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李白詩歌的創作風格

淺談李白詩歌的創作風格

祿宏林

摘要：本文從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創作風格、藝術成就及影響三方面進行了淺述：

一、李白的生平。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也來的天才詩人，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關于他的身世、行蹤和家庭，異說紛紜，他的思想性格更是非常獨特，曠世少有。李白的思想性格。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學道，伴隨了李白的一生，他的思想抱負、生活情趣和性格氣質，在這些方面得到了不同側面的表現。

二、李白的創作風格可以從他的絕句、樂府、歌行三種體裁來體現。其抒情方式最具鮮明的特點，往往是噴發式的，一旦感情興發就毫無節制的奔涌而出，宛如天際的狂飆和噴溢的火山。

三、在盛唐詩人中，李白是藝術個性最為鮮明的一位，體現在他詩歌創作的各個方面，其藝術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關鍵詞：生平、思想品格、創作風格、意象、影響 正文：

唐朝時期，詩歌成為一代顯赫文學，其詩人之多，可謂不勝枚舉；其作品之盛，可謂洋洋大觀，李白是盛唐時期最為著名的詩人。研究李白的創作風格和身世遭遇有助于我們了解盛唐詩歌創作的基本面貌。而在古詩教學中要使學生對離現實語言較遠的詩文產生興趣，對優美的詩句領悟內涵，首先要做的是讓學生了解詩人的生平及思想品格，從而領會其創作風格，領悟詩的意境和蘊含的美好思想。基于此，我閱讀了李白的詩集和一些相關資料，對李白的創作風格和身世際遇有了一些淺顯的認識。

一、李白的生平及思想品格

李白（701～762）,唐代詩人。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李白出身于一個富有的，有文化教養的家庭。使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李白少年時代的學習范圍很廣泛，除儒家經典、古代文史名著外，還瀏覽諸子百家之書，并“好劍術”。他的少年時代生長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氣氛濃郁的地方，環境對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響甚大。道教影響，幾乎伴隨他的一生。大約18歲左右，他學習縱橫術。他青少年時期在蜀地所寫詩歌，留存很少，但已顯示出突出的才華。李白約在二十五、六歲時出蜀東游。在此后十年內，漫游了長江、黃河中下游的許多地方，我認為，就是因為他青少年時代受到這些東西的影響，使他具有了狂傲飄逸灑脫的氣質，使他詩中也具有那種濃烈，奔瀉而出的感情和奔放的氣勢。

開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長安，爭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歸。天寶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長安，供奉翰林，作為文學侍從之臣，參加草擬文件等工作。不滿兩年，即被迫辭官離京。此時期李白的詩歌創作趨于成熟。此后11年內，繼續在黃河、長江的中下游地區漫游，“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他仍然關心國事,希望重獲朝廷任用。天寶三載，李白在洛陽與杜甫認識，結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會面。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爆發，李白正在宣城（今屬安徽）、廬山一帶隱居。次年十二月他懷著消滅叛亂、恢復國家統一的志愿應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觸怒肅宗被殺后，李白也因此獲罪，被系潯陽（今江西九江）獄，不久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途中遇赦得歸，時已59歲。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帶。61歲時，聽到太尉李光弼率大軍出鎮臨淮，討伐安史叛軍，還北上準備從軍殺敵，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從叔當涂（今屬安徽）縣令李陽冰的寓所病逝。

我認為，李白將盛唐士人積極入世的人生哲學理想化了，同時又具有唐代詩人一般的“濟蒼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因此，他過于理想化的人生設計必然導致失敗。但是他始終向往這樣的理想。所以始終在成功與失敗之間不停地來回，使他常陷于悲憤，不平，失望之中，又保持著自負，自信和豁達，昂揚的精神風貌。

李白一生受到了道家，縱橫家，儒家思想的影響。其中，貫穿李白的一生，則是道教對他的影響，之所以這部分單獨提出，就是因為神仙道教信仰在他思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少年時代生活于道教濃郁的蜀中之地，自然耳濡目染，后又學習了縱橫術。在他的仕途生涯中，多次舉行了入道儀式。正因為如此，李白在不少的詩中表現出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的思想。另外他的狂傲不拘，飄逸灑脫的氣質也來源于這樣的思想基礎，賀知章曾稱他“謫仙人”。“狂”是他人生的象征，他的俠膽、仙趣、狂飲都極大的刺激著其個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個性意識常處于一種膨脹狀態，形成了他獨有的浪漫、狂放、倨傲達觀的性格。盡管他在詩歌中常流露出人生如夢、及是行樂的感慨，其實是出于內心深處對不受約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渴望任隨自然、融入自然。在詩中，李白常通過對仙境和神仙生活的描繪，表達對自由的向往和傲世獨立的人格精神，以神仙的灑脫快活，表示對現實世俗的反抗；于飄飄欲仙的奇異想象中，將強烈的自我意識，天真的自命不凡和與眾不同的個性，充分表現了出來。

二、李白的創作風格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詩人，盛唐詩歌的氣來，情來，神來在李白的詩歌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的詩歌創作，充滿了發興無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實浩瀚的壯觀奇景，又有標舉風神情韻而自然天成的明麗意境，美不勝收。可以說：“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1] 個人境遇對詩人的影響。個人境遇的不同，導致不同人的思想與追求，情感價值取向也因為人生境遇的不同而產生了差異。所以在他們的詩歌表現出了不同的個人魅力，也出現的其創作風格的截然不同的景象。李白年少時博覽群書,“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他還仗劍任俠,“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中國文學史》)他年少是曾廣有游歷。這一切都對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響，還直接導致了他詩歌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所以在他的詩歌當中很多對任俠精神的贊美與向往。李白尚武輕儒，輕財好施，喜歡豪飲。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李白一生坎坷，懷才不遇，臨老還因永王李璘牽連而成為“反革命”，流放夜郎。幸而中途得赦回來，六十二歲死在安徽當涂。所以在遭遇了所有打擊之后，他不再相信現實，他企圖在尋仙覓道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所以他篤信道教，還真受戒做了道士。他現存的一千多首詩中，不少詩句中“仙風飄拂”，表現了他的求仙思想。正是個人的如此遭遇，才讓李白的詩歌折射出如此奇幻，璀璨的光芒。

