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信訪法律規范體系述評范文

我國信訪法律規范體系述評

劉小妹

? 2012-08-08 11:22:56

來源：中國法學網

信訪關系經過信訪法律的規范和調整便形成具有權利義務內容的信訪法律關系。由此，信訪法律規范的內容決定了信訪法律關系主客體范圍以及信訪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義務、職權職責和對應的法律責任，成為構建信訪法律關系的關鍵所在。

新中國確立人民信訪制度以來，信訪工作的法制化建設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后，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統帥，以國務院《信訪條例》為基礎，以部門規章、地方性立法為主體，以人大、司法、黨的機構和其它社會組織的信訪規范為補充的信訪法制格局，為信訪工作的依法開展和信訪人權利的依法保障提供了基本的規范依據。

而今，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信訪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理應納入到法治建設的范疇中。由此，信訪與法治的關系以及信訪工作本身的法治化問題都有待深入的研究，其中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依法信訪中的“法律體系”成為首要的課題。

一、信訪法律規范的歷史發展

大致而言，新中國成立以來信訪法律規范的制定經歷了建國初期、改革開放初期以及《信訪條例》頒行三個發展階段。各個階段和時期的信訪方針政策和規章制度都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制定的，適合當時的情況和特定的歷史條件，既具有繼承性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一）建國初期

建國初期以1951年6月7日政務院頒發的《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和1957年11月19日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加強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為中心，經過了兩波信訪法律規范制定浪潮，初步形成了信訪工作制度化、有序化框架。

1951年6月7日政務院頒發的《決定》是新中國第一部規范信訪活動和信訪工作的行政法規。《決定》全文共六條，雖然內容簡略，卻初步建立了新中國信訪制度的基本框架，確定了信訪工作的性質、任務和作用等基本問題，不僅對規范當時的信訪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其確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制度，一直到今天都是有效的。

《決定》為信訪制度在全國的建立和發展起到了決定性和示范性作用，是我國信訪工作制度化的初步嘗試。《決定》頒布后，全國各地普遍開始加強信訪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關信訪工作的指示、辦法等規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隨即于同年9月制定并頒布了政協系統的信訪規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暨省、市協商委員會關于處理人民意見的試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該《辦法》以政務院的《決定》為藍本，結合政協工作的特點，提出了比較詳細的信訪工作操作辦法。

與此同時，從1951年到1954年一些地方性的信訪規定也紛紛出臺，舉如東北行政委員會《東北行政委員會暨直屬各部門接見人民來訪的辦法》、西南行政委員會《關于改進處理人民來信工作的指示》和《關于加強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規定》、中南行政委員會《關于人民來信來訪工作的若干暫行規定》、中共中央華北局《關于處理人民來信、接見人民群眾工作的指示》和《處理人民來信、接見人民群眾工作程序》、華東軍政委員會《關于加強處理人民來信與接見人民工作的指示》等。《決定》與這些配套性立法是新中國的第一批信訪法律規范，它們共同構建了建國初期信訪工作法制化的基本框架，為信訪工作的制度化、有序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1957年11月19日國務院頒布的《指示》，是信訪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重要的規范性文件。為了應對和處理1956年下半年以來出現的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信訪高潮，1957年5月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信訪工作會議，會議總結了1951年政務院《決定》頒布以來全國信訪工作的經驗，同時對新出現的各種問題作了研究分析，并集中討論了《國務院關于加強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的指示（草案）》。國務院的《指示》正是在會議討論修改的基礎上出臺的。《指示》對1951年的《決定》作了重要補充，使當時的信訪工作有了更為詳細和全面的制度支撐。更為重要的是，《指示》明確提出信訪工作應以“遵照國家政策、法令，盡可能滿足群眾的正當性要求”為原則。這一依法信訪原則的確立，表明了信訪與法治的關系，樹立了信訪工作法制化與法治化發展方向的理念和目標。

1957年以后，信訪部門迎來了建國后的第一次信訪高潮，為了因應全國信訪形勢發生的新變化，解決來信來訪中反映的許多新問題，中央一方面積極采取措施恢復和保護信訪的正常溝通渠道，一方面設計了一系列機制、措施來規范信訪制度的運作。1957年國家針對來京上訪中出現的問題制定了相關文件，包括：內務部、北京市民政局《關于解決來訪群眾食、宿、路費的暫行辦法》，國務院秘書廳、最高人民檢察院、北京市公安局《關于中央機關、北京市機關接待群眾來訪中處理無理取鬧分子的暫行辦法》，鐵道部《關于防止來訪人騙賣車票的暫行辦法》，這些文件的出臺初現了國家權力對公民信訪權利的規范、限制，以及對違法信訪行為的處理和處罰機制。

此后，1958年－1965年之間中央又出臺了許多法令政策來規范信訪工作，舉如《關于人民來訪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的報告》（1958年）、《關于中央機關來訪歸口交辦問題暫行規定》（1960年）、《關于來訪人吃飯問題》（1960年）、《關于來訪人自持路費意見》（1960年）、《清理積案通知》（1961年）、《來信檔案保管辦法》（1961年）、《信訪檔案分類辦法》（1963年）、《人民來信來訪檔案的立卷工作方法》（1963年）、《關于加強人民來信來訪工作的通知》及兩個個附件：《關于人民來信來訪工作的情況和改進意見的報告》和《關于中央機關接待和處理人民來訪的幾項規定》（1963年）、《信訪工作條例》（草）（1963年）、《人民來信來訪工作的基本經驗》（草案）（1964年）、《四清來信來訪通知》（1965年）等。

從1957年以來中央頒發的這一系列法令政策可見，國家對信訪的態度開始有所轉變，“如果說在建國初期，考慮到信訪工作有助于加強民眾對新政權的合法性認同，國家對信訪采取了積極保護甚至鼓勵的話，則在50年代中期以后，國家開始對信訪制度進行有目的的規制、約束和馴服。”[1]國家對信訪，特別是來京上訪，不再是絕對的歡迎并提供全面的物質保障，信訪制度作為權力技術的一面初顯端倪而公民信訪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沖突正是保障信訪人權利和依法信訪的理念和要求生發的原動力。

（二）改革開放初期

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1982年是信訪制度的恢復與重建時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9年至1981年，是建國以來信訪工作最高漲的時期。在這個期間，“來信數量之多，是建國以來之最；上訪人數之多，是建國以來之最；投入處理上訪問題的人數之多，是建國以來之最；解決問題之多，是建國以來之最。”[2]為了應對嚴峻的信訪形勢，規范信訪工作，國家頒行了重要的法令法規，使領導負責制度、辦案責任制、報告制度，信訪登記、轉辦、交辦、檢查、催辦、記錄、立檔、統計、總結、回報以及保密制度等等一系列信訪制度得以恢復發展，并逐步建立健全。

1980年7月17日中辦信訪局、人大信訪局和國辦信訪局對新時期中央各部門在信訪上的分工歸口重新作了安排，出臺了《關于中央各部門歸口分工接待群眾來訪的暫行辦法》；同年8月22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維護信訪秩序的幾項規定》，加強對信訪秩序的治理；最高人民法院也于同年6月20日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信訪處接待來訪工作細則》。198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頒發了《關于防止和糾正對人民群眾來信來訪進行打擊報復問題的通知》。

