之有效并且應當長期堅持的體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有任何懷疑和動搖。現在重要的事情是，我們要從派駐統管工作運行實際出發，不斷的總結經驗，有針對性的揚長補短，使這一體制日臻完善才是王道。加之基層黨委和政府機關權力相對集中，干部數量多，直接面向廣大人民群眾，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的重點。準確理解把握派駐統管精神，從思想觀念、工作思路、具體措施等方面不斷進行探索，解決“能不能監督、敢不敢監督、會不會監督”三個問題，是盡快在基層推行派駐統管工作的關鍵。

1、理順關系，解決“能不能監督”的問題。實行派駐統管工作明顯的標志是領導和管理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帶來工作職責、工作關系、工作要求等一系列的變化和調整。所以，只有準確定位，理順關系，才能在變化的體制下，確保監督檢查職責得到有效的發揮。一是理順紀檢監察機關與派駐機構的關系。實行統管之后，紀檢監察機關與派駐機構是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的垂直關系。紀檢監察機關要建立和完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要實現派駐機構和派駐單位之間監督主體和責任主體的剝離；要明確管理辦法，進行規范管理，要明確崗位職責，讓派駐機構明白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要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同時，紀檢監察機關不但要直管派駐干部的考察考核、職務任免及日常業務工作，而且要直管他們的工資福利和后勤保障，使派駐干部毫無后顧之憂地開展工作，提高行使監督權力時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派駐機構要明確自身的工作職責，監督方向，自覺在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主動請示匯報工作，重大事項和違紀案件查處更要及時向紀檢監察機關報告，要在紀檢監察機關的指導和支持下，共同

抓好紀檢監察工作。

二是理順派駐單位與派駐機構之間的關系。實行派駐統管后，派駐機構與所在單位是監督與被監督的工作關系。一方面要明確所在單位黨組織和行政領導班子是單位黨風廉政建設工作的責任主體，要加重駐在單位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領導責任，促使單位領導把反腐倡廉工作擺上重要議程，履行職責，做好工作。另一方面，派駐機構代表紀委監察機關對所在單位黨風廉政建設進行組織協調、監督檢查，要加強對部門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監督。在這種前提下，派駐機構既要明確監督的宗旨、目的和方式方法，既要當好“裁判員”又要當好“教練員”，還要緊緊圍繞所在單位的中心工作，把監督工作融入到各項業務工作中去，做到一起部署、一起檢查、一起落實，在監督中參與，在參與中監督，以實際工作的成效爭取所在部門黨政領導班子的重視，贏得部門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使監督工作的路子越走越寬。

2、建立健全機制，解決“敢不敢監督”的問題。實行派駐統管的目的，就是進一步加強對權力行使的監督和制約，遏制或減少腐敗。鑒于日益復雜、任務繁重的監督職責，只有建立健全各項機制，把握重點，抓住關鍵，落實各項權力，才能完成組織賦予的神圣使命。

一是抓好制度建設。派駐機構對所在單位的監督是否有效，抓好制度建設是關鍵。要特別重視制度對權力運行的制約作用，重點圍繞派駐統管的職能、職責，開展制度建設、制度執行工作。要針對制度空白，建立相關的制度；要針對制度缺陷，進行制度的修改、完善和創新；要針對制度落實難的問題，督促各級各部門自覺遵守制度，帶頭落實制度。要針對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建立公開機制和制約機制，讓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權力置于陽光之下，讓權力的行使過程接受社會和群眾的監督。要建立權力與責任相配套的責任

追究機制。二是要突出重點監督對象。派駐機構要根據《黨內監督條例》的要求，重點突出對所在單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重要事項，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所處地位和作用，決定了他們必須接受監督，對他們進行監督，就是為了防止領導干部濫用權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同時，也是在政治上關懷和愛護領導干部。

三是要把握監督的重點內容。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監督，重點針對領導干部遵守和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人事紀律、經濟工作紀律、群眾工作紀律以及貫徹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勤政廉政等方面情況實施監督檢查。在具體工作中，要重點圍繞“五個加強”開展監督檢查工作。即：加強對領導班子、領導干部落實重大決策和部署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領導班子、領導干部執行民主集中制及領導班子議事規則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對領導班子、領導干部遵守法律法規、依法行政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對領導干部執行廉潔自律各項規定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對領導干部履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情況的監督檢查。

四是要抓住監督的重點環節。按照權力制約的特點和要求，加強對關鍵環節和重點部位權力行使情況的監督，是有效預防腐敗的關鍵。在當前形勢下，派駐機構的監督重點應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加強對干部選拔工作的監督；二是加強對行政審批行為的監督；三是加強對財政資金運行的監督；四是加強對企業國有資產的監督；五是加強對金融運行

機制的監督。

五是要落實派駐機構各項權力。要落實知情權，建立駐在單位與派駐機構工作相互溝通和重大事項通報制度。要落實參與權，通過參與駐在單位重要工作和專項檢查等，履行對駐在單位黨組織和行政領導班子成員監督檢查的職責。要落實建議權，對駐在單位重大決策、重要業務工作提出建議。要落實查處權，對駐在單位干部違紀行為進行直接查處。要落實報告權，對駐在單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重要情況直接向紀檢監察機關報告。要落實否決權，在涉及重大問題上，派駐機構要嚴格把關并就反腐倡廉問題行使一票否決

