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魏晉風度與中國古代服飾文化

魏晉風度與中國古代服飾文化

環(huán)境工程101 陶濤 201008340230 摘 要：自古以來，我國便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有特點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兼收并蓄，推陳出新，而日趨豐滿。具有起承轉(zhuǎn)合功能的文化,對民眾的衣食住行有著莫大的影響。本文將以魏晉服飾文化為例，試圖古代服飾文化做一定的研究，并對其與民族文化交流關(guān)系做一個簡單的探討，望對相關(guān)性研究有所裨益。

關(guān)鍵詞：民族；文化交流；服飾

服飾作為文化的一種外延，可以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風貌。魏晉時期社會變遷，服飾從開放到簡約，由“推行”走向“禁止”。本文擬以魏晉時期服飾變化為例，在查閱歷史文獻、異志小說等的基礎(chǔ)上，加之最新考古資料來探討不同時期，簡要探討民族文化交流與中國古代服飾變化的關(guān)系。

一、魏晉時期服飾變化及其特點

魏晉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它并蓄古今、博采中外，創(chuàng)造了繁榮富麗、博大自由的服飾文化，而身處其中的宮廷和上層社會婦女即貴族女性，除律令格式規(guī)定禮服之外的日常著裝更是極富時代特色，引領(lǐng)女裝潮流，出現(xiàn)了神秘高聳的帷帽、瀟灑伶俐的服飾、輕巧袒露的薄紗衣裙等新奇大膽的裝束。整體看來，魏晉女裝主要有三種組合變化，即孺裙裝與女著男裝。女性裝束多與隋代相近，上穿小袖短孺，披帛，下著緊身長裙，裙腰束至腋下，用綢帶系扎，以后數(shù)百年雖屢經(jīng)變化，且受到別樣流行服式?jīng)_擊，但始終保持孺裙這一基本樣式；來自異域的服飾以其全新的形式受到廣大貴族女性的青睞，在此風氣影響下，女著男裝也盛行一時；后來更多地恢復了傳統(tǒng)，經(jīng)過改制的寬衣大袖的孺裙裝又成為婦女的主要著裝形式。

魏晉時期對衣冠的接受態(tài)勢是顯而易見的。據(jù)考古資料證實，在陜西乾縣水泰公主墓出土的石刻、陶俑中，有很多身穿華服的婦女形象，她們通常身著翻領(lǐng)窄袖袍、條紋小口褲(易于勞作)和軟錦靴，極具異域特色。《新書·輿服志》兌：“婦脾衣斕衫，而仕女衣服。”除此以外，還出現(xiàn)了人興帽等社會現(xiàn)象。所謂帽，實即西域地區(qū)的渾脫帽，一般多用較厚的錦緞制成，也有用“鳥羊毛”制成的，帽子的頂部略成尖形，周身織有花紋，有的還鑲嵌各種珠寶《舊書·輿服志》載:“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帽，靚妝露而，無復障蔽于庶之家又相仿效。”

魏晉時期所謂的服飾，主要指的是生活在東北地區(qū)的契丹和女真所著的衣裝。出于政治和其它方而的原因，魏晉長期受到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壓力，時常處于對峙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對于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同時又是不容忽視的。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仿效。

從文獻記載和傳世的有關(guān)實物、圖像來看，魏晉時期的婦女服飾是趨于拘謹、刻板和保守的，式樣花色也不豐富，色彩也不那么明快鮮艷，給人的感覺是質(zhì)樸、潔凈、自然、規(guī)整換句話說，此時女子服飾的潮流以奢華轉(zhuǎn)為典雅、簡樸。

二、原因簡析

長期以來，許多研究者認為，貴族女裝、大膽時尚是國力強盛、社會開放、文化發(fā)達的產(chǎn)物，這種解釋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備，因為它無法進一步說明:為什么多變開放的貴族女裝恰恰產(chǎn)生，而不是國家大分裂時期？而后世為什么被禁，婦女服裝走向簡約？雙軌制的服裝格局又受到何種因素的影響、制約？借助可考文獻及其其他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筆者在此做一個簡要的分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還請各位批評指正。

民族之間的交融滲透早已突破了單

一、因襲的傳統(tǒng)格局，諸化成為現(xiàn)實。絲綢之路的重新暢通，將當時世界諸多文明形式引人，在積極吸收這些文明成果基礎(chǔ)上逐漸發(fā)展起來的文明盛極一時；此外，王朝建立以來，以儒學為主，薄于儒術(shù)而歸心于佛道，則以佛教治國，道教大熾等，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也紛紛在找到了適宜發(fā)展的廣闊空間，這樣使人們的價值取向進一步突破傳統(tǒng)儒家的桎梏，呈現(xiàn)出多元化發(fā)展的趨勢，正是異國文明、宗教文化與本土傳統(tǒng)相互交流影響，造就了兼容并包、平等開放的獨特的社會心理，使自我認同感加強，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而敢于沖破陳舊觀念，勇于接受新鮮事物。