1981年底，信訪的高潮已漸趨正常。基于三年信訪工作的得失經驗，1982年2月22日至27日，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信訪工作會議，會議通過了《當前信訪工作形勢和今后的任務》和《黨政機關信訪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暫行條例》）兩個文件。《暫行條例》共分6章21條《暫行條例》的內容比較詳細，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雖然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暫行條例》并不是屬于行政法規，但基于當時在信訪方面幾乎無法可依的現實，中辦、國辦將該規定轉發給各地進行試行，使得《暫行條例》成為具有實際約束力和強制力的“法律”，一些部門和地區還結合自己的情況制定了落實《暫行條例》的實施細則。

《暫行條例》這部并不能被稱為法律的“法律”，“是1982年到1995年之間整整十余年內支撐信訪運作的最重要的制度框架，它是過渡時期的過渡性法律。[3]《暫行條例》一方面，具備了信訪條例的雛形，具有開創性，為后來制定信訪條例提供了寶貴的立法經驗；另一方面在確立信訪責任機制，保障依法信訪方面存在重大缺漏。

《暫行條例》第3條和第20條，分別對信訪機構和信訪工作人員依法處理信訪提出了要求：第3條規定“處理人民群眾來信來訪，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按照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令，正確回答群眾提出的問題，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第20條第（二）項規定信訪工作人員必須做到“模范地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令，實事求是，堅持原則，秉公辦理，不徇私受賄，堅決抵制和反對不正之風。”這兩條規定雖然表達了對信訪機關及信訪工作人員依法信訪的初步要求，但對違法處理信訪問題，非法侵犯信訪人權利的行為沒有規定具體的法律責任，更沒有明確追究法律責任的機制和程序。沒有法律責任作為最后的約束和懲戒手段，依法信訪僅僅是一種理念，是一個號召，難以落實為以保護信訪人權利為旨歸的社會治理模式。

除此之外，《暫行條例》沒有關于信訪人依法信訪的規定，因此對信訪人依法信訪的要求以及非法信訪的法律責任的規定，是由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國務院頒布的兩個行政性法規來實現的，即1980年頒布的《關于維護信訪工作秩序的幾項規定》和1982年頒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從形式上看，這是行政權力對信訪人信訪權利的直接規制；從內容上看，信訪人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是具體而嚴格的，而且在追究法律責任的程序上，可以由公安機關依法予以收容遣送和勞動教養。將信訪制度與收容遣送及勞動教養制度掛鉤，雖然對維護當時的信訪秩序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卻為國家權力侵犯信訪人信訪權利留下了隱患，這與以保障公民權利為宗旨的法治建設目標有所背離。

綜上，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在對信訪制度進行恢復與完善的同時，在疏通信訪渠道和保護信訪人權利的同時，也加大了對信訪活動的規范和指引，強調信訪人要采用合法合理的方式維權求助，要維護信訪秩序和社會的安定團結。[4]

（三）《信訪條例》頒行以后

建國以來，中央一直在尋求建立一套系統而權威的信訪法律制度。1963年完成但未能付諸實施的《國家機關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條例（草稿）》，以及前述的1982年《黨政機關信訪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都是這種努力的結果，它們為1995年和2005年《信訪條例》的出臺與完善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和豐富的經驗。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信訪工作的法制化也成為當然的要求。1995年10月28日，國務院頒布了《信訪條例》，這是建國后第一部嚴格意義的信訪行政法規。《信訪條例》對建國以來信訪工作的經驗得失進行了一次全面總結，同時也根據現實需要進行了一些制度創新，規定了辦理信訪工作的詳細程序，引入了信訪終結機制，體現了信訪制度在法制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方面的重要進展。該《信訪條例》雖然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但它的頒發本身所體現的“通過信訪制度改革參與和推進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進程”的精神和做法，對今后的信訪法治化發展以及國家的法治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1995年《信訪條例》頒行后，我國的憲政與法治建設領域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憲法的修改。1999年和2004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對現行憲法的第三次和第四次憲法修正案，“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先后入憲。二是，《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2003年6月20日收容遣送制度廢止，7月便迎來了新中國第四次信訪高潮的最巔峰時刻。如何在應對和治理此次信訪高潮的過程中體現和貫徹“保障人權”的憲法理念？如何規范信訪制度，如何以信訪工作的法制化促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偉目標，成為信訪面對的時代課題。

基于上述背景，2005年1月17日國務院頒布了新的《信訪條例》，1995年《信訪條例》宣布廢止。新《信訪條例》按照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和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確立了既要有效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又要建立良好信訪秩序、確保社會穩定的目標。[5]新《信訪條例》還將“及時、就地、依法解決問題與思想疏導教育相結合”的信訪工作基本原則修改為“依法、及時、就地解決問題與疏導教育相結合”，把“依法”放在了首位，在要求信訪人依法信訪的同時，也特別強調信訪機關和信訪工作人員要依法辦事，在處理信訪問題時要考慮信訪人的困難和社會穩定等現實需要，但同時一定要嚴格按照法律和政策辦事。因此，新《信訪條例》的頒行體現了信訪工作法制化、規范化的重大進步。

二、信訪法律規范的基本格局

新中國確立人民信訪制度以來，信訪工作的法制化建設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后，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統帥，以國務院《信訪條例》為基礎，以部門立法和地方立法為主體，以人大、司法、黨的機構的信訪規范為重要組成部分的信訪法制格局，為信訪工作的依法開展和信訪人權利的依法保障提供了基本的規范依據。

第一，以憲法為統帥。現行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享有“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利。為了保證這種權利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落到實處，憲法第41條一方面規定了公民可以通過行使“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與公民的民主權利相對應，國家機關負有“經常保持同人民的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的責任。根據憲法的上述規定，信訪是我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

第二，以《信訪條例》為基礎。憲法對權利的確認是抽象的，缺乏明確內涵和運行機制，信訪權利的法律淵源還必須下溯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規、規章等規范性文件。迄今為止全國人大沒有制定任何信訪法律，對信訪制度的規范主要依據國務院2005年頒布的新《信訪條例》。2005年《信訪條例》雖然主要是規范政府部門的信訪活動，但根據第15條的規定，條例對人大、司法、黨的機構和其它社會組織的信訪活動也具有部分約束力和很大的參考價值，是當代中國信訪活動的基本法律規范。

第三，以部門立法和地方立法為主體。與全國人大信訪法律的闕如以及中央信訪立法的稀少不同，有關信訪的部門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當繁多。據粗略統計，部門立法和地方立法占全部信訪法律規范總量的95%以上。[6]實踐中，大部分信訪工作和信訪問題都是依據這些紛雜的部門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處理和解決的。

