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機動車保險合同典型案例(上海二中院2015)

機動車保險合同糾紛典型案例

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2015年3月

目 錄

1、蘇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2、鄭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3、仲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4、范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5、許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6、甲公司訴乙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7、陳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8、甲保險公司訴乙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9、王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10、朱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蘇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保險公司無法證明其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對一般免責條款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該免責條款不產生效力。【案情】

2012年12月27日，蘇某就其所有的機動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商業險，保險期限自2012年12月28日起至2013年12月27日止。保險條款約定，“發生意外事故時，駕駛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九）依照法律法規或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有關規定不允許駕駛保險車輛的其他情況下駕車。”蘇某初次申領駕駛證的時間為2013年5月13日。2013年6月22日，蘇某獨自駕駛保險車輛于沈海高速公路上發生追尾的交通事故，造成保險車輛及第三者車輛受損，蘇某對事故負全部責任。后蘇某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因甲保險公司拒絕賠付，蘇某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車輛維修費及拖車費等32萬余元。【審判】

法院認為，駕駛人蘇某實習期間獨自駕駛機動車上高速公路行駛的行為，違反了《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中駕駛人在實習期間駕車上高速公路應當有人陪同的規定，屬于保險合同免責條款中依照規定不允許駕駛保險車輛的情形，但并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中的禁止性規定情形。對于該免責條款，甲保險公司雖在保險單明示告知欄中提示投保人閱讀，但無證據證明其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故該條款不產生效力，甲保險公司理應承擔保險責任。遂判決支持了蘇某的訴請。【提示】

對于保險合同中所有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包括保險合同中“責任免除”或“除外責任”部分條款，以及散落在保險合同其他部分的免賠額、免賠率、比例賠付等免責條款，保險人均應當在訂立合同時對投保人進行提示。對于不屬于法律、行政法規中禁止性規定情形的一般免責條款，保險人還應當證明其在訂立合同時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否則該條款不發生效力。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亦可在訂立合同時要求保險人對免責條款進行提示和說明，知曉并充分理解免責條款，避免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對其是否屬于理賠范圍發生分歧和糾紛。鄭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被保險人出借機動車給合法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保險公司仍應承擔保險責任。【案情】

2010年9月8日，鄭某為其機動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商業三責險以及三責險不計免賠。三責險保險條款約定：“保險機動車在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使用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或財產的直接損失，對被保險人依法應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依照本保險合同的約定，對于超過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各分項賠償限額的部分給予賠償。”2010年11月8日，鄭某將保險車輛出借給同鄉潘某，潘某駕駛保險車輛與案外人強某車輛相撞，致兩車損壞，潘某負事故全部責任。2011年9月9日，交通事故賠償案判決認定鄭某出借車輛并無過錯，不承擔賠償責任；潘某賠償強某車輛損失13萬余元。潘某全額履行了交通事故賠償案確定的義務后，被保險人鄭某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保險金13萬余元。【審判】

法院認為，系爭保險條款是甲保險公司于2010年7月《侵權責任法》實施前適用至今的格式條款。《侵權責任法》實施以前，在本案情況下，被保險人與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對外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侵權責任法》實施以后，被保險人及其允許的合法駕駛員對外承擔責任的方式已發生變化，被保險人僅對損害發生有過錯時承擔賠償責任。保險人若仍依據原有保險格式條款對被保險人的侵權責任承擔保險責任，則保險人的責任范圍和賠償金額將大幅縮減。基于誠實信用原則，保險人對責任范圍發生的限縮(即免除相應責任)負有提示和特別說明義務，并應在保費核算上作相應調整。合同當事人對前述格式條款產生了兩種解釋，依照法律規定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的解釋。本案潘某認可鄭某的起訴行為，并提供案外人強某的收條，證明已全額履行交通事故賠償案的賠償責任，甲保險公司應承擔給付商業三責險保險金的責任。故判決支持了鄭某的訴請。【提示】 在現實生活中，出借車輛給他人駕駛的情況非常普遍。而在目前我國車輛保險體系中，主要根據車輛的情況確定保費費率，而與駕駛人本身的年齡、駕齡、駕駛習慣、婚姻狀況等關聯性不大。因此，我國車險體現的是“隨車主義”，而非“隨人主義”。隨車主義所承保的是車輛產生的責任，而非某個具體駕駛人對外的責任。此種情形下如發生交通事故，被保險人允許的合法駕駛人對外承擔的賠償責任，也應受到第三者責任險的保障，保險公司不能因此拒賠。仲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暴雨造成道路積水而導致正常行駛的車輛損壞，符合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公司不能免責。【案情】

2012年11月8日，仲某就其所有的機動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機動車輛保險，保險期限為一年。保險條款約定，在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合法駕駛人在使用保險車輛過程中，因暴雨造成保險車輛的損失，保險人按照保險合同的規定負責賠償；保險車輛因遭水淹或因涉水行駛致使發動機損壞，保險人不負責賠償。2013年10月8日，仲某正常駕駛機動車遭遇暴雨，導致發動機熄火車輛受損。車輛維修后，仲某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甲保險公司對發動機部分損失拒賠。仲某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車輛維修費9萬余元。【審判】

法院認為，保險車輛的發動機毀損系因駛入積水地導致，而道路積水的形成原因則在于當天的連續暴雨，故仲某的損失符合保險條款中約定的暴雨保險責任范圍。保險事故發生時的道路屬于正常路況，甲保險公司無證據證明仲某系故意駛入積水地，故仲某并不存在涉水行駛的主觀故意。盡管保險條款又約定保險車輛因涉水行駛致使發動機損壞不屬于保險責任范圍，依據法律規定，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因此，在保險條款已經約定暴雨屬于保險責任范圍的情況下，對甲保險公司依據涉水行駛致發動機損壞免責之條款主張免賠，不予支持。故判決支持了仲某的訴請。【提示】

因暴雨導致道路積水，駕駛人正常駕駛保險車輛駛入積水地導致發動機損毀，如駕駛人不存在主觀故意，應認為屬于暴雨造成保險車輛損失，被保險人有權依據保險條款約定要求保險公司承擔保險責任。但如駕駛人故意駛入河流、溝渠、水塘等致使發動機損壞，保險公司當然可援引免責條款拒賠。范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怠于申請理賠，事故受害人可直接要求保險公司賠償。【案情】

某運輸公司為其重型牽引半掛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商業三責險。保險期間內，閆某駕駛保險車輛撞傷范某，閆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后范某起訴閆某、某運輸公司及甲保險公司要求賠償，法院判決甲保險公司賠付交強險24萬余元，閆某賠付范某損失28萬余元，某運輸公司承擔補充賠償責任。判決生效后，閆某及某運輸公司均未履行義務，甲保險公司亦未協助執行。范某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三責險保險金22萬余元。【審判】

法院認為，根據法律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損害，被保險人未向該第三者賠償的，保險人不得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損害，被保險人對第三者應負的賠償責任確定的，被保險人怠于請求的，第三者有權就其應獲賠償部分直接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金。現生效判決已經就被保險人對第三者即范某應負的賠償責任進行了確定，且被保險人怠于請求，故范某有權直接向甲保險公司請求賠償保險金。故判決支持了范某的訴請。