再之，據(jù)《六典》記載，和政府來往過的國家，曾經(jīng)有二百多個，有回給人、龜茲人、葉蕃人、南詔人以及日本人、新羅人、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等等。隨著大量外國人和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交往，必然帶來各種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碰撞和交融，服飾文化必受其影響。采取兼收并蓄的態(tài)度，這使得其服飾帶上了奇特的異域風采。特征是翻領(lǐng)、對襟、窄袖，新疆葉魯番阿斯塔那出上的絹畫中有許多穿這類服裝的婦女。開元年間，服之風盛行。婦女皆著服帽，有渾脫帽、搭耳帽、卷檐氈帽等形制。當時影響中原的外來服飾，絕大多數(shù)都是馬上民族的服飾。那些粗獷的身形，英武的裝束，以及矯健的馬匹對女裝風格產(chǎn)生一種滲透式的影響。漸漸的，有宮人們騎馬而目“有衣男子衣而樣”的，也有婦女“靚妝露而，無復障蔽”的，這種盛行的女穿男裝的風氣，就是當時對外文化交流的結(jié)果。

建立初期，遼、西夏和金朝分別在中國北部和西部的開發(fā)中取得突破性的發(fā)展，并在社會文化的某些方而日益接近宋朝，甚至有些習俗還被人民所吸取，成為人民習俗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統(tǒng)治者屢屢對百姓發(fā)布禁令，但當時的服飾已經(jīng)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在社會生活中伴隨著民族間的不斷融合，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zhuǎn)的趨勢。因此，繼續(xù)盛行不足為奇，實際上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與下層民眾反應不同的是，當權(quán)者，因襲春秋大義觀念影響甚深，認為以夏變夷才是正義，以夷變夏則為漢人所不恥。盡管這種抑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發(fā)生了效力，使服飾類型按照禮數(shù)和倫理的要求轉(zhuǎn)向了拘謹和保守的風格，但事實上，服飾依然沿襲其風。談及此種情形，或許朱熹的一句話能清楚地予以闡釋:“金世之服，大抵皆此。如上領(lǐng)衫、靴鞋之類，先土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后來遂相承襲。果不其然，服裝大抵只有“祭服”、“朝服”或提倡但不太流行的“深衣”等還保留了制外，其他都是從變化而來或受其深刻影響。

誠然，社會開放的程度不及盛時期，但作為中國封建社會轉(zhuǎn)折時期的一個土朝，其社會政策或多或少地繼承了開放的遺風，并非因循保守、封閉呆板。眾所周知，以后民族文化融合的又一加速推進時期。雖然這種融合充滿著被動與強迫、戰(zhàn)爭與血污，不像經(jīng)濟與文化的交流，是在一種平等友好氣氛中主動進行的。盡管統(tǒng)治者對于這種民族文化交流的趨勢心存畏懼心理，然而各民族間習俗的雜糅，已為大勢所趨。不過不同的是，國內(nèi)環(huán)境要紛亂得多。它處在一個北方游牧和少數(shù)民族不斷崛起的時代，其北方先后有遼、夏、金的不斷雄起，這些曉勇的游牧民族與地處中原的漢族發(fā)生著或和平或戰(zhàn)爭的交往與對峙，使得宋代整個社會環(huán)境不夠安定。而對來自這些游牧民族的襲擾與劫掠，宋代權(quán)貴們的憂患、敵對意識與日俱增，自然不可能產(chǎn)生統(tǒng)治者的淡定、從容和大度。這種嚴峻的社會外交環(huán)境使它做不到不同社會系統(tǒng)之間的相勺_開放，因而表現(xiàn)在服飾方而，就是官方主張禁止其的盛行，對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予以被動接受而非主動吸收。

三、總論

服飾是文明進步與社會發(fā)展的產(chǎn)物，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人的著裝是根據(jù)社會形態(tài)、文化背景及生活方式的變革而不斷地進行傳承和創(chuàng)新的，并形成諸多不同的類型。

服飾文化是民族精神外化的一種體現(xiàn)，更是民族心理折射的一種反映。民族精神和心理反過來又促成了服飾文化現(xiàn)象的形成，并為其發(fā)展提供了前提通過服飾這一層而的表現(xiàn)，開放、恢宏、包容的氣象顯現(xiàn)無疑；而宋代保守、精細、雅致的特色也鮮明呈現(xiàn)。在融合與對立的民族關(guān)系交替影響的中國封建社會，不僅是一個繁榮的王朝，更是一個開放的時代。這一時期所實行的一系列對外政策、措施，不僅擴大了中國與周邊及世界其他各國的交往，提高了在世界歷史舞臺上的地位，而且給社會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物質(zhì)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進步。雖同樣都處在封建社會的高峰期，但宋代社會卻動蕩不安。曾經(jīng)強大的實力出于內(nèi)耗嚴重，到宋代已是有名無實，它無論如何也沒有實力繼承氣魄了。相反，開放加強了與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聯(lián)系，在帝國的雄厚蔭護下，周邊少數(shù)民族不斷發(fā)展，此消彼長的力量對比發(fā)生了巨人變化這就使宋代社會心理中的憂患和敵對意識滋生蔓延，反映在對服飾的審美選擇上，出現(xiàn)了與人為不同的選擇。