目前，信訪量大的國務院各部委大多制定了比較系統的信訪部門規章，如人事部的《人事部門信訪工作暫行辦法》（1991年），司法部的《司法行政機關信訪工作辦法（試行）》（1991年），衛生部的《衛生部門信訪工作辦法》（1993年），國家環保局的《環境信訪辦法》（1997年），民政部的《民政信訪工作辦法》（1999年），教育部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教育系統信訪工作的幾點意見》（1999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勞動和社會保險信訪工作暫行規定》（1999年），國土資源部的《國土資源信訪規定》（2002年），建設部的《建設部信訪工作制度》（2003年），公安部的《公安機關信訪工作規定》（2005年），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的《信訪投訴工作暫行辦法》（1999年）、《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信訪工作辦法》（2002年），中國證卷監督管理委員會的《中國證卷監督管理委員會信訪工作規定》（1999年），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聯合發布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信訪處理辦法》（2001年）等。

從20世紀80年代初直到今天，地方信訪立法呈現出相當活躍和繁榮的景象。從地方信訪立法的廣泛性看，幾乎全國各個省、自治權、直轄市和一些較大的市都制定了地方性法規或地方政府規則；從立法數量上看，截至2006年各省、市級人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信訪法律規范有357件，占所有信訪法律規范的81.3%。[7]地方信訪立法往往是以本地區的具體信訪實踐為基礎，所以在內容和側重點上可能存在較大差異。

第四，以人大、司法、黨的機構的信訪規范為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信訪是黨政機關群眾路線的普遍經驗，是權利救濟的重要渠道，因此不僅行政系統有信訪制度，人大、司法、黨的機構，乃至一些社會組織和國有企業都由各自的信訪制度。社會組織和國有企業制定信訪工作規則的行為不屬于國家立法行為，因此這里不將其納入信訪法制體系考察。

人大系統的信訪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調整，相關內容散件于地方組織法、監督法、集會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突發事件應對法、國務院信訪條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規中。[8]

在司法系統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早就有了自己的信訪規定。1980年6月20日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信訪處接待來訪工作細則》。最高人民檢察院1985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信訪工作的決定》，1991年5月通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保護公民舉報權利的規定》，8月出臺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受理民事、行政申訴分工問題的通知》，1993年3月通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舉報工作的決定》，1994年5月出臺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獎勵舉報有功人員暫行辦法》。

黨內信訪工作立法主要是中紀委印發的《中紀委關于認真處理群眾信訪的通知》（1984年）、《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控告申訴工作條例》（1993年）《關于認真清理、查辦群眾信訪舉報問題的通知》（1994年）。這些信訪規范雖然在數量上遠不如行政信訪立法多，但卻是我國信訪法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信訪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建國以來經過六十余年的信訪法制化建設，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以憲法為統帥，以國務院《信訪條例》為基礎，以部門立法和地方立法為主體，以人大、司法、黨的機構的信訪規范為重要組成部分的信訪法制格局，為信訪工作的依法開展和信訪人權利的依法保障提供了基本的規范依據。最難能可貴的是，我們在理念和機制上形成了信訪與法治建設的良性互動關系：依法信訪是建設法治國家的當然要求，同時，依法信訪也是全面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內容。信訪法制化取得的進步和成績自不待言，但是目前信訪實踐中也存在著一些缺漏和不足，需要進一步予以發展和完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缺乏全面、統一調整黨政機關信訪工作的基本法律。信訪是全國各地區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和問題，是各黨政機關群眾路線的重要體現。因此，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央一直在尋求建立一套系統而權威的信訪法律制度。1963年完成但未能付諸實施的《國家機關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條例（草稿）》，以及前述的1982年《黨政機關信訪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都是這種努力的結果。

然而，由于我國是地域遼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地區發展尚不平衡，要制定詳盡而具有操作性的統一規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國務院1995年和2005年頒行《信訪條例》，率先對行政機關的信訪活動進行了專門而系統的立法，對于保障行政信訪工作的依法進行具有重大意義，并成為當前信訪工作的基礎性法律規范。

但是，到目前為止，一方面中央層面的人大、法院、檢察院、黨的機構、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的信訪活動都由一些散見的通知、意見、辦法、規則等法令、政策、文件調整，尚缺乏統一的信訪法律規范；另一方面，地方在沒有上位立法的情況下，相當一部分的省市的地方立法對本區域內的黨政機關信訪或國家機關信訪活動進行綜合規范。

而事實上，近幾年來，造成層層信訪主要問題的，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人大、法院、檢察院的不作為或違法行為。特別是涉訴涉法信訪在所有的信訪事項中占有相當的比重，而且司法機關對涉訴涉法信訪問題的處理也納入了“維護社會穩定”和進行“綜合治理”的全盤規劃之中，因此，全國人大應當盡快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法》，明確信訪法治原則，并全面規范黨政機關的信訪工作，至少要統一規范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的信訪活動。

二是，部門和地方信訪立法等配套性立法亟待完善。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因改革而引發的社會轉型和社會矛盾突顯，同時公民法治和權利意識也逐步增強，各個部門和地方為了應對不斷攀升的信訪量，不得不在中央確立的大原則、大框架之下結合本部門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信訪法，以緩解和遏制日益嚴峻的信訪狀況。對部門和地方的信訪立法中央一直抱持包容和鼓勵的態度，上訪的壓力，維護社會的穩定。

與此對應，2005年國務院新《信訪條例》的頒行，一方面強調將信訪的法制化、規范化、有序化建設納入到國家法治建設的進程中，一方面根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強化了對信訪人權益的保護。鑒于此，建議從兩個方面完善部門和地方信訪立法：

首先，對部門和地方信訪立法中增設信訪人義務或設置行政強制性措施的內容，應根據行政強制法、信訪條例等法律法規進行合法性審查；

其次，由于絕大部分的部門和地方信訪立法都制定在2005年《信訪條例》頒行以前，且這些信訪立法大多沒有根據新條例的精神、原則、要求做相應修改，因此建議盡快對這些部門和地方信訪立法進行集中清理和修改，以排除不符合條例精神和原則的規定，推進信訪的法制化建設，切實保護信訪人的信訪權利。

[1] 參見李宏勃：《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人民信訪》，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0頁。

[2] 刁杰成：《人民信訪史略》（1949－1995），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頁。

[3] 李宏勃：《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人民信訪》，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頁。

[4] 李宏勃：《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人民信訪》，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頁。

[5]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國家信訪局負責人就《信訪條例》的有關問題答記者問”，載《信訪條例關聯法規精選》，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頁。

[6] 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官方網站（www.tmdps.cn）的“中國法律法規信息系統”數據庫為統計對象。

[7] 李宏勃：《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人民信訪》，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頁。

[8] 宋 箐：《人大信訪制度的法律、政策依據及評價》，《人大研究》2011年第2期。

第二篇：勞動法律規范體系和適用難點

勞動法律規范體系和適用難點

1.我國的一時性合同最典型的是買賣合同，其特點不包括（）。（3.0分）

A.較少照顧保護義務

B.給付量和時間可以分離

C.一次給付義務的履行障礙

D.給付不可返還

我的答案：D?√答對

2.關于《勞動合同法》，下列說法正確的是（）。（3.0分）

A.《勞動合同法》有完整的締約過失規則

B.《勞動合同法》沒有規定的能適用《合同法》

C.《勞動合同法》需要審查后適用

D.《勞動合同法》有完整的締約規則

我的答案：D?×答錯

3.用人單位指揮權的定位是（）。（3.0分）

A.剩余權+用人單位保留

B.決定權+勞動者自主

C.剩余權+勞動者自主

D.決定權+用人單位保留

我的答案：C?×答錯

4.我國《勞動合同法》規定，集體合同中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等標準（）。（3.0分）

