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存在大量“雙重國籍”現象

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存在大量“雙重國籍”現象

? 來源：新華網

? 2012-04-27 07:37 關鍵詞：雙重國籍 人大常委會委員

[提要]加入了外國國籍，就不能再保留中國國籍，這是我國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然而，加入外國國籍又未注銷中國國籍的實際上的“雙重國籍”在我國已不是個例。

新華網北京４月２６日電（記者鄒偉、余曉潔）加入了外國國籍，就不能再保留中國國籍，這是我國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然而，加入外國國籍又未注銷中國國籍的實際上的“雙重國籍”在我國已不是個例。

“雙重國籍”的出現有哪些原因？帶來了哪些管理難題？如何才能有效消除？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的部分常委會委員，２６日在分組審議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時就此發(fā)表意見。

“改革開放以來，有較大數量的留學人員和以其他方式移居國外的中國人，在取得外國國籍后，并不報告，擁有的中國居民身份證還保留著，戶口也沒有注銷。”陳宜瑜委員說。

陳宜瑜認為，根據我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規(guī)定，上述這類人從國籍上說應該算是外國人，但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回國時繼續(xù)使用中國公民的居民身份證，甚至還更換了二代身份證，出現難于依法管理的情況。希望有關部門研究解決辦法。

除了“雙重國籍”人員自身的因素，金碩仁委員還指出出現“雙重國籍”的另一種情形——

“我國公民在境外加入外國國籍后，到我駐外使領館申請退出中國國籍。但由于信息共享不及時，導致公安機關未能及時注銷已加入外國國籍人員的在中國的國籍信息，此類人員繼續(xù)保留著國內戶籍。”

“雖然在法律意義上是無效戶籍，但在我國戶籍管理機關繼續(xù)顯示為有效戶籍，人為造成‘雙重國籍’。”金碩仁委員說，這不僅與我國國籍法相悖，也給公安機關外國人管理工作帶來不便；同時，在辦理涉外行政、民事、刑事案件等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困難和麻煩。

由此，金碩仁委員建議，國家建立統一的出入境管理和我公民在境外加入外國國籍信息平臺，實現有關管理部門信息共享。

第二篇：人大常委會委員痛斥

人大常委會委員痛斥：應試教育這條粗線越描越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6年11月03日 03:32

很多十二三歲的孩子被送進戒毒所應試教育和未成年人犯罪存在因果關系

最近在昆明一些禁毒所的視察，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刀美蘭格外心酸。盡管當地一所接一所地蓋禁毒所，但現在很多禁毒所已經人滿為患，無法再接收吸毒者。更令刀美蘭震驚的是，很多被送來戒除毒癮的竟然都是年僅十二三歲的小孩子。

心懷憂慮的禁毒所的工作人員把反映情況的材料交給刀美蘭，希望她幫助呼吁。“我們的接班人、我們的下一代怎么辦？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在日前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說到這次視察經歷，仍然讓刀美蘭委員激動。

毒品、網絡游戲和色情暴力傳播誘發(fā)未成年人犯罪，這些讓每個父母都擔心的問題，成為此次會議審議《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時眾多委員關注的焦點。

許嘉璐副委員長注意到一起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最小的“大姐大”年僅8歲，竟然著指揮幾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他帶來的一組來自教育部的調查數據顯示，目前校園里發(fā)生的毒品、暴力和性犯罪不斷抬頭，青少年犯罪問題突出。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一倍以上，而且65%以上都是團伙犯罪。游戲、網絡成癮的超過200萬人，而且這個數字還在迅速上升當中。

與之對應的另一組數據則顯示，36%的中學生在走進校門的那一刻，心情郁悶、緊張、疲憊、厭煩、焦慮和恐懼。中學生對學習很有興趣和比較有興趣的比例不到50%。由于高考競爭激烈，80%以上的學生產生了“失敗者”的心態(tài)。

在王永炎委員看來，這兩組數據之間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應試教育這種導向如果不從根本上扭轉，厭學、輟學的問題解決不了，會導致未成年人犯罪嚴重，解決起來將十分困難。”