【提示】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致第三者損害后，被保險人作為侵權人應積極與保險公司進行磋商，向保險公司申請交強險及商業險理賠，以及時賠償事故受害人。如被保險人既不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又不主動賠償事故受害人，或者隱匿逃逸逃避事故賠償責任的，事故受害人可直接要求保險公司給付第三者責任險保險金，以維護自身權益。許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發生車損事故，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單方委托定損的，易引發爭議。

【案情】

2014年6月，許某就陳某所有的機動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機動車輛保險，保險期限為一年。2014年7月20日，許某允許的駕駛人沈某駕駛保險車輛發生單車事故，交警部門認定沈某對交通事故負全責。事故發生后，許某及時向甲保險公司報案，并與保險公司就車損修復問題進行了多次協商。因磋商未果，許某于2014年8月1日委托某評估公司對保險車輛車損修復費用進行了評估。許某支付了評估費，并按照評估價格對保險車輛進行了維修。隨后許某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甲保險公司以評估價格與其定損價格差距太大為由拒賠。許某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車輛修理費等5萬余元。【審判】

法院認為，許某提供的價格評估報告書系有資質的評估機構依法做出，而甲保險公司在訴訟中才提供保險車輛定損報告，該定損報告既無定損日期及定損依據，又無保險公司、查勘定損人及被保險人的簽章，且未附車損照片等材料。從證據證明效力而言，許某提供的價格評估報告書高于甲保險公司的定損報告。甲保險公司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價格評估報告書在程序上或實體上存在錯誤，法院對該車損評估結論予以采納。故判決支持了許某的訴請。【提示】

發生車損事故，保險公司接到報案后，應及時到達事故現場并定損。保險公司與被保險人對定損價格有爭議的，應盡量爭取協商解決，不應相互推諉。若協商不成的，保險公司或被保險人單方委托評估時，應自覺恪守誠信，通知對方到場及時查看車輛情況、獲取原始資料，使雙方在評估過程中相應的權利得到保障，提高評估報告的客觀性和雙方對評估報告的認可度。

甲公司訴乙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交通事故發生后，事故傷者、被保險人應審慎對待職業索賠代理人（俗稱“人傷黃牛”）對賠償事項的介入。【案情】

2011年11月，甲公司為其機動車向乙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商業三責險。保險期間內，甲公司駕駛人駕車與沈某摩托車相撞，造成沈某及摩托車乘客孫某受傷、車輛受損，甲公司駕駛人對事故負次要責任。2012年8月28日，甲公司與沈某、孫某在交警部門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甲公司賠償沈某10萬余元、孫某5000余元。甲公司向乙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乙保險公司以沈某未實際收到賠償款為由拒賠。甲公司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乙保險公司支付甲公司已償付給沈某的賠償款10萬余元。【審判】

法院經調查發現，賠償款已由沈某委托的代理人董某具領。董某到法院聲稱已向沈某給付9萬元賠償款，并提供9萬元收條一份。經查證，沈某僅收到董某給付的賠償款2.4萬元并出具了收條，而董某自行篡改了該收條。由于董某虛假陳述并偽造證據，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對董某作出司法拘留十天的處罰。本案在董某退賠6萬元給沈某的基礎上，甲公司與乙保險公司達成了調解協議。【提示】

在道路交通事故賠償處理中，出現了為數不少的俗稱“人傷黃牛”的職業索賠代理人，“人傷黃牛”利用事故受害人缺乏專業法律知識等弱點，提供一條龍代理索賠服務，從中牟取不正當利益。如本案中偽造收條、侵吞事故傷者理賠款，極大地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受到法律懲戒。因此，在交通事故賠償處理中，事故傷者、被保險人應審慎對待“人傷黃牛”對賠償事項的介入，合法維護自身權益。陳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交通事故發生后，駕駛人無正當理由離開事故現場，保險公司免責。

【案情】

2011年，陳某為其私家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車輛損失險，保險期限自2011年2月14日至2012年2月13日。保險條款約定，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駕駛被保險機動車或者遺棄被保險機動車逃離事故現場，保險人均不負責賠償。2011年9月2日凌晨4時31分5秒，上海市公安局指揮中心110接警處接到報案，稱G50（往西）A30（往金山衛方向）處有一輛轎車側翻，未看到司機，交通影響不大。5時54分，事故駕駛人陳某之子亦報警稱翻車，無人傷，其自行至醫院就診。后陳某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甲保險公司以本起事故符合保險合同免責條款之情形而拒賠。陳某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車輛損失費等50萬余元。【審判】

法院認為，陳某之子駕車側翻后，時隔近三個小時在路人報警后方報警，并以就醫為由自行離開現場。陳某之子自稱報警前昏迷兩小時，但經查明，其在此期間撥打了十四個電話，故其陳述存在漏洞有違誠信。另外，事故僅導致陳某之子受輕微傷，在生命安全未受影響的情況下，其離開現場去就醫的理由并不充分。故陳某之子離開事故現場缺乏合理性與必要性，屬逃離現場，保險公司免責事由成立。遂判決對陳某全部訴請不予支持。【提示】

交通事故發生后，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產損失的，駕駛人應當保護現場并立即報警，不得離開事故現場。但發生生命垂危或者其他緊急情況需要及時救治時，離開現場就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為生命權高于財產權，如果不及時救助有可能危及生命，保險公司在此種情況下也不應苛求駕駛人。但是，這并不等于一旦駕駛人遭受任何傷害或者感覺遭受傷害，就可以自行離開現場。因未經警察現場處理，無法確認駕駛人當時是否有酒駕或吸毒等情形，故如駕駛人無正當理由自行離開現場，在免責條款生效的情況下，將發生保險責任免除的法律后果。甲保險公司訴乙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范圍內墊付搶救費用后，可向醉酒駕駛人或其單位追償。【案情】

乙公司就其名下機動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保險期內，乙公司員工許某醉酒后駕駛涉案車輛外出辦理公司事務時撞傷付某，許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并承擔刑事責任。事故發生后，付某提起訴訟，要求就其損失由甲保險公司在交強險限額內承擔賠償責任，不足部分由乙公司承擔賠償責任。法院經審理后作出判決，甲保險公司在交強險限額內賠償付某10萬余元，乙公司賠償付某8,600元。甲保險公司向付某支付了保險金后，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乙公司支付賠償款10萬余元及利息。【審判】

法院認為，許某醉酒駕駛機動車造成第三人人身損害，甲保險公司在第三人提起的另案訴訟中就交強險部分承擔了賠償責任，依法可向造成事故的侵權人追償。涉案車輛系乙公司所有，許某系乙公司員工，乙公司應當為其員工許某在履行職務行為過程中因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損害承擔賠償責任。故判決對甲保險公司要求乙公司賠償相關費用并支付利息損失的訴請予以支持。【提示】

對于醉酒駕駛人，不僅會因醉酒駕駛行為定罪入刑，而且保險公司對于交強險及商業險均免除賠償責任，由醉酒駕駛人自己對事故受害人的人身損害或財產損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在醉酒駕駛造成第三人人身損害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先行承擔賠償責任墊付搶救費用后，有權向醉酒駕駛的致害人追償。如醉酒駕駛人的行為屬于履行職務行為，保險公司可向其所在單位追償。因此，車輛單位及駕駛人均應遵守交通法規，嚴禁酒后駕車，維護正常交通秩序。王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駕駛證被扣12分后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保險公司免責。【案情】