A.不得低于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標準

B.應與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標準保持一致

C.不得高于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標準

D.可由用人單位自行協商決定

我的答案：A?√答對

5.關于我國勞動合同制度的恢復，下列說法錯誤的是（）。（3.0分）

A.1980年，上海部分國有企業進行勞動合同制改革試點

B.1982年，上海、江西等八省市進行勞動合同制改革試點

C.1980年，我國通過《

中外合資企業勞動管理規定》

D.2012年，我國通過《勞動合同法》

我的答案：D?√答對

6.勞動合同制度的基本定位是（）。（3.0分）

A.意思表示一致的產物、社會機制與市場機制并行

B.意思表示一致的產物、自治與市場機制

C.用人單位協商一致的產物、社會機制與市場機制并行

D.用人單位協商一致的產物、自治與市場機制

我的答案：C?×答錯

7.用人單位制定的內部規章制度與集體合同或者勞動合同約定的內容不一致，勞動者請求優先適用合同約定的，（）。（3.0分）

A.人民法院應審查約定的內容

B.人民法院應駁回勞動者請求，并要求勞動者優先適用用人單位制定的內部規章制度

C.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D.人民法院應要求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協商一致。

我的答案：C?√答對

8.我國的《集體合同規定》要求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應當對報送的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的相關事項進行合法性審查。其中，審查的事項不包括（）。（3.0分）

A.集體協商雙方的主體資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

B.集體協商程序是否違反法律、法規、規章規定

C.集體合同或專項集體合同內容是否與國家規定相抵觸

D.集體協商人數是否違反法律、法規、規章規定

我的答案：D?√答對

9.我國集體合同與保護性法律的關系不包括（）。（3.0分）

A.集體合同對保護性法律在功能上的優先性

B.集體合同與保護性法律在功能上的互補性

C.集體合同與保護性法律在功能上的替換性

D.集體合同不得違反法律規定

我的答案：A?×答錯

10.第一個頒布勞動者保護法令的國家是（）。（3.0分）

A.美國

B.英國

C.法國

D.德國

我的答案：D?×答錯

1.在我國，民主管理的功能包括（）。（4.0分））

A.私有

B.保護

C.秩序

D.均衡

我的答案：BCD?√答對

2.在我國，市場不足主要體現為（）。（4.0分））

A.供求失衡

B.勞動力的非商品性

C.企業的巨型化

D.勞動者服從用人單位組織的生產

我的答案：ABCD?√答對

3.在我國，控制用人單位指揮權主要包括（）。（4.0分））

A.勞動合同的條款數量控制

B.勞動合同的條款日期控制

C.勞動合同的條款內容控制

D.勞動合同的條款人數控制

我的答案：AC?√答對

4.我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框架包括（）。（4.0分））

A.勞動合同

B.勞動保護法

C.工廠組織法

D.用人單位指揮權

我的答案：ABCD?√答對

5.我國集體合同的功能包括（）。（4.0分））

A.按市場機制分配利益的功能

B.保護功能

C.防止底線競爭的功能

D.秩序功能

我的答案：ABCD?√答對

6.關于我國勞動合同與集體合同的關系，下列說法正確的是（）。（4.0分））

A.都是市場機制

B.一個是市場機制，另一個是社會機制

C.是同一個層面的機制

D.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機制

我的答案：AD?√答對

7.在我國，立法的功能包括（）。（4.0分））

A.保護功能

B.懲罰功能

C.指引功能

D.補充功能

我的答案：ACD?√答對

8.勞動保護法的底線功能主要體現為（）。（4.0分））

A.設定時的考慮是讓勞動者生存、健康不受損害等

B.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機制

C.集體協商中的法外訴求等同于非法訴求

D.不斷提高的底線擠壓市場彈性

我的答案：ABD?√答對

9.我國不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之間的關系主要包括（）。（4.0分））

A.勞動合同與立法的關系

B.勞動合同與用人單位規章的關系

C.集體合同與保護性法律的關系

D.用人單位規章與保護性法律的關系

我的答案：ABCD?√答對

10.勞動保護法的主要內容包括（）。（4.0分））

A.勞動安全保護

B.最低工資保護

C.婦女、兒童、殘疾人等特殊勞動群體保護

D.工時保護

我的答案：ABCD?√答對

1.1929年，我國頒布了《工廠法》。（3.0分）

我的答案：

正確?√答對

2.在德國，雇主沒有單方通過指示確定勞動條件的權利。（3.0分）

我的答案：錯誤?√答對

3.勞動法的出發點是市場化用工。（3.0分）

我的答案：

正確?√答對

4.在我國，用人單位規章可作為勞動合同的附件。（3.0分）

我的答案：錯誤?√答對

5.我國的《勞動合同法》中有勞動者給用人單位帶來損害的一般賠償規則。（3.0分）

我的答案：

正確?×答錯

6.我國勞動保護法的生效方式是行政執法和保護性強行法。（3.0分）

我的答案：

正確?√答對

7.我國的用人單位在制度規章中可以規定實質性勞動條件。（3.0分）

我的答案：錯誤?√答對

8.集體合同是指勞動者集體（工會、勞動者代表）與企業或企業聯合會通過集體協商簽訂的確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權利和義務的協議。（3.0分）

我的答案：

正確?√答對

9.我國用人單位規章的合理性審查主要體現為質和量兩個方面。（3.0分）

我的答案：

正確?√答對

10.勞動法出現的基本判斷是：在承認市場經濟、承認生產資料所有和勞動力分離、承認法治前提下解決社會問題。（3.0分）

我的答案：

正確?√答對

第三篇：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研究述評

龍源期刊網 http://.cn

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研究述評

作者：索勇超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年第09期

[摘要]對政府績效進行科學評估，有助于準確評價政府，強化政府及行政人員自律，提高政府靖效，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文章認為我國政府靖效評估還處于初始階段，指出應該在借鑒國外經驗和研究國內實際情況下構建我國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

I關鍵詞]政府績效；靖效評價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第四篇：我國教師人格研究述評

我國教師人格研究述評

西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 陰山燕 馬娟

一、研究概況

筆者以近十年來我國學者關于教師人格的研究文獻為分析文本，從研究方法、研究重點、研究內容及觀點方面對國內已有教師人格的相關研究進行了一個簡單的總結和回顧，以期為今后教師人格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起點。

（一）研究方法

在教師人格研究中，我國學者比較側重于理論層次，實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在實證研究中，主要采用了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測量工具主要是美國Ｒ．Ｂ．卡特爾編制的１６ＰＦ問卷的修訂本。例如，《福州高校青年教師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謝作栩，１９９４）①《對中小學教師個性狀況的測試與分析》（耿向紅，１９９８）②等。只有一篇《民辦教師的艾森克人格問卷測查報告》（張軍，１９９７）③是采用埃森克人格調查問卷，而吳安春（１９９６，１９９８）④⑤傅偉忠、瞿正方（２０００）⑥的研究則是采用自編教師人格問卷。很少有研究使用了除問卷以外的其它研究方法，在檢索到的資料中，僅有陸異、張逸民（１９９７）⑦的《中學教師個性心理特質現狀分析》，采用了測量法、觀察法和調查法。楊敏等（２００１）⑧對優秀幼兒教師的人格特征研究，結合使用了訪談法。陳益、李偉（２０００）⑨對小學教師人格特征和學生學業成績的相關研究，運用了問卷法和教育生態學以及文獻法。從總體上看，問卷調查使用頻繁，質化研究相對較少。