權。

3、加強自身建設，解決“會不會監督”的問題。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派駐機構隊伍是提高派駐機構履職能力的基礎，要針對派駐統管后的新情況、新問題，積極加強隊伍自身建設，不斷提高派駐機構紀檢干部的素質和能力，努力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新局面。

一是加強派駐機構隊伍建設。認真落實中央關于“各級紀委書記（紀檢組長）按同級副職配備，并排在同資歷的副職前面”的要求，為派駐機構更好地履行職責提供保證。要拓寬選人用人渠道,采用公開選拔、面向基層選調等多種方式把政治強、素質好、潛力大的優秀年輕干部充實到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工作。要加大交流輪崗力度, 積極向外推薦在派駐機構工作時間長、政治素質好、工作能力強的同志，積極

推動內部交流、輪崗。

二是加強派駐紀檢干部能力建設。要以考核評價為導向，突出對派駐機構履行監督職責情況的考核，進一步完善考核評價辦法。要通過培訓、以案代訓、上掛下派等多種形式，加大對派駐機構干部的培訓，樹立派駐機構干部的責任意識、大局意識，增強他們的使命感和事業心，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使其既熟悉紀檢監察工作，又掌握駐在單位工作特點和流程。不斷提高他們的組織協調能力、克難攻堅能力，進一步增強履職能力。

三是加強派駐干部作風建設。建立健全對派駐機構的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對派駐干部的日常管理。要完善誡勉談話制度、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嚴格執行辦案回避、公務回避等制度,規范紀檢監察干部的行為,對不適合在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的干部,堅決予以調離;對嚴重違紀違法的,依紀依法嚴肅處理,保證紀檢監察干部隊伍的純潔。

第三篇：地方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模式比較分析

地方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模式比較分析

陳宏彩

? 2013-05-02 14:47:03

來源：《中國行政管理》(京)2012年10期

【內容提要】加強派駐機構管理體制改革，讓派駐機構充分運轉起來，是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重要途徑。地方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派駐模式主要有點派駐(按單位派駐)和片派駐(按行業派駐)兩種。兩種派駐模式的利弊何在，當代中國應該選擇何種派駐模式，本文將對此進行初步探討和分析。

【關 鍵 詞】紀檢監察/派駐機構/模式比較

隨著我國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不斷完善，人們對權力監督的“神經末梢”——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給予了愈來愈多的重視和關注。2010年6月通過的《行政監察法》修正案明確規定派出機構對監察機關負責，不再實行雙重領導體制。這是對派駐機構管理體制進行的重大改革，它將使派駐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然而，各地實行的點派駐(按單位派駐)和片派駐(按行業派駐)兩種派駐模式在制度設計、運行績效等方面具有較大差異。如何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選擇派駐模式，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認真探討。

一、讓派駐機構運轉起來：加強權力監督的路徑選擇

在我國，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非常重視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把反腐倡廉作為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來抓。其實，實現這些目標，關鍵是要讓現有的制度架構運轉起來，激發現有權力制約機制的內在活力。從權力監督體系來看，讓派駐機構充分運轉起來，使之發揮應有的功能和效用，我國的權力制約必將產生實質性突破。這是因為，派駐機構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獨特優勢：

1.防微杜漸的優勢。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從小到大，從量變到質變的演進過程，權力腐敗也是一樣。貪官們的貪腐墮落之路無不證明了這一規律。從法律的角度講，掌權者的違法犯罪行為極少是偶發的，絕大多數同樣經歷了從不合理行為到普通違法行為，再到犯罪行為的演進過程。我們往往將反腐的重點放在打擊違法犯罪行為，而對處于第一階段的不良行政行為或不合理行政行為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哈耶克將不合理行政行為看作法治中的“微小的漏洞”，并且告誡人們：“就是那個‘微小的漏洞’，如若處理不當，它將使‘每個人的自由都遲早會喪失’。”[1]這個“微小的漏洞”，也只有與相關權力部門聯系最密切、最廣泛的派駐機構觀察最為仔細，發現最為及時。堵住眾多的微小的漏洞，也就堵住了無數官員的蛻變之路。

2.責任強化與業務熟悉優勢。我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監督的政府職能部門比較多，監管幅度比較大，監管任務也比較繁重。如果期望通過統一管理去實現監督目標，一方面可能鞭長莫及，顧此失彼；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責任松散，使紀檢監察機構的整體績效逐漸降低。派駐機構承擔一定范圍內的監督監察工作，工作任務得到分解，工作職責更加明晰。更為重要的是，在合理的管理幅度之內，組織成員的工作責任心和積極性會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如果有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獎懲制度作支撐，并有相似機構之間的競爭，派駐機構的整體責任和績效會更好地得到激發。另外，派駐機構專攻某些領域的監督監察工作，時間長了，會很熟悉各個部門的業務流程和運作機制，有效地控制腐敗風險點和高危地區。強化責任和熟悉業務是目前我國紀檢監察機構面臨的兩大重要問題，但派駐機構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此方面取得突破。

3.制度改良優勢。一些廉潔程度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如丹麥、新加坡、新西蘭、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等)都具有嚴格的法律法規、健全的行政規章和規范的行政行為準則。這些法律法規、規章和準則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和行政管理事務的日益復雜適時地加以調整和修正。一旦調整和修正滯后，權力行使部門就會有可乘之機，腐敗行為也就隨時有可能發生。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立法部門、司法部門經常會主動地提出法律法規修改的建議。而那些專業性強、復雜程度高的行政規章、行政準則的修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與行政部門聯系最為密切的權力監督部門的介入。例如，香港廉政公署每破獲一起重大案件，都會反思法律法規、行政規章的合理性與規范性，并提出高質量的修改建議。中國大陸的紀檢監察機關在反腐倡廉中發揮重要作用，不僅要注重事后破案，而且也要像新加坡反腐敗局、香港廉政公署那樣在腐敗預防、制度改良中發揮更大作用。