2011年5月，王某就其所有的機動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電話營銷專用機動車輛保險，保險期限自2011年5月28日至2012年5月27日。保險條款約定，發生意外事故時，駕駛人在駕駛證丟失、損毀、超過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暫扣期間或記分達到12分，仍駕駛機動車的，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2012年5月11日，王某允許的駕駛人寧某駕車與案外人左某所駕車輛相撞，造成兩車車損，寧某對事故負全責。王某向左某賠償后，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甲保險公司認為，寧某的駕駛證扣分已達12分，符合保險合同免責條款之情形，因此拒賠。王某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本車及第三者車損等費用11萬余元。另經查明，自2011年1月30日起至2012年1月29日止的記分周期內，事故駕駛人寧某的駕駛證扣分累計達到12分，但在2012年5月11日事故發生前，寧某并未重新取得駕駛證。【審判】

法院認為，《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規定，機動車駕駛人在機動車駕駛證丟失、損毀、超過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暫扣期間或記分達到12分的，不得駕駛機動車。故系爭免責條款中的該項免責事由屬于行政法規中的禁止性規定情形，理應被知曉并遵循，且保險公司已對該條款用黑色字體并在保險單正面提示投保人閱讀，王某以甲保險公司未盡明確說明義務為由主張免責條款無效，不予支持。寧某在駕駛證扣分已達到12分后仍駕駛機動車，既違反法律、行政法規中禁止性規定，又符合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事由，故甲保險公司無需承擔保險責任。【提示】

駕駛人在駕駛證記分達到12分的情況下，應當接受交警部門組織的相關培訓和考試，重新取得駕駛證，在此期間不得駕駛機動車。如駕駛人違規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只要保險公司將這種“法律、行政法規中禁止性規定情形”作為保險合同的免責事由，并進行了提示，該免責條款即為有效。一旦駕駛人違反了以法律、行政法規中禁止性規定情形為免責事由的保險條款，被保險人以保險公司僅盡提示而未盡明確說明義務為由提出理賠，其要求將不能得到支持。朱某訴甲保險公司財產保險合同糾紛案

【要旨】

駕駛未登記上牌且臨牌過期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保險公司免責。

【案情】

2012年4月，朱某為其寶馬轎車向甲保險公司投保了交強險和車輛保險，保險期限為一年。保險條款約定，“發生意外事故時，保險車輛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保險人不負責賠償：(一)除非另有約定，發生保險事故時無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核發的合法有效的行駛證、號牌，或臨時號牌或臨時移動證。”2012年5月13日，朱某駕駛寶馬轎車發生單車交通事故，造成本車車損和路產損失并發生施救費用，朱某對事故負全責。《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記載的車輛牌號為“滬HG8537(臨)05月09日止”。事故發生后，朱某向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甲保險公司作出書面拒賠通知，朱某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甲保險公司賠償車輛修理費及路產損失等41萬余元。【審判】

法院認為，朱某駕駛的保險車輛在事故發生時尚未登記上牌，所持的臨時號牌亦已過期，故甲保險公司有權依約在商業險范圍內拒賠。關于該免責條款，甲保險公司在保單明示告知欄中特別提示投保人仔細閱讀保險條款，特別是免責條款。且機動車未經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登記不可上路行駛屬于法律禁止性規定，該法律規定已經公示且無理解上異議，任何人都須遵守。故朱某以甲保險公司未盡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致使上述免責條款不產生效力的主張不能成立，其訴請應予駁回。【提示】

在購臵新車未取得正式牌照前，車主往往會靠臨時行駛號牌開車，但有些車主卻忽視了臨時牌照使用的期限。若駕駛超過期限臨時牌照上路，一旦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車損，根據保險條款的約定，保險公司對商業保險部分是不予理賠的。因此，車主應注意臨時牌照使用期限，及時更換臨時號牌、申請正式牌照，避免利益得不到保險保障。

第二篇：機動車保險合同

案情回放：天安變壓器公司向第三人中國銀行開發區支行貸款，于2011年4月14日購買奧迪轎車一輛，并將該車抵押給中行開發區支行，在被告財保公司處購買了不計免賠商業保險，約定機動車損失險責任限額54.2萬元，第三者責任保險責任限額50萬元，和盜搶險等，同時約定保險第一受益人為中行開發區支行。2011年9月14日原告天安變壓器的員工徐某駕駛該車在海安鎮譚港村與袁某所駕貨車相撞發生交通事故，雙方車輛受損，縣公安局交通巡邏警察大隊認定徐某負事故的次要責任，袁某主責，經南通銀奧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修理，原告支付奧迪車輛修理費用18萬元。天安變壓器公司向財保公司主張理賠其損失。

觀點博弈：就本案而難言，到底誰有權向財保公司索要保險金？

一種觀點認為，保險合同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依照合同自治原則，合法有效。保險合同中明確約定受益人是銀行，天安公司作為本案的原告主體不適格，故銀行才有保險金請求權。其理由，民事合同實行的私法意思自治原則，只要不違反法律強制性、禁止性規定、公序良俗，就認定有效，本案車輛保險合同當事人在填保單時認可了受益人條款，并按約發放了借款，要據誠信原則，理應受法律保護。不允許指定第三方為受益人是對其權利的限制與侵犯。

第二種觀點認為，保單約定受益人是銀行，應認定無效。其理由主要有：

一、保險實務中，受益人無資格限制，自然人、法人皆可，無行為能力人甚至胎兒均可為受益人，但僅存于人身保險合同，保險法第18條第3款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被保險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保險法》的該條規定表明了受益人的兩項限定：

1、受益人僅限于人身保險合同中；

2、受益人由被保險人或投保人指定。財產保險以損失、傷害彌補為基本原則，不同于人身保險合同中以他人生命為代價可以收益。其合同當事人，作為享受合同權利并承擔合同義務的主體，只有投保人、被保險人和保險人并無受益人。保險公司在其中設定銀行為受益人，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二、保險事故發生后，投保人經濟較差如需以保險金支付事故理賠款，會直接影響受害者的救治，特別是傷殘較重救治費用都在十萬以上的情況下更為特出，國家對第三者責任險的立法目的和投保意義，就在于減少事故責任人的經濟損失，以及發生事故后，能迅速、有效地對在交通事故中傷者的賠償。如銀行成了第一受益人，與設立機動車保險的初衷相違背；

三、機動車保險合同，是投保人與保險人之之間所訂立的，以機動車作為保險標的協議，按照協議，保險人以保險事故造成的保險車輛損失擴第三人的人身傷亡與財產損失，承擔保險賠償責任。機動車財產保險合同保的是除了自身車輛損失，還涉及第三人的人身傷亡與財產損失，涉及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是不允許當事人約定排除法定利益的，特別是不特定的第三人人身傷亡為保險，對銀行來說，更不能作為保險利益。按合同法第第五十二條有下列情形合同無效，第二款規定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第四款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在機動車財產保險合同約定銀行為受益人，除約定排除投保人利益，還涉及排除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內容違反我國有關保險法規也違背公序俗。