參考文獻

[1]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M].上海書店,1997 [2]傅樂成.魏晉型文化[A].中國通史論文選[C].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 [3]李澤厚.美學三書[M]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4]王巧玲.魏晉婦女日常服飾與對外文化交流[A],浙江萬里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P43-45

第二篇：關(guān)于“魏晉風度”的經(jīng)典總結(jié)

關(guān)于“魏晉風度”的經(jīng)典總結(jié)

“魏晉風度”一詞實出自魯迅那場著名的演講。晉人在我們印象里輕裘緩帶，不鞋而屐。他們“簡約云澹，超然絕俗”。

那種名士風范確實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年號）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于江左領(lǐng)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xiàn)出的那一派“煙云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和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彌漫了整個魏晉的天空，當是時“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魯迅）。

魏晉時代長期的戰(zhàn)亂，離愁，太輕易的生離死別，妻離子散讓他們意識到生命的短暫和可貴。所以當他們意識到生命的長度不可以增加時，他們只能選擇拓展生命的寬度。這時節(jié)，各種張揚的，個性的，甚至夸張的生命個體被重視，被渲染，被接受。《世說新語》可以說是這個時代風度的最好畫像。

在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們在這一分鐘里穎悟，超脫，放縱，這一分鐘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嘆服。這個時候的追求感官、心靈享受絕非墮落淫靡，而是一種自覺高尚情趣的體現(xiàn)。竊以為中國文化史上頗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發(fā)軔于此。就像山水畫一樣，我們的士大夫空靈而雋逸。

生命在這里開的絢爛之極，光耀千古。中國文化史上鮮有如此放曠自然的生命，錯過魏晉，儒，釋，道，各自成型，中國的文人們再不用效窮途之哭。錯過魏晉，經(jīng)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國詩篇里再也沒有陶潛悠然菊花香。錯過魏晉，義理成風，規(guī)矩長存，中國名士們再也不敢縱酒狂歌，散發(fā)山阿，白眼向權(quán)貴，折齒為美人。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陽東市刑場上，嵇康奏響的廣陵散一樣，都是千古絕響！

那為一杯酒放棄生后名的率真，聞美人歿而往吊之的坦蕩，裸形體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瀾既倒寵辱不驚的淡定，是處不拘小節(jié)的自然，處世維艱幽默對之的曠達。這一切的至情至性無不讓我們深深震撼和景仰。這就是魏晉風度。

第三篇：“魏晉風度”中的酒文化

“魏晉風度”中的酒文化

酒文化是中華民族飲食文化的—個重要組成部分有著悠久的歷史，其出現(xiàn)幾乎與中華文明同步。作為一種物質(zhì)文化，其發(fā)展歷程與經(jīng)濟發(fā)展史同步。然而，酒不僅僅是一種食物，它還具有精神文化價值。作為一種精神文化，它體現(xiàn)在社會政治生活、文學藝術(shù)乃至人的人生態(tài)度、審美情趣等諸多方面。在這個意義上講，飲酒不是就飲酒而飲酒，它也是在飲文化。酒文化發(fā)展到魏晉時期產(chǎn)生了本質(zhì)上的變化。體現(xiàn)在魏晉名士身上的那種瀟灑不群、飄逸自得的精神氣質(zhì)，被后人稱之為魏晉風度。魏晉風度的一個重要道具和象征之物，就是“酒”。

當時的社會，戰(zhàn)爭頻仍，疾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殘酷的現(xiàn)實使人們普遍感到生命短暫易逝，而此時道家思想又帶來對生命的悲觀，“憂生”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而由于飲酒可麻痹中樞神經(jīng)，使人身心放松，暫時忘卻憂愁，并可以盡情地發(fā)泄內(nèi)心的喜怒哀樂，于是飲酒便成為魏晉士人解脫憂愁和煩惱的最好辦法。飲酒之風遂盛，并由此形成了獨特的魏晉酒文化。酒實際已成為他們宣泄情感的主要工具和魏晉風度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

曹操的在《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吟誦中，開始借飲酒寄托時光易逝，渴慕賢才來輔佐成就統(tǒng)一大業(yè)的人生感慨。