4.相互監督優勢。權力監督部門本身也需要監督。越是權威的監督部門，越需要強有力的監督，否則會導致另外一種更加可怕的權力濫用，引起權力行使部門乃至社會各階層的恐慌與憤怒。為此，香港廉政公署設計了一套嚴密的監督體系，不僅立法委員會可以對廉政公署進行政策、法律上的監督，廉政公署內部也有復雜的、無縫隙的監督機制，確保廉政公署權力行使的合法性、正當性和公信力。大陸紀檢監察部門是反腐倡廉中的一支特殊而重要的力量。派駐機構是紀檢監察部門中的數量龐大的工作團隊，大量的工作任務必須由它們去完成和實施。在我國的權力結構中，派駐機構和派駐單位存在密切的聯系，不僅派駐機構對派駐單位的情況熟悉，派駐單位對派駐機構的情況也很熟悉。派駐機構對派駐單位進行監督，派駐單位也可以十分方便地對派駐機構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監督。這樣，相互監督的格局得以形成，“誰來監督監督者”這個備受關注的監督難題將以這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破解。這是我國的體制優勢，也是權力制衡的必然結果。

二、點派駐和片派駐：派駐機構改革的兩種典型模式

1.點派駐模式。2006年7月，N市紀委、市監察局向29個市直重要經濟部門、意識形態部門、執紀執法部門和行政執法監督部門分別派駐(出)紀檢監察機構。派駐(出)紀檢機構與派駐(出)監察機構，實行合署辦公的體制，一套工作班子、兩個機構名稱，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能。按照派駐(出)機構履行工作職責的需要，對各派駐(出)紀檢監察機構的專項行政編制數作出相應調整并重新核定。29個派駐(出)機構編制總數構成：保留原派駐(出)機構編制45名，從駐在部門劃轉為派駐(出)專項行政編制48名，新增加派駐(出)專項行政編制22名，實行統一管理后派駐(出)機構合計編制數115名。每個派駐機構擁有在編人員3至6人。派駐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后，省、市級紀檢監察機關大多數采取了這種點派駐模式。

2.片派駐模式。C市于2006年開始對紀檢監察派駐機構實行了以“分片歸口設置、垂直領導、統一管理”為核心內容的管理體制改革試點。根據改革要求，C市紀委、市監察局取消向市級部門派駐紀檢組，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分片原則向市級部門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一個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負責聯系12至15個市級部門，內設“綜合預防處”和“監督檢查處”，受市紀委、市監察局直接領導，統一管理，行使紀檢和監察兩項職能。四川省成都市、海南省紀委、貴州省安順市、河北棗強縣等是實行片派駐的典型代表，很多縣級紀檢監察機關采取了這種派駐模式。

三、制度設計與運行：兩種派駐模式的比較分析

兩種派駐模式的比較可以從負責人身份規定、監督監察信息獲取、工資福利制度、后勤保障制度等方面來進行。不同的制度設計會產生不同的運行效果。

1.負責人身份規定的比較。點派駐規定：派駐(出)紀檢組組長(紀工委書記)擔任駐在部門黨委(黨組)成員或繼續擔任黨委(黨組)副書記，參加駐在部門黨政領導班子會議，不參與駐在部門的業務分工，但參與駐在部門涉及黨風廉政建設有關方面的分工；派駐(出)監察室主任列席駐在部門有關行政領導班子會議。在片派駐中，紀工委、監察分局由派出的紀檢監察局直接領導，其領導班子成員不擔任派駐機構黨組成員。派駐機構負責人成為駐在部門領導班子成員，對負責人本身而言，確實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社會地位，有利于樹立領導權威，并通過法定權威在駐在部門大膽地開展工作。特別是對于中層干部和一般公務員的監督，這種身份是有一定影響力的。但是，我國權力監督中的困境之一在于，領導班子特別是一把手的日常監督很難進行，嚴重影響黨風廉政建設的開展。體制改革后派駐機構的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加強對駐在部門黨組織和行政領導班子及其成員的監督，使長期存在的監督困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化解。在點派駐模式中，派駐機構負責人既擔任班子成員，又要對班子成員進行監督，這就會陷入“監督悖論”：不監督是失職，監督是“不稱職”。要動真格進行監督，就會影響與單位一把手之間的關系，與班子成員之間的關系，甚至影響自身的利益。所以，與其制造“不和諧”，不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明哲保身，說不定這樣更有利于鞏固自身的地位，維護自身的利益。相比之下，片派駐模式擺脫了這種尷尬，派駐機構負責人真正能夠放下思想包袱和各種顧慮，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特別是在對一把手和班子成員的監督之中，派駐機構負責人既具有法定的和駐在單位領導相近的行政級別和政治權威，又和監督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格局十分利于完成紀檢監察機關賦予的神圣使命。