四、發生保險事故，銀行要以第一受益人的身份請求支付保險金，或保險人要依此批注將保險金劃給銀行有較多爭議，同時會在審判實務上會產生以下困難。

1、投保人經濟較好在按期歸還購車借款的情況下，投保人自己支付車輛維修費后，如本案，銀行成為受益人，就會發生銀行提前收回貸款的情形，也不符借款合同按期歸還的約定或產生不當得利；

2、在按期歸還購車借款的情況下，投保人經濟較好，銀行可能不主動向保險公司主張理賠，保險公司有可能會不盡理賠義務，且會隨時間的推延，喪失勝訴時效，損害投保人利益；

3、銀行要成第一受益人向保險公司理賠，還會有舉證上的困難，事故的受害者，在投保人沒有按責任賠償情況下，不會將醫療發票、事故責任認定書等證據交銀行向保險公司理賠，銀行無法索賠；

4、本案是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權糾紛，按交警部門的責任認定，天安公司可依侵權，要求對方承擔70%的車輛損失，然后按保險合同糾紛，要求保險公司理賠30%的損失，也可直接依保險合同起訴保險公司理賠全額損失，在約定銀行為收益人的情況下，同一事故，因訴訟方式不同，銀行的收益不同；

5、尚本案天安公司交通事故造成對方損失18萬元，對方按侵權起訴天安公司，在約定銀行為收益人的情況下，天安公司賠償損失后卻不能向保險公司理賠，銀行在抵押車輛沒有毀壞的情況下，卻獲得了利益。

法官說法：由于事物的特殊性，在抵押車輛發生自燃全部毀損的情況下，如在合同中約定銀行作為第一受益人，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第五十八條規定：“抵押權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因滅失所得的賠償金，應當作為抵押財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條對擔保法第五十八條作了進一步的明確：“在抵押物滅失、毀損或者被征用的情況下，抵押權人可以就該抵押物的保險金、賠償金或者補償金優先受償。”銀行為收益人，則合情、合理、又合法。但在此情況下車輛保險合同，也無須約定銀行為第一受益人。

現實中車輛、住房抵押貸款保險中約定銀行為收益人的情況還不少，在此情況下發生保險事故，是銀行還是被保險人具有原告訴訟主體資格，需上級法院作出明確的規定。

第三篇：保險合同典型案例

保險合同典型案例

作者：天潤華邦 閱讀次數：804次 更新時間：2009-5-31 [案情簡介]

2004年5月，原告劉某某通過銀行按揭的方法購買了一臺“神鋼牌”液壓挖掘機。隨后劉某某在被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簡稱“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處購買了車輛損失險和第三者責任險。其中車輛損失保險金額為96萬元，保險期限從2004年5月15日至2006年5月15日止。原告劉某某按保險合同的約定向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支付了保費，被告也依約定向原告出具了保險單。2004年8月27日，原告劉某某投保的挖掘機在四川九寨溝縣城至溝口公路改擴建工程中從事按掘機作業時，因挖掘土石方的下部導致了上部土石方的垮塌，造成挖掘機受損。2004年8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索賠申請，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未到事故現場勘驗，在審查了原告劉某某提交的保險事故的相關資料后，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的查勘人員在保險索賠申請書中，初步確認了該保險事故屬保險責任。原告劉某某按照被告的指示對受損車輛進行了修復。經被告核定，挖掘機的車損為177702元，施救費38000元，共計215702元。隨后原告劉某某找被告，要求其履行保險義務。

2005年1月13日，被告以保險事故屬于《機動車綜合險條款》第三條

（二）項即除雷擊、暴風、暴雨、洪水、龍卷風、雹災以外的其他自然災害造成保險車輛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責賠償的規定為由出具《拒賠通知書》，拒絕履行保險賠付義務。為此，原告委托四川天潤華邦律師事務所黃曉波律師、謝步強律師代理該案。

[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答辯]

一、根據原告提交的駕駛員余某某的描述，引起事故發生系山體滑坡，所造成的損失屬于《機動車綜合險條款》第三條

（二）項即除雷擊、暴風、暴雨、洪水、龍卷風、雹災以外的其他自然災害造成保險車輛的損失，保險人不負責賠償。

二、山體滑坡屬附加險中的地質災害險，原告劉某某未投保，保險公司無義務進行理賠。

[原告律師代理意見]

原告代理律師針對被告的答辯及庭審爭議焦點發表以下代理意見：

一、本案被告的拒賠理由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即本案投保標的物挖掘機的受損不屬于《機動車輛綜合險條款》（2004版）第三條第二款約定的免賠范圍。

（一）、通過庭審審理確認了：2004年8月27日，原告劉某某投保的挖掘機在四川省九寨溝溝口實施挖掘作業時，在挖掘機挖掘土石方的下部時導致了上部土石方的垮踏將投保挖掘機砸壞。事發后，原告劉某某當即通知了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并按照被告的指示對事發現場進行了拍照取證等工作。并及時地向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提出了索賠申請。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審查了原告提交的保險事故的相關資料后，確認了該保險事故屬保險責任（見被告的證據附件第7頁），也正因為如此，在事發后保險公司也從未派人到事發現場調查了解。因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當時就認可了該保險事故及造成該保險事故的原因。隨后原告按照被告的指示對受損車輛進行了車損核定及修復。作為投保人的原告已經按照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的要求履行了自己的全部義務，其提供給被告的相關資料業已得到被告的認可，證實了此次保險事故屬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應當負責賠償的保險責任范圍。

（二）、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除去原告提交的保險索賠資料外，在沒有任何其他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僅根據一份訊問筆錄中的“山體突然滑坡”就認定屬《機動車輛綜合險條款》中規定的免責范圍，進而作出拒賠的決定是不能成立的。前已論述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發生保險事故后根據原告提供的索賠申請的相關資料已初步認定本次保險事故屬保險責，依法應當賠償。但被告卻在現場已被破壞多日后，沒有任何現場勘察了解，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僅根據一分訊問筆錄作出了拒賠決定。被告的上述行為違反了保險活動中應當遵循的“禁反言”原則,是不能發生法律效力的。

（三）、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及《證據規則》的相關規定，如果保險人拒絕保險請求權人的索賠請求從而排除自己的賠償責任，則保險人就必須為其拒賠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證明保險事故的發生屬責任免除范圍內。綜合本案，作為發出《拒賠通知書》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應當對其《拒賠通知書》中認定的事實舉證。即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應當舉證證明發生本次保險事故的原因是《機動車輛綜合險條款》第三條第二款“除雷擊、暴風、暴雨、洪水、龍卷風、雹災以外的其他自然災害”造成的。通過今天的庭審審理可知：被告并沒有舉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證明發生本次保險事故的原因是“除雷擊、暴風、暴雨、洪水、龍卷風、雹災以外的其他自然災害”造成的。更為可笑的是被告竟然在開庭時書面向法庭申請對造成本次保險事故的原因進行鑒定。也就是說被告可以在沒有任何權威專家和鑒定機構的有效證據前提下，在發生保險事故后不及時出險的情況下，在保險事故現場已被損壞的情況下，可以不負責的先做出《拒賠通知書》，在當一方起訴到法院后，再申請鑒定。這也充分的說明了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作出的《拒賠通知書》是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的，也是極其不負責的。根據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不能舉證證明造成本次保險事故屬其免賠責任范圍，其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二、因被告沒有履行法定的明確告知義務，《機動車輛綜合險條款》（2004版）第三條