王永炎委員今年到西部一個經濟欠發(fā)達的地方，發(fā)現不僅是縣城，包括鄉(xiāng)鎮(zhèn)的一些街道，一條街竟然有5個以上的網吧。很多未成年人在網吧中沉溺于虛擬游戲。他說，由于很多學生對學習沒興趣，他們先是逃學，后來就輟學。這時候，與枯燥乏味且負擔沉重的學業(yè)比起來，網絡游戲等娛樂格外具有吸引力。沉迷于虛擬游戲對未成年人造成了嚴重傷害，他們流浪、打架斗毆、偷竊，最后走上了犯罪道路。

“應試教育這條粗線越描越粗”，被王永炎委員視為很多未成年人逃出校門、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源頭。

過分追求升學率造成“學生為了‘分’，教師為了‘錢’”

無論此前分組審議《義務教育法修》訂草案，還是此次審議《未成年人保護法》草案，應試教育之風愈刮愈烈都讓委員們揪心。

陳士能委員有兩個小外孫女，一個今年剛剛上初中，還有一個上小學三年級。兩個小女孩兒周末、節(jié)假日和暑寒假幾乎沒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玩耍時間。她們必須去補各種課程，或者是奧數課、英語課，或者是語文、珠算課。

“她們現在的學業(yè)負擔，比我們在青少年時代要重得多。”陳士能委員看著心疼，卻也不敢松懈。“因為社會競爭很激烈。你如果不去補習，你就上不了好初中和好高中，大學就更不用說了。”

正是這種擔心，將家長和孩子綁上了應試教育的“戰(zhàn)車”。受邀列席此次常委會的全國人大代表朱善萍是江蘇省南京市外國語學校教科室主任。她到北京之前特地問學生對《未成年人保護法》有什么期待，“學生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家庭作業(yè)少一點，希望書包輕一點”。

作為英語特級教師，她在全國各地作教育權益講座時發(fā)現，有的學校早上5時半就讓孩子起床，一直到晚上10時孩子還在學校。每個桌子上都堆著厚厚的教輔書，孩子課外活動時間和自習時間很少。有的地方星期六全天補課，還有的學校一個月只放半天假，有的學校甚至一個月放一天假。孩子們長期處于這樣的高壓狀態(tài)下，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身心健康。

“我們這一代人，包括老一代人都沒有經受過這種長期的高強度的學習壓力，大家都發(fā)展得很好，為什么要把孩子壓迫成這樣呢？”朱善萍說。在她看來，沉重的高壓式學習占用了孩子大量的時間，孩子沒有時間思考，甚至連跟父母朋友交流的時間都很少。

許嘉璐副委員長帶來的教育部的調查顯示，有72%接受調查的校長和教師認為，學生急需要加強的素質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吃苦耐勞；有71%的校長和老師將誠實守信排在第二位。再往下排才是學習能力。許嘉璐副委員長說，這表明在教育第一線的老師和校長們很清楚，目前孩子最需要什么樣的教育。但應試教育令他們無暇他顧。

王永炎委員尖銳地指出，現在的社會風氣和有些政策仍然引導學生和家長注重分數，引導學校注重升學率。這導致“學生為了‘分’，教師為了‘錢’，或者說教師是為了學生的‘分’”的現象嚴重。

“光講減輕小學生的負擔，但是沒有人管是不行的”

“孩子應該得到個性化的發(fā)展，他們應該是健康的、陽光的。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上，應該有快樂生存的權利。我衷心希望把上面幾條寫進《未成年人保護法》。”朱善萍呼吁說。

《未成年保護法》修訂草案有一條，講到“學校應當全面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質量”。朱善萍認為還應該加上一句“關注未成年人的情感和態(tài)度”。

一些委員建議，針對各種課外補習班泛濫的現象，法律應該明確規(guī)定，“教育行政部門和其隸屬的學校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學生節(jié)假日時間組織文化課補課”。列席會議的張禮慧代表則建議，法律還應該增加規(guī)定“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學校推銷、訂購課外書籍”，以避免加重學生們的精神負擔和經濟負擔。

草案第19條規(guī)定不得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但如果加重了學生負擔怎么辦，加重學生的負擔應該負什么法律責任，草案中未作相關規(guī)定，實際上也無法作出規(guī)定。

