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推行公車改革 降低行政成本

推行公車改革 降低行政成本

日前我市公車治理領導小組辦公室三令五審要求治理公務用車使用不規范情況——不由得想到了公車改革。

綜觀一些地方行政機關公車使用不由得驚出一頭冷汗——現行的公車使用嚴重混淆了公、私界限，導致行政運作成本居高不下

公車改革勢在必行！

2010年，武警湖北總隊決定，湖北省武警總隊副師級以下干部公務用車將全部取消，今后，總隊對所有機關干部每月發放用車補貼，機關干部外出辦事所駕私家車懸掛地方牌照；而來自云南昆明的消息稱，一項“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專用卡定額包干管理”試點工作搞了近一年，預計可節省費用2000余萬元，試點區超過八成的公務員改變了出行方式，選擇私家車、公交車、自行車解決公務問題。

據透露，廣州于近期將對包括市管干部在內的全市公務車安裝GPS跟蹤系統和身份識別系統，實行分級管理。如果公車私用就要經批準后收取相應費用，擬按照每公里1.5元至1.7元收費。

網民認為，廣州的做法符合人性，在公車改革步履維艱之際，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但也有人質疑，公車有償私用如何監管，最后會不會致使公車私用合理化。

其實公車改革早已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從1994年《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算起，公車改革已經搞了16個年頭，不再是什么新鮮話題，再一次被祭起，意義仍然十分深遠。公車購臵上的超編和超標、管理上的混亂無序、費用開支上的浪費嚴重，已成為蠶食公款的“無底洞”，成為愈演愈烈的“車輪腐敗”，久為人所詬病。

2010年12月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研究部署2011年反腐敗工作時強調，要集中力量解決反腐倡廉建設中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會議明確提出，要深入開展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中紀委常委、秘書長吳玉良向媒體透露，中央將出臺較以往更嚴格的公車配備使用新規。

公務活動使用公車本來合情合理，然而，現行的公車使用嚴重混淆了公、私界限，導致行政運作成本居高不下。確實是這樣，公車的使用和管理上漏洞百出，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同時也嚴重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車輪上耗費的金錢數字驚人，公車消費占單位行政經費的一半以上，成了財政的沉重包袱。而集中在超標配車、維護費用昂貴、公車私用等問題上的“車輪腐敗”，更是觸目驚心。長期以來，“公費”充當冤大頭，為一切私人半私人的消費“埋單”，加劇了政府公共事務活動經費支出制度上的危機。

公車改革，不能單純為了改革而改革。既然要進行公車改革，既然已經邁出了可貴的一步，既然要制定如此嚴謹而又切實可行的制度，就應該將具體的步驟實施和落實。正如以往所得出的經驗，各地要根據自身實際確立公車改革模式，具體實現形式不必要整齊劃一。

事實上，歷次的車改之難，其實也不難在“車”，而難在“人”，是難在“權”。公車改革為何難以取得實效，一方面是相應的政策法規不夠堅決，不夠詳細；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公車改革完全取決于政府部門內部的自我監督和自覺規范，缺少了民眾的監督。

推行公車改革的重要目的是為了降低行政成本，從根本上解決群眾意見集中的超標配車、維護費用昂貴、公車私用等問題，依筆者所見，首先，完善公車制度，采取“取消公車，代以補貼”的職務消費貨幣化改革，是化解公車剛性消費的有效途徑。同時，對諸如通訊費、差旅費、招待費等職務消費項目進行同步改革，防止公車改革后車輛費用轉嫁到其它職務消費項目中。其次，加大執法監管力度。執法必嚴，并加強司法監督、審計監督、媒體監督和人民監督，有效遏制一些人“大慷國家之慨”的路，通過有效約束和社會監督機制確保公車職務消費的剛性。只有讓以往不為納稅人能夠直接監督的公務消費活動，逐漸走到“陽光下”，才能徹底消除滋生腐敗的土壤。

（資溪楊榮生）2011年6月8日

第二篇：公車改革成本—效益分析

公車改革成本—效益分析

一、公車改革的背景和現狀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不斷完善，國家機關現行的以公車配給為基礎的用車管理制度弊端越來越明顯。上千億元的國家財政支出和由此滋生的公款消費、車輪腐敗等重大社會問題日益突出，使得公車改革的呼聲近些年來此起彼伏。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現在約有400萬輛公車，每年耗資高達3000億元以上，遠遠超過每年財政支出中教育費與衛生費的總和，足以再建設3個三峽工程了。目前各地政府采購汽車的數量每年都以超過20%的速度遞增，2004年，中國政府采購規模達2200億元，其中汽車采購額就高達500億元，2009年全國公車采購量創歷史新高，將一舉突破700億元。西南某貧困縣算過一筆賬，每年用于公車的開支，竟占全縣行政開支總數的40％；而西部地區的大部分縣公車數量已超過200輛。公務用車的高額支出已成為各級財政的沉重負擔，使公車改革迫在眉睫，勢在必行。

2014年7月16日，《關于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和《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下發，公車改革的大幕由此拉開。