社會背景尤其對偉大的詩人的影響更是巨大的。李白當時有報效國家，充分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理想。但是由于時代的原因，導致了他理想的破滅。李白的整個青年時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就是歷史上所稱道的開元盛世。處于經濟和文化繁榮的盛唐社會，給了他昂揚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業的理想。他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業，唾手可得。但當他去敲仕途的大門的時候，呈現在他面前的，不僅是盛唐社會的繁榮，而且有它的腐敗與黑暗。唐代社會正從它的高峰上衰落下來。就在這樣一個時候，李白要去實現他那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理想。他開始時是希求援引，以一登仕途，但未能如愿；后是應詔進京，供奉翰林，而不久即被排擠出京。前后兩次進京，對于朝政的腐敗與黑暗，他都看到了。在詩中強烈地反映了他的憤憤不平。《古風第十五首》中，他抨擊當時遠賢臣、親小人的政治狀況是：“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古風第二十四》、《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對此都表示了憤怒揭露玄宗寵幸宦官和善斗雞者，“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云開甲宅。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君不能貍膏金距學斗雞，坐令鼻息吹虹蜺。”他還一再抨擊當時那種權奸得意、賢才落魄、是非顛倒的不合理現實：“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意鳴春風。”“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對權奸他甚至指著鼻子罵：“董龍更是何雞狗！” 李白揭露安史亂前唐王朝政治的腐敗與黑暗，其深刻性除杜甫外，并世無第三人。

評價李白的創作風格可以從他的絕句，樂府，歌行三種體裁來談論： 李白在絕句創作上，無論是五言還是七言，無不令人神往。《望天門山》是李白七絕佳作中的一首。大自然的山水在李白那開闊的胸襟、浪漫的情懷浸潤下越發顯示出豪放壯闊的神奇。這首詩寫出了詩人在大自然懷抱中獲得的審美感悟及片刻情思，是屬興到神會、一揮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第一、二句便已經把夾江對峙、巨浪奔騰的雄奇信手展現，末兩句親切而燦爛的秀景，更給人以豐富的想象和悠遠的情趣。全詩意境開闊，層次清晰，形象生動。那剎那的感覺，無窮的韻味，所表現出的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極富生活情趣，給人一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美[2]。當然，僅僅憑借一首《望天門山》是不足以說明李白的七絕之妙的。李白的七絕，以山水詩歌和送別詩為多。這些詩歌中，有一種與天地、自然融為一體的氣質，詩人以其天真純樸的童心，將感受與山水冥合。無論寫景言情，都有種一氣流貫的俊秀和爽朗，境界清新，而內蘊飄逸瀟灑，如《望廬山瀑布》，《早發白帝城》，《山中問答》等。廬山自古峰巖奇秀，泉瀑飛湍，無限風光。這首詩極其成功地運用了比喻、夸張和想象，構思奇特，語言生動形象、洗煉明快。蘇東坡十分贊賞這首詩，說“帝遣銀河一脈垂，古來唯有謫仙詞[3]”。“謫仙”就是李白。《望廬山瀑布》的確是狀物寫景和抒情的范例。“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兩句，將詩人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返回江陵時的輕快喜悅表達得是多么俊雅飄逸啊！

李白的七絕是唐人七絕中的冠冕，同樣，李白的五絕也堪稱無人匹敵。在盛唐詩人中，見長五絕和七絕的詩人只有李白一人。他的五言絕句，往往有一種明快的格調，以明白曉暢的語言，表現出無盡的情思韻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既真實簡練又內涵豐富，這是絕句的最高境界。如《獨坐敬亭山》《勞勞亭》等。絕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間呈現，其開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灑脫的氣質，全都靈感一閃地反映出來，脫口即成絕唱。

僅僅談到七絕的成就，簡直就是在抹殺李白詩歌的成就。李白的五絕同樣也是無人匹敵的。在盛唐詩人中，兼長五絕和七絕的詩人只有李白一人。他的五言絕句，往往有一種明快的格調，以明白曉暢的語言，表現出無盡的情思韻味，做到既自然又含蓄，真實簡練而內涵豐富，這就是絕句的最高境界，如《獨坐敬亭山》等。

我感到，絕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間呈現，其開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灑脫的氣質，全都靈感一閃地反映出來，脫口即成絕唱。李白不僅絕句的成就卓越，而且樂府和歌行體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績。如樂府詩《蜀道難》。本詩是李白的成名作。詩人初到長安造訪賀知章，以此詩示，賀看后贊嘆不已，說：“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稱李白為“謫仙”。《蜀道難》全詩大致可分三段。從開頭到“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為第一段。“噫吁，危乎高哉！”先聲奪人，凌空起勢；“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想落天外，聞之聳人。接著追敘秦屬開辟道路之苦，使蜀道之難籠罩一層濃重的神秘而雄齊的悲壯色彩。從“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至“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為第二段，具體描繪青泥嶺的艱危以及悲苦的氛圍、險絕的景況，令人如臨其境。從“劍閣崢嶸而崔嵬”至結尾為第三段，寫劍閣險要、蜀地險惡，規勸友人早返長安。開始、中間、結尾，三呼“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一唱三嘆，令人蕩氣回腸。全詩句式錯落有致，變化多端，運用大膽的夸張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觀感受，以縱橫恣肆的文筆，形成了磅礴的氣勢，將他詩歌創作的發興無端、氣勢壯大的個性特色，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再如《將進酒》。李白將自己的浪漫氣質帶入樂府，使古題樂府也獲得了新的生命。本詩雖似“擬古”，卻處處有“我”在，突現出他人無法模擬的鮮明個性，把樂府詩歌創作推向無與倫比的高峰。當時詩人縱劍長安，本想施展才華，濟世當代。但長安之行，政治失意，理想空落，于是詩人遂尋仙學道，訪朋會友，飲酒放歌，借以排遣憂愁。詩的發端連用兩組排比長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呼告而出，氣勢酣暢，一瀉千里，抒發了浩茫遙深的人生感慨。繼而似乎由“悲”一下子翻跌入“歡”“樂”。其實，“盡歡”“為樂”的狂放里，激蕩著的是詩人滿腔慷慨不平的郁悶悲憤。末句“與爾同銷萬古愁”，回應篇首，戛然而止。全篇情極悲涼，以豪語出之；態極狂放，實則苦悶無奈。李白素有“酒仙”之稱，他的飲酒詩很多，本詩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李白的歌行創作成就比樂府高。如《夢游天姥吟留別》《梁園吟》等作品，以自身主觀情感和意向為軸心展開篇章，飛騰想象，虛實相間，筆勢大開大合，時而順流而下，時而逆流而上，時而大跨度的跳躍，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如《夢游天姥吟留別》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將李白式的抒情表露無疑，好似暴風驟雨，驟起驟落，如水銀瀉般，仿佛從胸中直接奔涌而出。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詩歌創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無依傍，筆法多變，達到了隨心所欲而變化莫測，搖曳多姿的境界。充分體現了盛唐詩歌氣來，情來而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具有壯大奇偉的陽剛之美。