劉明祖委員認為，教育行政部門應該專門制定一個對加重學生負擔的行政處罰規(guī)定。

“光講減輕小學生的負擔，但是沒有人管是不行的。”楊長槐委員建議，各級人大應該開展一次執(zhí)法檢查，通過執(zhí)法檢查加強對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監(jiān)督。

第三篇：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城鎮(zhèn)化報告 批貪大求快現象

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城鎮(zhèn)化報告 批貪大求快現象

來源：新華網 2013年06月30日09:35 我來說兩句(8679)

[提要] “新型城鎮(zhèn)化需要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兩手配合，但要防止政府成為‘閑不住的手’而過度干預。”

“新型城鎮(zhèn)化需要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兩手配合，但要防止政府成為‘閑不住的手’而過度干預。”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29日上午分組審議城鎮(zhèn)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不少委員認為，城鎮(zhèn)化總體勢頭良好，但當前也存在一些盲目性。政府應主要致力于城鎮(zhèn)發(fā)展規(guī)劃的制定和城鎮(zhèn)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為加快城鎮(zhèn)化建設和提高城鎮(zhèn)化的質量創(chuàng)造條件。“我們搞的是市場的城鎮(zhèn)化，還是市長的城鎮(zhèn)化？”嚴以新委員認為，要盡可能地走市場的城鎮(zhèn)化道路，避免以城鎮(zhèn)化為目的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長。

彭森委員說，現在很多人希望在城鎮(zhèn)化過程中能夠拉動內需，成為應對當前經濟下行的新引擎。這可能就會出現一些不顧客觀規(guī)律，用行政手段人為推進城鎮(zhèn)化的情況。

對城鎮(zhèn)化進行過調研的彭森委員說：“現在一些地方已開始把城鎮(zhèn)化的指標層層下達、層層加碼。有的地方把重點放在擴大城市規(guī)模、新增城市人口方面，認為城市的規(guī)模擴大了，開發(fā)強度增加了，大廣場搞起來了，道路搞寬了就是城鎮(zhèn)化。”

“近年來，很多地方熱衷于擴城拓市，小城市要變成大城市，大城市要變成特大城市，建設風格上青睞高樓大廈，追求全國第一、全球第一。”烏日圖委員說，城市不是越大越好，城市太大，不僅資源難以承受，也會降低效率。所以要大力發(fā)展小城鎮(zhèn)，形成相互配合的城鎮(zhèn)群，在其中有一個合理的產業(yè)分工。

辜勝阻委員提出，推進城鎮(zhèn)化，必須統籌“人、業(yè)、錢、地、房”五要素。他提出了城鎮(zhèn)化建設要防范五大誤區(qū)，得到很多委員的贊同。

辜勝阻認為，一要防有“城”無“市”的過度城鎮(zhèn)化，避免缺乏產業(yè)支撐使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空城；二要防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zhèn)化，避免一哄而起搞“大躍進”，一味追求城鎮(zhèn)化的高速度和規(guī)模擴張，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鎮(zhèn)化的“房地產化”，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陷入賣地財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財，消滅村莊，大量農民“被迫上樓”，陷入掠奪式發(fā)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只重視“物的城鎮(zhèn)化”而輕視“人的城鎮(zhèn)化”。

(責任編輯：JN034)

第四篇：擴大中國綠卡簽發(fā)范圍 治理雙重國籍

擴大中國綠卡簽發(fā)范圍 治理雙重國籍

2012年04月27日06:59南方都市報杜強我要評論(49)字號：T|T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將于今日閉幕，提交會議審議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二審稿)在總則第五條明確規(guī)定：“國家建立統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臺，實現有關管理部門信息共享。”這一政策的背景，是日益凸顯的雙重國籍亂象。

移民法學者認為，整治雙重國籍亂象的背后，有著政治、經濟，乃至反腐敗方面的深層次考量。招商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1000萬元的富人中，近60%打算或已經完成投資移民，但多數還在國內擁有產業(yè)，于是雙重國籍成其“理想選擇”。人民日報此前也曾刊文指出，一些違法違紀分子已經“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已多次對雙重國籍施以管控，但收效并不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統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臺”的缺失。目前我國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統是由公安、外交等不同部門分別建立的，各自為政、互難溝通，給隱瞞雙重國籍留下了操作空間。