正始時期著名的竹林七賢則是魏晉飲酒的代表。《世說新語-任誕》這樣記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他們個個嗜酒如命，留下了許多悖于世俗的飲酒故事，而以阮籍為甚。關(guān)于阮籍飲酒的故事，史書記載很多。鐘會是司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問阮籍對時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辦法獲免。城府頗深的阮籍，既不滿司馬氏的虛偽與陰謀篡權(quán)，但又不愿公開反對司馬氏，于是阮籍便裝糊涂，嗜酒佯狂。“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nèi)，朝宴必與焉。”（《晉書?9?9阮籍傳》）“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司馬昭）初欲為武帝（司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我們發(fā)現(xiàn)阮籍是裝糊涂的高手，在他佯狂裝醉的六十天，內(nèi)心需要承受多大的煎熬痛苦。他的醉酒是既想堅持本真本我，同時又無奈。是逃避現(xiàn)實，躲避政治迫害的形式。《晉書-阮籍傳》中記載：阮籍正與人下棋，聽聞母親去世的消息，對方請求停止，阮籍堅持下完。“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shù)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后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shù)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母親下葬時，他吃了一只蒸豬，喝了兩斗酒，然后與靈柩訣別，話說罷了，又一聲慟哭，于是吐血幾升。傷害了身體，骨瘦如柴，幾乎喪了生命。阮籍是這樣一個真性情的人，他表達愛是從自己情感出發(fā)，他不愿為了迎合禮教而去表演給人看。這時他的飲酒是排遣喪母后內(nèi)心巨大苦痛的手段。

還有阮籍側(cè)臥酒家女旁卻坐懷不亂的記載：“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cè)。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世人也不以為阮籍不正派。我們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酒后亂性之人，對鄰家婦人沒有絲毫不禮之處。雖醉酒，睡在鄰家美女旁邊，仍保持君子風度，可見他不是無德無行之人。他的醉酒，只是超脫的表現(xiàn)。

魏晉名士飲酒不分場合，不分時間，縱酒放蕩，不管為官居家，都毫無節(jié)制地飲酒。《世說新語》記周伯仁喝酒曾經(jīng)三日不醒，當時人稱之為“三日仆射”；“竹林七賢”之一阮籍之侄阮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偶爾會有群豬上前，于是人豬共飲此一甕酒。

竹林七賢另一著名酒徒劉伶，則更是縱酒狂飲，放達不羈，有時甚至到了裝瘋賣傻的地步。《世說新語》記劉伶常常縱酒放達甚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劉伶說，我以天地作屋子，以房間為衣褲，諸君為何要跑到我的褲子里來窺探呢？

魏晉名士也充分表達飲酒帶給他們精神上的快感。光祿大夫王蘊說，酒正好能讓每個人在醉眼朦朧中忘掉自己，“酒正使人人自遠”。曾任會稽內(nèi)史的衛(wèi)將軍王薈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酒可以把人引入到一種忘掉現(xiàn)世，忘掉自我的絕佳的境界。

王孝伯曾有言，具有點睛之妙：“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被當時人稱為“江東步兵”的張翰，因為他嗜酒放蕩，如同步兵校尉阮籍。有人問他，你怎么可以如此放縱而不顧及身后的名聲嗎？他回答說，與其身后留美名，還不如讓我現(xiàn)在縱情喝酒來得痛快！曾任吏部郎的畢茂世，因常常飲酒被免除職務。曾云“一手持蟹鰲，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人，他在《五柳先生傳》中寫道：“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尤其是他的組詩《飲酒》二十首，表現(xiàn)了詩人對現(xiàn)實和人生的深刻思考。這些詩或以醉人的語態(tài)指責黑暗腐朽、是非顛倒的上層社會，或是表現(xiàn)詩人在困頓中的牢騷不平，或是表現(xiàn)詩人退居官場后怡然自得的心情。

魏晉名士尚清談，重虛無，而魏晉風度的哲學思想則是以老莊為基礎(chǔ)的玄學。與傳統(tǒng)儒家思想相比，儒學注重現(xiàn)實，要求恪守禮教，強調(diào)為社會為群體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參與精神。以老莊為基礎(chǔ)的玄學則不同，它追求精神上的無羈無束，自我人格的極度自由。而這點又是因為雄心壯志在現(xiàn)實無法實現(xiàn)，于是只能放棄理想轉(zhuǎn)而追求人性最大化自由。他們借助飲酒，在看似放蕩不羈中彰顯個性，彰顯性情之美，真實之美。他們意識到在儒家注重的社會角色之外，還有真實的自我個體的存在，在社會理想無法實現(xiàn)時，他們被動地無奈地選擇回歸自我的精神家園和自我空間。正如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說：“有疑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陶淵明集序》）。“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醉酒后個體生命的覺醒，人格的自由。陶淵明《飲酒》其五寫道，青松長在東園，眾草雜樹遮掩它的容姿。可是一旦嚴霜降臨，眾樹紛紛凋零，唯見孤松卓然挺拔，人才稱奇。獨自飲酒，想著自己的一生，好象在夢幻里。人生豈能被塵俗的羈絆拘牽！詩人正是在追求這種不流于俗的卓然挺立中獲得精神世界的自由與獨立。

魏晉風度是人的覺醒。所謂“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tǒng)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的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fā)現(xiàn)，思索，把握和追求”。逃避與張揚，壓抑與覺醒相輔相成，共同成就了魏晉名士之風流。