2.信息獲取的比較。相比之下，片派駐由于負責人不是班子成員，派駐機構成員也沒有長期定點在駐在部門，獲取信息比較有限。從制度設計本身來講，這種考慮或許有一定道理。但從現實情況來看，情況未必如此，甚至截然相反。首先，腐敗行為越來越具有隱蔽性、狡黠性特點，重大的違法違紀活動很少會在工作場所直接進行或體現出來。派駐機構負責人和成員整天駐守在駐在部門，表面上看認認真真地在履行監督職責，但真正通過這種方式獲取的信息又有多少呢？很多發生違法違紀行為的單位，監督監察部門并沒有缺失或離崗，但為什么發現線索的通常來自外界力量呢？其次，監督監察部門直接駐守在單位，那些想提供線索的人，恐怕也更容易被人發現，更擔心暴露身份和遭到打擊報復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不與駐在部門合為一體而又渠道暢通的監督機構，或許更容易受到舉報人的青睞。再次，國際反腐實踐表明，信息的獲取主要取決于法律授予的監督機構的特殊權力，而非監督機構是否駐守在被監督單位。例如，在國際上以獨立性和權威性著稱、績效和影響日盛的行政監察專員制度規定：在對申訴案件的調查處理過程中，行政監察專員具有很大的強制權力。他(她)有權進入政府機關或其他公共組織的任何辦公場所，有權要求有關部門提供不愿或不敢公開的任何文件或記錄，甚至不受保密規定的約束。對于涉及專業技術知識或復雜事務的申訴，行政監察專員有權要求有關專家提供支持和幫助，甚至命令警察當局參與調查。[2]正是這些特殊權力，使行政監察專員能夠順利地對職權范圍內的申訴案件展開全面、深入地調查，獲取其所需要的一切重要信息。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的反腐敗局等世界公認的反腐機構，也從來不憑借向某單位直接派駐人員而獲取信息，而是通過法定特權，以靈活有效的方式偵查到重要線索。最后，派駐機構幾年都駐守在某個單位，工作人員和單位成員往來密切，難免會有人情網、關系網的建立，不僅不利于監督監察工作的開展，反而會人為地產生被動局面和障礙因素，與制度設計的初衷背道而馳。

3.工資福利制度比較。點派駐規定，派駐(出)機構干部的工資關系、黨組織關系、群團關系由駐在部門負責管理。派駐(出)機構干部享受駐在部門同職級干部待遇，工資外津(補)貼以及生活福利、住房、醫療、退休等事宜仍由駐在部門負責。駐在部門負責安排派駐(出)機構干部參加駐在部門的各類業務培訓、出國(境)學習考察、黨團學習教育等活動。片派駐則改變了這些做法，派駐機構干部的工資福利完全由派出的紀檢監察部門負責，和紀檢監察機關的干部沒有區別。向重要單位派駐監督監察機構的本意是加強對駐在單位的監督，但工資福利交由駐在部門負責，恐怕使這一監督會落空。派駐機構人員享受駐在部門的各種福利，顯然與駐在部門是“共同利益體”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有了這種規定，駐在部門可以名正言順地改善派駐人員的福利，甚至變相地通過增加出國機會、公費考察等手段拉攏派駐人員，使他們盡可能少地開展實質性監督，盡可能多地維護單位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如果退休后醫療、福利仍由駐在部門負責，派駐人員不得不“思前顧后”，為自己留一些退路，盡量少得罪人，多積累人脈。派駐機構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可想而知。盡管決策部門認為這只是“暫時”的決策，但這一決策產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4.后勤保障制度比較。與工資福利制度相似，點派駐規定，派駐(出)機構的后勤保障由駐在部門負責，行政經費、辦案經費絕大多數也由駐在部門撥付。片派駐規定，派駐(出)機構的后勤保障、行政經費、辦案經費等均由紀檢監察機關負責。誠然，派駐機構脫離機關而在駐在部門工作，生活上存在很大困難和不便，如果駐在部門不提供基本的生活便利和后勤保障，派駐人員很難安心地開展工作。但是，如果派駐機構的后勤保障完全依靠或過多依賴于駐在部門，兩個極端都可能出現：一是駐在部門安排特殊的保障措施，讓駐在人員心懷感激，從而礙于情面不敢監督；二是駐在部門遇到要保護的人和事，盡量減少辦案的后勤支持，間接地設置障礙和阻力。無論哪種情況，都是派駐機構開展工作的大忌，也是一個獨立的監督監察機構有效運作的大忌。實行片派駐的工作人員，基本上不存在這些具體問題。

四、建立以片派駐為主模式：提升制度績效的理性選擇

(一)創新派駐機構的制度設計，必須改變派駐機構負責人的身份。派駐機構實行統一管理體制改革以后，向派駐機構派駐負責人往往成為紀檢監察機關解決干部晉升渠道、緩解內部人事工作壓力的重要方式。機關某些人要提拔了，但機關內部解決不了，按照新的法律規定向派駐機構派駐負責人，讓其享受相應級別和待遇，委實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途徑；對于被派出的人員而言，在機關內享有的待遇和福利畢竟有限，如果被派到比較重要的部門，并直接擔任班子成員，恐怕是如愿以償和夢寐以求的事情；對于駐在部門而言，派駐機構負責人擔任班子成員，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機構內部成員的晉升機會和機構之內的政治生態，但將負責人納入“統一戰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可見，派駐機構負責人擔任駐在部門班子成員，各方都可能非常樂意，符合各方的利益考量。問題在于，小范圍的利益解決了，大范圍的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卻被削弱了。為了增強紀檢監察權力，有效地遏制違法亂紀行為，作為紀檢監察機關重要組成部分的派駐機構必須遵循權力制約的基本規律，與被監督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和相對獨立。雖然這樣做會遇到一定阻力，影響某些方面的利益，但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我們必須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勇氣和力度，堅決打好這一攻堅戰。當然，派駐機構負責人不再擔任駐在部門班子成員時，紀檢監察部門仍然可以適當提高其行政級別，讓其擁有開展工作所必須的級別和權力。

