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魏晉風度對李白詩歌風格的影響

魏晉風度對李白詩歌風格的影響

摘 要：魏晉風度是魏晉名士追求藝術化人生的體現，它對我國中古以后歷代士人均有廣泛影響。李白不僅繼承了魏晉風度中的生活風范和審美情趣，而且積極地對其進行理性開拓，形成了自己氣勢奔逸的風格。關鍵詞：魏晉風度 李白 詩歌 風格 影響

魏晉風度是魏晉名士追求藝術化人生的體現，它對中國中古以后歷代士人均有廣泛影響。特別是盛唐時期，由于士人開放浪漫，個性發揚，對魏晉風度尤其懷有濃厚的興趣。魏晉名士的思想、風度和作品，對“詩仙”李白產生了全面的影響。杜甫早已指出了這一點：“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詩史》也說“江淹云：?蝴蝶飛南園。?李白云?春園綠花蝴蝶飛?，語意相似。”而趙翼也認識到李白詩未脫古詩遺風——“梁陳宮掖之風，究未掃盡”。李白不僅繼承了魏晉風度中的生活風范和審美情趣,而且積極地對其進行理性開拓。下面就來探討一下李白詩歌的創作風格與魏晉風度不可分割的聯系。

一、自然清新

魏晉人一反兩漢時以學問為本，尚苦節，重章句，論世事，矜容飾，持典而乏通，拘禮而不達的風氣，宗老莊，喜清談，崇尚自然，不飾儀表而貴在得神。這不僅表現在他們的行為舉止上，也表現在他們的審美觀上。魏晉人在品藻人物時，常用自然、玄遠、超逸、高、深、簡、約等概念。他們在評論文藝作品時，也把 “自然”、“清”作為高標準。由此可見，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晉時以為人們所崇尚。所以，宗白華先生曾指出:“魏晉六朝是一個轉變的關鍵,劃分了兩個階段。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人的美感走到了一個新的方面,表現出一種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認為?初發芙蓉?比之于?錯采鏤金?是一種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繼承了魏晉以來以自然清新為美的審美觀點，特別是對小謝詩風的繼承。李白經常在詩中提到謝朓，并對其人其詩大加贊賞，如：“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王漁洋在《論詩絕句》中說：“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雖然言過其實，卻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謝脁對李白的影響之大。

李白在詩里經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詞來贊美美好的人及事物。在對文藝作品的評價上，他也以清真、自然為標準。在《古風》第一首里他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這里，他反對“綺麗”，提倡“清真”。王安石曾說：“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

由此可見，魏晉人的審美觀是他自然清新風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二、一往情深

宗白華在《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說：“晉人藝術境界造詣的高，不僅是基于他們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個性，生機活潑，更主要的還是他們的?一往情深?！無論對于自然，對探求哲理，對于友誼，都有可述。”如：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世說新語·任誕》）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世說新語·棲逸》》）

深于情者，不僅對宇宙人生體會到至深的無名的哀感，擴而充之，可以悲天憫人；就是快樂的體驗也是深入肺腑，驚心動魄。晉人富于這種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藝術文學上有那樣不可企及的成就，文學的抒情性日益得到加強。

杜甫說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甫《李十二白二十韻》）。李詩之所以撼人心魄，動神蕩情，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詩歌中強烈的抒情性。他的詩歌有著最充沛、最飽滿、最深厚的情感。讀他的詩，我們可以強烈地感覺到詩人情感脈搏的跳動和變化，喜怒哀樂、長吁短嘆無不可見可感。他狂放起來就“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江上吟》）；消沉起來就“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將進酒》）；苦悶起來就“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

灑脫不羈的氣質、傲世獨立的人格、易于觸動而又暴發強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詩抒情方式的鮮明特點。無論愛情、友情、親情，還是愛國之情，李白皆有可敘，皆寫得情真意切，在歌詠情性這一點上確實深得魏晉風度之精髓。

三、光潔虛靈

魏晉時期，玄風大熾，文人學士企慕隱逸，寄情山水。他們不僅發現了山水美，而且以玄學的眼光看待山水。他們不只把山水當作一種客觀欣賞對象，而且把自己與山水同樣地當成了自然的表現。他們“欣賞山水，由實入虛，即實即虛，超入玄境。”他們的審美觀對詩歌創作有著很大的影響。比如陶淵明的詩：“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清氣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巳酉歲九月九日》）。

都寫得空闊湛明，體現了詩人高曠清虛

第二篇：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比較

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比較

李白和杜甫是中國唐代詩歌的乃至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座高峰,我們分別稱他們為“詩仙”“詩圣”.他們共同經歷了唐王朝由極盛到**的歷史。面對這個亂世,他們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和個人性格。