（二）研究重點

當前教師人格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小學教師，而對幼兒教師和高校教師以及農村教師的研究較少。例如，耿向紅是對北京市景山區１１５名小學教師的調查，傅偉忠、瞿正方是對上海浦東地區８３名教師的調查，徐速、陳素平（２０００）⑩是對溫州市９２名小學青年教師的研究，李偉（２００１）⑾是對南京市小學教師的人格研究。只有謝作栩的《福州高校青年教師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和周詠梅（１９９８）⑿的《高校女教師人格塑造初探》，是關于高校教師人格研究的。關于幼兒教師人格特征研究也只有：邢少穎、賈宏燕（２００２）⒀的《關于優秀幼兒教師人格特征的研究》、左吉玉（１９９８）⒁的《青島市幼兒教師人格特征初探》，楊敏等的《優秀幼兒教師人格特征研究》三篇，而專門的農村教師人格研究有張軍所寫的《民辦教師的艾森克人格問卷測查報告》。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與觀點

我國學者關于教師人格的研究，主要關注六個方面的問題：教師人格的特點、教師人格的影響因素、教師人格問題、教師人格對學生發展的影響、優秀教師的人格特征以及教師人格的培養。

（一）教師人格的特點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教師人格具有職業特殊性，且優于一般人員。左吉玉調查

了青島市８２名幼兒教師，并與華東師大心理系１９８９年修訂的全國常模相比較，發現幼兒教師確實存在異于一般女性的人格特征。他們比一般女性較為熱情、樂群外向；輕松興奮、活潑健談；冒險敢為；較女性化。吳素梅（２００２）⒂對桂林、橫縣等地５５８名小學教師人格調查并與專業技術人員常模１６ＰＦ比較發現，小學教師人格品質較優，多數人格因素品質優于其他專業技術人員，并具有教師職業角色的特點。謝作栩的研究也發現，高校青年教師人格品質高于一般水平。

教師的人格特點主要是由教師特殊的職業素質要求和職業活動決定的。一方面體現了社會對師范教育及師范生培養模式定型化的影響，另一方面由于傳統觀念對教師職業角色具有較高的期望，認為教師應該具有為人師表、充滿熱情等優秀人格品質，正是這種傳統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教師人格特征的形成。

（二）教師人格的影響因素

１．年齡因素的影響

耿向紅的調查發現：年齡越大的教師情緒越穩定，能理智面對現實、做事盡職、當機立斷、自律嚴謹。吳安春的調查也顯示：教師的自信型人格特質和思考型人格特質隨著年齡的增長呈上升趨勢，教師的自我型人格特質也有隨年齡增長而加強的趨勢。李偉的調查認為，中年教師和老年教師的人格特征差異不大，青年教師和中、老年教師差異較大。這也與吳安春對“中小學教師人格發展在成年期基本趨于穩定”的結論一致。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年齡是影響我國教師人格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青年教師與中老年教師在人格特征因素上存在較大差異，而中年以后教師人格則基本趨于穩定。

２．教齡因素的影響

謝作栩的研究表明，青年教師不同教齡組間的人格因素差異的項目較多，差異的程度也較大。其中，４～６年教齡組青年教師的敢為性和幻想性相對較弱，憂慮性較高。青年教師隨著教齡的增長，逐步從敏感、感情用事偏向理智、重實際；從自由、激進偏向保守；從自立自強偏向隨群附眾。吳安春對小學教師的調查認為：不同教齡的教師，在自信型緯度和思考型緯度上差異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教齡較短的青年教師，經驗積累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問題常常使他們感到缺乏自信心。吳安春對中學教師的人格研究表明，教齡是影響中學教師自信型、活潑型、自我型人格特質的重要因素。隨著從教年限的增加，中學教師的自信型、活潑型人格特質表現出“強－－弱－－強”的曲線型發展趨勢。

從以上研究看出，教齡也是影響教師人格特征的重要因素。教齡較短的教師比較激進、自由，隨著教齡的增加，變得逐漸理智、重實際。所以在教師人格培養時，要注意教齡這一因素的差異，對不同教齡教師的人格培養的側重點不同。３．性別因素的影響

對于性別對教師人格的影響，眾多研究說法不一。陸異、張逸民對中學教師個性心理特質的分析表明，教師的個性特征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李偉（２００１）、張軍（１９９７）、耿向紅（１９９８）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在情緒方面，張軍的調查認為，女性民辦教師中情緒不穩定的人數相對較高，謝作栩、耿向紅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謝作栩對高校青年教師的調查還顯示，高校青年男教師比女教師在有恒心、重實際、精明能干、有成就希望的人數較多。而耿向紅對小學教師的調查結果則相反：女教師比男教師有恒負責，男教師比女教師權宜敷衍；女教師比男教師精明能干、世故；女教師比男教師自立自強，當機

立斷，男教師比女教師依賴、隨群。這說明性別因素對高校教師和小學教師人格的影響不同。另外，耿向紅的研究顯示，在思維方面小學男教師比女教師思維敏捷，特別是抽象思維能力強。但是吳安春對中小學教師人格的研究卻與上述研究結果相反：性別因素對教師的人格特質不存在顯著影響。

４．職稱與學歷因素的影響

國內學者對學歷因素對教師人格的影響也存在異議。謝作栩的研究認為，高校青年教師不同學歷組間的大多數人格因素無明顯差異。吳安春的研究也表明，學歷因素對中小學教師的人格特質沒有顯著影響。而李偉的調查卻認為，不同學歷的小學教師的人格特征存在一定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具有大專、本科學歷的小學教師更富創造力，也更果敢，同時幻想性得分也高；而具有高中、中師學歷的小學教師的有恒性顯著高于具有大專、本科學歷的小學教師；此外，具有本科學歷的小學教師的敏感性得分最高。

職稱因素對小學教師的自信型人格特質和思考型特質影響顯著（Ｐ均小于０．００５），而且也是影響中學教師安靜型人格特質的重要因素（吳安春，１９９６）。社會地位高的教師更多地表現出內向、古板、喜歡安靜與獨處，精力不濟，興趣貧乏等特點。這可能是因為高職稱的教師一般都是中年教師，他們的人格特征與中年人的心理特點有關。這也提示我們，關心、解決好教師的職稱問題是對調動教師工作積極性、培養教師優秀人格品質具有重要作用。