(二)創新派駐機構的制度設計，必須賦予派駐機構更大的權力，并用法律制度加以規范。派駐機構是否能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并非取決于派駐機構是否直接被派駐到單一的駐在部門，而是取決于派駐機構是否擁有法律所賦予的各項權力。正因為如此，許多國家都通過專門的、具體的法律制度，對那些地位獨立、作用獨特的監督監察機構的職責、權力及其保障措施進行了規范。例如，芬蘭、瑞典、挪威、英國都建立了行政監察專員制度，也都建立了專門的法律制度；為了保障獨立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美國在《政府道德法》中明確規定了獨立檢察官的各種權力；以色列審計總長與其他國家的審計署署長有很大的差別，他是議會的特殊機構，除了享有監督審計政府部門財政支出的廣泛權力，還可以監督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是否依法行政、是否注重行政效率和是否遵守行政倫理道德等。1971年，修改后的《審計總長法》同樣對審計總長的權力進行了詳細具體的規定。[3]雖然我國也建立了紀檢監察相關的法律法規，但與其他國家相比，紀檢監察機關及其派出機構擁有的權力仍然有限，法律法規的規定仍然不夠具體和健全。

(三)創新派駐機構的制度設計，必須改革相關人事制度，穩定和優化紀檢監察隊伍。派駐機構體制改革后，有關部門規定，派駐機構的工作人員可以從派駐單位產生，派駐機構成員也可以參加派駐單位相應級別的干部選拔。這種雙向流動的機制，表面上看符合人才流動的政策和規律。但從紀檢監察工作的實際出發，這種機制十分不利于穩定紀檢監察隊伍和培養紀檢監察人才。紀檢監察機關特別是派駐機構人員必須熟悉被監督單位的業務，具有某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因此，那些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派駐機構，如果不具備相應資質的人才，直接從派駐單位招募專業人才，在派駐機構與駐在單位相對獨立、任職回避制度較為完善的情況下，未必不是一種較好的選擇。但是，如果派駐機構成員可以參加派駐單位的中層干部或其他崗位的競爭，至少會造成兩種不利后果：一是派駐機構成員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在監督監察崗位上不盡心盡責地工作，甚至一味地迎合派駐單位的領導和同事；二是那些既熟悉監督監察業務又熟悉被監督單位業務的人才本來很不容易培養出來，一旦培養成形又很快流失。在未來的制度設計中，應充分考慮這一因素，盡可能減少特別領域的特殊人才的流失，穩定紀檢監察隊伍，不斷培養和造就復合型紀檢監察人才。同時，盡可能使派駐機構擁有相對獨立的人事制度，使之得到更快更健康的發展。

(四)創新派駐機構的制度設計，必須盡快改革派駐機構人員的福利待遇及后勤保障由駐在部門負責的狀況。派駐機構人員的福利待遇及后勤保障由駐在部門負責雖然只是一種“暫時決策”，但這一決策具有相當強的制度慣性和路徑依賴性。如果不盡快進行改革，制度創新的動力將會越來越小，阻力將會越來越大。如果說改革初期這一制度設計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隨著改革的拓展和深化，其合理性已經日益降低甚至消失殆盡。派駐機構人員不但不應該以駐在部門成員身份與駐在部門成員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而且不應該接受駐在部門提供的可能影響其工作的任何恩惠，包括出國考察、各種宴請、視察工作中的禮品等。如果接受禮品和饋贈，本身應該以違紀論處。法律法規也應該對此做出明確而嚴格的規定。紀檢監察人員的行為具有很強的示范性，如果這些人員紀律不嚴、公私不分，將會在駐在部門乃至全社會造成惡劣的示范效應。任何公職人員，只要可能影響自身的公務行為，超過一定限額的禮品和饋贈一律應該謝絕。這是當前我們應該極力倡導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也是廉政建設健康發展的起碼紀律和基本要求。紀檢監察機構要在此方面做出表率，派駐機構的任何制度設計也不能違背這一導向。

五、結語

派駐機構在權力監督中具有很多獨特的優勢。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權力監督體系，一方面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另一方面，也要根據我國國情，激活現有制度框架內的制度安排。激發派駐機構的監督潛能，讓派駐機構運轉起來，是加強權力監督、完善監督體系的理性選擇。派駐機構的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近十年，改革的成敗得失值得認真總結和反思。從目前來看，派駐機構的改革主要有點派駐和片派駐兩種主要的模式。點派駐模式由于在制度設計上仍然沒有擺脫“同體監督”的根本缺陷，在權力制約中難以發揮根本作用，也無法實現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預期目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反腐倡廉形勢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參照國際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以片派駐為主的派駐模式，變“同體監督”為“異體監督”，從實質上推動紀檢監察工作的深入開展和我國權力監督體系的逐步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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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縣級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模式（模版）