本次公車改革的要點主要有：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普通公務出行將由公務人員自行選擇社會化的方式以及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本次公車改革，將取消副部級以下領導干部用車和一般公務用車；同時，將保留必要的機要通信、應急、特種專業技術用車和符合規定的一線執法執勤崗位車輛及其他車輛。將有三類人群受本次公車改革影響，一是中央和國家機關在編在崗司局級及以下工作人員；二是地方地廳級及以下工作人員：省區市廳局正職的主要負責人，縣市區鄉鎮(正職)主要負責人，各地可以根據實際出發，鼓勵他們參加車改。確因工作需要，也可以采取實物保障的方式；采取實物保障的不能再領取補貼；三是司勤人員：對于因取消公車而失去崗位的司機和后勤人員，主要采用內部安置的辦法，不能簡單推向社會。可以安排轉崗，提前退休，適當提高退休待遇。

二、我國現行的公車制度存在很多弊病

1、居高不下的公車費用。自2011年起，中央政府連續多年公開三公經費。2010年、2011年、2012年分別為61.69億元、59.15億元和40.67億元，雖然公務用車的費用在逐年下降，但是，公車消費占三公經費支出的比例，三年來均超過了50%。一輛公務車的年運行成本（含司機工資、福利）可達５萬元以上，地方公車消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在６％至１２％之間，有的地方甚至更高。

2、漏洞百出的運行制度。(1)公車超標超編

2011年，中辦和國辦聯合下發《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但是遵照執行的卻很少。

這是某單位公務用車自查表，該單位工作人員40人，按照管理辦法規定，公車數量確定的標準是每20人不超過1輛，配備公務用車應嚴格執行一般公務用車配備排氣量1.8 升（含）以下的轎車和原則上不配備越野車，然而該單位全部違反了。這還只是全國1735個縣無數單位中的一個。

(2)公車數量虛低

網易曾公布了一個以北京為例做的統計。2011年北京統計局公布，截止2010年底北京市機動車保有總量為480萬輛。央視在2010年11月報道北京市公務用車有70萬輛左右，占總量近15%，而在2011年4月，北京財政局公布公車數量為6.2萬輛，僅占總量的1.25%。

某單位自查表中，5輛車只有2輛在編。一般統計公車數量時，就只顯示編制內的車。這就形成了怪圈，似乎你永遠無法摸清公車到底有多少。

(3)公車私用嚴重

在公車使用中，有的地方辦公事占三分之一，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機私用占三分之一。公共財政為個人消費買單，造成社會的不公平，同時也破壞了黨紀政紀，僅2014年4月一個月，中紀委4周報通報的719起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典型案件中，有134起是公車私用的案例，占比達18.64%，位列違規事件榜首。

(4)公車使用率低

社會其他運營車輛每萬公里運行成本為８２１５元，黨政機關則高達數萬元，每輛出租車的使用效率為公車的５倍，而運營成本僅為公車的１３％左右。各單位的一般公務用車配備，因為數量上的限制，很多都成為領導用車。而在領導開會或在班處理日常公務時，公車多閑置，處于待命狀態，使得公車的使用率很低。

3、問題凸顯的公車特權

公車數量過多、檔次過高，容易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產生優越感和特權感，滋生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的傾向。公務車成為了“特權”的象征，官員的特權思想滋生。公務用車的特權思想作祟，更不容忽視的是對交通規則的破壞。違規使用警報器、鳴笛，闖紅燈、超速現象嚴重，使用警車開道、特殊時期道路管制等等，都是無視交通規則的行為。

二、公車改革成本—效益分析

公車改革涉及到眾多利益集團的切身利益，對這些利益群體的價值取向進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給政府帶來的收益 1．經濟收益

公車改革是政府為主體的改革，也是主要發生在政府本身的改革。對于政府來說，是要通過改革降低成本，節約財政支出。這是目前許多地方政府實行公車改革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如何通過自身的改革，減少財政支出，成了各級政府和部門的大事。實行公車改革，有利于加強財政支出管理．減輕財政負擔。已經實行公車改革的地方取得的成效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如較早實行改革的大慶市，車改緩解了財政壓力，車改后與車改前相比，“市財政當年節支293萬元，加上收繳上來的196臺車輛變現收入700多萬元。當年財政可直接節約資金1O00多萬元，連同不購買新車所減少的3300萬元財政支出合并計算。當年僅車的因素即可減少地方財政支出4300多萬元，占大慶市財政總收入的近1／5”。

2．政治收益

政府通過制度改革期望贏得廣泛的政治支持，保持其在政治力量的對比中始終處于支配地位。有效地排斥對其產生潛在或現實威脅的國內外的反對派勢力。政治支持最大化是政府實行制度改革的有力保證。

通過公車改革。政府的政治目標是遏止腐敗、糾正不正之風、促進黨風廉政建設，密切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獲得人民的更大政治支持。群眾一直對公車中的腐敗問題尤其是公車私用意見很大．老百姓稱這種腐敗為“馬路上的腐敗”或“車輪上的腐敗”。在近幾年的政協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上，公車也成為關注的焦點，在2003年的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上，政協委員呼吁：公車與腐敗親密接觸，公車改革勢在必行。而公車改革一方面克服了干部及其家人、朋友坐車辦私事的不正之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養政府人員“公私分明”的習慣，促進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另一方面，也解決了因車而產生的領導者為政不勤、為官不廉的問題。實行改革，那種買車坐、搶車坐、沒有車不工作的壞毛病和買車、賣車、修車過程中撈好處的現象將會逐步減少直至消失。從而推動“官念”進步．拉近政府與百姓的心理距離。從上面可以看出．公車改革能夠給政府帶來經濟和政治上兩方面的收益，那么根據財政收人與政治支持最大化目標決定制度改革的政府將成為改革的最主要主體，公車改革將是政府主導型的制度變革。