第四篇：淺談魏晉風度的美學意蘊

淺談魏晉風度的美學意蘊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也隨之而變，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個性化也開始了，魏晉風度隨之而至。魏晉風度是魏晉名士表現(xiàn)出來的哲學態(tài)度、處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晉時期文化哲學最直接與深刻的體現(xiàn)，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對象和追求的目標。葉朗曾說過：“魏晉南北朝可以說是中國美學思想史上的第二個黃金時代。”

一、魏晉風度的產(chǎn)生

“魏晉風度”一詞，應該出自魯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 》，以率真、坦蕩、放浪、淡定、自然、曠達作為其注解，皆無不妥。它是一種美學觀，也是一種人格范式，所謂真名士自風流。美學上，表現(xiàn)在作品的“風清骨駿”，即“文情并茂、結(jié)構(gòu)嚴密、剛健郎暢的美”；人格上，知識分子崇尚個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嚴，“詩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當權(quán)者。與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魏晉是政治黑暗而混亂的時代，也是人覺醒的時期，士子思想活躍，個性意識增強，其主要標志是生命意識的覺醒。三國紛爭，緊接著是司馬氏的篡權(quán)，百姓流離失所，士子無所依歸，生活在這樣動蕩的社會中，人們感到生死無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隨時有覆滅的危險。

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指出的：“漢末魏晉六朝時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shù)精神的一個時代。”這種復雜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譽和向往的“魏晉風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們驚世駭俗、天馬行空的思想，特立獨行、自由奔放的個性，便是“魏晉風度”的最好注腳。

二、魏晉士人的價值取向

魏晉士人身處極端動蕩的社會之中，生命常常一縱即逝，且又被繁復的禮教所束縛。在如此背景下，魏晉士人尋求精神的自由解放，體現(xiàn)在現(xiàn)實中就是一種放達不羈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拘于禮法，不泥于形跡，心系自然，真實率性，以此來追求達到內(nèi)在精神上自由之極境。

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言：“魏晉人以狂狷來反抗這鄉(xiāng)愿的社會，反抗這桎酷性靈的禮教和士大夫階層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發(fā)人生的真意義、真道德。他們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譽來冒犯統(tǒng)治階級的奸雄假借禮教以維護權(quán)位的惡勢力。??阮籍佯狂了，劉伶縱酒了，他們內(nèi)心的痛苦可想而知。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這虛偽的禮法社會不肯妥協(xié)的悲壯劇。這是一班在文化衰墮時期替人類冒險爭取真實人生、真實道德的殉道者。”

三、魏晉風度的表現(xiàn)形式及文化內(nèi)涵

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范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藥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純品格的終結(jié)，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度卻只能是魏晉的風度了。

談及魏晉風度，不能不提到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一文。先生才識過人，一篇揚揚灑灑的演講稿，對魏晉文章與彼時政治背景及社會風氣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自是提示得準確傳神，鞭辟入里，脈絡(luò)清晰，可以使任何一個后來者不敢輕視。先生對魏晉這一時期文人的情狀，也大致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對魏晉文人身處夾縫、個性難以自由生長的自下而上際遇充滿悲憫，對他們意識到生命短促的放達和追求永恒的浪漫進行謳歌。

魯迅把魏晉風度歸結(jié)為藥與酒、姿容、神韻，李澤厚則補充說：“還必須加上華麗好看的文彩詞章。”是的，無論是正始名士，還是竹林七賢等都是以文才見長，各有其風采的詩文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論》及文賦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達生論》、《大人先生傳》，嵇康著有《游仙詩》、《養(yǎng)生論》、《管蔡論》、《與山巨源絕交書》等，向秀作《莊子注》、《思舊賦》，劉伶作《酒德頌》等。不過人們認為在文采詞章后，還應加上玄談、書法與雅集，才能夠上真正的魏晉風度。所謂服藥乃為求長生是對人生生命的珍視自覺；飲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談玄逸世優(yōu)游林下；則為文則以寫志；揮毫作書則以直觀表象直表人格性靈風神；飲酒、玄談、為文、作書則必雅集。

阮籍和嵇康則是正始時期的典型代表。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云：“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阮籍之詩，情感內(nèi)涵豐富，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卻以含蓄婉曲出之。而嵇康的論，卻是思辯性較強，具有深刻的反傳統(tǒng)性，以明白曉暢示人。詩含蓄而論朗暢，正與各自的個性氣質(zhì)相契合，是“使氣”與“師心”的結(jié)果。

阮籍，是文學史上享有盛譽的“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兒子。他生長在家庭教育良好,文學氛圍濃郁的環(huán)境中,必然會對他的個人修養(yǎng)和性格氣質(zhì)產(chǎn)生巨大的潛在影響。不幸的是他3 歲喪父，又經(jīng)歷了魏晉易代前期的政治巨變，風云變幻的政治形勢和**時起的統(tǒng)治集團的內(nèi)部傾軋，影響著阮籍的成長，也規(guī)定著他那狂傲獨特的個性形成。他平生的兩大愛好：一是讀書，一是嗜酒。與西漢時代不同的是，阮籍所讀之書，除了傳統(tǒng)的儒家典籍之外，還有向往自由，渴望思想解放，不循禮法的道家著作《老子》和《莊子》。阮籍本有濟世之志，然時局不利，時勢維艱，曹魏政權(quán)已處于風雨飄搖中，阮籍不愿曲奉于司馬氏，報效無門，也只得寄情山水，言志于詩，醉臥樽酒中。阮籍是個地地道道的酒仙。《晉書.阮籍傳》說：“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shù)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獲免。”這雖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擺脫別人的糾纏來保全自己，但也說明他對酒的嗜好確實非同一般。