縣級紀檢監察機關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模式

創新的調查與思考

加強紀檢監察機關對派駐機構的統一管理，是新形勢下反腐倡廉工作向縱深推進的必然要求。其關健是改革雙重領導體制，核心是強化監督職能，目的是確保工作成效。當前，縣級統一管理工作還面臨著諸多體制機制上的障礙，需要我們加大調查研究和改革創新力度，不斷促進統一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派駐機構統一管理以后，派駐干部在切實轉變觀念和管理模式的同時，如何加強搞好紀檢監察工作、切實履行好職責的能力建設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一、派駐機構工作現狀

開魯縣轄12個鎮（場），鎮（場）紀委12個，縣直部門紀檢組18個，專職紀檢監察干部54人，科級40人，平均年齡39歲。目前，還一直延續傳統的管理模式，派駐機構由紀委、監察局和駐在部門雙重領導。人員編制、工資、后勤保障都在駐在部門解決。

二、存在的問題

從我縣派駐紀檢監察機構近年來工作開展情況看，客觀地說對全縣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是起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各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獨立的在駐在單位有效地開展紀檢監察工作，充分的發揮其職能作用及與縣紀委監察局的要求還存在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關系沒有理順。首先，在現行的領導體制下，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實際上主要對駐在單位黨組負責，形同單位的一個內設機構，不能充分發揮監督職能。派駐機構在人事任免、辦公經費、福利待遇等一系列問題上，對所派駐單位還有較強的依賴性，甚至派駐機構工作人員與單位黨政主要領導之間還存在著一些政治、經濟、人身依附關系。提拔要靠駐在單位一把手推薦,考核或民意測驗要靠駐在單位或單位干部劃票,這種現實狀況使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難以獨立地行使職權，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不敢監督、不能監督、不愿監督的現象。其次，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陷入具體的派駐單位日常性工作，形同派駐單位的工作人員一樣，因而，與派駐單位的關系實質發生了變化。第三是權益保障問題。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工資、福利、辦公經費等由駐在單位負責。因此，駐在單位對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權益有一定的掌控權和話語權，從而影響監督效果。

二是職能定位不準。派駐紀檢監察機構的職能有待明確。在工作中，難以超脫駐在單位中心工作之外，不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派駐機構被駐在單位當作其班子成員,各派駐機構不同程度存在“兼職”的問題,致使派駐機構常常“種了別人的自留地,荒著自己的責任田”,影響了派駐機構職能作用。另一方面,個別派駐機構干部本身思想認識不到位,不能緊緊圍繞駐在部門的中心工作開展紀檢監察工作,服務經濟建設意識不強,無所作為,沒有威信,不被重視。加之，派駐紀檢監察機構人員編制、福利待遇在駐在單位，尤其考察測評都是駐在單位進行，很大程度有受駐在單位影響，縣紀委、監察局的業務考核真正對其職務變動起作用微乎其微，從而造成派駐紀檢監察機構負責人開展本職工作存在不敢、不能、不會的現象，這方面體現在案件查辦工作中尤為明顯。

三是監督措施不力。在履行監督職責中，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具體參與哪些工作、重點監督那些環節，用什么監督標準、以什么形式、方法來監督等等都缺乏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規定，導致實際工作中派駐紀檢監察機構不便開展監督和監督不力。近年來我縣各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主要表現在：一是辦案工作薄弱。由于受體制或個人因素影響,有的多年都沒有辦過一件案件。二是監督檢查工作薄弱。從我縣紀委近幾年查處的公車違規、私設小金庫等案件看，竟發生在派駐紀檢監察機構駐在單位，這就很能說明其監督檢查工作還不到位。三是源頭治理措施和建議薄弱。大多是按照縣紀委、監察局的統一部署去做，但創造性的與駐在單位黨組研究、部署制訂本部門、本系統的源頭防腐機制制度不多，向縣紀委監察局提出有關建議意見更是很少。

四是隊伍建設相對滯后。近幾年我縣派駐紀檢監察機構很多是光桿司令,而且變動較快，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員力量相對薄弱、紀檢監察業務不熟等問題。紀檢監察干部整體存在知識面不夠寬，缺乏“復合型”專業人才，在辦案方面新手多，辦案能手少。其次，系統培訓少，培訓渠道單一。目前，紀檢監察干部本身不是專業出身,紀檢監察干部培訓渠道相對狹窄。在實際工作中，紀檢監察干部存在“上崗前沒有專門培訓、在崗時沒有時間參加培訓”的現象，業務知識常常得不到有效更新和補充，由于知識面窄，導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落實舉措等缺乏創意、不能有效實施、難以適應形勢要求，制約著紀檢監察工作水平的提高。

三、加強對派駐機構管理的對策和建議

1、領導重視是關鍵。改革方案的制定，機構的設置，干部的進出安排使用以及后勤保障的確定和落實，都離不開市縣領導的重視和關心。改革中還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還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難點，只要市縣領導重視，沒解決不的問題，沒有破解不了的難題。