三、李白詩歌的藝術成就及影響

綜觀李白詩歌的作品，我們不難看出：李白是個藝術個性非常鮮明的一位；在中國詩歌史上，他的作品藝術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他的詩歌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主要表現為側重抒寫豪邁氣概和激昂情懷，很少對客觀物象和具體事件做細致的描述。李白作詩，常以奔放的氣勢貫穿，講究縱橫馳騁，一氣呵成，具有以氣奪人的特點。如《上李邑》：“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以大鵬自喻，足見其氣勢不凡。

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鮮明的特點是，它往往是噴發式的，一旦感情興發，就毫無節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際的狂飆和噴溢的火山。與噴發感情表達方式相結合，他的詩歌想象變幻莫測，往往發想無端，奇之又奇。詩歌中的意象多為：大鵬，巨魚，長鯨，大江大河，滄海雪山等壯美雄奇之物。“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這為其提供了更多更廣闊的想象空間，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意象亦極為闊大壯觀。李白在《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一詩中說：“有時白云起，天際自舒卷。心中與之然，托興每不淺。”他對白色的透明體，有一種本能的喜歡，最感親切的是月亮，其《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月的形象在李白的詩中反復出現。他的詩歌語言風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點，明麗爽朗是其詞語的基本色調。他那些脫口而出，不加修飾的詩，常呈現出透明純凈而又絢麗奪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茍同與世俗的高潔人格。

李白詩歌對后世的巨大影響，首先是他詩歌作品中反映出來的人格力量和個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獨立人格，凜然傲骨，那與自然冥一的瀟灑風神，曾經吸引過無數文人志士。他的詩歌的豪放的風格、變化莫測的想象、清水出芙蓉的美，對后來的詩人也有很大的影響，在中國詩歌史上，李白是一位曠世奇才，有不可更替的不朽地位。

以上就是我對李白詩歌風格的一點理解。

參考文獻：

[1]袁行霈《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一文，《文學遺產》1986年第一期。[2]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3]袁行霈，羅宗強《中國文學史》第二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4]劉維治譯《李白詩歌抒情藝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4-96頁。

第二篇：李白詩歌創作的幾個特點

李白詩歌創作的幾個特點

李白的詩歌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辭采高華，有關它的思想性和藝術特點，介紹的著作頗多，從教材中也了解不少。本書僅就以下幾個方面介紹李白詩歌創作的特點，以助于更好地從本質上把握李詩。

（一）繼承和發揮比興言志的詩歌優良傳統一說到李白的詩，人們幾乎都知道李白善于用豐富的想象，神奇的幻境，以景寓情，借物寓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前人評論李白的詩，也有“凡所著述，言多諷興”（李陽冰《草堂集序》），“連類引義，尤多諷興”（胡震享《李詩通》）的說法。這其實說的就是李白詩歌比興言志的一大特色。

比興言志，源于《詩經》、《離騷》，是我國古代詩歌的優良傳統。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興，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比興言志，就是用比興的手法，創造出各種生動的形象，來表達思想感情的表現方法。比興言志不僅是詩歌創作的形象思維問題，更重要的是強調了詩歌寓褒貶，別善惡的美刺作用，使詩歌成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初唐時期，齊梁“彩麗競繁，興寄都絕”的浮靡文風尚存，陳子昂倡導風雅，掃蕩齊梁頹波。李白更以恢復古道為己任，從而開一代詩風。了解了李白詩歌比興言志的特點，就可以幫助我們深入準確地把握李詩的思想內容。李白筆下常常出現高山大川、風花雪月、香草美人、神仙幻境，這些看起來遠離社會現實的事物，正是作者豐富的比興手段，寄托著詩人復雜而強烈的思想感情和追求。他在《大鵬賦》、《臨路歌》中以大鵬的形象或表現凌云壯志，或表達理想摧折的不幸。他的《蜀道難》并不是山水詩，而是寫報國無路，世路坎坷。《夢游天姥吟留別》并不是游仙詩，而是寫理想破滅的苦痛，遠離朝庭的決絕。他的《長相思》并不是一首凄艷動人的愛情詩，而是對君臣遇合的期待，實現政治理想的苦戀。由此我們可以弄清楚李白《碧荷生幽泉》（《古風》其二十六）、《燕趙有秀色》（《古風》其二十七）等一大批作品中相思傾慕的真正含意。同樣他的詠物詩《南軒松》、《松柏本孤直》（《古風》其十二）、《天馬歌》不是寫物而是寫人，《妾薄命》、《怨歌行》等閨怨詩大多是李白的幽怨，《越中覽古》、《登金陵鳳凰臺》等作品吊古實為傷今。李白的這些作品往往是在婉麗的比興中蘊藏著深刻豐富的內容和復雜的思想感情，這一部分詩歌幾乎包括了李白的所有重要作品，把握李詩比興言志的特點，也就基本把握了李白。

（二）創造性地學習樂府民歌

李白的詩歌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對我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分不開。特別是創造性地學習樂府民歌，開拓了自己詩歌發展的道路，形成了自己詩歌獨有的風格。在李白全部九百多首詩歌作品中，樂府詩就占了一百四十多首，他幾乎運用過所有的樂府古題。李白從在故鄉接觸巴蜀民歌，習作《巴女詞》起，就開始了學習民歌自擬新作的創作過程。他每到一地，就學習當地民歌，到荊州就寫《荊州歌》，到江夏就寫《江夏行》，到越中就寫《越女詞》，到襄陽就寫了《襄陽歌》、《大堤曲》。不僅如此，他還向古代民歌學習，從漢魏六朝樂府中吸取養料，從簡單模仿到創造性地運用樂府民歌。

李白繼承了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學習樂府民歌而創新作時往往借古題寫時事。如《豫章行》，傳統內容為傷別離，嘆壽短等，李白《豫章行》卻展示了安史之亂帶給社會的**，人民的苦痛，具有強烈的悲劇性和現實性。南朝樂府《丁都護歌》，雖“其聲哀切”，不過是訴相思之苦。李白的《丁都護歌》描寫勞動者驚心動魄的苦痛，作者而為之掩淚發千古之悲，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閃爍著人道主義精神的光輝。即使是沿用傳統題材，李白的創作也開拓了古辭的境界，升華了古辭的思想內容，如《烏棲曲》，古辭寫男女晝夜歡娛，李白用以寫吳宮中淫樂不休的生活，含蓄地揭示了窮奢極欲必然敗亡的寓意。《遠別離》等題目的傳統題材是游子思婦，李白的《遠別離》則寓含“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的諷意，成為一首政治詩。李白創造性地繼承樂府民歌還表現在對古辭的思想內容和體例都有重大改變上。如南朝樂府《子夜歌》和《子夜四時歌》，前者多寫女子對情人的思念，后者為四時行樂之詞。李白的《子夜吳歌》把此詩分為春、夏、秋、冬四時，主要寫婦女對征夫的思念，表達人民渴望和平與幸福的心聲，達到了同類題材的最高境界。又如《長干行》為南朝樂府民歌舊題，原為四句，李白則制成長篇歌行，闡述了一個真摯動人的完整愛情故事。再如《長相思》，古辭寫游子思婦之情，多以三、五、七言交替。李白的《長相思》在三、五、七言間雜中又插入散文對句“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淥水之波瀾”，最后以兩句三言“長相思，摧心肝”作結，猶如長嘆，句式的變化與感情的起伏具有一致的節奏，并以之反映渴望君臣遇合，理想實現的主題。