嵇康是竹林七賢的領(lǐng)袖人物，以文學、音樂聞名。因政見與當權(quán)的司馬氏不合，遂寄情山水，康崇尚自然、養(yǎng)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著有《養(yǎng)生論》。該書的養(yǎng)生之道，其實也暗合了老莊哲學及政治取向上的“無為”、“寡欲”、“道法自然”等觀點。嵇康嘗自言“托好老莊，賤物貴生，志在守樸，養(yǎng)素全真。”“老子莊子，吾之師也”。嵇康一生服膺老莊，潛心玄學，追求一種“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的人生境界。

據(jù)說，一日，鐘會前來拜訪，帶來大批官員，嵇康一見這場面就很反感，沒理睬他，只是低頭打鐵，鐘會呆了良久，怏怏欲離，這時嵇康發(fā)話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立即地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說完就拂袖而去。后來鐘會深恨嵇康，常在司馬昭面前說嵇康壞話。嵇康的耿直、藐視權(quán)貴，最終惹來殺身之禍。

面對當時混亂的社會現(xiàn)實，面臨司馬氏大量誅殺名士，排除異己造成的政治恐怖氣氛，阮籍表現(xiàn)了仕與隱的猶豫不決，這不僅因為他“家世儒學”的影響，還因其性格的軟弱，把“保身”、“全身”作為自己最終極意義的關(guān)懷，這就造成他與司馬氏之間的依違避就，貌合神離的關(guān)系。

嵇康一樣不滿于司馬氏的篡權(quán)行為。但他剛正不阿，“性剛而才高”，好“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他先以高傲之態(tài)得罪權(quán)臣鐘會，再以《與山巨源絕交書》和《管蔡論》表示對流俗的厭惡和對官場的蔑視，這足以讓司馬氏恨得咬牙切齒。也正是這種直白表露的政治態(tài)度,給他惹了禍并最終使他喪命。

魏晉名士率性而為，不事修飾，追求率真的人生，體現(xiàn)出了一種逍遙放曠的風流氣象。阮籍的白眼對俗禮與盡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爛漫；阮籍的“性至孝”與喪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純；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又是何等的灑脫與傲岸。

四、魏晉風度的審美特征

千百年來，魏晉名士那種瀟灑清遠，富有審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魯迅先生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魏晉風度主“通脫”，以“慷慨、華麗”為衣，以“飲酒、服五石散”為行，尚清談，講容飾。魏晉時代無論是當政者還是文人士大夫，都極為追求外貌舉止的俊美和飄逸，以此來展現(xiàn)清高不俗的內(nèi)在人格。這與當時士族階級的審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極為契合的，即強調(diào)由形見神。這種由形而凸顯出來的神韻與風骨，體現(xiàn)著士人精神領(lǐng)域的審美心態(tài)。

總之，魏晉風度是魏晉時期獨特的審美特征，是魏晉士人追求現(xiàn)實人生和生命超脫的方式，是人的覺醒時代的偉大產(chǎn)物。魏晉風度是在一種放達的處世方式中升華而來的哲學式的精神氣質(zhì)和藝術(shù)化的文化內(nèi)涵，它使人回歸到了本真與自然。魏晉士人以放曠、恣意的人生態(tài)度來反對當時黑暗壓抑的社會制度，反抗束縛本性的禮教與壓迫，并進一步發(fā)掘和釋放人生真正的意義和真正的道德，把作為文人知識分子對正義的理性思辨和堅守以藝術(shù)的、哲學的、人性的方式傳達于世，達到了真善美融為一體的極致之境。

第五篇：魏晉風度(自由的歷程)

自由的歷程

——魏晉風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湯湯的歷史長河中，有那樣一個時代叫作魏晉；在卷帙浩繁的文學典籍中，有那樣一種文學叫作魏晉文學；在文脈悠遠的中華文化中，有那樣一種氣度叫作魏晉風度。魏晉風度是一種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開辟，是儒學與道學矛盾與融合的演繹，也是“風清骨俊”審美意識的彰顯。魏晉風度在人格上，哲學上，美學上都獨樹一幟，反映了中華民族，尤其是士階層，開始自覺走上追求自由的歷程，開一代風氣，長一朝精神，為時人感悟，為后人景仰。魏晉風度作為那個時代的標簽，其意蘊卻未止于當時，早已融入中華文明的血脈之中，歷久彌新。

本文將從分析魏晉風度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入手，進而從人格，哲學，美學三個方面發(fā)掘魏晉風度的精神實質(zhì)——追求人的純粹的自由，從而嘗試探討魏晉風度對當今時代的影響和意義。