(二)改革給政府中個人帶來的收益

政府是由政府中的個人組成的，他們都有自己的私欲，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人組成政府．那么改革能否為他們帶來收益也是改革能否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條件。在現行的公車制度中，公車主要是給部門的領導使用。政府的中層干部和一般公務人員從公車中獲得的利益是非常有限的 下面我們分析一下制度改革給享受公車待遇的官員和不享受及很少享受公車待遇的公務人員帶來的收益。對于部門的領導來說，他們是公車制度的直接受益者，許多部門的公車很大部分成為他們的專車。改革應當在一定的時期內適當保障他們的利益，才能順利進行，因此改革中應該有一定的交通補貼保證他們的部分既得利益，使他們不至成為改革的反對者；對一般的公務員來說，傳統的公車制度對他們的好處甚少，而改革后的補貼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收益，即使是沒有補貼．通過改革消除公車制度的等級色彩和用車中的不平等現象，也是他們所希望的，所以一般的公務員將是公車改革的堅定支持者。一些地方的公車改革反映了我國工資制度改革的方向，在不增加財政總支出的前提下，提高官員的工資。把工資之外的待遇貨幣化進入工資，由暗補變為明補，這保證了官員的既得利益。又符合國際潮流。

(三)改革給人民群眾的收益

人民群眾對現今的公車制度意見甚大．這種公車制度浪費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人民群眾是財政收入的納稅人，也就是公車浪費的是人民群眾的血汗。因而公車中的腐敗更是老百姓所深惡痛絕的。而公車改革會間接給人民群眾帶來好處，一方面它節省了財政支出，使財政支出能花在人民群眾需要的地方，花在能為人民群眾謀福利的方面；另一方面改革消除了官員的特權，拉近了官員與群眾的距離，有利于增進人民群眾對政府和官員的了解和信任。所以人民群眾會成為公車改革的忠實支持者。

(四)改革有利于轎車進入家庭

轎車業是與公務用車息息相關的產業。進入家庭是轎車工業發展的基本條件。我國的公車制度主要從兩個方面阻礙了轎車進入家庭：第一，劣幣驅逐良幣效應。雖然轎車進入家庭取決于家庭收入的增長．但是，如果不改革公車，即使家庭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長。具備了買車的能力，在有公車可用時，人們是不會購買私車的。第二，公車抬高了轎車價格，使轎車朝檔次高、排量大方向發展。這種趨勢不僅與國際上轎車日益小型化的潮流相左，而且也大大地脫離了我國的國情現實，既不利于國內私人購車市場的發展和成長，也阻礙了整個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實行公車改革，使轎車進入家庭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2000年全國轎車銷售65萬輛。其中公務車占34％，私家車占37％、出租車占29％。目前正處在轎車進入家庭的導入期，國家明確提出“鼓勵轎車進入家庭”，并寫進了“十五”規劃。那么改革公車，改變轎車單一由公款購買的消費結構，將給生產轎車的企業敲響警鐘，使它們真正按照市場的規律和需要進行生產，而且取消公車．個人福利全部貨幣化，提高人們的購買力．也為國產轎車進入家庭創造條件，從而啟動和繁榮轎車市場。全國人大代表、神龍汽車公司總經理張世端呼吁，應大力推進公車改革，為國產轎車進入家庭創造條件。

二、公車改革的成本分析

公車改革能夠帶來上述的一系列收益。同樣，公車改革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對于公車改革來說，它可能需要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設計并實施新的公車制度的費用 這是公車改革必須支付的成本，也是任何一項制度變革需要支付的費用。我國的公車改革并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開展。現行的公車改革主要是在一些地方的試點改革，目的就是為了在眾多的改革實踐中尋找一套好的改革方案和設計新的適合我國國情的公車制度。這些改革試點所支付的費用也包括在設計并實施新的制度的費用中。

(二)消除改革阻力的費用

公車改革作為一種制度變革。它總是要改變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如果它使一部分人從改革中受益、一部分人受損，受損者就會起而反對。如果改革使獲益者的獲利機會不均，那么獲益少的會認為自己吃了虧．也會表示異議或消極反對。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包括對反對者實行強制措施和引誘手段所花費的成本，也包括對變革受損者的補償。對于公車改革來說，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改革的最大阻力將是來自于各部門的領導的反對。他們是現今公車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公車改革將損害他們的利益，如果不對他們進行補償，他們會表示異議或消極反對．而他們又是公車改革的執行者，因此對他們的補償是必需的。現行許多地方的公車改革中，對領導的都有一定的交通補貼。這是消除改革阻力的必需費用。另外一個阻力來自公車司機。司機是公車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公車是他們的金飯碗，改革公車必然會損害司機的利益。司機的安置關系到改革的順利進行，成了改革的重要問題。安置司機需要花費的費用構成消除改革阻力的費用。最后一個阻力是改革的受益者之一，即中層干部和機構的普通人員。照理說。原有的公車制度給他們的收益甚少，他們是公車改革的受益者。不會成為改革的阻力，但是如果對他們的交通補貼標準差別太大，或者得不到補貼。也會影響他們的積極性。那么這一群體也有可能成為改革的阻力。公車改革必須合理地確定補貼的對象范圍，科學地制定補貼的標準，使它兼顧各方面的利益，從而消除改革的阻力，使改革的利益受損者不會成為改革的反對者，使改革中的受益者成為改革的堅定支持者。

三、對策建議

公車改革關鍵是要靠制度變革，公車改革困局的破解，在乎公權而不在公車，應把制度的設計轉向對公權力的約束和規范。讓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滲入到公權力運行的每一道程序、每一個環節中來。而公車改革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須要在制度設計上將公車與官員的地位、身份脫鉤，恢復其“公務”的本來面目。

公車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好的問題，需要付出長期的努力。關鍵是要做好以下幾點：

第一，加強采購源頭制約，降低公車交易成本。?