（三）教師人格存在的問題

１．人格缺陷

李偉的調查表明，少數教師在一些個性因素方面存在嚴重缺陷，心理健康水平不高。其中情緒激動、急躁不安者占２３．５％，孤獨、冷漠者占１７．４％，敷衍、缺乏責任感者占１４．８％，思維遲鈍、理解能力弱者占１０．４％。陸異、張逸民在心理健康指數的診斷中發現，心理健康指數過低的人數占總數的４．５％。謝作栩的研究顯示，高校青年教師的環境適應能力低于一般水平。這些實證調查也提示我們，應該加強對教師人格問題的預防與矯正，重視教師人格問題研究。

２．創造力水平不高

創新已成為一個國家的靈魂，創新人才必須由具有創新才能的教師來培養，教師創造性高低對學生創造力的培養至關重要。但是我國目前教師的創造能力卻令人擔憂，耿向紅的研究表明，教師在創造力個性因素方面普遍不高，均處于中等水平。李偉的研究認為，有２７．４％的教師的創造力得分較低。而吳素梅也認為，小學教師知識面窄、抽象思考力弱，獨立性差，創造性水平較低。因此，教師的創新精神和創造性思維能力的培養，已成為目前刻不容緩的任務。

（四）教師人格對學生發展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與早期研究得到相同的結論，即教師人格

⒃對學生發展有很大影響。例如陳益、李偉的研究表明。小學教師的某些人格特

征與學生成績有著較高相關，而且它們之間的相關要高于小學教師的年齡、學歷與學生學業成績的相關。他還指出，興奮性與學生的語文成績呈顯著相關，聰慧性、穩定性、實驗性與學生數學成績的相關達到顯著水平。滿其民⒄在《略論教師人格影響的教育價值》中談到教師人格的教育價值包括：評價－激勵價值，身價－陶冶價值，機智－啟迪價值，威信－感染價值，態度－期望價值。

（五）優秀教師的人格研究

邢少穎、賈宏燕對山西省某市１４所幼兒園教師的研究表明，優秀幼兒教師

與普通幼兒教師的聰慧性和有恒性在Ｐ＜０．１水平上差異非常顯著：獨立性在Ｐ＜０．５水平上差異顯著。同時她們在專業成就能力、創造能力和在新環境中成長的能力均高于普通幼兒教師。楊敏等的調查也顯示，優秀幼兒教師在有恒性、恃強性、穩定性、世故性、自律性上得分均高于一般幼兒教師。雷曉寧等（１９９９）⒅對三明地區中學優秀教師人格特征的調查認為，優秀教師和一般教師在有恒性、聰慧性、幻想性和緊張性四個方面存在明顯差異，表現為優秀教師有更強的事業心和責任心，對學生更關心、負責；善于保持穩定的情緒；學習能力更強，富有才識；對人、對事總是心平氣和，充滿信心等。這些研究與韓進之（１９８９）⒆在總結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的優秀教師應具備的優良個性品質相一致。

（六）教師人格培養

近年來，我國關于教師人格培養的理論探討很多。例如，周詠梅（１９９８）

⒇關于《高校女教師人格塑造初探》、周麗華《論教師人格及其養成－－人文教

育和情感教育在教師人格養成中的作用》等一系列文章。尤其是青年教師剛剛踏入工作崗位，很多方面還不適應，容易出現人格問題，更應該加強青年教師的人格培養。正如徐速、陳素平（２０００）在《小學青年教師人格特征初探》中指出的“小學青年教師還處于人格可塑性很強的時期，因此在青年教師的培訓工作中，要引導青年教師在充分了解自己人格特征上進行自我教育，發展適合教師職業的良好的人格特征。”

雖然我國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關于教師人格培養的研究出現了較為繁榮的局面，但從總體上看還處于起步階段。大量的研究局限在現狀調查、理論探討的層次。實踐操作層面上的研究較少，專門針對教師人格問題而展開人格培養的實驗干預研究并不多見。

注釋：

①謝作栩：《福州高校青年教師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學》，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②耿向紅：《對中小學教師個性狀況的測試與分析》，《中小學教師培訓（小學版）》，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③張軍：《民辦教師的艾森克人格問卷測查報告》，《青海師專學報（社科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④吳安春：《教師人格發展特點及影響因素的研究》，《徐州師院學報》，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⑤吳安春、曹樹：《中學教師的人格發展特點及影響因素的研究》，《南京師大學報》，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⑥傅偉忠、瞿正方：《小學教師心理健康水平及其人格特征的相關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⑦陸異、張逸民：《中學教師個性心理特征現狀分析》，《教育科學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⑧楊敏等：《優秀幼兒教師人格特征研究》，《寧波教育學院學報》，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⑨陳益、李偉：《小學教師人格特征和學生學業成績的相關研究》，《南京師大學報》，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⑩徐速、陳素平：《小學青年教師人格特征初探》，《溫州師范學院學報》，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⑾李偉：《南京市七所小學教師人格特征的測試與分析》，《南京曉莊學院學報》，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⑿周詠梅：《高校女教師人格塑造初探》，《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⒀邢少穎、賈宏燕：《關于優秀幼兒教師人格特征的研究》，《學前教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⒁左吉玉：《青島市幼兒教師人格特征初探》，《心理科學》，１９９８年第５期。

⒂吳素梅：《小學教師人格特征現狀研究》，《健康心理學雜志》，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⒃陳益、李偉：《小學教師人格特征和學生學業成績的相關研究》，《南京師大學報》，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⒄滿其民：《略論教師人格影響的教育價值》，《濟寧師專學報》，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⒅雷曉寧等：《三明地區中學優秀教師人格特征的調查研究》，《三明師專學報》，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⒆韓進之：《教育心理學綱要》，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６５～５７０頁。

⒇周麗華：《論教師人格及其養成》，《高等師范教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4期

第五篇：我國大眾文化最新述評

2002年第3期〈總第152期）學 術論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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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眾文化研究最新動態述評

何蘭萍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江蘇南京210093〉

I摘要]大眾文化研究是我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熱的重要內容。關于大眾文化的界定，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關系，如何看待文化商業化的正負作用等等問題，至今眾說紛紜。在沿用各種國外理論解釋中國現實之后，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開始探尋自己的研究方法。

I關鍵詞〗大眾文化；動態；視覺文化

I中圖分類號]&12I文獻標識碼]人I文章編號〗10044434(2002)03^0121^04

20世紀90年代中國掀起文化研究熱，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和討論構成了文化研究的熱中之熱。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大眾文化的潮流是無法阻擋的，而且大眾文化是市場化的文化建設的必然抉擇

大眾文化的靈魂。大眾文化借文化的狂歡為人性的暫時舒展提供了可能」。

從文化狂歡的角度來考察大眾文化的確不失為一個好視角。大眾文化的狂歡性是不容置疑的，消費社會和后現代社會里的文化處處將人們帶到類似狂歡節的氣氛中。不過，巴》文看上去并沒有提出什么新的東西，文章的立足點在于強調民間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同質性。問題在于，什么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和民間文化的關系究竟如何？目前學者們一般傾向于認為，大眾文化是在工業社會中產生，以都市大眾為消費對象的。雖然大眾文化和民間文化有很多共同處，但它們根本不是同質的東西。另外，應該強調的是，從大眾文化的現代性來區分大眾文化和民間文化并不就是精英主義的立場。只有因大眾文化的通俗性而蔑視它的人才是精英 主義的。