（二）項對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

本案中原告劉某某作為投保人與作為保險人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其保險條款是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制作的格式條款。此格式條款是被告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時未與原告劉某某協商的條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第十八條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的，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法律效力。”由此可知，第一，保險人對一般條款盡“說明”義務不是“提醒”義務，而對最重要的免責條款，保險人負有“明確說明”的義務；第二，保險人的義務是主動性義務，并不是將保險條款或者保險合同給投保人，由投保人向保險人進行詢問。第三，法律規定是強制性的，如果保險人不能證明已經向投保人明確說明了責任免除條款，該等條款將不產生法律效力。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保險人對投保人所負說明義務的答復（法研[2000]5號）規定，“‘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之時，對于保險合同中所規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或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綜合本案庭審情況與證據，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其在出具保險單時向劉某某提示注意過免責條款，更沒有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或其法律后果等，向原告作出過解釋，甚至連合理的提示原告劉某某注意的保險一般條款的義務也無法證明。因此，《機動車輛綜合險條款》（2004版）第三條第（二）項 “除雷擊、暴風、暴雨、洪水、龍卷風、雹災以外的其他自然災害”的免賠條款因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未盡到“明確告知義務”而對原告不發生法律效力。為此，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引用對原告不發生法律效力的免責條款要求免除其賠償責任也是不能成立的。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應當承擔保險賠償責任。

三、被告在庭審中以本案的保險事故是地質災害險的保險責任之一——“滑坡”為拒賠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本案審理的保險合同糾紛是審理原被告之間的車輛損失險糾紛問題，而不是審理地質災害險，地質災害險不屬于本案審理的范圍。因為，本案原告購買的就是車輛損失險，同時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其《拒賠通知書》中也明確是以《機動車輛綜合險》中關于車損險的免責范圍為依據作出拒賠決定的。本案審理的問題是該條款是否產生法律效力及被告作出該拒賠決定是否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因此，作為代理人認為地質災害險與本案的審理沒有任何關系。同時，《機動車綜合險條款》第一條

（一）項中明確規定：外界物體倒塌、空中物體墜落、保險車輛行駛中平行墜落造成保險車輛的全部損失或部分損失，保險人負責賠償。因此，保險人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應當負賠償責任。

（二）、即便地質災害險種規定有地質滑坡，本案的保險事故也不屬于地質災害險中所規定的滑坡所致。因為地質災害險條款第一條第（一）2項中明確定義，滑坡是指斜坡上不穩的巖體或土體在重力作用下突然整體向下滑動。定義中“巖體或土體”應指天然形成未經人為破壞的巨大的巖石或天然凝成的土方。同時注意“整體向下滑動”而不是“滾動、倒塌等”。從庭審和本案的證據材料已經清楚的知道本案的保險事故是由于駕駛員余某某在松動的土石方旁挖掘作業時，因疏忽大意被已挖松的上方土石方倒下所致。綜合庭審及證據材料，被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保險事故發生當時發生了地質災害，產生了地質災害險。

（三）、雖然原告劉某某與駕駛員余某某在《索賠申請書》中的出險經過中敘述過“山體突然滑坡”。但他們只是普通的自然人，不可能也沒有資格對此事故的產生原因在法律上作出精準描述的。況且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查勘人員作為專業人土，在詳細調查后，明確認定此保險事故屬于保險責任。另外，“山體突然滑坡”也不是保險地質災害險條款中“滑坡”定義中“整體滑動”，如果是山體整體滑動，那么本案保險標的物就會被淹沒，從而導致全損。因此，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以此為依據證實本次保險事故的原因是山體滑坡所致也是不能成立的。

綜上所述，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做出的《拒賠通知書》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即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在已經初步認定為保險事故的前提下，在沒有對保險事故現場進行勘查了解和對保險事故原因進行權威鑒定的情況下，在保險事故現場已被破壞的情況下，引用沒有明確告知原告的免責條款，做出拒賠決定是不能成立的。為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維護保險市場的誠實守信，同時也是維護作為弱者的投保人的合法權益，懇請貴院嚴格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及《證據規則》的相關規定，以事實為依據，依法判決被告太保成都分公司向原告劉某某支付保險。[法院認定]

法院經公開開庭審理、評議后，最終采納原告代理律師意見認定：（1）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并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發生本次事故的原因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更無證據證明是“除雷擊、暴風、暴雨、洪水、龍卷風、雹災以外的其他自然造成的。相反，在《機動車綜合險條款》第一條

（一）項中有明確規定：外界物體倒塌、空中物體墜落、保險車輛行駛中平行墜落造成保險車輛的全部損失或部分損失，保險人負責賠償。挖掘機在挖掘作業時因山體垮塌受損，該事故就應屬保險責任賠付范圍。（2）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不能簡單憑劉某某與駕駛員余某某在《索賠申請書》中的出險經過中敘述過“山體突然滑坡”而認定屬于地質災害險的賠付范圍。因他們只是普通的自然人，不可能也沒有資格對此事故的產生原因在法律上作出精準的描述。況且太保公司成都公司分公司查勘人員作為專業人士，也據此認定該保險事故屬于保險責任。[法院判決]

一審法院判決被告太保公司成都公司判決向原告劉某某支付保險賠償金177702元及施救費38000元，同時承擔此案的全部訴訟費用。

被告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維持一審判決，駁回上訴。

[承辦律師點評]

一、保險合同中的免責條款的生效？保險人怎樣才算盡了“明確告知”義務？

1、保險條款是格式條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眾所周知，各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條款。根據保險人向投保人所提供的保險條款均是格式條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條同時規定：“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按照對方的要求，對該條款予以說明”。可知，保險公司一與投保人簽訂合同時，就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保險除外責任的事項，并就投保人的疑問作說明。但是保險是非常專業，且保險業在我國還處于早期階段，普通自然人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精力來研究保險條款，只是在聽保險公司的業務員或保險代理人的細說，才決定是否購買保險。就合同法上規定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即保險公司采取“提請注意”義務，對不懂“保險”的普通自然人來說，是極其不公平！因為投保人對保險業務比較陌生，有可能全然不知免責條款的存在，或者不了解免責條款的法律意義，如果保險人事先不作詳細說明，無異于投保人被強迫接受該條款，有悖于合同自愿原則。

2、根據《保險法》的規定，保險人應對保險免責條款“明確說明”，否則免責條款不生效。《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第十八條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的，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法律效力。”《保險法》的立法本意是為了保護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受益人的利益。由此可知：第一，保險人對一般條款盡“說明”義務不是“提醒”義務，而對最重要的免責條款，保險人負有“明確說明”的義務；對此，要避免以下誤區：首先，不能認為兩者是任意性與強制性的區別。不論是“說明”義務還是“明確說明”義務，都是保險人的法定義務，均具有強制性。其次，不能認為兩者在說明程度上有差異。從語義上說，“說明”與“明確說明”并無本質上差異，因為“明確”乃“說明”應有之意。最后，不能據此認為免責條款比一般條款更重要。事實上，足以影響投保人決定投保與否的重要條款，除免責條款外，還有保險責任、保險費及支付辦法、保險金賠償或給付辦法等。第二，保險人的說明義務，是主動的說明義務，不以投保人的詢問為條件。第三，如果保險人不能證明已經向投保人明確說明了責任免除條款，該等免責條款將不產生法律效力。