嚴格公車購車預算管理 ?

嚴格公車統一購置 ?

嚴格界定公車配備級別 ?

細化公車自主創新品牌標準

明確公車的保養、維修及報廢規定。

第二，完善使用運行體系，降低公車監督成本。?

民牌公務車輛一律噴涂公車標識

公示公車的號牌、車型、所有者和監督電話 ?

統一安裝定位系統

對于違反規定使用公車者一律從嚴從重處理 第三，引入服務外包模式，降低公車管理成本。?

培育租賃公司租用禮賓車及大型車成立 ?

公務用車服務中心，統一調配剩余公車資源

落實公車使用提前預約及領導審批制度，保障公車因公出行。

第四，發展城市公共交通，降低公車環境成本。?

加大政府間轉移支付

加大對公交、地鐵等基礎設施的建設 ?

設置綠色環保自行車出行方式

第五，兼顧公平效率需求，降低公車社會成本。?

嚴控公務人員數量增長

強力推進政府機構和運行改革 ?

統籌推進車改配套工作

增強公車改革的社會認同和制度基礎

看公車改革是否有實效，主要把握三個評判標準：是否能降低行政成本、能否真正解決老百姓反映強烈的涉及公車的腐敗問題、是否保證工作效率和行政效率不受影響。

其實，公車改革是政府部門在新世紀中對公務用車做出的嘗試，不管如何的運行和操作，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畢竟，這是我們政府為改變其自身的形象，爭取民心，執政為民的大動作。只要各級政府部門真正地為民辦事，為民解憂，為民所慮，為民所做，那么公車改革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一切都不成為問題了。

第三篇：降低行政成本的思路探討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要實現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這一目標，核心的問題是如何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在現實工作中，不計行政成本，不講行政效率的情況還普遍存在。我國政治和行政問題專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剛建在接受《財經時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這些現象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因此，本文擬就降低行政成本的有關問題作一粗淺探討。

一、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表現和原因

（一）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表現。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有多種表現，但歸結起來主要有：

１、機構臃腫造成行政開支龐大。從鄉鎮一級政府來說，按照人們習慣性認為，鄉鎮作為一級政府，就要配備政府的全套機構，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國共有鄉鎮政府４５４６２個，若按８億農民平均算，每個鄉鎮只有１萬多人，相當一部分鄉鎮人口偏少或面積偏小，但不管地域多大，人口多少，財政承受能力如何，鄉鎮機構設置都要求上下對口，導致鄉鎮機構臃腫、財政供養人口龐大。從云南省的情況來看，全省有鄉鎮１５９０個，建立鄉鎮財政機構的有１５７８個。２０００年全省鄉鎮赤字４.８億元，隱性赤字為９.３億元，鄉鎮債務為３８.２億元，平均鄉鎮負債３３１.４萬元。從紅河州的情況來看，紅河州某鎮人口僅２６５８人，財政收入４０萬元，而一年的支出就需要２５６萬元。從省州縣機關來看，有的部門機改后雖然合并了，但僅僅是減少了一個部門，卻增大了另一個部門，表面上看是精減了，但實際上除了減少幾個領導職數外，財政供養人員幾乎沒有變，因而行政開支仍然很高。有的幾十人的部門每年僅接待費開支就要花數十萬元，不計成本的公務活動時常發生。２００２年我國的稅收收入是１.５萬億元，完成這項工作的稅務系統人員是１００萬人。美國的稅收收入遠高于我國，而稅務人員僅有１０萬人。

２、決策失誤造成財政經費巨額損失。不計成本的搞形式主義，做“形象工程”等導致財政巨額開支。一屆領導換一種發展思路，不切實際地摒棄“老班子”的做法，盲目地上“新”項目，做“新”文章，求“新”發展，結果什么也沒有改變，只是增加了財政開支，增加了群眾的負擔。從大的方面來看，擁有中國最長跑道，一個多小時都看不到一架飛機的珠海機場，它的投資沒人說得清，機場對外宣稱的數字是９５.６億。２００２年，審計機關查處的違規擔保，投資和借款等方面的失誤，已給國家造成損失７２.３億元。

３、政府機關行政人員無成本意識，造成行政開支增大。有些電話通知就能辦完的事，卻非要趨車前往，車輛磨損費、耗油費、差旅費增加了不少；有些發一次文件就可說明的問題，卻要連發幾次，甚至長篇大論，文件制作費、郵資費又要增加；開半天會就可解決的問題，卻延長幾天甚至更長，或隨意增加會議內容，增大了會議開支；有些正常的公務接待，本可節簡，可是客少主人多，借機大吃大喝，甚至高消費娛樂的大有人在，致使政府開支增加；有些一天辦完的事，非要拖上幾天，不講辦事效率；有些幾句話就可講完的電話，卻非要客套幾句，甚至提提家常事，公話私用，增加了辦公經費。鄉鎮基層政府更為突出，會議費、小車費、接待費、電話費等辦公經費開支更大更難控制。