但李白創造性地學習樂府民歌的最大成就還是在歌行體創作方面。歌行或名歌，或名行，或名歌行。是從古歌謠、古樂府發展起來的一種詩歌形式，胡應麟說：“古詩窘于格調，近體束于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復雜，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詩藪》）。可見歌行就是古代詩歌中的自由體。唐代逐漸盛行，但并未形成氣候。李白首先賦予歌行剛健和自由；以比興言志的傳統，使之具有深廣的思想內容；以汪洋恣肆、縱橫捭闔的筆法，使之具有宏大的氣魄和澎湃的波瀾；他以豐富的想象、極度的夸張、瑰麗的辭采，使之有了空前豐富的藝術形象；學習六朝樂府和當代民歌，賦予它“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的動人的音韻和鮮活的語言；再以李白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情感因素來驅動，它就成了極好表現李白狂放個性和無雙詩才的最好形式。李白以此形式創作了一系列驚風雨、泣鬼神的詩篇，《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等，他繼往開來的辛勤藝術創造，終于奠定了他在中國詩壇的地位。

（三）多樣統一的李詩風格

談到李白詩歌的風格，一般的說法都是豪放飄逸。但這種說法很難概括李白全部詩歌的風格。就我們所知而言，李白詩中固然有“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行路難》其一）、“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這樣豪邁奔逸的詩歌；也有“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其二）這樣幽憤難抑的名篇；有《山中問答》、《獨坐敬亭山》這種超塵脫俗、閑適自得；有《峨眉山月歌》、《巴女詞》這種流轉自然、樸素清新；有“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其二）的澹蕩瀟灑；還有“掩淚悲千古”（《丁都護歌》）的沉郁悲苦……所以無論是說豪放飄逸或清新俊逸，都覺尚有不足之處。豪放飄逸作為李白詩歌的主導風格應該肯定，但在肯定這一點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李白不同詩歌表現出的不同風格。

其實，古人早已注意到此，唐人任華說李白詩“清人心神，驚人魂魄”（《雜言寄李白》）。宋人朱熹說：“李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朱子語類》）。他們的評價揭示了李白詩中的兩大審美范疇：壯美和柔美。凡所抒寫懷抱、抒發幽憤、抨擊時政、張揚個性的大都屬于前者，如大家所熟知的《蜀道難》、《將進酒》等作品。但須注意的是，李白這類作品往往是豪中見悲，在豪逸的言辭下是深沉的悲慨。如（《宣州謝月兆樓餞別校書叔云》）：“……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這類作品常多是歌行體，因而篇幅較大，常采用極度的夸張、豐富想象，充滿了強烈的情感因素。李白的重要作品大多在這一類中。李白詩歌中凡是描寫人性美、自然美，如羈旅客愁、人生哲理、相思相戀、水光山色的詩歌多屬優美范疇。由于這一類詩歌題材范圍廣，所以名篇較多，如《靜夜思》、《渡荊門送別》、《把酒問月》、《宿五松山下荀媼家》等，這類作品多為律詩、絕句，或樂府民歌的短小篇章。語言大多清新流轉，很少使用夸張一類表現手法。

李白的這兩類作品交相輝映又互相聯系。這種聯系在藝術上講就是前人所說的“奇”，李白的詩歌無論是豪邁奔放的壯美，還是清俊超脫的柔美，都有出人意外的獨特藝術魅力，從《蜀道難》的“奇之又奇”到《獨坐敬亭山》“想落天外，妙絕古今”，莫不如是。而思想性格決定藝術個性和詩歌風格，太白詩歌之奇又源于“氣”，前人之述頗多：“氣骨高舉”（吳融），“高氣蓋世”（蘇軾），“太白以氣為主……子美以意為主”（王世貞）等等。這個“氣”就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強烈的自我意識。

李白一生都在為實現政治理想而努力，同時又念念不忘歸隱江湖，李白一生都渴望經世致用，同時又追求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表現在詩歌創作上就有了昂揚奮發、豪邁飄逸、曠達超脫；當主觀愿望與社會現實產生沖突，就有了李白抒發幽憤的豪縱悲壯；當他親近自然，接觸社會，從中獲得情趣和愉悅，就產生了一系列清新俊逸、淡遠閑適的優美詩篇。了解李白詩歌多樣統一的風格，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感受其非凡的藝術魅力。

第三篇：莎士比亞詩歌創作風格與歷史背景

莎士比亞詩歌創作風格與歷史背景

【摘要】

莎士比亞作為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劇作家、詩人，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優秀作品。這其中，詩歌的數量就多達數百首，并且在他的戲劇中間，人物的臺詞也多是詩體的語言。在莎士比亞一生的創作當中，其創作風格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而這一改變無疑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和莎士比亞個人經歷息息相關。因此，本文試圖從歷史背景和詩人的經歷角度，來剖析莎士比亞創作風格的變化。

【關鍵詞】

歷史背景、創作風格

【引言】

莎士比亞在所有的文學人物中首屈一指。他的名氣并非曇花一現，近四百年來他的作品一直給讀者和評論家帶來了許多歡樂，很多名言名句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一位作家能夠達到如此的成就，除了對語言文字精準的把我之外，一定也順應了當時歷史背景的變化，其的作品也一定代表了當時眾多人的想法。因此，才能夠在幾百年過去之后，還能夠留給人深刻的印象，人們只要提到當時的那一段歷史，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作品。

從另一方面來看，一位文學家的作品，也一定會受到自身經歷和歷史的影響，他的思路、靈感肯定也不會憑空而至，而是基于他平日生活的所見所聞。因此，從歷史背景和個人經歷的角度去分析一個文學家的作品特點和風格，應該是最正確和直觀的方法。

1.早期創作風格的形成說到莎士比亞的作品風格的形成，就不得不提到歐洲文藝復興。雖然“文藝復興”這個詞早已為人熟知，早在16世紀就已經被學術界所用了，但是這個詞卻讓人產生了許多誤解。文藝復興并不僅僅是簡單的古代希臘和羅馬文化的復興，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文藝。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文化，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反宗教的特色。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義，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張一切以人為本，以此來反對羅馬羅馬教會所代表的神權的絕對統治。因此，文藝復興具有鮮明的反封建、反宗教特色，肯定現世生活，歌頌愛情和個性解放。