3、保險人怎樣才算盡了“明確說明”的義務？

保險人就免責條款的說明是否明確是審判實踐中爭論的焦點之一。對此，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曾對中保財產保險公司作過答復，認為“保險公司在機動車輛保險單背面完整、準確地印上經中國人民銀行審批或備案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即被認為是履行了《保險法》規定的告知義務。投保人在保險單上簽字，是投保人對保險單即保險條款的有關內容表示認可并接受約定義務的行為。”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保險人對投保人所負說明義務的答復（法研[2000]5號）規定，“‘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之時，對于保險合同中所規定的免責條款，除了在保險單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還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概念、內容或其法律后果等，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釋，以使投保人明了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十一條（免責條款明確說明的要求）規定：“保險法第十八條中的‘明確說明’是指，保險人在與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時，對于保險合同中所約定的有關保險人的責任免除條款，應當在保險單上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對有關免責條款做出能夠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應當對有關免責條款的內容以書面或口頭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釋。保險人對是否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承擔舉證責任。保險合同中免責條款本身，不能證明保險人履行了說明義務。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與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時，不因其他分支機構已與該投保人訂立有同類保險合同而可以不履行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的‘明確說明’義務。”

筆者認為，（1）從實質“明確說明”應當采納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答復（法研[2000]5號）保險人首先在投保人簽訂保險合同時，就保險合同就約定的險種的免責條款，向投保人作出口頭或書面說明，使投保人了解該條款的真實含義和法律后果。（2）從證據講上，保險公司將明可以將前述說明將以錄音或錄像、書面方式將向投保人明確說明的內容用證據固定下來。當然，最好在保險單上以區別其他文字的方式聲明：“保險人已將××保險條款（包括責任免除部分）向本人做了明確說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其法律含義及法律后果；上述填寫的內容均屬實，同意以此投保單作為訂立保險合同的依據。”讓投保人就此聲明單獨簽字確認。

在上述案例中，太保公司成都分公司不論從實質上或證據上，免責條款均沒有盡到“明確說明”的義務，其免責條款應當無效。

二、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應作何解釋？

合同解釋，是法官和仲裁員依據一定的事實，遵循有關原則，對合同的內容和含義所做出準確的說明。保險合同條款是典型的格式條款，當格式條款發生爭議時，《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保險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對于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因此，對保險合同條款發生爭議時，一般應按照通常的理解，也就是普通人對保險條款的有關詞句、有關條款來作單純的文字上的解釋。其次按照保險合同雙方的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上來對保險條款進行解釋。保險合同是民事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因此解釋保險合同時，應力求雙方當事人簽訂合同時的真實意思之表示。

我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條（保險合同的解釋）規定對保險合同條款的解釋規定非常細致、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保險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條規定 ：“在審理保險糾紛案件中，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保險合同的條款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即按保險合同的有關詞句、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并可以按照下列規則予以認定：

（一）書面約定與口頭約定不一致時的，以書面約定為準；

（二）投保單與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不一致的，以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載明的內容為準；

（三）特約條款與格式條款不一致的，以特約條款為準；

（四）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因記載方式或者時間不一致的，按照“批單”優于“正文”、“后批注”優于“前批注”、“加貼批注”優于“正文批注”、“手寫”優于“打印”的規則解釋。

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仍然有兩種以上理解的，應當根據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解釋，但是投保方擬定保險合同的，應當作有利于接受方的解釋。”

第四篇：北京二中院公布十大典型案件

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布2010年十大典型案件

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召開新聞通報會，通報了包括“黃光裕案”在內的“2010十大典型案件”。據悉，這是該院進一步加強審判工作公開、透明的又一新舉措，也是該院建院15年以來首次對外通報十大案件。

該院新聞發言人白山云副院長介紹，2010年，二中院的審判工作逐步呈現收案平穩、結案上升、未結案下降的良好態勢。全年新收案件28300余件，同比增長2.2%，審結28400余件，同比增長2.1%，未結案530件，同比下降8.1%，結案率達98.2%，均創歷史新高。為進一步充分利用好典型案件的價值，發揮好典型案件在社會上的輻射效應，回應人民群眾對重大典型案件審判、執行結果的關注，同時促進法院審判質量提高，樹立公正權威的良好形象，維護法院公正司法權威，二中院組織了十大典型案件評選。十大典型案件評選，以“匯集大案，見證法治進程”為宗旨，以“回應社會關注，提高審判質量”為目的，由部分媒體代表組成評選委員會，經評審委員會根據案件、事件、人物的影響力以及其社會的關注程度評選出十大典型案件。此次公布的2010十大典型案件，涵蓋了刑事、民事、知產、執行等案件類型，主要是二中院2010年審結、執行案件中類型新、案情復雜、社會影響大的案件，具有社會關注度高、影響大、案情疑難復雜等特點，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及產生了廣泛影響的案件，也是對法制進程的一個見證，更是對法律尊嚴和社會正義的一個彰顯。二中院力圖通過十大典型案件的評選、通報，對該院2010年依法審理的各類案件從一個新的角度做一次認真的梳理歸納，以展現該院在過去一年中通過依法審理、執行的刑事、民事等案件，為促進首都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提供司法保障所作出的努力。

案件一：黃光裕案：

【主要案情】黃光裕于2007年9月至11月間，將人民幣8億元私自兌購并在香港收取了港幣8.22億余元。黃光裕在重大資產置換或重組信息公告前，于2007年4月至6月間，使用他人股票賬戶購買股票，賬面收益額超過3億余元。2006年至2008年間，直接或指使他人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款、物共計價值人民幣400余萬元。市第二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黃光裕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單位行賄罪、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并處罰金6億元，沒收個人財產2億元。

【評委點評】這是一起發生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的新類型案件。國美和黃光裕名聲在外，其涉案手段也是當今社會生活的熱點。金融、資本領域的經濟犯罪，且關聯政治、權力、腐敗的行賄受賄等犯罪。因此，案件的審判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此案被告人黃光裕曾頭頂中國首富光環，“國美電器”幾乎家喻戶曉，案件又涉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錢交易，而且涉案金額巨大，這幾點都是社會關注的熱點。這一案件的最終判決，對于規制經濟領域犯罪特別是內幕犯罪和打擊官商勾結非法利益鏈，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和指導意義。透過黃光裕案，社會各界特別是研究和管理機構，對市場經濟制度規范化建設進行反思，引起關注。同時，進一步明確了對于“權錢”交易的打擊力度，有力地維護了當前市場經濟的安全和穩定。

案件二：央視大火案

【主要案情】被告人徐威在任中央電視臺新臺址建設工程辦公室主任兼北京央視國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期間，擅自決定于2009年2月9日晚在央視新址園區施工區內燃放煙花，并指派他人籌辦。煙花燃放過程中，引燃檢修通道內壁裸露的易燃材料引發火災，造成1名消防隊員因煙霧吸入性窒息死亡、8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達人民幣1.6億余元。市第二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徐威等21人行為構成危險物品肇事罪，分別處有期徒刑三至七年，或免于刑事處罰。