４、思想意識的落后和辦公條件的簡陋，產生了不必要的行政開支。對經濟發達地區來講，有能力購置現代化辦公設備，也有通訊基礎設施，但人們的思想觀念卻落后，沒有把信息技術運用在行政管理方面。有的政府機關購買了電腦，并上了網，但就沒有很好利用，用作娛樂的時間比用來辦公的時間多，造成資源浪費；對經濟落后的地方來講，沒有能力購買現代化辦公設施，也沒有通訊基礎條件，這就從客觀上制約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有些鄉鎮基層政府出現突發事件或發生自然災害，僅向上級通報信息，就要用許多人力物力財力。

（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行政成本何以居高不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內部管理原因也有外部環境原因，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既有法律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風氣方面的原因，具體來說主要有：

１、內部因素：①行政組織設置不合理，人員增加且結構不盡合理。一方面是機構臃腫還沒有得到有效抑制，有的要精減壓縮的機構還沒有徹底精減；一方面是財政供養人員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人員過剩，年齡、文化、專業技能等結構還不合理。這個問題不能徹底解決，行政成本不可能降低或降低的幅度會很小，這是導致行政經費開支龐大的直接原因。②行政成本沒有納入單位和行政人員的考核范圍。現在實行的各種考核，大多只講工作成績，做了什么事，產生什么效果，而卻很少有人幾乎沒有人重視完在這些工作的財政投入是多少，因而，導致了行政人員在

第四篇：降低行政成本的思考和對策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要實現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這一目標，核心的問題是如何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在現實工作中，不計行政成本，不講行政效率的情況還普遍存在。我國政治和行政問題專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剛建在接受《財經時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這些現象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因此，本文擬就降低行政成本的有關問題作一粗淺探討。

一、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表現和原因

（一）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表現。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有多種表現，但歸結起來主要有：

１、機構臃腫造成行政開支龐大。從鄉鎮一級政府來說，按照人們習慣性認為，鄉鎮作為一級政府，就要配備政府的全套機構，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國共有鄉鎮政府４５４６２個，若按８億農民平均算，每個鄉鎮只有１萬多人，相當一部分鄉鎮人口偏少或面積偏小，但不管地域多大，人口多少，財政承受能力如何，鄉鎮機構設置都要求上下對口，導致鄉鎮機構臃腫、財政供養人口龐大。從云南省的情況來看，全省有鄉鎮１５９０個，建立鄉鎮財政機構的有１５７８個。２０００年全省鄉鎮赤字４.８億元，隱性赤字為９.３億元，鄉鎮債務為３８.２億元，平均鄉鎮負債３３１.４萬元。從紅河州的情況來看，紅河州某鎮人口僅２６５８人，財政收入４０萬元，而一年的支出就需要２５６萬元。從省州縣機關來看，有的部門機改后雖然合并了，但僅僅是減少了一個部門，卻增大了另一個部門，表面上看是精減了，但實際上除了減少幾個領導職數外，財政供養人員幾乎沒有變，因而行政開支仍然很高。有的幾十人的部門每年僅接待費開支就要花數十萬元，不計成本的公務活動時常發生。２００２年我國的稅收收入是１.５萬億元，完成這項工作的稅務系統人員是１００萬人。美國的稅收收入遠高于我國，而稅務人員僅有１０萬人。

２、決策失誤造成財政經費巨額損失。不計成本的搞形式主義，做“形象工程”等導致財政巨額開支。一屆領導換一種發展思路，不切實際地摒棄“老班子”的做法，盲目地上“新”項目，做“新”文章，求“新”發展，結果什么也沒有改變，只是增加了財政開支，增加了群眾的負擔。從大的方面來看，擁有中國最長跑道，一個多小時都看不到一架飛機的珠海機場，它的投資沒人說得清，機場對外宣稱的數字是９５.６億。２００２年，審計機關查處的違規擔保，投資和借款等方面的失誤，已給國家造成損失７２.３億元。

３、政府機關行政人員無成本意識，造成行政開支增大。有些電話通知就能辦完的事，卻非要趨車前往，車輛磨損費、耗油費、差旅費增加了不少；有些發一次文件就可說明的問題，卻要連發幾次，甚至長篇大論，文件制作費、郵資費又要增加；開半天會就可解決的問題，卻延長幾天甚至更長，或隨意增加會議內容，增大了會議開支；有些正常的公務接待，本可節簡，可是客少主人多，借機大吃大喝，甚至高消費娛樂的大有人在，致使政府開支增加；有些一天辦完的事，非要拖上幾天，不講辦事效率；有些幾句話就可講完的電話，卻非要客套幾句，甚至提提家常事，公話私用，增加了辦公經費。鄉鎮基層政府更為突出，會議費、小車費、接待費、電話費等辦公經費開支更大更難控制。

４、思想意識的落后和辦公條件的簡陋，產生了不必要的行政開支。對經濟發達地區來講，有能力購置現代化辦公設備，也有通訊基礎設施，但人們的思想觀念卻落后，沒有把信息技術運用在行政管理方面。有的政府機關購買了電腦，并上了網，但就沒有很好利用，用作娛樂的時間比用來辦公的時間多，造成資源浪費；對經濟落后的地方來講，沒有能力購買現代化辦公設施，也沒有通訊基礎條件，這就從客觀上制約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有些鄉鎮基層政府出現突發事件或發生自然災害，僅向上級通報信息，就要用許多人力物力財力。