人文主義的浪潮席卷了整個歐洲，其中在人文主義文學方面，英國人文主義成為了歐洲人文主義文學的巔峰，身處其中的莎士比亞，自然也會被卷入其中。因此，觀察莎士比亞的作品，到處都可以看到人文主義的身影。

同時，在莎士比亞創作的初期時代，英國正處于伊麗莎白女王的統治時期。這位被普遍認為是英國歷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的杰出女王，自然有其過人之處。在她當政的45年期間，英國的經濟繁榮昌盛，文學璀璨輝煌，軍事上一躍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海軍強國。國家富強穩定，人民生活自然幸福安穩，這就為莎士比亞安心文學創作提供了充足的條件。同時，伊麗莎白女王還是一位十分寬容的女王。由于受到文藝復興的影響，在莎士比亞當時的作品中，很多都是以擁護中央王權，譴責封建暴君和歌頌開明君主為基本主題，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伊麗莎白女王深知這一點，但卻并不阻撓莎士比亞的創作，反而不顧倫敦地方當局的反對，支持莎士比亞劇院。這充分體現了伊麗莎白女王的過人之處，同時也莎士比亞的自由創作提供了又一個便利的條件。

生活的富足再加上一位開明君主的鼓勵，莎士比亞自然對于文藝復興的前景充滿了希望，這種樂觀和希望正完完全全體現在他的作品之中。比如說很有代表性的喜劇《仲夏夜之夢》，雖然形式上是一部劇本，但是詩意盎然，整個劇情輕松愉快，令人忍俊不禁。在單純的詩歌方面，除了兩首長詩《維納斯和阿多尼斯》和《魯克麗絲受辱記》外，莎士比亞整整寫下了154首十四行詩，令人贊嘆不已。

至于莎士比亞為什么會寫下那么多的十四行詩，這自然也是受到了時代浪潮的影響。十四行詩是一種抒情詩體，多采取連續性的組詩形式，緊湊集中，格律嚴謹。在當時，英國詩人們十分喜愛這種詩體。而莎士比亞在緊隨時尚方面從不落后，自然也就加入到了這個行列之中。因此，寫出十四行詩并不能說明什么。重要的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能夠攀登上當時是個文化的巔峰，這就說明，莎士比亞除了屬于這個詩歌流派之外，在寫詩方面，有著自己獨特的風格。其獨特風格的形成，當然與莎士比亞個人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

莎士比亞出生在一個名叫斯特拉福的城鎮，位于沃里克郡，是地處英格蘭中部的一個交通樞紐。“斯特拉福”這個名字的原意是“涉水過河的道路”，僅此我們就可以推想出這個城鎮當年是怎樣一個四通八達、絡繹繁忙的城鎮。如此繁忙的城鎮，自然會有很多游遍大江南北的旅客，他們所帶來的逸聞趣事數不勝數，這使得童年時代的莎士比亞能夠汲取道豐富的民間文學營養，日后也自然就成了他文學創作積累的一筆寶貴的財富。有研究顯示，莎士比亞作品中的形象和比喻，絕大多數和他的鄉間生活息息相關。而斯特拉福鎮周圍，是一片綿亙數十里的茂密森林，這種毫無人工鑿刻的、完全自然地氣息，應當是最能夠激發人的創作靈感的地方。我們現在看莎士比亞的作品，就猶如在看一本詩化的大百科全書，自然界萬物生靈、人間的世俗百態，都被他描摹的栩栩如生。這與莎士比亞少年時代與自然地親密接觸想必也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除了上述特點之外，莎士比亞的詩歌很會利用“意象”來給讀者傳達自己的思想。對于人生，對于愛情。他通過大量的比喻把愛情形象化。他把一切美好的東西比喻成愛情。曾有人說過，對修辭的駕馭能力往往可以作為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具有獨創性和想象力的標準。在這方面，莎士比亞所具有的才能讓人驚嘆。這不僅表現在莎翁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修辭手法，還表現在修辭手法的多樣性和巧妙的布局上。同時莎士比亞喜歡用一些排比的句式來增強氣勢，以達到提升表達效果的目的。所以他的詩歌具有明朗的色彩、樂觀的基調，具有濃厚浪漫色彩。

雖然這只是莎士比亞創作的第一個時期，但是他已經表現出了足夠的創作天賦。借助當時社會環境的安定和諧，以及自身生活的豐富多彩，還有他與生俱來的超出常人的創作天賦，莎士比亞創作出了大量精彩的作品。因此也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莎士比亞創作的黃金時期。

2.中途風格的轉變

在1601年到1607年這一時期中，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或明或暗的，都帶上了一層悲慘的情感。

觀察英國當時的歷史可知，此時正處于伊麗莎白女王一世與詹姆士一世政權交替，英國社會矛盾激化的時期。雖然伊麗莎白女王在世時為英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她最大的錯誤也許就是她不愿意提出王位繼承人。她不僅僅一生未嫁，而且總是回避指定繼承人。她在臨終遺囑中才指定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為她的繼承人。雖然這使英格蘭和蘇格蘭并屬于一個國王的統治之下，但卻是一個前途未卜的選擇。詹姆斯和他的兒子都是獨裁者，在大不列顛不得民心，這必定為爭端買下了禍根。更重要的是，詹姆士一世并非是一位賢明的郡主。

他在位時期，國庫入不敷出，宮廷債務累累。為了平衡政府開支，詹姆士一世肆意出售專賣權和王室森林。為了迎合中產階級的虛榮心理，詹姆士一世指示親信賣官鬻爵，加快封賜爵位。這一系列近似于胡鬧的行為，使得英國當時社會混亂，物價不穩，社會階級矛盾對立嚴重，民不聊生。

在**的社會中，人們想要過上安穩的生活都是奢求，想要進一步創作更是難上加難。莎士比亞也不例外，在作品的數量發面，根本不能跟前一時期相提并論。另外，莎士比亞是一位堅定的人文主義者。原本在伊麗莎白時代，人文主義進展順利，讓莎士比亞充滿希望。然而到了這一時期，缺少了女王的支持，人文主義者烏托邦式的理想開始變得渺茫而不可觸及。莎士比亞應當也是看到了這鮮明的對比，痛感理想難以實現，創作由早期的贊美人文主義理想轉變為對社會黑暗的揭露和批判。

這段時間中，莎士比亞創作的詩歌作品很少很少，主要創作出了一系列著名的悲劇。這些悲劇對封建貴族的腐朽衰敗、利己主義的駭人聽聞、金錢關系的罪惡和勞動人民的疾苦，作了深入的描寫。可以說，這是莎士比亞通過自己的文筆，在無情的揭露社會的黑暗面，以此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同時也希望能夠激發更多人文主義者能夠聯合起來反抗。此時莎士比亞的創作風格上，浪漫歡樂的氣氛減少，憂郁悲憤的情調增加。但是從寫作的角度來看，莎士比亞的文學創作水平日趨完善，語言更純熟，所創造出的形象更豐滿和形象，說明莎士比亞的思想和藝術水平已經漸漸走向成熟。