李白詩歌的風格形成于唐帝國最強盛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中國文學史》）他的詩自由奔放明白順暢想象豐富氣勢宏大。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發展出自己獨到的風格。

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于安史之亂時期并逐漸在苦難中成形。杜甫深入社會并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他背負著對國家和民族任務的沉重責任忠實描繪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感受。杜甫“沒飯不忘君”,藝術風格沉郁頓挫.自中唐到宋代以來都繼承了杜甫的寫實風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詩派更是杜甫視為宗祖.他的影響力巨大.李白年少時博覽群書,“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他還仗劍任俠,“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中國文學史》)他年少是曾廣有游歷。這一切都對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響，還直接導致了他詩歌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輕儒，輕財好施，喜歡豪飲。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別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審言是初唐重要詩人，所以對杜甫來說從仕與詩歌都是家業。他曾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養，終身都有輔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窮困潦倒，從而形成了他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性格。他的詩歌也因此偏重于現實主義。

李白終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與高蹈之間。他在《蜀道難》中著力描繪了秦蜀道路上奇麗驚險的山川，從中透露了對社會的某種憂慮，他說“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劍閣崢嶸而崔嵬”這可能是對當時政局混亂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種隱喻。在他的《行路難》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等太行雪滿山”來形容自己艱難處境。由于當時高力士楊國忠的受寵，賢士都被據在朝門之外，因此他發出了“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嘆，但他的樂觀主義天性又使他對理想追求都是執著的。他唱出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充滿信心與展望的強音。在《夜泊牛渚懷古》中他寫道“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借用謝尚知遇袁宏的典故來表明自己的懷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說明李白對仕宦生涯是積極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響，不時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隱居過。在《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中他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現了他對道家的崇信和對儒家的嘲弄和擺脫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他描寫奇幻的夢境表達了對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說“安能催眉事權貴，使我不能開心顏”表明了自己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說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著。

而杜甫就簡單的多。他一生都在謀求獲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這種精神一直滲透在杜甫詩的字里行間他的七律《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 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這首詩十分能體現杜甫詩歌的特點，詩開頭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緒，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樣有動人的對比。其后寫出“萬方多難”的境況，最后寫出個人報負，他想像諸葛亮一樣建功立業。全詩即景抒情寫山川聯系古往今來社會的變化，說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滲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國家災難個人情感于一爐，體現了詩人沉郁頓挫的風格。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寫的是唐軍攻克安史老巢后詩人聽到消息后的喜悅。全詩以流走的音韻真摯的情感快速的節奏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詩對仗工整，寫景抒情融合一體。前兩聯寫景，后兩聯結合自身衰老，歸結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名句。

在詩體上說李白擅長古歌行體，擅長五七絕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韻，他的《蜀道難》長短參差，他的《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云》的前兩句“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長鋪陳排比。因此律詩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長處。在詩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遜于杜甫。而在風格美方面，李白的飄逸豪邁，談吐天然是別人所不能學的。李白直抒胸臆多，樂則大笑悲則大號。而杜甫的詩多含蓄曲折沉郁頓挫。這也是年輕人多喜歡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歡杜甫的一個原因。

李白熱愛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務而對不合理現象毫無顧忌的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實所牢籠卻不愿接受想征服現實的的態度，與杜甫那種始終以嚴肅的悲憫的心情注視關心祖國人民命運那種現實主義精神是相反而本質又相同的。用韓愈的話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他們的藝術成就和高風亮節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李白與杜甫詩歌風格的比較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李白和杜甫共同經歷了唐王朝由極盛到**的歷史，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我們分別稱他們為“詩仙”“詩圣”。

李白詩歌的風格形成于唐朝最強盛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感情熱烈，氣勢宏大，想像豐富，語言清新，富有浪漫主義色彩。比如，蜀道雄奇險峻，難以表述，李白卻能以變幻莫測的筆法，在《蜀道難》中藝術地展現了古老蜀道逶迤、崢嶸、高峻、崎嶇的面貌。用“五丁開山”“六龍回日”等神話傳說，寫出了歷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險阻；寫黃鶴不得飛過、猿猱愁于攀援，映襯出人在其上行走難上加難；摹寫神情、動作（“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險危之狀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鳥號古木”“子規啼夜月”)，使人聞聲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難；運用夸張（“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極言山峰之高，絕壁之險，渲染了驚險的氣氛。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的又是積極入世的。他在《蜀道難》中著力描繪了秦蜀道路上奇麗驚險的山川，從中透露了對社會的某種憂慮。他說“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劍閣崢嶸而崔嵬”，這可能是對當時政局混亂，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種隱喻。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他的樂觀主義天性又使他對理想的追求是執著的。