（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行政成本何以居高不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內部管理原因也有外部環境原因，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既有法律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風氣方面的原因，具體來說主要有：

１、內部因素：①行政組織設置不合理，人員增加且結構不盡合理。一方面是機構臃腫還沒有得到有效抑制，有的要精減壓縮的機構還沒有徹底精減；一方面是財政供養人員還沒有得到有效控制，人員過剩，年齡、文化、專業技能等結構還不合理。這個問題不能徹底解決，行政成本不可能降低或降低的幅度會很小，這是導致行政經費開支龐大的直接原因。②行政成本沒有納入單位和行政人員的考核范圍。現在實行的各種考核，大多只講工作成績，做了什么事，產生什么效果，而卻很少有人幾乎沒有人重視完在這些工作的財政投入是多少，因而，導致了行政人員在工作中只講成績，不講消耗，這就必然導致行政成本的增高。因此要把行政成本納入單位或行政人員的考核，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才能有效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③不同程度的存在著小而全的管理思想。這種現象在鄉鎮一級政府最為突出，因為要做到上下對口，便于管理，所以，上級有的機構下級也應該有。在省州縣級政府機構中，職能部門、職能科室設置也

存著小而全的現象。小而全的管理思想，阻礙了機構改革的進行，束縛著人們對政府管理創新認識的思想解放。這是導致行政經費開支增大的間接原因。④管理思想和手段落后，不能適應形勢發展要求。管理思想的落后主要是行政人員沒有效率意識，政府機關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很少有人講效益。許多人甚至沒有“行政成本”、“運行效益”等類的概念，政府管理不算效益帳，因而，就不會有開拓創新精神，也不會有實現現代化辦公的思想。管理手段的落后主要是受經濟條件的制約，購不了現代化的辦公設備。有的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欠發達地區，電網和交通、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十分薄弱，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這是導致行政成本增加的主客觀因素。

２、外部環境因素：①法制化程度不高主要是依法行政還沒有形成良好氛圍。一方面還需進一步健全行政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另一方面要提高行政執法意識，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然而在現實工作中，在行政管理法律責任追究方面，仍然還存在著許多問題，突出的表現在行政決策失誤方面。比如在計劃經濟時代，“首長工程”、“長官意志”曾是決策失誤的主要原因，但近年來的決策失誤，除了少數違規操作外，有相當一部分則是在“加快發展”、“戰略眼光”的旗幟下產生的。不管不顧地超前，貪大求洋，靠想當然的“前景”上項目，結果往往事與愿違。問題在于，這些重大決策失誤，不要說在其他地方，就是在本地，大都未產生足夠的震動，有的甚至被掩蓋起來。因為既是為了“加快發展”，為了體現“戰略眼光”，一些導致重大損失的決策失誤不過是“好心辦壞事”。由于動機是好的，出發點是“正確的”，因此，也就沒有人為此付出代價，甚至都不會影響決策者的政績和升遷。決策失誤導致財政巨額損失。②社會風氣和傳統文化的影響。禮尚往來，迎來送往等一些不良風氣，封建思想、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家長制作風等一些舊觀念，也不同程度的助長了人們的一些不良行為，也是“吃請風”難以剎住的重要原因。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導致了毫無意義的行政開支。③經濟發展水平制約著行政效率的提高。經濟越發展，人們的效率觀念越強，思想越解放，實現現代化辦公的要求越強烈；經濟落后，則各方面都落后。因此，要用發展的辦法，要以政府創新的思想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對策

提高行政效率，盡可能降低行政成本是行政管理的出發點和核心，是行政管理的最終目標。新一屆國家領導人致力于樹立開明、開放、親民、務實、重法的新形象，帶頭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帶頭壓縮行政開支，帶頭作出表率。以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６日胡錦濤總書記出訪俄羅斯為例，取消了例行的歡送儀式。這不僅是時間的節約，更是政府行政成本的降低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當然降低行政成本，仍然需要多方入手，更需要多方努力，最為關鍵的是：推進政府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立精減、高效、統一、運轉靈活的政府機關；建立科學決策機制，提高決策水平，減少決策失誤；推行電子政務，實現辦公現代化；強化政府機關領導干部和行政人員的成本意識，實現管理思想的現代化；培訓行政人員，更新知識，全面提高行政人員的綜合素質。

（一）深化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立高效的政府機構。１９８２年以來，我國進行了４次機構改革，國務院工作部門從１００個減到２９個，人員編制從５.１萬人減到２萬人。從１９９９年以后，省級政府和黨委機構改革分別展開，２０００年，市縣鄉機構改革全面啟動。截止２００２年６月，經過４年多的機構改革，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共精減行政編制１１５萬名。通過機改，大幅度的減少了行政開支，節約行政成本，但是，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和條件的制約，現在的政府機構仍然帶有階段性和

過渡性的特點，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因此，繼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加大政府管理體制創新力度，已成為各級政府應對加入世貿組織的挑戰、保持經濟增長、維護社會穩定、推進各項事業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

新一屆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集體，對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僅給予高度重視，而且從政府創新的角度，提出了新思路和新要求。概括來說，就是一個目標、三個轉變、五個重點。一個目標就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相配套，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政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三個轉變就是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管理方式轉變、工作作風轉變；五個重點任務就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適應新形勢的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體系；改進管理方式，推行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依法規范中央和地方的職能權限，理順條塊關系；推進機構改革，實現機構和編制的法定化；依照政事分開原則，改革事業單位管理體制。因此，要進一步深化機構改革，使政府機構適應經濟發展和各項事業建設的需要，保持靈活運行的太勢，從而達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