雙重國籍治理再次得到重視，其治理思路也悄然轉變：4月25日，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時稱，將擴大中國“綠卡”的簽發(fā)范圍。“堵”“疏”并重，成為此輪治理的關鍵詞。

兩種身份兩頭占好處(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廣東的黃先生一家三口于2006年定居加拿大魁北克，并獲得該國國籍。由于在國內還有一家企業(yè)和幾處房產需要照顧，能否保留中國國籍成為他的一大顧慮。

現行《國籍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志愿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喪失中國籍，對于需要在國內長期居住的黃先生來講，意味著諸多不便。不僅每次回國都要在24小時內登記，還有居留時間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在享受金融服務、醫(yī)保等福利時，“老外”身份會很麻煩。

對于那些富豪級移民，隱瞞雙重國籍則有懼憚輿論壓力的成分：他們常常被指責在國內撈好處，卻把財富轉移到國外。曾有企業(yè)家向媒體承認，“中國人”的身份對他們在國內的事業(yè)很有必要。

此外，對一般人來講，國內的福利保障也是很大的誘惑。長沙市公安局一位負責出入境管理的人士向記者分析了保留雙重國籍的動機，她認為“美國、加拿大一些國家的福利確實很好，很吸引人，但是有些人又長期生活在國內，就不愿意放棄這邊的好處，等于是‘兩頭占’”。

隱瞞雙國籍的多種手段

經朋友支招，黃先生在入籍加拿大后就改了一個洋氣的英文名，目的是為保留中國國籍鋪路。

據介紹，其具體操作是：在入境中國時以加拿大護照辦理簽證，因為護照名與原來的戶籍名不同，就不會被辦理簽證的中國使領館發(fā)現。對使領館來講，黃先生是一個英語不太靈光的加拿大人，而對于國內的公安機關，他是持有身份證的中國公民，外交和公安部門缺乏溝通。

彌補這一重大漏洞，正是此次建立統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臺的初衷之一。北京理工大學移民法學者劉國福稱，駐外使領館在辦理簽證后，可將入籍信息、曾用名等身份信息通過統一平臺與國內公安機關共享，雙重國籍者在辦理續(xù)簽、戶籍等活動時就可能被發(fā)現。但劉國福也透露，出入境管理法草案二審稿并未規(guī)定使領館應審查核實簽證申請者身份，他建議應賦予使領館這方面的權利和義務。

不過，隱瞞雙國籍還有另一種更“保險”的做法，即經由第三國(地區(qū))入境。比如黃先生，就可以加拿大移民身份，申請第三國(地區(qū))簽證，然后再持中國護照經由第三國(地區(qū))進入中國。“第三國(地區(qū))”一般被選擇在中國香港地區(qū)，那里進入中國內地相對容易。這一過程中，第三國(地區(qū))不掌握相關身份信息，因此無從查驗。劉國福表示，這一漏洞需與第三國(地區(qū))簽訂雙邊協議，通過分享信息才能防范。(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2000年入籍美國的張女士告訴南都記者，身邊也有人疏通了出入境管理部門的關系，從而在辦理手續(xù)時不被揭發(fā)。據她的說法，這種情況必須具備一定的人脈才能辦到。

防止雙重國籍的探索

回顧歷史可以發(fā)現，在2003年以前，中國公民必須消掉戶籍才能獲得出國許可，回國后，又需拿著證明把戶籍恢復。直到2003年，公安部宣布取消出國、出境1年以上人員注銷戶口的規(guī)定。也正是這一規(guī)定，給雙重國籍帶來方便和可能。

隨著出國和移民人數猛增，2009年，中國外交部決定正視雙重國籍的困擾。當年2月，外交部要求2007年以后更籍的中國移民，在辦理中國簽證時必須交回原中國護照，并由簽證官注銷。兩本護照名字不一的，則會被記錄在案，但國內公安機關并無通暢渠道獲取這一信息。

除了堵住“更名入境”的漏洞，公安部門也開始在身份查驗上發(fā)力。從2009年左右開始，人像比對技術被應用到出入境人員的管理當中。正是這一年，黃先生到當地公安局辦理續(xù)簽時，遭到工作人員的盤問，雙重國籍的身份最終被發(fā)現。原來，辦理續(xù)簽過程中，工作人員發(fā)現黃先生和當地另一居民的形象高度相似。“照片要是差別大點就好了，比較倒霉。”黃先生說。