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于安史之亂時期，并逐漸在苦難中成形。杜甫終身都有“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窮困潦倒，從而形成了他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性格和格律嚴謹、情感內斂、沉郁頓挫、充滿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兵車行》為歷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長期以來的窮兵黷武，連年征戰，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藝術上寓情于敘事，詩人激切奔越、濃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匯在全詩的始終，詩人那種焦慮不安、憂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詩體上，李白擅長古歌行體，擅長五言七絕，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韻，他的《蜀道難》長短參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長鋪陳排比，因此律詩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長處。李白直抒胸臆多，樂則大笑，悲則大號。而杜甫的詩多含蓄曲折、沉郁頓挫。

第三篇：李白詩歌的風格

李白詩人的詩風格，豪邁奔放，清新飄逸，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奇妙，浪漫主義，立意清晰。小編精心為你整理了李白詩人詩歌的風格，希望對你有所借鑒作用喲。

李白詩人生活在盛唐時期，他性格豪邁，熱愛祖國山河，游蹤遍及南北各地，寫出大量贊美名山大川的壯麗詩篇。他的詩，既豪邁奔放，又清新飄逸，而且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輕快，人們稱他為“詩仙”。李白詩人的詩歌不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精神，而且從形象塑造、素材攝取、到體裁選擇和各種藝術手法的運用，無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藝術特征。

李白詩人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強烈地表現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獨特個性，因而他的詩歌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他喜歡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現自我，在詩中毫不掩飾、也不加節制地抒發感情，表現他的喜怒哀樂。對權豪勢要，他“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勞動人民艱辛勞作時，他“心摧淚如雨”。當社稷傾覆、民生涂炭時，他“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南奔書懷》），那樣慷慨激昂；與朋友開懷暢飲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又是那樣天真直率。總之，他的詩活脫脫地表現了他豪放不羈的性格和倜（俶）儻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詩人詩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際諸因素外，李白詩人詩歌采用的藝術表現手法和體裁結構也是形成他豪放飄逸風格的重要原因。善于憑借想象，以主觀現客觀是李白詩人詩歌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重要特征。幾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運用多種多樣的想象。現實事物、自然景觀、神話傳說、歷史典故、夢中幻境，無不成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時空，將現實與夢境、仙境，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交織一起，再現客觀現實。他筆下的形象不是客觀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內心主觀世界的外化，藝術的真實。

李白詩人詩歌的浪漫主義藝術手法之一是把擬人與比喻巧妙地結合起來，移情于物，將物比人。

李白詩人詩歌的另一個浪漫主義藝術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點，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加以大膽的想象夸張。他的夸張不僅想象奇特，而且總是與具體事物相結合，夸張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跡；那么大膽，又真實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強化感情的作用。有時他還把大膽的夸張與鮮明的對比結合起來，通過加大藝術反差，加強藝術效果。

李白詩人最擅長的體裁是七言歌行和絕句。李白詩人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開大合、跳躍宕蕩的結構。詩的開頭常突兀如狂飆驟起，而詩的中間形象轉換倏忽，往往省略過渡照應，似無跡可循，詩的結尾多在感情高潮處戛然而止。

李白詩人的五七言絕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詩歌清新明麗的風格。如《早發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廣陵》、《靜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說詩晬語》上）。

李白詩人詩歌的語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語，有的豪放，不拘聲律，近于散文，但都統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之中。這和他自覺地追求自然美有關。他繼承陳子昂的文學主張，以恢復詩騷傳統為已任，曾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孟棨《本事詩·高逸》）他崇尚“清真”，諷刺“雕蟲喪天真”的丑女效顰，邯鄲學步。他的詩歌語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認真學習民歌明白通俗的特點的結果，明白如話，通俗生動。

第四篇：談談對“魏晉風度”的看法

談談對“魏晉風度”的看法

談談對“魏晉風度”的看法

已關閉 10 [ 標簽：魏晉風度 ] 落木瀟瀟 2009-05-22 05:48 800字以上

推薦答案

魏晉是一種什么風度？

簡單地說，這是“人”的覺醒。當統一的封建國家分裂之后，它恰好成為從兩漢時代逐漸脫身出來的一種推動歷史前進的音符，它帶著鮮明的、不加修飾的個性特征，顛覆了自西漢武帝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正統，沖破了“天人合一”的讖緯宿命論的思想束縛，擺脫了漢賦大氣磅礴卻華而不實的僵化教條的文風，帶著一股清新的氣息，撲面而來。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范，他們“清峻通脫”的氣質和一派“煙云水氣”的風度，絕世清賞，仙姿卓越。為后世頂禮膜拜。