【評委點評】央視大火，發生在北京2008年奧運會圓滿結束后，第一個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春節期間的正月十五元宵節。當時，充滿濃郁喜慶氣氛的中央電視臺元宵晚會尚未結束，沉浸在歡樂中的全國人民都無法接受這場大火的殘酷現實。火災震驚全國，影響世界。這起火災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非常巨大，達人民幣1億6千多萬元；政治和精神損失更是無可估量。因此，火災的調查處理結果是我國社會各界乃至世界關注的焦點。法律對責任者的判罰，是維護社會公平、撫平人們精神創傷的有力底線。火災發生在特殊的時間、特別的地點、特定的單位。因此，這起社會高度關注的熱點案件的審判結果，必然會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市第二中級法院對案件審理、宣判后，在全社會引起了很大反響，起到了法律警示和引導作用。社會公眾普遍認識到煙花燃放的危險性和規范性，監督管理部門認識到監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生產銷售部門認識到誠信經營的必要性。

案件三：密云18人惡勢力案。

【主要案情】自2004年至2010年，王曉雷等18人單獨或伙同他人，分別在密云縣、懷柔區等處，違背國家禁令開采礦石，暴力抗拒公務人員的執法活動；向過往車輛強行索要過路費；單獨或伙同他人毆打他人并致多名被害人受輕傷；尋釁滋事毆打他人并造成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失；因盜采礦石一事與他人相約斗毆。市第二中級法院認為，王曉雷等18名被告人的行為已分別構成非法采礦罪、妨害公務罪、敲詐勒索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和聚眾斗毆罪，分別判處王曉雷等18人有期徒刑一至十七年不等的刑期。

【評委點評】此案是北京市2010年打擊惡勢力第一案，是北京市重點打擊有組織犯罪的典型案例。案件涉及話題敏感，具有重大影響。被告人王曉雷以盜采砂石起家，靠威脅、恐嚇、賄選等手段當選密云縣南寨村村主任，并以非法手段聚斂財富，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本案在審理過程中，注重信息公開，及時向社會公開案件進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案件的及時審結，促進和維護了首都的穩定和諧。

案件四：丈夫拒絕簽字致孕婦死亡案。

【主要案情】孕婦李麗云于2007年11月21日到朝陽醫院京西院區就診，鑒于病情發展迅速，朝陽醫院決定實施剖宮產手術。由于陪同診治的李麗云丈夫拒絕在手術同意單上簽字，李麗云最終因妊娠晚期患有并繼發其它病癥死亡。第二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朝陽醫院做出的初步診斷和處置符合診療常規，不存在過錯。診療過程雖存在一定不足，但李麗云的死亡主要與其病情危重、病情進展快、綜合情況復雜有關，與李麗云的死亡無明確因果關系。法院同時指出，患者在診療過程中，應當信任醫院的診療行為并對醫院的診療行為予以充分配合。而在李麗云病情危重的情況下，患方對于治療仍采取不配合的態度，其消極的行為影響了醫院對李麗云的搶救治療。因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委點評】“丈夫”拒絕簽字致孕婦死亡的事件發生后，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面對生命垂危的患者，醫療機構的救治義務與保護患者本人及其近親屬的知情權、同意權之間，到底應該如何權衡？

一、二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曾進行了多番論證最終認定，當患者的生命健康面臨著明顯而即刻的威脅時，生命健康權較之知情同意權，具有更高位階的價值。這一判決結果，對于今后此類案件的審理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司法審判領域具有指導性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判例間接推動了《侵權責任法》中關于“因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準，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等相關規定的確立，對立法同樣具有非同一般的影響。

案件五：高速通行卡丟失首發按最遠端收費案。

【主要案情】2009年11月26日，楊軍駕車在首發公司經營管理的八達嶺高速公路上清進京站駛出高速公路時，因其不能提供通行卡，楊軍按收費員的要求交納通行費95元。一審法院審理，判決首發公司返還楊軍90元通行費。市第二中級法院審理認為，收費公路的收費標準是由地方省級政府主管機關制定，而不是服務合同雙方當事人協議收費或單方制式合同規定；首發公司收費員根據《北京市公路條例》等有關規定，要求楊軍按上清進京站的最遠端交納通行費95元，符合北京市地方政府的規定；在首發公司不能提供錄像資料的情況下，楊軍不能免除舉證責任。據此，終審判決撤銷原判，駁回楊軍的訴訟請求。

【評委點評】關注度極高、足夠吸引眼球的案件。特別是，此案未判，民間判決已經一邊倒。一直以來，人們對一旦高速路丟卡就要收取全程費用非議頗多。二中院宣判可謂具有判例作用、法理清楚。對于老百姓而言，講透法理，才認可判決，才會服氣。審判長王范武宣判后特別解釋：首發公司客觀上不能提供錄像了，而不是不舉證，收費不屬于霸王條款。所謂霸王條款是指一種格式合同，簽訂前必須接受。此案中首發是按地方立法規定收費，雖然立法會隨經濟發展而變化，但沒改變前就要遵照執行，因此不能視為霸王條款。

案件六：新婚夫婦登長城雷擊身亡案。

【主要案情】2009年6月13日，新婚夫婦陳云云、魏軍偉同三友人到懷柔區西柵子生態觀光園游玩，后去攀爬未經開發的箭扣長城。到達名為“鷹飛倒仰”的制高點時雷電大作，陳、魏遭雷擊后跌落山下，不幸身亡。后死者父母將懷柔區西柵子村委會及生態觀光園訴至法院，要求賠償60萬元。一審駁回了全部訴訟請求，陳、魏提出上訴。市第二中級法院審理后認為，陳、魏的死亡系一起意外事件，與西柵子村委會、西柵子觀光園的行為并無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委點評】本案因其奇特和罕見而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因事涉一對新婚夫妻的生命，而使案件變得異常復雜。由于二人的死亡純屬意外，與長城管理部門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所以法院的一、二審均未支持死者父母的訴訟請求。但面對死者父母的上訴，二審法院考慮到他們所面臨的殘酷現實，經和相關部門細致工作，使死者父母得到了十萬元的補償，化解了矛盾，既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對死者父母及社會的同情之心，也是一種安慰。

案件七：百度與360不正當競爭案。

【主要案情】奇智軟件公司在360安全衛士軟件、三際無限公司在360安全中心網站中將百度工具欄和百度地址欄軟件稱為“惡評插件”、“惡評軟件”，在查殺病毒、木馬時將上述兩款軟件標識出來、虛假描述誘導用戶刪除，并無依據地對上述兩款涉案軟件進行負面介紹。市第二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述行為均構成不正當競爭，判決二被告停止侵權，刊登聲明以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及訴訟合理支出38萬余元。

【評委點評】利益爭奪，兩個互聯網大佬“撕破臉面”，從合作伙伴變為對手。本案雙方當事人在我國的網絡用戶高達5億以上，糾紛關乎社會公眾利益。隨著我國網絡服務業的深入發展，一些大型網絡服務公司從網絡特色經營轉向網絡混業經營甚至網絡全業經營，在這一大背景下，大型網絡服務商之間的訴訟激增，產生極大的社會反響，引起了有關部門乃至國務院的高度關注。本案判決做出后，在行業中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有關部門也認為，本案判決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對于規范網絡行業的發展樹立了標準，對于制訂行政規章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案件八：真假開心網不正當競爭案。