（二）建立科學決策機制，提高領導者決策水平，減少決策失誤，節約財政開支。行政決策是行政管理的核心，政府就是在決策制定和決策執行的循環往復中一次次完成行政管理過程的。決策正確與否，決定著行政管理的成敗，行政管理的成敗，決定著行政成本的降低或增高，因此，提高決策水平尤為重要。

１、促進行政決策法治化。行政決策法治化主要包括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這幾個方面的內容，這幾個方面是互相交叉的，并附之以決策責任制度，它們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決策法治機制。決策的民主化，主要指決策過程中要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并把專家咨詢和各種咨詢研究機構納入決策過程，充分利用專家咨詢系統和智囊團的輔助決策作用，按照民主程序決策，避免“長官意志”、“拍腦袋工程”、“首長工程”等，尤其是要注意一些干部為顯示自己的政績，追求短期效益，而隨意和盲目地亂上項目，造成遺患。決策的科學化，指每一項決策的出臺都要建立在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上，要充分征求專家意見，并借鑒吸收國外、我國東部和沿海地區的成熟的好的經驗，使出臺的決策能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符合科學的要求。決策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是決策法治化的最重要體現，它們包含了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內涵。就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度、規范和程序，使決策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這樣，可以避免決策的主觀性、隨意性，有利于防止決策失誤。

２、強化監督，實現對決策權力和決策過程的有效制約。現代政治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權力特別是行政權力進行必要的監督制約，以權力的多元和對權力的監督，防止對權力的濫用。這些監督包括人大對政府的法律監督和工作監督，監察部門對其它行政部門的監督，不同層次的政府及其部門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監督以及輿論監督其它各種形式的民主監督等。這種監督和制約不僅要在制度規范上確立下來，而且要在權力分配和組織體系中確立下來。十六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避免濫用權力而造成決策失誤。

３、建立決策責任制度。每一個決策者都要對自己的決策承擔責任，這種責任可能是政治的、法律的，也可能是道義的。而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是最有效的制約機制，這決不是要束縛決策者的手腳，而是從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角度，對決策者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因為由于決策失誤給人民、給國家的利益造成損失的實例屢見不鮮，由于缺少一個決策責任制度，決策者往往都不承擔責任。因此，要防止決策失誤事件的發生，就應建立決策法治機制和決策者的法律責任制度，用法律責任約束機制培植、提高和優化決策者的高度責任感和對國家、對人民事業的貢獻精神，使決策失誤減至最低限度。

（三）推行電子政務，實現辦公現代化，提高行政效率。十六大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路，那就是通過改進管理方式，推進電子政務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推行電子政務，實際上就是建立起電子化的政府管理體系，也是適應信息化時代政府管理活動的需要。電子政務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它對政府管理具有很大的影響。一方面，電子政務是具有生產力性質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創新，政府利用現代化信息技術和網絡環境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從而精簡機構和人員，降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電子政務的實行不斷改變政府管理結構和方式，重塑政府業務流程，而這種從管理工具的創新到管理結構改的善，到管理方式的變革，將極大地改變現有政府的管理觀念，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建構出適合信息時代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政府組織形態。

推行電子政務要做到：１、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快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電子政務的基本條件建設，對欠發達地區中央應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予以支持。購置所需設施，并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配套現代化通訊設備，使推行電子政務具有物質條件。２、不斷增加“政務”含量。“政務”含量不夠，電子政務就會形同虛設。凡是可以在網上公開辦理的政務、公務都要放到網上辦理，真正使網絡技術起到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行政成本的作用。３、實現網絡化。中國城市網作為中國城市的門戶網，要把全國所有城市政府網站和其他所有重要網站連接起來，構建起龐大的中國城市網絡。網絡化，必將極大推進我國城市電子政務、電子商務、電子事務的發展，為中國城市參與國際競爭做出貢獻。４、分步實施。在條件成熟的地方或部門率先推行電子政務，起示范作用，并總結經驗，為全面推廣電子政務打基礎。

（四）強化領導干部和行政人員的成本意識，樹立行政管理的效益觀念。人是決定性的因素，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關鍵在于人，因而，要從樹立人的成本觀念、效率觀念入手。１、要轉變人的觀念，實現管理思想的現代化。要樹立現代管理的效率觀、價值觀、競爭觀、時間觀、系統觀，以高效率意識進行高效益的管理，從而降低行政成本。同時，要把行政效率和行政成本作為考核各級政府、各級領導和行政人員政績的主要標準，并把考核工作制度化，把考核結果作為獎懲的主要依據。所有領導干部和行政人員都要明確人、財、物、時間、信息等資源的有限性，充分挖掘各種資源潛力并使它們得到合理配置具有十分重要意義。因而要自覺地從我做起，從珍惜點滴資源做起，以效率觀念對待日常工作，該節約的要節約，非開支不可的也要盡量減少開支，要爭取以最小的管理投入獲得最大效益。２、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效率，樹立正確的效益觀念。行政管理的關鍵是要衡量投入的價值和獲得社會效益價值。沒有投入，行政管理無所事事。投入１分錢的管理活動，肯定無效益可言，但投入１００萬甚至更多的行政管理活動，也許會有超出投入本身更多的效益，也許什么效益也不會產生，因此，要有科學的態度和正確的效率觀。３、要提高全體行政人員的業務素質。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要首先提高行政人員的能力，特別是決策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宏觀調控能力、社會服務能力、現代化辦公能力等等。要具有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綜合素質，只有這樣，行政管理才能夠科學化，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才會落到實處。