」。特別是近幾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和

中國加入110，關于中國大眾文化的討論也進入了新的視域。筆者選取近兩年來的幾種學術觀點來總結一下有關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最新動態。

狂歡說

孫長軍在&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與新時期中國大眾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巴赫金的思想理論體系對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具有啟發意義。&》文認為，當今的學者過多地夸大了民間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區別，這是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上的門戶之見。巴》文強調民間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同質同源性，認為它們的區別不是特征上的，只是傳播方式上的。民間文化是前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后民間文化，因為民間文化的娛樂性、顛覆性、通俗性、全民性、狂歡性等特征在今天以新的形態延伸于大眾文化中，而大眾文化則借助于現代科技手段和現代傳播使民間文化的民間”屬性得以無限地復制和播撒。在論證了大眾文化和民間文化同質同源后，該文便將巴赫金關于民間文化的狂歡化理論移植過來解釋中國的大眾文化。巴赫金認為，狂歡化是民間文化的靈魂和核心，而在巴》的作者看來，狂歡化也是

生產消費結合說

李德順在民民族、科學、大眾的文化》中，從哲學的立場，從文化主體和功能的角度來對大眾文化的價值取向定位，把大眾文化視作大:眾的文化“。因為文化是社會的財產，從來不屬于一定的大眾，大

I收稿日期]2002^03-22

I作者簡介]何蘭萍^ 1973—〉，女，安徽銅陵人，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發展。

& 1994-2012 0111113 ^03(1611110 1011111 &!21601101110 ？ 111)115111118 眾的文化”應是面向群眾、依靠群眾、服務于群眾的文化，由此他提出了文化的生產消費結合說“。該文認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關系應該合理地理解為一個文化體系內生產和消費的關系。被叫作精英文化的，其實是指文化的生產即創新形式和特征;被叫作大眾文化的，其實是指文化的消費即自我享用的形式和特征。因此，所謂大:眾的文化”，應該是指面向大眾生產，以供大眾消費的文化，即以大眾需求為生產的主要引導和動力，并接受大眾選擇檢驗的文化。李德順強調，我們的文化生產和創造要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宗旨，就必須體現在以人民為主體的生產與消費有機結合、良性互動中，而不能使它們彼此脫節。由于群眾的文化消費具有一定的自發性、既成習慣性和從眾化心理等特征，所以造成良性循環的起點，一般應該放在有組織的生產方面13

」。

這樣，我們就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問題，作為文化消費方面的大眾文化豈不是處在這個所謂良性循環的被動一方嗎？這和通常所說的精英和大眾的區分有什么區別呢?在一個文化體系內從生產和消費的角度來理解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把文化的生產和消費聯系起來，應該是正確的和富有意義的。不過，把文化的生產理解成精英文化，把文化的消費理解成大眾文化，到頭來，還是沒有辦法解釋大眾文化的生產和消費問題。這樣的做法表面上看是生產消費結合觀，實際上是把生產和消費割裂開來，并且把文化的生產全盤交給精英人士。

另外，該文對大眾文化的理解堅持群眾立場，有一定代表性，但筆者認為，大眾文化”、大眾的文化“、為了大眾的文化”，概念各不相同。

視覺文化說

周憲在艦覺文化與消費社會》中指出，中國當代城市生活呈現出明顯的消費社會特征，強調視覺快感，專注于感性愉快和形象刺激，這就使得視覺文化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主流。周憲雖然在文中沒有使用大眾文化“這個詞，但他所說的當代中國文化的主流實際上就是眼下的大眾文化。

關于視覺文化和消費社會的關聯，周憲是從美學的視角考察的，他借用了德波和詹姆遜等人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說法。比如詹姆遜的觀點是，在消費社會中，藝術和生活的界限在消失，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對立在消失，日常生活走向審美化，在這個過程中，現實的不斷形象化或影像化不可避 免14

」。

八！^！^ 1：6361^601！^：//^^^^^丄

122

從視覺文化來理解大眾文化，很容易看到，20 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流行文化的發展實際上就是視覺文化迅速占領市場的過程。都市文化進入圖像泛濫、影像爆炸、視覺狂歡的時代。我們正越來越明顯地生活在一個被視覺符號所統治的時代里，我們越來越依靠直觀來獲取信息，閱讀逐漸成為多數人的負累，咬文嚼字成了學者的專利。視覺文化不僅鮮明地體現在藝術中，而且廣泛地呈現在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圖像崇拜和狂歡成為新一代的文化范式，我們正在走進讀圖時代”，進行一場懷像對語言的戰爭“。20世紀最大的危機說到底正是語言的危機。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指出：”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一變革的根源與其說是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電影和電視，不如說是人們19世紀中葉開始經歷的那種地理和社會流動以及應運而生的一種新美學。^5

」

筆者認為，從視覺文化和審美相結合的角度來理解大眾文化，非常具有啟發意義，雖然難免片面。因為，大眾文化不是一開始就有明顯的審美特征，人們從市場上選購某種文化，通常開始是比較盲目的跟風狀態，很大程度上是滿足自己的獵奇心理。但是，大眾其實不是一成不變和統一的整體，他們也在分化，從而有了各種不同的文化需求，并且逐漸地從最初的跟風轉向追求個性消費和審美需求，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審美不再象以往一樣停留在抽象的哲學層面，而是為大眾所追求和享有。

兩種時間說

孟繁華在當當下中國大眾文化的兩種時間》一文中指出，當下中國的文化存在著兩種真實的時間和兩種虛假的時間。真實的方面是，中心城市的時尚青年或激進的藝術家生活在新潮“或前衛”的文化時間里，這些人的文化時間表，已經完成了同] 國際接軌“；同時，在'老少邊窮”地區緩慢地流淌著另外一種真實的文化時間，他們所接受和欣賞的文化，仍有極強的地域和民族特征。然后，孟繁華批判了中國的大眾文化制造出的兩種虛假的文化時間。與周憲從審美來考察大眾文化不同，孟繁華指出，大眾文化不是一個審美的領域，它是一個滿足欲望的領域。大眾文化一旦走向市場，它主要遵循的是市場的規則。作為產品，它直接和消費相關。在這個規則的制約下，當下中國的大眾文化制造了兩種虛假的文化時間。一種是過去的文化時間，它

以懷舊文化作為表征。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第115111118 1501186.八11！^^ ^^^^(！.11^：11^^^^1 [！I&

一部室內電視劇《曷望》開始，一直到紅色經典的世俗化旋風，懷舊文化始終是大眾文化市場的主打內容之一。另一種是當下以白領趣味作為表征的文化時間。白領期望的一切，在白領那里也并不是完全可以指望的，但它顯示了一種身份、一種時尚，一種與底層拉開了距離的虛假界限。白領趣味的流行似乎顯示當今的中國幾乎都生活在樓堂館所，西方中產階級的消費和派頭已隨處可見16

」。

孟繁華在眾神狂歡》一書中，曾提出過民間的懷舊風“。對于消費文化來說，懷舊風成了有利可圖的市場資源，被各種身份的人利用和消費。大眾文化借用懷舊的情緒，以世俗化的方式溶解了經典藝術，使其納入市場的范疇。總之，所謂的懷舊風其實指向當下的消費市場