3.最后的成就

1608年以后，莎士比亞進入創作的最后時期。

這時，文藝復興的浪潮已經完全褪去，人文主義思潮面對著嚴酷的現實，再也沒有了還擊的能力，完完全全成為了泡影。而社會完全掌握在詹姆士一世的手中，**不堪。莎士比亞也看到人文主義的理想在現實社會中無法實現，便從寫悲劇轉而為寫傳奇劇，從揭露批判現實社會的黑暗轉向寫夢幻世界。這一時期，他的作品往往通過神話式的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來解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作品貫串著寬恕、和解的精神，沒有前期的歡樂，也沒有中期的陰郁，而是充滿美麗的生活幻想，浪漫情調濃郁。但在我看來，雖然作品中沒有直接表達悲哀的詞句，取而代之的是虛無的想象世界，這卻是更進一層的悲哀。因為莎士比亞已經完全拋棄了對理想的渴望，只期望它們能夠在虛無中得到實現。這不僅是莎士比亞對于現實的悲哀，同時也是一種妥協，一種退縮，一種無望的而表現。

這時候不得不提到的是莎士比亞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世人公認為是“用詩歌寫的遺囑”——《暴風雨》。劇中，莎士比亞借岡薩羅之口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國度“在這共和國中我要實行一切與眾不同的設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貿易：沒有地方官的設立；沒有文學，富有、貧窮和雇傭都要廢止；契約、承襲、疆界、區域、耕種、葡萄園都沒有，金屬、谷物、酒、油都沒有用處，廢除職業，所有的人都不做事：婦女也是這樣，但她們是天真而純潔：沒有君主，大自然中的一切產物都須不用血汗勞力而獲得；叛逆、重罪、劍、戟、刀、槍、炮等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絕：但是大自然會自己產生出一切豐饒的東西，養育我那些純樸的人民。”這正是莎士比亞在現實中找不到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而虛構了一個朦朧的烏托邦式的理想國。

可以說，《暴風雨》集中體現了莎士比亞個人的人文主義理想，莎士比亞借助作品中人物之口，總結了自己的人文主義思想的發展歷程以及對于其未來的美好想象。莎士比亞傳奇的一生也隨著《暴風雨》的落幕而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了。

【總結】

莎士比亞作品中所體現出的人文主義思想，來自于當時英國的文藝復興浪潮，最后也隨著浪潮的平息而消失在歷史之中。雖然莎士比亞只是屬于這一歷史浪潮中眾多文人中的一員，但他卻是最為出眾閃耀的一位。在上百年過去的今天，只要我們提到文藝復興那段歷史，就一定要提到莎士比亞的作品，就一定會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去找出那些人文主義者們當時的所思所想，或者僅僅為了重新感受莎士比亞的詩歌帶給我們的沒好感受。我覺得只能引用著名的戲劇家本?瓊斯的話來表達對這位杰出的文學家的敬意——“他不只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全世紀。”

【參考文獻】

[1]《百家文學之旅——莎士比亞》，F.E.哈勒帶著，劉蘊芳譯

[2]《讀莎士比亞》，歌德 等著，張可 元華譯

[3]《莎士比亞畫傳》，周軼 編

[4]《從〈暴風雨〉看莎士比亞》，張琰 著

第四篇：王勃的詩歌創作風格

導語：王勃的詩歌，改變了齊梁艷麗的詩風，確定了初唐的詩歌風氣，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王勃的詩歌創作風格吧!

對于王勃詩歌的風格，歷來評論不一，意見紛紜，但綜括起來，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王勃詩歌的風格以“綺麗”為主，如宋代王應麟說王勃詩歌具有“江左卑弱之風”;南宋詞人劉克莊說：“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元代辛文房說王勃詩歌風格“屬文綺麗”;明代張遜業也說王勃“富麗徑捷，稱罕一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王勃“文章鉅麗，為四杰之首”。近代學者也有不少人認為王勃詩歌深受梁陳浮靡之風的影響，其風格仍可用“艷麗”二字來概括，如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指出：“四杰，也是承襲了梁陳的風格的”;這里所謂“綺麗”中的“綺”指的是詞藻運用的繁富，“麗”指的是語言色彩的華美，這種人僅從語言形式上去觀察，更何況王勃等四杰的詩歌，有“濃妝”也有“淡抹”，這種人的評論不免失之偏頗。另一種觀點則注意到王勃等人詩歌內容上的感情基調，如王明居在《王勃詩歌風格發微》中指出：“其(王勃)主導風格則可用‘雄放剛健’四個字來概括，而其‘柔潤富麗’的特色則居次要地位。”王先生從“風骨”的角度評論王勃詩歌的風格，無疑比前一種意見高明得多。正像前一種人只看一個人的衣著，王先生才注意這個人的氣質一樣。但是王明居先生沒有注意到王勃前后期詩歌風格的變化，執之一端，也失之于偏狹。

一個人生活軌跡的急轉，會使這個作品的內容和風格巨變，這差不多是中國文學史中的常見現象。王勃一生以革除官職，趕出沛王府為轉折點，以此為分界線分為前后兩個階段，詩歌的內容和風格也迥然不同，前期的詩歌可用“雄放剛健”四字概括，后期詩歌的風格主要是“蒼涼沉郁”。下面擬從王勃的思想和創作的變化上作粗淺的探討。

一

王勃出身于“以儒輔仁”的儒學世家，其祖父開創的“河汾之學”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學重要分支，是王勃儒家思想的直接來源。兄弟多文學之士，其父督促又早，故“六歲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綜《六經》，成乎期月”。十五歲作《上劉右相書》，劉右相“見面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作為年少才高、聰穎早慧早年得志的詩人，其胸中蘊聚的功業志向與進取精神就不可能不在詩文中表露出來。這種自負心態在自薦文中表現得很突出：“伏愿辟東閣，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然后鷹揚豹變，出蓬戶而拜青墀;附景指風，舍苔衣而見絳闕。”以至被人譏為“浮躁淺露”，至今還有人這樣評論王勃。其實，像初唐四杰及半千等少年才子鋒芒畢露，缺少“恭謙讓”的氣質，貶之者譏為“浮躁淺露”，譽之者完全可贊曰“雄放剛健”，正如“狡猾”和“機智”一樣。