在不同的時間節(jié)點，公安部門也會對外國人的居留時間作出調整。例如2008年奧運會期間，中國停發(fā)多次入境簽證，并將商務簽證或旅游簽證的期限，由90天和60天縮短為1個月，這也符合國際上的一般做法。

部門間配合不力一直是妨礙出入境監(jiān)管的重要原因，去年12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初次審議了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劉國福稱，那份草案僅規(guī)定公安部、外交部在出境入境事務管理中，應當加強溝通配合，共享管理信息。“這樣的說法比較模糊，理論上，管理法不作規(guī)定雙方也可以進行配合。”劉國福說，二審稿擬建立統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臺，雙方的合作就有了可操作性。

嚴堵雙重國籍的同時，中國應對外籍人員居留問題的手段日漸科學。早在2004年，中國就仿照美國等國家，推出了自己的“綠卡”制度，但因為嚴格的限制，2011年底批準的人數僅為4752人，而同期常居中國的外國人數量近60萬。此次公安部宣布擴大綠卡簽發(fā)對象，可被視作嚴堵雙重國籍之外的配套措施。

監(jiān)管意愿和技術皆成問題

事實上，一味封堵已經被過去的經驗證明不能奏效，這既是因為技術手段缺乏，也因為地方擔心簡單的封堵會造成人才和資金的流失。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博導葉建農曾指出，“雙重國籍”正越來越多地成為沒人管的“潛規(guī)則”現象，“身邊很多人，一會兒這個護照，一會兒那個護照。”

“除非工作人員特意來查你，不然絕對不會有人知道。”北京市一家移民咨詢機構的工作人員向南都記者證實，利用出入境管理程序和國籍制度的漏洞，秘密保留雙重國籍的大有人在。

對此，長沙市公安局一位負責出入境管理的人士表示，在實際執(zhí)行中，相關部門對這一現象“態(tài)度很曖昧”。她指出，很多外籍人士都以國內戶口擁有房產、企業(yè)等，“一般都是社會的上層人物”，地方有留住人才和資金的動機，因此“現在態(tài)度很曖昧，并沒有視為你的中國國籍已經放棄了”。就此來講，統一的出入境管理信息平臺的構建，將不僅僅是技術手段的改進。

該人士從工作實踐出發(fā)，證明此前手段缺乏確實造成無可奈何的局面，她指出，使用不同姓名的兩個護照逃避檢查，完全有可能。在以前，公安機關對多重戶口的問題都束手無策，雖然現在使用人像比對的手段，但是仍然很不成熟，對來自不同國家的信息更是沒有辦法。

腐敗官員貪官“鉆空子”

此外，國家工作人員中的腐敗分子擁有雙重國籍，被認為是腐敗活動的新動向。正如此前人民日報曾刊文指出的，一些違法違紀分子已經“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的國籍問題，《國籍法》中有專門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和現役軍人，不得退出中國國籍。(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2007年1月，曾任云南省交通廳副廳長的胡星出逃國外，后經證實，此人除擁有云南、廣東的戶口及護照，還手持澳門身份證、南太平洋島國瑙魯護照等，而且都“人是名非”，與流行的隱瞞手段類似。

反腐專家、《求是》雜志研究員黃葦町向南都記者表示，雙重國籍確實加大了打擊貪官外逃的難度，因為國際間在反腐敗的對接上存在問題，貪官往往利用假身份資料鉆空子。統一的出入境信息管理系統有望改善這一局面。

但他也指出，從理論來講，雙重國籍并不對打擊腐敗造成根本的障礙。《國際反腐敗公約》明確規(guī)定，外流腐敗資產應通過國際合作返還腐敗受害國。不過黃葦町透露，現在國際上形成了不成文的規(guī)則，即辦案國并不百分百返還腐敗資產，而是留取一定比例作為辦案成本。這意味著，即使追討成功，也會造成一定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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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何不放開雙重國籍？