【主要案情】2008年3月，社交網站“開心網”（kaixin001.com）開通，提供社會性網絡服務，同時擁有“開心”文字注冊商標專用權。開通不久，用戶數量迅速擴張，得到了網絡用戶和業界認可。2008年10月，被告千橡互聯公司也開通了同一名稱的“開心網”（kaixin.com），該網站亦提供社會性網絡服務，且首頁使用的圖形和文字與原告網站首頁近似，使網絡用戶對二者提供的服務產生混淆。市第二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不得在提供社會性網絡服務中使用與原告知名服務的特有名稱“開心網”相同或近似的名稱，判決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四十萬元。

【評委點評】“李鬼終究是李鬼，業內可以競爭，但要正當。”此案被稱為“中國社交網絡行業不正當競爭第一案”。在當前的網絡環境下，相比域名而言，網站名稱是網絡用戶識別網絡服務及區別不同的網絡服務的更重要、更基本的方式和途徑。判決明確指出網站名稱作為網絡用戶識別該服務的最重要途徑，應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范疇。近年來，我國社交網絡大量興起，覆蓋網民數量眾多，但這一行業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行業競爭混亂的問題。因此，本案的判決對于規范互聯網產業的發展，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案件九：全國首例互聯網電視機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案。

【主要案情】原告優朋普樂公司系國內影視數字發行商，依法獨立享有影視作品《王貴與安娜》、《少林寺傳奇Ⅱ》等信息網絡傳播權。被告TCL公司在2009年推出的新產品“MiTV互聯網電視機”中增加了互聯網搜索功能，用戶可下載觀看由“迅雷”軟件提供的涉案網絡影視作品，在線觀看由“PPStream”軟件提供的涉案網絡影視作品。國美公司銷售了涉案電視機。市第二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迅雷公司、眾源公司作為涉案搜索服務提供者，通過被告TCL公司生產的涉案互聯網電視機，向電視機用戶提供了涉案影視作品的搜索服務。迅雷公司、眾源公司和TCL公司對相關搜索結果進行了編輯、整理，有合理理由知道所鏈接的作品為侵權作品，仍幫助實施侵權行為，應承擔共同侵權責任。因此判決被告停止通過涉案帶有互聯網功能模塊的“MiTV互聯網電視機”提供涉案影視劇的在線、下載觀看服務的行為；被告共同賠償原告經濟損失8萬余元。

【評委點評】當前，一場席卷全球的三網合一業務浪潮正在信息運營界蔓延。“三網合一”能夠使運營商在信息溝通的經營中實現網絡資源的共享，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形成對客戶業務需求響應快、業務適應性廣、運營效率高、網絡維護費用低的高速帶寬的多媒體基礎平臺。互聯網電視是三網合一的重要載體，也是商家必爭的主戰場。然而，由于法律規范和監管的滯后，當前互聯網電視機廠商、搜索服務提供商侵犯（或變相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司空見慣。本案以搜索服務提供商對相關搜索結果進行了編輯、整理，有合理理由知道其行為為侵權行為，仍幫助被鏈者實施了侵犯行為，其主觀上具有過錯，因此應就此承擔共同侵權責任。判決及時健全和完善了搜索服務提供商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標準，對規范推進互聯網電視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案件十：碧溪廣場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執行案。

【主要案情】王寶平任北京碧溪廣場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長期間，為給碧溪廣場公司及相關企業籌措經營資金，以定期支付固定高額回報、保證回購、無風險投資等條件為名，非法吸收5000余人的資金共計人民幣7.61億余元。案件進入執行階段后，市第二中級法院已發還給5287人，發還案款9億余元，發還率為95.7％。

【評委點評】碧溪家居廣場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曾因涉案人數眾多、影響范圍廣而轟動京城。幾年后的今天，之所以將碧溪執行案重新提起并列入十大典型案例，絕非是它又有了什么轟動性新聞，相反卻正是因為它執行的“悄無聲息”。對這樣一起影響極大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依法下判也許并非難題，而更加考驗法官智慧和執法辦案水平的正是能否將一紙判決落到實處，實現案結事了。在北京市二中院法官的周密準備和精心組織下，截至目前，“碧溪”案已順利發還案款9.43億元，發還率高達95.7%，5287名受害人情緒平穩、秩序井然地領回了錢款。“碧溪”案的順利執行確保了首善之區的穩定，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秉承能動司法理念，堅持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又一生動體現。

來源：新華網

第五篇：人民調解典型案例(二)

人民調解典型案例

（二）“謝謝你沈所長，要不是你們來調解我們兩家的矛盾，說不定會發生什么樣的大事情呢？”，“真的感謝你們司法所，為我們兩家的事做了主，為我們解決了后顧之憂！”這是發生在上窯鎮馬崗村村民沈某與王某兩家院子里的一件事。

事情還得從八十年代初期說起。20多年前，沈某與王某兩家幾代人就一直生活在一起，只有一墻之隔，彼此相處和睦，十分友好。當時在雙方父輩活著的時候，其中一方為了方便，便和另一方協商搭一面山墻，雙方均表示同意，這些年來彼此也都相干無事，也同樣非常和睦的相處著。可是到了2008年，因沈某家房屋破舊、漏雨無法居住，便要重新建造，沈某說這面山墻是屬于自己所有，而王某不承認，于是雙方便發生了矛盾，一直爭吵不休，經村調委會調解多次均無效。在爭論無果的情況下，雙方當事人找到鎮司法所，申請調解。該所同志在了解了具體情況后，立即組織人員進行了現場調解。調解中，司法所同志感到非常為難，雙方均無《土地使用權證》和《房地產權證》，而且從房屋的前墻來看應屬沈某所有，從房屋的后墻看應屬王某所有，從現場無法認定權屬。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僵持不下，司法所所長沈立武同志當機立斷，根據實際情況，以相鄰關系入手，對雙方分別進行了法律知識宣傳，并以有利于兩家今后生活、生產的原則，提出了調解意見。讓雙方都讓出這一面山墻，并且要求兩家無論誰重新建房時都要離此山墻20厘米，以后形成一條淌水溝，留作兩家共同出水，永久不得侵占。雙方對司法所同志提出的意見，都表示能夠接受，于是在現場簽定了《人民調解協議書》，就發生了本文開頭一幕。點評：

這是一起宅基地糾紛，20年前兩家一直處于友好狀態，好的連兩家的房屋都是共一面山墻的，也從未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隨著時間的變遷，沈某房屋年久需要重新修建，在這個時候王某一方提出了產權問題，然而爭議雙方均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產權證據，而且根據現場的實際地形也很難判斷出明確的地界。在這情況下，調解員從相鄰關系入手，認真做好雙方當事人的思想工作，通過細致耐心的工作，最終確定讓雙方都讓出爭議的這一面山墻，從而形成一個公共的淌水溝。調解員的這一調解方法，充分利用了相鄰關系中的三個原則，即“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原則，有效地化解了這一起糾紛。