某種思潮、文體、文風的興起，都是朝代的產兒，不是從石頭里蹦出來的金猴。考初唐，李世民自是英雄胸襟，從政治經濟上較快地驅除隋代積弊，出現了史稱盛世的“貞觀之治”，但在思想文化戰線，不僅沒有根除齊梁的“宮體詩”的污垢，反推其波而助其瀾，當四方平定之后，也吟風雪，弄花草，戲作艷詩“殊無丈夫氣”，上行下效，朝閣重臣，也時有側艷之篇，皆**之音。高宗朝，歌功頌德“綺錯婉媚”的“上官體”又風靡文壇。詩歌變成了統治階級賣弄風流文雅的消遣品，幫閑文人邀寵取榮的工具，與國力強盛，經濟上升，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嚴重脫節。王勃等四杰向**浮艷之風宣戰，高倡改革，是順乎時代，應乎潮流的，更何況王勃的前輩已從各個角度，批判了**文風，如其祖父王通持“貫通濟義”的思想角度，批判六朝詩文“傲、治、碎、誕、淫、繁、捷、虛”。⑿魏征等從史學的角度，說六朝“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⒀。這些都為王勃等人的詩歌改革開了先河，掃除了不少障礙。詩文方面，前人雖也有批評齊梁體的：“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竟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⒁，誕但缺乏實踐構建。王勃的兄弟們“磊落詞韻，鏗鏘風骨”⒂，“亦一時之健筆焉”⒃，但缺乏理論支撐，皆不成氣候。唯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啟》和《平臺秘略論文藝三》中，樹出了“思革其弊，用光志業”的旗幟，指導自己的詩歌創作;又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證實理論，又有一時俊彥的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知音與之矣，知己從之矣”，“鼓舞其心，發淺其用，八宏馳騁于思緒，萬代出沒于毫端”⒅“遂使繁綜淺術，五藩籬之固”⒆，“翰苑豁如，詞林增峻”，遂成局面。

王勃多次以“氣橫霜暑”，“氣凌云漢，字挾風霜”作為文學評論的標準，我們且看他是如何在詩歌中顯現的，其一《騰王閣》詩：

騰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云，珠簾幕卷西山雨。

閑云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詩僅八句，卻展現了畫棟上云彩的升騰，朱簾外山雨降臨，潭里悠悠的閑云，檻外滾滾的長江這樣無限的空間和物換星移的綿長的時間，在此壯闊的背景下，凸現了高聳入云的騰王閣的雄邁氣魄，雖有“勝地不常，盛筵難再”的感慨，難掩雄放剛健的氣概，所以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稱贊王勃“龍文虎脊皆君馭”，這里的“虎脊”就是雄放剛健風骨的另一種稱法。

其二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共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這首五言律詩是一篇見習的送別之作，但完全背離了宮廷風格，具有了雄健風格的明確的建構意識。首聯以“城闕”與“五津”對舉，是對別后空間格局及隔斷距離的預設，為詩意的衍進張力。頷聯和頸聯，也一改宮廷詩的景事的羅列與辭藻的比類，而充盈著情、意，由兩人的處境和共同的感受，進而以心理的力量把“天涯”之遙縮短為“比鄰”之邇，表現了“北海雖賒，扶搖可接”的豪邁意境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寬廣胸懷。尾聯一掃“臨岐灑淚”“黯然銷魂”的傳統慣例，矚望于心靈的相通，互勉于前程的展望。八宮體詩繁縟的描寫性變為抒情體樸素的表現性，一洗悲酸之態，充滿昂揚之情，雄放剛健，意氣風發，給人以風發向上的力量。

這種風骨，直接開啟了盛唐詩風。

二

唐中宗復位，即著手清除武后黨羽，許多新貴也乘機排斥異己，卷入政治旋渦，不少杰出詩人也都隨之升沉浮降，如王勃、盧照鄰、駱賓王、蘇味道、崔融、杜審言、宋之問、沈全期等人由于各種緣故而被貶逐遠方。這對以建功立業為懷抱的這批詩人，自是嚴重的挫折和殘酷的打擊，也使他們的詩風為之一變，如沈全期被逐驩州時所寫的詩歌，風格與宮廷時截然不同，顯示出幽怨、絕望乃至憤懣。王勃由于佛學和叔祖王績隱居思想的影響，表現得不那么強烈，但由“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的勃勃雄心，竟至于坎坷失志，流離歲月，羈蕩山川，感慨和不平是難免的，詩風的轉變也是自然的。

宮廷中盛行斗雞，王勃為沛王戲作《檄英王雞》，高宗認為是兄弟之間“交構之漸”，王勃被革除官職，趕出沛王府。這對王勃的仕途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他說：“坎坷于唐堯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在任虢州參軍時，又發生了“匿殺官奴曹達”的冤案，以觸犯大唐法律被判死刑，這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幸遇大赦，僅去官職，其父也受牽連而遠遷交趾令。他在《冬日羈游汾陽送韋少府入洛序》中說：“下官詩書拓落，羽翮摧頹。朝廷無立錐之地，丘園有括囊之所。山中事業暫到漁樵;天下棲遲，少留城闕。忽逢萍水，對云雨以無聊;倍切窮途，托形骸而何托!”這正是他窮途末路，絕望悲涼的自我寫照。正是這種人生遭遇，才使得王勃后期的詩歌大多帶有蒼涼悲郁的風格，試看在蜀中寫的兩首送別詩：

別薛華

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

悲涼千里路，凄斷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無論去與往，俱是夢中人。

重別薛華

明月沉珠浦，風飄濯錦州。

樓臺臨絕岸，洲渚亙長天。

旅泊成千里，棲遑共百年。

窮途唯有哭，還望獨潸然。

薛華是唐開國重臣薛收之孫，從《序》中看，第一首詩當作于錦州，兩位少年才子漂泊他鄉，其感觸自不待言。作者用“窮途”“遑遑”“悲涼”“凄斷”“同漂泊”“共辛苦”“夢中人”營造了蒼涼的氛圍，表達了濃郁的心情。第二首前半部分用風物涂抹出濃黑蒼涼的夜色，后半部分直抒胸臆，表達了沉郁的別情。與前期長安寫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相比，已經完全沒有了激昂慷慨，意氣風發的豪情壯志，把“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變成了“窮途唯有哭，還望獨潸然”了。

還有一些別離詩，如《寒夜思友三首》之一：“久別侵懷抱，他鄉變容色。月夜調鳴琴，相思此何極。”;《江亭夜月送別二首》之二：“亂煙籠碧徹，飛月向南端。寂寂離亭掩，江山如此寒。”《別人四首》其四：“霜華凈天末，霧色籠江際。客子長畏人，何為久留滯。”都顯現出蒼涼冷落，凄苦沉郁。不僅別離詩中，即使是其他題材的詩中，也多充盈著這種詩風。如《上已浮江宴韻得遙字》：“上已年光促，中川興緒遙。綠齊山葉滿，紅泄片花銷。泉聲喧后澗，虹影照前橋。遽悲春望遠，江路積波潮。”詩中游宴之初，作者尚有興致，而游宴之中，忽生悲涼。情思所以變化得如此迅速，是因為波濤和潮汐的不平靜，引起了作者世路艱難的感慨。又如《山中》：“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前兩句以長江滯悲喻舊念之深，后兩句則以蒼涼的山景著意點染，烘托詩人愁旅思歸之情。再如《易陽早發》：“云間迷樹影，霧里失峯形。復此涼飆至，空山飛夜螢。”詩中以空冷蒼涼的意象幽約地傳導出詩人仕途的挫折與旅途艱辛的隱曲的情感意緒。