一． 先說個大概——魏晉風度的時代背景與代表人物

魏晉兩朝所在年代為公元220—420，前后歷200年。漢末以來，社會動蕩，黃巾起義、董卓之亂、軍閥混戰(zhàn)，人民死傷無數(shù)，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統(tǒng)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損。正始之后，司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聲。這一時代充滿了戰(zhàn)爭——三國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爭——曹植與曹丕的帝位之爭，朝代更替——司馬代曹，以及民族危機——五胡亂華。這一時代在歷史學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亂世，但從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統(tǒng)治階級忙于政治斗爭，未對意識形態(tài)做出嚴格規(guī)定，于是造就了文學、藝術(shù)以及哲學的大發(fā)展，形成了風采熠熠的魏晉風度。魏晉之時，有太多因素造成個體的非正常死亡——戰(zhàn)亂、瘟疫、政爭等等，因此魏晉文人把這種對生命易逝，人生無常的體驗轉(zhuǎn)化，升華為詩歌、晏游、飲酒，通過自己的生活實踐反映內(nèi)心的憂傷和恐懼，表達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脫的人生理想。魏晉的故事須由魏晉名士來演繹，魏晉一代，大致包含了五個文人群體：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這五個群體雖然政治抱負不同，但在文脈上一脈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雋飄雅而相契合。二． 師法自然，放誕不拘——魏晉士風與人格

在政治黑暗，禮教束縛的年代，出現(xiàn)了文人集體失語的現(xiàn)象，但魏晉文人的特點就是不說話也不會停止對假禮教的批判與反抗，不會停止對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晉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順從自己的天性，任性而為，隨心而動。這源于他們對生命最細致的體察，“朝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詠懷詩》其四），這是對人世短促的感嘆，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順勢而為，出世隱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飛龍，歔欷嘰瓊?cè)A”（阮籍《詠懷詩》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實則是追求自身從現(xiàn)實的解脫。從文學主旨看無論是感嘆，憂傷亦或游仙，都歸結(jié)為對自然無為的復歸，對自身解放的呼喚。然而，讓魏晉文人成為魏晉名士，讓魏晉士風成為魏晉風度，師法自然還不夠，真正讓魏晉名士別具一格的是他們放誕不拘的人格特質(zhì)，魏晉的名士無論從儀容儀表上還是從生活踐行上都體現(xiàn)了這一點。劉義慶的小說《世說新語》為我們提供了觀察魏晉名士生活狀況和心理情境的絕佳材料。

魏晉名士大都注重儀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絕不粉飾。“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zhuǎn)皎然。”（《世說新語·容止》），明帝懷疑何平叔傅粉，便親自試驗，發(fā)現(xiàn)其出汗后面色更為皎白。美男子嵇康“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容止》），一個“醉”凸顯了嵇康不拘小節(jié)，放誕任性的一面，“玉山將崩”的醉態(tài)將其表現(xiàn)得更為灑脫飄逸。魏晉名士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美男子，“劉伶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說新語·容止》），劉玲雖長相丑陋，但其悠悠忽忽的樣子不也是清新脫俗嗎？其土木形骸的不修邊幅不正是心近自然，放誕不拘嗎？似可這樣說，嵇康是內(nèi)外兼修，劉玲是自然之氣自內(nèi)向外散發(fā)。

至于在生活中，一來表明對名教的反抗，二來也表明自身對自由的追求，魏晉名士更是放誕不拘，表達了真性情，散發(fā)了真氣質(zhì)。“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世說新語·任誕》），劉伶嗜酒，其妻勸誡，劉玲則說戒酒須請示神明，當妻子備酒肉于神前時，劉伶卻說他喝一斛酒需要五斗酒來解，然后就拿酒肉享用去了。這個詼諧的故事反映出劉伶不羈于世俗的放達性格。阮籍是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于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世說新語·任誕》），阮籍遭遇母喪，理應戒酒戒肉，然而他卻不管什么禮教，神色自若，飲啖不輟，他將大悲隱于內(nèi)心，卻大聲疾呼“禮豈為我輩設(shè)焉”。魏晉士風最突出的體現(xiàn)是放達灑脫，表現(xiàn)于人格即是對自由的永恒追求。當時社會政治黑暗，時局動蕩，名士們志不得逞，還要時時刻刻如履薄冰，一步不慎可能就此身歿，于是他們隱在山林之中聚飲嘯歌，他們不能挑戰(zhàn)權(quán)威，只能挑戰(zhàn)世俗規(guī)范，以此來完成向自由世界的飛升，彰顯自己的價值。三． 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晉風度與玄學