據了解，全世界現有90多個國家不同程度地承認雙重國籍，另外一些國家持默認狀態(tài)，即不承認本國公民的外國籍，也不因此而剝奪其本國籍。中國是少數明令禁止雙重國籍的國家。

其實，近年來對雙重國籍的爭論，多是源于對吸引人才、留住財富的焦慮。

國務院僑辦2011年發(fā)布報告稱，自1978年以來，中國赴海外留學的107萬人中，僅有27.5萬人回國，70%以上流失海外。招商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內地資產1000萬元的富人中，近60%打算或已經完成投資移民。

鑒于這種情況，民建中央在2005年的全國兩會上提交黨派提案，建議承認雙重國籍，并提出讓海外移民以公民身份參加人代會和政協會。此后這一話題多次在兩會上被代表委員提出，但至今沒有積極的回應。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曾撰文稱，各國對雙重國籍的擔心主要是“身份認同”，當兩國處于敵對或未建交狀態(tài)，雙重國籍者的效忠問題難以解決。此外還有國家安全、參政議政、人員管轄權等方面的顧慮。不過他指出，各國的實踐說明制定具體政策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事實上，中國對于雙重國籍的顧慮并非政策的和法律的，而是有著一定的政治原因。

“中國現在的顧慮，主要是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關系。”中國僑聯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程希認為，“現在主要的華裔人口還在那里，要是恢復雙重國籍，問題還是原來的問題。”

中國官方最近一次就此問題表態(tài)是在2008年，國務院僑辦副主任許又聲彼時表示，“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政策，經實踐證明是非常成功的。不僅有利于海外華僑華人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同時，也有利于減少疑慮，增進互信。”

更加久遠的背景則要追溯到1956年。在當年的亞非會議上，周恩來以外長身份與印尼簽訂了解決華僑國籍問題的條約，根據這一條約，海外華僑在一人一國籍的原則下，自愿選籍。

南都記者杜強發(fā)自北京(南方都市報)

第五篇：中國防靜電地板行業(yè)存在哪些惡性競爭現象（范文）

中國防靜電地板行業(yè)存在哪些惡性競爭現象

近年來中國防靜電地板行業(yè)迅猛發(fā)展，在房地產投資大熱帶動下，中國建筑裝修業(yè)發(fā)展快速，防靜電地板也隨之急速發(fā)展。許多防靜電地板的銷售服務水平卻仍停留在極簡單的層面，不少防靜電地板品牌在備貨、安裝及售后服務等方面都存在許多問題。但因為產品技術含量不高、投資要求不高、行業(yè)門檻低，各地木地板生產線紛至而起，防靜電地板品牌一下子就冒出上百個。目前市場上最具影響的防靜電地板品牌有：沈飛、向利、匯麗、華集。

市場的過度膨脹引發(fā)品牌間的無序競爭，“價格戰(zhàn)”隨之而起。地板經營中脫離服務、犧牲品質的“價格戰(zhàn)”所引起的各種惡性競爭,已令整個防靜電地板行業(yè)秩序混亂,互相壓價的結果，致使防靜電地板品質難有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更時常受損。良莠不齊的品牌和千差萬別的質量更讓消費者莫衷一是，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影響正規(guī)品牌商家的正常經營。

品牌是企業(yè)核心競爭力的集中體現。百年老店或國際名牌，通常都意味著消費者對品牌有很高的忠誠度。核心競爭力是企業(yè)獲得長期穩(wěn)定競爭優(yōu)勢的基礎，一個優(yōu)秀的企業(yè)品牌就像相處已久的良師益友，不必擔心叛離與背棄。因為品牌代表著消費者的認同，導致消費者喜好某一品牌的原因很多，如產品的成本優(yōu)勢、質量的穩(wěn)定性、產品技術含量的領先性、符合大家的消費心理、良好的產品宣傳、消費者的從眾心理等。一旦建立起品牌的忠誠度，企業(yè)實際上就邁上了持續(xù)發(fā)展的快車道。業(yè)內人士指出，防靜電地板業(yè)的這一場“服務戰(zhàn)”并非空穴來風，“服務戰(zhàn)”的打響，將令防靜電地板業(yè)再煥生機。對防靜電地板企業(yè)來說，“服務”牌的打出，將更能在同類產品中與競爭對手拉開距離，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