2、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最重要。派駐機構統一管理體制的改革，可以說是大勢所趨。如何調動各派駐機構人員的積極性，讓他們積極地參與改革、支持改革，更重要的是改革完成后，在新管理體制運行過程中，能夠積極的開展工作，是檢驗統一管理改革成敗的標準。因此，筆者認為，在改革的全過程中，調動人的積極性最為重要的，要順利實現派駐機構統一管理體制的改革，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十分必要。因此改革中應特別注意體現：一是政治上的充分信任。人的心理活動規律表明，一個人得到領導和組織的信任，就會干勁倍增，反之就可能消極怠工。應該負責任的對待每一個干部，在改革過程中充分傾聽他們的所思所盼所求，盡可能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要對他們職級進行合理安排，并在現有派出機構干部中，按照干部任用的標準，能提拔的盡量提拔，該重用的大膽重用。讓他們感到統一管理后不但沒有失落感，而是一種更強烈的榮譽感和使命感；二是工作上的放手使用。在全縣紀委監察工作的整體布局中，要同所有紀檢監察機關干部一道，定職責、定目標、定任務；工作同安排、同布置、同考核。讓他們在執規執紀、履行監督職能、查辦違紀違規案件中長知識、長本領、長才干，實現新的更大的自身價值；三是后勤保障上的關心支持。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亙古不變。2009年，中紀委等五部委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地方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建設的若干意見》，除對縣級紀檢監察機關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外，特別對經費保障、裝備設施等方面也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并做出了針對性、指導性和操作性都很強的政策規定。這充分說明中央領導、中紀委領導對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建設的高度重視和對縣級以下紀檢監察干部的關心愛護。

3、立足縣情，因地制宜是前提。制定改革方案，應根據本縣的實際情況，既借鑒外地改革的好經驗好做法，又不完全照搬照抄；既能發揮新體制的優勢，又能充分體現人文關懷。從我縣的情況看，派駐機構人員40歲以上的占60%，為絕大多數，這應該是我縣的特殊性，他們的進退去留是主要矛盾。解決好了，是對紀檢監察工作地位的肯定，更對以后紀檢監察系統干部有著很好的導向作用。立足縣情，因地制宜的推進改革，是改革順利進行的保證。

4、提高自身素質很迫切。統一管理后，派駐人員的工作環境、工作重心、工作內容都將發生很大的變化。比如，統一管理前，派駐人員是駐在單位的領導成員，以做好本單位分工負責的工作為主，紀檢監察業務工作僅為一方面內容。統一管理后，紀檢監察工作就成了主要的業務工作。又如，從監督執紀的范圍和對象上來看，統一管理前僅對所駐單位的黨風廉政建設實施監督，統一管理后負責的是一個片區監督檢查，范圍擴大了，對象增多了。這些都對派駐人員的自身素質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是不斷提高政治素質。要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增強大局意識，自覺做到服從大局，服務大局，維護大局。二是盡快提高政策法規水平。熟悉黨紀條規是行使監督職能，反腐倡廉的基礎，要做到政策理論水平高、黨紀條規熟，運用自如，工作中方能游刃有余。三是盡快掌握查辦案的方法和技巧。要注重在實踐中虛心學習、積極探索查辦案件的方法和技巧，不斷提高查辦案件的質量和本領，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再立新功。

第五篇：四川省積極推進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和派駐機構體制改革

四川省積極推進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和派駐機構體制改革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更新時間：2011-4-14 基層紀檢監察機關和派駐機構體制機制存在的力量分散性、關系依附性、管理同體性等問題，不適應新形勢下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實際需要。自2007年以來，四川省積極推進“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著力探索更加適應形勢任務需要的新體制新機制，形成了“片組+巡查”工作機制、分片區分行業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縣級紀檢監察機關“三中心一室”重組等成功做法。改革后的體制機制大大提升了紀檢監察機關履職盡責能力，更加適應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需要。

深入分析新形勢下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機制存在的不適應問題，理清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試點的總體思路

分散的力量不適應繁重任務的需要。基層紀檢監察組織尤其是基層紀檢監察派駐機構人員編制偏少、監督力量分散等問題的存在，明顯不適應新形勢下日益繁重和艱巨的紀檢監察工作任務。根據2007年四川省縣級及以下紀檢監察機關數據看，實有干部雖然達到12336人，但分散在181個縣（市、區）紀委監察局、2036個縣級部門派駐機構、4658個鄉（鎮、街道），平均下來，縣級紀委監察局只有17.6人，縣級部門派駐機構、鄉（鎮、街道）紀委分別僅有1.06人和1.5人。1人紀委、1人科室大量存在，一部分縣級部門甚至沒有紀檢監察力量。

依附型關系不適應有效監督的需要。目前，從省到市（州）、縣（市、區），派駐機構雖然實行了“統一管理”，但工資福利、后勤保障等仍由駐在部門負責。在這種依附型關系下，紀檢監察機關的獨立性、權威性大打折扣，履行職責受到多種因素掣肘，加強監督“開不了口”，查辦案件“下不了手”，監督檢查效果差強人意。特別是對同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不便監督”甚至“不敢監督”。

同體式管理不適應充分履職的需要。紀檢監察派駐機構負責人一般兼任駐在部門黨組成員，而所在部門黨組較之派出機關領導更直接、聯系更密切，事實上形成紀檢監察日常工作以同級黨組管理為主的格局，由此出現了較為普遍的紀檢監察干部“專職不專用”現象。一些紀檢監察派駐機構負責人按照同級黨組安排，分管了大量其他方面事務，主要精力難以集中于本職工作，“主業”淪為“副業”、“部門意識”強于“派駐意識”等不正常現象出現，影響了紀檢監察職能充分發揮。