（五）培訓干部，更新知識，優化行政人員的素質。全面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對行政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行政人員的行為能力全面提升，因此，必須對行政人員隊伍進行全面培訓、終身培訓，把行政人員隊伍建成學習型干部群體。對新進人員培訓要突出適應性，著力提高勝任本職工作的能力；晉升領導職務的人員培訓，要根據所任職務分層次選擇重點提高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員的政治鑒別力和拒腐防變的能力，總攬全局和戰略思維的能力，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等工作和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能力，科學決策和依法行政的能力，統籌協調和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的內容；更新知識培訓以及專業知識培訓等要相對減少純理論課程，逐步增加操作性課題。積極開展公共管理碩士（ｍｐａ）教育，提高行政人員專業化管理能力。通過各種培訓，全面提升行政人員的整體素質，為提高行政效率打下基礎。

總之，我國行政管理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我國行政管理活動的宗旨必然是為人民服務，這就要求政府在管理過程中，要運用現代科學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并樹立行政人員的現代管理意識、效益意識，實現行政管理的科學化，不斷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服務，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

第五篇：公車改革

“車改”能否“徹改”-----對公車改革實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于批準2010年中央決算的決議，經財政部匯總，2010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三公”支出合計94.7億元，其中光公車購置費一項就達61.69億元，公車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時與廣大網友在線交流談到公車私用時就明確表示：“公車私用應該管的住，必須管得住。”今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再一次明確指出，目前我國已經具備了公務用車配備使用制度改革的條件，要在嚴格規范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的同時，加快推進公務用車配備改革。這意味著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一輪公務車改革即將啟動。

就各地目前的情況看，目前我國公務車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務用車費用高，造成財政負擔沉重。調查顯示，每年一輛公務車的運行成本（含司機工資、福利）至少在6萬元以上，有的甚至超過10萬元。其次是公車私用現象嚴重。公車使用存在三個“三分之一”，即辦公事占三分之一，領導干部及親屬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機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時，超編制超標準配備使用轎車問題屢禁不止。最后是公車使用 效率低，浪費驚人。針對以上問題，公眾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切實采取措施，穩步推進公車改革，讓改革方案盡早出臺，改革措施盡快實施，以回應社會各界的期待。

事實上，國家關于公車改革已經提了很多年，每年兩會上都會有相關的提案，但進展較慢。回顧近些年各地公車改革進行的摸索和試點，不乏失敗的教訓：例如，一些地方曾經把公車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錢”，區委書記、區長每年“車補”居然高達七八萬元。消息被曝光后，這種背離公車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車改”被果斷叫停。公車改革的另外一大難點是如何遏制公務車成為特權車。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務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耀武揚威引發了極大的民憤，尤其是公交車道儼然變成了公務車道，更是應當下大力氣治理。雖然全國已有十多個省區市政府取消了擁有特權的“O”牌照，這無疑也是公車改革的應有之意。但是相關部門更要意識到，公務車的“特權馬甲”往往有很多種，尤其是民用號段中的某些“特權號段”，更容易因為官商混用導致特權泛濫、失控和“李鬼”橫行，下一階段亟待有關部門嚴加監管。

今年3月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針對公車改革遭遇的難題，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車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剛性財政預算約束的公車管理體系”、“電子監控公務用車”、“公務用車社會化和公 車保養社會公開招標”、“強化政策執行和監督環節”四大措施，建議嚴格控制公車購置數量，限制購置公車的金額、型號或馬力，對公車行駛里程、油耗、維修保養費用等項目實行“軟監管”，對未經授權私用公車的行為進行嚴懲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關建議，對于積極穩妥推進公車改革、增強改革措施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增強了民眾對政府實施公車改革的信心。

公車改革，從有意識到有提案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但方案最終落到實處，取得實際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為例，面對機動車數量的激增，北京市雖然連年出臺相應政策控制機動車數量政策，但實際上北京的現狀仍然是“車滿為患”。據此，人民網進行了調查“公車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參與了調查，其中77.9%的網友認為“改下不改上,體制沖突阻力大”此選項獲得2039票；還有10.7%的網友共280人認為“未設專門機構監管”；8.4%的網友共219人認為“車補不平衡,方案難推行”；最后，有3.1%的網友表示“其他，有話要說”。網友“1”說：

1、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來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網絡公布公車使用情況，公車使用無法受到監督，輿論壓力不大，部門人員可暫不執行；

3、部門人員成本意識不強，似乎不知道花費的每一分錢都是來之不易的，需要加強培訓。

4、最終的是：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推行一個大眾監督的網絡平臺，將公車使用納入干部考核管理，對成本過高的部門要進行整改并向公眾公布。這個公車改革就方便執行了。網友“秦嶺軍魂”指出：車改的前提是“精兵簡政”，實現“大社會小政府”。目前有專家指出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在此環境下，不具備進行車改的條件，車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進行車改，必先精簡機構。

順應民意是公車改革的大前提，公車數量和支出費用公開是改革所要面臨的兩個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車改革將有力推動政府部門職能和作風的轉變。當前全新的車改方案正在緊張醞釀中，此次“車改”能否“徹改”是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也是政府部門值得深思的問題。我們期待相關部門在車改上出臺切實可行的制度規范，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實現“車改”的“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