經(jīng)學經(jīng)過兩漢的發(fā)展到漢末已經(jīng)式微，魏晉時期玄學代之成為引領(lǐng)文人思潮的新的哲學范疇。究竟什么是玄學？劉躍進主編的《中國文學通論》（魏晉南北朝卷）對玄學做了如下解釋：“所謂玄學，是指中國魏晉時期出現(xiàn)的一種崇尚老莊的哲學思潮”。馮友蘭在《新原道》第七章《玄學》中說：“玄學是老莊哲學的繼續(xù)。”但值得注意，玄學源于道家，卻不能與其歸為一派。玄學從產(chǎn)生到衰落經(jīng)歷了幾個大的發(fā)展階段：正始玄學、竹林玄學、元康玄學與東晉玄學。

阮籍和嵇康是竹林玄學的代表人物，他們崇尚自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們對虛偽的名教予以激烈的批判，他們?nèi)涡远鵀椋茉炝松钸h的魏晉風度與名士風流。

所謂名教，它的含義并不是指儒家思想，也不是指某個政治集團所推行的方針政策，而是由長期的歷史發(fā)展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封建宗法等級制度，是人們必須生活其中的政治倫理實體。正是因為其不可選擇性，當其出現(xiàn)名不副實的虛偽狀況時，人們便會以一種反感的心態(tài)待之。“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詠懷詩》其三十三），詩人的孤獨和焦慮反映的是世事的無常，信念的倒塌，于是，所有的情緒都要找一個出口，這就是玄學。玄學中的養(yǎng)生清修，仙游世外著實能鼓舞苦悶焦慮的魏晉文人，吟嘯山林賦詩飲酒不也是人生的復歸嗎？在那樣一個時代，文人普遍摒棄了出仕的強烈愿望，而是轉(zhuǎn)而細心體察自我，了解自我，提升自我，從而至少在精神上保全自我。所以宗白華先生說：“晉人向外發(fā)現(xiàn)了自然，向內(nèi)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深情。”

如果說放誕的行為舉止是魏晉文人復歸自然的外在表現(xiàn)，那么走向玄學則蘊含了魏晉文人尋找自由的理性思考。這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表里，成就了卓爾不群的魏晉風度。四． 清新脫俗——魏晉風度之美

李澤厚說，魏晉時代“完全適應著門閥士族的貴族氣派，講究脫俗的氣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達出某種內(nèi)在的、本質(zhì)的、特殊的、超脫的風姿容貌，才成為人們所欣賞、所鼓吹的對象”。

清新脫俗，不單指容貌上的雋秀，更是一種由內(nèi)而外的風骨，或者說，風度。魏晉名士對世俗的鄙夷是通過不同的維度體現(xiàn)的，或為放達的處事行為，或為飄逸的玄學清談，一如阮籍窮途而哭，又如嵇康打鐵灌園。對于美的風尚的形成，首先在于魏晉名士如何看待美，把什么理解為美。在他們眼中，名教為丑，自然為美。無論環(huán)境如何險惡，他們雖不能在建功立業(yè)中收獲人生的壯美，那就權(quán)且寄身山林與詩酒。人們說漢唐氣象，是因為漢唐文人有著關(guān)懷蒼生的宏大理想，而人們稱魏晉風度，不過是魏晉文人將目光著重于自我罷了。這沒什么不好，畢竟凡事總是兩面的，不能參與政治的遺憾卻喚醒了漢族文人久違的自我意識和生命意識。

魏晉名士開創(chuàng)了一代美學理想，為后世藝術(shù)也擴展了境界。文人畫的寫意，山水詩的清朗，草書的狂狷，無不汲取了魏晉風度的精髓，從而為中國文化奠定了“雅”的美學取向，提升了藝術(shù)的純粹性。更重要的是，魏晉風度所傳達的美彰顯了人的自由，這對后世文人影響深遠。

五． 千年流芳——魏晉風度在今天

當今時代再不是魏晉，但魏晉風度值得繼承。

欲知魏晉風度的現(xiàn)實意義，首先要明白今天人們的問題所在。如今，人們被太多的世俗利益羈絆，在商業(yè)世界中奔走忙碌，似乎早就忘卻了自我與自由，自大地以為有了金錢就有了自由，可支配收入這個詞造的好，有了收入就能支配，能支配就能自由，邏輯嚴密，顛撲不破。然而，在這一番追逐與折騰后，殊不知錯過了許多價值，最重要的是錯過了自我。其實不難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人做事的動機大半與他人有關(guān)，在對別人遷就，妥協(xié)，委身，屈從中換取可憐的安全感，面對久已形成的秩序敬仰有加，不敢越雷池半步。稍微看一下魏晉名士的做法，就會明白，自由從來不是別人施舍的，而是在尋找自我的過程中向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價值只有被自我接受才成為價值，自由只有被自我體驗才成為自由。現(xiàn)代人不是沒有認清自由的意義，而是選錯了尋找自由的路徑。魏晉風度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它始終是指向自我和解放自我的。它提供一種處世的方法，一種看問題的角度，一種面對險境的心態(tài)。魏晉名士們正是從自我出發(fā)，一眼就看到了自由的終點，所以嵇康在刑場上還能泰然高奏一曲《廣陵散》，那一刻，死亡對他也是解脫，也是自由。

魏晉風度形成的過程，就是自由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