」。而孟繁華在當當》

文中所說的當下的文化時間和過去的文化時間都可以在文化的消費中得到解釋。過去的文化時間消費懷舊，當下的文化時間消費白領趣味。歸根結底，大眾文化無論哪種形態都是以市場為目標，無論懷舊，還是白領趣味，都可以成為流行和時尚的東西，關鍵是能賣得出去，有市場。所以，在特定的意義上把大眾文化叫市場文化也未嘗不可。事實上孟繁華對大眾文化的界定就是市場文化。

將大眾文化和消費及市場聯系起來，不僅是回避不了的事實，也是理解大眾文化的必要切入點。這里提到的周憲和孟繁華對大眾文化的解說，都從消費著眼，但前者的切入點是視覺文化和審美，后者的切入點是市場文化。與從審美的視角來考察大眾文化時可能的片面性一樣，從市場角度將大眾文化理解為市場文化也難免是片面的。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將大眾文化界定為市場文化，只言明了大眾文化的一種屬性。在市場經濟時代，不只是大眾文化離不開市場，其他文化形態中的產品也具有市場屬性。如此界定大眾文化也不夠確切。力8

」

女性主義視角

扈海鸝在大:眾文化和女性發展一兼論關于女性主義的思考》中提出，當代中國對大眾文化進行審視、批判主要有兩個角度，即文化的人文尺度和女性主義尺度。文化的人文尺度是社會學意義上的文化內涵，強調文化代表了特定社會所規定的理想、信念、價值取向，代表了人的意義世界。女性主義尺度則是從社會性別理論來分析大眾文化。

該文認為，女性主義理論雖然也有很多局限性，但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十分重要。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費過程中，性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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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背后的重要秘密，女性主義理論從本質上說是對整個現代化以來的人文傳統的一種再思考、再審視。它質問現今的商業秩序、社會心理上的文化安排何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一如女人的身體、形象如何大量地成為推銷商品的手段，為什么在大量的現代傳媒中關于女人的性別話語總是處在被看的、從屬的、以男性世界為中心的地位。在中國，過去把婦女解放看作從屬于被壓迫階級解放的一部分，現在從女性尺度來看大眾文化是從文化角度提出問題，并且是以現代化、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大眾文化成為當代世界城市化、城市生活方式中的一種共同的標識為背景的。僅僅從現代性”、'商品經濟“的歷史進步性來看待大眾文化對女性發展的正向功能是不夠的。所以女性主義尺度在中國也直接成為對現代性、對現代商業化過程修正、批判的尺度。因而對女性發展的文化要求實際上直接成為使觀代性”本身得到完善的要求19

」。

將女性主義引入大眾文化研究，應該說對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意義深遠。它不僅開闊了對大眾文化研究的視野，而且有助于我們從另一個視角加強對現代性的了解。借用夏建軍的一段評述來說，女性主義研究對大眾文化研究有很大的貢獻。一方面，傳統上的大眾文化研究是從一個相當的距離來 研究'其他人們“1或其他階級和階層）的文化，而女 性主義的視角是對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這種研究還揚棄了 一般意義上的對文化的意識形態看法。一般的大眾文化研究將文化的意識形態理解為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女性主義研究認為，大眾文化是父權制意識形態的一種形式，它本質上代表的是男性利益，隱瞞、歪曲現實社會的社會性別關系

」。

總結 總、結

根據雷蒙，威廉斯等人的概括，在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基本上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的問題:大眾文化從何而來，誰決定大眾文化？如何看待商業化和產業化對大眾文化的影響?大眾文化扮演何種意識形態角色?11

^總體上看，所有大眾文化研究都要不可回避地回答這些問題：大眾文化的界定，文化和商業、文化和傳媒的關系，以及大眾文化的政治 功倉^在西方，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說，直到20 世紀70年代，負面的意見占了絕對優勢。我國的大眾文化研究其實也是圍繞這幾個問題展開的，不過

在中國的國情下，考察的視角和提問方式是不同 的。首先是對大眾文化的界定至今沒有統一的意見。除了將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市場文化放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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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討論外，還有人將它與民主革命時期我黨的文化方針大眾的文化“相提并論。其次是大眾文化和商業化的關系。雖然也有很多關于文化商業化的評述，但多半是抨擊大眾文化的，比如庸俗性和平面性，追求感官刺激，沒有品位，拉低了人們的藝術鑒賞力等。在這些評價之外，較少有人深入到大眾文化商業化的生產過程中去，缺乏的是對有關文化生產機制的研究，沒有能夠揭示出大眾文化的生產流程動力學。至于文化和意識形態問題，在中國，更多的是和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聯系在一起，并和文化的商業化放在一起討論。很多人感嘆大眾文化借助大眾傳媒控制了人們的思維，使藝術鑒賞力和趣味低下，但大眾文化真的控制了大眾的思維方式和評判力嗎？這個問題看來還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綜觀近年來我國關于大眾文化的討論，有幾個現象比較突出：其一，大眾文化研究近年來迅速起步，吸引了很多學者，研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然而，這些成果呈現為零星的或分門別類的研究，如分別考察電影、電視、流行音樂、時裝、廣告、暢銷書、青春偶像、網上文學等大眾文化種類，而忽略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大眾文化理論建構。這樣做的必然缺陷是關注具體大眾文化現象而忽略其共同屬性。因此，大眾文化研究目前缺乏的是綜合了社會學、心理學、文學、藝術批評等跨學科的系統理論。

其二，大眾文化以其娛樂性、流行性和大眾參與性接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經成為我國大眾普遍接受的文化形式。在現實面前，理論家們爭論的焦點已經不是單純地批判大眾文化的媚俗性和商業性。對大眾文化的全面拒絕不僅被認為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做法，而且是一種對大眾文化缺乏真正了解的態度，難免流露出知識分子立場的精英主義色彩。理論家們已經認識到，下一步的工作是引導和提升大眾文化的品格。有學者指出，大眾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消閑和娛樂，但也不能遠離道德，放棄教化'的責任。應該給大眾文化注入人文精神，使其承擔起提升大眾審美情趣和道德理性的‘教化'義 務。”112」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中國話語中的大眾文化首先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是隨著改革開放和國門打開而出現的新文化景觀。在匆忙應對潮水般涌來的大眾文化現象時，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被迫援用了譯介過來的西方理論，在我國，最初出現的大眾文化批判以人文關懷為出發點，多借助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說。有關雅一俗、精英一大眾之爭 124

基本上圍繞人文精神失落展開。而后，大眾文化研究進入全方位領域，西方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各種學說被引入進來，比如，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以及各種后現代主義理論。所有的新詞匯都陸續地被我們拿來解釋中國的現實。然而，回過頭來看，這些進口來的西方文化理論與中國特定語境中的文化實踐存在著難以消除的隔膜，因而對中國大眾文化文本的誤讀也是難免的。經過十年的討論和考察，很多人不再盲目地照搬西方的文化理論，而是努力探尋在中國特定環境下的大眾文化涉及的諸多問題以及切合實際的解釋，比如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關系，大眾文化與全球化的關系，大眾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等等。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開始探尋自己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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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責任編輯：陳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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