本著尊重基層首創精神的原則，積極探索紀檢監察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實踐模式

推行不改變現行機構設置的“片組+巡查”模式。這種模式的具體做法是：按照“地域相鄰、職責相近、優勢互補”的原則，對鄉（鎮、街道）、縣（市、區）級部門紀檢監察機構分片設組，實行片組管理，片組在縣（市、區）紀委常委會領導下工作，由縣（市、區）紀委常委擔任片組組長，鄉（鎮、街道）、縣（市、區）級部門紀檢監察機構負責人為成員。片組主要以巡查的方式開展工作，主要職責是開展執法糾風、效能監察、黨風廉政建設專項檢查和各項監督，辦理轄區信訪件和查辦違紀案件，組織片組成員述職述廉、開展民主測評，協助縣（市、區）紀委對片組巡查單位領導班子成員進行考核等。“片組”模式沒有突破《黨章》關于紀檢監察組織設置的規定、不改變紀檢監察組織現行隸屬關系，改革震蕩小、成本低、易操作。

推行分片區分行業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模式。該做法主要在成都、宜賓等9個城市施行。主要做法：一是改變機構設置。本著部門“職能相近、業務相關”、鄉（鎮、街道）“地域相鄰、方便工作”的原則，分區劃片、分類歸口，派出在規格上與部門、鄉（鎮、街道）同級的紀工委監察分局。同時，撤銷部門原紀檢組，將原監察室改設為部門內部監察機構；一些地方還嘗試將鄉（鎮、街道）紀委改設為紀檢委員。二是改革領導體制。紀工委監察分局由派出的紀委監察局直接領導，其領導班子成員不擔任部門、鄉（鎮、街道）黨組（黨委）成員，不承擔部門、鄉（鎮、街道）紀檢監察工作，干部人事、組織關系、工資福利、考核獎懲和后勤保障等均由派出機關統一管理，在利益上實現與被監督單位的完全隔離。三是理順工作關系。紀檢監察機構分行業分片區獨立派出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仍由部門、鄉（鎮、街道）黨組（黨委）履行主體責任，部門內設監察機構、鄉（鎮、街道）紀委（紀檢委員）負責日常工作。派出機構獨立于部門、鄉（鎮、街道）行使監督檢查權，與被監督單位之間為監督與被監督關系，與單位內設紀檢監察機構之間為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與派出機關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受派出機關的委托，派出機構行使紀檢監察各項職權，通過查閱單位文件、聽取工作匯報、參加相關會議，以及組織巡查、駐點巡查、專項督查、信訪調研和案件查處等方式開展日常工作。

推行縣級紀檢監察機關“三中心一室”重組模式。這種模式以宜賓市南溪縣為代表。其做法是：將縣紀委監察局原11個內設科室全部撤銷，按照縣級紀檢監察機關預防腐敗、懲治腐敗和服務發展三大職能定位，重新組建“預防腐敗中心”、“軟環境建設中心”、“違紀違法行為查處中心”和“綜合辦公室”，原內設科室職能和人員分類歸入“三中心一室”。同時，三個“中心”設立兼職副主任，由縣委縣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主要負責人擔任。縣紀委監察局以三個“中心”為平臺，通過召開中心主任、副主任聯席會議等形式發揮組織協調職能，形成反腐倡廉建設合力。改革后，該縣紀委、監察局人員編制總數和專職領導職位數保持不變，做到了“精簡、統一、效能”。

認真總結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成效和經驗，以改革成果的鞏固提升推動反腐倡廉建設深入開展

整合了紀檢監察工作資源，提高了基層紀檢監察機關的整體效能。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在不大幅度增加領導職位數和人員編制的前提下，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盤活現有人力資源，構建上下聯動、左右互動、點面結合的監督網絡和反腐倡廉體系，較好地解決了專職不能專用、監督力量薄弱等自身建設中的問題，并實現了“單兵獨斗”向“兵團作戰”的轉變，便于集中力量推進重點難點工作，提高了整體效能。以南溪縣為例，該縣紀委監察局原案件檢查室只有3人，現違紀違法行為查處中心達到11人，可組建3個專案組，該中心年查辦案件量連續3年達到原紀檢監察室年查辦案件量的2倍以上，3年來全縣片區紀工委監察分局辦結信訪回復件數是原鄉鎮紀委同期的2.8倍，查辦案件數超過原鄉鎮紀委5年查辦案件總數。就全省來看，災后恢復重建和擴內需促增長監督檢查等重大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也與紀檢監察管理體制改革后整體效能提高密切相關。

增強了紀檢監察機關履職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切實優化了權力監督制約體系。分片區分行業派出和片組巡查等改革舉措，進一步明晰了反腐倡廉建設監督主體（紀檢監察機關）和責任主體（黨政機關）的職責分工，實現了由“同體監督”向“異體監督”的轉變，構建了兩者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機構和運行機制，避免了基層黨政領導機關以往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弊端。改革后的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權行使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大為增強，履職能力和震懾效應大大提高，特別是在面對重大問題上做到了碰硬較真、敢抓敢管、一抓到底。如犍為縣實行鄉鎮分片區派出紀工委監察分局制度當年，全縣派出機構自辦案件數達到上年同期鄉鎮紀委自辦案件數的3.2倍，并否決鄉鎮黨政領導班子違規決策5項，提出建議意見20項，有效規范了鄉鎮領導班子決策行為。

強化了黨政領導班子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有力推動了反腐倡廉建設深入開展。改革創新后的新體制新機制，一方面激活了紀檢監察組織“細胞”，大大強化了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和組織協調的職能，使得基層黨政機關時刻感受到來自外部的監督壓力，從而高度重視防腐拒腐；另一方面由于單位紀檢監察機構內設，黨風廉政工作真正成了單位自己的事，從而增強了單位領導班子的主體責任意識，自覺做到了對反腐倡廉工作抓緊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