以上兩方面是對王勃前后兩個時期詩歌風格初步探討。對王勃的詩歌風格，論者如云，間或有談到詩風轉變，但僅從“題材進一步豐富，內容進一步充實”“脫離宮廷的狹小范圍，走入江山與塞漠的廣闊天地”方面入手。本人末學后進，不憚冒昧，提出淺見陋識，望行家不吝指正。

第五篇：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比較

李白和杜甫詩歌風格比較

李白和杜甫是中國唐代詩歌的乃至中國古代文學的兩座高峰,我們分別稱他們為“詩仙”“詩圣”.他們共同經歷了唐王朝由極盛到**的歷史。面對這個亂世,他們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和個人性格。

李白詩歌的風格形成于唐帝國最強盛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中國文學史》）他的詩自由奔放明白順暢想象豐富氣勢宏大。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發展出自己獨到的風格。

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于安史之亂時期并逐漸在苦難中成形。杜甫深入社會并關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他背負著對國家和民族任務的沉重責任忠實描繪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心的感受。杜甫“沒飯不忘君”,藝術風格沉郁頓挫.自中唐到宋代以來都繼承了杜甫的寫實風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詩派更是杜甫視為宗祖.他的影響力巨大.李白年少時博覽群書,“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他還仗劍任俠,“十五好劍術,遍于諸侯”。(《中國文學史》)他年少是曾廣有游歷。這一切都對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響，還直接導致了他詩歌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輕儒，輕財好施，喜歡豪飲。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別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審言是初唐重要詩人，所以對杜甫來說從仕與詩歌都是家業。他曾對兒子說“詩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養，終身都有輔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窮困潦倒，從而形成了他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性格。他的詩歌也因此偏重于現實主義。

李白終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與高蹈之間。他在《蜀道難》中著力描繪了秦蜀道路上奇麗驚險的山川，從中透露了對社會的某種憂慮，他說“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劍閣崢嶸而崔嵬”這可能是對當時政局混亂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種隱喻。在他的《行路難》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等太行雪滿山”來形容自己艱難處境。由于當時高力士楊國忠的受寵，賢士都被據在朝門之外，因此他發出了“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嘆，但他的樂觀主義天性又使他對理想追求都是執著的。他唱出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充滿信心與展望的強音。在《夜泊牛渚懷古》中他寫道“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借用謝尚知遇袁宏的典故來表明自己的懷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說明李白對仕宦生涯是積極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響，不時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隱居過。在《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中他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現了他對道家的崇信和對儒家的嘲弄和擺脫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他描寫奇幻的夢境表達了對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說“安能催眉事權貴，使我不能開心顏”表明了自己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說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著。

而杜甫就簡單的多。他一生都在謀求獲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這種精神一直滲透在杜甫詩的字里行間他的七律《登樓》“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 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這首詩十分能體現杜甫詩歌的特點，詩開頭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緒，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樣有動人的對比。其后寫出“萬方多難”的境況，最后寫出個人報負，他想像諸葛亮一樣建功立業。全詩即景抒情寫山川聯系古往今來社會的變化，說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滲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國家災難個人情感于一爐，體現了詩人沉郁頓挫的風格。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寫的是唐軍攻克安史老巢后詩人聽到消息后的喜悅。全詩以流走的音韻真摯的情感快速的節奏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詩對仗工整，寫景抒情融合一體。前兩聯寫景，后兩聯結合自身衰老，歸結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名句。

在詩體上說李白擅長古歌行體，擅長五七絕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韻，他的《蜀道難》長短參差，他的《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云》的前兩句“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長鋪陳排比。因此律詩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長處。在詩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遜于杜甫。而在風格美方面，李白的飄逸豪邁，談吐天然是別人所不能學的。李白直抒胸臆多，樂則大笑悲則大號。而杜甫的詩多含蓄曲折沉郁頓挫。這也是年輕人多喜歡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歡杜甫的一個原因。

李白熱愛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務而對不合理現象毫無顧忌的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實所牢籠卻不愿接受想征服現實的的態度，與杜甫那種始終以嚴肅的悲憫的心情注視關心祖國人民命運那種現實主義精神是相反而本質又相同的。用韓愈的話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他們的藝術成就和高風亮節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代表。

李白與杜甫詩歌風格的比較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李白和杜甫共同經歷了唐王朝由極盛到**的歷史，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詩歌藝術風格。我們分別稱他們為“詩仙”“詩圣”。

李白詩歌的風格形成于唐朝最強盛的年代,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他繼承了自《楚辭》以來的浪漫主義傳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感情熱烈，氣勢宏大，想像豐富，語言清新，富有浪漫主義色彩。比如，蜀道雄奇險峻，難以表述，李白卻能以變幻莫測的筆法，在《蜀道難》中藝術地展現了古老蜀道逶迤、崢嶸、高峻、崎嶇的面貌。用“五丁開山”“六龍回日”等神話傳說，寫出了歷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險阻；寫黃鶴不得飛過、猿猱愁于攀援，映襯出人在其上行走難上加難；摹寫神情、動作（“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險危之狀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鳥號古木”“子規啼夜月”)，使人聞聲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難；運用夸張（“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極言山峰之高，絕壁之險，渲染了驚險的氣氛。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的又是積極入世的。他在《蜀道難》中著力描繪了秦蜀道路上奇麗驚險的山川，從中透露了對社會的某種憂慮。他說“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劍閣崢嶸而崔嵬”，這可能是對當時政局混亂，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種隱喻。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他的樂觀主義天性又使他對理想的追求是執著的。

杜甫的詩歌風格形成于安史之亂時期，并逐漸在苦難中成形。杜甫終身都有“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窮困潦倒，從而形成了他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性格和格律嚴謹、情感內斂、沉郁頓挫、充滿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兵車行》為歷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長期以來的窮兵黷武，連年征戰，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藝術上寓情于敘事，詩人激切奔越、濃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匯在全詩的始終，詩人那種焦慮不安、憂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詩體上，李白擅長古歌行體，擅長五言七絕，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韻，他的《蜀道難》長短參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長鋪陳排比，因此律詩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長處。李白直抒胸臆多，樂則大笑，悲則大號。而杜甫的詩多含蓄曲折、沉郁頓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