魏晉風度是文化史上一段優美的風景。魏晉人提出的“言不盡意”、“氣韻生動”、“以形寫神”的美學原則，長久地影響了中國藝術，“風度”在魏晉時用來品評人物的詞語，它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精神狀態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映，同時也集中體現在人生觀和世界觀上。魏晉時代的人物是很另類的，他們在**的世事下創造著一個又一個光輝的業績，且個性十足，瀟灑自然，他們用行動率真地表現著自己的情緒與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等人，都是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

嵇康(223～263)，三國時曹魏文學家。“竹林七賢”之一。字叔夜。早年喪父，雖然家境貧困，但仍勵志勤學，文學、玄學、音樂等無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稱“嵇中散”。當時，司馬昭大權獨攬，權傾朝臣，他曾想拉攏嵇康，但嵇康在當時的政治斗爭中傾向皇室一邊，對于司馬氏采取不合作態度，因此頗招忌恨。嵇康與山濤本是好友，但因山濤結交司馬權貴，終為嵇康所不齒，一怒之下，他寫出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其浩然正氣，為世人所仰慕。司馬昭的心腹鐘會想結交嵇康,一日，鐘會前來拜訪，嵇康與向秀在樹下埋頭打鐵，根本沒理睬他，鐘會呆了良久，怏怏欲離，這時嵇康發話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沒好氣地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說完拂袖揚長而去，后來鐘會深恨嵇康，常在司馬昭面前說他的壞話。嵇康的友人呂安被其兄誣以不孝,嵇康出面為呂安辯護，鐘會即勸司馬昭以“忤逆”的罪名除掉呂嵇二人，司馬昭給嵇康定的罪名是：亂群惑眾，隨即押赴刑場。當時太學生三千人之眾請求赦免嵇康，并愿拜嵇康為師，司馬昭不許。臨刑前，嵇康神色自若。奏一曲《廣陵散》，從容赴死。至此，《廣陵散》成為千古絕唱。后人給予嵇康四字評價：婞直竣切，可謂確切入神。與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馬氏的寬容和庇護。阮籍為人“至慎”，以“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當時，他把自己的語言表達降低到傷害自身的最低限度，用身體和行為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與佯狂是他為人至慎的表達方式。他狂，可以目無劉項：“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他駕車窮途而哭，“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與嵇康相同，他對禮法和禮法之士極盡攻擊，“禮豈為我輩所設哉”，不為虛偽的道德倫理所束縛，實踐了“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的人生訴求。在專制時代，文人對抗強權有兩種類型：要么如嵇康，與強權勢同水火，最后以命相搏。要么如陶淵明，把對強權的憎惡消弭于山水之間，鐘情于大自然。這位向往世外桃源的田園詩人，因不愿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賦下一紙《歸去來兮辭》，便隱身于他所向往的田園生活之中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看似悠閑，然而，讓他忘卻自己報效國家的人生理想，又談何容易？.在《詠荊軻》這首詩中，只能發出一聲長長的哀嘆：“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馀情”。作為一介書生，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亂世之中，無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所以只能在這看似怡然的田園生活中，觀日出日落，看花謝花開，窮極一生，直至生命走向終點。在魏晉這個亂世，可以看到許許多多荒誕不經的事情。比如劉伶。這個竹林七賢之一,總是袒胸露乳地在家中豪飲。客人進門看見就嘲笑起他來。他不以為然,反而理直氣壯地反嘲道:“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我衣中？”十六國時期，有北海人王猛，從小好學，才能卓越，胸懷大志，不屑于瑣碎事務，人們都輕視他。王猛卻悠然自得，隱居于華陰。當他聽說桓溫的北伐軍入關后，便披著粗布衣服去拜訪他，邊摸著虱子邊談論當時的大事，高談闊論，旁若無人。桓溫覺得他與眾不同，便問道：“我奉天子之命，統帥十萬精兵為百姓消滅殘存的寇賊，然而三秦的豪杰之士至今沒有人前來歸附，這是為什么呢？”王猛說：“您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土，如今長安近在咫尺而您卻不橫渡灞水，百姓們不知道您的意圖，所以不來。”桓溫沉默不語，無以應答，過了一會兒說：“長江以南沒有人能和你相比！”于是就安排王猛暫任軍謀祭酒。并委以重任。后來，王猛輔佐前秦苻堅，成就一番霸業。

補充回答： 王猛“捫虱談天下”，一時傳為美談。從劉伶和王猛身上，可以看出魏晉風度中可愛的一面。然而，魏晉風度注定不會成為文人的楷模，在以后的歷朝歷代每每遭貶低，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并且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和清談誤國。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范式，在士族門閥大行其道的魏晉時期，自有其合理之處：藥與酒陶冶其趣味，清談鞏固其志氣，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許多人趕時髦，追求華麗的外表，但心情卻并非嵇康、阮籍那么沉重，所以只學會了放蕩不羈和游戲人生。而現在年輕人追求行止姿容和漂亮俊逸的個性，恰恰和魏晉風度的美學觀相輔相成。但問題是，魏晉風度一旦走入坊間，卻也正是這種純正貴族品格的終結。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度卻只能是魏晉的風度了。魏晉風度的特點是文人深處亂世之中，無所作為，也無法作為，于是，形成了恣意任情、自由清談的風尚，由此，玄學開始興起，文學風格開始轉變。這些魏晉時期的文人雅士，開始用一種更加理性的眼光審視過去的一切道德觀和世界觀，提出了“崇本息末論”、“越名教而任自然”等主張，強調人的樸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儒家經學的桎梏和名利的束縛，但他們常常以種種違背人倫道德的行為來標榜自己的主張，喝著毒酒唱歌，帶著鐐銬起舞。痛，并快樂著。但是歷史還有另外一副面孔。晉穆帝永和9年（公元353年）3月，王羲之與40多位當時的文人雅士，“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于浙江紹興蘭亭，在曲水流觴、飲酒賦詩的聚會結束后，王羲之意興闌珊，書寫出震爍古今的《蘭亭集序》，后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今天，當我們面對這幅美輪美奐的行書佳作，固然能夠欣賞到“飄若浮云，矯若驚龍”的書法之美，但更能領略到王右軍儒雅暢達、卓爾不群的翩翩風度。時年王羲之51歲，已經不再是風華正茂、放浪形骸的年齡，卻能在一群文人聚會的激情氛圍中，“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綻放出美妙絕倫的藝術火花，的確難能可貴。魏晉士人的放浪形骸，因緣于亂世紛爭、禮樂崩壞在心理上所造成的無盡的痛苦，是對世事洞徹（這種洞徹建立在悲觀的基礎之上）之后所做出的無奈的抉擇。當初的社會構架本身就沒有給他們提供施展才華抱負的空間，他們無法在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引導下去兼濟天下、匡扶眾生，這就注定了他們的悲劇命運。這種悲劇無疑是一大批在其位而不謀其政的士人入世的真實寫照

第五篇：關于“魏晉風度”的經典總結

關于“魏晉風度”的經典總結

“魏晉風度”一詞實出自魯迅那場著名的演講。晉人在我們印象里輕裘緩帶，不鞋而屐。他們“簡約云澹，超然絕俗”。

那種名士風范確實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年號）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于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云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這種對生死存亡的重視和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彌漫了整個魏晉的天空，當是時“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魯迅）。

魏晉時代長期的戰亂，離愁，太輕易的生離死別，妻離子散讓他們意識到生命的短暫和可貴。所以當他們意識到生命的長度不可以增加時，他們只能選擇拓展生命的寬度。這時節，各種張揚的，個性的，甚至夸張的生命個體被重視，被渲染，被接受。《世說新語》可以說是這個時代風度的最好畫像。

在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們在這一分鐘里穎悟，超脫，放縱，這一分鐘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嘆服。這個時候的追求感官、心靈享受絕非墮落淫靡，而是一種自覺高尚情趣的體現。竊以為中國文化史上頗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發軔于此。就像山水畫一樣，我們的士大夫空靈而雋逸。

生命在這里開的絢爛之極，光耀千古。中國文化史上鮮有如此放曠自然的生命，錯過魏晉，儒，釋，道，各自成型，中國的文人們再不用效窮途之哭。錯過魏晉，經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國詩篇里再也沒有陶潛悠然菊花香。錯過魏晉，義理成風，規矩長存，中國名士們再也不敢縱酒狂歌，散發山阿，白眼向權貴，折齒為美人。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陽東市刑場上，嵇康奏響的廣陵散一樣，都是千古絕響！

那為一杯酒放棄生后名的率真，聞美人歿而往吊之的坦蕩，裸形體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瀾既倒寵辱不驚的淡定，是處不拘小節的自然，處世維艱幽默對之的曠達。這一切的至情至性無不讓我們深深震撼和景仰。這就是魏晉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